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析新刑事訴訟法背景下審理羈押期限的界定

試析新刑事訴訟法背景下審理羈押期限的界定

論文摘要 本文基于探究新刑事訴訟法立法原意，結合分析審理羈押期限的本質屬性與特征，對審理羈押期限的界定進行探討。力求從契合理論與實踐雙重需要出發，通過論證審理羈押期限相對于審理期限的獨立意義，從原則與標準層面對審理羈押期限的界定展開論述。

論文關鍵詞 審理羈押期限 審理期限 界定

刑事訴訟審判實務中對被告人久押不決的情況屢見不鮮，已成為持續積淀且尚未有明顯改善態勢的頑疾。這種狀況與社會主義法治現代化大趨勢逆向而行，在違背尊重與保障人權司法理念的同時，還極大損害了司法公信力。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缺乏對審理羈押期限的明確界定，致使其缺乏合理規制，給審理機關留下了不當利己解釋空間。2012年立法機關對刑事訴訟法做出重大修改，雖然相關規定有所調整與補充，但仍不足以改變審理羈押期限制度缺失的尷尬局面。結合實踐恰當解讀條文之外的立法原意，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審理羈押期限的界定難點

（一）審理羈押期限立法存在缺陷

無論是1997年刑事訴訟法還是新刑事訴訟法，均未直接提及審理羈押期限的概念，亦未對審理羈押期限疇域內的相關內容做出直接規定。相關具有司法解釋性質的規定含糊不清，達不到解釋效果。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2000年聯合發布的《關于嚴格執行刑事訴訟法，切實糾正超期羈押的通知》規定，“對已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在法定羈押期限已滿時必須立即釋放，如偵查、起訴、審理活動尚未完成，需要繼續查證、審理的，要依法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充分發揮取保候審、監視居住這兩項強制措施的作用，做到追究犯罪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統一。”對于審理階段，此處所謂“法定羈押期限”應當作何理解，該規定并未做出進一步說明，從刑事訴訟法和相關立法解釋、司法解釋中也無跡可查。

此外，在未對審理羈押期限做直接界定的同時，各種具有司法解釋性質的規定之間還存在明顯沖突。譬如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于1998年聯合發布的《關于嚴格執行刑事訴訟法關于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羈押期限的規定堅決糾正超期羈押問題的通知》規定，“辦理被告人在押的案件，需要向上級機關請示的，請示、答復時間應當計入辦案期限”，由于該《通知》專門針對規范羈押期限，該規定等同于間接認定了羈押期限同步于辦案期限，并且認為應當將請示、答復時間計入辦案期限（羈押期限）。但是在該“通知”出臺后，各地人民法院卻又出臺了一些與之截然相反的規定，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4年出臺了《關于嚴格執行刑事案件審理期限制度的規定》，其明確規定“案件報最高人民法院請示的期間”不計入審理期限，等同于規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期間不計入羈押期限。雖然兩院一部“通知”的效力應高于高級人民法院“規定”，但這種忽視上位規定的不當解釋，恰恰突出反映了審理羈押期限領域的制度混亂。

（二）對審理羈押期限的不同界定根源于站位差異

審理羈押期限的界定直接涉及被告人重大人身權利與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由于利益導向、職能定位的差異，在立法欠缺的狀況下，各方從各自的角度對其進行理解，導致分歧重大。

由于司法資源有限等原因，法院往往不能在基礎審理期限內審理完畢，采取各種方式實際延長審理期限，是刑事審理實踐中的常態。而由于司法理念及內部考核導向等原因，法院傾向于拒絕在審理過程中對被告人變更羈押強制措施。因此各級法院通常認為審理羈押期限應無條件地與審理期限同步。檢察機關的職能包括對羈押期限的法律監督，若按照法院對審理羈押期限的理解，檢察機關便會喪失對審理羈押期限的監督空間，其監督權能將形同虛設，因此其在實踐中往往與法院意見相左。被告人作為直接利害關系人，對久押不決持絕對反對態度，對以延長審理期限、延期審理、重新計算審理期限、中止審理等事由實際延長羈押期限極度排斥，在實踐中因此提出申訴的情況層出不窮。

但是由于在審理階段法院居于優勢地位，起主導作用，法院對審理羈押期限的理解能夠最終體現于審理實踐之中，因此無論是非，其觀點呈現出一種“理所當然”的態勢。

二、審理階段羈押期限與審理期限的辯證關系

（一）羈押期限與審理期限之間存在密切聯系

除維護社會安全外，羈押的主要意義在于保障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而審理階段作為刑事訴訟的一個構成環節，在其間羈押即是保障審理順利進行的輔助措施。從這一點足以判斷羈押期限與審理期限之間必然存在一定的邏輯銜接。

新《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羈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規定的偵查羈押、審查起訴、一審、二審期限內辦結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予以釋放；需要繼續查證、審理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從字面意義理解，第九十六條規定了三個不同疇域的內容，即分別規定了偵查羈押期限、審查起訴期限、審理期限到期后的處置方式，但由于第九十六條位于第一編的“強制措施”一章中，其內容屬于強制措施范疇，結合前后條文，第九十六條所規定的應當是刑事訴訟各環節的羈押期限問題。在此語境中，與偵查羈押期限并列的應當是審查起訴羈押期限、審理羈押期限，但是新刑事訴訟法全文僅提及了偵查羈押期限，未作涉及審查起訴羈押期限、審理羈押期限的表述，更談不上對審查起訴羈押期限、審理羈押期限進行直接界定。因此上述條文以審查起訴期限、審理期限替代審查起訴羈押期限、審理羈押期限與偵查羈押期限并列，除了規定了刑事訴訟各環節羈押期限到期后的處置方式外，還隱含著對審查起訴羈押期限、審理階段羈押期限的間接、初步界定，即審理期限是判斷審理羈押期限的參照系，審理羈押期限與審理期限的截止日期相同。

在刑事訴訟中，公訴案件審理階段的羈押期限應當自換押之日或法院所作羈押決定執行之日起算，自訴案件的羈押期限應當自案件受理后執行羈押決定之日起算，而審理羈押期限與審理期限的截止日期相同，因此審理羈押期限可以短于或等于審理期限，但不會長于審理期限。

