第一篇：淺析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翻譯與誤讀

淺析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翻譯與誤讀

[摘要]在比較文學的研究當中，由于文學作品的翻譯涉及到兩種不同文化的差異，因此翻譯不再單純地是兩種不同文化間文字符號的轉換，在翻譯過程中會出現一些誤讀現象。本文側重了解閱讀過程中產生的誤讀含義及其產生的原因，闡述了翻譯誤讀對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學發展的積極和消極作用，為了促進跨文化交際和世界文學的發展，我們應該慎重對待誤讀。

[關鍵詞]翻譯；誤讀；文學

[中圖分類號] I0[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1-5918（2017）07-0183-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7.07.085

[本刊網址] http：//www.tmdps.cnparative Literature

JIANG X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Jixi Heilongjiang 158100，China）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as a result of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involving two kinds of different cultures，so the translation is no longer simply the change of words between two different cultures.There are some misreading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This article focuses on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and causes of misreading，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literature.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literature，we should be treated with it caution.Key words： translation；misreading；literature

（?任編輯：章樊）

第二篇：比較文學研究中的文學誤讀現象

比較文學研究中的誤讀現象

漢教六班 李若文 20110511449 比較文學中的誤讀,是指接受者按照自身的文化傳統、文化觀念、思維方式去解讀另一種文化的載體——文學作品時出現的差異性闡釋。岳黛云先生認為:“由于文化的差異性,當兩種文化接觸時,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誤讀。所謂誤讀,就是指把文化看成文本?！?/p>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紹的是文學誤讀中的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性。文學作品的形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民族文學傳統的沉積，而語言的差異又使得要在目的語中重現原語作品的形態幾乎是不可能的。如中國的五律、七律、詞都是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瑰寶,特別是其工整的對仗、鏗鏘的音韻、整齊的格式、固定的語調起伏,這些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學的獨有財富,要完整地移植到他種語言是幾乎不可能的。英語文學的十四行詩、斯賓塞體、具象詩等,也是如此。下面我們是我們組找出的幾個例子，一是對于唐詩人韋應物的兩句七言詩“春朝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可謂千古名句。英國漢學家賓納譯為：On the spring flood of last night's rain.The ferry-boat moves as though someone were poling.張今在《文學翻譯原理》中指出,這兩行譯文因用“似有人”譯“無人”,兩者反映的畫面一動一靜,違反同一律。同時,原文的對仗、節奏在譯文中都未能保留下來,英語讀者無法欣賞到原文具有的藝術魅力。而王守義與約翰·諾弗爾合作出版的《唐宋詩詞英譯》,該版本將以上兩句譯為: spring sends rian to the river it rushes in a flood in the evening the little boat tugs at its line by the ferry landing here in the wildness it responds to the current there is no one on board 王譯將原文的兩行變成了7行,原文的14字變成了40字。盡管譯文同樣傳達出了一種安靜、古樸、淡雅的畫面,但原詩的簡潔與韻味已蕩然無存,即使熟悉中國古典文學的英語學者也很難體悟到原文的影子,尤其是原詩的形態美。王譯應該是“中西合璧”的成果,在漢語理解與英文表達上應沒有問題,但是,形態的改變讓人看到的只是原作的“變形”和對原作的“誤讀”。請看珍妮.凱莉翻譯的《圍城》中的兩個例子： 你們孫家人從上到下全像那只混帳王八蛋的哈巴狗。

(Every last one of your Suns is just like that god damned lit—tie—egg of a Pekingese．)指著那些土饅土(Pointing to the coarse steamed bread)。“混帳王八蛋”和“土饅土”都是中國文化中很鮮明的特有 詞匯，既通俗，又寓意獨特。但譯者在翻譯時，“忠實地”譯為： “the gooldamned little turtle～gee of a Pekingese”和譯者可能認為“哈巴狗”和“饅頭”是漢語中特有的鮮明形象，而加在前面的形容詞僅起到修飾作用，只是沒有考證而直譯。這會讓譯語讀者墜入云里霧里，想破腦袋，也不知所云，更別提建立一個異域的形象。所以在翻譯時，龐德誤讀了一些具有典型文化內涵的詞語，在譯唐朝詩人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時，把“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句譯成：

But you,Sir,had better take wine ere your departure, For you will have no friends about you When you come to the gates of Go.我們知道，這是一首著名的送別友人去西北邊疆的詩，其中“陽關”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它位于河西走廊，北與玉門關相對。自漢代以來，一直都是內地通往西域的門戶，其戰略地位極其重要，許多王朝都把這里作為軍事重地派兵把守。在文學作品中，“陽關”被文人騷客反復吟頌，具有了豐富的文化意義。在中國讀者心中“，西出陽關”喚起的是遙遠、大漠、悲壯等聯想。龐德把“陽關”誤譯成“gates of Go”，使該詞背后蘊藏的文化意味蕩然無存，中西方這種語言上的差異，使英美讀者也難以從詞匯表面體會到中國讀者心中的那份感受。

