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孔飛力（范文）

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美國，1933-）

研究領域 晚清中國近代史、海外華人移民史

人物介紹

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國倫敦。1950年，畢業(yè)于美國華盛頓特區(qū)的威爾遜CWoodraw Wilson)高級中學，同年考入哈佛大學。

大學期間，孔飛力被人類學家克拉克洪教授（Clyde Kluchholn)教授講授的心理人類學深深吸引，曾經想投奔克拉克洪教授門下學習人類學。但當向克拉克洪教授表達了自己的愿望后，克拉克洪教授告訴他，要想學習研究人類學，最好先學習一些具體的學科，比如歷史學或希臘—羅馬經典著作。在這一引導下，孔飛力選擇了歐洲歷史作為自己的專業(yè)。雖然如此，但人類學的關懷一直留在他的歷史研究之中。

大學期間，對孔飛力影響較大的還有社會學家諾曼包拔(Norman Birbaums)、政治學家塞繆爾·比爾(Samuel Beer)。受他們影響，孔飛力開始研究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當代西方最有影響的社會科學家之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并對怎樣應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去理解歷史，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

1954年，孔飛力從哈佛大學畢業(yè)，獲得學士學位。畢業(yè)之后，到英國著名的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學習日語與日本歷史。1955年夏，回美國，應征入伍，開始了為期三年的軍旅生涯。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亞州Montery的軍隊語言學校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盡管難學，但他卻逐漸著迷，如饑似渴。一年的中文學習經歷對孔飛力的人生旅程產生了關鍵影響。偶然的契機讓他開始注意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國文化與中國歷史，并與之結下了終身不解之緣。

中文學校的學習結束之后，孔飛力轉移到東海岸。在那里，繼續(xù)服完了剩余的18個月兵役。與此同時，他在喬治城大學攻讀研究生，1959年獲得碩士學位。

稍后，孔飛力考入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史華慈教授(Benjanmin Schwartz)學習中國歷史，攻讀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太平叛亂時期的民兵：團練的理論與實踐》(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1964年獲得了哈佛大學歷史與遠東語言的博士學位。

1962年，孔飛力開始了在芝加哥大學15年的教師生涯，在歷史系執(zhí)教，一直到1978年離開，前往哈佛大學。

1965年孔飛力作為富布萊特(Fulbright)研究員前往日本京都大學從事研究，1966年回國。1970至1971年，擔任ACSL中國文明研究員。從1971至1974年，孔飛力擔任了芝加哥大學遠東研究中心主任，1974年升任正教授。1975年至1977年，擔任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明系主任。由于史華慈教授的鼎力推薦，1978年秋，孔飛力回到母校哈佛大學任教，接替老師費正清教授，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s)歷史講座教授。1980年至1986年，擔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學術研究

學術背景：

50-60年代的有關學術思潮對孔飛力的學術成長具有深刻的影響。大學階段，孔飛力就在哈佛大學接受了著名人類學家克拉克洪的指導，萌發(fā)了人類學的關懷。接著，諾曼·包拔

新的史學思潮主張人類社會彼此獨立和多元的觀點，促進美國中國史專家醞釀“中國中心觀”，關注中國社會本身的“獨特性”，并嘗試從中國社會內部重新發(fā)現(xiàn)中國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年鑒派史學家還重視用長時段方法研究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長遠發(fā)展趨勢，突破以往慣用的以“循環(huán)論”眼光認識中國歷史的方法論。與此同時，年鑒派史學家對“總體史”的追求，綜合研究傾向和“分解”研究傾向，都導致研究課題和研究領域不斷擴展。孔飛力的學術研究明顯表現(xiàn)出跨越社會科學、歷史學、人類學的態(tài)勢，將社會科學、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引入歷史研究中。《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明顯表現(xiàn)出他對于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利用;在《叫魂》中，又注意了人類學、社會心理學、民俗學、宗教學、政治學、社會學的綜合利用。他關注對中國歷史的橫向研究，把中國分為省、地區(qū)、縣乃至更小的地區(qū)單位。他對1796-1864年的軍事化問題研究，就限定在中國中部和南部區(qū)域。他還考慮對中國歷史的縱向探討，著重“由下而上”地研究中國社會，將研究的重心轉向基層社會，特別是紳士階層與家族。他試圖表明，中國社會也是充滿著差異和變化的社會，中國社會是“停滯社會”的說法沒有根據。他試圖通過對中國的家族和紳士階層的研究，進一步認識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特點。

孔飛力精于概念分析、重視運用中國原始檔案，具有良好的中國語言基本功。孔飛力等第二代中國學家注意從新的理論視角解釋過去被簡單地理解為“西方沖擊”下發(fā)生的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國運動。80年代以后的中國改革開放，中美學術交流的正常化，使美國學者獲得直接接觸清宮檔案的機會。這些都為孔飛力的中國學研究提供了歷史機遇。

孔飛力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書之間出版的間隔都很長，但每一本著作問世都引起轟動，是學術界名副其實的“十年磨一劍”。他的學術著作主要有：《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現(xiàn)代中國的起源》，《故鄉(xiāng)：海外華人歷史的思考》。他還參加過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和《劍橋中華民國史》若干章節(jié)的編撰。

《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1970）

《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是孔飛力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出版的著作，這是他的學術奠基之作，也是他對中國近代社會問題研究提出一系列重要理論問題的學術專著，在美國和國際中國學史上留下深刻影響，本書研究中國晚清時期的團練、地方武裝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政治結構的變化，它利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它中文資料，運用社會學的階層理論和社會結構理論，以及政治學關于權力和政治結構的理論，從分析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及其制度入手，強調了中國地方名流的作用，論述了在其影響下的地方組建武裝活動的形成和發(fā)展，并就此對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提出了新的看法。

雖然，中國有“民兵”思想的悠久歷史，但明、清時代的制度已基本上體現(xiàn)了士兵和平民的分離。孔飛力在他的著作中認為，1796年發(fā)生在湖北、陜西、四川交界地的白蓮教“叛亂”，是清朝政府第一次以民兵為主力去鎮(zhèn)壓。為什么要動員民兵？孔飛力解釋說，主要在于白蓮教的特有特征，難以對付。這些“叛亂者”與人民之間有廣泛聯(lián)系，又有充足兵員，具高度流動性。不僅滲透到地方政府，而且某種程度上成為超越階級的運動。相比之下，清朝軍隊則裝備沉重，行動遲緩，缺乏地方支持，費很大勁才取得微小勝利。所以正規(guī)軍無力鎮(zhèn)壓，官方不得不求助于地方團練。早期團練對國家政治的威脅并不大。至少在嘉慶時期，還沒有突破國家的軍事壟斷，還是一種在國家監(jiān)督下把自發(fā)的地方武裝納入全面的、官僚化的管理機構的方法。但對以后太平天國時期的地方軍事化起著先導作用。

19世紀中葉的中國社會處于大**之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fā)。在孔飛力的筆下，整個中國的各種勢力，不論是正統(tǒng)的、還是異端的，都在緊鑼密鼓地組建武裝。他說：“當經濟危機和剝削把窮人驅趕出已確立的秩序時，當匾乏使各種族和語言集團中的沖突尖銳起來時，異端的和正統(tǒng)的領導人員雙方都越來越關心軍隊的組編。”

本書以主要篇幅討論19世紀中葉起出現(xiàn)的各種類型和形式的地方武裝問題，著重研究由正統(tǒng)的名流——紳士創(chuàng)辦的各類團練的形式、規(guī)模、財政基礎、同氏族的關系，尤其是同官方的官僚政治制度如保甲、里甲、地方治安和征稅網絡之間的關系問題，又以曾國藩等名流為對付太平天國和其它造反事件而創(chuàng)建各類地方武裝為例，對上述這些問題作了詳盡具體的分析。在這些正統(tǒng)的地方武力之外，本書還探討了各種形式的異端地方武裝、“股匪”、“堂匪”等到的興起、同正統(tǒng)武裝的異同、兩者在一定條件下和在一定程度上的轉化等問題，展示了晚清地方軍事化的廣泛普遍和復雜情景。

孔飛力利用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把1796—1864年間中國社會的軍事化的過程、組織結構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清朝衰落，民不聊生，太平天國運動試圖為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尋找新的出路，當它危及現(xiàn)存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和正統(tǒng)文化意識時，清朝的統(tǒng)治政權無論是軍事力量還是行政能力都無以應付社會大動蕩的局面，危難之際，傳統(tǒng)士大夫階層紛紛利用他們的社會資源，組建武裝，與清軍合力鎮(zhèn)壓太平軍。

面對這些歷史事實，孔飛力研究的獨到之處在于：

第一、以社會學與人類學結合研究的方法探討歷史。結合歷史學的區(qū)域研究、個案研究方法，將軍事化的各級組織(包括正統(tǒng)和異端)的內在結構、組織原則、規(guī)模、特征、歷史演變、相互關系等因素加以聯(lián)系的精細解剖。散見在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中的各種類型的軍事化組織，被納入“正統(tǒng)與異端”、“團練一勇一地方軍”與“堂一股一武裝村社”三級縱向等級組織的概念網絡中考察，使社會結構的組織脈絡變得清晰起來。

第二、敏銳地認識到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即對農村社會進行有效控制的問題。他認為這是政權得以鞏固的基礎。太平天國的問題在于勢力無法滲透到農村，孤立在城市的圍墻里，他們始終是一個外來者。而農村的名流深深扎根于地方社會，對地方實行有效控制，不斷吸收人員和財富，他們是地方財富的擁有者、保護者和獲取者。

第三、把軍事化對地方政府的影響作為一個重要問題考慮，作為影響十九世紀后期和二十世紀初期行政制度變遷的重要因素考慮。突破了過去對軍事化研究的固有視域，如對中國兵制的影響和地方主義的發(fā)展。孔飛力對于伴隨著晚清時期帝國在農村中控制的崩潰而出現(xiàn)的軍事化過程做出了出色的分析。

作者認為，中國傳統(tǒng)政治制度穩(wěn)定延續(xù)的社會根源，在于王朝與地方名流——紳士間的協(xié)調，在于官僚和地方社會之間的利益沖突能夠以最低限度的糾紛來解決。這樣，名流——紳士憑借他們的社會影響、正統(tǒng)的學術傳統(tǒng)以及倫理觀念，使傳統(tǒng)政權得以反復重建。但到了晚清**時期，情況有了不同。名流為著自己的利益，也為著王朝的利益，在鎮(zhèn)壓王朝內部敵人中起帶頭作用，使王朝得以度過危機而繼續(xù)生存，但這一結果的代價是中央政府權力的縮小和名流勢力的擴張，地方權力旁落到名流——紳士之手。作者認為，這標志著傳統(tǒng)國家的崩潰，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再也不能按老的模式重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應該以舊秩序的衰落，傳統(tǒng)國家制度的毀滅與地方軍事化為著眼點，在西方大規(guī)模沖擊中國前，中國社會內部已經出現(xiàn)危機，新的力量已經在開始削弱中國傳統(tǒng)社會，如人口增長的過劇、通貨膨脹、鑄幣發(fā)行大量增加以及農村社會日益劇烈的競爭等，他認為以地方軍事化形成的1864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可能比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更為合適。

《叫魂：1768年的中國妖術大恐慌》(1990)

1990年，孔飛力出版了他的又一部重要的學術著作《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這是他學術生涯的重要的學術代表作，也體現(xiàn)了他80年代的學術成果。該書一出版，即獲當年的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最高學術獎之一一“李文森”(Joseph K.levenson)獎，受到廣泛的好評。該書共10章，從第一章“叫魂”案的緣起及基層官員對此案的處理到第十章從文化心理層面分析案件之所以發(fā)生以至席卷全國的原因，層層推進，剖析至深。

《叫魂》一書中，孔飛力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講述了“叫魂”事件；又用

一半篇幅，多視角地闡釋了故事背后的種種問題，諸如社會、經濟、民俗、宗教、心理和政治等，描繪了民眾、官僚、君主面對一個亦真亦幻的妖術所表現(xiàn)出的態(tài)度和行為。