值得重點關注的是，在對審理羈押期限進行界定的語境中，作為參照系的“審理期限”應當被作限制性解讀，下文將對此做出具體論述。

（二）審理羈押期限具有區別于審理期限的獨立性

審理羈押期限與審理期限分屬不同疇域，其價值屬性也存在顯著差異。審理羈押期限是羈押期限的種概念，其價值在于通過對限制人身自由的司法行為的規制，來達到保障刑事訴訟順利進行、維護社會安全與保障基本人權之間的合理平衡。審理期限是指完成審理程序的期限，是對完成刑事審理過程的時間要求，追求在合理期限內確定刑事實體權利義務，實現訴訟的效率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2003年聯合發布的《關于嚴格執行刑事訴訟法，切實糾防超期羈押的通知》規定，“對已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在法定羈押期限已滿時必須立即釋放，如偵查、起訴、審理活動尚未完成，需要繼續查證、審理的，要依法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充分發揮取保候審、監視居住這兩項強制措施的作用，做到追究犯罪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統一”，充分表明審理羈押期限與審理期限并非同一個法律概念，在應用中也應當明確區分。

三、審理羈押期限的應然界定原則

筆者認為，對羈押期限的界定，應當基于對立法原意的考量，從達成懲罰犯罪與尊重和保障被告人人權的合理平衡出發，實現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有機統一。

（一）羈押期限的界定應達成懲罰犯罪與維護被告人人權的合理平衡

未經法院判決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原則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在一些不正常訴訟現象的背后，往往隱含著有罪推定的邏輯，久押不決即是其中的典型。久押不決使得刑事強制措施蛻變為刑罰的“預執行”，可謂“不決而決”，只有將被告人視為“準罪犯”或者“類罪犯”，才能為久押不決提供邏輯支持。這種隱含的有罪推定，包裹在“懲罰犯罪”的裝甲之下，頻頻出現于刑事訴訟活動之中。

審理期限因各種主客觀因素需要實際延長的，將被羈押的被告人先行釋放，客觀上存在被告人逃逸、干擾證供、毀滅證據等妨礙懲罰犯罪的風險。要避免這種風險，最根本的途徑自然是繼續羈押被告人。如此而言，無論羈押時長，在審理階段始終維持被告人的羈押狀態都具有合理性。問題在于，這種風險是否必須避免？要討論一項行為是否必須，就要充分考量其價值層次與定位，并與需要付出的代價進行比較。新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可見懲罰犯罪和尊重與保障人權均屬于刑事訴訟法的任務。尊重與保障人權的完整內涵既包括尊重與保障被害人個體及人民群眾總體的人權，也包括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人權。因此，懲罰犯罪相較于尊重和保障被告人人權，并不具備優先性，不存在為絕對保障前者而必須犧牲后者的必要性。懲罰犯罪與維護被告人人權，必須從追求刑事訴訟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最大化出發，達成合理平衡。

（二）應當對作為參照系的“審理期限”作限制性界定

刑事審理本身對被告人的直接影響極為有限，延長實際審理期限并不會導致訴訟權利義務配置的重大變化。但是刑事審理過程中附隨的羈押措施，直接構成對被告人人身自由這一基本人權的實質性限制，對審理羈押期限予以嚴格限制，是保障被告人人權的基本要求。

新舊刑事訴訟法均規定了延長審理期限、重新計算審理期限、不計入審限、延期審理等制度，其實質都是對審理期限的延長。即使忽略上述規定中的漏洞，在將上述規定最大化運用的極端情形下，實際審理期限仍將無法計算。而在司法實踐中，雖然不可能出現極端情形，但如前文所述，法院采取各種方式實際延長審理期限，是刑事審理實踐中的常態，并且由于諸多法律漏洞，法院對審理期限的實際延長在相當程度上同樣處于不可預測狀態。

在對審理羈押期限進行界定的語境中，如果將作為參照系的“審理期限”解釋為包括延長審理期限、重新計算審理期限、不計入審理期限、延期審理等情形，羈押期限制度就會喪失其限制不當長期羈押、維護基本人權的存在意義。實踐中，法院正是以刑事訴訟法律規范未對審理羈押期限做出明確規定，即是默認審理羈押期限應當隨審理期限同步變動為由，在延長實際審理期限的同時繼續羈押被告人。因此，對作為界定羈押期限參照系的“審理期限”做出限制性界定，是達成懲罰犯罪和維護被告人人權合理平衡的必需。

（三）作為參照系的“審理期限”宜限于排除任何實際延長的基礎期限

新《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規定，“??被告人被羈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規定的??一審、二審期限內辦結的，對??被告人應當予以釋放；需要繼續查證、審理的，對??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該條文中的“一審、二審期限”究竟應當如何界定？筆者認為，將其界定為排除任何實際延長的基礎期限（根據新刑事訴訟法分別為三個月與二個月），能夠契合于立法本意，并符合審理羈押期限制度的邏輯自洽要求。

正如上文所述，若作為界定審理羈押期限參照系的“一審、二審期限”包含延長審限、重新計算審理期限、不計入審理期限、延期審理等所有實際延長審理期限的情形，審理羈押期限制度便會喪失主要意義。那么如果將“一審、二審期限”界定為包括實際延長審理期限的部分情形而非所有情形，譬如僅包含延期審理的情形，是否可行？對此筆者同樣持否定態度。

將“一審、二審期限”界定為包括實際延長審理期限的部分而非所有情形，與將其界定為包含所有實際延長審理期限的情形，并無質的區別。如果認為“一審、二審期限”僅包括如延期審理的情形，那么為何不能認為其包括實際延長審理期限的其他情形？無論選擇哪種實際延長審理期限的情形，都無法為排除其他情形找到實質性理由。而將“一審、二審期限”界定為排除任何實際延長的基礎審理期限，則與將其界定為包含全部或部分實際延長審理期限的情形之間存在質的區別，能夠脫離上述邏輯羈絆。

審理羈押期限問題積弊已久，在看似簡單的表象之下，牽涉到理論和實踐的諸多糾結之處，囿于筆者水平，本文未能全面展開論述。在新舊刑事訴訟法交替之際，筆者期待立法機關從推進立法明確化、精細化出發，通過立法解釋對審理羈押期限做出合乎理論框架和實踐需要的權威界定。

第二篇：新刑事訴訟法下的檢察監督

新刑事訴訟法下的檢察監督

--監所檢察科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這是刑事訴訟法繼1996年之后的又一次重大修改，是我國刑事司法實踐的一個階段性成果，對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與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具有重要意義。準確理解和全面把握新刑事訴訟法，首先，要理解新刑事訴訟法立法精神的基本點。這次修改工作，秉承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在總結16年司法實踐的基礎上，循序漸進的推進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堅持了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完善刑事訴訟中各司法機關的權力配置；堅持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并重，更加注意到了對刑事訴訟參與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利的保護。只有從立法原則上把握了新刑事訴訟法的精神，才能更好的更新執法理念。

