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論政府公信力建設

試論政府公信力建設

江南大學 李猛

指導老師 楊寶國

摘要：政府公信力體現了政府的信用能力，反映了公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我國政府公信力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公信力是政府的影響力與號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觀結果，體現了政府工作的權威性、民主程度、服務程度和法治建設程度。清楚認識政府角色定位、強化政府信用行為、鞏固升華行政文化，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是現代文明社會發展和民主政治自身發展的必由之路。穩固的公信力也是一種執政資源。當前我國政府公信力建設存在著地方政府的權威流失、公共政策的執行乏力、腐敗違法現象時有發生及政府信息缺少透明度等問題,提升政府公信力應從理念轉變、制度完善、職能轉變、政策制定、流程優化五個層面著力。從而增強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關鍵詞 政府公信力 信任危機 重塑

一、政府公信力的基本理論

（一）政府公信力及其主要特征

（二）政府公信力的價值定位

（三）政府公信力的評價標準

（四）政府公信力的效應分析

二、目前我國政府公信力的現狀與問題分析

（一）目前我國政府公信力的現狀

（二）目前我國政府公信力流失的問題分析

三、重塑我國政府公信力的對策思考

結論 參考文獻

【1】唐鐵漢.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設信用政府[J].中國行政管理，2005（3）.【2】崔光勝.我國政府誠信問題研究[J].公共行政，2005（1）

【3】高衛星.試論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與重塑[J].中國行政管理，2005(7).【4】唐鐵漢.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設信用政府[J].中國行政管理，2005（3）

【5】朱光磊、周望,在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提高政府公信力.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3 【6】吳曉峰,近年來政府公信力研究綜述.中國行政管理,2008.05.一、政府公信力的基本理論

（一）政府公信力及其主要特征

所謂“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依據于自身的信用所獲得的社會公眾的信任度。它體現的是政府的信用能力，反映的是公民在何種程度上對政府行為持信任態度。因而，這一概念事實上囊括了政府信用與政府信任這兩者的全部內容。具體地說，政府公信力這一概念包含以下三個要素：

第一要素：理念。理念是一種向導，它告訴人們如何從事。正確的理念自然引導恰當的行為，這說明理念具有指導性。政府公信力不僅與政府自身表現有關，而且與信任投入者密不可分。眾所周知，現代政府的產生基于人民的授權。有了政治合法性，便有了政府的行政資格。合法性“是對統治權力的認可”，是國家公民對現政府的認同與遵從。這種認同和遵從是建立在一系列條件基礎之上的：被統治者的首肯是合法性的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則涉及社會價值觀念和社會認同，但認同需要社會滿意度；第三要求與法律的性質和作用相關聯。在馬克?夸克看來，如果上述因素能夠很好地結合，那么政府在制定規章制度的時候，合法性帶來的將不僅僅是秩序和效率，還有司法的公正。[3]由此看來，政治合法性是政府公信力的第一要件。人民至上理念是政府題中應有之義。政府能否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關系到它的政治合法性與公信力。

第二要素：行為。行為根植于理念。而行為愈正當，行為主體獲得的信任值就愈高。較之于統治行政階段和管理行政階段，更高一級的公共行政階段才是迄今為止我們追求的、最理想的狀態。政府的職能已不再是統治，也非管制，而是服務。政府提供的是公共物品與公共服務，是治理而非統治。治理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政府通過不斷地滿足國家公民的利益需求，將權力和威嚴升華為能力和威望，從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第三要素：結果。政府管理效率是政府管理行為的必然結果。政府管理效率是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與公共服務的有效性。政府的非贏利性及產出的公共性與服務性，決定了政府的職責只能是滿足社會公眾的合理需求。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滿足這種需求，是社會公眾審視政府能力與表現，乃至政府公信力的一個主要尺度。效率高低決定結果好壞，而結果好壞又決定政府公信力的強弱。

（二）政府公信力的價值定位

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古有商鞅立木為信，推動變法，一統六國。“千金一諾”、“君子一言”、“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信守不渝”等成語比比皆是，言猶在耳。然而，隨著當前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誠信問題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假證、假藥、假奶粉、假學歷、假老虎”等事件不一而足，社會誠信、政府誠信不斷受到拷問。

那么，何謂“誠信”呢？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意思是說，誠是天和人的最高原則。“誠”就是真實不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信”是遵守諾言，實踐成約。古代先哲們認為，誠是一切道德行為的基礎和道德修養的前提，無誠則無德。誠也是一個人為學和立業的根本，無誠則事難成。而信以誠為基礎，以義為準繩。誠信要求人們守信履約，不弄虛作假，不欺詐為惡。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誠信又意味著什么呢？在經濟建設方面，誠信意味著公平與效率，彰顯的是企業文化和市場競爭力。在政治建設方面，誠信意味著公信力，意味著政府的影響力、號召力，彰顯的是政府的執政效能和為人民服務的基本理念。在文化建設方面，誠信意味著不浮夸，不虛構，不作假，科學發展，實事求是，我筆寫我心，我行無愧我心。在社會建設方面，誠信意味著道德和風貌，彰顯的是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精神實質。

在不同層面、不同角度的誠信概念上，政府的誠信是基石，是基礎，是帶動社會誠信、企業誠信和個人誠信的排頭兵和先鋒隊。因為政府是社會秩序與市場秩序的維護者，政府不守信用，將會破壞整個社會信用的基礎。在打造誠信政府、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問題上，誠信不僅僅是呼吁公民或者公務人員個人的誠信觀念。政府公信力的建設是在執政過程中，與企業、團體、公民等多方力量在政治、社會和市場等不同領域通過互惠、習俗、強制、行為等博弈活動逐漸形成的。公信力的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公信力的形成非一時之力，非一事之功。

首先，公信力的建設要以法律為準繩，堅持依法行政，嚴格執法。這里有一個公權力的問題。毫無疑問，公權力本身來自于人民，人民賦予政府公權力，政府又把權力授予行政機關及其公務人員行使。在整個過程中，為規范公權力的使用，法律以其震懾性、權威性、強制性劃定了一條剛性的制約紅線。作為政府，建設公信力，最核心的任務是建設法治政府，弘揚法治觀念，杜絕執行過程中的公權力異化濫用、執行不力、越位缺位錯位等現象，真正實現依法治權，職權法定，越權無效，從而在公權力的制約和規范運行中提升政府的執行力和公信力。

其次，公信力的建設要以制度為保障，堅持按章辦事，照章執行。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規章制度是工作中實踐經驗的理性歸納和運行規律的科學

總結。規章制度以其權威性、嚴肅性、穩定性為科學決策、民主決策、規范管理提供了一個比較科學公正的框架。但是，規章制度畢竟不是萬能的，規章制度的質量受到制定時的客觀環境制約，再好的規章制度隨著時間的流逝、客觀環境的發展也必然會有一定的局限性或片面性。這就使規章制度成為公信力建設中一道柔性的屏障。在執行的過程中，既要保持制度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又要與時俱進，根據客觀環境的變化和實際需要對制度進行修訂和完善，從而保持制度的實效性。最后，公信力的建設要以坦誠為基礎，堅持信息公開，堅持溝通與交流。在這樣一個瞬息萬變的信息時代，政府的坦誠、政府與民眾間信息的溝通與交流尤為重要。因為坦誠是信任的基礎。沒有溝通，沒有交流，何來的信任？更何況理解與合作。謠言，止于智者，更止于勇者和誠者。沒有溝通與交流的信息公開，是被動的、機械的信息公開，至于信息公開的及時性、有效性，不過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鏡中花、水中月罷了。因此，要建設政府的公信力，就要著力打破“神秘”政府觀念，打破“潛規則”，大力倡導信息公開，因地制宜，因時因事及時做好信息公開，從而保障民眾的知情權，維護政府的公信力。