所謂“叫魂”，系流傳于中國民間的黑巫術(妖術)，施術者通過削割他人的少量辮發(fā)，即可操縱其靈魂精氣，并置人于死地。1768年初春，“叫魂”妖術恐慌從浙江省德清縣開始蔓延。石匠吳東明率領一班人馬為修復城門，奮力向河底打樁，農夫沈士良為著懲罰兩個暴戾的侄兒，要求吳石匠將寫有侄兒名字的紙片貼在木樁頂部敲打，據說這樣會給大錘的撞擊增添力量，人們稱之為“叫魂”，而被敲打名字的人會因此被竊去精氣，不是生病，便是死去。還有傳說道，有人欲剪萬人發(fā)辮，攝魂造橋，用紙剪成人馬，粘入發(fā)辮，念咒點血，人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財物。從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時間里，整個帝國都被妖術恐懼動員起來。原本是毫無根據的無稽流言，卻引起了時人極大恐慌，很快越過省界，影響到了十二個大省份的社會生活，“從農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宮邸均受波及。”這是一場真正的群眾性的歇斯底里，盲目迷信的大眾們，將他們對妖術的恐懼轉化為群體性暴力，發(fā)泄到那些假想的敵人身上，他們無一例外都是些“外來的陌生人”——乞丐、游方僧。孔飛力將這些人稱作被生存競爭擠到邊緣的可憐人。對于民眾的這些騷動，各級官員一開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瞞報態(tài)度，視之為無知妄動。當時，經過康熙、雍正治理，滿清統(tǒng)治漸漸穩(wěn)固，剃發(fā)留辮也為漢人接受。但割辮因動搖滿清統(tǒng)治的名分，上下都極為關注。嫌疑者被下令圍剿，以政治罪追究。于是整部國家機器都開動起來，從朝廷到省到府到縣都在清查叫魂犯。對大小官僚來講，清查叫魂犯并不只是保一方平安的事，而是對皇帝忠不忠的問題了。因為在地方上所謂叫魂案都是子無虛有的事，一時間密告誣陷盛行，社會彌漫恐慌。而社會的恐慌又加劇了弘歷對“叫魂案”的清剿。一些通過道聽途說、捕風捉影再屈打成招羅織成的所謂“叫魂案”紛紛出籠。集中到弘歷那里，也成為皇上考察官員的主要途徑。“叫魂案”的范圍一波一波擴散，從江南波及華北、川陜。一大批乞丐、僧人等社會最底層的人受盡冤屈折磨。當然，其中不乏有個別愚昧、不法的流民，或信以為真、以身試法或利用叫魂作法騙錢。小民百姓忙著尋找對抗妖術、自我保護的方法，各級官員窮于追緝流竄各地頻頻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廟堂的乾隆皇帝則寢食不安，力圖弄清叫魂恐懼背后的兇險陰謀，并不斷發(fā)出諭旨指揮全國的清剿。折騰到年底，在付出了許多無辜的性命和丟掉了許多烏紗帽后，案情真相終于大白，所謂的叫魂恐懼只是一場庸人自擾的丑惡鬧劇：沒有一個妖人被抓獲（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子虛烏有），沒有一件妖案能坐實，有的只是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沮喪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這就是整個故事的梗概。

作者以“剪辮”案為切入點，將一個不起眼小事如何演變?yōu)橄頂?shù)省，涉及整個帝國的大事，反映得淋漓盡致。該書采取一種“大敘事”的方式向我們展現(xiàn)了一個錯綜復雜的社會圖景, 其中特別關涉到三種有代表性的社會層次或稱之為社會力量, 他們分別為不同的利益、動機所驅使, 從各自不同的社會角色與經歷出發(fā), 對于“叫魂”事件采取了某種各取所需的解讀與因應方式, 書寫出所謂“叫魂”事件的三種版本：第一個版本關涉到百姓們對于某種未知力量的恐慌及由此所引發(fā)的騷動, 以及騷動的背后所隱涵的下層民眾難以把握自身命運的危機感和對于社會權力的渴望；第二個版本關涉到立足于保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維護社會生活的常規(guī)運作的官僚們, 在“暴民的狂怒易變和君主的反復無常”之間的窮于應付；第三個版本則關涉到弘歷皇帝的人格特征, 中國傳統(tǒng)專制及其表現(xiàn)形式, 滿漢文化的沖突, 皇權與官僚體制的常規(guī)運作之間的張力, 等等。三個版本之間并不是相互孤立的, 它們從不同的側面切入一個共同的主題, 這就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權力的分配及其相互限制。

《叫魂》對社會經濟、民間信仰、專制政治、官僚體系、社會結構、法律制度、意識形態(tài)、信息傳播諸方面的深入研究，為我們提供了當時叫魂案何以從民間的心理恐懼到社會恐慌再發(fā)展成皇帝的精神恐懼的整個社會背景，將1768年發(fā)生在“太平盛世”的這段荒謬危機，從表層到深層、從歷史到現(xiàn)實、從草民到君主官僚，進行了多視角的深刻剖析。

本書運用了大量的朱批奏折、檔案材料，分析方法有社會心理的、區(qū)域經濟的、文化心理的、民間習俗的等，多種方法的交叉靈活運用，使本書內容豐滿，富有可讀性。

《現(xiàn)代中國的起源》（2002）

作為一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大家，孔飛力始終關注中國近代社會的一個大問題，即傳統(tǒng)的政治體制如何變遷的問題。他認為，中國政治體制的變遷，不是對西方沖擊的簡單回應，中國歷史是延續(xù)的，它本身的傳統(tǒng)因素是無法回避的。但是，現(xiàn)代與西方又深深糾結在一起。

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的《近代中國的起源》被認為是孔飛力有關中國近代政治變遷的大成之作，總結性地概括了他對于中國近代社會政治轉型這一重大問題的看法。

在該書中，孔飛力提出了三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影響晚清中國和現(xiàn)代中國的相當緊要的問題:

政治參與的拓寬如何與增強國家權力和國家合法性相一致？政治競爭如何與某種公共利益相協(xié)調？國家的財政需求如何與地方社會的需要相一致？”

孔飛力認為，這些制度性的因素，把中華帝國晚期與現(xiàn)代中國聯(lián)系起來。因此要理解現(xiàn)代中國，需要回到對于晚清社會政治變遷的歷史研究中去。所謂現(xiàn)代性的制度性因素，并不是唯一地產生于外部危機之中，也產生于困擾晚清帝國的多方面的國內危機之中。

中國，如何嬗變?yōu)橐粋€現(xiàn)代國家，無疑是一個令人矚目的事件。孔飛力一直致力于研究晚清以來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演變問題，他探索清末至50年代農業(yè)集體化運動的歷史走向，把中國現(xiàn)代政治制度面臨的問題加以概括。他發(fā)現(xiàn)這些問題統(tǒng)統(tǒng)可以追溯到19世紀20年代改革派思想家魏源那里，于是，從魏源出發(fā)，經由馮桂芬、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一直到毛澤東，中國現(xiàn)代國家制度要解決的問題和答案，既在重復，又在深化。在孔飛力看來，現(xiàn)代中國的起源，需要從中國自己思想傳統(tǒng)中尋找。

在這本短小精悍的著作中，孔飛力討論了一個他長期以來一直感興趣的主題——困擾晚清政治統(tǒng)治的若干短處及其與當代中國國家治理之間的關系，他對此提出了新證據和新解釋。傳統(tǒng)的“西方沖擊—中國回應”論認為，中國近代以來發(fā)生的革命和改革都是受到外部世界的影響。針對這樣的觀點，孔飛力在這本書中再一次重申他的“中國中心觀”的立場:即“中國近代國家的特征是由它內部的歷史潮流所塑造的”。此書是1994年在法蘭西學院的講演稿，1999年出版了法文版，2002年由斯坦福大學出版英文版。英文版全書包括一個新導言和四章(此四章為過去的講演稿)。這四章的內容分別是:

第一章，“魏源思想中的參與和權力”(Participation and Authority in the Thought of Wei Yuan);第二章，“試驗中的改良”(Reform on Trial);第三章，“毛主義的農業(yè)和舊政權”(Mao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ld Regime);第四章，“基本議程的轉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ituional Agenda)。前三章，孔飛力運用了一些過去很少或根本沒有用英文研究過的中文資料。第四章部分地是重復前三章的內容，部分是關于19世紀末兩位被大量研究的國家主義者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新的看法。

在第一章，孔飛力首先分析了19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政治思想家”魏源(1794-1857)的生平。孔飛力通過有關魏源的第二手資料(大部分為中文資料)和他本人對魏源的《詩書古微》的讀解，對自己提出的問題進行了解答。孔飛力認為，魏源借《詩經》撰“鹿鳴”一詩，是為了說明“正確的決策需要通過討論才能獲得，而不是由一個來源由上往下灌的。”魏源打破常規(guī)，沒有把鹿鳴看成是對明君的企求，而是強調要在吃草的鹿群中溝通。但是，孔飛力又特別提醒人們，千萬別把魏源視為一個自由民主主義者，他認為魏源只是把政策討論的范圍擴展到上層的士紳階層，而且“魏源所謂的拓寬政治參與，并不是要限制國家權力，而是要加強國家權力。”

在第二章，孔飛力轉而研究比魏源年輕的同時代人馮桂芬。孔飛力認為，馮桂芬基于魏源的一些抽象思想，提出了改革稅收制度，因而也是改良北京與農村問題關系的專門建議。孔飛力認為馮桂芬關于國家和地方一級的民主改革建議有受西方影響的痕跡。1898年的改良者們對馮桂芬的這些改革建議“幾乎都是敵視的。”他們擔心如果創(chuàng)造一個美國式的政治制度，會給予小集團自由支配的空間，使私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

孔飛力認為，魏源追求的是一個更有效率和強大的中央政府，伴隨的政治參與的拓寬是要加強國家權力而不是限制國家權力，而馮桂芬則主張低級精英參與政治，魏源反對馮桂芬的觀點，認為低級精英的參與會否定私人利益，對公共利益有害。他主張加強官僚機構的控制。孔飛力認為，魏源這種將政治參與同強化國家權力有力地結合起來的觀點，就是“現(xiàn)代中國的有特色的本土起源”。

在第三章，孔飛力還研究了清朝政府保存的、湖南未陽縣的1840年代農民造反的官方檔案文件。農民的造反反映了北京政府對于收取充足的稅收是無能為力的，它離不開養(yǎng)育腐敗和強取豪奪的稅收中間人。孔飛力認為，1950年代共產黨的農業(yè)集體化運動不只是一種跳躍式發(fā)動工業(yè)化的道路，也是為了解決幾個世紀以來的中心一外圍關系的老問題的一種努力。“舊政權對于鍛造一種與農村的生產者之間沒有居中斡旋的關系的關注，必定給集體主義者的運動提供了歷史基礎。”孔飛力認為，“將稅收制度收回官僚體制的控制之下，是國家建設的一部分，大多牢牢地扎根于舊政權的議程之中。”在他看來，二十世紀的政權，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繼承了清朝帝王試圖將非官方的中間人驅逐出稅收系統(tǒng)的野心”。孔飛力認為，共產黨的農業(yè)集體化就是要消滅過去農村的稅收中間人，“土地革命是摧毀作為經濟和政治勢力的地方名流”，把他們作為革命的對象，農民的敵人，共產黨用貧下中農來代替他們。但由于這些貧下中農缺乏進行有效農業(yè)生地、工具和牲口，新政權很快組織了“互助組”。在這里，孔飛力將革命的對象——地主，稱為“農村的稅收中間人”，以之為紐帶，把農業(yè)集體化的歷史與清朝政府如何與地方名流爭奪稅收和增加財政收入的歷史掛起鉤來。

在全書的結尾，孔飛力聯(lián)想到后毛澤東時代即中國“改革”時代。他認為現(xiàn)代政治制度的議事日程重又成為活躍話題。中國的現(xiàn)代國家的特征是決定性地由它的內部歷史塑造的。他指出，晚清時期的國內危機帶來了某些關鍵性的困境，包括怎樣面對權力的濫用、怎樣控制民間民族精英的政治能量、怎樣以一個小型的官僚機構治理一個龐大的社會。正是由于這些困境的存在，孔飛力認為，“即使外國的侵略尚未發(fā)生，中國內部就己經潛藏著一些基本的變化。”而為應對這些困難，一種“持續(xù)的國家憲政議事日程”就出現(xiàn)了，包括怎樣協(xié)調官方與政治參與、公眾和私人利益的關系、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關于“后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制度走向，孔飛力也有基本的判斷和預測。他認為向世界商業(yè)的開放，沿海省份的地方自治的大門也許會打開，至少在經濟上。

