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短文-十大因素影響政府公信力

十大因素影響政府公信力

薄貴利在11月5日《人民日報》撰文指出，在現代社會，政府公信力受到以下要素的直接影響：（1）人道：政府堅持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始終愛惜人的生命，關心人的幸福，尊重人格和人的權利；（2）民主：政府按照民主原則和程序組成，始終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并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3）法治：政府嚴格依法辦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4）科學：政府管理符合實際，符合規律，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5）廉潔：政府清廉，堅決打擊和有效遏制各種腐敗現象；（6）文明：政府行為符合現代文明精神和現代文明規范；（7）服務：政府及時周到、優質高效地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8）效能：政府有效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9）改革：政府勇于推進改革，切實克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體制障礙；（10）創新：政府積極推進自身管理的創新，同時為整個社會的思想創新、理論創新、文化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等創造寬松的環境和有利的條件。

第二篇：對影響政府公信力因素的幾點思考

對影響政府公信力因素的幾點思考

尚柏仁

“信任是人與人交往與合作的基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人尚且如此，何況一個為社會成員提供普遍服務，代表著最廣大公眾利益的政府。政府公信力是政府依賴于社會成員對普遍性的行為規范和網絡的認可而賦予的信任，并由此形成的社會秩序，可以說就是政府取得公民信任的能力。其公信力程度通過政府履行其職責的一切行為反映出來。政府公信力作為一種無形資產，是政府在長期的發展中日積月累而形成的，體現了一個政府存在的權威性、在社會中的信譽度以及在公眾中的影響力等特征。沒有公信力的政府終將失去生命力，被受眾鄙棄。

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

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政府公信力建設。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上，國家就把政府公信力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黨的十七大又明確指出要“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溫家寶總理在回答網民的提問時曾說過：“現在影響我們整個社會進步的，我以為最大的是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的誠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這兩個方面解決好了，我們社會就會大大向前邁進一步。”從一定意義來講，政府是否以人為本，是否依法從政，是否公開透明，是否言而有信、勇于負責，決定著公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因此，政府的公信力不僅是政府的生命力，也是百姓的人心，它決定著政府工作的權威性、有效性和人民群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和信任度。因此，提高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意義。

（一）有利于激發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推進我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特征就是強調人民當家做主和人民參與管理國家事務，讓更廣大的人民參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程。政府有權威、伸張公平正義，人民群眾才會信任政府，才會主動積極地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政府說了不算、言行不一，人民群眾就會對政府失去信心，就不想、不敢、不愿參與到政府的活動中來。因此，只有努力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才能激發廣大人民參政議政的熱情，進而推動我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

（二）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保障和諧社會建設。當前，我國改革開放已進入關鍵期，社會矛盾也出現了多樣化、復雜化的趨勢，這也是任何社會變革過程中都難以避免的問題。但矛盾只有得到有效化解，才能避免激化，進而保障社會的穩定和諧。政府公信力與政府能否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是政府贏得公信力的重要條件；另一方面，較高的政府公信力又有助于政府化解社會矛盾與沖突。政府具有較高的公信力，政府做事有人信，說話有人聽，遇事有人干，有號召力、凝聚力，百姓就會相信政府，當社會矛盾出現時，民眾就會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托付給政府，并全力配合、幫助政府解決矛盾，從而推動社會矛盾的解決以達到和諧。

（三）有利于更好地應對全球經濟低迷的挑戰，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平穩健康發展。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形勢將更加復雜。這場經濟危機持續加深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社會信用體系的崩潰，特別是人們對金融體系信心的喪失。重塑民眾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信心是盡早擺脫這場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基礎。有效應對這場全球性的經濟震蕩，保障我國經濟繼續平穩向前發展，只有依靠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和團結奮進。只有負責的政府才能給民眾以信心，才能整合全社會的力量來共同應對危機，從而減少危機的不利影響，保持我國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

二、影響政府公信力的因素及原因

（一）改革的不徹底及鞏固改革成果政策的不配套導致人民群眾利益得不到保障，使政府公信力下降 當前，隨著改革步入深水區，一些體制性的矛盾和問題越來越成為改革進程上的一座座大山，直接影響和制約著改革的順利進行。魯迅先生曾經指出，中國搬張桌子都需要流血。比照今天的改革的艱難，可謂舉步維艱、步步艱難。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放不開、不徹底及已經實施的部分改革政策因種種原因而改弦更張，落不到實處，使得改革在一些方面僅僅讓少數人受益，更廣大的群眾無法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明確要求各級政府不要再去管哪些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應該明確政府的職能，哪些事該管，哪些事不該管。而改革時至今天，仍然是政府既當教練，又當運動員，一切事情政府說了算，且一些決策不透明、不公開、不科學、不法治、不連貫，做出的一些決定，人民不理解、不認可，還有一些官員的行為偏離了公民的基本權益，過度擴張了公權。國進民退，與民爭利，使公民對政府冷眼相對，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

