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透過工商所探究我國基礎權力演變

摘要：在中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是市場管理的重要部門，本文將以工商所為研究對象，從一個側面認識1949年至今國家政權的歷史和現狀、把握中國國家政權體系演變的脈搏，探討國家在市場管理領域社會控制目標的實現，將建國以來國家基礎權力的變遷途徑通過統治者的努力、財政供給和路徑依賴三個要素進行呈現，并探討國家基礎權力同國家和社會關系的展開。

關鍵字：國家 權力 工商

一、研究對象和意義

本文將以處于國家與社會最直接交界地帶的工商所為研究對象，從一個側面認識1949年至今國家政權的歷史和現狀、把握中國國家政權體系演變的脈搏，探討國家在市場管理領域社會控制目標的實現。

在中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是市場管理的重要部門，通過領取營業執照，經營者獲得法人資格和營業資格，成為合法的市場主體。由于中國的工商登記體系由計劃經濟時期演變而來，這使得中國的工商登記除了法人資格還承擔了更多的社會控制職能。工商所本身就是國家為了實現市場管理的目標推動政權建設的產物。到90年代后，工商所職能逐步轉變，通過管辦分離等方式，逐步從主管機構轉變為行政執法機構。總的來說，不管是計劃經濟時期還是市場經濟時期，國家市場管理領域的基礎權力是通過基層工商所得以實現的，通過對工商所的研究雖然難以勾勒出建國以來國家基礎權力演變的全貌，但是希望能夠通過分析經行一些有益的思考，勾勒出影響國家基礎權力發展的因素和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

二、建國以來國家基礎權力的演變圖景 從工商所的角度來看，中國政府力圖延伸其社會控制的觸角推動了國家社會控制能力和代理人監控能力的發展，由此推動國家權力的發展。國家市場管理的觸角在統治者不斷試圖控制公有制以外的社會經濟空間的過程中延伸，以實現國家權力向社會的滲透。50年代初期，為了管理龐大而分散的攤販，國家對于攤販進行了整理，并推動了各地攤販聯合會等個體戶自治組織的產生；50年代中期，為了控制重新開放的自由市場，國家建立了龐大的基層市場管理網絡；60年代初，為了控制新生的小商販經濟，國家建立并完善了市場管理所和工商行政管理所，80年代初，個私經濟的發展也使得國家推動了工商所機構編制的增加；90年代，工商所經費體制改革和工商所制度建設得到推行，為將工商所建設成基層市場管理和行政執法機構奠定了基礎。

在關于工商所演變的研究中，從國家建設的視角出發，統治者國家建設的努力、國家建設中面對的財政供給問題以及路徑依賴是影響國家基礎權力演變的三個重要因素。

三、統治者的努力對國家基礎權力的作用

統治者國家建設的努力是國家基礎權力發展的基本推動力量，不能將阻礙國家基礎權力的因素完全歸結于權威主義體制，而忽略了統治者在國家建設中扮演的作用。從建國至1978年，統治者為了解決如何供給不斷向基層延伸的國家機構問題，不得不采取群眾路線和政治運動，通過建立攤販聯合會等群眾自治組織，促進國家對市場控制的目標的實現，很大程度上掩蓋了經費不足的問題，但由于群眾自治組織自收自支的開始，市場亂收費的逐利導向路徑依賴已經開始顯現。而1978年后基層市場管理機構的膨脹由于沒有經費保障，國家不得不沿用原有路徑，允許原有的市場管理費和罰沒收入作為工商所經費的來源，且較之改革開放之前更為泛濫，由此造成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工商所至今財政保障始終難以理順，體制難以穩定。必須強調的是，與1978年之前相比，統治者國家建設的改革使國家基礎權力是得到加強的。這從歷次工商機構改革中可見端倪，但是根本問題仍難以得到解決。雖然中國政府不斷試圖延伸其社會控制的觸角，從而推動了國家政權建設，成為了國家基礎權力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我們也看到統治者推動國家建設的局限性。在工商所改革過程中，國家內部各種利益的糾纏是實現工商所改革的阻礙力量，地方政府、財政部門和工商部門本身對于收入和利益的追求，阻礙了工商所的理性化建設。雖然在工商所市場監管等方面的調整式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實效，但在一定程度上卻往往為各種利益的追逐所規避。在這種情況下，工商所的逐利導向難以徹底改變，當工商部門以預算收入目標代替了市場監管目標時，國家難以依靠工商所來實現其市場監管的目標，從而阻礙了國家基礎權力的進一步發展。

因此，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統治者國家建設的努力在相當長時期內都是中國國家基礎權力演變的推動力量，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統治者自上而下國家建設努力的局限性。而工商所自身職能和經費體制改革中所面對的各種利益糾葛恰恰說明社會需要在國家基礎權力發展過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四、財政供給對與國家基礎權力的作用

在國家政權下延過程中，財政供給的不足影響了統治者實現其社會控制目標的方式，影響了統治者國家政權建立過程中所塑造的行政體系的運行基礎，影響了統治者社會控制和代理人監控能力，從而最終影響國家基礎權力的演變。統治者國家建設中所面對的經費難題是限制國家基礎權力發展的關鍵因素。這使得國家不得不求訴于市場管理群眾路線來實現國家市場控制的目標。