其次，要把貫徹落實好新刑事訴訟法作為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刑事訴訟法與檢察業務關系密切，因此，我們一定要高度重視，聯系實際，扎實做好以下準備工作。

第一，組織好新刑訴法的培訓和學習工作

建議多措并舉，把自學與集體培訓、交流討論的方式結合起來。可以邀請當地名師授課或者收聽電視電話會議的形式集體學習；可以

1不同的辦案部門之間針對典型案例進行聯席會議討論，比便總結經驗教訓；也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進行考試測評或者舉辦刑事訴訟業務競賽；還可以部門為單位針對刑訴法修改的內容進行調研，在實踐中探索改進工作方式。總之，要以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把心刑訴法學習好、貫徹好，真正做到學以致用。

第二，加強完善檢察機關刑事訴訟法律監督的機制

檢察機關的刑事訴訟法律監督在我國刑事司法體系中，有著獨特的功能和意義。同時，刑事訴訟領域的法律監督也存在一定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有待優化。筆者認為，應注重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和完善。

1、完善檢察機關內部銜接配合機制

加強檢察機關案管中心、偵查監督、職務犯罪偵查、公訴、監所檢察、控告申訴等各部門之間的銜接配合，建立內部情況通報、信息共享、線索移送、偵結反饋制度，形成監督合力。

2、建立健全與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相配套的制度機制

隨著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的通過，一些與其實施相配套的制度和機制也迫切需要建立。如對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具體審批、運行程序和監督使用的規定；羈押必要性審查中檢察機關與偵查機關、法院、看守所的信息溝通配合機制；社區矯正執行監督中監所檢察部門與法院、司法局以及異地監所檢察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都需要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

3、突出重點，積極開展專項監督活動

針對立案、偵查、審判、刑罰執行等環節中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執法不嚴、司法不公等問題，適時開展專項監督活動，爭取每年解決幾個重點問題，將專項監督活動和日常監督工作相結合，對在監督活動中發現的突出問題，建議相關部門建章立制。必要時，上級人民檢察院也可以掛牌督辦一些有影響、有示范性的典型案例，不斷推動刑事訴訟監督工作。

第三，完善配套法律、明確執法程序

新刑訴法的修改仍不可能面面俱到、事無巨細。出于現實的的考慮，有些條款只能做出原則性的規定。基于此，可以結合實踐，完善相關配套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明確法律適用依據。譬如，證人的保護制度和強制出庭制度，逮捕、監視居住和取保候審條件的細化和完善。此外，也要明確執法程序，從程序的正義中彰顯實體的正義。實踐中，當務之急是建立健全預防和糾正超期羈押的長效工作機制。要會同有關部門完善刑事訴訟各環節的工作銜接制度，健全羈押期限告知、羈押情況通報、期限屆滿提示制度。改革完善換押制度，建立和完善適應第二審程序需要的換押機制等。

貫徹落實新刑事訴訟法是提高檢察工作水平的重要契機，檢察人員要以深化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三項重點工作為著力點，以開展“忠誠、為民、公正、廉潔”政法干警核心價值觀教育實踐互動為動力，深入學習掌握新刑事訴訟法，全面提升檢察工作水平，為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和諧穩定作出新貢獻。

第三篇：新醫改背景下

新醫改背景下“看病難、看病貴”探討

郭金有

【摘要】放眼看中國，分析“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和成因，重點探討“因病返貧、因病致困”的局面是否在新醫改政策的實施下改善，提出現代醫改政策與民生改善工程能否真正切切落到實處，推廣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藥品零差率”、“中醫中藥適宜技術”等舉措是否能從微觀上得到理想的治理。首先必須確保公立醫療機構的公益性，凸顯政府職能，加強醫療機構內部管理，規范醫療機構經濟活動，讓群眾享有價格合理、質量優良的醫療服務，有效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這一熱點問題，本文在分析“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這一中心任務后，提出了看病難、看病貴這一社會性的主要矛盾在新的政策實施后能否進一步遏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轉變服務方式，組織醫務人員在鄉村開展巡回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作為對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一種探索。

【論文關鍵詞】看病難 看病責 醫療體制改革 農村新型合作醫療 大學生下基層 藥品零差率 中醫適宜技術

展望當代中國，隨著國家各個領域的飛速發展“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越來越凸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因人口眾多，貧富領域不均等客觀原因，當代中國“缺醫少藥”的現象還待進一步完善，“因病返貧、因病致困”的格局隨著現代醫改政策的實施也逐步得到了改善，“醫”、“藥”、“專業技術”等等科學領域的發展也逐步走向了標準化、國際化,古往今來，人類的健康問題始終擺在首位。

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原因分析：

1.1首先“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正如字面上所表達的那樣應該分為“看病難”與“看病貴”兩個問題來看待：要分析這兩個問題必須搞清主體與對象，即誰在喊看病貴和難、難和貴主要體現在什么方面。“看病難”在城市中主要體現在優質醫療資源缺少，醫術水平高且可以信任的醫生難找。但是反過來講，不管什么病誰都想看高級醫生、住高級醫院那是不可能的，也是無法滿足的。在農村主要表現在一般醫療資源缺乏，醫務人員人數偏少、總體醫療技術水平偏低，所以對病人應進行合理分流，根據各級醫療機構的功能定位，小病到基層，大病才上大醫院。大力提高農村基層醫療服務機構的診療水平，對于常見病、多發病、診斷明確慢性病等病人的信任非常重要，所以不能只講看病難，而是要作具體分析。“看病貴”指醫療費用個人負擔超過了患者的實際經濟承受能力，其中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覆蓋的廣度和強度起著很關鍵的作用，我國在于醫療保險方面的覆蓋面很窄，據統計約44．8％的城鎮人口和79．1％的農村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障，絕大多數患者靠自費看病，承受著生理、心理和經濟的三重負擔。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一衛生系統：改善績效》得出的結論是，在被評估的191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的公平性位居188位，倒數第四。