誠信是一種美德，是個人品質、思想道德的升華，更是政府、企業、公民間協調相處的一種機制，一個體系，一道剛柔相濟、相輔相成的防護網，對公務人員是規范，是約束，是保護，對于廣大的人民群眾則是實打實的維護和保障。只有秉承客觀、公正、科學和實事求是的原則，求真務實，坦誠相待，樹立由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神秘政府向透明政府、管制政府向服務政府、利益政府向利益中立政府轉變的現代政府理念，大力推行制度創新，增強政策的透明度，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才能不斷提升政府公信力，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良好風尚。

（三）政府公信力的評價標準

對于政府公信力的評價標準，應該從政府的誠信程度、服務程度、依法行政程度及民主化程度四個方面對政府公信力進行評價。[4]也有研究者為政府公信力設計了更為具體、可測量的評價指標，如熊光富將政府公信力的影響因素劃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行政主體、體制因素、政府實力和績效、管理因素等，每一因素均設置了相關的具體衡量指標。

（1）政務公開與透明

按照現代國家理論，政府是由社會公眾授權而承擔管理社會的職責的，作為代理人的政府有必要及時向作為委托人的社會公眾提供自身能力及所代理事務等方面的信息，當公眾滿意之后，政府與社會公眾間的這種委托代理關系才具有存續下去的依據。基于此，政府及時對政務進行公開，使其透明化是取信于公眾的重要方式和舉措。因此，政務的公開和透明化是對基層政府公信力的重要評價標準之一。而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這一標準可細化為基層政府決策聽證情況、政務網站建設情況等。（2）依法及廉潔行政

法治政府的建設是我國政府建設的重要理念及目標之一，其基本要求是建立完善的憲法和法律體系，做到行政過程中“有法可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的行政氛圍。違法行政的政府無誠信可言，因為它首先違反了最基本的社會規范。對于基層政府而言，它更多擔任著執法者的角色，它是國家法律法規及政策與社會公眾進行對接的端口，基層政府對法律的執行狀況，將直接影響著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作為對基層政府公信力的評價指標之一，依法及廉潔行政在實踐中具體可細化為，政府行為是否有合法的依據，執法是否到位，行政人員是否清正廉潔等。

（3）科學及民主決策

決策是基層政府各類行政行為的起點，而決策的質量、效率及效果將會對自身的公信力產生直接影響。合乎民意、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決策將增強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而一個不科學的決策則會損害公眾的切身利益，進而降低其對政府的信任。決策的科學和民主體現了決策的確度和廣度兩個維度，前者用于表示決策的準確性，即該決策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所要面對的問題，后者用于表示決策的民意來源，即該決策能夠代表多大范圍內的聲音。作為基層政府公信力的評價標準，它在政府實踐中體現為決策制度是否健全、程序是否規范、調動下級及群眾參與的積極性等。

（4）公共服務供給力

政府合法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向公眾供給公共服務，既包括國防、治安等 安全類公共服務，也包括教育、醫療等保障類公共服務。基層政府作為政府直接面向群眾的重要窗口，能否優質高效地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將直接影響公眾對其的評價。這在政府運行的具體環境中，既表現為基層政府的財政能力，又表現為其政府供給公共服務的運作效率。

（四）政府公信力的效應分析

目前，我國各級政府的公信力整體上處于下降態勢。形勢比較嚴峻。近些年來，針對政府的各類群體性事件多次發生，針對政府官員的惡性犯罪案件也不少，民眾參與政治普遍冷淡。于此可以看出，政府的形象不再那么光輝高大，其公正性和為人民服務的無私性遭受質疑，其凝聚力和號召力略顯蒼白。雖然政府和人民保持一定距離，人民對政府存有一定程度的不滿和質疑是正常的，適當的民眾 獨立性可以推動政府建設與時俱進，避免像上世紀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那種運動式社會動員給全社會帶來的巨大破壞。但政府和人民如果始終處于相互懷疑、不信任和敵視狀態，最終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只有百弊而無一利，具體來看，各級政府的公信力水平是不一樣的。從橫向比較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政府公信力一般高于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地方經濟發展狀況好，政府有財力去為民眾提供充足又優質的公共產品，也能夠更好地去執行“多予少取”的惠農政策：另外東部地區市場化水平高，市場和社會對政府建設提出了高要求，政府自覺或不自覺地按照服務性政府的理念進行改革和建設。通過機構精簡優化、政務公開、聽證會等拓寬民眾參與政治的渠道。獲取民眾的信任和支持。而在中西部經濟落后地區，基層政權財政收入不足，尤其在農業稅費改革后，地方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基本成了“吃飯”財政，甚至負債累累。在這種狀況下，地方政府不僅不可能去為百姓提供公共服務，有時甚至還挪用上級撥下來的各種款項。再加上政府行政理念落后，行政方式僵化，政府和人民的關系趨于緊張，政府公信力急速下降。從縱向比較看，中央政府的公信力高于省政府，省級政府的高于基層政府的，基層政府的公信力最低。

不可忽視，我國政府公信力下降有其宏觀的社會大環境。以市場經濟體制為主軸的改革開啟了中國社會轉型。由農業社會、村落文明向工業社會、城市文明變遷，這種整體性社會轉型正如鄧小平所說的是“第二次革命”。在轉型過程中，舊有的社會秩序遭到迅速解構，而新的社會秩序正在慢慢建立，新社會規范因其認同基礎薄弱而顯得軟弱無力，而舊的社會規范正在失去社會基礎而對新社會失去足夠的效力。整個社會處在新舊因素相互交錯、沖突和共同作用情況下，社會容易出現失序和失范。各個領域存在許多不公正和丑惡現象，諸如因政治權力缺乏足夠監督導致貪污腐敗，市場經濟機制扭曲出現坑蒙拐騙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人人自危和自保，彼此信任程度整體下降，這種社會人文環境必然影響和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受眾多因素的影響，但我國政府公信力下降主要源于政府因素，各級政府應該為公信力下降承擔直接的責任。首先，對政府公信力產生致命性傷害的是權力腐敗和官僚主義，是形形色色的腐敗行為和作威作福的官僚主義作風。其次，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水平低，無法滿足民眾生活和發展需要，而公共產品直接關涉到群眾利益。低效服務致使政府行政績效的公信力大幅下降。再者，政府行政的合法、透明性不夠，決策中的民主性不高。民眾的知情權和參政要求 沒有得到尊重，也導致政府行政過程的公信力不夠。最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受 各種主客觀原因影響，沒有發揮其應有的法律效力，政府官員任免、升遷沒有更好地體現民意，政府合法性受到部分質疑導致政府產生的公信力不足。

二、目前我國政府公信力的現狀與問題分析

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社會的復雜性、開放性和多變性已經很突出,國家正處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這也構成了我國政府公信力下降的背景條件。由于新舊體制的摩擦沖突、社會利益分化、價值取向多元化以及外來文化沖擊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水平、質量和意識,與社會和公民的價值期待還有一定的差距。多種非理性