進而，財政供給問題還影響了統治者所塑造的行政體系的制度框架，影響了行政體系的運行基礎。基層市場管理機構建立之初，國家也規定了工商所從市場管理的收入中開支，而不是完全依靠財政支付的穩定薪水。由此，在統治者推動國家政權向基層延伸、以求進一步實現其社會控制目標的過程中，財政經費的不足不僅阻礙了五六十年代國家市場管理機構的下延，工商所吃雜糧的經費體制還激化了逐利導向，帶來了嚴重的代理人問題，從而阻礙了國家市場管理目標的實現。由于財政經費缺乏，全國在1949年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不得不依靠攤販組織和基層市場管理網絡來管理市場。直到60年代初，才逐步建立起基層市場管理機構，而且，還沒有能夠為它提供穩定的財政經費保障，而規定它從市場管理相關收入中開支，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政策在治理基層市管機構亂收費和工商所經費保障中徘徊。80年代后，國家逐步改革這種自給自足的經費體制而確立了工商所吃雜糧的經費體制，即部分經費由財政供給，部分從兩費和罰沒收入返還中開支。之后雖有多次改革，但除了上海外全國的經費保障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仍然存在收支掛鉤現象。這就使得工商所以追求“兩費”和罰沒收入為主要工作。在經費管理不嚴格以及處罰程序不規范的情況下，工商所自身的職能造成其協管員數量膨脹，亂收費和亂罰款滋生，國家市場管理的目標遭到扭曲。

五、路徑依賴對國家基礎權力的作用

影響國家基礎權力演變的因素不僅僅是統治者的努力和財政經費的不足，權力發展的路徑依賴使國家基礎權力的演變常常背離統治者國家建設的初衷，造成統治者國家建設的困境。具體而言，財政經費的不足是工商所自給自足或者吃“雜糧”經費體制的根源，這種經費體制在使國家政權向基層延伸時成為可能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代理監控問題，侵蝕了國家基礎權力的發展。然而，在國家建設的過程中，當統治者試圖改革這種經費體制，以促進國家權力發展時，它又遇到了除財政經費不足以外的新阻力。

在這種路徑依賴中，如果我們將這種經費體制的產生和發展從其演變的軌跡中割裂出來，就難以完整的理解影響工商所經費體制改革的因素，難以把握國家基礎權力在1949年后的演變和影響因素。一方面，影響國家基礎權力的因素不僅僅在于財政經費的不足，因為隨著工商所吃雜糧經費體制的確立，其衍生的各種問題使得經費不足不再是改革的唯一阻礙。統治者經費體制改革過程中面對的預算外資金和罰沒收入的管理問題、地方政府和財政部門對財政收入和部門預算外經費的追求，以及對工商所履行市場管理職責的監控難題構成了統治者改革的阻力，并引導了統治者改革的軌跡。

此外，這種路徑依賴還使得我們將國家基礎權力演變中統治者和國家代理人扮演的角色相結合。一方面，我們看到統治者對于國家基礎權力的塑造作用，國家代理人的逐利導向并非完全是統治者監控失控的產物，相反，是統治者創設的制度框架或者激勵機制的產物。統治者國家建設的努力是國家基礎權力發展的推動力量，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看到國家代理人對于國家基礎權力發展的影響。統治者并非能夠操控國家基礎權力的演變軌跡，工商所的逐利導向并非是統治者所意欲，也并非追求財政收入和實現市場目標管理的政策沖突。統治者難以根本上改變工商所的經費體制是它難以解決對于國家代理人的若干監控問題的結果，其建設國家的過程不得不面對國家代理人的阻力。

此外，同樣重要的是，這種路徑依賴提醒我們，現有的體制遺產對于今后國家基礎權力的演變將會發生重要的影響。東歐國家的實踐證明，原社會主義的體制遺產會嚴重影響國家在東歐劇變后國家推行結構轉型、經濟發展、社會平等和其他社會目標的實現。雖然這些國家采取了許多與西方國家十分相似的財政改革，然而，對于選舉的考量、利益集團的爭奪、政策遺產以及政治制度都限制了這些改革。因此，如何逐步地推動政府財政體制和政治改革并行，如何克服改革的多重阻力，對于今后國家基礎權力的演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六、國家基礎權力同國家和社會關系的展開 雖然中國的共產體制因素并非是影響統治者國家建設的根本因素，然而，這種研究視角反過來卻更加凸顯了包括市場管理群眾路線、政治運動、教育訓導等在內的社會控制和代理人監控方式的獨特性。在西方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統治者關注的焦點在于稅收機構的官僚化、理性化及其滲透到社會的過程。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研究中，能否構造一個能夠執行經濟政策，提供社會服務和維持公共秩序的國家基礎被認為是第三世界國家最主要的任務和挑戰。以規則為核心的監管被認為可以取代或戰爭、稅收和財政支出這三大國家功能，對于急需構造一個能有效地履行公共職能政府的第三世界國家，討論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理應成為影響第三世界國家基礎權力發展的核心問題。市民社會的發展可以產生一種國家與社會的互相增權，市民社會力量的成長可以推動國家的強大。并且，這種強大不是國家絕斷能力的增強，而是國家基礎權力的增強。

在對工商所的研究中可以發現，隨著建國以后市場管理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發生了十分明顯的變化。這種改變不僅體現在市民社會是否發育成長上，還體現在國家日益喪失對社會的操縱能力上。從建國初期的攤販組織體系擁有極強的社會動員能力，到今天工商局職能的轉變和個私協的名存實亡，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此消彼長。同時，在國家和社會的互動中，國家社會控制能力和代理人監控能力的現實面貌使得國家扮演了多重角色：它并非只是對于社會壓制而不回應的級權國家，也不是完全履行經濟監管職能的自由市場國家。在雙方關系的展開過程中，國家有時是無視社會壓力的專制者，有時是執行市場管理的監管者，有時是暴利導向的掠奪者。并且，國家及其代理人對社會的控制能力的狀況為社會反過來影響工商所的行為騰出了空間，社會的不同行動者通過逃避、暴力、法律、關系、投訴、舉報等方式來影響國家實現對市場控制的目標，從而使國家和社會共同塑造了國家基礎權力的演變過程。