（二）價值觀念混亂，潛規則盛行，扭曲了公民的基本價值觀，政府公信力下降

當前，正值信息保障、知識激蕩、宣揚個性的非常時代，各種思潮、各種文化、各種理念充斥著人們的頭腦，特別是西方國家主導的“和平演變”、“文化滲透”、“精神鴉片”政策，使一些人混淆了是非，顛倒了黑白，模糊了視聽，加之由于傳統封建主義的殘渣余孽，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橫行，特別是代表政府形象的官員貪污腐敗案件頻頻高發，且涉案數字越來越大，窩案人數越來越多，危害越來越大，給黨和政府抹了黑、丟了臉，離間了干部與群眾、黨和人民的血肉魚水關系，造成社會上一些人為了名利物欲不擇手段，惟上是從，曲意逢迎，極力迎合，甚至爆出“男人提錢進步，女人日后提拔”的官場潛規則。政府的很多官員更是理想和信念缺失，靈魂和精神不存，血性和勇氣匱乏。浮躁的工作態度，華而不實的工作作風，言行不一的做事效果致使人們對政府的成見越來越深，越來越大。公務人員的不檢點行為，釣魚執法，紅頂商人，罰款經濟，新官不理舊賬，“一個領導一張牌”，官官相護，權錢經濟等行為使很多人當領導并不是為了干事，而純粹是為了“當官、被提拔，再當更大的官。”這些人所謂的做事，要么作秀，要么為了政績，為當更大的官去撈資本，至于做的事是否“科學”、是否“可持續”、是否“為民”，不得而知。除此以外，一些基層和地方政府為了局部或區域利益，不惜花費納稅人的錢，不惜代價地人為去截訪、攔訪、堵訪，人為地把民眾與政府對立起來。如此這般些現象，漸漸地讓人民對官員失望，讓群眾對政府質疑，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三）此起彼伏的公共事件不能妥善處理，影響了政府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近年來，個別地方政府和部門在處理突發事件時，信息不對稱，政府及一些官員只對政府形象和領導負責，而輕視人民的利益和損害公眾的知情權，在第一時間和新聞發布會上的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或政府信息公布遲滯，嚴重損傷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民眾對政府的公信度下降。李剛事件也好，官員形象也好，官二代行為也好，各地的拆遷事件也罷，周老虎事件、甕安事件等都給政府的公信力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甚至有不少人偏激地將當前社會存在的一切問題都歸結到政府的頭上，質疑政府的一切行為。如吏制問題，司法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房改問題，企改問題，食品安全問題，假酒，假煙，假藥，假發票，假證，假學歷，假論文，假新聞，毒大米，毒牛奶，地溝油，毒香蕉，瘦肉精等。“政府說什么都加以懷疑，這已經成為多數人的習慣。”最終是很多人寧可相信民間傳言和小道消息，也不相信所謂的主流媒體。

（四）公眾和政府信息的不對稱造成謠言四起，降低政府公信力

由于政府的公權力優勢，掌握著大量的公權力而成為管理者。個別政府信息公開機制的不健全，導致本應向社會公眾公開的信息不及時、不全面、不準確，常常誤導了社會公眾，甚至有個別政府官員處于對個體利益的考慮，經常會利用權力尋租而忽視社會公眾的利益訴求，使公眾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特別是個別政府決策的不透明、不公平、不科學、不法治，不以人為本，導致政府沒能充分吸納社會公眾的意見和建議，缺乏有效的監督，造成失地農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城市建設擴張，物價飛漲，工人失業，農民種地不掙錢等。上海交通大學輿情室在藍皮書中指出：“當某些部門封鎖消息的時候，謠言通常會走在真相的前面，迫使當局開口說話。”大道不通，小道消息作亂，謠言四起。最可怕的是很多所謂的“謠言”后來都被證明是事實，人們就懷疑到政府在說謊。信息時代，互聯網的廣泛應用，“蝴蝶效應”也好，“雪崩效應”也好，一件小事、一個小環節處理不好，事態升級蔓延之快，常常會釀成大亂，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

三、幾點思考

（一）重塑中華民族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要緊緊抓住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個根本，廣泛深入開展理想信念教育，開展以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為主題的形勢政策教育、國情教育、革命傳統教育，進一步堅定全社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念和信心。緊緊圍繞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把誠信建設擺上突出位置，大力推進誠信建設，建立鼓勵誠信、打擊失信的長效機制，引導廣大干部群眾學有榜樣、見賢思齊，在全社會形成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

