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論官員信息公開之財產公開制度的構建

淺論官員信息公開之財產公開制度的構建

注：部分內容為摘抄內容

內容摘要：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隨著《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出臺，我國政府信息公開的制度一直在不斷改善，但由于起步晚，實行經驗少，我國的政府信息公開尤其是政府官員的財產信息公開仍然存在很大問題，比如由此產生的腐敗問題，亟待解決。此者，財產申報、公示制度是反腐斗爭強有力的武器，我國應當借鑒世界部分國家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方面的做法，提出當前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的對策和實施步驟，實施“財產公開，高薪養(yǎng)廉”制度，強化捆綁和連帶責任制。本文針對信息公開的現(xiàn)實情況，討論關于政府官員財產信息公開制度的構建，來解決當前因為信息公開制度額不完善導致的腐敗問題。關鍵詞：財產公開 法律保障 反腐倡廉 高薪養(yǎng)廉 連帶責任

有關官員財產公開的話題討論，幾乎已經延展到所有應該到達的領域，經由不停刷新的公共事件接力推動，該項制度建立并實質性運作的迫切性已形成社會的普遍共識。但目前的問題可能在于，描繪性的語言所指向的政策方向足夠清晰，但落實到實際操作層面的制度推進卻一直呈現(xiàn)阻力重重的狀態(tài)。誠然，任何一項制度的切實推進，需要有配套措施和適宜的土壤。

官員財產的申報與公開，于公共討論而言，似已進入話題疲憊期。這些年來，有執(zhí)著于此的代表委員連續(xù)多年提交議案提案，也不斷收悉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從“條件尚不成熟”、“全面推行尚存一定困難”到“正在積極開展工作”，再到“適時向全國人大提出立法建議”、“已著手起草建議稿”。官員財產應當公開、也必須公開，其對廉政中國意義之重大無以復加，應然層面的闡釋“話已經說盡”，屢屢用描繪性語言指著的政策大方向也已足夠清晰，但實際操作角度的觀察和推進卻總是步履維艱。

盡管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官員財產申報制是反腐工作的最根本保障，但在我國，該項制度的推進始終長路漫漫：從1988年全國人大起草《國家行政工作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規(guī)定草案》，到1994年將《財產收入申報法》列入立法項目；從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區(qū)率先試點官員財產申報，到浙江慈溪浙江平湖四川高縣湖南瀏陽湖南湘鄉(xiāng)重慶市相繼跟進，各地對此嘗試雖多，結果卻都無疾而終。顯然，僅靠地方政府擺出“先行者”姿態(tài)顯然不夠，因為多年來，這項被稱為反腐“終端機”的制度之所以遲遲浮不出水面，根源就在于官員公開或不公開抵制。全國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過調查，發(fā)現(xiàn)97%的官員對財產申報持反對意見。站在這個角度，盡管南京與杭州今天“愿為天下先”，卻也難免令人擔心這又是“熱熱鬧鬧開場，悄無聲息了結”。

那么，如何才能預防官員財產申報流于形式？毋庸置疑，法律的跟進是該項制度能否走

完全程的關鍵。因為，財產申報既是防腐的有效手段，也是壓縮權力尋租空間的利器，必會遭致既得利益者抵觸。要打破僵局，就須從法律著手。目前，美日韓等國乃至中國香港地區(qū)，都把官員公布財產法定為入仕先決條件。溫家寶總理也早已明確，應對官員財產收入實行公開，指出“這件事情要做得真實而不走過場，就必須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并長期保持下去，使它收到真正的效果”。由此可見，有條件的地方政府先行試點官員財產申報固然不錯，但加快該項制度的立法進程更是刻不容緩，多拖延一日，就等于對腐敗又多放任一天。我國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將信息公開透明納入法治軌道,確立了“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的原則。2002年,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通過了《關于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的指導意見》。2002年國務院就開始著手起草我國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隨后,我國各地方政府紛紛頒布實施了地方性的政府信息公開立法。例如,我國第一部有關信息公開的地方立法《廣州市政府信息公開規(guī)定》,緊接著出臺的《上海市政府信息公開規(guī)定》等。到2007年4月國務院制定發(fā)布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當信息公開有法可依時，要執(zhí)行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其實并不難，我以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

針對我國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迫切需要官員財產公示這個有力武器。財產申報制度是有關財產申報、登記和公布的制度。該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隨后一直延續(xù)下來，被世界許多國家借鑒，成為極具約束力的反腐機制。反腐倡廉，將腐敗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創(chuàng)建一個不利于腐敗生長發(fā)育的土壤與環(huán)境，是保衛(wèi)改革開放三十年成果的需要、是永葆江山長治久安的需要、是科學發(fā)展和諧發(fā)展綠色發(fā)展的需要。