參考文獻：

1． 黃冬婭：《轉變中的工商所》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 2． 張牢生：《地方國家權力機關決定權研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4年 3． 劉春：《權力讀本——如何認識和運用權力》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 2012年 4． 楊光斌：《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國家權力》當代世界出版社 2004年 5．（美）杰克曼：《民族國家的政治能力》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二篇：我國高考制度的演變及現狀

我國高考制度的現狀及對策研究的開題報告

論文題目:淺談我國高考制度的現狀及對策

一、研究背景

從高考恢復至今已30多年，我國一直致力于探索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的建立，現已形成中國特色的高校招生制度框架。但隨著社會發展目標的變化，高校大眾化的加快及素質教育理念的推進，現行高考制度仍存在諸多問題，因此探索新時期高考制度已成為現代高等教育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研究目的及意義

通過回顧和研究我國高考歷史演變，對深刻把握我國高考制度的改革和發展及其內在價值觀念的變遷，總結我國高考歷史的經驗教訓，為新一輪高考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經驗和啟示具有重要意義。

三、研究現狀

研究課題較多，研究趨于普遍化，研究范圍擴大，研究趨于細化和研究成果比較多。

四、研究內容

本文通過對我國高考制度的歷史回顧，深刻把握我國高考制度改革及發展趨勢，然后探討當今我國高考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并加以分析，最后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

五、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采取抽樣的方法，隨機抽取商丘市幾所高中及高等院校的在校學生進行調查研究。

六、文獻綜述

高考是一項重要的國家選拔人才制度，已經成為社會公平、政府信義、政治 穩定和國家發展前景的一面鏡子。我國的現代高考制度經歷了不斷探索不斷深化不斷完善的歷史過程，因此通過對高考制度的歷史演變及現狀放進行綜述，從而找出高考制度研究的新切入點。

我國高考制度一直在不斷地改革、創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簡到繁，從精英化 到大眾化，逐漸成為世界最大規模的考試，走過了一條不平坦的道路。它主要經過了三個階段，即新中國成立前的高考，改

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的高考。高考發展到今天，受到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公眾對高考的批評之聲也越來越大。主要表現在：區域間教育機會的不平等；高考移民現象嚴重；不利于多樣化人才選擇；阻礙素質教育的推行；影響高校自主權的發揮等。因此改革高考制度成為刻不容緩的問題，不僅需要優化考試制度，還要改進招生制度。從各個方面全面改革，從而促進我國高考制度的健全。

對此，我們提出了相應的對策：1.實施公平、公正、誠信的考試原

則；2.實行多樣化的考試方法；3.推行綜合評價制度4.采取多樣化錄取方式；5.建立高校招生考試監督機制。

七、研究方法

主要應用調查法和文獻分析法兩種，前者運用調查問卷的方法；后

者是通過對圖書館資料、網絡信息的搜索整理和分析，結合校情、學情實際，不斷總結、歸納、提煉、升華。

八、研究進度

第一階段： 確定研究課題，明確研究方向。

第二階段： 進行開題報告，確定研究人員。

第三階段： 搜集相關資料，撰寫調差報告。

第四階段： 借助網絡研究，交流發表意見。

第五階段： 撰寫整理論文，進行結題工作。

九、研究成果形式

論文

十、論文提綱

一、我國高考制度改革的歷史回顧

（一）新中國成立前的高考

（二）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的高考

（三）改革開放后的高考

二、現今高考制度的弊端

（一）造成區域間教育機會的不均等

（二）催生了高考移民現象

（三）不利于多樣化人才的選拔

（四）阻礙素質教育的推行

（五）影響高校自主權的發揮

三、我國高考制度存在問題的對策

（一）實施公平、公正、誠信的考試原則

（二）實行多樣化的考試方法

1.科學命題。

2.實行分類考試。

3.嘗試多次考試。

（三）推行綜合評價制度

（四）采取多樣化錄取方式

（五）建立高校招生考試監督機制

十一、參考文獻

【1】王紅兵.試論我國高考改革的歷史、現狀和發展前景—兼論高考歷史試題的變化[c].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集，2003 年.【2】張耀萍.高考形式與內容改革研究—基于利益博弈的視角[c].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年.【3】李禹階.汪榮.我國高考的歷史與現狀及其發展趨向窺探[J].重慶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 會科學版[J],20105.【4】 劉智運.高考制度改革的新思路：從統一走向多樣化[J].湖北招生考試，2005，（1）.【5】 姜剛.公平公正，構建和諧[J].煤炭高等教育，2005，（1）.【6】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改革開放30年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經驗專題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8.【7】謝名春，郭英，荀麗城.我國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3，36（2）.

第三篇：近代以來我國教育制度演變

近代以來我國教育制度演變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過后，中國開始進入了近代社會，中國教育也進入了一個大變革時代。1840年前后，中國的教育主體還是傳統的封建教育，但在這個時期也出現了幾種新教育，一是地主階級內部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學習的思想。鴉片戰爭后，清朝已成為一個衰落的封建帝國，教育仍然沿用舊制，日益空疏腐敗，社會矛盾不斷加深，主要表現在：1、科舉制度腐敗。清末科舉流弊百出。“四書”中可以出的題目大多出盡，考試嚴格規定文章必以八股為體裁，書寫字體必用小楷。2、官學名存實亡，私學教育空疏腐化3、實行思想鉗制，大興文字獄。為了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清朝政府極端頑固守舊，閉關自守，對知識分子實行高壓政策，進行思想鉗制，不允許有任何新思想產生。這種教育滿足不了時代的需求，抵御不了外國的侵略，地主階級內部的一些有識之士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代表人物是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