從廣義上來講，所有異質文化間的文學翻譯都會在某種程度上產生“誤讀”。對“文化誤讀”進行研究，加強文化交流、增進異質文化之間的對話，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能幫助我們認識在跨文化、文學對話中，外國文學是怎么通過本土文化的“過濾”而傳播和產生影響的。

第三篇：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問題發現9

《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問題發現》評講之九

2011年11月16日星期三

武建民：《送你一顆子彈》：“大眾”有大眾的渴望，“小眾”有小眾的話語，“精英”有精英的追求，“民眾”有民眾的活法，不能強求一律，不能強求一體，地球是圓的，世界是多元的，西方是一個地域，東方也是一個地域，不能象阿Q一會站在未莊人的角度說三道四，一會又站在城里人的角度評頭品足，二邊都是“優點”，又二邊都有“缺限”。有“公理”嗎？誰是“公理”的判官？

第四篇：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問題發現1

《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問題發現》評講之一

2011年10月19日星期三

謝貝咨：《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告白》：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確實值得思考，也一直是人們思考的話題。醫學、生物學、生理學等研究的成果，可能給人類帶來前所未遇的難題，比如醫學倫理、生物倫理、醫學道德、生物道德之類的問題?！舵ゆぁ诽峁┝艘粋€醫學與人文融合的案例。妞妞遇到弄哲學的爸爸，是幸運兒；一段情感的牽掛成就了一個人們關注的命題，超越個人而直入人心。哲學問題是深刻的，但現實又是嚴峻的。人要思考哲學問題，還要面對現實問題，做人難！

唐曉花：史蒂芬·金的小說《綠色奇跡》：問題涉及小說的主題、人物、情節、文類，思考全面，具體而深入。

張娟：列夫·托爾斯泰《復活》：問題以人物、主題為主，思考深入，但有些問題指稱不特別明確。

第五篇：清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清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蔣寅

內容提要 本文是對清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史的回顧和展望，主要論述清代、近代以來及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學術研究概況，附帶介紹了海外有關清代文學的研究成果。指出通俗文學和文學批評是清代文學研究有待開拓的領域，在傳統文學研究的領域中應加強專題研究，從作家、時段、群體、文體、性別、家族、流派、地域等多種角度進行深入的研究，為整體研究打下扎實的基礎。

關鍵詞 清代文學 回顧 展望

清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回顧

用萬余字的篇幅來回顧和展望清代文學研究，也許要比以前各個朝代的文學研究更為困難。困難不只在于清代產生的文學家和作品太多，更在于清代文學研究的積累總體上還很薄弱，對清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史也剛起步，可以參考的成果相對較少。本文只能說是一個簡略的回顧，并就個人管見所及，對清代文學研究的拓展談一點看法。

與歷史研究相比，文學研究由于對象本身具有強烈的價值屬性，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選擇?；谝欢ǖ膶徝纼r值判斷，不同時代的文學，進入文學史家的視野、受研究者關注的程度有著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的產生甚至可能是很偶然的。清代因其社會現象復雜、傳世文獻豐富，20世紀以來一直是歷史學的寵兒，研究成果的數量和深度都相當可觀。而清代文學卻因文學史價值判斷的偏頗，一直被學界所冷落。除了顯學《紅樓夢》外，迄今對清代文學各部門的研究遠遠落后于對歷史上其他時代文學的研究。

這一結果，當代學術顯然應負更大的責任。20世紀以來，受“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傳統觀念及近代“文學進化論”的影響（注：粱啟超在1903年《新小說》第七號的《小說叢話》中說：“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自宋以后，實為祖國文學之大進化。何以故？俗語文學大發達故?！保?，又接受西洋文學觀念和理論體系的熏陶，當代學者大都視戲曲小說為清代文學的主流，學術投入明顯向此類通俗文學傾斜，而詩文辭賦等傳統文學樣式則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這導致清代文學研究各領域之間嚴重失衡，有關《紅樓夢》、《儒林外史》、《聊齋志異》、《長生殿》、《桃花扇》等作品的論著層出不窮，而詩文辭賦的研究寥寥可數。這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若具體分析現有成果，則20世紀以來的清代文學研究又呈現盛衰不一的波浪式軌跡。