二、借鑒世界部分國家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方面的經驗

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對預防腐敗和輔助懲治腐敗有很大作用，已被很多國家和地區(qū)的實踐經驗所證明，并作為一項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被稱為“陽光法案”或“終端反腐”，許多國家已經建立了完備的制度。目前，全世界有97個國家和地區(qū)將“官員財產申報制”入法，其中既有發(fā)達國家，也有發(fā)展中國家。官員定期公示財產在公眾面前接受監(jiān)督質疑，包括上任時、卸任時公布財產的對比，對官員行為有很強的約束作用。國內權威報紙《法制日報》還專文介紹了韓國、日本、俄羅斯、烏克蘭四國財產公示制度。而俄羅斯總統(tǒng)2009年4月6日率先在政府網(wǎng)站上公布家庭財產與收入情況、總理普京及政府高官和議員的財產將在4月下旬陸續(xù)公布，以及不按該國2008年12月25日簽署的《反腐敗法》申報收入情況的公務員將被開除的消息，無疑又對我國的官員財產公示討論形成了強烈刺激。作為世界頭號發(fā)達國家的美國，早在1978年便開始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財產申報制度讓上至總統(tǒng)，下至普通官員都在宣誓就職的那天起記住，必須遵照

規(guī)定，如實填寫財產申報表格。他們填的表格也會由聯(lián)邦政府道德署收存，隨時接受公眾查詢和監(jiān)督。日后一旦出現(xiàn)拒不申報、謊報、漏報、無故拖延申報的現(xiàn)象，等著他們的輕則被處罰款，重則要吃官司、坐牢。韓國，兩任總統(tǒng)因此丟了官。在1981年全斗煥執(zhí)政時通過了包含公職人員財產登記政策的《公職人員倫理法》，并在以后幾任總統(tǒng)任期中不斷完善，結果諷刺性地使全斗煥、盧泰愚栽在這部法律的規(guī)定上。1993年金泳三任總統(tǒng)后修訂該法、強力推進公職人員財產公示制和金融實名制，懲治了大大小小五千多名貪贓枉法的政府官員。法國一名官員和自己的夫人一起做公車都成為丑聞，他的夫人沒有這個待遇。正因為對外國官員的嚴格紀律，監(jiān)督完善，對官員的職業(yè)期望不是太高；而中國就不一樣了，在孩提、小學生時代就有個愿望：長大后不是想當科學家、企業(yè)家、工程師，而是長大后當官！中國官員的特點是權力大責任小、紀律約束少！現(xiàn)在大學畢業(yè)生考國家公務員的國考數(shù)量已到了驚天動地的地步，也從一個方面反應了中國官員的權力和義務不成比例，收益和責任不大相稱。

三、相關的保障機制----高薪養(yǎng)廉制度

為實行官員家庭財產公示制度，必須要有相關的保障機制才能取得效果。分步實施“高薪養(yǎng)廉”的制度。對真正做到了家庭財產收入公開后的官員，實際經濟總收入必定會下降，少了一部分灰色收入。國家與政府要優(yōu)先補貼這部分官員，讓官員的總收入增加在明處。只要財產申報、公示的官員，他的總收入就得番一番或者是原來的3倍。例如一位處長的平均月收入是4000元，那公示那個月算起，就發(fā)給8000元/月。前提是，該官員申報的財產必須誠信、真實、信用。在崗時一旦哪年哪月哪天發(fā)現(xiàn)申報有問題，或有隱瞞的收入與財產未報，有腐敗現(xiàn)象的，就得受到相應的處理，并在經濟上全部扣除番番的收入。

目前反腐的現(xiàn)狀是：干部在某個崗位上的時間越長、離退休時間越近，就會發(fā)生干部越易變壞變腐的不良現(xiàn)象。因為存在“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現(xiàn)象。如果“財產公開，高薪養(yǎng)廉”配套實施后，就會徹底改變這種狀況，變?yōu)楦刹吭谀硞€崗位上當?shù)迷介L、離退休時間越近，干部就越能嚴以律己，否則幾年的“高薪”就會全功盡棄。其實這種“財產公開，高薪養(yǎng)廉”配套制度實施后，能把官員真正從金錢的泥坑解放出來，下班回家有更多的時間陪伴老婆孩子，不會過多的去所謂的“應酬”了，辦事自然就公正廉明了！因此實施“財產公開，高薪養(yǎng)廉”制度后，是件利國利民凈化空氣的大好事！

四、相應的配套制度---連帶責任

英國政治理論家阿克頓勛爵曾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敝泄仓醒朦h校教授、反腐學者林喆談反腐新動向時指出，一件腐敗案發(fā)生后，應該一直追究到用人制度和監(jiān)督制度。反腐敗本來就“兩點一線”，用人制

度、監(jiān)督制度，中間一條線是貫穿始終的民主制度，這才能達到廉政建設的目的。出了問題后，我們應該問一問，是誰提名的，是誰提拔的——很多人都是帶病在崗、帶病提拔的人員，說明我們用人制度出了問題。還要追究是誰監(jiān)督的，監(jiān)督不力就應該負連帶責任。我們這兩塊都沒有，誰提拔的不問，誰監(jiān)督的不問。監(jiān)督不力最后必然導致監(jiān)督本身的腐敗。