伴隨著鴉片戰爭的炮聲，中國傳統的封建專制主義教育開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演變。

（一）洋務運動時期創辦的新式學堂

以龔自珍、魏源等啟蒙思想為先聲，以洋務教育為標志，中國近代教育開始起步并出現了以教會學校和洋務學堂為代表的新式學堂。雖然后來在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時期這些新式學堂表現出來了不同特點，但畢竟使中國教育向前邁進了重要的一步。除了舉辦洋務學堂以外，洋務派還開了官派留學教育的先河，19世紀70年代留學教育開始起步，以后成為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與此同時，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批評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傳統的教育制度呼聲越來越高，清政府終于在1902年和1904年頒布和實施了中國最早的學校教育制度——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除了政府國人主動學習國外思想教育外，外國人也在向中國輸入西方文化，并開始在中國建立新式學堂。早在鴉片戰爭前，西方科學文化便隨著傳教士的腳步，悄然滲入中國大陸，當時意大利耶穌會教士利瑪竇等人，開始傳播自然科學和技術，逐漸地把西方數學、天文學、醫學、地理學等科學介紹到中國。這時西方文化的滲入并不具侵略的性質，并不危及天朝帝國的尊嚴，也沒有替代中國傳統文化的危險，故自皇帝至一般士大夫皆能接受。并且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雖然沒有直接規定文化教育侵略的條文，但是英國奪得了五口通商、協定關銳、領事裁判權以及最惠國待遇等。這就開始了剝奪中國的主權，為文化教育的侵略打開了大門。1844年，簽訂的《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明確地獲得了建教堂、傳教、辦醫院、辦學校的權力，并且還要受清政府的保護。列強利用這些不平等條約，奪取了在中國辦教育的特權，為其文化侵略大開其道。總之，鴉片戰爭以后，面對國門被強迫打開后變化的形勢，傳統教育已難發揮維護中國社會生存發展的作用，開始了艱難的改革歷程，逐漸由以民族文化為中心的封閉型教育向與世界文化交流的開放型教育轉變。

（二）戊戌變法時期創辦的新式學堂

隨著資本主義的逐步發展，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出現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到90年代轉變為救亡愛國運動，即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領導的維新變法運動。

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他們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影響，要求改變封建專制政體，實行君主立憲，發展資本主義。但是由于他們的階級力量還十分薄弱，加之他們大多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識分子，這就決定了他們在政治上既有反侵略、反封建的要求，又有軟弱性。這種軟弱性決定了他們不可能用更徹底的手段從根本上改變舊制度，只有一手抓皇帝，屢用上書請愿的辦法，希望能說服光緒皇帝接受變法主張，并且自己來興辦學校、設立報管、著書等來宣傳維新變法的主張。維新性質的學堂有兩類。第一類是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代表人物為宣傳維新變法的主張，培養變法人才辦的學堂。主要有萬木草堂、時務學堂、通藝學堂、瀏陽算學館等，影響最大的是萬木草堂和時務學堂。萬木草堂由康有為任總教授、總都督，并在教學和教學組織管理方面親力而為，講學效果顯著。萬木草堂在研究、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培養變法骨干上起了重要作用。時務學堂于1897年10月在湖南長沙創辦，梁啟超被聘為中文總教習。時務學堂辦學目的，是要使學生有變法思想，有廣博的知識。梁啟超就任總教習以后，親自制定了一個《湖南時務學堂學約》，規定學綱十條：立志、養志、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梁啟超在此講學數月，推動了維新運動在湖南的開展。資產階級維新派辦的學校，反映了資產階級對教育的要求，在教育目的、教育內容和方法上都有別于封建主義的舊教育。從這些學校里，培養出一批變法人才，如梁啟超、陳千秋、徐勤就是康有為辦的萬木草堂的高才生。

1898年6月11日宣布變法至9月21日的“百日維新”中，資產階級維新派積極推行新政，通過光緒皇帝，頒布了大批維新變法詔令。在北京設立了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的設立，早在百日維新前就有議論。“新政”開始后，總理衙門委托梁啟超起草了《京師大學堂章程》，共分8章52條，上報光緒皇帝。光緒帝派孫家鼐為管學大臣，管理大學堂事務。1898年9月政變發生，新政停止，但京師大學堂并沒封閉，于當年11月正式開學。后來，其封建性明顯加強，所招收的學生，完全是五品到八品的官員和舉人。民國初年（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

“百日維新”期間籌辦的各級學堂，反映了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主張和愿望，對封建傳統教育產生了強大沖擊，所蕩起的思想解放潮流，影響至深。

（三）辛亥革命時期創辦的新式學堂

20世紀初，在民族危機和人民反抗斗爭的推動下，中國資產階級逐漸分化成兩派——革命派與改良派。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宣傳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組織，掀起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革命過程中十分重視舉辦學校，創辦了很多新型學校。如上海的愛國學社，愛國女校，湖南的明德學堂，安徽的安徽公學、浙江的大通師范學堂等。這些學校對清末資產階級革命起到了很大的組織和宣傳作用。

1、愛國學社：1902年4月，章太炎、蔡元培等在上海創立中國教育會，由蔡上海南洋公學學生反對學校當局無理開除學生，學生200余人憤而罷課退學。中國教育會支持學生的斗爭，于1902年11月，為這些退學學生成立了愛國學社，蔡元培為總理。以后各地學生凡因受迫害或被開除的，都紛紛加入愛國學社，教員都是全國有名的學者和愛國人士，講授各門科學都重視思想的陶冶和軍事的訓練，以助于鍛煉精神和暴力革命的需要。這些報刊成為愛國學社向社會宣傳革命思想的陣地，學社的聲望和影響日益增高，曾有力地聲援全國各地的**。但也為此，愛國學社引起了清政府的忌恨，他們逮捕了鄒容和章太炎，愛國學社也被迫解散。

