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廣東人大代表：官員不是老百姓的奴隸 不贊成財產公開

廣東人大代表：官員不是老百姓的奴隸 不贊成財產公開

2013年01月24日 21:03來源：南方日報-南網

南方日報1月24日訊（記者/雷雨）“官員也有自己的隱私權，就像醫生治病，病人的病例是隱私，需要保護。”今天，廣東省人大十一屆一次會議舉行了預備會議。廣州團的葉鵬志代表認為，反腐倡廉應該形成社會高壓態勢，讓有腐敗想法的人不敢貪。關于官員財產公開制度，他建議采取隨機抽檢的方式公開官員財產，比如可以采取定期“搖號”的辦法。

葉鵬志認為，紀檢部門本身已經有各種手段監督官員，向公眾公開官員財產不一定是最佳方式。“我提倡可以向組織申報財產，但不一定對公眾公開，越是這樣，社會風氣越不利于公平公正，要警惕一些人打著‘民意’的旗號搞民粹主義。”

葉鵬志進一步追問：“要官員公開財產有法律依據嗎？全國人大有公布財產公開的法律嗎？官員也是人，也有隱私；官員是公仆，不是老百姓的奴隸。”

第二篇：人大代表：官員不是百姓奴隸 財產不必公開

人大代表：官員不是百姓奴隸 財產不必公開

2013年01月25日 06:53作者：雷雨來源：南方日報

我要評論

“官員也有自己的隱私權，就像醫生治病，病人的病例是隱私，需要保護。葉鵬智認為，紀檢部門本身已經有各種手段監督官員，向公眾公開官員財產不一定是最佳方式。

廣鋁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葉鵬智(資料圖)

南方日報1月24日訊（記者/雷雨）“官員也有自己的隱私權，就像醫生治病，病人的病例是隱私，需要保護。”今天，廣東省人大十一屆一次會議舉行了預備會議。廣州團的葉鵬智代表認為，反腐倡廉應該形成社會高壓態勢，讓有腐敗想法的人不敢貪。關于官員財產公開制度，他建議采取隨機抽檢的方式公開官員財產，比如可以采取定期“搖號”的辦法。

葉鵬智認為，紀檢部門本身已經有各種手段監督官員，向公眾公開官員財產不一定是最佳方式。“我提倡可以向組織申報財產，但不一定對公眾公開，越是這樣，社會風氣越不利于公平公正，要警惕一些人打著?民意?的旗號搞民粹主義。”

葉鵬智進一步追問：“要官員公開財產有法律依據嗎？全國人大有公布財產公開的法律嗎？官員也是人，也有隱私；官員是公仆，不是老百姓的奴隸。”

第三篇：官員財產公開的阻力在哪里

官員財產公開的阻力在哪里？

2011-02-26 08:28:31 《新京報》2月25日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昨日發布《法治藍皮書：中國法治發展報告（2011）》。法學所法治國情調研組去年以公眾和公職人員為對象，就公職人員財產監督進行了調研。調查對象涉及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多個省市，調研組共向公職人員發放問卷1300份，向公眾發放問卷1350份，分別收回有效問卷1137份、1138份。

公職人員問卷的被調查者中，行政級別為省部級的有14人、地廳及司局級23人、縣處級226人、科級471人、科級以下379人。其本人所在單位級別為省部級的有248人，地廳及司局級208人、縣處級301人、科級329人。

被調查公眾中，高達81.4%的人認為公職人員應當公開其財產狀況，從學歷和就業狀況來看，從小學學歷到博士學歷者、從學生到離退休者，均普遍認同公開公職人員的財產。

不僅普通公眾對公職人員財產公開已達成共識，即便是被調查的公職人員，亦普遍認可財產公開。

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公職人員中，有70%的被調查者認為應當公開公職人員的財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亦有21.1%的人認為不應當公開。

在不同行政級別的認同者中，省部級和司局級公職人員比例最高，超過80%認為應當公開財產，而科級以下的認可度最低，只有64.4%的人認可。

調研組分析，級別較高的被調查者對此的認同度更高些，可能與近年來在縣處級以上干部中推行報告相關事項的制度使得眾多公職人員特別是較高級別的公職人員逐步接受了對其財產實行監督的做法有關系。

幾乎每年“兩會”期間，有關官員財產公開的話題都會被熱炒一陣，過后又悄無聲息，沒有形成相關的法律共識。去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曾對外回應這個話題，“至于今后是否會上升為法律，這方面我們正在進行研究。”