1.2“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是在新舊體制更換等原因長期積累造成的，為此政府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如18次連續藥品降價，涉及品種規格多達萬余種，2007年對醫藥衛生系統的商業賄賂問題也重拳出擊。盡管如此，問題的解決不能期待一蹴而就，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必須要有長期努力的思想，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先是從病人的方面來剖析：中國病人中沒有醫療保險的人當中絕大多數是農民，約占37%正是因為這樣，我覺得他們缺乏有關醫療保險的法律和法規，沒有對醫療保險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和預見，所以一去到醫院，就總覺得看病難、看病貴，那些病人就被這樣一個事實所嚇倒，同時心理為這筆昂貴的醫藥費用而產生崩潰，所以像這種情況也就猶然而產生了。

1.3從國家的方面來看，不但有政策方面的原因，而且還有國家和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力度不夠嚴格和財政投入不足的原因。政策方面，我國關于醫療立法還存在很多的缺陷，立法還很不健全，法律監測也很不完善，所以當病人在上醫院看病接受治療時只能是心理感覺價格高而無法用法律來得到根本的保障，況且，醫院以及一些衛生院或診所是屬于事業單位，也是具有贏利性質的，所以患者就更加受蒙蔽了。同時，國家對醫療市場的監管不嚴，還沒有真正的落實到每一個人，所以這就大大地助長了看病難看病貴的不良狀況。此外，我國醫療衛生投入只占世界的2%，但是我國的人口總數占世界人口總數的22%左右，用2%的醫療費用去解決22%的人口健康問題肯定會覺得看病難，看病貴。1.4關于醫療保險方面，目前中國醫療保險的覆蓋范圍特別的窄，從結構上看，基本醫療保險主要覆蓋的還是機關、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而農民、城鎮非正式就業人員、弱勢群體還沒有被保險制度所覆蓋，醫療保險制度應有的公平性和優越性沒有充分體現出來。在農村，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的現象非常的多，當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還沒充分凸現出來時，我們可以經常從電機屏幕中看到農民工因工傷或意外傷害而沒有錢治病，就算給農民保險，但仍還是不夠充足。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首先是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資金來源不足，隨著基層社區集體經濟力量的下降向農民集資成為建立合作醫療資金的重要來源，但向農民投資的難度，重要取于農民對醫療的滿意程度。但是國家對醫療事業的投入甚少，農村合作醫療的政策不穩定，因為國家對醫療合作大多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但是地方政府行政官員為了各自的利益，使得他們對執行政策的主動性大大降低，沒有足夠推動合作醫療政策的落實。

1.5農民對醫療保障的要求不相同，這給建立統一的農村醫療保障體制，即農村保障的主體、方向、管理方面都構成了障礙,會導致醫療衛生資源的分配不均衡，難以發揮最大的效益。一是農村的行政區域設置的醫療衛生網點業務不足，不少地方的農民基本可以做到小病不出鄉，大病直接去縣或鄉級醫院。因此縣或鄉的醫療布局不能適應新的情況。二是衛生機構人員的分布非常不協調，總之這些都是產生醫療保險覆蓋范圍嚴重不足的主要原因，不足之后自然就產生病人看病難看病貴。

1.6藥品與醫用材料價格虛高:關于藥品、醫用材料價格虛高的報道已經很多，幾乎人人皆知,很多藥品包括一些政府定價藥品從出廠到零售，中間差價為一倍甚至幾倍,醫療材料價格管理基本上處于放任自流狀態。“以藥補醫”問題始終沒有解決，藥品銷售成為醫院利潤的主要來源;藥品生產領域無序競爭，流通領域環節多，交易成本高，藥品價格虛高。醫療資源總體不足、分布不合理:中國人口占世界的22％，但醫療衛生資源僅占世界的2％，其中還有不少資源水平不高，“僧多粥少”導致公眾不能享受到優質的醫療衛生服務。城市占有80％的醫療資源而農村只有20％，因此，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尤為突出。1.7 服務質量、態度差，就醫流程不合理:醫院作為一個特殊的服務部門，面對患病的脆弱群體，該群體面臨經濟和精神雙重的負擔，如果遇到不滿意的服務質量和服務態度，其反應肯定比一般服務群體要來得強烈。加上目前醫療服務人員普遍超負荷工作，待遇也不高，難免出現詢問病史時間過短和回答病人問題不耐心等現象。另外，就醫流程設計不合理，排隊時間過長，掛號、就診、交費、檢驗(檢查)和取藥等往往都需花費較長等待時間。如果有些大醫院布局不合理，標識不清晰，需要在不同建筑或樓層之間來回奔波，病人肯定產生強烈不滿。

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途徑

對于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現象，在一些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尤為嚴重，但是近幾年我們國家正逐步實施了一些新型的醫改政策來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

2.1調整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格局，健全醫療衛生服務體系，重點加強農村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新型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設，落實經費保障措施。

2.2強化公立醫院公共服務職能，根據衛生事業的公益性質，各級政府及有關職能部門應更大程度地承擔起衛生事業建設和發展的責任。加強醫德醫風建設，規范收支管理，糾正片面超收傾向。關鍵是明確政府責任，增加政府對醫療衛生服務的投入，對公立醫院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改變目前公立醫院以藥養醫、片面創收的機制。

2.3規范醫療機構的醫療服務行為。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應堅持教育與監管有機結合，完善監管機制，規范醫療服務行為。督促醫療機構堅持合理檢查，嚴格執行疾病診療規范，明確基本檢查和基本用藥，防止因常規藥物濫用和不合理檢查而增加病人負擔。物價部門應加大醫藥價格的專項監管力度，從源頭上防止亂設收費項目、重復收費、多收費現象發生，切實減輕人民群眾的醫藥負擔。

2.4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和規范，整頓藥品生產和流通秩序，保證老百姓的用藥需求。根據國家、社會、個人承受能力，又保證安全、有效、價廉的原則，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保證群眾基本用藥。整頓藥品生產流通秩序，加強藥品價格監管，嚴禁任何單位以任何名義把藥品的價格太高。

2.5嚴格醫療機構、技術準入和人員執業資格審核，引導社會資金依法創辦醫療衛生機構，各級醫療機構一定要加強人員的培訓，讓醫務工作者真正的明白群眾看病的需求，方便群眾就醫。

2.6發揮社會各方面的力量，輔助弱勢群體。由政府領導及有關部門積極落實，結合社會扶持體系建設，多方面籌集資金，建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救治基金，確保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傷病人員及“三無”病人得到及時救治。同時明確指定醫療技術水平相對較好的衛生醫療機構，對下崗失業人員和五包戶、孤寡老人實行免收掛號費和診查費、減收床位費。切實降低弱勢群體的用藥負擔，加大投入舉辦惠民醫院、平價醫院等，緩解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使群眾能夠真真切切的感受到醫院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