對清代文學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當朝人的總集編纂、別集注釋和詩文批評。清代是個重視學術史的時代，清人對本朝文學的關注和批評超過任何時代，其搜集作品之熱情，編纂總集之勤奮，撰著詩話之專門化，無不顯示出文學批評和研究的自覺意識。由于明清易代所包含的民族關系的特殊性，出于保存文化記憶和心靈歷史的動機，清初文人曾編纂了大量的詩文總集，尤以鄧漢儀《天下名家詩觀》三集為翹楚。此后，以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王昶《湖海詩傳》、符葆森《國朝正雅集》為代表的大型選集，都發揮了淘汰、遴選和批評一個時期詩歌的功能，至徐世昌《晚晴ｙí＠⑩詩匯》而集其成，從而使距離我們時代很近的清詩也部分地被經典化。駢散文、填詞創作同樣由若干種有影響的選本勾畫出歷史線索和創作規模，而戲曲、小說則在排演和說唱中得到傳播和整理。黃文ｙáｎｇ＠(11)《曲?？偰刻嵋泛鸵啤督駱房甲C》雖系通論古今的著作，但清代戲曲作品占有一定比例，后者甚至著錄了部分道、咸間流行的地方戲。吳偉業、王士ｚｈēｎ＠①、朱彝尊詩集以及王曇駢文集，清代已有注釋研究，趙執信、查慎行、乾隆三大家、郭ｌíｎ＠②及姚瑩等人詩都有人做專門的批評。數量眾多的地域文學總集和地方志中的藝文志，則覆蓋了整個清代文學的主要作品、作家，與數量眾多的詩話、文論、劇說、選本的評點相配合，交織成密集的批評之網，給后人留下了當代評論的豐富資料。

進入民國以后，戰亂頻仍，學術難得安寧的環境。學界對前清文學雖無太高的評價，但出于保存文獻的動機，也出現了孫雄《道咸同光四朝詩史》、陳乃乾《清名家詞》、葉恭綽《全清詞鈔》、陳衍《近代詩鈔》、柳亞子《南社紀略》、阿英《鴉片戰爭文鈔》、丁福保《清詩話》等清代文學和批評的總集、叢書，還編出了黃人《小說小話》、王國維《曲錄》、鄭振鐸《中國小說提要》、劉復、李家瑞等《中國俗曲總目稿》、李家瑞《北平俗曲略》、阿英《晚清戲曲小說目》、傅惜華《子弟書總目》、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等工具書，此外楊守敬、董康、魯迅、王古魯、吳梅、向達、劉修業、周越然、伯英等學者的著作都對戲曲小說文獻的搜集和著錄做出了貢獻。

“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興起，對清代文學研究產生很大的沖擊。一方面，一些作家只承認新文學與晚明文學有血緣關系，對清代詩文則予以批判，對影響直達晚清的桐城文派，錢玄同直斥為“桐城謬種”；另一方面，受西洋文學觀念影響，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由附庸蔚為大國，“中國新世紀第一個文藝批評家”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對當時的《紅樓夢》和清代小說研究產生極大影響。學界“神圣施（耐庵）曹（雪芹）、土芥歸（有光）、方（苞）”的結果，是詩文辭賦等傳統文學樣式受到冷落。當時魯迅倡言“好詩被唐人做盡”，聞一多也說“詩的發展到北宋實際上也就完了”，影響所被，乃至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將狹義詩歌的歷史截止于唐末，并斷言“詞盛行以后的詩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詞則概在劣作之列而刪去”，這無疑是很偏激和狹隘的見解。幸而不是所有人都持這種立場，一些著名學者仍用傳統的批評形式，包括陳衍《石遺室詩話》、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光宣以來詩壇旁記》、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桐城文學撰述考》、蔣箸超《天演閣清詩話》、郭則ｙúｎ＠③《十朝詩乘》、楊鐘羲《雪橋詩話》、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征略》、錢仲聯《夢苕庵詩話》、秦佩珩《秋窗囈語》等，對清代詩詞做了各有特色的研究，甚至還出現了徐珂《清代詞學概論》、梁乙真《清代婦女詩歌史》、楊鴻烈《袁枚評傳》、顧遠薌《隨園詩說的研究》等專著和劉師培《論近世文學之變遷》、顧敦ｒóｕ＠④《明清戲曲的特色》、汪辟疆《論高密詩派》、《近代詩派與地域》、曾克ｚｈｕāｎ＠⑤《論同光體》這樣很專門的論文。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周作人《新文學源流》二書名為當代文學，內容卻多回溯前代，實際是在新文學語境下反思明清文學；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也著眼于古代文學向現代文學的過渡和發展，對晚清文學史有一定的總結性質。1928年，日本學者鈴木虎雄的《支那詩論史》被孫ｌｉáｎｇ＠⑥工以《中國古代文藝論史》之名譯成中文，對國內的批評史研究產生一定影響（注：近代以來，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多受日本學者的啟發，自王國維的甲骨文、敦煌曲子研究到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究都是典型的例子。鈴木書出版于1922年，也許中譯之前就已對國內學界產生影響。），這從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對明清詩論的論述可以約略看出。1947年出版的錢鐘書《談藝錄》，雖然成就絕不限于清詩一端，但仍應說是民國年間最深入的清詩研究著作，他對眾多清代詩人的批評鞭辟入里，至今仍代表著清代詩人論的最高成就。