2、愛國女校:是中國教育會蔡元培等1902年冬在上海創辦的一所提倡男女平等，婦女獨立的學校。課程有外語、理化、代數、幾何、法國革命史等。愛國女校為辛亥革命培養了不少堅強的女戰士。1908年后，成為普通女校。

3、大通師范學堂：1905年9月，光復會領導人陶成章、徐錫麟等人在紹興創辦大通學堂，后改為大通師范學堂。該校設體育專修科，6個月畢業。1907年，該校由秋瑾主持校務。

這些新式學堂是中國主動學習西方思想文化和清政府掙扎過程中的產物，是主動的接受與改變。而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取的在華辦教育的權利后，都進行了對中國的思想侵略。

1840年鴉片戰爭后，英、美、法等國各派教會以培養為教會服務的牧師、教師和為外國在中國經營企業、事業服務的人員為目的，在中國開始辦教會學校，所進行的教育稱為教會教育。

教會教育：

早在1818年，英國傳教士瑪利遜，曾在馬六甲開設一所英華書院，目的是擴大影響，宣傳基督教。教會學校的招生對象以貧苦人家的孩子為主，大多免收學費和膳食費；辦學目的是為了在中國人中培植一批傳教助手，擴展傳教的速度。早期教會學校培養出一批為教會服務的洋奴，但這種學校是在中國土地上出現的新式教育，在辦學形式、教育內容、教學方式、教員等方面，都突破了原有封建傳統教育的模式，培養了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人才。雖然這并非侵略者所愿，但畢竟給中國的教育輸進了一點新的因素。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通過與清政府新簽或修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進一步奪取了在中國內地建學校等特權。同時，西方列強在中國開辦的企事業日益增多，洋務派興辦的洋務事業不斷發展，這些都需要越來越多的新式人才，因而促進了教會學校的發展。教會學校在課程上，主要有宗教、外語、西學和儒家經典。1877年5月，為了適應教會學校的發展，規范教會學校的教學內容，以英美為首的在華基督教傳教士，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教科書編纂委員會”，目的是把“基督精神”加進教科書中去，以奴化中國學生，控制教科書的編纂權。這是近代第一個在華基督教教會的聯合組織。西方傳教士在華開設的教會學校，不需要中國政府立案，只需它的認可即可。另外，各國還在20世紀初以后，使許多教會大學在其國內立案。如上海圣約翰大學、南京金陵大學，分別在美國哥倫比亞州大學和紐約州大學注冊立案。于是，這些學校就成為設在中國的美國附屬學校，學生可升入外國大學研究院，可獲學位，中國的高等教育逐漸成為留學教育的預備學校，進一步發展了對中國的文化教育侵略。

然而，有侵略就會有反抗。隨著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加深，教會學校迅速膨脹。據統計，到1926年，基督教、天主教兩教會在我國已有教會小學1.4萬余所,中學400余所,大學19所,學生80萬人。這些學校無一向中國政府立案注冊，嚴重侵犯了中國教育主權。進入20世紀以后，在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影響下，各地會黨紛紛領導人民抗洋兵、毀教堂。青年學生更掀起了反抗斗爭，許多教會學校的學生，不斷罷課、退學，表現了中國青年不可辱的民族氣節。1922年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要在中國清華學校舉行第11次大會為導火線，爆發了空前的非基督教運動，進而發展為收回教育權運動。“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是傳教士穆德組織的。他在中國北京開會的目的是討論“學校生活基督化”和“如何宣傳基督教于現代大學生”等問題。針對這個新的侵略行動。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3月在上海領導發起組織“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發表宣言，通電全國。揭露基督教的反動本質及教會學校里所進行的文化侵略。隨后全國30多個地區組織了類似的組織，形成了一個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運動。

1925年“中華基督教教育會”不得不有所收斂改換侵略形式，承認“應向政府注冊，遵守政府之規定，受政府之監督指導”。同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頒布了《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6條。規定外人捐資辦學應作為私立學校請求政府認可，校長需為中國人，中國人應占學校董事會名額之過半數，學校不得以傳布宗教為宗旨，課程須按部頒標準，宗教科目不得列為必修科等。盡管教會學校的教育權并沒有因為收回教育權運動而得到徹底的收回，但收回教育權運動給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以重大打擊，是日后教會教育走向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留學教育

經歷了種種屈辱、痛苦、比較、反思之后，國人意識到中國和西方的差距，并開始考慮如何向西方國家學習。于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起步和發展了中國近代留學教育。兩次鴉片戰爭期間，曾出現過一些零星自發的留學行為，留學生基本是教會學校的學生。倡導由政府派遣出國留學人員是在洋務運動開始之后。洋務派曾派不少留學生到英、法、美、日等國學習軍事、技術和自然科學。如：1875年閩浙總督沈葆楨派遣福建船政學堂學生5人，前往法國學習船政，1876年李鴻章派7人赴德國學兵技。洋務派辦留學教育是要維護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培養洋務人才。但它是中國教育走向世界過程中最名副其實的一步，對中國教育近代化的推進之功不可磨滅。歷史的事實也說明，這些留學生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文明，學到了近代自然科學和生產技術知識，成為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和優秀的愛國知識分子。其中有科學技術人才如詹天佑、哲學政治學人才如嚴復等。在清末新政的刺激下，近代留學教育在進入20世紀后驟然勃興，形成了規模盛大的留日高潮。由于留日高峰的形成，也引起美國的注目，認為這不利于美國在華的長遠利益。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議案，決定從1909年起，將美國所得庚子賠款的一部分以“先賠后退”的方式退還中國，以發展留美教育。