（二）健全政府信息公開的網絡平臺。在現代信息社會，互聯網已經成為民眾表達意愿、參政議政的重要平臺，信息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速度傳播。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視互聯網輿論的力量，加強政府信息公開的網絡平臺建設，增強政府工作透明度。要大力推進政務信息公開，加大依法申請公開的力度和責任追究制度，加強政府和公眾的有效溝通，拓展信息公開范圍。通過電子政務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實事求是地在網上公開公眾關心的事務，擴大公眾的政治參與范圍，為參與政務提供便捷渠道，拉近政府與公眾的距離，有效緩解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誤會和帶來的矛盾；同時要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要通過政府信息公開網絡平臺建設，讓人民大眾充分享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三）構建高效、廉潔、務實、法治政府。加強服務型政府建設，徹底拋棄舊的治民觀念或“為民做主”的觀念，確立為民服務和“人民做主”的理念，執政為民，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通過服務來維護公共利益。同時，深化政府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強法治政府建設。樹立法律至高無上的意識，把崇尚和信仰法治的精神融入血脈之中，教育廣大政府公職人員學法、懂法、知法、守法，自覺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并加強對權力的制約，進一步健全對權力監督的完善體系，推廣問責機制，保證權力規范運行。

（四）加強公職人員職業道德建設。加強對公職人員的思想政治教育，職業道德教育，黨風黨紀及作風教育，使公職人員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樹立良好的作風，樹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群眾是我們的衣食父母觀點，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加大對公職人員違法違規的懲處力度，一旦發生違法、違規、違紀事件，不論職務多大，級別有多高，都要一視同仁，嚴加處罰，絕不姑息遷就。

（五）切實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建設。黨的一元化領導不是一把手說了算，黨委集體領導不是黨委書記一人說了算。黨管干部不是黨委書記管干部。當前，黨的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權力、權威不到位，黨的領導者個人尤其是“一把手”的權力卻過分集中，是黨內民主發展和民主集中制貫徹的根本障礙。理順和規范黨內權力關系，要以保障黨員權力主體地位和黨內權力科學配置、相互制衡和公正有效運作為重點，安排好黨內權力的賦予、切割、劃分、行使、監督和終止方面的配套制度和程序。切實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建設，徹底打破黨內一把手就是黨委的化身，黨委書記經營黨委，黨委一把手說了算的干部體制格局，把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真正落到實處。

第三篇：政府公信力

信息公開透明和政府公信力

“躲貓貓”“欺實馬”“釣魚執法”的再調查考驗著政府的公信力。三起事件中，無一例外出現了政府部門推翻初步結論的“再調查”環節。在信息公開已成為政府法定責任的今天，企圖掩蓋事實真相的“躲貓貓”不啻鴕鳥政策，既不合法也不高明。政府不能夠保證不犯錯，但一定要保證誠實。要樹立政府的公信力和依法行政的形象，需要日積月累的艱苦努力;而要破壞這種公信力，一件錯事足矣。

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長期沒有真正從傳統的行為模式中走出來。只要出現了危機，首先想到的事情，是瞞，遮避消息，把事情納入內部控制的渠道，爭取在內部處理。但是，到了信息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真正意義上的封鎖消息，實際上已經不可能，封鎖和遮避的結果，是真相難以大白，流言卻不脛而走。結果，受損害最大的，是政府的公信力，這種損害積累多了，政府想改轍，但再說什么，也就沒人信了。

“釣魚式執法”，是以違法的方式執法，對法律和道德具有很強的危害性，既腐蝕著道德，傷害人們的善良之心，又損害著執法者的形象，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打擊人們對于法律權威的信心，加劇社會的信任危機，破壞社會和諧。有關部門必須引起重視，采取措施，糾正這種“釣魚執法”行為。一是要加強干部教育，進一步樹立依法行政、嚴格執法的意識;二是加強糾正處理和隊伍整頓，對違法執法的人員追究責任，嚴肅處理，起到舉一反

三、警戒震懾的作用，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三是健全長效機制，加強群眾和社會輿論對執法隊伍的監督，促進行政執法隊伍執法行為的規范。

第四篇：政府公信力

較強的公信力是責任政府的內在追求，因為在這里政府公信力產生的根源來自于對政府是否負責的確認。在民主社會，公眾服從法律和政府命令的前提是政府具有合法性基礎并且其產生符合民主程序。基于此理論，政府公信力來自于政府行為的負責。