建國以后，在狹隘的文藝觀念的主導下，清代文學研究呈現很不平衡的狀態。戲曲、小說受到學界重視，成果較多，《紅樓夢》更因特殊的政治背景，成為學者趨之若鶩的顯學。但迄今仍不減其學術價值的成果，卻是傅惜華于1961年編成的《清代雜劇全目》，該書直到1981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相比之下，詩文研究則只集中于顧炎武、王夫之等少數“進步詩人”，成果寥寥。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鄧之誠遺著《清詩紀事初編》，是這個時期最有價值的成果，它啟發了后來錢仲聯主編的《清詩紀事》。張舜徽的《清代文集別錄》雖偏重于學術，卻有相當的文獻價值，它直接啟發了袁行云的《清集敘錄》。那個時代留下來的論著，帶有鮮明的政治印跡，時過境遷，到今天已很少有參考價值，只有這些側重于文獻學研究的著作毫不褪色。類似的成果，還有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這是今人纂輯的第一部清代詩集注本。這一時期出版了一些資料選編或舊籍點校，如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中國近代文論選》及劉大ｋｕí＠⑦《論文偶記》、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林紓《春覺齋論文》等，便于使用。

清代文學研究的高漲，尤其是詩文研究的全面展開，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1980年《文學遺產》剛復刊，郭紹虞先生就建議趕快組織力量編輯全清詩、全清文、全清詞、全清曲等以保存一代的文獻。蘇州大學中文系隨即成立明清詩文研究室，并編輯出版“明清詩文研究叢刊”。1982年，程千帆先生主持的《全清詞》編纂工程在南京大學啟動。1983年底，《文學遺產》編輯部與蘇州大學合辦的全國首次清詩討論會在蘇州舉行，學者們基本形成共識，對作為中國古典詩歌終結階段的清詩應給予較高的評價。翌年《文學遺產》在第2期辟“清詩討論專輯”，發表蘇州會議的論文，對清代文學研究產生一定的推動作用。1985年舉辦的桐城派學術研討會，則對“五四”以來評價桐城派的偏頗具有撥亂反正的意義。隨著對過去研究中一些被回避、扭曲的問題的重新認識，清代文學逐漸走上正常的軌道，清代文學史開始得到認真的研究。

在新時期的清代文學研究中，蘇州大學的學者做出了最引人矚目的成績。錢仲聯先生以耆年宿德大力倡導清代詩文研究，不僅出版了《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夢苕庵專著二種》、《近百年詩壇點將錄》等著作，還培養了一支清代文學研究的專業隊伍，拿出王英志《清人詩論研究》、陳少松《評梁啟超的藝術論》、裴世俊《錢謙益詩歌研究》、趙永紀《清初詩歌》等最初一批清詩研究成果。他此后指導的馬亞中《中國古典詩歌的最后歷程》、沈金浩《性靈詩與明清文化》、魏中林《清代愛國主義詩歌研究》、嚴明《清代廣東詩歌研究》、羅時進《虞山詩派研究》、馬衛中《光宣詩壇流派發展史》、趙杏根《乾嘉代表詩人研究》等一批博士論文，都成為清詩研究中很扎實的成果。另一位清代文學專家嚴迪昌先生，以《清詞史》、《清詩史》兩部專史，奠定了他在清代文學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這兩部在多年搜集研讀清代文籍的基礎上寫成的力作，將清代詩詞研究的整體水平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他的《陽羨詞派研究》也是高水平的地域文學流派專論，給后人多方面的啟示。蘇州大學之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繼承鄭振鐸、孫楷第先生開創的小說研究傳統，以吳世昌、蔣荷森、陳毓羆、劉世德、鄧紹基、石昌渝等先生為代表，在《紅樓夢》研究方面取得豐富的成果。其中劉世德先生的小說版本研究，石昌渝先生的小說史研究以扎實的文獻功力將當代明清小說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近年石昌渝先生主持完成了收書約4000種共計300萬字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為清代小說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山東大學以袁世碩先生為代表的學者群體，在清代戲曲小說和清初詩文研究方面獨樹一幟，成績突出。南京師范大學除有陳美林先生成績卓著的吳敬梓研究外，李靈年、江慶柏、陸林等學者在清代文獻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已有《清人別集總目》、《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等基礎性成果，后勁十足，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能做出引人矚目的成績。