為此必須建立相應連帶責任的配套制度：

1、用人制度---組織部把關。中國有個怪現(xiàn)象，一筆錢用錯了，血本無歸了，要追查責任。一個干部用錯了，組織部門好象一點事都沒。過去革命戰(zhàn)爭年代要介紹一個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必須經過生與死的考驗，如果說這位新黨員成為了叛徒，入黨介紹人也要受牽連！以后組織部提拔和任用干部要與監(jiān)督責任聯(lián)系起來，如果誰提拔的干部出了問題，簽字責任人要降級處理，如有多個干部出問題，簽字責任人辭職。

2、監(jiān)督制度---紀委把關?，F(xiàn)在的紀委監(jiān)督是被動的，發(fā)生了舉報，而且要實名舉報才立項檢查。再多是一些大的項目招標由紀委的同志參加，難以發(fā)揮作用。現(xiàn)在我們要把紀委的工作由被動變主動，由紀委的每一個干部監(jiān)督落實到人，哪幾個具體的干部出了問題，某一個紀委干部就要負責，這樣工作就有主動了，可以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tài)，這種捆綁和連帶責任實施后定能起到好的效果。

3、民主制度---黨務和政務公開。讓會議的全過程、每一位委員的發(fā)言，直到最后的表決、就象全國的兩會那樣，全部公開，包括群眾推薦民意票也要公開，徹底實行陽光決策！民主制度中也包括群眾監(jiān)督和媒體監(jiān)督二方面的內容。

4、官員的評價制度。定義一個官員在任期間的好壞，有二個標準：首先看政績，同時看廉政。二者皆好才可用才可提！不能一手軟一手硬！總之，我們不能認為先發(fā)展經濟，再抓反腐倡廉；必須把發(fā)展經濟與反腐倡廉同步抓起來，首先在廣東等地區(qū)推進“財產公開，分步實施，高薪養(yǎng)廉，連帶責任”的制度，使其成為全國反腐的一面旗幟。

第二篇：淺論官員信息公開之財產公開制度的構建

淺論官員信息公開之財產公開制度的構建

注：部分內容為摘抄內容

內容摘要：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隨著《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出臺，我國政府信息公開的制度一直在不斷改善，但由于起步晚，實行經驗少，我國的政府信息公開尤其是政府官員的財產信息公開仍然存在很大問題，比如由此產生的腐敗問題，亟待解決。此者，財產申報、公示制度是反腐斗爭強有力的武器，我國應當借鑒世界部分國家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方面的做法，提出當前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的對策和實施步驟，實施“財產公開，高薪養(yǎng)廉”制度，強化捆綁和連帶責任制。本文針對信息公開的現(xiàn)實情況，討論關于政府官員財產信息公開制度的構建，來解決當前因為信息公開制度額不完善導致的腐敗問題。關鍵詞：財產公開 法律保障 反腐倡廉 高薪養(yǎng)廉 連帶責任

有關官員財產公開的話題討論，幾乎已經延展到所有應該到達的領域，經由不停刷新的公共事件接力推動，該項制度建立并實質性運作的迫切性已形成社會的普遍共識。但目前的問題可能在于，描繪性的語言所指向的政策方向足夠清晰，但落實到實際操作層面的制度推進卻一直呈現(xiàn)阻力重重的狀態(tài)。誠然，任何一項制度的切實推進，需要有配套措施和適宜的土壤。

官員財產的申報與公開，于公共討論而言，似已進入話題疲憊期。這些年來，有執(zhí)著于此的代表委員連續(xù)多年提交議案提案，也不斷收悉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從“條件尚不成熟”、“全面推行尚存一定困難”到“正在積極開展工作”，再到“適時向全國人大提出立法建議”、“已著手起草建議稿”。官員財產應當公開、也必須公開，其對廉政中國意義之重大無以復加，應然層面的闡釋“話已經說盡”，屢屢用描繪性語言指著的政策大方向也已足夠清晰，但實際操作角度的觀察和推進卻總是步履維艱。

盡管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官員財產申報制是反腐工作的最根本保障，但在我國，該項制度的推進始終長路漫漫：從1988年全國人大起草《國家行政工作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規(guī)定草案》，到1994年將《財產收入申報法》列入立法項目；從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區(qū)率先試點官員財產申報，到浙江慈溪浙江平湖四川高縣湖南瀏陽湖南湘鄉(xiāng)重慶市相繼跟進，各地對此嘗試雖多，結果卻都無疾而終。顯然，僅靠地方政府擺出“先行者”姿態(tài)顯然不夠，因為多年來，這項被稱為反腐“終端機”的制度之所以遲遲浮不出水面，根源就在于官員公開或不公開抵制。全國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過調查，發(fā)現(xiàn)97%的官員對財產申報持反對意見。站在這個角度，盡管南京與杭州今天“愿為天下先”，卻也難免令人擔心這又是“熱熱鬧鬧開場，悄無聲息了結”。