政府公信力屬于制度體系的范疇，吉登斯認為，信任結構存在著兩大類：一個是人格信任，一個是系統信任，或者是制度信任。而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屬于制度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必須建立在一系列可靠的制度基礎上。制度是政府公信力的核心層面。政府公信力的制度包括圍繞政府公信本身形成的制度和政府公信監督、評估制度兩個方面。前者包括政府信息公開的制度化、開放的行政程序、責任機制建設等，后者包括鼓勵公民參與的各項制度建設。公民對政府制度的認可和信任，是他們在危難時刻緊密團結在政府周圍的基本條件。同時，制度公信力是危機管理各項制度發揮預期作用的保證。危機管理的各項制度屬于具體制度層面，其公信力的強弱關系到其作用的發揮。危機管理制度公信力強，就能在實踐中得到落實，產生良好的效果，反之則不能收到預期效用。制度的穩定性及剛性注定了制度效率的長期性，因此，建章立制是對行為預期結果的一種必要手段，也是政府公信力長盛不衰的最好方式。

（一）政府與公眾在信息上的不對稱性

政府的公共權力屬性使其在和公眾建立的信任關系中具有絕對的強勢，首先體現在雙方信息的不對稱上。政府和公眾信息不對稱的程度要嚴重得多。因為公眾在把權力交由政府之初，實質上處于一種弱勢形態，政府卻獲得了在信息獲取和處理上的絕對強勢。首先，政府的社會信息來源更為全面，公眾只能掌握部分社會信息，具有片面性。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決定了政府是全社會的公共管理機構，廣泛多樣的政府活動使政府可以憑借組織和技術優勢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顯然政府收集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比個人要容易得多，所以，政府掌握的信息量是其他社會組織個人或利益集團所不能相比的。其次，政府可以根據需求處理自身信息和其它信息，而對社會公眾隱瞞全部或部分消息。在技術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政府出于公共和自身考慮，如公眾知情后社會出現的混亂局面、政府形象的損害等，經常會對某些信息進行隱瞞或封鎖。如信息涉及到利益爭奪時，官僚體制及政府官員往往具有抵制信息公開的沖動，甚至發布一些虛假信息蒙蔽公眾視線。此外，公眾由于自身局限導致信息短缺。公眾的局限在接受其他公共服務或產品時也會出現，指的是社會公眾在享受政府某個公共服務或產品時，對公共服務或產品的獲取和提供過程并不十分關心，因為委托代理關系形成之后，公眾由于自身的局限產生了一定的惰性，不會對獲得社會信息、政府信息產生強烈的欲望，由此，就會導致公眾的信息短缺。

（二）公眾對政府公信力的評價具有非組織性 公眾對政府公信力的評價具有非組織性，主要體現在公眾作為政府公信力的評價者非特定也不固定。政府公信力的評價者是社會公眾，是一種抽象意義上的指向，并不特指某一個人。并且由于不同時間、不同情境政府公信力的評價者也不同，雖都可成為公眾，但這種身份并不固定在某個個人身上，因此，公眾對政府公信力的評價具有非組織性。

（三）收入分配不公

市場經濟在帶來高效率的同時，也拉大了人民群眾收入之間的差距，這種收入差距的擴大，引起了部分群眾相對剝離感的增強。實際上，市場經濟無法解決諸如社會公平問題，這是市場的缺陷或失靈所在。市場的失靈要求政府的干預和介入，市場的缺陷及市場失靈是政府干預的基本理由。政府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通過相關的政策，克服市場失靈，實現社會公平。

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如何處理效率與公平的問題，理論界和實踐層面都在認真探索。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我國生產力總體上處于不發達狀態，黨和政府特別重視效率問題。我國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也決定了黨和政府不能忽視公平問題，只是在選擇偏好上，效率相對于公平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兼顧效率與公平”。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收入分配要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黨的十五大和黨的十六大都明確提出，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黨的十六大還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這就確立了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關系的基本原則，目的就是既要適當拉開收入差距，以發揮收入分配的激勵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過大引起社會不穩定。