20世紀90年代以后，清代文學研究走向廣闊和深入，其突出標志是涌現一批有分量的文體史研究專著，包括陸萼庭《昆劇演出史稿》、周妙中《清代戲曲史》、胡忌、劉致中《昆劇發展史》、李昌集《中國古代散曲史》、朱則杰《清詩史》、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劉世南《清詩流派史》、張俊《清代小說史》、歐陽健《晚清小說史》、郭英德《明清傳奇史》等。綜合性的研究著作則有張永芳《晚清詩界革命論》、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說研究》、康保成《中國近代戲劇形式論》、《蘇州劇派研究》、郭英德《明清文人傳奇研究》、吳孟復《桐城文派述論》、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曹虹《陽湖派研究》、張宏生《清代詞學的建構》、謝正光、佘汝豐《清初人選清詩匯考》、許建忠《明清傳奇結構研究》、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孫立《明末清初詩論研究》、李玫《明清之際蘇州作家群研究》、李世英、陳水云《清代詩學》、程亞林《近代詩學》、王小舒《神韻詩學論稿》、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等著作，多方面地拓寬了清代文學研究的視野。作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作家，如錢謙益、吳偉業、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王士ｚｈēｎ＠①、袁枚、蔣士銓、趙翼、黃景仁、龔自珍、魏源、黃遵憲，而通俗文學作家如李漁、金圣嘆、蒲松齡、吳敬梓、曾樸、劉鶚等又受到更多的關注，涌現許多造詣精深的專家。曹雪芹和《紅樓夢》就更不用說了，僅列舉著名專家也將是一個很長的名單。就整個清代文學研究而言，后期的研究一向比較薄弱。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梳理中，近代文學受到了特別的關注，作家、作品和文學史研究都有長足的進展，尤其是清末同光體和改良派作家梁啟超以及新舊時代過渡性人物王國維等，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

港、臺地區的清代文學研究，雖不如中國內地成果多，但內容似更廣泛而專門。不僅錢謙益、吳偉業、袁枚、趙翼、翁方綱等著名作家有研究專著出版，重要的文學流派，如桐城派文學，20世紀70年代中期就出版了尤信雄《桐城文派學述》、葉龍《桐城派文學史》、唐傳基《桐城文派新論》三種專著。而學界較少注意的女性文學，近年有鐘慧鈴《清代女詩人研究》和胡曉真《才女徹夜不眠——清代女性彈詞小說論集》兩種新著作了廣泛而深入的探索，最具開拓意義。對清代詩學的研究，臺灣學者也走在了前面，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作為清代詩學研究發凡之作，大體勾勒了清代詩學的概貌和流變，附錄“清代詩話知見錄”收書346種，是對清代詩學文獻的最初考察。張健《明清文學批評》以教案的形式整理了明清文學批評問題，不無見地。專題研究則有黃景進《王漁洋詩論之研究》、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詩論》等，與香港學者吳淑鈿《近代宋詩派詩論研究》，同為很專門而深入的探索。臺灣中山大學每年舉辦清代學術研討會，并出版會議論文集。他們還編輯《清代學術研究通訊》，對了解臺灣地區清代學術研究很有幫助。尤其是此書中《臺灣地區清代文學研究博碩士論文提要》部分，更有參考價值。臺灣以清代作家為題的博士、碩士學位論文相當多，除已出版的趙翼、翁方綱等評傳外，如談海珠《顧亭林詩研究》、單文惠《笠翁十種曲研究》、廖淑慧《金圣嘆詩學研究》、江仰婉《馮班文學批評研究》、陳惠豐《葉燮詩論研究》、丘慧瑩《唐英戲曲研究》、王熙銓《賀裳〈載酒園詩話〉研究》、陳茹琪《查慎行詩歌研究》、林秀蓉《沈德潛及其弟子詩論之研究》、吳曉佩《薛雪詩學研究》、趙太順《翁方綱研究》、張春榮《姚惜抱及其文學研究》、劉韻ｐíｎ＠⑧《龔自珍詩歌研究》、吳明德《王ｋǎｉ＠⑨運及其詩研究》、柯夢田《劉熙載〈藝概〉詩歌理論研究》等，也是選題很值得重視的成果。