2.7當前要建立醫務人員定期到基層的制度，推廣醫療衛生、中醫、中藥適宜技術，建立農村衛生人才培養制度，開展各種形式的農村巡回醫療制度。同時，借鑒國外做法，制定政策，要求大學醫學畢業生畢業后到鄉鎮衛生院工作3到5年，充實鄉鎮醫院人才隊伍，提高農村醫療衛生服務水平，大力發展社區衛生服務，要堅持政府主導和公益性質的原則，對社區衛生資源重新布局，積極構建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為主的衛生服務網絡。

3“看病難、看病貴”的進一步深入探討

3.1農村醫療建設中,醫、患角色的再認識

患者去醫院看病不象去一般的市場上消費，醫療過程中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現象，患者對自己病情往往知道很少，更不要談診斷和治療方案的選擇。患者到醫院看病是把自己盡快康復的愿望寄托給了醫生，希望醫生能夠對自己的利益采取相應的診斷和治療方案。醫生出于自身利益出發，還有外部壓力等要求，往往使這種本應百分之百對病人忠誠的委托關系異化。開大處方、亂用藥、多用藥等現象十分普遍，醫療亂收費仍然屢禁不止；一些醫療機構擅自提高收費標準，自定項目、分解項目收費現象比較突出。就醫時醫生和病人的共同敵人應該是疾病，而現實生活中醫患之間的互信可以說到了歷史的最低點，甚至矛盾與沖突也屢見不鮮。

3.2診療行為不規范，醫保工作不到位

在醫療領域中除了醫生、患者外，絕大部分場合存在第三方，即醫療保險者。醫療保險者除了提供疾病風險經濟分攤的重要功能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責任是代表患者監督提供方醫生的診療行為是否合理，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時保障病人合法利益。但大多數醫療保險公司往往只注重自身利益，主要檢查“過度醫療”問題,但作為以社會醫療保險為主的我國，醫療保險部門除了保護自身利益的同時必須關注病人的利益是否受損，代表患者的根本利益監督檢查醫生的醫療服務行為。

3.3實現人人享有健康的改革目標不明確

在進行醫療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人享有健康，而不是只讓一部分人病有所醫，醫療衛生改革應該始終堅持“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原則。如果僅僅為少數人服務，那么社會的整體宏觀效率很低，是沒有意義的。必須強化政府職能和政府責任,政府應向全民提供“基本醫療服務包”，打破城鄉與體制界限，平等地提供基本的醫療衛生服務。

4、我鄉看病難、看病貴的主要矛盾及解決策略探討

松樹鄉地處武威市涼州區西南方，近蓮花山、祁連山脈，總人口達1500多戶，本人認為，在像我鄉這種底子薄、財力十分有限的農村，要解決好看病難、看病貴這個問題，只有在認真分析并抓住我鄉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主要矛盾的基礎上，認真貫徹和執行國家的惠民政策，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保率，嚴格執行藥品零差率的標準，提出有的放矢的措施，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好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

4.1 看病難、看病貴的主要矛盾分析，看病難、看病貴是事物表現出來的現象，其本質是什么？其主要矛盾是什么？必須通過認真分析，抓住其現象背后的本質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采取針對性的措施，有的放矢地解決這一困擾政府、社會和醫院3方的社會問題。

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最大的變化就是不同社會階層的出現,與改革開放前的社會相比較，現在的社會有了貧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改革開放前是整齊同一的社會，其醫療服務需求也基本同一，這種情況下，只需供給無差別的醫療服務，就能滿足全社會的醫療服務需求。在這種單一的“需求-供給”模式下，其醫療服務的價格是以社會平均承受水平來制定的，因而在社會的經濟承受能力之內，加之社會的均衡同一，就不會出現無法承受的社會階層，也就不會釀成社會問題。

4.2 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對策探討： 針對我鄉看病難、看病貴的成因及主要矛盾，可以提出許多不同的對策。比如發展經濟，減少貧困，加大政府投入，構建“金字塔”型醫療衛生體系，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改變衛生資源配置方向，向農村、基層、預防傾斜等。這些對策都屬于基礎性對策，能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一部分原因問題。但由于沒有針對看病難、看病貴這一現象的主要矛盾，因而，看病難、看病貴現象仍將繼續存在，只是程度會有所緩解而已。我認為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理想模式應當是“轉變服務方式，組織醫務人員在鄉村開展巡回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模式”，該模式是在客觀事實的前提下，實事求是，針對不同的人群，為其提供來自經濟上能承受的醫療服務，從而達到消除看病難、看病貴這一社會問題的目的。

4.3 據本鄉十個村摸底調查，截止2010年12月份，本鄉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均為74%，遠遠沒有達到理想的標準，其主要的原因是群眾的思想轉變落后，響應這一重大的醫改政策的出臺，我們今后要做的主要工作為就是要搞好宣傳，做好本質的工作，讓他們盡快的轉變思想，以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緊緊抓住看病難、看病貴的主要矛盾，在最低的社會公正性上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社會問題；用理性政府的理性約束來對待非理性醫療機構的非理性醫療服務供給（表現為過度醫療服務）和非理性病人的非理性醫療服務需求（表現為小病、常見病等均到大醫院求治），保障群眾的健康，從而改變全鄉經濟落后的新局面。

4.4 衛生部門及社會相關部門的協同配合

（1）物價部門要認真把好“最低成本”定價關。

（2）法院在醫療糾紛訴訟中，對涉及低保層、低收入層人群的訴訟，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下，只能按“兩低”（最低限檢查+最低注檔藥物和治療）標準來要求醫方舉證。即舉證要求標準應與實踐中的“兩低”標準相一致，不能搞“雙重標準”（醫療時實行“兩低”標準，訴訟時實行“普通”標準），那樣醫院將無所適從。

（3）信訪部門在處理涉及低保層、低收入層的醫療信訪案件時，也只能用“兩低”標準對醫院的服務進行對照檢查，而不能用其他任何高于“兩低”標準的標準來評判醫院的工作。

（4）水、電、氣、電信、交通等公用事業部門對醫院供給的一切服務，應當以最低價格收費。這應當是全社會對社會弱勢人群醫療保障問題關心的具體體現，也是社會責任的一部分。