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行業收入、地區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城鄉二元結構也使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不公平現象特別突出。在全社會堅持公平的原則、維護公平的價值觀，保障人們利益和分配的合理化，使每個社會成員既有平等參與的機會又能充分發揮自身潛力,就成為政府的重要職責。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注重社會公平，特別要關注就業機會和分配過程的公平”。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指出，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這些論述，都既堅持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又增強了解決收入分配領域矛盾和問題的針對性，是從實際出發對效率和公平關系認識的不斷深化和完善。社會出現嚴重的不公主要表現為貧富差距懸殊。目前，基尼系數是國際上通用的衡量一個國家社會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標。根據基尼系數，低于 0.2 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 表示最佳平均狀態，0.3—0.4 表示正常狀態，0.4 為警戒線，0.4—0.5 表明收入差距過大，0.6 以上則表明收入懸殊使社會處于危險狀態。基尼系數越大，表明一個國家越是處于不公平狀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基尼系數存在著逐年增長的趨勢。目前，我國基尼系數已跨過 0.4，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社會公平主要表現為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絕對的結果公平是不現實的，也是難以做到的。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推動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動力之一。目前，我國社會的不公平更突出地表現為機會不公平。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中國現階段存在著大量的諸如身份特權等先賦因素的存在，嚴重地違背了機會公平原則。過多的行業壟斷，過多的行政審批，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經濟決策的不透明，蔓延到司法、執法、行政領域里的腐敗行為，法制不健全和市場機制不健全，造成千千萬萬的尋租機會，是現階段中國社會經濟機會不公平的主要原因。這些現象的長期存在，導致了公眾和政府信任關系的瓦解，即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正如對公正的思考是從不公正開始的一樣,對政府公信力的思考也應從政府行為中的一些不當行為入手,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可分為四個方面的信任:第一,公眾對政府公務人員的信任,公務人員的價值觀念、倫理意識和道德水平影響公共權力的正確行使。第二,公眾對政府行為的信任。如果政府行為效率低下,辦事拖拉,互相推誘,會影響政府信用。第三,公眾對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信任,即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質量和公共政策的信任。第四,公眾對政府提供的各種信息的信任。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周漢華指出,目前我國有用信息80%由政府所掌握,但這些信息大多處于不公開狀態。當前我國某些地方政府信息公開的狀況依然不樂觀,有的地方部門政務公開不規范,隨意性較大,想公開就公開,不想公開就不公開;一些部門公開的內容不全面,不細致,讓群眾如霧里看花,看不明白;有的甚至從部門利益出發,公開內容避實就虛,形式主義嚴重,這些現象直接導致了某些地方政府官方網站瀏覽量低、公民旁聽會市民參與積極性不高等問題的出現,使得地方政府與公眾溝通不暢。個別地方政府部門信息一時不公開或公開的信息一次不準確將導致公眾對政府信息權威的長期不信任。

一般來說，不信任主要針對政府行為。雖然對政府行為的不信任并不代表對政治體制不支持。但是，對政府行為的不信任也會使政府出現合法性危機。2003年春節過后，源于廣東的“非典”引發了全國幾個省市搶購板蘭根、醋、米和鹽的風潮，一時引發社會恐慌，完全出自對政府的不信任。由此可見，提升政府公信力是維護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前提，是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的迫切需要。

在公共危機時期，政府公信力缺失現象還大量存在，影響和制約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穩定、健康發展。政府公信力缺失現象，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3.2.2應急部門獨立，公共政策扭曲

面對層出不窮的危機事件，最為關鍵的就是建立核心的危機管理綜合協調機構，專門應對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和人為事故。我國政府危機管理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表現為部門化管理，沒有形成統一的指揮體制，對于新的公共危機缺少相應的管理機構。在國家層面的實際運作上，缺乏具有會商決策功能的綜合體系和綜合協調部門，也沒有建立處理不同危機事件之間的協調機制。在面對重大危機爆發，或是多種危機事件并發，會使政府在處理公共危機中的政策不能加以協調，從而嚴重影響政府處理緊急事務的效率。缺乏固定綜合協調部門，要么不同管理部門之間相互扯皮推委現象，要么不同部門存在職責交叉、政策各異現象，必會導致面對危機的公共政策失去常態。面對危機的突發性，政府根本未做任何準備，沒有固定機構進行危機管理，直接導致政府政策多變、政出多門，決策缺乏科學性、民主性和連續性，政策執行責任隱匿、不明確，政令不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導致社會民眾無所適從，破壞了政策的嚴肅性。

3.2.3服務意識薄弱，信息發布滯后

政府公信力在于真誠地為百姓服務，取信于民，欺騙輿論、混淆視聽的做法，只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增強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它與建立責任政府和透明政府的目標背道而馳，而且終將破壞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嚴重影響政府的公信力。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在計劃經濟條件影響下，比較多的考慮是展示社會和睦、穩定、繁榮的正面現象。面對突發公共事件、事故災難等作為消極負面的事情，一般采取的做法是，不說、少說或在處理完畢后作簡要報道。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斷推進，突發公共事件新聞發布滯后的現象越來越突出，不僅影響到對外國際形象，而且對于國內社會穩定、樹立政府良好形象產生了負面影響。在“非典”疫情發生初期，由于種種原因，政府未披露有關信息，直接導致各種傳言漫天飛舞、人心惶惶。官方“非典”信息的缺位和模糊性，讓人們對政府“非典”信息不信任，開始懷疑政府行為，從而形成各種謠言、流言。在近幾年的事件處理中，信息控制似乎能夠避免極端事件的發生，但如果由此得出信息控制是好的結論則過于草率和簡單。信息控制有許多負面性，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政府決策滯后，導致決策效率的低下，并有可能引發一系列的惡性事件。政府決策環節發生故障，那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就無從談起了。