孔飛力堅信: “中國的制度變遷的議程仍然是用中國自己的形式來處理的，而不是用我們的。”

海外華人移民史

從90年代中期開始，孔飛力把海外華人移民史作為自己的研究新重點。海外移民史的研究，使他得以把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考察融為一體，在更開闊的視野下審視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探討海外華人與祖國、與住在國的復雜關系及其身份認同、歷史與現(xiàn)實遭際、華人社會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心態(tài)等問題。他認為海外華人史是中國近代史的一部分，研究海外華人，可以了解中國人移民海外的過程，他們?yōu)槭裁磿x開國家去移民，他們在海外的經歷怎樣、怎么發(fā)財？或者成功，或者失敗。還有，別的民族為什么有的時候會欺負華人，有什么歷史緣故？海外華人和當?shù)氐木用瘛⒄惺裁礃拥年P系？這些關系又怎么影響到他們的前途？內容很多，它涉及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宗教學以及民族學和國際關系等等，所有這些學科都構成海外華人研究的一部分。

1993-1994年，孔飛力在哈佛開設海外華人課程的。孔飛力認為中國文化使中國移民形成幾個很有價值的特點，一個是家庭制度，一個是商業(yè)化，中國早期商業(yè)化的歷史和移民的歷史關系很密切。還有一個特點是在海外維持中國文化，這也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中國移民在海外，它的融合過程，事實上很慢。中國人在泰國融合得比較成功，可是很多泰國的華人家庭仍然維持他們原來的中國姓，他們的個人行為和信仰都是非常中國化的，具有很濃厚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特征。

孔飛力對海外華人移民史的研究，從學術角度，主要緣于這樣三個因素：

首先，回應所謂的“中國的沖擊”言論。有著悠久歷史的中國移民，包括國內移民和海外移民兩個部分。自15-16世紀起，中國東南沿海地區(qū)的海外移民的進程大大加快，到了17 世紀后期，僑居東南亞的華人已有相當大的數(shù)量，在不少國家已經出現(xiàn)了數(shù)量眾多的華僑聚居區(qū)。其足跡從東南亞擴展到各大洲。至20世紀末，華僑的總數(shù)大約3200萬，遍居于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在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的海外移民成為國際移民中引人注目的人群，在社會各領域日益顯露影響力。面對海外華人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孔飛力指出：“?西方的沖擊?已經成為歷史學家的一個常識，但?中國的沖擊?卻少有論及。自十七世紀以來，我們觀察到的世界范圍內的海外華人群體，對我們來說如果不是?中國的沖擊?，又是別的什么呢？”孔飛力的所謂“中國的沖擊”，主要是指華人在海外定居、發(fā)展甚至主宰某些地區(qū)經濟的一種強大能力。“中國的沖擊”，是使孔飛力把研究領域從近代中國的社會史、政治史拓展到海外華人移民史的客觀歷史條件。

其次，超越“中國中心觀”的局限。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年輕一輩學者對以費正清為代表的“沖擊—回應”中國近代史研究模式及其衍生的“傳統(tǒng)—近代”、“帝國主義”模式提出了批判，形成了一股要求從中國社會內部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術思潮，即“中國中心觀”。但近年來，“中國中心觀”又在美國中國學領域引起了一股批評和反思的思潮。將中國研究置于世界歷史的寬闊背景之下，這就很難以“中國中心觀”概括。在這股反思浪潮中，海外華人移民史研究構成對“中國中心觀”最直接的沖擊。華人在海外定居，不論暫時還是永久，即使中國的社會和歷史陳述對他們來說仍然根深蒂固，他們也會被整合到當?shù)氐臍v史中去。在孔飛力看來，這個過程很難用單一的民族或文化視角來掌握。

第三，延伸其重視人口問題的學術思路。在以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人口問題始終是孔飛力立論的重要依據。在孔飛力的歷史觀中，人口流動因素占據重要位置。

孔飛力關于海外華人移民史的研究，正式發(fā)表的論文雖然不多，但其中一些觀點是值得關注的。

首先，是對“祖國”概念的辨析。他認為，使用“祖國”概念，要力戒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所謂“種族本質論”，以為海外華人具有先天的不可更改的種族特性，它使海外華人具有文化特殊性，妨礙他們融進所移居的社會；另一種是所謂“大中國”觀，認為海外華人通過建立在種族基礎上的經濟網絡，將祖國擴張到張到世界舞臺上。孔飛力認為這種觀念最可怕的是導致“黃禍論”。“大中國”觀的假設，常使海外華人華裔對移居國的忠誠性受到懷疑，從而陷于危險的境地。

在近現(xiàn)代史上，每當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經濟不景氣，“黃禍論”便會沉渣泛起華人經濟的成功，及其與祖國的天然聯(lián)系，被借題發(fā)揮為種族主義的錯誤觀點似乎中國在借海外華人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孔飛力根本不認同這種觀點，他認為“祖國”這一概念是復雜而變動的。從客觀方面講，“祖國”對海外移民有雙重的影響：“移民在祖國獲得的歷史經驗教會了移民在海外生存的有用技能；但是從19世紀晚期開始，一個逐步實行現(xiàn)代化的民族國家在中國的出現(xiàn)，以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對海外移民構成了某種影響。從主觀方面看，“祖國”又是心存于海外華人心中的各種主觀想象。

其次孔飛力認為，要理解海外移民史，必須將中國漫長的國內移民史作為基本的背景，海外移民史只不過是整個移民進程的一個特例。孔飛力十分強調將海外華人移民史與中國歷史本身聯(lián)系起來考慮，海外移民史的根在中國。這是孔飛力研究海外華人移民史的一個基本出發(fā)點和立場。

孔飛力形象地將中國比作一所海外移民的學校。他所謂的“移民學校”，是指中國東南沿海的一些著名商業(yè)城市，如廈門、廣州等。孔飛力認為它們是向海外移民的“中轉站”。海外移民在國內這所“移民學校”獲得的是“歷史資本”，即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獲得的歷史經驗，而不是“文化資本”。

最后，是對海外移民精英的身份認證和泛華運動的理解問題。

孔飛力在中國社會史、政治史的研究中，歷來十分注重研究紳士——社會精英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在海外移民史問題上，他仍然關注社會精英這一群體的作用。當然，在海外華人社會這一特殊群體中，社會精英不再是擁有功名的文人紳士，而是來自各個方言集團和區(qū)域集團的華商。孔飛力認為主要有兩種方式，使海外華人精英獲得其領袖地位的認同。一是，通過強調“祖國”意識來超越方言的、區(qū)域集團的界限。二是，通過捐款給慈善事業(yè)和教育。獲得當局向他們頒發(fā)各種頭銜。海外華人社會精英追求身份認證的結果，就是泛華運動(pan-Chinese movement)的興起。

孔飛力認為，泛華運動和泛華意識的形成，首先是受到中國國內發(fā)生的革命和改良運動的影響。其次，在與歐洲經濟的競爭中，由于華僑分割成不同的方言集團，導致他們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這種現(xiàn)實也刺激著一些有識之士倡導泛華運動，他們呼吁建立整個南洋的華商總會，擯棄方言、區(qū)域、職業(yè)的界限，聯(lián)合起來與外族競爭。再次，華人精英們堅定地捍衛(wèi)華文教育，是因為“他們將華文學校的存在看作是華人社會和他們個體身份認同的基礎。”

孔飛力深刻總結了泛華運動的雙重后果。從積極方面講，泛華運動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具有社團甚至地區(qū)影響力的華人領袖，如陳嘉庚。但從消極方面看，泛華運動又付出了痛苦的代價，“祖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而不是社會—文化認同的象征符號，使得華人在新加坡這個被其領導人稱為多元種族的國家里以及其他南洋國家中倍受排擠。在東南亞，“華僑”一詞至今仍具敏感性，他們與祖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聯(lián)系，常為排華運動之口實。

學術評價

有學者認為，孔飛力關注的核心命題，就是中國近代社會如何“脫胎換骨”。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孔飛力用了近四十年的時間，他的視野縱橫晚清、民國、共和國初期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其間，美國的學術思潮演變、中國和美國以及整個世界的多維變化，無疑為他的思考提供了宏闊的思維空間背景和豐富的思想養(yǎng)料。他的學術發(fā)展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博士論文開始，直到80年代中期，研究1796-1864年的地方軍事化、清王朝衰落及太平天國運動、清末及民國時期的地方自治等問題，是謂中國近代社會的近代“胚胎”滋長和“胎動期”。孔飛力分析了中國社會自身動蕩不安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傳統(tǒng)國家權威的衰落和紳權的擴張，國家與社會的均勢向士紳代表的地方社會一端傾斜，孕育著近代的因素。

從80年代中期至1990年，孔飛力通過對清宮檔案的解讀，出版《叫魂》。此書是解剖1768年發(fā)生在乾隆朝的一樁“叫魂”妖術案件，意在透視“母體”。孔飛力認為近代脫胎于傳統(tǒng)，那么傳統(tǒng)究竟為何？需要走近細看。孔飛力問道：“時處十八世紀，倚仗武力而來的西方人尚未出現(xiàn)，生活于那個時代的人們是否已在為中國近代社會創(chuàng)造著條件？”

90年代以來，孔飛力分析“現(xiàn)代國家的起源”，此為“脫胎換骨”問題的長時段、宏觀的考察，從魏源到毛澤東，孔飛力圍繞著三個基本的需要解決的課題(即擴大的政治參與如何與增強國家的權力和合法性相一致？政治競爭如何與公共利益的概念相一致？國家的財政需求如何與地方社會的需要相一致？)，總括性地討論了中國近代社會的“脫胎換骨”的“換骨”問題。

90年代中期以來，海外華人移民史研究。孔飛力認為，海外移民史脫于國內移民史之“胎”，海外移民史與近代以來的商業(yè)化、城市化相關，大規(guī)模的海外移民史發(fā)生在近代以后，本身就是近代因素發(fā)展的結果。而這種對海外移民史的研究，內在的出發(fā)點，是在考量和評估變化后的中國的海內外形象。

孔飛力是一個飲譽國際中國學界的著名大家。從20世紀60年代起，孔飛力開始致力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以其新穎的視角、精當?shù)姆椒āⅹ毜降囊娊猓诿绹袊鴮W界奠定了學術地位。他關于太平天國時期的社會史研究，關于“叫魂”案的社會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研究，關于現(xiàn)代中國政治體制的觀念形態(tài)研究，都成為美國大學中國近代史專業(yè)研究人才的必讀書。被公認為是費正清之后，引領美國近代中國史研究前沿走向的重要學者。

活動年表

1933年9月9日，生于英國倫敦。

1950年，畢業(yè)于美國華盛頓特區(qū)的威爾遜(Woodraw Wilson)高級中學，同年考入哈佛大學。

1954年，從哈佛大學畢業(yè)，獲學士學位。

1954-1955年，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學習日語與日本歷史。

1955年夏一1958年夏，在美國本土服役。先是在加利福尼亞州蒙特利(Montery)的軍隊語言學校，開始學習中國語言文字。1957年春，轉移到美國東部繼續(xù)服役18個月。

1958-1959年，在喬治城大學攻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

1958-1962年，擔任福特基金外國研究員。

1959-1964年，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費正清、史華慈教授學習中國近代史，1964年獲哈佛大學歷史與遠東語言博士學位。

1962年，與Sally Cheng結婚，1963年兒子Anthony出生。

1963年，開始任芝加哥大學歷史系講師。

1965-1966年，作為富布萊特(Fulbright)研究員前往日本京都大學從事研究。

1970-1971年，擔任ACSL中國文明研究員。

1971-1974年，擔任了芝加哥大學遠東研究中心主任。

1971-1976年，擔任當代中國聯(lián)合會委員會委員。

1974年，升任芝加哥大學正教授。

1975-1978年，擔任美國歷史評論編輯委員會委員。

1975-1977年，擔任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明系主任。

1977年一，擔任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研究員。

1978年秋，回到哈佛大學，接替費正清擔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歷史講座教授至今。