相比之下，海外有關清代文學的研究，涉及面較國內為窄。西方學者多用力于戲曲小說，無論在版本研究方面還是敘事研究都有豐富的成果。日本學者則不僅在小說文獻研究上貢獻突出，在詩文和俗文學的研究上也多有開拓之功。日本老輩學者都在清代文學上下過很大功夫。狩野直喜清末在中國留學歸國后，任京都大學教授，1918年到1923年之間講授清朝文學課，1984年東京みすず書房出版了他的講義錄《清朝的制度與文學》。鈴木虎雄1922年出版《支那詩論史》，其中有關明清詩論的研究對中國學者影響極大。青木正兒的《清代文學評論史》是第一部清代文學批評史，書中不少論述至今仍不失參考價值。筑摩書房1995年出版的《吉川幸次郎遺稿集》第三卷“清初詩說”，系作者1961～1963年為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專業研究生講清詩的講義，由清初講到乾隆三大家，極有心得。近年研究清代文學的學者似比過去減少，但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仍不斷涌現。清水茂、竹村則行、松村昂、大平桂一等學者的清詩論文，都注意到一些中國學者忽略的問題，如明亡后一度遁入空門的方以智、金堡、錢澄之等人的創作，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試對文壇的影響等。其他如松下忠、船津富彥的清代詩學研究，田仲一成的清代地方戲研究，樽本照雄的清末小說研究，都可以說成績斐然，可惜除清水茂的論著外，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國內還沒有翻譯介紹。今后有必要加強溝通和交流，相信日本學者的成果會不同程度地拓展國內學術界的視野。英語世界的學者譯介和研究詩文的興趣遠不如小說那么強烈，但他們的一些研究從論題到思路都很給人啟發。如L.C.Goodrich《乾隆對文學的查究》（1935年）、D.S.Nivison《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1966年）、A.R.Zito《作為文本和實踐的獻祭：18世紀中國的儀式與寫作》（1989年）在角度和方法上頗具特色。其他如桐城派古文、儀征派駢文、袁枚、鄭板橋、龔自珍等人的詩歌，都有研究專著出版。華裔學者葉嘉瑩對清詞和王國維詞作、詞學的闡釋，在20世紀詞學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王靖宇于1972年出版《金圣嘆》一書，以對金圣嘆文學批評的深入剖析，引起西方漢學界對金批小說的熱烈關注。有關英語世界的清代文學研究，黃鳴奮《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一書有較詳細的評述，可以參看。新加坡學者楊松年著有《王夫之詩論研究》、《中國文學評論史編寫問題論析：晚明至盛清詩論之考察》、《姚瑩〈論詩絕句六十首〉論析》等著作，對明清之際詩論的歷史特征作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其中揭示的文學批評史編寫中的問題，至今仍有參考價值。早年以《中國詩歌美學》著聞，現執教于新加坡大學的蕭馳，最近將歷年所撰的六篇論文結集為《抒情傳統與中國思想——王夫之詩學發微》一書，將王夫之詩學的闡釋推進到一個新的深度。目前我們對海外清代文學研究的成果了解得很不夠，今后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學術交流和溝通。

清代文學研究的開拓和展望

總體看來，清代文學研究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已取得一定成績，張燕瑾、呂薇芬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清代卷和近代卷已充分表明這一點（注：清代卷為汪龍麟撰，近代卷為裴效維撰，前者詳于戲曲小說和大家、名著而略于詩文及中小作家，后者有點有面，梳理問題極為細密，均足資治清代文學者參考。）。但也正如此書的綜述所顯示的，迄今為止的研究，所涉及的內容和問題還很有限；相比其他各段文學的研究，成果積累更顯得很薄弱。無論從研究力量的投入還是從成果出版的角度說，清代文學都是一個期待關注的領域。（注：參看吳承學、曹虹、蔣寅《一個期待關注的領域》，《文學遺產》1999年第4期。）清代文學研究相比前代的滯后，顯然與厚古薄今的價值觀有關，由于時代接近，清代文學整體上尚未經過仔細的篩選和淘汰，大量的平庸之作不僅淹沒了杰作，而且給人造成一種庸濫的印象，影響了人們的閱讀興趣，進一步阻礙了研究的深入。其實，從文學史研究的角度說，清代文學是有著特殊價值的，研究清代文學不僅具有一般文學史研究的意義，還有發現文學史運動的深層結構，認識文學發展的一般規律乃至激活前代文學研究的作用。

自從艾斯卡皮的文學社會學研究方法和接受美學的讀者理論行世以來，人們看待文學的眼光已不僅僅局限于作家和作品，“文學”被視為一個包括寫作、傳播、接受并產生影響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只涉及作品的寫作、傳播與批評，還包含文學觀念的演變、作家的活動與交往、社會的文學教養和時尚。文學史研究的任務就是對曾經發生和存在的文學過程進行歷時性的描述，從而加深我們對文學現象和規律的理解。這種工作在宋元以前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只有到明清時代，我們才能憑藉大量的作品和史籍，深入文學活動的具體過程，迫近地觀察各種復雜的文學事件和文學現象，真正實現文學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務。（注：參看蔣寅《進入“過程”的文學史研究》，《王漁洋與康熙詩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隨著文學史、文學理論研究的積累和相對飽和，文學史研究趨于緩慢，重復勞動多，獨創性研究少；文學理論則因稗販西學，鮮有發明而為越來越多的人所不滿。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力開展清代文學研究，或許是走出學術困境的一條有效途徑。清代文學無比豐富的作品和作家傳記資料，不僅為深入研究文學現象和創作活動，發掘中國文學的獨特經驗提供了優越的條件，它同時還呈現出文學傳統延伸和變異的各種態勢，激活我們的文學史知識。很顯然，作家和作品的文學史價值是通過后人的模仿和文本的互涉而凸現出來的。沒有自李商隱以來那么多詩人對杜詩的模仿，沒有那么多杜詩學著作，我們不能如此深刻地體會到杜詩的集大成意義。清代王漁洋指示弟子做詩門徑，七律囑熟參李頎、劉長卿，趙執信《聲調譜》以降各家詩律學著作多舉杜甫、韓愈和蘇軾之作為七古典范，提示了這些作家在七律、七古寫作上的典范意義，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其藝術特征及文學史地位。