那么，如何才能預防官員財產申報流于形式？毋庸置疑，法律的跟進是該項制度能否走完全程的關鍵。因為，財產申報既是防腐的有效手段，也是壓縮權力尋租空間的利器，必會遭致既得利益者抵觸。要打破僵局，就須從法律著手。目前，美日韓等國乃至中國香港地區(qū)，都把官員公布財產法定為入仕先決條件。溫家寶總理也早已明確，應對官員財產收入實行公開，指出“這件事情要做得真實而不走過場，就必須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并長期保持下去，使它收到真正的效果”。由此可見，有條件的地方政府先行試點官員財產申報固然不錯，但加快該項制度的立法進程更是刻不容緩，多拖延一日，就等于對腐敗又多放任一天。我國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將信息公開透明納入法治軌道,確立了“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的原則。2002年,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通過了《關于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的指導意見》。2002年國務院就開始著手起草我國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隨后,我國各地方政府紛紛頒布實施了地方性的政府信息公開立法。例如,我國第一部有關信息公開的地方立法《廣州市政府信息公開規(guī)定》,緊接著出臺的《上海市政府信息公開規(guī)定》等。到2007年4月國務院制定發(fā)布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當信息公開有法可依時，要執(zhí)行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其實并不難，我以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

針對我國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迫切需要官員財產公示這個有力武器。財產申報制度是有關財產申報、登記和公布的制度。該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隨后一直延續(xù)下來，被世界許多國家借鑒，成為極具約束力的反腐機制。反腐倡廉，將腐敗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創(chuàng)建一個不利于腐敗生長發(fā)育的土壤與環(huán)境，是保衛(wèi)改革開放三十年成果的需要、是永葆江山長治久安的需要、是科學發(fā)展和諧發(fā)展綠色發(fā)展的需要。

二、借鑒世界部分國家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方面的經驗

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對預防腐敗和輔助懲治腐敗有很大作用，已被很多國家和地區(qū)的實踐經驗所證明，并作為一項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被稱為“陽光法案”或“終端反腐”，許多國家已經建立了完備的制度。目前，全世界有97個國家和地區(qū)將“官員財產申報制”入法，其中既有發(fā)達國家，也有發(fā)展中國家。官員定期公示財產在公眾面前接受監(jiān)督質疑，包括上任時、卸任時公布財產的對比，對官員行為有很強的約束作用。國內權威報紙《法制日報》還專文介紹了韓國、日本、俄羅斯、烏克蘭四國財產公示制度。而俄羅斯總統(tǒng)2009年4月6日率先在政府網(wǎng)站上公布家庭財產與收入情況、總理普京及政府高官和議員的財產將在4月下旬陸續(xù)公布，以及不按該國2008年12月25日簽署的《反腐敗法》申報收入情況的公務員將被開除的消息，無疑又對我國的官員財產公示討論形成了強烈刺激。作為世界頭號發(fā)達國家的美國，早在1978年便開始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財產申報制度讓上至總統(tǒng)，下至普通官員都在宣誓就職的那天起記住，必須遵照規(guī)定，如實填寫財產申報表格。他們填的表格也會由聯(lián)邦政府道德署收存，隨時接受公眾查詢和監(jiān)督。日后一旦出現(xiàn)拒不申報、謊報、漏報、無故拖延申報的現(xiàn)象，等著他們的輕則被處罰款，重則要吃官司、坐牢。韓國，兩任總統(tǒng)因此丟了官。在1981年全斗煥執(zhí)政時通過了包含公職人員財產登記政策的《公職人員倫理法》，并在以后幾任總統(tǒng)任期中不斷完善，結果諷刺性地使全斗煥、盧泰愚栽在這部法律的規(guī)定上。1993年金泳三任總統(tǒng)后修訂該法、強力推進公職人員財產公示制和金融實名制，懲治了大大小小五千多名貪贓枉法的政府官員。法國一名官員和自己的夫人一起做公車都成為丑聞，他的夫人沒有這個待遇。正因為對外國官員的嚴格紀律，監(jiān)督完善，對官員的職業(yè)期望不是太高；而中國就不一樣了，在孩提、小學生時代就有個愿望：長大后不是想當科學家、企業(yè)家、工程師，而是長大后當官！中國官員的特點是權力大責任小、紀律約束少！現(xiàn)在大學畢業(yè)生考國家公務員的國考數(shù)量已到了驚天動地的地步，也從一個方面反應了中國官員的權力和義務不成比例，收益和責任不大相稱。

三、相關的保障機制----高薪養(yǎng)廉制度

為實行官員家庭財產公示制度，必須要有相關的保障機制才能取得效果。分步實施“高薪養(yǎng)廉”的制度。對真正做到了家庭財產收入公開后的官員，實際經濟總收入必定會下降，少了一部分灰色收入。國家與政府要優(yōu)先補貼這部分官員，讓官員的總收入增加在明處。只要財產申報、公示的官員，他的總收入就得番一番或者是原來的3倍。例如一位處長的平均月收入是4000元，那公示那個月算起，就發(fā)給8000元/月。前提是，該官員申報的財產必須誠信、真實、信用。在崗時一旦哪年哪月哪天發(fā)現(xiàn)申報有問題，或有隱瞞的收入與財產未報，有腐敗現(xiàn)象的，就得受到相應的處理，并在經濟上全部扣除番番的收入。