1979年6月一7月，隨美國明清史專家代表團訪華，參觀了中國六所著名大學的歷史系、圖書館，以及中國第一、第二歷史檔案館。

1980-1986年，擔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1984年，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研究員。

1984年，受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資助，到北京的第一歷史檔案館從事研究工作，接觸到1768年乾隆年間發(fā)生的“叫魂”案清宮檔案。

1984年8月13日一14日，由中國人民大學韋慶遠教授和遼寧省檔案局領導陪同，參觀撫順市檔案館業(yè)務建設。孔飛力教授回國后，于9月14日致函市檔案館表示滿意和感謝。

1990年8月31日至9月3日，孔飛力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的“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會議上，作題為《西方對近代中國政治參與及政治體制的影響》的學術演講。

1994年1月，在法國巴黎法蘭西學院講學。

1994年6月28日，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慶祝建所四十周年及紀念創(chuàng)所人郭廷以院士舉辦的“紀念郭廷以先生史學講座”上發(fā)表“魏源(1794--1857)政治思想中的參與與權威”演講。

1995年，參加在美國華盛頓特區(qū)召開的亞洲研究協(xié)會的年會，擔任“中國和中亞”分會第84討論小組“Humor in Republican China的主席。

1996年3月1日，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為學生做了題為“為什么中國學家應當研究海外中國”(Why Should Sinologists Study Overseas China？)的演講。

1999年3月11-14日，參加在美國波士頓召開的亞洲研究協(xié)會的年會，擔任“中國和中亞”分會第142小組“海外華人和身份與文化在中國南方的變化，1900-1949(Chinese Oversea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1900-1949)的討論。

1999年11月2日，在美國“國際移民大學委員會”高級系列學術講座上做，“當代中國移民”(Contemporary Chinese Emigration)演講。

2002年10月3日，孔飛力在Lake Forest College的東亞研究講座上做了題為“A Stateless Expansion： Five Centuries of Chinese Emigration.”的演講。

2003年4月10日，孔飛力在美國Swarthmore College的吉納維芙·李青雯(譯音)亞裔美國人問題96紀念系列講座(The Genevieve Ching-wen Lee?96 Memorial Lectures on Asian-American Issues)上發(fā)表了“中國家庭怎樣創(chuàng)造歷史： 四個世紀的移民”的演講(How Chinese Family Made History： Four Centuries of Emigration)。

2003年11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做題為Chinese Emigration： Themes for a Global History的演講。

2003年7月24日，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做題為“農村社會與海外移民”的講演。

2003年7月25日，在臺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做題為“華人的社會經驗中一些適應于移民活動的特點”的演講。

2003年11月7日，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作“中國移民：一部世界史的諸多方面”(Chinese Emigration： Aspects of a World History)的主題發(fā)言。

主要學術成果 著作

1.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its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1970，second printing 1980 with relevant new preface

《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謝亮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2.Soul 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1990.《叫魂：1768年的中國妖術大恐慌》，陳兼、劉昶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版。

3.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2002.《現(xiàn)代中國的起源》

4.Introduction to Ch?ing Documents： Vol.L Reading Documents： The Rebellion of Chung Jen-Chieh.Harvard University，F(xiàn)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1986(With John K.Fairbank.)

《清代文獻介紹：第一卷：閱讀文獻：鐘人杰叛亂》

5.The Homeland：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97

《故鄉(xiāng)：海外華人歷史的思考》

論文

1、“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 Doctoral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l964.《太平叛亂時期的中國民兵：團練的理論與實踐》，博士論文，1964年。

2，The T?uan-lien Local Defense System at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7(1967)218-255.“太平叛亂時期的地方團防制度”，《哈佛亞洲研究雜志》27，1967年。

3、“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and Mobilization，in F.Wakeman and Cz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257-298.“民國時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動員等問題”，見魏克曼、格蘭特等編的《帝國晚期的沖突和控制》，加州大學出版社，1975年。

4，“Origions of the Taiping Vision： Cross-Cultural Dimensions of a Chinese Rebellion，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3(July，1977)350-366.“太平理想的起源：中國叛亂的跨文化考察”，《社會與歷史的比較研究》，1977年7月。

5、Local Taxation and Finance in Republican China，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No.3(1978-9)100-136.“民國時期的地方稅收和財政”，《遠東研究文選》第3卷，芝加哥大學，1978-1979年。

6、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1.10(1978)(with Susan M.Jones)107-162.“朝代的衰落和叛亂的起源”，《劍橋中國史》，第10卷，1978年。

7、The Taiping Rebellion，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1.10(1978)(with Susan M.Jones)264-317.“太平叛亂”，《劍橋中國史》，第10卷，1978年。

8，Late Ch?ing View?s of the Polity，Select Papers，No.4(1979-80)1-18.“晚清政治觀”，《遠東研究論文選》，第4卷，1979-1980年。

9，Chinese Views of Social Classification，in James L.Wanton，ed.，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16-28，“中國人的社會等級觀”，中國人的社會等級觀，《革命后中國的階級與階層》，1984年

10，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Government，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1.13(1986)329-360.“地方政府的發(fā)展”，《劍橋中國史》第13卷，1986年。

11、Political Crime and Burueacratic Monarchy： a Chinese Case of 1768”，Late Imperial China 8.1(June，1987)80-104.“政治罪和官僚、君主制度：1768年中國的一個案子”，《帝國晚期的中國》，1987年6月。

12、Ideas Behind China?s Modern Stat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55，Issue 2(Dec.，1995)，295-337

“中國現(xiàn)代國家的觀念”，《哈佛亞洲研究》，1995年。

13、The Homeland：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Fifth-eighth George Ernest Morison Lecture in Ethnology 1997，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祖國：對海外移民史的思考”，1997年。

14，China as a School for Emigrants，Tradition and Metamorphosi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Kwang-Ching Liu?s Seventy-fifth Birthday，Volume II Essays in English，19980

“中國，一所移民的學校”，1998年。

15、Toward an Historical Ecology of Chinese Migration，2001。

“華人移民的歷史生態(tài)學取向”(會議論文，未刊稿，2001年)

16.Can China be Governed from Beijing？ Reflections on Reform and Regionalism，in China?s Political.Economy，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2000.“中國能為北京統(tǒng)治嗎？對改革和地區(qū)主義的反思”，2000年。

17，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 Role of the West.Chinese Historians Volume V，Number 2(Fall 1992)，Issue Number 10.“西方對近代中國政治參與及政治體制的影響”，《新史學》第二卷三期(1991年9月)，第118頁。

18.“Sorcery as an Object of State Control

“作為國家控制目標的妖術”，臺北：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明清與近代史組，上冊，1999年。

19.Wang Gungwu： The Historian in His Time，in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F(xiàn)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ang Gungwu，edited by Billy K.L.So，John Fitzgerald，Huang Jianli，and James K.Ch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3.pp.ll-31

“王庚武：一生一世的歷史學家”，2003年。

20，“從乾隆檔案研究?封建專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六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頁725-740，1988年。

21、Chinese Social Experience Adaptable to Emigration，Asia-Pacific Forum No.21，Sept.2003。

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qū)域研究中心2003年9月亞太研究論壇第21期。“與移民相適應的華人社會經驗”，2003年。

22，Civil Societ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公民社會與體制的發(fā)展”，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研究通凱》第13期，1999年6月。

23，《閻錫山與政治現(xiàn)代化》(《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1912-1927年》上、下，1984年4月)

24，News from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Beijing，Ch? ing-Shih Wen-t?i，2/1984

《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情況》

參考文獻 賈艷敏 一本不可多得的社會史專著：《叫魂一1768年中國妓術大恐慌》，林滿紅 美國著名漢學家孔飛力，《文史哲》1996年第6期

吳前進 孔飛力教授與海外華人研究--在哈佛訪孔飛力教授(Professor Philip A.Kuhn)《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5年6月第2期 陳君靜 孔飛力和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

龔詠梅 孔飛力90年代中期以來的新課題——關于海外華人移民史研究，《探索與爭鳴》 “脫胎換骨”的近代中國：孔飛力與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博士論文）/龔詠梅著；朱政惠指導，華東師范大學； 2004

第二篇：孔飛力逝世,你可曾讀懂《叫魂》？ 視野

孔飛力逝世，你可曾讀懂《叫魂》？ 視野

微信ID：iwenxuebao 『 文學 點亮生活 』 昨晚至今晨，不少朋友的微博和微信被漢學家孔飛力辭世的消息刷屏。

孔飛力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國倫敦，畢業(yè)于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是美國及西方中國史研究領域中為人們公認的一位大家。他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獲得過包括古根漢姆學術研究獎在內的多種學術榮譽。他從20世紀60年代起致力于中國近現(xiàn)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1990年代后轉入海外移民史研究。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孔飛力的中國學研究“向來以眼光獨到、識見精深、常領風氣之先而著稱”。他的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書之間出版的間隔都很長，但每一本著作問世都引起轟動，是學術界名副其實的“十年磨一劍”。他的學術著作主要有：《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和社會結構》《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中國現(xiàn)代國家的起源》《故鄉(xiāng)：海外華人歷史的思考》。他還參加過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和《劍橋中華民國史》若干章節(jié)的編撰。在他的作品中，國內作者最為熟悉、頻現(xiàn)于報端的莫過于《叫魂》。

在《叫魂》的豆瓣頁面上，有超過200篇評論文章和1650余條短評，這個數(shù)字也許能側面印證讀者對該作的喜愛。作為一本歷史社會學著作，《叫魂》為什么能贏得如此多普通讀者的贊譽？在2012年的再版版本中，來自譯者陳兼、劉昶兩位教授的解讀也許能幫助您對于孔飛力及這部作品有更多了解。一翻譯緣起陳兼：翻譯《叫魂》的念頭，最初是由我而起的。在這背后，有著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我初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時的一段故事。在一次偶然的交談中，現(xiàn)已作古的吳天威先生和我談起了美國中國史學界的種種人事掌故，其中提到了任教哈佛的孔飛力教授。吳先生說，這是美國中國史學界的一位大人物，在1970年代初曾出過一本頗有影響的專著，并以此為“敲門磚”，在費正清退休后接任哈佛大學中國史研究的位子。但將近二十年過去了，他重回哈佛也將近十年了，卻遲遲拿不出第二本書來。吳先生感慨地說，現(xiàn)在領域里的很多人都覺得，哈佛大學讓孔飛力接費正清的班真是犯了大錯。

正是由于這番談話，引起了我對孔飛力著述的興趣。于是，找到了他的《中華帝制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1796—1864年的軍事化和社會結構》和一些論文（包括當時已譯成中文的《劍橋晚清史》中孔飛力所著的章節(jié)）粗粗讀了一遍。我自己的研究重心雖然是二十世紀國際關系史和中外關系史，但一直對清史有興趣（在國內讀研究生時，還和同窗于醒民一起發(fā)表過兩篇關于晚清上海輪船商的論文）。但當時忙于修課，而讀書的重點及主要心思又放在國際關系史和國際關系理論，所以，并沒有留下太多的印象，也對于孔飛力的著作為什么如此受到重視，并不知其所以然。后來，還是讀了柯文（Paul Cohen）《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之后（我有一種同時閱讀英文原著和中譯本嗜好，這本書我就是對照著林同奇的中譯本讀的），我才意識到，孔飛力的書受到學界重視的原因之所在。孔飛力是費正清和史華慈的學生。當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于哈佛拿到博士學位時，美國和西方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基本思路仍然受到“西方沖擊、中國反應”范式的主導，一般學者多從中西之間的交流和沖擊中去尋找把握中國社會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漸次轉變的動因。孔飛力當時還是一個未及不惑之年的年輕歷史學家，但他在自己博士論文以及在此基礎上完成的《中華帝制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一書中，將關注的重點放到了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他為了尋求并界定促成中國國家與社會巨大變化的內在歷史動因，以關于民兵組織演變以及地方軍事化發(fā)展的探討為中心，將政治軍事史同社會史研究結合起來，對中國農村社會結構、國家權力對于下層的滲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紳權擴大而引起的國家—社會關系蛻變，做了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的探討。他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帝制晚期的危機所涉及的并非僅僅是“一個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種文明的沒落”，而“社會以及政治組織的新形式也必定會從這一沒落中的文明內部被催生出來”。這里的潛臺詞是：學者們在尋找與界定中國近現(xiàn)代化進程的最初動因時，著眼點必須由外部轉向內部，注意力必須由大處轉向小處，研究的重心必須由上層轉向下層。今天，這些看法早已成為美國及西方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的主流意識。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孔飛力所提出的這些看法有著無可爭辯的“超前”性質。這樣的一本書怎么會不引起人們的重視呢？ 英文版《叫魂》