此前，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監察廳副廳長趙振銑也透露說，中央對何時推出官員財產公開的態度是“目前時機還不成熟”。趙振銑認為，在反腐倡廉、社會監督等制度還沒建成的情況下，盲目推出官員財產公開制度，不僅難以達到初衷，而且將會對其結果難以處理、造成混亂。（《新京報》2010年3月10日）這些年，無論民間還是學界，要求出臺官員公開財產的呼聲一直很高。2008年“兩會”期間，一項網上調查顯示，對于反腐倡廉工作，90.1%的人認為有必要實行領導干部財產公示制度。2009年“兩會”前夕，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化學工業部原部長秦仲達等50多名離休高官和學者等，還在呼吁盡快制定《縣處級以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布法》，然而，這樣官民同聲的呼喊，始終得不到權威的回應。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在制約阻礙官員財產公開？

官員財產公開制度被稱為“陽光法案”，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被證實為行之有效而且已經日趨成熟。新中國成立60多年了，中共執政也有60多年了，官員財產公開的時機為何還不成熟？早在《公務員法》（草案）審議之際，有識之士紛紛建言，《公務員法》（草案）應規定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以利于實現該法促進廉政的立法目的。但讓人大失所望的是，《公務員法》最終只字未提官員財產公開。

早在1987年11月17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的王漢斌，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就指出：“ 一些國家規定公務員應當申報財產收入，我國對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建立申報財產制度問題，需在其他有關法律中研究解決。”一晃20多年過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仍然還在研究中。這期間，大大小小的官員換了一茬又一茬，在人們的沉默中，官員擁有的財富早己呈爆炸性的在增長！

看來要出臺一項革自己命的制度會遭遇重重的阻力，只是老百姓永遠也搞不懂阻力在哪里？如果上上下下都默認悶聲發財彼此相安無事，天下太平，豈不正是和諧社會的最高境界嗎？

第四篇：公開官員財產,各有各的菜

公開官員財產，各有各的菜

1998年至今,澳門官員的財產公開制度是光申報不公開。歐文龍案發后，澳門廉政公署決定，在今年上半年，將官員家產攤在陽光下。屆時，港澳臺三地都將實現各具特色的官員財產公開化。

一個多月前，澳門廉政公署剛搬至本島最南端的一幢寫字樓內，16樓是廉署財產申報中心，17樓是廉署總部。上下電梯里，進出的有學院、律所、醫療中心的職員，他們都是它的鄰居。

廉政公署財產申報中心是保存澳門大小官員財產資料的兩個機構之一。但此時要想查看這些資料，只能無功而返。工作人員稱，澳門官員的財產申報不接受公眾的查閱。

不過，澳門正在修改財產申報法律。3月6日，澳門立法會議員、廉政公署紀律監察委員會委員關翠杏告訴《南都周刊》記者，如果不出意外，兩個多月后，澳門副局級以上官員的財產資料將公開在陽光下。

從申報到公開

關翠杏在澳門回歸前就已擔任議員，是澳門最早一批申報財產的人之一。她提交財產資料的地方，是澳門終審法院辦事處。

根據9年前通過的一部法律，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司法官、行政會成員等“政治職位據位人”，在履新后90天內，要提交財產資料。當他們續任或離職時，也必須在90天內提交一份新的資料。

而澳門的公職人員，即使是臨時委任或合同聘用，都須到澳門廉政公署提交。申報完后，如果狀況沒變化，則可等到5年后。

比照臺灣每年申報和香港每年或每兩年申報的規定，澳門5年申報一次的頻率更為寬松。但澳門申報適用范圍最廣泛，涉及所有公職人員。

不過，有一點沒有疑問：無論臺灣、香港還是澳門，財產申報制度對高級官員要求更為嚴厲，而且直接延伸至他們的家庭成員。

根據澳門法律，不只是官員或議員本人，他們的妻子或丈夫都有申報義務，若不配合可被判兩年徒刑或罰金。

2003年申報財產時，關翠杏填寫了三部分的內容。第一部分是她和丈夫身份資料，以及她本人的薪俸點或月報酬。第二部分注明他們的資產、收益、負債等，在外兼任的有酬職位或活動，也需要填報。

在申報書的第三部分，她需要填寫清楚，在過去兩年因擔任公共職位而獲得的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利益或優惠。申報的財產不限于澳門本地，假如她在廣州或香港也有房子或公司，也需要照實填寫。

澳門官員財產申報始于1998年，晚于臺灣、香港。澳門回歸后，澳督時代的財產申報制度得以延續。2003年，澳門對財產申報法律進行了部分修改，1萬多名澳門公職人員重新提交他們的財產資料。