目前反腐的現(xiàn)狀是：干部在某個崗位上的時間越長、離退休時間越近，就會發(fā)生干部越易變壞變腐的不良現(xiàn)象。因為存在“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現(xiàn)象。如果“財產公開，高薪養(yǎng)廉”配套實施后，就會徹底改變這種狀況，變?yōu)楦刹吭谀硞€崗位上當?shù)迷介L、離退休時間越近，干部就越能嚴以律己，否則幾年的“高薪”就會全功盡棄。其實這種“財產公開，高薪養(yǎng)廉”配套制度實施后，能把官員真正從金錢的泥坑解放出來，下班回家有更多的時間陪伴老婆孩子，不會過多的去所謂的“應酬”了，辦事自然就公正廉明了！因此實施“財產公開，高薪養(yǎng)廉”制度后，是件利國利民凈化空氣的大好事！

四、相應的配套制度---連帶責任

英國政治理論家阿克頓勛爵曾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反腐學者林喆談反腐新動向時指出，一件腐敗案發(fā)生后，應該一直追究到用人制度和監(jiān)督制度。反腐敗本來就“兩點一線”，用人制度、監(jiān)督制度，中間一條線是貫穿始終的民主制度，這才能達到廉政建設的目的。出了問題后，我們應該問一問，是誰提名的，是誰提拔的——很多人都是帶病在崗、帶病提拔的人員，說明我們用人制度出了問題。還要追究是誰監(jiān)督的，監(jiān)督不力就應該負連帶責任。我們這兩塊都沒有，誰提拔的不問，誰監(jiān)督的不問。監(jiān)督不力最后必然導致監(jiān)督本身的腐敗。

為此必須建立相應連帶責任的配套制度：

1、用人制度---組織部把關。中國有個怪現(xiàn)象，一筆錢用錯了，血本無歸了，要追查責任。一個干部用錯了，組織部門好象一點事都沒。過去革命戰(zhàn)爭年代要介紹一個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必須經過生與死的考驗，如果說這位新黨員成為了叛徒，入黨介紹人也要受牽連！以后組織部提拔和任用干部要與監(jiān)督責任聯(lián)系起來，如果誰提拔的干部出了問題，簽字責任人要降級處理，如有多個干部出問題，簽字責任人辭職。

2、監(jiān)督制度---紀委把關?，F(xiàn)在的紀委監(jiān)督是被動的，發(fā)生了舉報，而且要實名舉報才立項檢查。再多是一些大的項目招標由紀委的同志參加，難以發(fā)揮作用。現(xiàn)在我們要把紀委的工作由被動變主動，由紀委的每一個干部監(jiān)督落實到人，哪幾個具體的干部出了問題，某一個紀委干部就要負責，這樣工作就有主動了，可以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tài)，這種捆綁和連帶責任實施后定能起到好的效果。

3、民主制度---黨務和政務公開。讓會議的全過程、每一位委員的發(fā)言，直到最后的表決、就象全國的兩會那樣，全部公開，包括群眾推薦民意票也要公開，徹底實行陽光決策！民主制度中也包括群眾監(jiān)督和媒體監(jiān)督二方面的內容。

4、官員的評價制度。定義一個官員在任期間的好壞，有二個標準：首先看政績，同時看廉政。二者皆好才可用才可提！不能一手軟一手硬！總之，我們不能認為先發(fā)展經濟，再抓反腐倡廉；必須把發(fā)展經濟與反腐倡廉同步抓起來，首先在廣東等地區(qū)推進“財產公開，分步實施，高薪養(yǎng)廉，連帶責任”的制度，使其成為全國反腐的一面旗幟。

第三篇：官員財產公開的阻力在哪里

官員財產公開的阻力在哪里？

2011-02-26 08:28:31 《新京報》2月25日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昨日發(fā)布《法治藍皮書：中國法治發(fā)展報告（2011）》。法學所法治國情調研組去年以公眾和公職人員為對象，就公職人員財產監(jiān)督進行了調研。調查對象涉及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多個省市，調研組共向公職人員發(fā)放問卷1300份，向公眾發(fā)放問卷1350份，分別收回有效問卷1137份、1138份。

公職人員問卷的被調查者中，行政級別為省部級的有14人、地廳及司局級23人、縣處級226人、科級471人、科級以下379人。其本人所在單位級別為省部級的有248人，地廳及司局級208人、縣處級301人、科級329人。

被調查公眾中，高達81.4%的人認為公職人員應當公開其財產狀況，從學歷和就業(yè)狀況來看，從小學學歷到博士學歷者、從學生到離退休者，均普遍認同公開公職人員的財產。

不僅普通公眾對公職人員財產公開已達成共識，即便是被調查的公職人員，亦普遍認可財產公開。

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公職人員中，有70%的被調查者認為應當公開公職人員的財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亦有21.1%的人認為不應當公開。