行政行為的存在,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行政能力,損害了政府權威, 影響了政府形象,降低了行政效益,使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能力與公眾不斷增長的行政需求之間形成了較為嚴重的矛盾。公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和不信任感有了相當程度的增長。

時代及社會因素。隨著工業化和科技發展,在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引發了諸多的社會問題, 如人口膨脹問題,社會治安問題,環境惡化問題,失業問題,健康問題,犯罪問題,交通問題，層出不窮,舊的問題尚未解決,新的問題又不斷出現。政府所面臨的公共問題的復雜性,動蕩 性和多元性環境,導致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另外,社會信用缺失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嚴峻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成為我國目前經濟乃至社會整體面臨的最嚴峻問題之一。失信行為涉及范圍從商品生產者到銷售者,從普通老百姓到政府要員,從政治、經濟到科學、文化 和藝術,從國內到國外,其足跡可以說是遍及社會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在社會誠信缺失的大環境下,政府信用也必然呈現出下降趨勢。

政府因素。第一、政府行為缺乏公開性,透明度差,暗箱操作使行政神秘化。在我國,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往往被忽略、忽視或有意模糊,惡意封堵政府信息的行為也是屢見不鮮。長期以來,我國的地方政府部門習慣了發號施令,習慣了“關門制定政策”。一些人在維護政府形象的 旗臶下維護著某些地方或某些個人的私利,而臵公共利益于不顧,千方百計封堵真實信息。政府信息渠道的不暢通、信息 不透明帶來政府公信力的弱化所付出的代價是極為沉重的。第二,政府職能定位不合理, 經常出現“越位”、“缺位”、“錯位”現象。第三,公共行政缺乏有效的績效評價體系, 并且責任機制薄弱。一些行政形式理性化的結構要素如“功績制”原則等被形式化地加以利用, 成為部分官員獲取政治機會的工具。至今我國還沒有建立一整套完整的行政責任追究賠償制度，在對行政人員的責任追究上,往往只追究其主觀過錯,而對其客觀過錯則較少追究或不予追究。法律的懲罰力度太小,失信成本遠小于守信成本。盡管目前開始采用行政重大責任的問責制,但制度運行尚不規范, 最終將會導致權力與責任的不對等狀況。第四, 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不強,難于應付突發事件。一旦出現危機,政府應該全力解決問題。如果危機爆發后,政府不是全力解決危機, 而是先掩蓋問題,隱瞞基本的信息,甚至提供虛假信息。這不僅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權,也會加劇公民的心理混亂,甚至引發過激行 為。在危急的關鍵時期,政府不能有效地號召和引導全社會,必然導致公

眾不信任感的蔓延,威脅其合法性基礎。

公眾因素方面。首先期望過高。公眾對政府的期望太高,要求政府解決其不能解決的問題,要求政府承擔更多的事情。許多人一方面要求政府削減稅收和減少開支,另一方面卻希望政府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和福利。其次認識不準。受種種因素的影響, 公眾很難全面地認識政府,而更多地將目光聚焦于政府的負面,并且夸大了這些負面的東西。

三、重塑我國政府公信力的對策思考 1 強化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思想理念

中國共產黨作為我國的唯一執政黨，其基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國的各級人民政府必須牢記黨的基本宗旨，牢固樹立為人民群眾服務的理念。唯有如此才能無愧于我們人民政府的稱號。各級地方政府的官員，只有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強化公仆意識，才能恪盡職守，做到權為民所用。但遺憾的是，我們有相當一部分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員，把黨和人民群眾賦予自己的權力，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把其變為謀取個人私利的工具，貪污腐化，墮落奢侈，嚴重敗壞了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還有一部分地方政府 的主要官員，由于學習不夠，不能正確貫徹落實中央的方針政策，不能嚴格依法行政，工作決策主觀武斷，隨意性強，經常造成工作的重大失誤;還有一部分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員，好大喜功，為了制造個人工作政績，不顧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利益，不惜勞民傷財搞形象工程，搞形式主義，這些都嚴重敗壞了地方政府的形象，損害著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要提升我國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必須要強化各級地方政府及主要官員的服務意識、公仆意識，這是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基本前提。強化地方政府的行政監督力度，提高政務公開度

地方政府應圍繞行政行為的規范化、行政過程的監督和制約、政府信息的公開等工作深化政府行政體制改革，健全和完善行政監督制度建設。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高度集中的國家和社會一元化組織結構的經濟基礎，國家與社會逐漸分離。社會角色中的“公民”與傳統國家角色中的“公民”相比有了較大的變化，主要體現在社會公眾對公共事務管理的參與和對政府公共權力的監督。“現代政府的要求給公民更多的發揮影響提供了機會，并引入了制約行政力量的機制。”在這兩者之中，社會公眾對政府行為監督的作用日益凸顯。

在傳統政府行政過程中，雖然制定了比較完善的內部行政監督機制，并鼓勵社會監督，但是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卻難以真正發揮作用。地方政府內部行政監督機制的有效運作需要加強貫徹落實力度，完善監督機制實施的監督工作，形成制度化，提升監督工作的有效性。同時，還需要充分利用現代網絡、媒體工具，提高社會公眾的參與積極性，調動社會監督的力量加強對地方政府行政行為的有效監督，切實推進地方政府依法行政。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完善權力分配

推動政府還權于社會和民眾，政府只管大政方針和做好社會服務工作，能夠提高社會公眾對地方政府的認同程度和信任感。第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 下，政府的職能范圍有所縮小;第二，公民積極參與社會事物，并能積極影響政府行政行為;第三，從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系來看，既要確保政府職能與社會職能有效分開，又要使政府與社會公眾之間建立一種伙伴關系，能積極產生良性互動，從而有效提升政府的績效。

同時，隨著我國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深入推進，理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及其他上級政府間的關系，明確各級地方政府的具體職能、權利、責任等問題，成為重中之重。

地方政府是社會公共服務的主要提供者，下層政府常常處于非常尷尬的被動狀態，一方面上級政府將為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責任給了下級政府，一方面卻沒有賦予下級政府相應的財權，這樣一來造成了下級政府在相關問題上陷入“，自

有余而力不足”的艱難境地，這無疑降低了地方政府在公信力建設方面的成效。下級政府與上級政府間的關系順暢還需要嚴格規定各自在地方發展過程中擔負的職責，享有的權利，否則很容易造成不同層級間的政府職能交叉重疊，同一事件卻多頭負責，甚至會造成政府間“踢皮球”的不良后果。基本原則即是要保證下級政府在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中職、權、責、利相統一，在服從上級政府指導、符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保持必要的獨立性。只有劃分清楚下級政府的具體職責，地方政府才可能將有限的資源應用到自己所管轄內的事務中去，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才能讓社會公眾充分感受到一個高效能、負責任的地方政府，才能提高地方政府在社會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從而提高地方的公信力。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整體素質

要解決政府工作人員的整體素質問題，首先要積極引進高素質人才。必須將崗位設置標準制度化、規范化。政府工作崗位的設置是有嚴格規定的，職責也是非常明確的，所以對于考生的具體報考條件限制也應該有統一設置的標準，從源 頭上杜絕“因人設崗”和不恰當的條件限制。面試環節的方式方法也應該得到規范。在東部發達地區，公平有效的公務員面試操作己經得到有效實踐，即在面試過程中盡力使用回避原則，考官與考官之間應該是互不相識的，考生在面試過程中不能暴露任何個人身份信息。從而確保進入公務員系統的工作人員的能力和素質，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整體決策能力。