。第二次鴉片戰爭前，中國尚無一套完備的現代學校系統，中國較完備的現代學校系統是在洋務運動后逐漸發展起來的。學校教育制度（學制）是一個國家各級各類學校的系統，它是教育制度的主干，隨著日本明治維新教育改革成功對中國的刺激和大批西方傳教士對西方教育制度的譯介，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批評傳統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傳統的教育制度，培養真才。清政府為了緩和人民的不滿情緒，以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于1901年開始推行“新政”。陸續頒布一些改革政令，其中包括頒行新的教育制度,改革和廢除科舉制度，興辦新式學堂等。新的教育制度包括了“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

在“癸卯學制”實施了8年后，1912年1月，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孫中山就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在教育方面，于1月9日成立中央教育部。并于1912年9月3日，頒布《學校系統令》，稱為“壬子學制”。1913年，教育部又陸續頒布了各級各類學校法令，補充了這個學制，逐步形成了一個新的學制系統，稱“壬子癸丑學制”。壬子癸丑學制與癸卯學制相比，有很大進步，它縮短了學制年限3年或4年；取消了畢業生獎勵出身的制度，消除了科舉制度的陰魂；女子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癸卯學制中沒有女子教育的地位，壬子癸丑學制中，普通中學、中等實業學校、師范學校、高等師范學校都規定設立女校，初等小學還可以男女同學；從課程的改革上，取消了忠君、尊孔的課程，增加了自然科學課程和生產技能的訓練；改進了教學方法，反對體罰，要求教育聯系兒童實際，適合兒童身心發展的特點。

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改革雖然也有許多不徹底的方面，但它是近代資產階級對封建教育的第一次系統的改革，它突出了資本主義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較全面反映了資產階級對教育的要求，是資產階級新教育反對封建主義舊教育的一次重大勝利，有著歷史進步意義。

隨著中國近代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要求教育能提供具有文化知識的勞動者。在美國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影響下，一些知名人士如胡適、陶行知、黃炎培等人都紛紛提出了改革學制。1922年9月教育部召開全國學制會議，對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提出的學制草案稍加修改，于同年11月以大總統名義公布施行，即壬戌學制。一般稱這個學制為“新學制”。“新學制”提出七項標準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即：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發揮平民教育精神；謀個性之發展；注意國民經濟力等。在討論學制的同時，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組織了“新學制課程起草委員會”，1923年該委員會公布《中小學課程綱要》。小學設國語、算術、衛生、公民、歷史、地理、工用藝術、形象藝術、體育、音樂等科。普通科分文理兩組。公共必修科目有：國語、外國語、人生哲學、社會問題、文化史、科學概論、體育1922年學制的公布，結束了辛亥革命后教育上的混亂狀況，反映了“五四”以來新教育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一種歷史的進步，是中國教育現代化發展到一個重要階段的標志。“新學制”除以后在學分制和綜合中學制等方面有所改動之外，基本上沿用到全國解放。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制度由封建主義變為了具有先進思想的社會主義。馬列主義理論及思想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千年的封建教育制度演變為現代的九年義務教育制度，中國的教育制度變得實用、開明，成為了改革開放的最偉大的成果之一。

第四篇：我國歷代土地制度演變

我國古代土地制度主要有三種：

1.原始社會的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

2.奴隸社會的土地國有制—井田制

3.封建社會的土地所有制

(1)地主土地所有制

(2)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王田制，屯田制，均田制

(3)自耕農土地所有制

先秦時期土地屬于國有。當時曾實行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在商代已經出現，到西周時期得到全面推廣。因土地被劃用“井”字形，故名。井田在法律上屬于王屬所有。周王按爵位高低賜封給諸侯及卿大夫相當差數的土地，受封者對于井田只有使用權而無私有權。土地不能轉讓或買賣，“田里不鬻”。井田的經營方式，是奴隸的集體勞動。

秦國在統一之后，實行爰田制，雖然承認土地私有，但保留了一定數量的休耕地，政府對土地的使用權干預較多，賦稅的征收也比較繁瑣。統一之后，這種土地制度和賦稅制度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因此，秦始皇在公元前216年“令黔首自實田”，即讓老百姓如實上報自己的所有土地。在此基礎上，廢除爰田制，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土地私有制。兩漢時期，土地原則上歸國家所有，稱作“公田”，由皇帝“假”給農民耕種。

曹魏建國后，實行屯田制。當時的屯田有民屯和軍屯兩種形式：民屯是把召募來的流民和收編的黃巾軍家屬按軍事制度編制起來，專門從事農業生產。軍屯是由軍隊進行的屯田，由大司農派度支校尉、度支都尉到軍屯所在地管理軍隊屯田。屯田的實行，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根據門閥政治的需要，西晉王朝實行了占田制。國家準許個人占有的土地數量，并不是由國家授田。

北魏孝文帝改革時，實行均田制。規定：男子15歲以上授露田40畝，桑田20畝；婦女授露田20畝。為備休耕，露田加倍授給。露田年滿七十還官；桑田可作為私田，不必還官。露田和桑田均不得買賣，但原有桑田超過二十畝的可以買賣其超出的部分。地主可按其擁有奴婢和耕牛的情況另外獲得土地。奴婢授田與農民相同，耕牛每只授田30畝，但僅限四牛。地方官按官職大小授給公田，刺史15頃，縣令6頃。

均田制也是唐朝前期最主要的土地制度。它包括對百姓、貴族官僚受田的規定和對土地買賣的規定。唐代均田的辦法，和前代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①受田的對象跟前代有些不同。②關于官吏受田的規定比前代各朝更完備。③土地買賣的限制益形松馳。④優待府兵官兵。