政府公信力是指社會公眾對政府的普遍信賴所產生的認同力和信服力。它既是一種社會系統信任，也是公共權威的真實表達。伴隨著經濟發展、社會轉型的加快以及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或弱化業已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從問卷調查結果來看，政府公信力的弱化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

1.市場經濟格局下政府公信力流失嚴重

許多學者和政治改革家認定：公信力的提升源自于提高政府績效能力。從這一理念出發，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政府管理社會和提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水平不斷提高，其應該得到較大的改善。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被調查者對新中國成立至文革前的政府公信力評價甚高，認為 “很高”和“高”者還達到了 76.4%，平均得分達 4.16；而對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后的政府公信力評價甚低，認為“很高”和“高”者只有 32%，平均分僅 3.03 分，比對文革時期政府公信力的評價得分還低。被調查者對政府的信任并未如學者們所推斷的隨著政府業績的提升而提高，其原因固然是多重的。一方面，正如喬治·弗雷德里克森所指出的，“工業化和科技的發展在促進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引發了人口膨脹、社會治安、環境惡化等諸多社會問題，政府所面臨的公共問題的復雜性、動蕩性和多元性環境，導致了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客觀上引發了政府的信任危機”。另一方面，那就是隨著民主法制建設的不斷推進，公眾的民主意識、法律意識、維權意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別是伴隨著網絡的普及，信息的傳播更加迅速和透明，公眾對政府期望的增長與政府不能有效地滿足人們的期望之間形成了一對越來越突出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存在，其中不乏政府職能超載的影響。

2.政府公信力層級遞減的趨勢明顯

在我國各個層級政府中，其公信力的評價各不相同，一個總體趨勢是：從中央政府到鄉鎮級政府，公信力呈現出明顯的層級遞減。對各級政府信用度作整體評價的結果表明，調查對象認為較高者（很高+高）的比重分別為：中央政府為84.4%，省級政府為 68.3%，市級政府為 31.7%，縣級政府為 17.9%，鄉鎮級政府為 14.9%；從各級政府信用度的平均分來看，中央政府得分為 4.22 分，到縣政府一級時已經下降為 2.74 分，到鄉鎮一級僅為 2.47 分。在寧鄉縣調查時，有村民反映，“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可就是落不到實處。村里的干部、鄉里的干部、縣里的干部基本都是一伙的，都是吃農民的，市里的稍微好一點，省里的干部又比市里的好一點。反正一句話，越是往下，越是吃我們老百姓的。”雖然這種說法不盡準確，仍然表達了人們對政府整體評價的大勢。

3.群眾對縣級以下政府工作滿意度不高

“服務型政府”的理念強調，政府的宗旨是執政為民，為公眾提供充足、優質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政府的主要職責在于全面履行公共責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門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應對和處理突發事件，提供社會安全與秩序的公共產品，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保障公民財產和生命安全。群眾對政府工作是否滿意也就構成了信用度高低的基礎。從問卷調查結果來看，調查對象對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工作滿意度較高，評價為“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分別為 82.4%、66%，而市級、縣級和鄉鎮級的這一指標分別為 29.9%、25%、19%；從平均分來看，也是明顯呈從中央政府往下逐層下降的趨勢。

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公共決策的制定者、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在應對公共危機事件中的效能、效果，直接影響到政府公信力的高低。政府在公共危機應對中的政策措施、危機過程中的身體力行、危機后的恢復重建工作，以及避免危機再次發生的危機管理制度等，對于穩定社會秩序、平復公眾危機心理、恢復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則有巨大影響。群眾對政府工作的滿意度，與政府日常工作相關，更與危機處理密切相連。調查數據顯示，有高達 87.1%的被調查者對中央政府處理公共危機事件的效果表示滿意，僅有 1.5%的被調查者表示“不滿意”，但越往基層政府，群眾對其處理突發公共危機事件效果的滿意度越低，對縣級政府表示滿意者為 24.8%，對鄉鎮級政府表示滿意者只占 21.9%，平均分也是呈逐層下降的格局。

政府的公信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行為和行政制度。現階段政府公信力弱化趨勢明顯，與上述三個方面的因素影響密切相關。并且，政府公信力來源一部分是先賦的，一部分是自致的，前者是一個政府的初始公信力，后者是政府通過后天作為取得的。從調查結果來看，現階段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既包括先賦的部分，但更多的是自致的部分，并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行政管理體制尚不健全