在引進高素質人才的同時，應注意對在職工作人員的培訓。對在崗工作人員進行培訓是提高公務員體系整體素質的必由之路。應對現代社會快速發展的需要，提高地方政府工作人員的基本素質成為極為緊迫的工作，工作人員的素質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合理性、及時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必須對政府工作人員思想觀念、技術技能進行全面的培訓。服務型政府建設是當前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只有讓“服務理念”深入工作人員頭腦，內化為工作的指導思想，服務型政府建設才可能切實開展;技術技能的提高是建設服務

型政府的技術支撐，工作人員擁有先進的技術技能才能提高工作效率，順利完成各項職能，從而有效提高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結論

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將對我國社會經濟政治的穩定和發展造成影響。因此，如何提高政府公信力已經是一個關鍵又急切的問題。加強地方政府誠信的建設，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促進社會誠信，保持和維護全國政治穩定和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加快全面建設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不斷加強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設，不斷完善各種法律和制度建設，建設具有高度誠信的地方政府，是當前地方政府建設重要內容。提升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任重而道遠。因此，加強地方政府公信力研究，這既是一項迫切的政治任務，也是一個長期和復雜的社會課題，我們只有從多個角度、多學科，學習和借鑒國外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經驗和研究成果，調動社會公眾對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設的參與熱情和責任，不斷探索，才能探尋到有效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理論和路徑。

第二篇：政府公信力

信息公開透明和政府公信力

“躲貓貓”“欺實馬”“釣魚執法”的再調查考驗著政府的公信力。三起事件中，無一例外出現了政府部門推翻初步結論的“再調查”環節。在信息公開已成為政府法定責任的今天，企圖掩蓋事實真相的“躲貓貓”不啻鴕鳥政策，既不合法也不高明。政府不能夠保證不犯錯，但一定要保證誠實。要樹立政府的公信力和依法行政的形象，需要日積月累的艱苦努力;而要破壞這種公信力，一件錯事足矣。

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長期沒有真正從傳統的行為模式中走出來。只要出現了危機，首先想到的事情，是瞞，遮避消息，把事情納入內部控制的渠道，爭取在內部處理。但是，到了信息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真正意義上的封鎖消息，實際上已經不可能，封鎖和遮避的結果，是真相難以大白，流言卻不脛而走。結果，受損害最大的，是政府的公信力，這種損害積累多了，政府想改轍，但再說什么，也就沒人信了。

“釣魚式執法”，是以違法的方式執法，對法律和道德具有很強的危害性，既腐蝕著道德，傷害人們的善良之心，又損害著執法者的形象，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打擊人們對于法律權威的信心，加劇社會的信任危機，破壞社會和諧。有關部門必須引起重視，采取措施，糾正這種“釣魚執法”行為。一是要加強干部教育，進一步樹立依法行政、嚴格執法的意識;二是加強糾正處理和隊伍整頓，對違法執法的人員追究責任，嚴肅處理，起到舉一反

三、警戒震懾的作用，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三是健全長效機制，加強群眾和社會輿論對執法隊伍的監督，促進行政執法隊伍執法行為的規范。

第三篇：政府公信力

以政府公信為基石 打造誠信社會

公信力是人民群眾對政府的評價，反映著人民群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和信任度。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政府公信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人民群眾對政府公信力的評價，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政府的誠信程度。對于政府來說，其信用程度具有代表性和權威性。政府能不能正確行使權力，能不能遵守規則，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決定著政府公信力的狀況。第二，政府的服務程度。如果政府能夠全面履行公共責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門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群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就高，政府的公信力就強。特別是在危機狀態下，政府能不能負責任地應對和處置突發事件，提供社會安全與秩序的公共產品，保障公民財產和生命安全，是政府公信力程度的突出體現。第三，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是否依法執政，能否在法律框架內約束自身的行為，客觀體現了政府公信力的履行情況。

如果說政府公信力下降是一種危險信號的話，那么這種信號應引起政府的高度警覺，并努力提高自身公信力。

第一，提高公信力有賴于政府管理機制的創新。建立政府信息公開機制，加強政府與公民的溝通，使公民更加充分地了解政府的運作和功能，從而在政府與公民之間形成良性 的溝通，公民與政府之間的互信必然得到加強；建立強有力的政府權責機制，加強政府對社會需求的回應性，政府應依法行使公共權力，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全面、恰當地履行與公共權力相對應的職責，不斷滿足社會合理需求；建立綜合決策機制，提高決策的民主性與科學性，盡可能地把利益不同的各方力量納入決策過程，提高政府決策的民主、科學程度，保證公共決策的質量。

第二，提高公信力有賴于政府強化責任意識。各級政府及領導干部應牢固樹立執政為民的思想。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是建設信用政府的思想基礎。政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領導干部要腳踏實地，有諾必行，講究信用，靠自己求真務實的作風，在群眾面前樹立良好的誠信形象。同時，還要完善政績考核辦法，建立健全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和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堅決反對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

第三，提高公信力有賴于政府落實依法執政。各級政府及部門必須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嚴格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要圍繞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健全行政責任體系，強化政府法律責任機制。要切實加強和改進行政執法，做到嚴格執法、公正執法和文明執法，加大行政綜合執法改革力度，加快推進相對集中行

政處罰權的改革工作，切實解決層次過多、職能交叉、人員臃腫和多頭執法的問題。要強化行政監察，及時處理和糾正行政不作為、濫用職權、執法不公、以權謀私等行為。要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統一，加強信用法規建設，加大失信懲罰力度，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良好風尚。

提高政府公信力，必須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切實提高政府科學行政、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水平，不斷的改進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方能做誠信政府。

第四篇：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

體制：組織方式,組織結構 ——僅涉及構造結構問題

機制：有機體的構造、功能及其相互關系 ——更包括了構成部分之間的關系和功能

制度：要求成員共同遵守的規章或準則；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體系——有更多的強制性，往往伴隨成文的規定

“華南虎”事件

事情經過：2007年10月5日，鎮坪縣林業局向省林業廳報告稱：鎮坪縣農民周正龍10月3日在該縣神州灣一處山崖旁，用數碼和普通膠片照相機拍攝到華南虎照片71張，其中數碼照片40張、膠片負片31張。省林業廳委托鎮坪縣林業局進行核實后，在沒有派員進行實地調查的情況下，僅由本廳技術力量和省內有關專家對照片進行了鑒別，就于10月12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鎮坪縣發現野生華南虎”，公布了周正龍拍攝的兩張華南虎照片，并向其頒發獎金2萬元。此后，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的兩張照片引起了媒體和公眾的質疑，導致政府公信力成為社會輿論的熱門話題，政府新聞發布是一項極其嚴肅的工作，有著嚴格的程序和要求，：既未按規定程序履行報批手續，也未對華南虎照片拍攝情況進行實地調查，在缺乏實體證據的情況下，就草率發布發現華南虎的重大信息，引起媒體和公眾質疑后，有關人員又一再違反紀律，擅自發表意見、參與爭論，加劇了輿論的關注程度，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政府形象。，違反了《陜西省政府信息公開規定》、《陜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建立政府新聞發布制度的意見》的有關規定；