（5）應當有一個政府職能部門來負責社會人群的階層劃分和標記工作，其劃分和標記工作一年一定，實行“陽光工程”，公之于眾，接受社會監督。

（6）衛生行政部門和物價管理部門要共同配合，對醫院執行“轉變服務方式，組織醫務人員在鄉村開展巡回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的情況進行監督檢查。發現違規，堅決予以處罰。同時設置舉報電話，接受社會、新聞治”，這是否會導致新的醫療服務不公平，還有待觀察。同時，由于病人所得到的醫療服務主要取決于其支付能力，因此，對社會弱勢人群來說，盡管醫院已經用自己所能提供的最低價的服務來履行社會公益職責了，但仍將出現一部分社會弱勢人群（主要是一些重病人）連這最微薄的醫療費用也支付不起的情況。這時，問題由誰來解決？是體現無限的社會正義，由政府提供醫療費保障以繼續醫治、直至治愈（或死亡）？還是按照自然正義原則（政府履行有限社會正義職責），無奈結束醫治（目前的現實情況中，是后一種處理情形）？這將是又一個易受社會攻擊的地方，也應當是一個政治問題。

5、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我鄉實行狀況：

5.1、我鄉經濟處于不發達區域，人口稀少，人均占有量少，地處資源不豐富，經濟收入普遍低，主要以農作物為主。任何時候、任何國家如果讓個人獨立承擔疾病風險，終其一生的積累可能都會覺得“看病貴”，甚至無法承擔和抵御。在農村實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主要職能是疾病經濟風險分攤，是將個人一時的疾病風險分攤到一生，是將一人的疾病風險分攤到全社會。如果沒有廣覆蓋的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個人主要承擔疾病風險的醫療體制下，“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可以說根本無法解決。因此，我們需要以全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平臺，用一生積累的財富來抵御一時的疾病經濟風險，更需要調動全民的財富來分攤與幫助某個人的醫療負擔。

5.2、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立需要各級政府下很大決心，政府財政也必須投入很大的財力才能完成，必須提高到建設以人為本、和諧社會這樣一個政治高度才能完成。目前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立，是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解決農民看病難問題的一項重大舉措，對于提高農民健康水平、緩解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具有重要作用。各有關部門要從執政為民、以人為本和建設和諧社會的高度，充分認識開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的重大意義，按照國務院的部署和要求，統一思想，明確目標，精心組織，扎實工作，把這項造福廣大農民的大事抓緊、抓實、抓好。要認真總結試點單位的好做法，積極進行農民個人繳費方式的探索，充分發揮基層組織的作用，建立穩定的籌資機制。

5.3、在對松樹鄉衛生院展開進一步的調研后，據統計2011年松樹鄉人民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為98%，每日門診接待人次達100多人，日均補償金額達1000多元，住院比例根據相關規定內設25張病床，并建立健全既方便農民又便于監管的合作醫療審核和報銷辦法，實行基金使用管理的衛生院、村衛生室公示制度，把合作醫療報銷情況作為村務公開的重要內容，探索農民參與監督和民主管理的長效機制，保證農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加強對合作醫療基金管理和使用的專項審計，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建立和完善農村醫療救助制度，做好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銜接。進一步完善相關政策措施，明確救助范圍，提高救助水平，重點解決好本鄉五保戶和貧困家庭的問題。在幫助救助對象參加合作醫療的同時，對個人負擔醫療費用過重、難以承擔的部分，給予適當補助。通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與醫療救助的協調互補，共同解決貧困農民看病就醫難的突出問題。

6、使用藥品零差率、地產中藥及相關醫改策略解決看病貴探討

6.1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正在如火如涂進行的同時，國家又出臺了新的醫改政策即使用藥品零差率、中醫中藥、適宜技術的施行，這一新政策的出臺能否從根本上解決看病貴的問題。本人認為患者就醫感覺醫院不好進的根本原因是其昂貴的藥品使他們望而卻步，國家出臺這樣的新政策應該能解決這一本質問題。再不會是真正真需要救治的患者得不到及時的治療，推行藥品零差率、中醫中藥、適宜技術，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實施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執行國家、省上確定的基本藥物有關規定。基本藥物由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統一招標、統一定價、統一配送，實行零差率銷售。基層醫藥衛生體制綜合改革與實施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同步進行，具體進度為：2010年5月31日前，在28個縣市區啟動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醫藥衛生體制綜合改革，先期試點，完善方案；自6月起，在不少于60%的縣市區開始執行國家基本藥物制度，開展綜合改革；年底前在全省推行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全面推進綜合改革。

6.2推進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科學合理的補償機制，確保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正常運轉。政府舉辦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人員經費和業務經費等運行成本通過服務收費、政府補助及醫保基金等多渠道補償。政府補助標準按照“核定任務、核定收支、績效考核”的辦法核定。離退休人員符合國家規定的離退休費用，在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前，由當地財政部門根據國家有關規定核定補助。政府舉辦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基本建設和設備購置等發展支出，由同級財政根據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發展建設規劃統籌安排。中央和省級財政對困難地方予以專項補助。政府舉辦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所有收支全部納入縣級國庫支付中心或財政專戶統一管理。政府對村衛生室承擔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給予補助。

6.3政府舉辦的鄉鎮衛生院、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是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公益性事業單位，主要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和基本醫療服務，由所在縣市區衛生行政部門統一管理。對政府舉辦的鄉鎮衛生院、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在嚴格界定功能和任務、核定人員編制、核定收支范圍和標準、轉變運行機制的同時，政府負責保障按國家規定核定的基本建設、設備購置、人員經費和其承擔的公共衛生服務的業務經費，保證其正常運轉。鄉鎮衛生院要加強對所屬行政村衛生室業務、藥品、器械等方面的管理。

6.4推進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因事設崗、全員聘用的用人機制。依據鄉鎮衛生院、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承擔的工作任務，在合理核定人員編制的基礎上，確定崗位設置，核定人員比例。鄉鎮衛生院、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負責人，由縣級衛生行政部門會同相關部門公開選拔、擇優聘任，實行任期目標責任制。其他專業技術人員實行衛生技術人員資格準入制度。鄉鎮衛生院、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在核定的編制范圍內，按照人社部門核準的設崗方案，所有人員實行競爭上崗，按崗聘用，合同管理。富余人員分流采取多種方式妥善安置。