1990年，孔飛力的《叫魂》一書出版了。人們很快便意識到，他寫的是又一本開學術研究風氣之先的“大書”。關于他“無所作為”的種種說法也幾乎在頃刻之間便銷聲匿跡了。當時，我已經獲得博士學位，開始到紐約州立大學的一所分校任教。《叫魂》出版后，我立即買了一本，并幾乎一口氣便讀完了。我所授課程中，有一門是“1600年后的中國史”，《叫魂》平裝本出版后，我便開始在自己的課上將這本書和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當作必讀參考書交替使用。（兩本書比較，學生們似乎更喜歡《叫魂》。）當時便覺得，這本書是可以也應該介紹給國內讀者的。我同孔飛力的直接接觸始于1992年初，我接任了《中國歷史學家》雜志主編后，正值孔飛力在中國留美歷史學會年會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政治參與和中國憲法：西方所起作用》的主旨發(fā)言。我隨即約請孔飛力將講話文稿交給《中國歷史學家》發(fā)表。孔飛力立即便同意了，我同他也就此事有過好幾封書信來往。孔飛力對文稿的修改極為細致（我到現(xiàn)在還保存著當年他用工工整整的英文正楷以紅筆修改的稿件），這不禁令我加深了對于這位前輩大家的敬意。

1996年回國，在上海三聯(lián)書店任副總編的老同學陳達凱向我問起，有沒有值得譯成中文的英文學術專著，我當時便想到了《叫魂》，并向他介紹了書的主要內容。想不到，陳達凱竟抓住這件事情不放，并在不知不覺之間便把翻譯此書之事也加到了我的身上。在他和當時任上海三聯(lián)總編輯的另一位華東師大老同學陳保平的一再促動之下，我同孔飛力取得了聯(lián)系，他馬上便同意由我來翻譯這本書，并讓出版《叫魂》的哈佛大學出版社以象征性的價格把中文簡體字版的版權賣給了上海三聯(lián)。這樣一來，我是騎上了虎背，下不來了。只是，我的其他事情實在太多（那也正是我在寫自己的第二本英文著作的時候），所以，便想到要找一位合作者，一起翻譯《叫魂》。

劉昶：1970年代孔飛力的《中華帝制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和魏斐德的《大門口的陌生人》這兩本著作開啟了美國的中國史研究領域的新潮流，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讀博士課程時，孔飛力的著作是必讀書。他對中國近代社會演變之內在動力的強調，對地方精英權力的擴張及地方軍事化的分析討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孔飛力在寫《叫魂》之前只出過這一本專著，但已足以顯示他的學術功力，也奠定了他在美國中國史領域的重要地位。時隔二十年后，他的《叫魂》一出版就受到廣泛關注，實在是毫不奇怪的。他也不負眾望，一出手就是經典。

孔飛力寫《叫魂》是下足了檔案研究的功夫的。為了做這項研究，他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花了大量時間閱讀復印了原始檔案。《叫魂》中引用了大量乾隆朝的檔案材料，在翻譯時，若沒有檔案的原始復印件，要將這些引文從英文復原為中文是做不到的。孔飛力把他寫《叫魂》時所用的檔案復印件統(tǒng)統(tǒng)交給了我們，記得我去他辦公室取時，裝了滿滿的一大紙箱。在復原《叫魂》檔案的中文原文時，我們發(fā)現(xiàn)孔飛力的工作習慣非常專業(yè)仔細。復印的紙張很大，均按清代宮中檔案的原來尺寸復印，并按照書中引用的順序整齊地碼在一起，這使得我們在復原檔案的中文原文時省了很多工夫。閱讀清代原始的手寫檔案對一般中國讀者來說都不容易，更不要說孔飛力這樣一個洋人了。他在《叫魂》中對中文材料雖有個別誤讀，但總體上來說，他通過叫魂故事對中國歷史所做的解讀是非常高明和深刻的，無怪乎這本書成了研究中國歷史的經典。孔飛力研究的是十八世紀的中國，但他有著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記得我去取復印材料時，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這本書也是在寫今天的中國，中國人看得懂嗎？”我當即回答說：“當然看得懂。”（后來回想起來，他說的只是一句平常話，他所擔心的是自己以西方人的視角和觀點寫的中國歷史，能否為中國讀者所接受和理解）我們在書中看到的是，他所討論的全是歷史，對現(xiàn)實并無半點影射。我們之所以在讀此書時會感到似曾相識，那是因為現(xiàn)實中還常常有歷史的影子罷了。課堂上的孔飛力

二《叫魂》何以成為學術“暢銷書？孔飛力的著述不好譯，《叫魂》更不是一本好譯的書，我們兩個人的事情又多，翻譯《叫魂》我們做了兩年多，先是將全書的十章一分為二，每人各譯五章，再互相校對，最后再由陳兼統(tǒng)稿，終于在1998年底完成了書稿。交出后，上海三聯(lián)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把書出版了。

我們本來都覺得，《叫魂》這本書有好的內容，又有可讀性，應該不會賣得太差，至少出版社是不會虧本的。但《叫魂》出版后受到人們歡迎和重視的程度，卻大大地超過了我們原來的預想。這本書在臺灣也頗受歡迎。《叫魂》繁體字本在臺灣出版時用的是我們的譯本，但我們卻全然不知情。后來，還是在這本書被評為某一年的臺灣“十大好書”之一以及“最佳譯著”之一時，我們才曉得原來這本書在臺灣也出版了。《叫魂》為什么會受到兩岸讀者的廣泛重視和歡迎？這恐怕同這本書的主題、內容以及孔飛力的寫法有關。孔飛力固然是一位十分嚴肅的學者，但也是一個極會講故事的人。要在一位作者的身上同時發(fā)現(xiàn)這兩種品質其實是很不容易的——不然的話，世界上就不會有那么多十分不嚴肅的“紀實”作品，也不會有那么多嚴肅和枯燥得讓人不愿問津的學術著作了。當孔飛力的這兩種品質在《叫魂》這本書中集中地體現(xiàn)出來時，就構成了這本書受到人們歡迎的一個重要的基本條件。

《叫魂》故事的可讀和耐讀之處，還在于其中所包涵的跨越歷史時空的種種意蘊。比如，孔飛力在書中所描述的那種丑惡的全社會歇斯底里在近現(xiàn)代中國還曾一再地重演，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任何一個曾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在讀到孔飛力的這些描述時都會有某種似曾相似的感慨。

孔飛力

三“盛世妖術”的敘事《叫魂》的大敘事，是由一系列稀奇古怪、撲朔迷離的故事和案件串聯(lián)組成的。把這些故事連接起來的，則是“盛世妖術”這個乍一看來十分奇特，仔細想來其實在中國歷史上頗為平常的現(xiàn)象。孔飛力著力要做的，是在講述這一系列故事時，把蘊藏在“盛世妖術”現(xiàn)象背后的種種時代的、政治的、社會的及文化的涵義寫出來。

“叫魂”案發(fā)生在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這種妖術恐懼突然在中國爆發(fā)，從大清帝國最富庶的江南發(fā)端，沿著運河和長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個中國。愚夫愚婦們受這種妖術恐懼的支配，相信妖術師可以通過人的發(fā)辮、衣物，甚至姓名來盜取其靈魂為自己服務，而靈魂被盜者則會立刻死亡。從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時間里，整個大清帝國都因為應付這股妖術之風而動員起來。小民百姓忙著尋找對抗妖術、自我保護的方法，各級官員窮于追緝流竄各地頻頻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廟堂的乾隆皇帝則寢食不寧，力圖弄清叫魂恐懼背后的兇險陰謀，并不斷發(fā)出諭旨指揮全國的清剿。折騰到年底，在付出了許多無辜的性命和丟掉了許多烏紗帽后，案情真相終于大白，所謂的叫魂恐懼其實只是一場庸人自擾的丑惡鬧劇：沒有一個妖人被抓獲（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子虛烏有），沒有一件妖術案子能夠坐實，有的只是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沮喪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叫魂”這個故事就其本身情節(jié)來說已經夠精彩的了，而經過孔飛力在書中的闡幽發(fā)微，從中說出了一大堆道理和教訓來。我們讀這本書時發(fā)現(xiàn)，孔飛力其實是將1768年的妖術恐懼重構為三個不同版本的故事，分別敘述了不同社會群體和角色對于叫魂妖術的理解和反應，這三個故事在書中糾纏交錯在一起，但又各自線索分明。與此同時，他還從一個更為廣闊的角度討論了這一事件的種種歷史意蘊。清·徐揚

《姑蘇繁華圖》局部

第一個版本涉及的是販夫走卒、鄉(xiāng)愚村婦等普通平民百姓的經歷。叫魂恐懼首先在社會底層爆發(fā)。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縣城東的水門和橋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來自海寧的工程隊投標失敗無功而返，仁和縣的石匠吳東明承攬了修建工程。這件事本來極為普通，卻被鄰近一個寺廟的和尚惡意利用。德清城外有兩座寺廟，觀音殿和慈相寺，觀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則門可羅雀。窮極潦倒的慈相寺和尚為爭奪香火，便利用這個競標事件散布謠言并發(fā)了傳單，說投標失利的海寧石匠為了報復在縣城外去觀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過之人都要遭殃。這個謠言不脛而走，并被添枝加葉，變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盜靈魂來加固水門和橋梁的基礎。由于民間本來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便找上吳東明，求他將寫有自己仇人的姓名紙條打進橋樁里。吳害怕惹出麻煩，將其扭送官府。這個倒霉的家伙受了一頓杖責。但這已經來不及止熄吠影吠聲的謠言，它很快傳遍了江南市鎮(zhèn)鄉(xiāng)村的各個角落，并繼續(xù)擴散。一時間，人們談妖色變，無端地猜疑，蓄意地誣陷，互相栽贓，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鬧劇，把大半個中國拖進了一場丑惡的歇斯底里。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妖術迷信和恐懼對底層大眾來說絕不陌生，妖魔鬼怪、閻羅無常本來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這種迷信和恐懼演成這樣全社會的歇斯底里卻并不常見，特別是在所謂的太平盛世。乾隆時代正是清代的所謂盛世，何以妖術橫行？孔飛力故事的第一個版本，通過過對普通人經歷的敘述，對這個問題提供了社會層面的回答。

這里其實也涉及到了《叫魂》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那就是，孔飛力似乎不斷地在討論某些宗教現(xiàn)象，但他卻從來沒有正面地或系統(tǒng)地討論中國社會歷史中的宗教問題。這也是孔飛力其他論著中的一個特點。例如，在后來《中國現(xiàn)代國家的起源》一書中，他也涉及到了中國社會的某些宗教現(xiàn)象，但沒有專門就此進一步予以深入探究。

孔飛力關于叫魂敘事的第二個版本是各級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們是飽讀詩書的知識階級，他們不會那么輕易地相信叫魂妖術。再說官僚士大夫也一般不會有小民百姓的那種朝不保夕的衣食之憂，他們對妖術謠言更不會有切身的恐懼和不安。不過各級官員大都有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守土之責”，他們即使不信妖術，也不可能不擔心民間妖術恐懼對地方治安及社會秩序可能造成的后果。無論于公（維持治安及秩序）還是于私（保住烏紗帽），妖術和妖術恐懼對他們都構成一種威脅，使他們不得不認真對待。有意思的是，各級官員們盡管職位處境不同，品德操守各異，他們在妖術恐懼初起時的因應之道卻大致相同。他們都力圖息事寧人，安撫民間的恐慌，制止謠言的流傳，打擊無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門胥吏和地方棍徒。雖然剪割發(fā)辮的所謂妖術似乎在挑戰(zhàn)滿清王朝的剃發(fā)制度，但沒有人會輕易小題大做，把這種妖術恐懼與叛亂謀反聯(lián)系在一起，并將其當做緊急的非常事件奏報朝廷。雖然事后的發(fā)展證明他們的做法是正確的，但這并不等于他們有先見之明，毋寧說這是官僚制度本身“照章行事”的邏輯在指揮他們的行動。清·徐揚