存在的問題：

1、僅由本廳技術力量和省內有關專家對照片進行了鑒別（最后就國家專業鑒定機構的鑒定），就于10月12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鎮坪縣發現野生華南虎”，陜西省林業廳就草率發布發現華南虎的重大信息，引起媒體和公眾的質疑，導致政府公信力成為社會輿論的熱門話題，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政府形象，省林業廳的做法很不嚴肅，極其輕率，反映出該廳存在作風漂浮、紀律渙散等問題 相關處罰：省政府決定，除對省林業廳有關負責同志追究紀律責任外，對省林業廳違反政府新聞發布制度、擅自發布未經全面核實重大信息的問題予以通報批評

針對該問題的相關做法：進一步完善工作制度，嚴格工作程序，嚴肅工作紀律，整頓工作作風，切實抓好各項工作。各地、各部門都要以此為戒，在處理各類重大問題、敏感問題時，一定要以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態度，認真調研，審慎決策。要堅持政務公開，不斷完善各類公開辦事制度，努力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要進一步加強作風建設，嚴肅紀律，提高效率，狠抓落實，為加快建設西部強省作出應有貢獻。

知識引申：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機關應責令其改正；情節嚴重的，由監察機關或者主管機關對負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行政處分：不履行主動公開義務或者不及時更新主動公開內容的；不提供或者不及時更新本機關政府信息目錄的；對屬于公開范圍的政府信息，向申請人隱瞞或者以其他理由拒絕提供的；違反規定收費的；其他違反本規定的行為。這種狀況不能不反映出我國信息公開制度中存在著一些漏洞。翻開我國有關信息公開的制度，我們不難發現，其最大著眼點是放在如何及時公開上，許多規定對不及時公開或隱瞞不公開的責任人都規定了相關處罰，可是對虛假公開卻很少規定該如何處罰。

2、信息公開有兩個基本要義，一是及時公開，二是公開信息不能虛假。可是在實踐中，我們只重視了前者而忽視了后者，正是對后者沒有相關制度的約束，才導致了華南虎事件的發生。其實類似的事情不僅僅只有一個華南虎，如有的地方為了騙取更多的資金，任意擴大災害損失等等，華南虎事件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躲躲貓

“躲貓貓”已出現兩種定義：一種是“在躲貓貓游戲中意外受傷而身亡”；一種是看守所“牢頭獄霸”所為，對進入監室人員“實施多次傷害”，是一種看守所里的潛規則。

政府第一次信息公開：對于死因，晉寧縣公安機關給出的答案是，當天李喬明受傷，是由于其與同監室的獄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貓貓”游戲時，遭到獄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墻壁而導致。

該事件存在的問題：

1、李東明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作嚴重不負責任，導致主管的監室內形成牢頭獄霸勢力，并致使一名在押人員在監管場所被傷害致死，已構成玩忽職守罪。李東明能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確實具有認罪、悔罪表現，故對其宣告緩刑。蘇紹錄身為晉寧縣看守所監管人員，違反有關規定，對多名被監管人多次進行毆打、體罰和虐待，情節嚴重，已構成虐待被監管人罪。蘇紹錄虐待被監管多人，情節嚴重，但鑒于其案發后，確有悔罪表現，且在看守所被羈押期間，有阻止他人自殺等情節，可酌情對其依法從輕判處。遂作出上述判決

2、“躲貓貓”一案的調查結果與先前向媒體公布的初步調查結果有較大出入。對此檢方表示，這是由于其同監室關押人員串供、建立攻守同盟，共謀編造了李蕎明系在玩游戲過程中，不慎頭部撞墻致死的虛假事實，使案件調查偵查產生很大困難，加上為及時向媒體公布，檢方在未調查完畢的情況下公布了初步調查結果

3、孫謙批評了一些地方看守所對檢察監督不重視、不支持、不配合，使一些監管違法行為得不到及時有效糾正的現象，指出檢察機關缺乏及時掌握看守所執法情況和發現、調查違法行為的有效措施，影響了監督的力度和效果。

相關對策：

1、孫謙建議在今后的司法體制改革和檢察改革中，應當研究相關法律規定的完善，有關法律應當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對看守所的活動實施法律監督，并就監督的程序、措施和效力等做出具體規定，以切實解決目前看守所檢察工作法律依據不夠充分的問題。

2、孫謙建議，看守所可以與派駐檢察室實行監管信息聯網，重大監管情況應及時向檢察機關備案。派駐檢察人員可以隨時查閱看守所監管工作資料，不受干涉地隨時同在押人員通信、談話。犯罪嫌疑人提出在看守所內受刑訊逼供或者體罰虐待的，檢察機關可以向看守所調取訊問同步錄音錄像或者電子監控錄像進行審查，看守所應當提供。對于羈押期限屆滿而辦案部門未改變強制措施的，檢察機關應當監督看守所依法釋放犯罪嫌疑人。云南省檢察機關通報，檢察機關在對該案的調查取證過程中，發現晉寧縣看守所存在“牢頭獄霸”毆打、體罰在押人員等監管不到位、管理混亂的問題，已向公安機關提出整改建議，并將進一步加大對監管活動的法律監督力度。

杭州鬧市飆車案

杭州市公安局負責人強調，我國刑事訴訟法對辦理刑事案件規定了非常嚴密的程序和監督制約機制。一般來說，刑事案件由公安機關負責偵查，檢察機關負責審查批準逮捕和提起公訴，人民法院通過審判定罪量刑。公安機關所辦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要接受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和人民法院的審判監督。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所收集的證據是否確實充分、案件事實是否清楚、適用法律是否正確都要進行全面、嚴格的 審查和監督。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后，由人民法院最后決定定什么罪、判什么刑，從而確保正確、有效地執行法律，確保程序公正和結果公正。對本案，公安機關一定會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辦理，請公眾放心。關于擔心公安機關在案件辦理過程中能否做到公正執法、不受外界干擾問題，該負責人表示，公安機關將始終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依法公正辦理此案。在辦案過程中，真誠歡迎社會各界、新聞媒體和人民群眾進行監督。只要有任何徇私枉法的情況，將堅決依法依紀嚴肅查處，絕不姑息、絕不手軟，并及時向社會公布處理結果。

關于擔心公安機關在案件辦理過程中能否做到公正執法、不受外界干擾問題，該負責人表示，公安機關將始終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依法公正辦理此案。在辦案過程中，真誠歡迎社會各界、新聞媒體和人民群眾進行監督。只要有任何徇私枉法的情況，將堅決依法依紀嚴肅查處，絕不姑息、絕不手軟，并及時向社會公布處理結果。

建設政府信用的必要條件：制度保證原則。確立制度信用是建設政府信用的必要條件；建立規范政府權力的完備法律體系，是解決政府守信問題的根本之舉。政府要依法行政、照章辦事，在堅持法制統一的前提下，嚴格貫徹實施法律、法規、規章，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同時，要努力做到政策的一致性和穩定性，確保政令統一、政策連貫