6.5推進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科學公平、體現績效的考核分配機制。根據鄉鎮衛生院、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功能定位，科學核定承擔的工作任務。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任務根據服務的人口數量、服務質量和服務半徑核定。基本醫療服務任務根據近三年醫療服務平均人次、收入情況，綜合考慮影響醫療服務任務的特殊因素核定。建立以服務數量、質量、效果和群眾滿意度為核心，公開透明、動態更新、便于操作的工作任務考核評價體系。衛生行政部門組織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進行績效考核，財政、人社等部門對考核結果進行審核，考核結果與經費補助掛鉤。建立按崗定酬、按工作業績取酬的內部分配激勵機制。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依據公共衛生服務、基本醫療服務和公共衛生管理崗位任務制定內部分配管理辦法，對職工定期進行績效考核，考核結果與職工個人收入掛鉤。各縣市區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人員定崗競聘完成后，按照國家規定實施績效工資。

6.6推進服務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實現公共衛生服務逐步均等化。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免費向城鄉全體居民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現階段服務項目主要包括建立居民健康檔案，健康教育，預防接種，傳染病防治，兒童、孕產婦和老年人保健，慢性病及重性精神病管理等9大類。鼓勵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增加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隨著政府投入的逐步提高將不斷擴大。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要依據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規范，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提高服務質量和管理水平。在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同時，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要為本地區群眾提供方便、快捷、有效的基本醫療服務。要結合實際，充分發揮中醫藥在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和基本醫療服務中的作用，強化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中醫藥的服務能力，提高中醫藥在城鎮醫保和新農合制度中的報銷比例。

7、必須進行微觀上的綜合治理

7.1我們必須調整微觀衛生經濟政策，控制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比如改革目前傳統的按項目付費的方式而采取按病種付費的方式，繼續采取藥品集中招標等綜合措施降低藥品的虛高定價，治理醫院不合理醫藥收費行為和按規范進行的醫療行為。控制醫療費用單靠衛生經濟手段遠遠不夠，同時要大力推崇循證醫學，建立合理的診療規范，尋找成本效果好的標準治療方案，積極推廣各種適宜技術，達到提高醫療質量前提下的控制不合理費用這樣一個終極目標。當前，醫學科技發展非常迅速，我們的優先重點應該引進、吸收、消化那些成本效果好的技術并予以推廣。同時，對原有廣泛應用的臨床技術或治療方案應該進行全面的成本效果評價，比如對終末期腎病病人移植和透析兩種方案成本效果(效用)進行全面權威性的比較。又如，為了減輕過度用藥現象，對臨床抗生素應用范圍、適應征及不適應使用范圍的合理界定都是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基礎性工作。通過提高藥品生產流通的準入標準，大力整頓藥品生產流通秩序。要加強對醫務人員職業道德、職業紀律和職業責任的教育。制定一系列臨床技術操作規程和臨床用藥指南，用制度規范醫務人員的醫療行為和用藥行為。嚴肅處理亂用藥、亂檢查的醫院和醫生。

7.2必須確保公立醫療機構的公益性，確保公立醫療機構的公益性已經形成共識，問題的關鍵是如何進行確保。第一，必須弱化醫院的趨利動機，但又要調動廣大醫務人員的積極性，提高醫院運行的技術效率。要建立與完善醫療業務工作數量、質量與群眾滿意度為導向的激勵機制。比如，醫院在核定合理的支出項目與標準的前提下，如果仍然有結余應該按一定比例上交衛生主管部門，用于區域衛生資源的合理調整與布局、用于醫學科技的發展和適宜技術的推廣等。第二，政府財政投入力度必須加大，政府財政要投入到疾病治療成本效果好的醫院或科室。因為對醫院而言，病人負擔的醫療費用即是自己的收入，如果以比較低廉的費用提供比較優質的服務，醫院自身收入必將減少，而這減少的收入如果沒有合理的補償，相信實際上沒有一個醫院真正愿意朝這樣一個非常合理的方向努力。這就是醫療領域非常明顯的市場失靈的地方。政府財政補助必須正確發揮導向作用，校正市場失靈，專助以比較低廉的費用提供比較優質的服務的醫院或科室。目前撒胡椒面式的財政補助方式，不但沒有很好的校正市場失靈，而且可能起了與期望相反的“逆向補助”。

7.3政府責任必須到位，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財政應逐年加大對醫療衛生事業的投入，在政府財政支出中要明確用于醫療衛生的支出比例，明確政府財政對公立醫院的補助項目和標準。比如人員經費、基本建設和大型設備購置完全由財政全額撥款，日常運行經費通過低收費予以補償，不足部分由政府財政“托底”以弱化醫院的趨利動機。此外，政府要加大對醫療領域的監管力度，看病貴往往與亂收費和過度醫療密切相關，通過加強政府監管，消除亂收費和過度醫療對克服看病貴問題往往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7.4必須建立梯度醫療體系，三級醫院人滿為患，社區醫療門庭冷落是醫療系統的一個普遍現象。病人流向必須合理。三級醫院的定位決定其主要是負擔疑難雜癥的診治，而社區衛生服務主要負責常見病多發病及診斷明確疾病的治療。要采取行政的、制度的、經濟的手段調整各類病人的合理流向，比如制定合理的定點醫療和轉診制度，發揮價格和自負比例的調節作用。7.5嚴格醫療機構、技術準入和人員執業資格審核，引導社會資金依法創辦醫療衛生機構，各級醫療機構一定要加強人員的培訓，讓醫務工作者真正的明白群眾看病的需求，支持有資質人員依法開業，方便群眾就醫。

總之，我相信，在我鄉政府的正確領導下，通過全鄉人民的共同努力，我鄉一定能探索出一條適合我鄉實情的路子，很好地解決我鄉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給我鄉人民一個滿意的答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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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善聯.上海市“看病難、看病貴”成因和對策研究［J］.衛生經濟研究.2006,2: 21-23.［3］邱 童,顧 海.對“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解析及解決建議［J］.衛生軟科學.2006, 20(6): 536-537.［4］甘肅省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實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甘政發[2009]97號 ［5］何志高.“看病難、看病貴”之我見［J］.中國藥房,2007,18(13):961-963.［6］甘肅省人民政府關于印發基層醫藥衛生體制綜合改革指導意見的通知 甘政發[2010]23號 ［7］光明日報：用醫改的辦法緩解“看病難看病貴”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2010-12

第四篇：試析新刑事訴訟法視野下的簡易程序若干問題

試析新刑事訴訟法視野下的簡易程序若干問題

2013-02-28 18:08 來源：

三、進一步加強對簡易程序的規制

簡易程序的適用是公正與效率博弈的結果，是對二種價值的協調與權衡。簡易程序本身可能更偏重訴訟效率的追求，但不能以犧牲公正為代價。新刑事訴訟法在擴大簡易程序適用范圍的同時，也注意加強了對簡易程序適用的規制：