改革開放以來，為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遷，我國各級政府逐步進行了以職能轉變和運作機制調整為核心的管理體制改革。但改革尚不到位，仍存在諸多痼疾和弊端，而這些正成為了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深層次制度原因。

其一，政府信用責任超載。信用政府的前提是有限政府，只有有限政府才能將政府的有限職能作用于真正需要發揮作用的領域，才能避免政府濫用信用資源。但由于改革尚不到位，政府職能的有限性并未實現，在群眾心目中依然是 “全能政府”。由此極易產生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政府角色錯位，“越位”、“虛位”現象時有發生，尤其是職能與事權的不對稱時引發諸多矛盾；二是政府信用超載，其信用能力與公眾過高期望之間沖突嚴重。

其二，權力制約機制不健全。政府行為能否充分反映人民群眾的意愿，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既取決于政府接受監督的自覺程度，更取決于政府行政權力約束機制的完善程度。缺乏制約機制，將政府權威凌駕于監督之外，不能開展有效的監督制約，也就等于把政府架空于社會之上。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在政府自身缺乏監督的動力，而外部監督又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因素未能發揮其應有作用的情況下，一些政府機構和工作人員極易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資源，進行“暗箱操作”，以追求自身和部門利益。例如：在“躲貓貓”事件中，個別公安、檢察機關的領導就是把維護和鞏固部門利益作為自己的工作職責，放棄了民意，這就必然影響到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政府的權力并非是無限的，而是有邊界的，應該受到制度層面上的制約。其實，類似“躲貓貓”這些事件的釀成，大都緣自對行政權力的制約機制失靈，從而影響了政府的公信力。

其三，行政問責機制不完善。建設責任政府，必須建立起一個有效的問責機制。但目前的現狀與此相距甚遠。不少地方的行政問責的成效仍取決于媒體與社會的關注程度，只有像 “釣魚執法”、“躲貓貓”這樣的事件引起強烈的輿論反響時，有關部門才會啟動問責制，處理幾個官員給公眾輿論一個交代。如果缺乏輿論關注或壓力較小，問責程序就很難正常運轉起來。這樣導致的結果是：對一些輿論關注的瀆職失職事件，往往問責力度較強，但即使追究責任也是高調問責，低調升遷，或是追究執行者不追究決策者，“追下不追上”；對于那些未受眾人矚目的瀆職失職事件，問責就顯得力度不夠，往往只是象征性地讓當事人寫個檢討或是寫個事情經過說明，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且忽視問責那些在瀆職失職事件中明哲保身、不作為、無作為的官員或當事人。行政問責機制流于形式、不徹底會使行政權力實際上處于無責任、無風險的運行狀態，最終影響到政府的公信力。

其四，利益表達機制短缺。從理論上說，公眾的利益表達渠道甚多，但實際上主要只有兩條途徑：信訪和司法。但由于信訪制度目前并不完善，特別是信訪部門的事權與職能之間嚴重不對稱，不少地方政府 “攔訪、堵訪”現象甚多，使群眾實際問題難以解決，加之司法受行政干擾比較嚴重，這都使政府公信力受損嚴重。

2.政府行為不當的影響

政府作為公共機構,在行政過程中表明自己的價值觀念、執政思路和工作作風,展示出自己的形象,形成自己的聲譽。社會公眾也就是根據這種形象和聲譽,作出對政府的信任或不信任選擇的。如果政府的行為符合公眾的意愿,行政公正公平、合理合法,講信用,重承諾,那么,公眾就會對政府作出信任選擇,政府公信力也就由此提高。不難看出，政府能否贏得良好的公信力,關鍵在于政府本身。問卷調查結果也表明，在回答“對政府公信力影響的最主要方面”時,占 45.8％的被調查者認為是“政府履行職責是否到位”，占 23.6％的被調查者認為是“政府行政行為是否適當”。在回答 “造成當前政府公信力降低的主要原因”時，占 26.2％的被調查者認為是“政府職能越位、缺位和錯位”，占 16.1％的被調查者認為是“違法行政、非法行政”，占 14.4％的被調查者認為是“公共政策不合理”。

其一，政府行政行為的不作為或亂作為。一方面，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沒有國家法律許可或者行政命令授權的情況下,擅自介入本來與自己無關的事務,對社會經濟事務進行具體的干預,這種行政干預不僅浪費了大量行政資源，而且招致社會對政府能力的質疑；另一方面，在本該由政府提供服務平臺時，卻出現了 “缺位”。特別是政策執行不力，存在如荷蘭學者布雷塞斯所說的“象征性合作”現象，口頭表態執行，實際上卻并未付諸行動”。