如何開展：開展政府信用建設，必須要有制度做保證。我區已制訂了《鎮海區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失信責任追究暫行辦法》。辦法規定失信責任追究是指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規定的職責，以致影響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貽誤行政管理工作，或者損害行政管理相對人合法權益，給政府機關造成不良影響和后果，影響政府信用的各類行為。追究方式有失信告誡、責令做出書面檢查、調離工作崗位或停職崗位培訓、辭退等，同時，所有失信追究結果都與本人考核掛鉤，作為評定等次的依據。另外將建立區失信責任追究聯席會議制度，對信用責任追究事項做出認定，并按規定交監察局做出處理。監察部門要強化行政效能監察職能，對各機關行政效能建設情況進行全面檢查監督。要繼續辦好“96178”和經濟發展環境監察投訴中心，并要成立行政效能投訴受理中心，受理企業和群眾對轄區內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投訴，組織調查、協調處理機關工作人員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能的行為，并不斷完善和探索失信告誡制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監督制約制度。要把政府信用建設與電子政務建設相結合，實行審批內容、審批時間、審批人員等政務向社會公開，接受群眾和輿論監督。

第五篇：政府公信力

較強的公信力是責任政府的內在追求，因為在這里政府公信力產生的根源來自于對政府是否負責的確認。在民主社會，公眾服從法律和政府命令的前提是政府具有合法性基礎并且其產生符合民主程序。基于此理論，政府公信力來自于政府行為的負責。

政府公信力屬于制度體系的范疇，吉登斯認為，信任結構存在著兩大類：一個是人格信任，一個是系統信任，或者是制度信任。而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屬于制度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必須建立在一系列可靠的制度基礎上。制度是政府公信力的核心層面。政府公信力的制度包括圍繞政府公信本身形成的制度和政府公信監督、評估制度兩個方面。前者包括政府信息公開的制度化、開放的行政程序、責任機制建設等，后者包括鼓勵公民參與的各項制度建設。公民對政府制度的認可和信任，是他們在危難時刻緊密團結在政府周圍的基本條件。同時，制度公信力是危機管理各項制度發揮預期作用的保證。危機管理的各項制度屬于具體制度層面，其公信力的強弱關系到其作用的發揮。危機管理制度公信力強，就能在實踐中得到落實，產生良好的效果，反之則不能收到預期效用。制度的穩定性及剛性注定了制度效率的長期性，因此，建章立制是對行為預期結果的一種必要手段，也是政府公信力長盛不衰的最好方式。

（一）政府與公眾在信息上的不對稱性

政府的公共權力屬性使其在和公眾建立的信任關系中具有絕對的強勢，首先體現在雙方信息的不對稱上。政府和公眾信息不對稱的程度要嚴重得多。因為公眾在把權力交由政府之初，實質上處于一種弱勢形態，政府卻獲得了在信息獲取和處理上的絕對強勢。首先，政府的社會信息來源更為全面，公眾只能掌握部分社會信息，具有片面性。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決定了政府是全社會的公共管理機構，廣泛多樣的政府活動使政府可以憑借組織和技術優勢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顯然政府收集社會各個方面的信息比個人要容易得多，所以，政府掌握的信息量是其他社會組織個人或利益集團所不能相比的。其次，政府可以根據需求處理自身信息和其它信息，而對社會公眾隱瞞全部或部分消息。在技術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政府出于公共和自身考慮，如公眾知情后社會出現的混亂局面、政府形象的損害等，經常會對某些信息進行隱瞞或封鎖。如信息涉及到利益爭奪時，官僚體制及政府官員往往具有抵制信息公開的沖動，甚至發布一些虛假信息蒙蔽公眾視線。此外，公眾由于自身局限導致信息短缺。公眾的局限在接受其他公共服務或產品時也會出現，指的是社會公眾在享受政府某個公共服務或產品時，對公共服務或產品的獲取和提供過程并不十分關心，因為委托代理關系形成之后，公眾由于自身的局限產生了一定的惰性，不會對獲得社會信息、政府信息產生強烈的欲望，由此，就會導致公眾的信息短缺。

（二）公眾對政府公信力的評價具有非組織性 公眾對政府公信力的評價具有非組織性，主要體現在公眾作為政府公信力的評價者非特定也不固定。政府公信力的評價者是社會公眾，是一種抽象意義上的指向，并不特指某一個人。并且由于不同時間、不同情境政府公信力的評價者也不同，雖都可成為公眾，但這種身份并不固定在某個個人身上，因此，公眾對政府公信力的評價具有非組織性。

（三）收入分配不公

市場經濟在帶來高效率的同時，也拉大了人民群眾收入之間的差距，這種收入差距的擴大，引起了部分群眾相對剝離感的增強。實際上，市場經濟無法解決諸如社會公平問題，這是市場的缺陷或失靈所在。市場的失靈要求政府的干預和介入，市場的缺陷及市場失靈是政府干預的基本理由。政府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通過相關的政策，克服市場失靈，實現社會公平。

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如何處理效率與公平的問題，理論界和實踐層面都在認真探索。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我國生產力總體上處于不發達狀態，黨和政府特別重視效率問題。我國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也決定了黨和政府不能忽視公平問題，只是在選擇偏好上，效率相對于公平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兼顧效率與公平”。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收入分配要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黨的十五大和黨的十六大都明確提出，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黨的十六大還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這就確立了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關系的基本原則，目的就是既要適當拉開收入差距，以發揮收入分配的激勵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過大引起社會不穩定。

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行業收入、地區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城鄉二元結構也使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不公平現象特別突出。在全社會堅持公平的原則、維護公平的價值觀，保障人們利益和分配的合理化，使每個社會成員既有平等參與的機會又能充分發揮自身潛力,就成為政府的重要職責。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注重社會公平，特別要關注就業機會和分配過程的公平”。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指出，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這些論述，都既堅持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又增強了解決收入分配領域矛盾和問題的針對性，是從實際出發對效率和公平關系認識的不斷深化和完善。社會出現嚴重的不公主要表現為貧富差距懸殊。目前，基尼系數是國際上通用的衡量一個國家社會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標。根據基尼系數，低于 0.2 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 表示最佳平均狀態，0.3—0.4 表示正常狀態，0.4 為警戒線，0.4—0.5 表明收入差距過大，0.6 以上則表明收入懸殊使社會處于危險狀態。基尼系數越大，表明一個國家越是處于不公平狀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基尼系數存在著逐年增長的趨勢。目前，我國基尼系數已跨過 0.4，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社會公平主要表現為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絕對的結果公平是不現實的，也是難以做到的。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推動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動力之一。目前，我國社會的不公平更突出地表現為機會不公平。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中國現階段存在著大量的諸如身份特權等先賦因素的存在，嚴重地違背了機會公平原則。過多的行業壟斷，過多的行政審批，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經濟決策的不透明，蔓延到司法、執法、行政領域里的腐敗行為，法制不健全和市場機制不健全，造成千千萬萬的尋租機會，是現階段中國社會經濟機會不公平的主要原因。這些現象的長期存在，導致了公眾和政府信任關系的瓦解，即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正如對公正的思考是從不公正開始的一樣,對政府公信力的思考也應從政府行為中的一些不當行為入手,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可分為四個方面的信任:第一,公眾對政府公務人員的信任,公務人員的價值觀念、倫理意識和道德水平影響公共權力的正確行使。第二,公眾對政府行為的信任。如果政府行為效率低下,辦事拖拉,互相推誘,會影響政府信用。第三,公眾對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信任,即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質量和公共政策的信任。第四,公眾對政府提供的各種信息的信任。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周漢華指出,目前我國有用信息80%由政府所掌握,但這些信息大多處于不公開狀態。當前我國某些地方政府信息公開的狀況依然不樂觀,有的地方部門政務公開不規范,隨意性較大,想公開就公開,不想公開就不公開;一些部門公開的內容不全面,不細致,讓群眾如霧里看花,看不明白;有的甚至從部門利益出發,公開內容避實就虛,形式主義嚴重,這些現象直接導致了某些地方政府官方網站瀏覽量低、公民旁聽會市民參與積極性不高等問題的出現,使得地方政府與公眾溝通不暢。個別地方政府部門信息一時不公開或公開的信息一次不準確將導致公眾對政府信息權威的長期不信任。