首先，限制簡易程序適用的情形。新刑事訴訟法在擴大簡易程序適用范圍之外，對在該范圍內但具有特殊情形的案件，進行限制適用，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審判公正。新刑訴法第209條規定“有以下情形的，不適用簡易程序：（1）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

（2）有重大社會影響的；（3）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認罪或者對適用簡易程序有異議的；（4）其他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這也是公訴部門在審查起訴及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訴案件所需要注意的不能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范圍。首先，第一條所列的幾類人屬于部分刑事責任能力人，有的在生理上有缺陷，有的在精神上有障礙，不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意愿，但應當充分保障他們的訴訟權利。新刑訴法第34條第2款規定，對于上述人員，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同志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這一規定也是為了充分保障部分刑事責任能力人的訴訟權利。第二條所稱“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一般是指社會影響大、關注度高、反映強烈的案件。盡管有些案件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或結果也許并不嚴重，但如果社會關注度高，也應當適用普通程序辦理，以擴大案件審理的社會影響，回應關注，爭取案件的處理取得良好的效果。第三條所稱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認罪或者對適用簡易程序有異議的”，因為共同犯罪案件案情往往比較復雜，證據相互關聯，哪怕一個被告人不承認犯罪事實或者不同意適用簡易程序，就可能對全案審查產生影響，因此，全案就不能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其次，確認相應救濟或糾錯程序。對于不具備簡易程序適用條件的案件，應當及時作出變更處理。新《刑事訴訟法》第215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不宜適用簡易程序的，應當按照本章第一節或者第二節的規定重新審理。”即將案件由簡易程序恢復為普通程序，進行重新審理。

四、明確公訴人應當出庭

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175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可以不派員出席法庭”。但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卻要求“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對于刑事訴訟法的這一要求，應當如何理解。首先，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庭支持公訴是履行其追訴職責的重要內容。新《刑事訴訟法》第184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支持公訴。”其次，如果在庭審中出現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具有自首、立功等從輕減輕情節，或者對某些指控事實持有異議，或者對案件定性或量刑提出辯解，或者發現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情況，需要決定是否轉換程序，此時可能需要庭審法官與公訴人商量或征求意見，但因公訴人不出庭而導致此類情況難以處理，不利于審判活動的順利進行。最后，檢察院派員出庭是履行審判監督職能的需要。我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對審判活動是否依法進行實行法律監督。新《刑事訴訟法》第203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如果簡易程序中人民檢察院不派員出庭，則根本無從發現審判中是否存在違反法定程序的情況，更不可能提出糾正意見。

但是應當明確，盡管法律要求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但并不意味著公訴人出庭支持公訴，在訊問被告人、出示證據、法庭辯論等方面，完全等同于普通程序。簡易程序之所以名為“簡易”，當然應當有別于普通程序，新刑訴法第213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不受本章

第一節關于送達期限、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鑒定人、出示證據、法庭辯論程序規定的限制。但在判決宣告前應當聽取被告人的最后陳述意見。”但在出庭公訴實踐中，到底如何具體簡化和運作，需要有關部門在貫徹實施刑事訴訟法的過程中加以進一步明確和細化。

原文來自：http:///ZuoWen500Zi/

第五篇：新勞動合同法下勞動合同期限（最終版）

勞動合同法解讀十二：勞動合同期限

第十二條 勞動合同期限分為固定期限、無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務為期限三種。

【解讀】本條是關于勞動合同期限的規定。

一、什么是勞動合同的期限

勞動合同期限是指合同的有效時間，它一般始于合同的生效之日，終于合同的終止之時。任何勞動過程，都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進行的。在現代化社會中，勞動時間被認為是衡量勞動效率和成果的一把尺子。勞動合同期限由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協商確定。是勞動合同的一項重要內容，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為什么勞動合同應有期限

勞動合同期限是勞動關系當事人雙方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時間。勞動合同訂立后，雙方當事人便建立了勞動關系，各自要依據自己的勞動行為來享受權利和履行義務。但是，這種權利義務關系不可能無頭無尾，成為永恒不變的關系，尤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的流動是必然的。勞動關系可能是較長期限的，也可能是短暫的，到底要維系多久，必須通過一定的具體時間表現出來，這就產生了勞動合同的期限。勞動合同如果沒有期限，雙方當事人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處于不確定狀態，不利于維護各自的合法權益。

勞動合同期限是勞動合同存在的前提條件，是實現勞動合同內容的保證。勞動合同是以實現勞動過程為目的，勞動過程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勞動合同如果沒有期限，這個過程就難以確定，生產或工作任務的完成就無法保證，合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真正意義。正因為如此，本法把勞動合同期限作為勞動合同的必備條款之一作出規定。

三、勞動合同期限的分類

根據本條規定，勞動合同期限分為固定期限、無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務為期限三種。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是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合同終止時間的勞動合同。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是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無確定終止時間的勞動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務為期限的勞動合同，是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以某項工作的完成為合同期限的勞動合同。

四、如何確定勞動合同期限

合理地確定勞動合同期限，對當事人雙方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由于勞動合同期限需要雙方當事人協商確定，因此，應當遵循一定的原則，用統一的目標來約束當事人 的意志。確定勞動合同期限除了堅持勞動合同訂立的原則外，還要掌握這樣兩條原則：第一，有利于企業發展生產的原則。訂立勞動合同的目的是建立勞動關系，實現社會生產勞動，使勞動者獲得物質上的一定利益。而勞動者的勞動和獲得的物質利益，都必須依賴企業發展生產，取得好的經濟效益。因此，訂立勞動合同的期限首先必須從生產實際出發，根據企業生產和工作的需要來確定。第二，兼顧當事人雙方利益的原則。在堅持有利于企業發展生產的原則下，要兼顧當事人雙方的利益。因為訂立勞動合同是企業和勞動者雙方的事情，關系到雙方的利益。確定勞動合同期限時，不能只強調企業的生產工作需要，也應當兼顧勞動者個人利益，尊重勞動者個人意愿。總之，當事人雙方都應當處理好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合理確定勞動合同的期限。

科學合理地確定勞動合同的期限，對于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發展都有很大幫助。用人單位可以根據生產經營的長期規劃和目標任務，對勞動力的使用進行科學預測，合理規劃，使勞動合同期限能夠長短并用，梯次配備，形成靈活多樣的格局。勞動者可以根據自身的年齡、身體狀況、專業技術水平、自身發展計劃等因素，合理的選擇適合自己的勞動合同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