無論從哪方面說，清代文學研究對整個古典文學都是極為重要的，尤其是在當前，不少領域的常規研究已漸趨飽和，而清代文學還滿目是處女地有待開墾，更應該多些人投入或參與清代文學研究。從現有的成果來看，清代文學研究在許多方面都很薄弱，而最缺乏研究、亟待開拓的領域首先是說唱文學和文學批評。與前代相比，清代俗文學堪稱發達，《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所載曲藝345種，形成于清代和清代以前的曲種多達180余種，（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321頁。）目前這方面的研究除基礎性的版本目錄學工作及李家瑞、傅惜華、趙景深、關德棟、陳錦釗、車錫倫等前輩學者的一些論文外，專門性的研究成果還較少。過去的文學史研究過于關注士大夫階層的文學生活，并集中于傳統文學樣式，致使通俗文學在他們日常生活中的意義完全被忽略，至于基礎遠為龐大的平民階層的文學生活，更被排除在文學史的視野之外。這部分史實被文學史敘述所遮蔽的結果，是精英文學與通俗文學的互動過程如題材的因襲與改造，故事的傳播與接受等變得模糊不清，最終影響到整個文學史研究的全面深化。清代文論研討的薄弱對批評史研究的影響更大。正如明代學者許學夷說的：“古今詩賦文章，代日益降，而識見議論，則代日益精。??蓋風氣日衰，故代日益降，研究日深，故代日益精，亦理勢之自然耳。”（注：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五，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頁。）清代文學理論、批評著作之多，涉及面之廣，方法之多樣，成就之高，都達到古代文論的頂峰。由于文獻浩繁，搜集不易，迄今的研究即便是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這樣的優秀著作，也只涉及一些著名的人物、思潮和流派，文獻的研究和歷史線索的清理還有待進一步展開。最近出版的吳宏一主編《清代詩話知見錄》、張寅彭著《新訂清人詩學書目》以及即將出版的蔣寅《清詩話考》，為考察清代詩學提供了基本線索，而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則為晚清詩學研究打下良好的文獻基礎。在未來的時間里，清代文學批評尤其是晚清詩學的研究相信會有長足的發展。

相對前代而言，清代文學研究的優勢是材料豐富，但在目前的情況下，這種優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很大的困難。因為清代圖書本朝人不重視，直到清末才有劉聲木、劉承干等人悉心搜羅，但歷經戰亂亡損很多，傳世之本多分藏于海內外眾多的圖書館，部分存于私人手中，閱讀和搜集資料相當艱難，這使得清代文學的全面研究在短時期內很難實現?，F實的選擇是首先做些小規模的專題研究，這對存在大量空白點的清代文學史來說也是基礎性的工作，只有積累一定數量的專題研究，清代文學史的全面深化才有可能。

說到專題研究，我們就有了許多選擇的可能，作家、時段、群體、文體、性別、家族、流派、地域都可以成為專題研究的單位。作家和時段是傳統的文學史研究最關注的部分，成果積累也最多，今后的工作是要拓展作家的覆蓋面，尤其是嘉、道、咸、同之際和清末民初的作家。這是清代文學發生轉折和新文學萌發的時期，涉及到對晚近文學史的基本理解，而過去的研究所涉及的作者很少，以至我們談到古代文學向近代文學的過渡或文學形態的轉變時，只有籠統的概述和對重點人物的剖析，缺乏量的綜合和分析，這種狀況只能靠加強作家研究來改變。時段研究也存在兩頭強、中間弱的不平衡狀況，解決方法同樣是加強作家研究，由點到面，以家族、社團、群體為中心開展流派、地域的研究。其中地域是個核心問題，清代文學發達的突出現象，如家族、性別、社團、流派都與地域概念膠著在一起，抓住地域因素能收綱舉目張之效。

