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急管理對政府公信力的影響

從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在不到2個政府治理周期內，中國的應急管理體系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逐漸從一案三制的第二代應急管理體系向著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社會化的第三代發展。得益于此，此次新冠疫情與非典相比，政府采取的應急響應更加快速有序，中央到縣鄉村反應迅速，采取的措施更加有效，社會資源迅速在武漢集中，這一系列舉措在最短的時間內減少了國家的損失。在這次疫情大考中，我國的高效防治體現了政府卓越的治理水平，總體來說政府的公信力在應對新冠疫情過程中取得了很大的增長，然而在疫情爆發初期，也出現了一些消極的輿論，對政府公信力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在側面反映出了我國目前應急管理體系還存在一定的發展空間。為了得到在應急管理過程中穩定提高政府公信力的辦法，本文了闡述應急管理具體影響公信力的方面，并基于此給出改進的措施。

一、應急管理對政府公信力的影響

在具體分析之前有必要解釋一下公信力的概念。政府公信力，既體現在公，又體現在信上。公是指社會公眾，可以認為是公信力的受眾;信則指誠信，是指政策主體的處事準則，誠實為事而獲信。公信結合，指政府履行對公眾的承諾，則為公信力。從公信力的概念上也可以得知，分析公信力需要從兩方面入手，即主體—政府，客體—社會，具體來說是主體的政策，客體的反應。應急管理作為政府管理的一種，是政府采取的措施，是主體采取的政策則必然會引起客體一定的反應，會對公信力產生影響。之所以說應急管理對政府公信力的影響巨大，這是由于緊急時刻矛盾會被激化，此時任何政策上的失誤都會造成政府公信力的大幅度下降。應急管理主要從三個方面來影響政府公信力，分別是準則，政策，和效率。這三者分別在總體規劃，過程，和結果上影響政府的公信力。類似于政府管理的理論，其中準則是三者的根基，指導應急政策的產生;政策是三者的核心，是產生應對結果的直接因素;效率則是衡量政策的一個標準，是應急反應是否成功的一個尺度，三者共同影響著政府公信力。

（一）應急管理準則對政府公信力的影響

準則是一切政策的基石，合法的準則會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反之亦然。所謂合法即指合法理，法理即指符合人民的授權，這也就是說應急管理準則要著重于滿足人民的需求，符合社會主流的價值觀。當一個準則能夠順應人民的心聲，自然會得到人民的擁護，這也是所謂有了政治的合法性，行政的資格性，顯然此時公信力也會得到一定的提升。同理不順應民眾呼聲則會損害政府的公信力。準則是指導政策產生的，如果說一開始的應急的準則就背離人民，自然采取的應急的政策就會產生錯誤，則自然會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的結果。

應急管理準則的貫徹程度也會對政府公信力產生影響。作為一個強政府國家，應急準則能否從中央到地方得到全面一致的貫徹是一個關鍵問題，災難發于地方，若地方的官本位思想大于應急管理準則則會產生消極后果，導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例如非典發生時期，2003年4月20日前，某些官員存在遲報漏報的現象，導致了嚴重的后果，實際上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某些地方也是存在類似問題的，這也導致了在這段時間內政府的公信力都受到了一定的損失。

（二）應急管理政策對政府公信力的影響

應急管理的政策受應急準則的指導，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實施的恰當的政策則能體現國家高超的治理水平，從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從這個方面來說，應急管理政策對政府公信力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上，即時間的多少，政策的恰當與否。從時間這個維度來說，當災難發生時，在越短的時間內作出反應，那么社會的損失也會越小，政府的公信力也能得到增長;政策的恰當與否則是指政府是否能夠在科學判斷的基礎上作出正確的判斷，或者可以在法理的角度上進行判斷，即是否符合法理，是否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只有符合人民根本的利益政策才是受民眾擁護的，才是合法的，才是恰當的。顯然恰當的政策能夠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反之亦然。例如，相對與非典而言，可以看出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處理上中央政府采取的政策迅速果斷，因此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控制疫情，受到國內外的一致贊揚，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而能否快速推行恰當的政策的關鍵是能否迅速得到科學判斷的支持，簡言之就是相關專業機構得到消息作出反應的時間，以及政府將其作為參考行使權力的時間，能夠減少這一時間作出快速判斷，則能夠減少損失，否則則會引發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三）應急管理效率對政府公信力的影響

對于應急突發情況而言，政策實施只是一個過程，而真正決定成敗的則是應急管理的效率。這個效率并不僅指權力運轉作出行政命令的時間，更確切的是指在有效的時間內為特定的群體提供社會資源的能力。這個效率不止體現在中央政府，重點更是體現在地方政府，并且關鍵在于地方能否確保政策“上行下效”，令行禁止，是關乎能否成功的重要問題。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治理過程中，疫情初期，武漢醫院面臨醫療資源短缺的窘況，但在以人民為本的應急準則下，政府高效的采取了一系列支援武漢的措施，給世界展現了火神山速度，這不僅提高了病人的救治速度，贏得了人民的贊譽，也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但如果推出政令而下級執行得并不嚴格，例如西方某些國家頒布的禁足令，實際上每個地區執行得并不好，這樣就會造成應急能力下降因而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二、改善措施

誠然中國政府在這次疫情大考中交出了一份不錯的答卷，但關注到疫情初期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情況，應當說在整個應急處理的過程中還有一些可以提升的地方。疫情初期，輿論多關注地方政府采取的政策，也出現了一些消極的聲音認為地方政府反應不及時。從表面上看貌似是這種情況，但實際上可以認為是地方應急管理還有提升的空間。由上文我們可以得出應急管理的準則，政策與效率都會影響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分析解決措施時也將著重從以上幾點來進行切入。

（一）針對應急準則的改善措施

提升應急準則的貫徹情況。應急準則是指導應急行動的重要指導思想，應急處置準則能否從上到下完全貫徹是重中之重。這個準則不僅指導應急后采取的政策，也應該決定事故發生后的決策，應讓應急管理準則大于官本位的利益。只有做到這樣，在災害發生的時候，應急措施才能準確快速的響應。針對此，政策上需要繼續落實重大事故責任制度，政府應當做到敢追責，能追責，確實追責，采取措施以責任來壓實責任。

（二）針對應急政策的改善措施

增加采取應急行為的主體，擴大應急政策的受眾。例如這次新冠肺炎，是眾多危險因素交雜引發的大風險，單靠國家的力量不足以做到面面俱到，因此采取應急行為的主體不應該只是國家。中國的應急管理體系中應當加入民間組織的力量，并完善使用這一部分資源，積極的動員民間力量，共同承擔處理風險。積極的激發民間團體的生產力，更有利于社會資源地集中和調度。在社會發展中，私人部門作為涌現的群體也是無法忽視的突生現象，從這個方面講也應該在應急政策上適配私人部門與社會組織。采取如上措施，能夠提高應急管理政策與當前社會的契合度，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三）針對應急效率的改善措施

適當放權，提升應急效率。中國的應急管理體系中應當適當增加相關專業機構的權力，這樣有利于減少權力運轉帶來的時間成本。從當前的政策來看，相關專業機構一般只有提供建議的功能，而真正根據咨詢意見作出反應的主體是政府相關行政機構。若相關專業機構能夠在緊急事態發生時擁有一定的行政權力，則能夠提高應急響應的效率，從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