不過，澳門的官員財產申報并未像臺灣、香港那樣，從申報伊始就走向公開。

申報結束后，大小官員的財產資料被要求嚴格保密，它們被裝入信封，蓋好公章，申報人簽名確認后，放置在廉政公署或終審法院對外隔絕的小房子里，公眾不能隨便查閱。

關翠杏解釋說，考慮到尊重個人隱私，不是每個人都能去查閱，即便看守文件的人也不能獨自進到存放資料的房間。

他人調取官員財產資料只會出現在某些極端情況，比如司法官、廉政專員或警局需要對當事人展開刑事調查。

“申報的內容完全不公開，究竟是真是假，外人無從知曉。”關翠杏稱。

官員填報財產卻不公開，這種做法堵住了以身犯法者的門，又給他們留出了一扇窗，其弊端在被稱為澳門“世紀貪腐案”的歐文龍案中集中展現出來。

歐文龍兩度出任澳門特區政府運輸工務司司長，2006年底涉嫌巨額貪污案被拘捕。后來的審判表明，歐文龍填報了虛假的財產聲明，他肆意收取回扣，其夫婦資產聚斂至8.5億澳元，是兩人法定收入的61倍。

案發前，公眾無從發現歐文龍涉貪的端倪，因為他們無權查看歐文龍的財產資料。

歐文龍案引發了澳門民間公開主要官員財產的呼聲，“政府怎樣成為一個清廉的政府？從這個角度出發，必須要完善我們的法律。”關翠杏說。

對于民間訴求，澳門官方主動回應。歐文龍案塵埃落定后不久，澳門廉政公署即開始對財產申報法律展開檢討和修訂，醞釀將主要官員的財產公開化。

公與私

現任廉政專員馮文莊系法官出身，2009年11月獲任現職。澳門廉政公署一方面收集公職人員的意見，另一方面參考香港、新加坡等地同類立法，完成了法律修改草案的建議文本。

去年12月，修改草案在澳門特區立法會獲一般性通過后，于今年2月送至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進行討論，廉政專員馮文莊作為政府代表列席了討論。

關翠杏擔任該常設委員會主席。她對《南都周刊》記者表示，除副局以上官員需公開財產外，常設委員會與政府取得一個重要共識，行政會委員、立法會議員及司法官均列入為公開財產部分的主體。

“簡單來說，以前官員財產資料不公開查閱。這次法律的修改，主要焦點是能夠公開查閱，它包含兩方面：第一，什么人應該公開？不是所有的公務員都公開，這一點必須清楚。第二，就是怎么樣公開？”關翠杏稱。

沒有人質疑，副局以上官員必須公開他們的財產。問題是，在上述官員之外，還得增加一些人。

在討論過程中，一個較大的爭議是：澳門數十位法官、檢察官是否需要公開財產？“有人認為要保證司法獨立，不該把司法官員包含進去。但由于澳門司法判案是獨立的，特別是當發生爭議時，法官的司法權力就是最終的決定權。在這種情況下，司法官員到底有沒有跟某些公司、某些團體發生利益關系？所以他們也應該受社會的監管。”關翠杏說。

最終，立法會和政府達成共識，司法官都應該公開財產，公眾知情權戰勝了司法官的財產隱私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對《南都周刊》記者表達了他的憂慮。這位法官贊成公開財產，但澳門地方很小，作出判決時就可能結下了仇家。如果把財產資料公開，甚至公開住宅的地址，要是有人尋仇，他們尤其是家人的安全如何保障？

放眼香港，由于公開財產時公開了居住地址，香港特首曾蔭權、特首候選人唐英年的住宅外有無數的跟拍者，這更增加了這位法官的疑慮。

罪與罰

這種擔心有一定的理由。在確定了哪些官員必須公開財產之后，如何平衡公眾利益與官員財產隱私權？

馮文莊對比各地財產公開制度之后，提出澳門的平衡之道：官員在填寫不動產時，無須寫明詳細地址。

關翠杏稱其為“溫和地公開”。在她看來，要公開的只是財產信息最主要部分，比如有哪些不動產，跟哪個公司有關系，但不動產的詳細資料，銀行有多少存款，這些都不用公開。

與澳門相比，臺灣和香港公開官員財產的做法要早十多年，其中最陽光的要數臺灣。1993年，臺灣制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時，確定了強制申報、強制公開等原則。