首先，清代三百年間，最有影響的流派和作家群體都是在地域的基礎上形成的，像古文的桐城派和陽湖派，詞的浙派、陽羨派和常州派，駢文的常州派，戲曲的蘇州派。詩派尤其多，如虞山派、河朔派、畿輔七名公、江左三布衣、嶺南三大家、西泠十子、關中三李、浙西六家、嶺南四家、婁江十子、江左十五子、吳會英才十六人、遼東三老、江西四才子、吳門七子、嘉定后四先生、后南園五先生、毗陵四子、越中七子、高密派、湘中五子等，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由詩社形成的群體更是不勝枚舉。在這些地域性的群體或流派中，文學家族往往是中堅力量，如山東的新城王氏、益都趙氏、德州田氏、高密李氏、單氏，江蘇的虞山馮氏、吳江葉氏、寶應喬氏、如皋冒氏、儀征劉氏、阮氏，安徽的合肥李氏、桐城方氏、錢氏、姚氏、全椒吳氏，浙江的海寧查氏、德清俞氏、山陰祁氏，河南的商丘宋氏，福建的長樂梁氏、侯官林氏、丁氏，湖南的寧鄉陳氏、程氏，這些文學世家著姓不僅代有聞人，涌現了一批作家，還形成濃厚的文學氛圍，培養出一門閨秀詩人。當我們追究清代女性詩歌繁榮的原因，考察葉天寥、沈用濟、黃任、袁枚、畢沅、阮元、陳文述、梁章鉅等名士的一門閨閣風雅，就會發現那正是在家族文學的背景下產生的，無論從家族文學的角度或女性文學的角度都是特別值得研究的課題?？梢哉f，清代文學史上的性別、家族、流派、地域是互相糾結在一起、密不可分的，無論研究哪一個環節，都會牽涉到相關的問題，將研究引向更廣更復雜的社會背景中去。這就要求我們在考察具體問題時必須具備全局的眼光，將具體問題放到更廣闊的背景下去思考和分析。我相信，只要能在若干年內做出一批扎實的專題研究成果，不管是什么層次的什么范圍的，清代文學史就會全面改觀，我們對清代文學史的認識也會全面深化。

最后還有文體的問題。前面說到說唱文學和文學批評的研究亟待加強，并不意味著其他文體的研究已很充分或不重要，實際上清代文學在各種文體的創作上都有相當的成就，值得全面深入地加以研究。比如駢文就名家輩出，作品豐富，技巧達到很高的水準，除了張仁青、姜書閣、莫道才、于景祥等學者的通論著作外，尚無專門研究著作。賦也是同樣的遭遇，沒有研究專著出現，雖然馬積高《賦史》和郭維森、許結合著的《中國辭賦史》對清代辭賦都有清晰的梳理，恰當地肯定了清代辭賦的成就，但斷代的深入研究還有待來哲，賦話和辭賦理論也亟須整理和研究。其他如散曲、短篇小說、翻譯乃至八股文、試帖詩，無不或多或少地留有未開墾的處女地，等待我們去拓殖。而學界研究較多的詩詞古文則需要在專人專書的研究上狠下工夫，力爭以個案研究推動整個文體史研究的進步。

總的來說，清代文學有待開拓的研究領域是很多的，除上舉專題研究外，綜合性的研究也有許多工作要做。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術重心將由文獻轉向文學，由文學推廣到文化，諸如文學與思想史、學術史的關系，與其他藝術類型的關系，與文化傳統、文學傳統的關系，中外文學的交流，都是大有可為的天地。在當今現代性的語境中，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日益為學界所關注，近代文學史所承載的文學的現代轉型和現代性問題，正成為熱烈討論的話題。這是可喜的現象，但同時我們應該警惕一種將現代性作為普世話題，脫離文學本身的意義和價值，唯現代性是論的傾向。文學畢竟有自己的問題和自己的歷史，文學研究需要解決的首先應該是文學本身的問題。

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研究已經歷一個世紀的漫長過程。審視既有成果和近年的學術態勢，讓人感到，古典文學的許多領域和課題都趨于相對飽和。在沒有特別好的題目可做，或沒有材料、理論突破的情況下，學人與其炒冷飯，還不如做些清代文學研究，尤其是鄉邦文學研究，起碼占個地利，在風土人情的理解和地方文獻的使用上獨具優勢。我相信，清代會是古典文學研究未來若干年的熱點，當前代文學研究漸趨飽和，越來越難以確定學位論文的選題時，選擇清代文學研究的學人會越來越多。這正是清代文學研究的希望所在。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礻加真

＠②原字麟的繁體字

＠③原字氵加云 ＠④原字钅加柔 ＠⑤原字瑞去掉王 ＠⑥原字亻加良 ＠⑦原字槐加斗 ＠⑧原字艸加頻 ＠⑨原字門內加豈 ＠⑩原字竹頭下加移 ＠(11)原字日加楊去木

原載：《江海學刊》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