《姑蘇繁華圖》局部

按照常規(guī)，地方官（首先是知縣）有責任維持自己轄區(qū)的治安和穩(wěn)定，并將所有超出杖責處罰的刑案報告省巡撫法庭，而死刑案則要由皇帝親自審核。《清律》將多種妖術定為死罪，據此叫魂案似乎也應該移送省庭，并最終移送北京。表面上看來，對妖案無論是就地處理還是奏報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職責范圍內的公務，而奏報朝廷還可以減輕他們自己的責任。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如果把發(fā)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轄區(qū)和職權范圍之內，不僅可以給上司一種地方上“平安無事”的印象，地方官本人也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規(guī)獨立全權地來處理事件，而不必受制于專斷獨裁的君權。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優(yōu)游從容的常規(guī)就會被打亂，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權的反復無常的淫威之下。對地方官來說，要避免這樣的結果，最好的辦法就是息事寧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局限在自己轄區(qū)和職權范圍內，對朝廷封鎖有關的信息。因為按照官僚責任制的常規(guī)，一項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確認，地方官員就不會因為對此項“罪行”失察而受懲罰。這就是為什么在叫魂危機發(fā)生的最初兩個月里，沒有一個官員主動向乾隆皇帝報告過地方上發(fā)生的妖術恐懼。各省官僚的這種默契，織成了一張官官相護的網絡，共同對皇帝封鎖消息。

在中國歷史上，充斥著報喜不報憂“瞞上欺下”的現(xiàn)象。乾隆盛世也不例外。但盡管乾隆皇帝暫時被地方官員們蒙蔽。他畢竟在各省布有自己的眼線。通過這一獨立于官僚體制的情報來源，他終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發(fā)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臨著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懲罰，各省官僚間原先的那種默契立刻便不攻自破了。山東巡撫富尼漢搶先一步，在本省發(fā)動了對叫魂妖術的圍捕，各省也隨著跟進。很快地，山東就抓獲了許多“妖黨”，并從妖黨的“口供”中得知掀起這場叫魂恐懼的“妖首”就潛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東看齊，并令江南各省緝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壓力下，整個官僚體制終于被動員起來，在官員們互相攀比的情況下，一場對叫魂妖術的清剿迅速在全國展開。這場清剿持續(xù)了好幾個月，在制造了無數(shù)冤案，戕害了許多無辜無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綻百出而被迫叫停。

當孔飛力在講述這個關于官僚們對于叫魂案反應的故事時，他其實并非對官僚們處處予以非難和指責，而是將注意力也放到了發(fā)掘官僚們在叫魂案發(fā)生時的“捂蓋子”反應的深層次原因，并從這里引出了他對于官僚們“謹慎的喝彩”的看法。孔飛力所述叫魂案的第三個版本是專制君主乾隆（他在提到乾隆皇帝時都是徑用其本名弘歷）的版本。雖然乾隆皇帝只是一個人，他代表的卻是滿清帝國的整個制度；或者說，他是這種制度的人格化。

乾隆絕非昏君，他生逢其時，承繼了經由康熙、雍正兩朝而奠定基礎的“盛世”。但他好高騖遠，好大喜功，從平常人的角度來看，更是喜怒無常。他一方面將自己視為千古一帝，應該名垂青史。但另一方面，他的這種心態(tài)與其說是加強了他的自信，毋寧說是加重了他的猜疑心和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和無處不在的潛在的危機感。這也是為什么乾隆朝會有那么多的文字獄的重要原因。他對于“盛世”以及“十大武功”之類的炫耀，以及后來以“十全老人”自詡，不僅是他好大喜功性格的表露，從根子上說其實也是他關于滿清統(tǒng)治的一種“合法性聲明”。在乾隆的眼里，凡是涉及到滿清帝國“社稷安危”的任何問題，都是頭等大事，即便仍處于萌芽之中，也必須予以徹底鏟除；他對此的反應及作為，從來便有著一種“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極左”傾向。但同時，乾隆又深諳統(tǒng)治之術，在處理諸如叫魂一類的事件時，明明其中“剪人發(fā)辮”一項觸及了他的“合法性＂神經，但他卻對此諱莫如深，不在任何場合提及。孔飛力因而認為，要為乾隆作傳是極為困難的。（他甚至說過：“可能最終亦無人有能力為他作傳。”）

不管乾隆是否真的相信妖術的存在，在他眼中，妖術的威脅及其背后所隱藏的政治陰謀卻是確實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辮妖術來煽動漢人對大清帝國的仇恨，并陰謀挑起反滿叛亂。所以，當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就立刻發(fā)動了對妖術的清剿。不僅如此，叫魂危機中官僚們的表現(xiàn)更讓他憤怒和失望，并強化了他對官僚們，特別是漢人官僚們，一直以來便從未真正消失過的猜忌。在他看來，正是漢人官僚們的顢頇怠惰、敷衍塞責、欺上瞞下、官官相護才使得“妖術”在帝國的江南腹心得以橫行無阻，并像瘟疫一樣迅速蔓延。對于大清帝國來說，這種官場的腐敗積習也同樣是一種威脅，其危害程度并不亞于民間的妖術。這種腐敗積習是以江南為中心的漢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癰，它侵蝕著滿清帝國的活力，腐化著滿洲統(tǒng)治精英的道德士氣。要清剿妖術，必須首先對這樣一部官僚機器加以整肅。孔飛力在《叫魂》中對于江南的表述，尤其是他關于乾隆以及滿清統(tǒng)治者對于江南的那種既欣賞、又戒備乃至敵視的心態(tài)描述，是全書中最為精彩的部分之一。與此相關的，則是滿清統(tǒng)治者對于“漢化”的矛盾態(tài)度——若是沒有“漢化”，則滿清政權將永遠是一個合法性嚴重缺失的外來政權；但若是全盤“漢化”’，則滿人又會面臨著中國為什么一定要由它這個少數(shù)族政權來統(tǒng)治的合法性挑戰(zhàn)。

郎世寧 《恭繪滿洲八旗狩獵圖》乾隆從一開始就對這樣一場包含內外兩條戰(zhàn)線的清剿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熱忱。他坐鎮(zhèn)北京和承德行宮，通過與各省督撫間的秘密通訊渠道，直接指揮著各省的清剿。一時間，對妖術和妖人的清剿成了大清帝國的頭等大事，各種行政常規(guī)，如田賦、科舉、河工、鹽政、肅貪，也都要為其讓路。對清剿的任何延誤都將受到嚴厲懲罰。各省的清剿奏章如雪片般地飛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后又迅速回到奏報人手中。乾隆運用其君主權威和帝王手段對他的督撫們不停地激勵鞭策和訓斥威脅，把這場兩條戰(zhàn)線的清剿上演得有聲有色，緊張激烈。然而隨著清剿的展開，妖術案的破綻卻越來越多，但這并不能輕易地便動搖乾隆的意志和決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將涉及叫魂案的重要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軍機大臣們直接會審；另一方面他又對各省官員們施加了更大的壓力。他埋怨地方官員們繼續(xù)敷衍姑息（這是事實），致使妖首至今仍然逍遙法外；又埋怨他們?yōu)E捕充數(shù)，濫刑求供（這也是事實），使得案情益加撲朔迷離，茫無頭緒。他對官僚們的憤怒和失望隨著案情的展開也日益加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清剿越來越成了他與各省官僚之間的暗中較勁，僅僅是為了整肅他們，清剿也必須毫不猶豫地繼續(xù)下去。不過，至此為止，乾隆還沒有處罰過一個官員——這并不是因為他不想這樣做，而只是時機未到。正如他自己對督撫們說的，這時若懲罰官員，誰還會真心實意去從事清剿？顯然，乾隆在準備秋后算賬。

此時，事情出現(xiàn)了峰回路轉的變化。乾隆的軍機大臣對押解來京的嫌犯反復地交叉審訊，終于發(fā)現(xiàn)整個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場冤案，而且冤獄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們的想象。迄至此時為止，他們一直協(xié)助皇上在進行這場清剿，不過現(xiàn)在他們不得不考慮如何善后。為了避免整個朝廷陷入更大的尷尬，這些身處皇帝身邊的重臣們表現(xiàn)出了相當?shù)牡赖掠職狻Ｇ‘吘惯€不是昏君，權衡利弊之下，他很快接受了軍機大臣們的建議，下令停止清剿。不過乾隆并不甘心認錯，在下令叫停的諭旨中，他仍然堅持妖術陰謀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級官僚的玩忽職守，才導致了妖首至今逍遙法外。所以各級官員仍應保持高度警惕，等等。有了這樣的說辭，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各級官僚加以清算了。絕大多數(shù)涉及此案的官僚都因玩忽職守而受到降職、革職和流放的處罰，包括六名現(xiàn)任和前任江浙督撫。作為平衡，一些濫刑無辜以求假供的官員——尤其是江南各省的官僚——也受到了懲罰。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濫捕濫刑，給朝廷和官僚機器制造了最多麻煩的山東巡撫富尼漢（所有關于叫魂陰謀的供詞都是山東嫌犯在重刑之下編造出來的）卻只受到相當輕微的責罰：他被貶為山西布政使，革職留任。當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不僅是一種滿漢有別的做法，而且也是乾隆在為自己開脫。《叫魂》[美]孔飛力 著

（節(jié)選自《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譯后“翻譯札記及若干隨想”，譯者陳兼時任康奈爾大學歷史系中美關系史講座教授，劉昶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4月版）文學點亮生活 點擊以下 關鍵詞 查看近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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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求職信孔凌飛

個人推薦信

本人性格熱情開朗，待人友好，善于溝通，為人誠實謙虛。工作勤奮，認真負責，能吃苦耐勞。盡職盡責，具有親和力。曾經多次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和兼職，鍛煉口才和人際交往能力。在暑假和寒假期間，做過許多兼職，例如：酒店前臺，餐廳服務員，派單員。提高自身修養(yǎng)與工作能力。此外，還參加課外文體活動，親身體會了各種工作不同的處事方式不同的運作程序，讓我的組織能力，管理能力，應變能力大大提升。在做各種兼職的同時，我也認識到了工作的艱苦，但我相信，如果把工作當成一種樂趣，盡心盡力，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好。

大學生涯，讓我學到了許多。在掌握專業(yè)知識的同時，還做到忠誠守信，說道做到，絕不推卸責任，有自制力。做事有始有終。從不半途而廢。勇于迎接新的挑戰(zhàn)。

第四篇：飛力達研究報告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背景下，“飛力達”的發(fā)展前景

一、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概況

2017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囯際合作論壇上宣布，中國將從2018年起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是中國堅定支持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主動向世界開放市場的重大舉措，有利于促進世界各國加強經貿交流合作，促進全球貿易和世界經濟增長，推動開放型世界經濟發(fā)展。

二、“飛力達”簡介

江蘇飛力達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飛力達”）由昆山飛力國際貨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飛力國際”）整體變更設立。

經過十多年超常規(guī)的發(fā)展，飛力達在區(qū)域化、集團化、綜合化、科技化發(fā)展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已成為多元化、現(xiàn)代化、區(qū)域化的綜合性物流企業(yè)。飛力達分別在上海、蘇州、無錫、深圳等地設有分公司。飛力達擁有總資產37799萬元人民幣、凈資產13000萬元人民幣飛力達的核心業(yè)務：以上海口岸為操作中心國際貨運代理業(yè)務；以昆山為運營中心的第三方物流業(yè)務。經營范圍涉及海、陸、空國際貨運代理，國內貨運與集裝箱運輸，第三方綜合倉儲業(yè)務，保稅與監(jiān)管業(yè)務，公共型貨柜場站、公共型保稅倉庫及物流公共信息平臺等廣泛領域，擁有了一批國際知名的制造商、品牌商和供應商客戶群體，建立了物流業(yè)務統(tǒng)一操作體系，是昆山地區(qū)規(guī)模最大、資源最多、設施最全的物流企業(yè)。