一般來說，不信任主要針對政府行為。雖然對政府行為的不信任并不代表對政治體制不支持。但是，對政府行為的不信任也會使政府出現合法性危機。2003年春節過后，源于廣東的“非典”引發了全國幾個省市搶購板蘭根、醋、米和鹽的風潮，一時引發社會恐慌，完全出自對政府的不信任。由此可見，提升政府公信力是維護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前提，是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的迫切需要。

在公共危機時期，政府公信力缺失現象還大量存在，影響和制約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穩定、健康發展。政府公信力缺失現象，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3.2.2應急部門獨立，公共政策扭曲

面對層出不窮的危機事件，最為關鍵的就是建立核心的危機管理綜合協調機構，專門應對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和人為事故。我國政府危機管理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表現為部門化管理，沒有形成統一的指揮體制，對于新的公共危機缺少相應的管理機構。在國家層面的實際運作上，缺乏具有會商決策功能的綜合體系和綜合協調部門，也沒有建立處理不同危機事件之間的協調機制。在面對重大危機爆發，或是多種危機事件并發，會使政府在處理公共危機中的政策不能加以協調，從而嚴重影響政府處理緊急事務的效率。缺乏固定綜合協調部門，要么不同管理部門之間相互扯皮推委現象，要么不同部門存在職責交叉、政策各異現象，必會導致面對危機的公共政策失去常態。面對危機的突發性，政府根本未做任何準備，沒有固定機構進行危機管理，直接導致政府政策多變、政出多門，決策缺乏科學性、民主性和連續性，政策執行責任隱匿、不明確，政令不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導致社會民眾無所適從，破壞了政策的嚴肅性。

3.2.3服務意識薄弱，信息發布滯后

政府公信力在于真誠地為百姓服務，取信于民，欺騙輿論、混淆視聽的做法，只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增強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它與建立責任政府和透明政府的目標背道而馳，而且終將破壞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嚴重影響政府的公信力。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在計劃經濟條件影響下，比較多的考慮是展示社會和睦、穩定、繁榮的正面現象。面對突發公共事件、事故災難等作為消極負面的事情，一般采取的做法是，不說、少說或在處理完畢后作簡要報道。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斷推進，突發公共事件新聞發布滯后的現象越來越突出，不僅影響到對外國際形象，而且對于國內社會穩定、樹立政府良好形象產生了負面影響。在“非典”疫情發生初期，由于種種原因，政府未披露有關信息，直接導致各種傳言漫天飛舞、人心惶惶。官方“非典”信息的缺位和模糊性，讓人們對政府“非典”信息不信任，開始懷疑政府行為，從而形成各種謠言、流言。在近幾年的事件處理中，信息控制似乎能夠避免極端事件的發生，但如果由此得出信息控制是好的結論則過于草率和簡單。信息控制有許多負面性，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政府決策滯后，導致決策效率的低下，并有可能引發一系列的惡性事件。政府決策環節發生故障，那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就無從談起了。

政府公信力是指社會公眾對政府的普遍信賴所產生的認同力和信服力。它既是一種社會系統信任，也是公共權威的真實表達。伴隨著經濟發展、社會轉型的加快以及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或弱化業已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從問卷調查結果來看，政府公信力的弱化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

1.市場經濟格局下政府公信力流失嚴重

許多學者和政治改革家認定：公信力的提升源自于提高政府績效能力。從這一理念出發，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政府管理社會和提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水平不斷提高，其應該得到較大的改善。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被調查者對新中國成立至文革前的政府公信力評價甚高，認為 “很高”和“高”者還達到了 76.4%，平均得分達 4.16；而對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后的政府公信力評價甚低，認為“很高”和“高”者只有 32%，平均分僅 3.03 分，比對文革時期政府公信力的評價得分還低。被調查者對政府的信任并未如學者們所推斷的隨著政府業績的提升而提高，其原因固然是多重的。一方面，正如喬治·弗雷德里克森所指出的，“工業化和科技的發展在促進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引發了人口膨脹、社會治安、環境惡化等諸多社會問題，政府所面臨的公共問題的復雜性、動蕩性和多元性環境，導致了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客觀上引發了政府的信任危機”。另一方面，那就是隨著民主法制建設的不斷推進，公眾的民主意識、法律意識、維權意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別是伴隨著網絡的普及，信息的傳播更加迅速和透明，公眾對政府期望的增長與政府不能有效地滿足人們的期望之間形成了一對越來越突出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存在，其中不乏政府職能超載的影響。

2.政府公信力層級遞減的趨勢明顯

在我國各個層級政府中，其公信力的評價各不相同，一個總體趨勢是：從中央政府到鄉鎮級政府，公信力呈現出明顯的層級遞減。對各級政府信用度作整體評價的結果表明，調查對象認為較高者（很高+高）的比重分別為：中央政府為84.4%，省級政府為 68.3%，市級政府為 31.7%，縣級政府為 17.9%，鄉鎮級政府為 14.9%；從各級政府信用度的平均分來看，中央政府得分為 4.22 分，到縣政府一級時已經下降為 2.74 分，到鄉鎮一級僅為 2.47 分。在寧鄉縣調查時，有村民反映，“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可就是落不到實處。村里的干部、鄉里的干部、縣里的干部基本都是一伙的，都是吃農民的，市里的稍微好一點，省里的干部又比市里的好一點。反正一句話，越是往下，越是吃我們老百姓的。”雖然這種說法不盡準確，仍然表達了人們對政府整體評價的大勢。

3.群眾對縣級以下政府工作滿意度不高

“服務型政府”的理念強調，政府的宗旨是執政為民，為公眾提供充足、優質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政府的主要職責在于全面履行公共責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門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應對和處理突發事件，提供社會安全與秩序的公共產品，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保障公民財產和生命安全。群眾對政府工作是否滿意也就構成了信用度高低的基礎。從問卷調查結果來看，調查對象對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工作滿意度較高，評價為“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分別為 82.4%、66%，而市級、縣級和鄉鎮級的這一指標分別為 29.9%、25%、19%；從平均分來看，也是明顯呈從中央政府往下逐層下降的趨勢。

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公共決策的制定者、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在應對公共危機事件中的效能、效果，直接影響到政府公信力的高低。政府在公共危機應對中的政策措施、危機過程中的身體力行、危機后的恢復重建工作，以及避免危機再次發生的危機管理制度等，對于穩定社會秩序、平復公眾危機心理、恢復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則有巨大影響。群眾對政府工作的滿意度，與政府日常工作相關，更與危機處理密切相連。調查數據顯示，有高達 87.1%的被調查者對中央政府處理公共危機事件的效果表示滿意，僅有 1.5%的被調查者表示“不滿意”，但越往基層政府，群眾對其處理突發公共危機事件效果的滿意度越低，對縣級政府表示滿意者為 24.8%，對鄉鎮級政府表示滿意者只占 21.9%，平均分也是呈逐層下降的格局。

