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場鬧劇,幾多感慨:我們能否阻擋瘋狂——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讀后感
楊潔:一場鬧劇,幾多感慨:我們能否阻擋瘋狂
——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讀后感
楊潔
“叫魂”,這個現在看來令人嗤之以鼻的迷信之術卻在乾隆盛世年間引發了一場席卷全國的大案。這本書就為我們再現了這樁歷史公案的來龍去脈。
讀完此書,頗感歷史是鮮活的。《叫魂》從社會中的一個小事件為切口展開分析,用一連串的細節向我們展示了一幅恢宏的歷史畫卷。書中每一個案例的敘述都十分引人入勝,即使是引文、腳注也都是作者用自己的語言娓娓道來,這樣的研究著作融學術性、故事性、藝術性為一體,想必作者一定在那些卷帙浩繁的資料上頗下了一番功夫。另外,作者運用了多維視角進行研究值得我們學習。比如,在闡述“叫魂”案發生的社會環境時,作者從人類學、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角度出發,對當時的人口、經濟、文化、社會風俗都進行了全景式描述。他采用的是“全球史觀”,比如認為江南人口的增長與從海外引進高產作物不無關系,人們能夠承受物價上漲與引進墨西哥白銀增加流通中的貨幣量有關。
啼笑皆非的是,這場發生在1768年席卷大半個中國的妖術大恐慌,結果卻是一場鬧劇。在恐慌盛行之時,整個帝國都“動員”了起來,下層百姓忙著尋找對抗妖術、自我保護的方法;各級官員窮于追緝流竄各地頻頻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廟堂的乾隆皇帝則寢食不安,力圖弄清叫魂恐懼背后是否涉及謀反等兇險陰謀,并不斷發出諭旨指揮全國清剿。折騰到年底,在付出了許多無辜的性命和丟掉了許多烏紗帽后,案情真相終于大白,所謂的叫魂恐懼只是一場庸人自擾的丑惡鬧劇:沒有一個妖人被抓獲,沒有一件妖案能落實,有的只是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沮喪失望之余,作為此案最大原告的乾隆皇帝也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整個過程中,官員和皇帝的表現符合他們的階層立場,沒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地方,真正讓我驚訝不已的是,這場鬧劇中推動者和受害者都是同一階層——普通民眾,所有的嫌疑犯都來自最底層,他們是流浪的乞丐,僧侶和道士,而舉報他們并將他們扭送至衙門甚至執行私刑的“英雄們”同樣是底層的民眾。這樣的眾暴寡、強凌弱是整個叫魂危機中常見的丑惡鬧劇,許多無辜的乞丐游僧就慘死在這種瘋狂的攻擊之下,成為叫魂恐懼的犧牲品。
社會底層民眾中普遍存在對于陌生人尤其是流動乞討者的厭惡甚至憎恨情緒。而這種分化則追溯到人口的急劇增長帶來的生存競爭的加劇。對于處在社會底層又在經濟落后的邊緣地區的人們來說,他們只能融入流浪乞討者大軍中去。而那些生活在比較富庶地區的百姓,在競爭壓力面前也只能維持溫飽,對自己的生活缺乏安全感。當叫魂妖術的謠言在地方上一傳開,一直以來就對超自然力量深感畏懼的脆弱神經更加敏感地立刻繃緊。對于謠言,他們從來都是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由于流浪的乞丐不僅討厭,而且易欺,他們是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沒有任何權力來保護他們。于是無權無勢的其他小民百姓便把自己的焦慮、不滿、憤怒、沮喪發泄到他們身上。
“叫魂大恐慌向中國社會的觀察者們凸顯了一個特別令人難過的現象:社會上到處表現出以冤冤相報為形式的敵意??”在一個發展出現問題(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社會道德墮落)的社會,人們意識到即使辛勤工作也無法改善自己的境況,這種情況“由于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令人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個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于是,人們不擇手段地抓住任何趨利避害的機會,并不惜犧牲他人,特別是弱者,來保護和增進自己的利益。皇帝對妖術展開大力清剿,“妖術”便理所當然地成為底層百姓所能抓住的唯一權力機會,就像“扔在大街上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惡棍或者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這一種潛在威脅的妖術恐懼終于變成了一種實在的生存斗爭,把廣泛彌漫社會的冤冤相報的相互敵視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相互攻擊。
讓人悲嘆的是,這樣的瘋狂在此之后并未絕跡。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經歷了十年類似的全社會歇斯底里的“瘋狂”,作者也在一個腳注里提到,1982
年,他在北京遇到了一個老紅衛兵——當時是一個低收入的服務工。那人說,文革對于像他這樣沒有正式資格通過常規途徑在社會上進身的人來說是一個黃金時代。毛號召年輕人起來革命造反,這一突然可得的權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滿足。
“沒有什么能夠佇立其間,以阻擋這種瘋狂”,孔飛力以悲憫的語調結束了他的力作。而牛頓也曾經說過,“我可以計算天體運行的軌道,卻無法計算人性的瘋狂。”群體意識一經扭曲,將是最可怕的力量。現如今的輿論暴力又會不會釀成無法控制的災難?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是否還會面臨這樣非理性的狂熱?不管這種根源是否扎根于我們民族土壤中,我們都必須警惕,必須思考。人們對于權力對于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是有訴求的,一個正常的社會中,這樣向上的渠道應該是暢通的,人們的訴求可以通過自己的奮斗實現,人們能夠相信知識改變命運,但如果這一渠道阻塞(比如居于社會上層的利益既得者封鎖了這個途徑),民眾便不得不尋求其他方式,這是危險的,但形勢逼迫之下他們也別無選擇。顯然當今社會這樣的狂熱我們已經承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