其二，政府行為不規范。首先，決策行為不規范。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決策過程中主觀隨意性大，發現問題時考慮得更多的是政績，決定議案時更多的是憑借經驗和習慣，出現問題后也不敢承擔責任。其次，執法行為不規范。在具體工作中，不按法律法規行事，不按程序辦事，直接導致政府公信力的下滑。在近幾年所發生的社會公共事件中, 如貴州甕安發生的一起圍攻政府部門的打砸燒事件，就是由于部分群眾對甕安縣公安局對該縣一名女學生死因鑒定結果不滿，加上公安人員在長期工作過程中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最終失去了部分老百姓的信任所致。

其三，政府資信缺乏透明。政府信息不公開，行政行為不透明，報喜不報憂，隱瞞公共事件，甚至存在某些環節暗箱操作，這樣的事例時有發生。本來應該向社會公開的信息，政府不及時通報，而是遮遮掩掩，甚至隱瞞事實、封鎖消息，造成主流媒體對突發事件的報道總是滯后或回避不報，這就為小道消息或謠言的產生和傳播提供了空間。一些公眾也已形成習慣，即寧愿相信網絡上甚至是境外媒體的報道，而不愿相信主流媒體的報道。事實上，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在信息手段發達的今天，只會產生“狼來了”的效應，使政府公信力下降。2004 年非典疫情的大暴發，帶給人們的教訓是深刻的。

3.公務員隊伍中權力異化的影響

一是在公務員隊伍中，目前仍有不少人“官本位”思想嚴重，以官為本，一切為了做官，把做官看作人生最高追求，宗旨觀念淡漠，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對群眾的安危冷暖漠不關心，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甚至肆意欺壓百姓，極大地傷害了群眾的感情，影響了政府的威信。二是有些公務員，包括一些高級干部，濫用權力謀取私利，貪污腐敗，在人民群眾中造成極壞的影響，嚴重敗壞了黨和政府的聲譽。三是不少公務員政績觀不科學，在實踐中存在著嚴重的惟 GDP 是從的傾向，在工作中熱衷于搞“門面工程”，搞短期行為，也造成了權力的不當運用，致使“釣魚執法”、強制拆遷事件等時有發生。

第五篇：政府公信力

以政府公信為基石 打造誠信社會

公信力是人民群眾對政府的評價，反映著人民群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和信任度。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政府公信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人民群眾對政府公信力的評價，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政府的誠信程度。對于政府來說，其信用程度具有代表性和權威性。政府能不能正確行使權力，能不能遵守規則，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決定著政府公信力的狀況。第二，政府的服務程度。如果政府能夠全面履行公共責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門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群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就高，政府的公信力就強。特別是在危機狀態下，政府能不能負責任地應對和處置突發事件，提供社會安全與秩序的公共產品，保障公民財產和生命安全，是政府公信力程度的突出體現。第三，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是否依法執政，能否在法律框架內約束自身的行為，客觀體現了政府公信力的履行情況。

如果說政府公信力下降是一種危險信號的話，那么這種信號應引起政府的高度警覺，并努力提高自身公信力。

第一，提高公信力有賴于政府管理機制的創新。建立政府信息公開機制，加強政府與公民的溝通，使公民更加充分地了解政府的運作和功能，從而在政府與公民之間形成良性 的溝通，公民與政府之間的互信必然得到加強；建立強有力的政府權責機制，加強政府對社會需求的回應性，政府應依法行使公共權力，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全面、恰當地履行與公共權力相對應的職責，不斷滿足社會合理需求；建立綜合決策機制，提高決策的民主性與科學性，盡可能地把利益不同的各方力量納入決策過程，提高政府決策的民主、科學程度，保證公共決策的質量。

第二，提高公信力有賴于政府強化責任意識。各級政府及領導干部應牢固樹立執政為民的思想。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是建設信用政府的思想基礎。政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領導干部要腳踏實地，有諾必行，講究信用，靠自己求真務實的作風，在群眾面前樹立良好的誠信形象。同時，還要完善政績考核辦法，建立健全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和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堅決反對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

第三，提高公信力有賴于政府落實依法執政。各級政府及部門必須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嚴格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要圍繞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健全行政責任體系，強化政府法律責任機制。要切實加強和改進行政執法，做到嚴格執法、公正執法和文明執法，加大行政綜合執法改革力度，加快推進相對集中行

政處罰權的改革工作，切實解決層次過多、職能交叉、人員臃腫和多頭執法的問題。要強化行政監察，及時處理和糾正行政不作為、濫用職權、執法不公、以權謀私等行為。要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統一，加強信用法規建設，加大失信懲罰力度，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良好風尚。

提高政府公信力，必須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切實提高政府科學行政、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水平，不斷的改進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方能做誠信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