2010年5月，臺灣“監察院”把原有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專刊”改名為“廉政專刊”，每月至少發行一期。本刊記者曾到訪臺灣“立法院”，在一樓媒體接待室，每個記者都可以查到馬英九等人的財產資料。

與臺灣相比，香港的財產公開遜色得多。《南都周刊》記者以個人身份試圖查詢入境事務處主要官員的個人利益登記，但輾轉聯系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和入境事務處，幾經溝通，發稿前仍未獲回復。

對于違反財產申報義務的行為，澳門規定了明確的制裁措施，小至扣薪，大至入罪。

根據澳門法律規定，官員若在申報書上虛報財產資料，將視作虛假陳述或聲明，處最高3年的徒刑或罰金，此外還可能被禁止10年內擔任公職。若財產來源不明，最高可判處3年徒刑。

2008年，歐文龍被定罪時，數十項罪名中就包括財產申報不正確罪、財產來源不明罪。數罪并罰，終審法院裁定歐文龍入獄二十八年半。此外，歐文龍的2億多澳元財產因不能合理解釋來源，被依法充公。

對于逾期申報、申報不實或故意隱匿財產，臺灣的制裁措施主要是罰款。

上周，臺灣“法務部廉政署”在官網公布了2011違反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處罰名單，共有139位官員上榜，最高一位罰金多達380萬元新臺幣，受罰者是名叫陳信安的官員，受罰緣由是故意隱匿財產。

同時公布的，還有最新的臺灣官員財產情況。馬英九夫婦仍是“儲蓄王”，累積存款增加到7372萬余元新臺幣（約合人民幣1580萬元）。

第五篇：官員財產公開背后的民意糾結

官員財產公開背后的民意糾結

□ 朱四倍

-據報道，湖南長沙天心區規劃局局長張力向記者公開財產，稱家里現有幾套住房、兩輛汽車以及數十萬元股票投入，個人存款3萬。此前，張力曾被冒名網上公示財產，隱性工資和巨額房產引發質疑。

一則《湖南省長沙市官員財產公示第一人》的帖子，讓張力公開了自己的財產。張力認為“此帖明為贊揚，實為惡意攻擊”，但是，在筆者看來，與其說是“惡意攻擊”，不如說是“惡作劇”或者是“惡搞”，更進一步說，帖子出籠的背后是民意的糾結，而官員本人最終公開財產，則是民意倒逼作用的顯現。

近來，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難以推進的困境中，不斷有公民開始公開自己的財產，以冀望為官員樹立榜樣。如湖南一位律師為了參選衡陽市某區人大代表，在紅網衡陽論壇上公示了自己的全部財產，引起了輿論關注。因此，筆者以為，官員財產公開被“惡搞”應放在整個社會環境中進行審視，而不應囿于一時一事。

事實上，“惡搞”官員財產公開的背后有民意的期待。看似玩笑之舉，卻有著深刻的社會誘因，這是我們不能不正視的。民眾何以“惡搞”官員財產公開而非其他公民？為什么要求官員財產公開而非其他群體？在筆者看來，離開了對這些問題的厘清，就有可能陷入南轅北轍的迷宮之中。

官員財產公開的一個重要功能是證明自身財產的合法性和消除公眾的不信任情緒。在民眾對政府官員的種種指責中，最激烈的莫過于政府官員利用職權謀取經濟利益的行為。民眾的這種指責有時走得更遠：他們對于那些只能領取較低薪金的政府官員的任何財產的增長——不管這種財產增長是正當的還是不正當的——表現出了普遍的不信任情緒。民眾的這種情緒無疑給政府提出了這樣一個難題：怎樣才能既維護政府官員的財產權利與財產增值權利，又能夠消除民眾相關的懷疑情緒呢？解決這個難題的出路只能是：必須找到一個辦法來證明政府官員財產增長的合法性、正當性。

財產申報恰好具有這種功能。本則新聞中，張力之所以最終公開財產無非就是為了消除信任危機和證明自身的清白，恰恰契合了財產公開的功能。

更何況，民眾要求官員財產公開有著天然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也正是在這點上，讓“惡搞”官員財產公開有了一定的意義。

首先，國家公務員的身份有別于普通人，他們既是普通公民，又是政府公職人員，申報財產的義務是針對他們作為國家公職人員身份的。

其次，公務員手中公共權力的廉潔性質要求公務員不管收入有多高，都必須申報自己的財產。

再次，現行國家公務員制度中的廉政監督機制力度不夠，建立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正是一種防患于未然的剛性措施。必須明確，財產申報制度可以促進政府公職人員的廉潔自律，符合社會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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