在不同行政級別的認同者中，省部級和司局級公職人員比例最高，超過80%認為應當公開財產，而科級以下的認可度最低，只有64.4%的人認可。

調研組分析，級別較高的被調查者對此的認同度更高些，可能與近年來在縣處級以上干部中推行報告相關事項的制度使得眾多公職人員特別是較高級別的公職人員逐步接受了對其財產實行監(jiān)督的做法有關系。

幾乎每年“兩會”期間，有關官員財產公開的話題都會被熱炒一陣，過后又悄無聲息，沒有形成相關的法律共識。去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曾對外回應這個話題，“至于今后是否會上升為法律，這方面我們正在進行研究?！?/p>

此前，全國政協(xié)委員、四川省監(jiān)察廳副廳長趙振銑也透露說，中央對何時推出官員財產公開的態(tài)度是“目前時機還不成熟”。趙振銑認為，在反腐倡廉、社會監(jiān)督等制度還沒建成的情況下，盲目推出官員財產公開制度，不僅難以達到初衷，而且將會對其結果難以處理、造成混亂。（《新京報》2010年3月10日）這些年，無論民間還是學界，要求出臺官員公開財產的呼聲一直很高。2008年“兩會”期間，一項網(wǎng)上調查顯示，對于反腐倡廉工作，90.1%的人認為有必要實行領導干部財產公示制度。2009年“兩會”前夕，國家統(tǒng)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化學工業(yè)部原部長秦仲達等50多名離休高官和學者等，還在呼吁盡快制定《縣處級以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布法》，然而，這樣官民同聲的呼喊，始終得不到權威的回應。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在制約阻礙官員財產公開？

官員財產公開制度被稱為“陽光法案”，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被證實為行之有效而且已經日趨成熟。新中國成立60多年了，中共執(zhí)政也有60多年了，官員財產公開的時機為何還不成熟？早在《公務員法》（草案）審議之際，有識之士紛紛建言，《公務員法》（草案）應規(guī)定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以利于實現(xiàn)該法促進廉政的立法目的。但讓人大失所望的是，《公務員法》最終只字未提官員財產公開。

早在1987年11月17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的王漢斌，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就指出：“ 一些國家規(guī)定公務員應當申報財產收入，我國對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建立申報財產制度問題，需在其他有關法律中研究解決?！币换?0多年過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仍然還在研究中。這期間，大大小小的官員換了一茬又一茬，在人們的沉默中，官員擁有的財富早己呈爆炸性的在增長！

看來要出臺一項革自己命的制度會遭遇重重的阻力，只是老百姓永遠也搞不懂阻力在哪里？如果上上下下都默認悶聲發(fā)財彼此相安無事，天下太平，豈不正是和諧社會的最高境界嗎？

第四篇：公開官員財產,各有各的菜

公開官員財產，各有各的菜

1998年至今,澳門官員的財產公開制度是光申報不公開。歐文龍案發(fā)后，澳門廉政公署決定，在今年上半年，將官員家產攤在陽光下。屆時，港澳臺三地都將實現(xiàn)各具特色的官員財產公開化。

一個多月前，澳門廉政公署剛搬至本島最南端的一幢寫字樓內，16樓是廉署財產申報中心，17樓是廉署總部。上下電梯里，進出的有學院、律所、醫(yī)療中心的職員，他們都是它的鄰居。

廉政公署財產申報中心是保存澳門大小官員財產資料的兩個機構之一。但此時要想查看這些資料，只能無功而返。工作人員稱，澳門官員的財產申報不接受公眾的查閱。

不過，澳門正在修改財產申報法律。3月6日，澳門立法會議員、廉政公署紀律監(jiān)察委員會委員關翠杏告訴《南都周刊》記者，如果不出意外，兩個多月后，澳門副局級以上官員的財產資料將公開在陽光下。

從申報到公開

關翠杏在澳門回歸前就已擔任議員，是澳門最早一批申報財產的人之一。她提交財產資料的地方，是澳門終審法院辦事處。

根據(jù)9年前通過的一部法律，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司法官、行政會成員等“政治職位據(jù)位人”，在履新后90天內，要提交財產資料。當他們續(xù)任或離職時，也必須在90天內提交一份新的資料。

而澳門的公職人員，即使是臨時委任或合同聘用，都須到澳門廉政公署提交。申報完后，如果狀況沒變化，則可等到5年后。

比照臺灣每年申報和香港每年或每兩年申報的規(guī)定，澳門5年申報一次的頻率更為寬松。但澳門申報適用范圍最廣泛，涉及所有公職人員。

不過，有一點沒有疑問：無論臺灣、香港還是澳門，財產申報制度對高級官員要求更為嚴厲，而且直接延伸至他們的家庭成員。

根據(jù)澳門法律，不只是官員或議員本人，他們的妻子或丈夫都有申報義務，若不配合可被判兩年徒刑或罰金。

2003年申報財產時，關翠杏填寫了三部分的內容。第一部分是她和丈夫身份資料，以及她本人的薪俸點或月報酬。第二部分注明他們的資產、收益、負債等，在外兼任的有酬職位或活動，也需要填報。