二、主營業(yè)務及主要財務數(shù)據分析

（一）主營業(yè)務

公司從事的主營業(yè)務為設計并提供一體化供應鏈管理解決方案，主要致力于IT制造業(yè)物流，并在逐步重點開拓通訊、汽車零部件、電子商務、精密儀器等行業(yè)，其通過市場定位與業(yè)務規(guī)劃設計、業(yè)務流程設計、信息系統(tǒng)設計、組織設計、硬件規(guī)劃等方面，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物流解決方案。

結合其所涉行業(yè)及即將開幕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以下簡稱“博覽會”）的展區(qū)設置（如下圖所示），本次博覽會將設置智能及高端設備展區(qū)、汽車展區(qū)，這兩個展區(qū)所涉行業(yè)均為飛力達目前及將來發(fā)展的重點，因此本次博覽會將為飛力達提供良好發(fā)展契機。

根據業(yè)務功能的不同，公司的物流服務劃分為基礎物流、綜合物流和特色物流。從三方面共同打造一體化供應鏈管理的現(xiàn)代物流。

基礎物流作為綜合物流必要的支持和保障，主要包括貨運代理（指國際貨運代理企業(yè)接受進出貨物收貨人、發(fā)貨人或其代理人的委托，以委托人或自己的名義辦理有關業(yè)務，收取來代理費或傭金的行為）、國內運輸以及相關延伸增值服務，其中，打造國際貨運代理業(yè)務中的精品航線有利于保持和提升基礎物流服務整體競爭力，是基礎物流服務重點拓展的業(yè)務；

綜合物流主要包括原材料入廠物流、生產物流、成品物流、售后物流。其操作模式主要為制造商VMI模式（供應商管理庫存）、品牌商VMI模式、DC模式（供應商所需要的加工、理貨、配送等多種物流需求集中于統(tǒng)一的物流據點，在產業(yè)集聚區(qū)中心或附近地區(qū)發(fā)揮輻射功能）、產品配送FTL、組裝出貨CKD、流通加工、倉庫外包與備品備件分撥中心；

特色物流包括關務外包、貿易執(zhí)行、會展物流（是為滿足參展商展品展覽的特殊需要，將展品等特殊商品及時準確地從參展商所在國（地）轉移到參展目的地，展覽結束后再將展品從展覽地運回的過程，包括展覽前后的倉儲、包裝、國內運輸、進出口報關和清關、及ATA報關、國際運輸、展覽中的裝卸、搬運，以及在此過程中所需要的信息流動。）、循環(huán)取貨與技術維修等。

從公司主營業(yè)務可知，在當前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大背景下，飛力達所從事的國內代理貨運業(yè)務、會展業(yè)務、關務外包、貿易執(zhí)行業(yè)務存在巨大的發(fā)展?jié)摿Α?/p>

（二）主要財務數(shù)據

從財務數(shù)據來看，飛力達的營收狀況近年來呈現(xiàn)出穩(wěn)步上升的趨勢，但由于2017年始，飛力達致力于轉變公司發(fā)展方向，在深耕于IT制造業(yè)物流的基礎上，不斷嘗試將在IT制造業(yè)積累的供應鏈管理經驗向其他行業(yè)復制，重點開拓通訊、汽車零部件、電子商務、精密儀器等行業(yè)，并同時探索倉庫外包管理、關務云、供應鏈協(xié)同等新業(yè)務項目，因此近年來研發(fā)費用增加顯著。

從分服務的財務數(shù)據表可知，其基礎物流服務和綜合物流服務是其營收的主要來源，但從毛利率來看，技術服務所產生的毛利率遠高于其他服務。由此可見，其近年來的研發(fā)投入確有必要。

三、行業(yè)及競爭對手分析

（一）行業(yè)狀況

由于 IT 產品具有更新?lián)Q代快、市場需求不確定、成本和價格波動劇烈等特點，亟需準確、高效的物流服務；此外，IT 產品結構復雜、品種繁多、生產多為小批量等特點，加大了該領域供應鏈管理的難度。企業(yè)如果自行組織物流環(huán)節(jié)，會因為缺乏專業(yè)經驗，難以對數(shù)千種零部件、數(shù)十家相關企業(yè)進行精細分類和有效管理，自建物流的弊端會非常明顯，為了進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經營效率，IT 制造企業(yè)越來越傾向于主動提高物流外包比例，為業(yè)內的第三方物流服務商提供了新的市場需求。從美國的經驗來看，美國第三方物流使用比例最高的就是高科技電子類行業(yè)，高達 87%。中國本身的第三方物流就不發(fā)達，加上行業(yè)特質，必定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二）競爭對手

IT 制造業(yè)工業(yè)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合計達到了 70%以上，其中，珠三角區(qū)域占比相對穩(wěn)定，而長三角占比整體呈上升趨勢。兩大區(qū)域在投資規(guī)模、投資質量及產業(yè)鏈完善程度方面都優(yōu)于國內其他區(qū)域，從而促進了現(xiàn)代物流的發(fā)展，成為 IT 制造倉儲物流業(yè)務開展的主要集中地。

在這兩大區(qū)域，參與 IT 制造業(yè)的物流服務商，不僅有本土的新寧物流、飛力達、澳洋順昌等上市公司，還有辛克、伯靈頓、葉水福等在全球范圍內廣泛提供 IT 物流的大型外資企業(yè)，最近幾年IT 制造在西部（如成都、重慶等地）也有了一些發(fā)展，會吸引相關內外企業(yè)投資建設倉儲。

四、收購普洛斯的影響

（一）對上市公司主營業(yè)務的影響

飛力達的主營業(yè)務為設計并提供一體化供應鏈管理解決方案，通過市場定位 與業(yè)務規(guī)劃設計、業(yè)務流程設計、信息系統(tǒng)設計、組織設計、硬件規(guī)劃等方面，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物流解決方案。近幾年我國消費類電子產品的市場格局發(fā)生明 顯變化，以 PC 為代表的傳統(tǒng)電子產品市場萎縮、毛利水平持續(xù)下降，以平板電 腦、智能手機為代表的高端消費電子產品在經歷快速增長后增速也逐漸回落；同 時，隨著國內人力成本的上升，中國大陸電子制造業(yè)已慢慢失去競爭優(yōu)勢，隨著 IT 產業(yè)景氣度降溫，公司原有的 IT 供應鏈物流服務業(yè)務發(fā)展空間縮小。因此近年來上市公司憑借原有業(yè)務優(yōu)勢延伸，加大業(yè)務的開拓力度，并積極嘗試服務創(chuàng)新和新的業(yè)務模式。標的公司望亭普洛斯隸屬于普洛斯集團。普洛斯是全球領先的現(xiàn)代物流設施和工業(yè)基礎設施提供商、服務商，通過其優(yōu)越地理位置的物業(yè)網絡和生態(tài)體系合作伙伴，為客戶提供空間和綜合解決方案，驅動客戶的價值創(chuàng)造。普洛斯通過標準設施開發(fā)、定制開發(fā)、收購與回租等靈活的解決方案，為全球最具活力的制造商、零售商和第三方物流公司不斷提高供應鏈效率，達成戰(zhàn)略拓展目標。

本次的交易完成將有助于豐富公司在華東地區(qū)的倉儲物流資源、完善網絡布 局、優(yōu)化業(yè)務和產品結構、探索綜合智慧倉儲業(yè)務，進一步提升公司在區(qū)域市場 的競爭能力。

（二）對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影響

截至本報告書簽署日，上市公司的總股本為 365,559,750 股。通過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將向本次資產重組交易對方發(fā)行股份47,103,824 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總股本為 412,663,574 股；假設募集配套資金部分按照上限 120 萬股募 集，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總股本為 413,863,574 股。

不考慮募集配套資金的情況下，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股本結構變化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沈黎明先生、姚勤先生和吳有毅先生仍為上市公司共同實際控制人，本次交易不會導致公司控制權的變化。同時，本次交易完成后，社會公眾股占公司總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不會導致飛力達不符合股票上市條件。

（三）對上市公司經營和法人治理結構的影響

飛力達已按照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要求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結構為核心的現(xiàn)代企 業(yè)管理制度，形成了較為規(guī)范的公司運作體系，做到了業(yè)務、資產、財務、機構 和人員獨立。

本次交易完成后，飛力達將依據相關法律、法規(guī)和公司章程的要求繼續(xù)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及獨立運營的公司管理體制，繼續(xù)保持公司獨立性，切實保護全體股東的利益。

（四）對上市公司主要財務指標的影響根據公證天業(yè)審閱的公司備考財務報告，本次收購完成后，公司主要財務指標變動情況如下：

注：1）備考數(shù)據假設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望亭普洛斯系公司全資子公司，下同； 2）財務指標變動分析中資產負債率、毛利率、凈利潤率的變動以備考數(shù)據減去上市公司原始數(shù)據分析，其 他指標均以備考數(shù)據相對原始數(shù)據的變動百分比分析。

第五篇：飛力防暑降溫應急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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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夏季施工防暑降溫應急預案

工程概況：本工程為成都飛力機械有限公司的廠房等工程，總建筑面積為：11660.6㎡，獨立鋼筋混凝土短柱基礎、鋼結構，廠房為1層、抗震按七度設防。

為了保證本工程夏季順利施工，確保在施工中出現(xiàn)緊急情況時，應急救援工作能迅速有效，最大限度地保障企業(yè)和職工生命、財產安全，特制定本預案。

一、預安針對：本預案是針對施工中各種不同的緊急情況所制定的,保證各種應急資源處于良好的備戰(zhàn)狀態(tài)；而且可以指導應急行動按計劃有序進行，防止因行動不力或現(xiàn)場救援工作的混亂而延誤事故應急，從而降低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施工中的緊急情況是指具有突發(fā)性，造成或可能造成較多人員傷亡、較大經濟損失的各類建筑工傷事故。

二、應急小組：成立施工緊急情況應急領導小組，負責應急救援工作的指揮、協(xié)調工作。領導小組總指揮由項目負責人蔡祥負責落實，若總指揮外出，由項目執(zhí)行經理劉志強擔任副總指揮給予落實，當副總指揮不在的情況下，由現(xiàn)場項目執(zhí)行經理王斌進行落實，實施救援工作的展開，組員為馮偉、葉祖陶、黃成建、王駿、朱強及各班組組長組成。

三、應急處理：當在工程及建筑施工中發(fā)生高溫的各種緊急癥狀情況時，我司接到緊急情況報告后，應立即啟動本預案。在第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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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向項目部應急救援指揮中心、“120”救護中心求助，并向市安全生產監(jiān)督局、總工會等相關部門通報情況。緊急情況發(fā)生后，還應不間斷的向有關領導、部門反饋后續(xù)情況。

四、應急小組內容：在施工中緊急情況發(fā)生后，項目部即視情況成立救援現(xiàn)場指揮部，由項目執(zhí)行經理王斌擔任事故現(xiàn)場總指揮，并成立以下領導小組責任工長、技術負責人張勇?lián)胃笨傊笓]，組員為莊瑞明、張勇、石磊、王長龍、朱強、楊興榮及各班組組長組成。

1、防暑降溫保障小組。夏季施工過程中，因建筑行業(yè)在作業(yè)時，露天作業(yè)環(huán)境較多；人員作業(yè)分布區(qū)域復雜、多變；勞動強度大等方面的影響，給建筑工程在夏季施工來了諸多不便。為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與生命、財產安全，為作業(yè)人員營造一個有保障、舒適的環(huán)境，在作業(yè)人員發(fā)生高溫不良反應時，由組長立即組織該組成員，對事故人員進行轉移、與控制，防止周邊施工作業(yè)現(xiàn)場事故人員的增加。使應急行動具有更強的針對性，提高行動的效率。以免造成巨大的事故損失。

2、信息聯(lián)絡小組。由組長負責了解人員傷亡情況和經濟損失及緊急情況影響范圍，每天組織收集天氣溫度狀況，然后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并對已采取的措施和事態(tài)發(fā)展情況，及時向上級報告及有關部門的聯(lián)絡。

3、安全保障（警戒）小組。對撤離區(qū)和安臵區(qū)內的治安工作，由安全員組織隊員負責對險情發(fā)展狀況進行監(jiān)控，防止影響施工工期，并對各班組人員加強安全教育，以進一步提高安全意識且組織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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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管理人員對施工現(xiàn)場進行安全檢查，消除安全隱患，以預防惡性事故的發(fā)生以及一旦發(fā)生事故時如何將事故影響控制在最小范圍。