政府的公信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行為和行政制度。現階段政府公信力弱化趨勢明顯，與上述三個方面的因素影響密切相關。并且，政府公信力來源一部分是先賦的，一部分是自致的，前者是一個政府的初始公信力，后者是政府通過后天作為取得的。從調查結果來看，現階段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既包括先賦的部分，但更多的是自致的部分，并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行政管理體制尚不健全

改革開放以來，為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遷，我國各級政府逐步進行了以職能轉變和運作機制調整為核心的管理體制改革。但改革尚不到位，仍存在諸多痼疾和弊端，而這些正成為了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深層次制度原因。

其一，政府信用責任超載。信用政府的前提是有限政府，只有有限政府才能將政府的有限職能作用于真正需要發揮作用的領域，才能避免政府濫用信用資源。但由于改革尚不到位，政府職能的有限性并未實現，在群眾心目中依然是 “全能政府”。由此極易產生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政府角色錯位，“越位”、“虛位”現象時有發生，尤其是職能與事權的不對稱時引發諸多矛盾；二是政府信用超載，其信用能力與公眾過高期望之間沖突嚴重。

其二，權力制約機制不健全。政府行為能否充分反映人民群眾的意愿，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既取決于政府接受監督的自覺程度，更取決于政府行政權力約束機制的完善程度。缺乏制約機制，將政府權威凌駕于監督之外，不能開展有效的監督制約，也就等于把政府架空于社會之上。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在政府自身缺乏監督的動力，而外部監督又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因素未能發揮其應有作用的情況下，一些政府機構和工作人員極易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資源，進行“暗箱操作”，以追求自身和部門利益。例如：在“躲貓貓”事件中，個別公安、檢察機關的領導就是把維護和鞏固部門利益作為自己的工作職責，放棄了民意，這就必然影響到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政府的權力并非是無限的，而是有邊界的，應該受到制度層面上的制約。其實，類似“躲貓貓”這些事件的釀成，大都緣自對行政權力的制約機制失靈，從而影響了政府的公信力。

其三，行政問責機制不完善。建設責任政府，必須建立起一個有效的問責機制。但目前的現狀與此相距甚遠。不少地方的行政問責的成效仍取決于媒體與社會的關注程度，只有像 “釣魚執法”、“躲貓貓”這樣的事件引起強烈的輿論反響時，有關部門才會啟動問責制，處理幾個官員給公眾輿論一個交代。如果缺乏輿論關注或壓力較小，問責程序就很難正常運轉起來。這樣導致的結果是：對一些輿論關注的瀆職失職事件，往往問責力度較強，但即使追究責任也是高調問責，低調升遷，或是追究執行者不追究決策者，“追下不追上”；對于那些未受眾人矚目的瀆職失職事件，問責就顯得力度不夠，往往只是象征性地讓當事人寫個檢討或是寫個事情經過說明，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且忽視問責那些在瀆職失職事件中明哲保身、不作為、無作為的官員或當事人。行政問責機制流于形式、不徹底會使行政權力實際上處于無責任、無風險的運行狀態，最終影響到政府的公信力。

其四，利益表達機制短缺。從理論上說，公眾的利益表達渠道甚多，但實際上主要只有兩條途徑：信訪和司法。但由于信訪制度目前并不完善，特別是信訪部門的事權與職能之間嚴重不對稱，不少地方政府 “攔訪、堵訪”現象甚多，使群眾實際問題難以解決，加之司法受行政干擾比較嚴重，這都使政府公信力受損嚴重。

2.政府行為不當的影響

政府作為公共機構,在行政過程中表明自己的價值觀念、執政思路和工作作風,展示出自己的形象,形成自己的聲譽。社會公眾也就是根據這種形象和聲譽,作出對政府的信任或不信任選擇的。如果政府的行為符合公眾的意愿,行政公正公平、合理合法,講信用,重承諾,那么,公眾就會對政府作出信任選擇,政府公信力也就由此提高。不難看出，政府能否贏得良好的公信力,關鍵在于政府本身。問卷調查結果也表明，在回答“對政府公信力影響的最主要方面”時,占 45.8％的被調查者認為是“政府履行職責是否到位”，占 23.6％的被調查者認為是“政府行政行為是否適當”。在回答 “造成當前政府公信力降低的主要原因”時，占 26.2％的被調查者認為是“政府職能越位、缺位和錯位”，占 16.1％的被調查者認為是“違法行政、非法行政”，占 14.4％的被調查者認為是“公共政策不合理”。

其一，政府行政行為的不作為或亂作為。一方面，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沒有國家法律許可或者行政命令授權的情況下,擅自介入本來與自己無關的事務,對社會經濟事務進行具體的干預,這種行政干預不僅浪費了大量行政資源，而且招致社會對政府能力的質疑；另一方面，在本該由政府提供服務平臺時，卻出現了 “缺位”。特別是政策執行不力，存在如荷蘭學者布雷塞斯所說的“象征性合作”現象，口頭表態執行，實際上卻并未付諸行動”。

其二，政府行為不規范。首先，決策行為不規范。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決策過程中主觀隨意性大，發現問題時考慮得更多的是政績，決定議案時更多的是憑借經驗和習慣，出現問題后也不敢承擔責任。其次，執法行為不規范。在具體工作中，不按法律法規行事，不按程序辦事，直接導致政府公信力的下滑。在近幾年所發生的社會公共事件中, 如貴州甕安發生的一起圍攻政府部門的打砸燒事件，就是由于部分群眾對甕安縣公安局對該縣一名女學生死因鑒定結果不滿，加上公安人員在長期工作過程中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最終失去了部分老百姓的信任所致。

其三，政府資信缺乏透明。政府信息不公開，行政行為不透明，報喜不報憂，隱瞞公共事件，甚至存在某些環節暗箱操作，這樣的事例時有發生。本來應該向社會公開的信息，政府不及時通報，而是遮遮掩掩，甚至隱瞞事實、封鎖消息，造成主流媒體對突發事件的報道總是滯后或回避不報，這就為小道消息或謠言的產生和傳播提供了空間。一些公眾也已形成習慣，即寧愿相信網絡上甚至是境外媒體的報道，而不愿相信主流媒體的報道。事實上，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在信息手段發達的今天，只會產生“狼來了”的效應，使政府公信力下降。2004 年非典疫情的大暴發，帶給人們的教訓是深刻的。

3.公務員隊伍中權力異化的影響

一是在公務員隊伍中，目前仍有不少人“官本位”思想嚴重，以官為本，一切為了做官，把做官看作人生最高追求，宗旨觀念淡漠，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對群眾的安危冷暖漠不關心，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甚至肆意欺壓百姓，極大地傷害了群眾的感情，影響了政府的威信。二是有些公務員，包括一些高級干部，濫用權力謀取私利，貪污腐敗，在人民群眾中造成極壞的影響，嚴重敗壞了黨和政府的聲譽。三是不少公務員政績觀不科學，在實踐中存在著嚴重的惟 GDP 是從的傾向，在工作中熱衷于搞“門面工程”，搞短期行為，也造成了權力的不當運用，致使“釣魚執法”、強制拆遷事件等時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