唐代以后，土地私有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但國家和皇室仍保有大量土地，這些土地以“皇莊”、“官莊”的面目出現，經營方式與地主經營沒有多少差別。明代清丈土地，繪制《魚鱗圖冊》，確定土地的私有權。

到了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土地高度集中，中國社會貧富不均，階級矛盾空前激化。針對土地兼并，以洪秀全為代表的農民階級提出了《天朝田畝制度》，觸及了當時社會的弊端，但解決的辦法過于平均和理想化很快夭折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由于沒能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缺乏群眾基礎，革命也沒有成功，只有共產黨人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歷經土改、解放戰爭的《土地法大綱》，建國后的土地改革真正滿足了廣大農民對土地的要求，解決了土地高度集中的問題，一步步建立了新中國。

建國后共產黨人又經過了艱苦的探索，先后經歷了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運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終找到了中國特色的農業發展之路，冢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堅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將土地長期承包給各家各戶經營，既有利于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又解決了封建時代長期困擾中國發展的土地兼并問題，從而迎來了農村生產力的大發展時期，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奠基。

第五篇：透過科學社會主義看我國社會醫療保障制度

透過科學社會主義看我國社會醫療保障制度

一、科學社會主義和我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一般來說，社會主義意指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而不做其他的理解。現在，我國的社會發展進入了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是矛盾多發期，社會主義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提出了諸多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某些前沿問題正是由此產生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聯系實際切實解決現實矛盾和問題，在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鞏固完善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只有經過長期歷史積累，待有了多方面的經驗和認識形成了自己系統科學、邏輯徹底的理論而且有了歷史和實踐的反復證明與檢驗后，方可自然而然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形成能夠為世界公認的中國特色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科學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為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服務。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迫切需要作出理論解釋的問題，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前沿問題。現代市場經濟不僅強調動力機制，而且強調平衡機制。現代市場經濟不僅需要資本推動，而且需要溫情政府。人人享有社會醫療保障,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把基本建立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

二、我國的醫療保障制度

（一）、我國的現實

我們知道，資本是高效的分配資源，但是資本本身是沒有人情味的。那么，1 如何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高效、又有人情味呢？這就需要溫情的政府在穩定宏觀經濟的同時，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和醫療需要，把大量的資金用于公共事業上，給全體公民安全感，這樣，社會大眾再無后顧之憂，攜手朝著和諧社會遠大的目標進發。

急劇上漲的醫療費用和不完善的醫療保障體系，是中國百姓近年來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盡管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覆蓋面不斷擴大，新型合作醫療在農村地區迅速擴展，但是，仍有很多的人沒有被醫療保障制度所覆蓋；同時，目前的醫療保障補償水平無法抵消迅速增長的醫療費用。第三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發現：城市享有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人口比例為30.2%、公費醫療4.0%、勞保醫療4.6%、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占5.6%，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占44.8%；在農村，參加合作醫療的人口比例為9.5%、各種社會醫療保險占3.1%、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占8.3%、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占79.1%。在社會救濟方面，2004年用于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為172.7億元，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和農村定期救濟支出之和為30.7億元，僅占城鎮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17.8%。目前醫療保障體系的主要弊端在于：醫療保障體系兩極分化。一方面，目前中國超過一半的人口還沒有醫療保障，就是已經有了醫療保障的人，其保障水平也比較低；另一方面，對特殊群體存在保障過度的現象。中科院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

目前，受保障主體只有在政府、國有企事業單位就業，才能享受完整的失業、醫療、退休這三大保障。盡管一些民營企業也給職工上保險，但非常不規范。這樣，一旦離開體制內而到體制外發展，這三大保障就沒有了，保障基金不能隨著人走而流動。現代社會保障制度，能從更宏觀的意義上，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2 市場經濟不僅強調競爭原則，而且強調保障機制。中國改革近30年在促進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上也產生了一個弱勢階層，其人數估計已達1.4億-1.8億，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1%-14%。這就需要在效率與公平的天平上，更加重視公平，給予弱勢階層一定的保障。解決得好，社會則和諧發展；解決得不好，可能引發社會動蕩。

（二）、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保障制度是在政府的管理之下，以國家為主體，依據一定的法律和規定，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以社會保障基金為依托，對公民在暫時或者永久性失去勞動能力以及由于各種原因生活發生困難時給予物質幫助，用以保障居民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作用在于保障全社會成員基本生存與生活需求，特別是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傷殘、失業、生育、死亡、遭遇災害、面臨生活困難時的特殊需要。社會保障制度是通過集體投保、個人投保、國家資助、強制儲蓄的辦法籌集資金，國家對生活水平達不到最低標準者實行救助，對暫時或永久失去勞動能力的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逐步增進全體社會成員的物質和文化福利，保持社會安定，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

（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是指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采取個人繳費、集體扶持和政府資助的方式籌集資金。

農村合作醫療保險是由我國農民（農業戶口）自己創造的互助共濟的醫療保障制 3 度，在保障農民獲得基本衛生服務、緩解農民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96年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江澤民同志在講話中指出：“現在許多農村發展合作醫療，深得人心，人民群眾把它稱為“民心工程”和“德政””。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三農”問題是關系黨和國家全局性的根本問題。而不解決好農民的醫療保障問題，就無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也談不上現代化社會的完全建立。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從2003年起在全國部分縣（市）試點，到2010年逐步實現基本覆蓋全國農村居民。200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明確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到2010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要基本覆蓋農村居民”，“從2003年起，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除市區以外的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農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醫療補助資金，地方財政對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農民補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農民為參加合作醫療、抵御疾病風險而履行繳費義務不能視為增加農民負擔”。