在申報書的第三部分，她需要填寫清楚，在過去兩年因擔任公共職位而獲得的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利益或優(yōu)惠。申報的財產不限于澳門本地，假如她在廣州或香港也有房子或公司，也需要照實填寫。

澳門官員財產申報始于1998年，晚于臺灣、香港。澳門回歸后，澳督時代的財產申報制度得以延續(xù)。2003年，澳門對財產申報法律進行了部分修改，1萬多名澳門公職人員重新提交他們的財產資料。

不過，澳門的官員財產申報并未像臺灣、香港那樣，從申報伊始就走向公開。

申報結束后，大小官員的財產資料被要求嚴格保密，它們被裝入信封，蓋好公章，申報人簽名確認后，放置在廉政公署或終審法院對外隔絕的小房子里，公眾不能隨便查閱。

關翠杏解釋說，考慮到尊重個人隱私，不是每個人都能去查閱，即便看守文件的人也不能獨自進到存放資料的房間。

他人調取官員財產資料只會出現(xiàn)在某些極端情況，比如司法官、廉政專員或警局需要對當事人展開刑事調查。

“申報的內容完全不公開，究竟是真是假，外人無從知曉?！标P翠杏稱。

官員填報財產卻不公開，這種做法堵住了以身犯法者的門，又給他們留出了一扇窗，其弊端在被稱為澳門“世紀貪腐案”的歐文龍案中集中展現(xiàn)出來。

歐文龍兩度出任澳門特區(qū)政府運輸工務司司長，2006年底涉嫌巨額貪污案被拘捕。后來的審判表明，歐文龍?zhí)顖罅颂摷俚呢敭a聲明，他肆意收取回扣，其夫婦資產聚斂至8.5億澳元，是兩人法定收入的61倍。

案發(fā)前，公眾無從發(fā)現(xiàn)歐文龍涉貪的端倪，因為他們無權查看歐文龍的財產資料。

歐文龍案引發(fā)了澳門民間公開主要官員財產的呼聲，“政府怎樣成為一個清廉的政府？從這個角度出發(fā)，必須要完善我們的法律。”關翠杏說。

對于民間訴求，澳門官方主動回應。歐文龍案塵埃落定后不久，澳門廉政公署即開始對財產申報法律展開檢討和修訂，醞釀將主要官員的財產公開化。

公與私

現(xiàn)任廉政專員馮文莊系法官出身，2009年11月獲任現(xiàn)職。澳門廉政公署一方面收集公職人員的意見，另一方面參考香港、新加坡等地同類立法，完成了法律修改草案的建議文本。

去年12月，修改草案在澳門特區(qū)立法會獲一般性通過后，于今年2月送至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進行討論，廉政專員馮文莊作為政府代表列席了討論。

關翠杏擔任該常設委員會主席。她對《南都周刊》記者表示，除副局以上官員需公開財產外，常設委員會與政府取得一個重要共識，行政會委員、立法會議員及司法官均列入為公開財產部分的主體。

“簡單來說，以前官員財產資料不公開查閱。這次法律的修改，主要焦點是能夠公開查閱，它包含兩方面：第一，什么人應該公開？不是所有的公務員都公開，這一點必須清楚。第二，就是怎么樣公開？”關翠杏稱。

沒有人質疑，副局以上官員必須公開他們的財產。問題是，在上述官員之外，還得增加一些人。

在討論過程中，一個較大的爭議是：澳門數(shù)十位法官、檢察官是否需要公開財產？“有人認為要保證司法獨立，不該把司法官員包含進去。但由于澳門司法判案是獨立的，特別是當發(fā)生爭議時，法官的司法權力就是最終的決定權。在這種情況下，司法官員到底有沒有跟某些公司、某些團體發(fā)生利益關系？所以他們也應該受社會的監(jiān)管?！标P翠杏說。

最終，立法會和政府達成共識，司法官都應該公開財產，公眾知情權戰(zhàn)勝了司法官的財產隱私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對《南都周刊》記者表達了他的憂慮。這位法官贊成公開財產，但澳門地方很小，作出判決時就可能結下了仇家。如果把財產資料公開，甚至公開住宅的地址，要是有人尋仇，他們尤其是家人的安全如何保障？

放眼香港，由于公開財產時公開了居住地址，香港特首曾蔭權、特首候選人唐英年的住宅外有無數(shù)的跟拍者，這更增加了這位法官的疑慮。

罪與罰

這種擔心有一定的理由。在確定了哪些官員必須公開財產之后，如何平衡公眾利益與官員財產隱私權？

馮文莊對比各地財產公開制度之后，提出澳門的平衡之道：官員在填寫不動產時，無須寫明詳細地址。

關翠杏稱其為“溫和地公開”。在她看來，要公開的只是財產信息最主要部分，比如有哪些不動產，跟哪個公司有關系，但不動產的詳細資料，銀行有多少存款，這些都不用公開。

與澳門相比，臺灣和香港公開官員財產的做法要早十多年，其中最陽光的要數(shù)臺灣。1993年，臺灣制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時，確定了強制申報、強制公開等原則。