4、現(xiàn)場醫(yī)療救護小組。當事故發(fā)生時，由組長組織組員對傷員進行現(xiàn)場分類和急救處理，負責在第一時間對傷員實施有效救護；并及時向醫(yī)院轉送。救護人員的主要職責是：進入事故發(fā)生區(qū)搶救傷員；指導危害區(qū)內人員進行自救、互救活動；集中、清點、輸送、收治傷員。根據具體情況，迅速制定應急處理方案并組織實施。

5、后勤保障小組。由組長負責組織調集搶險人員、物資設備，督促檢查各項搶險救災措施落實到位。

五、緊急：在施工中緊急情況發(fā)生后，救援現(xiàn)場指揮部根據具體情況，可就近從附近建筑工地調集救援隊伍、人員、物資設備。同時專業(yè)救援隊伍、物資設備從應急預備救援隊伍中調集。

六、主要物資安排：各類緊急情況發(fā)生后，需調集的主要專業(yè)救援隊伍、應急救援物資。主要物資安排如下：

項目部物資的購臵由材料員負責，主要藥品如下：感冒藥、消炎藥等治療藥品及仁丹、十滴水、正氣水、降火涼茶等。

七、施救方法：

1、輕度患者 現(xiàn)場作業(yè)人員出現(xiàn)頭昏、乏力、目炫現(xiàn)象時，作業(yè)人員應立即停止作業(yè)，防止出現(xiàn)二次事故，其他周邊作業(yè)人員應將癥狀人員安排到陰涼、通風良好的區(qū)域休息，供應其涼水、濕毛巾等。并通知項目部醫(yī)療救護人員進行觀察、診治。

2、嚴重患者（昏倒、休克、身體嚴重缺水等）當作業(yè)現(xiàn)場出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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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暑人員時，作業(yè)周邊人員應立即通知項目部，并及時將事故人員轉移至陰涼通風區(qū)域，觀察其癥狀，以便于醫(yī)療人員來臨時掌握第一手醫(yī)治資料。項目部應根據具體情況，由應急總指揮決定是否啟動防暑降溫預。并立即組織救護人員親臨現(xiàn)場對事故人員進行救治。癥狀嚴重者，在項目部醫(yī)療設備無法救治的情況下，應第一時間轉移到最近的醫(yī)院進行觀察、治療。并上報公司。

八、善后處理工作：

1、根據事故“四不放過”原則，認真做好事故的調查處理工作，采取針對性強的防范措施，加強對各班組的宣傳、教育，使每人都掌握夏季施工過程中的注意事項，做到每人都懂得保護自己；懂得救護他人。總結經驗教訓，杜絕同類事件的再次發(fā)生。

具體防范措施如下：

a、由信息小組在施工現(xiàn)場設臵溫度計，并對每天的天氣情況進行收集、處理，然后上報項目部防暑減溫保障小組，依具體情況采取相應的安全防范措施。

b、當室外氣溫高于39℃時，項目部應對各班組進行施工降溫專項安全交底，令其各班組停止現(xiàn)場施工作業(yè)。

c、后勤保障小組，應能隨時保證作業(yè)人員現(xiàn)場的飲水、緊急藥品。

d、由防暑降溫應急救援機構依具當年的氣溫情況制定出一套合理、有效的“人員作息時間表”避開每天氣溫的最高時間（13:00 ～14:00）段進行施工作業(yè)。經項目部討論，特制定本項目部夏季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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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時間表，具體如下：

上午：8:00～12:00（四個小時）下午：15:00～19:00（四個小時）

附：遇趕工期或其它特殊情況需加班時，再做另行通知。

e、對項目部各班組進行安全教育，增強作業(yè)人員對各種情況的應緊處理能力。加強對夏季施工安全宣傳工作，使每人都了解、掌握防暑減溫的安全小常識，提高作業(yè)人員在實踐中的應變能力與處理能力等。

f、項目部內部設臵專職醫(yī)護人員，加強項目內部的醫(yī)療救護宣傳、保障人員的生命、營造一個人性化的施工現(xiàn)場。

九、應急恢復、重新進入

當應急恢復后，重新進入之前必須對危險區(qū)進行評價，并且應對事故進行分析，待危險區(qū)已確定安全時方可進入現(xiàn)場，繼續(xù)操作。

第二部分 夏季防暑降溫注意事項

夏天人們對付酷暑高溫，各有高招。可有些招數(shù)卻是人們過激地做法，它可能使人在享受暫時愜意之后損害健康。所以在對付酷暑高溫時應注意以下五個不宜：

1.降溫不宜過快。大汗淋漓時，到風扇前揭開衣服猛吹，或擰開水龍頭，讓冷水直沖而下，實現(xiàn)“快速降溫”，是好多人認為爽心地做法。殊不知，這種“快速冷卻”地方式，常常會“快活一時，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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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甚至引起各種疾病。

2.喝水不宜過量。多喝水是防暑地好措施，可過量飲水也會引起中毒。尤其在炎熱地夏季，人們大量出汗之后，體內地鈉鹽等電解質也隨之丟失，如果此時大量飲用白開水而未補足鹽分就會出現(xiàn)肌肉抽搐或肌肉痙攣性疼痛。

3.衣服不宜過露。保健專家指出，赤膊只能在皮膚溫度高于環(huán)境溫度時，才能通過增加皮膚地輻射、傳導散熱起到降溫地作用。而酷暑之日，最高氣溫一般都接近或超過37℃，皮膚不但不能散熱，反而會從外界環(huán)境中吸收熱量，因而夏季赤膊會感覺更熱。

4.墨鏡不宜過黑。許多人認為太陽鏡顏色越深越能保護眼睛，其實，鏡片顏色過深會嚴重影響能見度，眼睛因看東西吃力而受到損傷。因此，夏季選擇太陽鏡地標準，應該是鏡片能穿過30％地可見光線，以灰色和綠色為最佳。

第三部分 中暑的預防

一、中暑預防注意：

中暑是夏季常見地急診，加強預防可以大減少發(fā)病率，中暑地預防應注意幾點：

1.充足地睡眠。合理安排休息時間，保證足夠地睡眠以保持充沛地體能，并達到防暑目地。

2.科學合理地飲食。吃大量地蔬菜、水果及適量地動物蛋白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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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補充體能消耗。切忌節(jié)食。

3.做好防曬措施。室外活動要避免陽光直射頭部，避免皮膚直接吸收輻射熱，帶好帽子、衣著寬松。

4.合理飲水。每日飲水3升至6升，以含氯化鈉0.3%－0.5%為宜。飯前飯后以及大運動量前后避免大量飲水

二、防暑保健措施:

(1)對暑期出勤工作的生產人員提供必要的含鹽或含酸飲料。

(2)及時發(fā)放仁丹、十滴水、風油精等防暑藥品。

清涼飲料、防暑藥品是防暑期間采取的保健措施，可因地制宜，統(tǒng)一配制，集中供應，現(xiàn)場飲用。生產單位必須保證生產現(xiàn)場需要。

三、中暑的癥狀及急救方法

1、中暑的癥狀

(1)先兆中暑：出現(xiàn)大量出汗、口渴、頭昏、耳鳴、胸悶、心悸、惡心、體溫升高、全身無力。

(2)輕度中暑：除上述病癥外，體溫38℃以上，面色潮紅，胸悶，有面色蒼白，惡心、嘔吐、大汗、皮膚濕冷、血壓下降等呼吸循環(huán)衰竭的早期癥狀。

(3)重度中暑：除上述癥狀外，出現(xiàn)昏倒痙攣，皮膚干燥無汗、體溫40℃以上等癥狀。

2、出現(xiàn)中暑后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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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迅速將中暑者移至涼快通風處；(2)脫去或解松衣服，使患者平臥休息；

(3)給患者喝含鹽清涼飲料或含食鹽0.1％~0.3％的涼開水；

(4)用涼水或酒精擦身；

(5)重度中暑者立即送醫(yī)院急救。

四、防暑小知識

穿淺色衣服：夏季外出旅游時應穿白色、淺色的或素色衣服，不宜穿黑色的或藍色的衣服，因為白色、淺色或素色衣服吸熱慢、散熱快、穿著涼爽，不易中暑；而黑色或藍色的衣服吸熱快、散熱慢、穿著悶熱，容易中暑。

多喝鹽開水：夏季高溫，出汗多，體內鹽分減少，體內的滲透壓就會失去平衡，從而出現(xiàn)中暑。而多喝些鹽開水或鹽茶水，可以補充體內失掉的鹽分，從而防暑。喝鹽水時，要少量多次地喝，才能起到預防中暑的作用。

帶防暑藥物：在工作中，容易遇到多變的氣候，忽冷忽熱的氣溫易感冒，又悶又熱的天氣最易中暑。因此，工作時應帶些防暑藥物，如人丹、清涼油、萬金油、風油精、十滴水、霍香正氣水等。

一旦發(fā)生中暑，應將病人抬到蔭涼通風處躺下休息，然后給病人解開衣扣，用冷水毛巾敷在病人的頭部和頸部，并讓病人服些人丹或十滴水。如果病人昏倒，可用手指掐壓病人的人中穴或針刺雙手十指指尖的十萱穴。當病人好轉時再送往附近醫(yī)院治療。

預防高溫中暑，醫(yī)生認為健康的飲食習慣和合理的生活習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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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醫(yī)生為大家提出了10種避暑方法。

1、少吃多餐：一頓飯吃的東西越多，為了消化這些食物，身體產生代謝熱量也就越多，特別注意少吃高蛋白的食物，它們產生的代謝熱量尤其多；

2、吃辛辣食物：醫(yī)生認為，盡管大熱天里吃這些東西難以想象，但辛辣食物可以刺激口腔內的熱量接收，提高血液循環(huán)，導致大量出汗，這些有助于降低體溫；

3、溫水沖澡：最好是用稍低于體溫的溫水沖澡或沐浴，特別是在睡前進行；

4、多喝水：醫(yī)生建議少飲酒多喝水，因為酒精可能導致身體缺水，礦泉水或低糖汽水是更好的選擇；

5、避免劇烈運動：劇烈活動將激活身體能量，增加內部溫度；

6、日間小睡：研究表明，人體對“白日夢”的反應之一就是降低身體溫度；

9、喝防：暑降溫飲料能夠降溫醒腦；

10、涼水沖手腕：每隔幾小時用自來水沖手腕5秒，因為手腕是動脈流過的地方，這樣可降低血液溫度。

飲食方面：

最佳調味品：食醋。酷熱出汗多，多吃點醋，能幫助消化和吸收，促進食欲。同時吃點醋有助于解除疲勞，保持充沛的精力。

最佳蔬菜：苦味菜。夏季氣溫高，濕度大。吃點苦味蔬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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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裨益，苦瓜、苦菜、萵筍、芹菜等都是避暑佳品。

最佳湯肴：番茄湯。夏令多喝番茄湯既可獲得養(yǎng)料，又能補足水分，一舉兩得。

最佳肉食：鴨肉。鴨肉不僅富含人在夏天急需的蛋白質等養(yǎng)料，而且能防疾療病。

最佳飲料：熱茶。夏天離不開飲料，首選飲料既非各種冷飲制品，也不是啤酒或咖啡，而是極普通的熱茶，既解渴又解乏。

此外，醫(yī)生還推薦了一個最佳保健措施：起睡定時，夏天日照時間長，天亮得早而黑得晚。因此，人們的起居和作息時間，應隨之作相應的調整，以遲睡早起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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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第一部分 夏季防暑應急預案

一、預案針對

二、應急小組

三、應急處理

四、應急小組內容

五、緊急

六、主要物資安排

七、施救方法

八、善后處理工作

九、應急恢復、得新進入

第二部分 夏季防暑降溫注意事項

1、降溫還宜過快

2、喝水不宜過量

3、衣服不宜過露

4、墨鏡不宜過黑

第三部分 中暑的預防

一、中暑的預防注意

二、防暑保健措施

三、中暑的癥狀及急救方法

四、防暑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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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季 防 暑 降 溫 應 急 預 案

成都市宏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2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