這是我國政府歷史上第一次為解決農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問題進行大規模的投入。“十一五”規劃的要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到2010年的覆蓋面達到農村的80%以上。2011年中國政府網發布了《醫藥衛生體制五項重點改革2011主要工作安排》。這份文件明確，2011年政府對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補助標準均由上一年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200元；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支付比例力爭達到70%左右。

2012年起，各級財政對新農合的補助標準從每人每年2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其中，原有200元部分，中央財政繼續按照原有補助標準給予補助，4 新增40元部分，中央財政對西部地區補助80%[1]，對中部地區補助60%，對東部地區按一定比例補助。農民個人繳費原則上提高到每人每年60元，有困難的地區，個人繳費部分可分兩年到位。個人籌資水平提高后，各地要加大醫療救助工作力度，資助符合條件的困難群眾參合。新生兒出生當年，隨父母自動獲取參合資格并享受新農合待遇，自第二年起按規定繳納參合費用。

（四）、城鎮居民醫療保險

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是以沒有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城鎮未成年人和沒有工作的居民為主要參保對象的醫療保險制度。它是繼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推行后，黨中央、國務院進一步解決廣大人民群眾醫療保障問題，不斷完善醫療保障制度的重大舉措。它主要是對城鎮非從業居民醫療保險做了制度安排。這一制度的出現在中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歷程中具有重大意義，指明了中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方向。

1998年我國開始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為實現基本建立覆蓋城鄉全城鎮居民醫療保險體居民的醫療保障體系的目標，國務院決定，從2007年起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2008年擴大試點，爭取2009年試點城市達到80%以上，2010年在全國全面推開，逐步覆蓋全體城鎮非從業居民。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以家庭繳費為主，政府給予適當補助。參保居民按規定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享受相應的醫療保險待遇，有條件的用人單位可以對職工家屬參保繳費給予補助。國家對個人繳費和單位補助資金制定稅收鼓勵政策。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重點用于參保居民的住院和門診大病醫療支出，有條件的地區可以逐步試行門診醫療費用統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用于支付規定范圍內的醫療費用，其他費用可以通過補充醫療保險、商業健康保險、醫療救助和社會慈善捐助等方式解決。

三、未來的醫療保障制度的發展展望

（一）繼續完善各項醫療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將混合所有制、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從業人員以及靈活就業人員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大力推進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重點解決大病統籌問題；繼續著力解決國有困難企業、關閉破產企業等職工和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障問題；鼓勵勞動年齡內有勞動能力的城鎮居民，以多種方式就業并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進一步規范現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支付政策，強化醫療服務管理。加快實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進一步完善城市和農村醫療救助制度。完善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搞好各項醫療保障制度的銜接。

（二）協同推進醫療衛生體制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改革。根據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總體要求，統籌協調醫療衛生、藥品生產流通和醫療保障體系的改革和制度銜接，充分發揮醫療保障體系在籌集醫療資金、提高醫療質量和控制醫療費用等方面的作用。

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區域衛生規劃，健全醫療服務體系。建立健全衛生行業標準體系，加強對醫療服務和藥品市場的監管。規范醫療服務行為，逐步建立和完善臨床操作規范、臨床診療指南、臨床用藥規范和出入院標準等技術標準。加快城市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充分發揮社區衛 6 生服務和中醫藥服務在醫療服務中的作用，有條件的地區可探索實行參保居民分級醫療的辦法。

(三)堅持社會醫療保險自愿和適當強制參加相結合由于我國社會醫療保險是帶有保險性質的，就其實質來說是把患者的疾病負擔分攤到每個參保人員身上，達到風險分散的目的。因此，在完全自愿投保原則下，保險覆蓋全部年齡段的結果將是高危人群(老弱病殘)更愿意參加醫療保險，從而達不到風險分散的目的，最終只會使醫療保險基金入不敷出，只能提高保費水平，但這樣不但會增加居民和財政的負擔，而且還會使更多的人退出醫療保險，使醫療保險制度無法持續下去。因此，政府應采取適當的強制措施，如一個家庭中若有一個參保，其他還未參 保的城鎮居民也應參保，達到分散風險的功能，從而避免出現“逆向選擇”的問題。(四)建立方便快捷的核銷機制充分依托城鎮完善的通信網絡，建立方便快捷 的核實、包銷機制，解決核銷程序繁瑣、周期長的問題，使居民的實惠真正落到實處，此外也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高效地利用資金。如可以為參保居民建立電子檔案，記錄其就診和轉院等信息，集中管理，提供“一站式”服務。患者的住院費用在經經辦機構確認后直接劃撥到醫療服務提供機構，這樣不僅可以避免患者在各級經辦機構來回奔走的經濟負擔，還能減輕其精神負擔，使居民更加積極主動地參保。(五)加強宣傳力度

目前我國社會醫療保險參保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關部門對我國社會醫療保險的宣傳力度不夠，人們對醫療保險知識相對缺失，了解不足，尤其是在農村農民收入較少，他們就會更加注霞眼前利益，當他們看不到短期的既得收益時，他們就選擇不投保，這樣就使得我國醫療保險的功能大大降低。通過宣傳、教育 7 讓城鎮及農村居民懂得保險原理，熟悉保險知識，消除他們的疑慮，幫助他們逐漸轉變傳統觀念，這樣才能保證居民積極的合作，自覺參保，從而保證我國社會醫療保險籌資的持續性和長期性，從而真正起到保障健康、分散風險的目的。之，我國醫療保險體制的改革需要從多方面人手，包括醫療保險制度、醫療衛生體制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改革并舉，配套推進。最終實現“用比較低廉的費用來提供比較優質的醫療服務，努力滿足城鄉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醫療服務需要”的總體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