2010年5月，臺灣“監(jiān)察院”把原有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專刊”改名為“廉政?？保吭轮辽侔l(fā)行一期。本刊記者曾到訪臺灣“立法院”，在一樓媒體接待室，每個記者都可以查到馬英九等人的財產資料。

與臺灣相比，香港的財產公開遜色得多?！赌隙贾芸酚浾咭詡€人身份試圖查詢入境事務處主要官員的個人利益登記，但輾轉聯(lián)系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和入境事務處，幾經溝通，發(fā)稿前仍未獲回復。

對于違反財產申報義務的行為，澳門規(guī)定了明確的制裁措施，小至扣薪，大至入罪。

根據(jù)澳門法律規(guī)定，官員若在申報書上虛報財產資料，將視作虛假陳述或聲明，處最高3年的徒刑或罰金，此外還可能被禁止10年內擔任公職。若財產來源不明，最高可判處3年徒刑。

2008年，歐文龍被定罪時，數(shù)十項罪名中就包括財產申報不正確罪、財產來源不明罪。數(shù)罪并罰，終審法院裁定歐文龍入獄二十八年半。此外，歐文龍的2億多澳元財產因不能合理解釋來源，被依法充公。

對于逾期申報、申報不實或故意隱匿財產，臺灣的制裁措施主要是罰款。

上周，臺灣“法務部廉政署”在官網(wǎng)公布了2011違反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處罰名單，共有139位官員上榜，最高一位罰金多達380萬元新臺幣，受罰者是名叫陳信安的官員，受罰緣由是故意隱匿財產。

同時公布的，還有最新的臺灣官員財產情況。馬英九夫婦仍是“儲蓄王”，累積存款增加到7372萬余元新臺幣（約合人民幣1580萬元）。

第五篇：官員財產公開背后的民意糾結

官員財產公開背后的民意糾結

□ 朱四倍

-據(jù)報道，湖南長沙天心區(qū)規(guī)劃局局長張力向記者公開財產，稱家里現(xiàn)有幾套住房、兩輛汽車以及數(shù)十萬元股票投入，個人存款3萬。此前，張力曾被冒名網(wǎng)上公示財產，隱性工資和巨額房產引發(fā)質疑。

一則《湖南省長沙市官員財產公示第一人》的帖子，讓張力公開了自己的財產。張力認為“此帖明為贊揚，實為惡意攻擊”，但是，在筆者看來，與其說是“惡意攻擊”，不如說是“惡作劇”或者是“惡搞”，更進一步說，帖子出籠的背后是民意的糾結，而官員本人最終公開財產，則是民意倒逼作用的顯現(xiàn)。

近來，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難以推進的困境中，不斷有公民開始公開自己的財產，以冀望為官員樹立榜樣。如湖南一位律師為了參選衡陽市某區(qū)人大代表，在紅網(wǎng)衡陽論壇上公示了自己的全部財產，引起了輿論關注。因此，筆者以為，官員財產公開被“惡搞”應放在整個社會環(huán)境中進行審視，而不應囿于一時一事。

事實上，“惡搞”官員財產公開的背后有民意的期待?？此仆嫘χe，卻有著深刻的社會誘因，這是我們不能不正視的。民眾何以“惡搞”官員財產公開而非其他公民？為什么要求官員財產公開而非其他群體？在筆者看來，離開了對這些問題的厘清，就有可能陷入南轅北轍的迷宮之中。

官員財產公開的一個重要功能是證明自身財產的合法性和消除公眾的不信任情緒。在民眾對政府官員的種種指責中，最激烈的莫過于政府官員利用職權謀取經濟利益的行為。民眾的這種指責有時走得更遠：他們對于那些只能領取較低薪金的政府官員的任何財產的增長——不管這種財產增長是正當?shù)倪€是不正當?shù)摹憩F(xiàn)出了普遍的不信任情緒。民眾的這種情緒無疑給政府提出了這樣一個難題：怎樣才能既維護政府官員的財產權利與財產增值權利，又能夠消除民眾相關的懷疑情緒呢？解決這個難題的出路只能是：必須找到一個辦法來證明政府官員財產增長的合法性、正當性。

財產申報恰好具有這種功能。本則新聞中，張力之所以最終公開財產無非就是為了消除信任危機和證明自身的清白，恰恰契合了財產公開的功能。

更何況，民眾要求官員財產公開有著天然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也正是在這點上，讓“惡搞”官員財產公開有了一定的意義。

首先，國家公務員的身份有別于普通人，他們既是普通公民，又是政府公職人員，申報財產的義務是針對他們作為國家公職人員身份的。

其次，公務員手中公共權力的廉潔性質要求公務員不管收入有多高，都必須申報自己的財產。

再次，現(xiàn)行國家公務員制度中的廉政監(jiān)督機制力度不夠，建立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正是一種防患于未然的剛性措施。必須明確，財產申報制度可以促進政府公職人員的廉潔自律，符合社會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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