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官員財產公開：要“試驗”更要“決斷”

官員財產公開：要“試驗”更要“決斷”

阿勒泰只是一個起點和信號，值得鼓勵，值得作為具體的制度實踐理性加以積累，但卻并非最為關鍵。以腐敗對現存政體的實質威脅而言，從“試驗”到“決斷”的理性躍遷，方能顯示執政者制度反腐的決心和行動的力量。

作者：王錫鋅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市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要點：

“從官員職業倫理看，擔任公共職務的官員，在政治理論上都被認為是人民的代理人。邏輯上，作為“主人”的人民自然有權要求代理人為民眾謀公益。財產公開正是檢驗官員是否符合這一倫理的應有之義。

從目前的社會公眾心理期待層面來看，通過完善包括財產申報立法等制度建設，整治滋生腐敗的“制度生態環境”，正在成為社會公眾的共識。

在財產申報制度的立法時機問題上，我們首先需要有“政治決斷”，即要不要建官員財產公開申報制度。不應被立法時機和執法可能遭遇的挑戰拖住后腿。”

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討論已有時日。然而這一制度的最早嘗試，卻首先在西北邊陲的阿勒泰地區悄悄出場。2008年5月，一份《關于縣(處)級領導干部財產申報的規定(試行)》在新疆阿勒泰出爐。

從文本角度看，這一規定有許多重要的創新，比如將“收入申報”擴大為“財產申報”，并結合多年的紀檢反腐經驗，列舉了相對詳盡的申報項目清單，對申報內容進行有限公開，受理部門和審查部門分開，通過申報后的公開制度和審查中的公眾參與制度將“公眾”引入反腐體系，等等。

討論多年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終于有了一塊制度試驗田，這不僅讓人們對制度的運行產生期待，而且也再次將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推向公共討論的風口浪尖。

從官員職業倫理看，應該公開財產

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必要性，來自于公共官員的職業倫理和現代社會中民眾的知情權。

從官員職業倫理看，擔任公共職務的官員，在政治理論上都被認為是人民的代理人。邏輯上，作為“主人”的人民自然有權要求代理人為民眾謀公益，而不是為自己謀私利。財產公開正是檢驗官員是否符合這一倫理的應有之義。從知情權角度看，官員財產公開的背后，是民眾對公共權力運行進行有效監督的一個路徑。正因為此，在當代社會，要求官員公開申報財產已經成為一個普遍性的制度事實。

官員財產公開申報制度的基本要素，是要求官員向特定部門申報家庭所有財產和收入，并在一定范圍內公開官員財產申報資料。其核心機制在于通過官員財產的申報，獲取并公開官員財產的信息。申報和公開這兩個核心機制，從功能上看，可以在“終端”意義上使權力濫用和腐敗行徑更容易露出“馬腳”，也便于公眾對腐敗行徑進行更有效的監督。

財產申報制度作為反腐敗的重要舉措，在許多國家都已經建立起來，并被證明是有效預防腐敗的一項基本制度。財產申報制具有現實可行性

在制度反腐中，要強調財產申報制度先行。

首先，這是因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核心在功能上具有很強的“終端反腐”作用。這一點已經為許多國家的制度實踐所證實。這項制度可借助政治和行政系統自身的機制和能力并引入公眾參與，完成系統自凈化。

其次，這一制度在現有的體制框架下具有現實可行性。在當前，執政黨具有進行改革和社會動員的最大能力，且這種能力在獲得群眾支持時將發揮至最大。從目前的社會公眾心理期待層面來看，通過完善包括財產申報立法等制度建設，整治滋生腐敗的“制度生態環境”，正在成為社會公眾的共識。

這種社會共識可以成為執政黨做出政治決斷最重要的資源。如果制度設計得當，政治保障有力，其效果將是非常明顯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應該作為反腐制度體系的“先行制度”在國家立法上首先實現。

最后，制度反腐需要一系列制度建設，而官員財產申報正是一項統率性的關鍵性的制度，可以帶動其他制度的逐步到位，這就是制度建設的“連鎖效應”。例如，一旦財產申報制度得以建立，就將進一步推進財產實名登記制度的落實。因此，有必要從“制度反腐”的高度，及時啟動包括財產申報在內的具體制度建設。

圍繞官員“財產申報”和“信息公開”兩個核心建立財產申報制度，是民心所向、實踐所需。

建立財產申報制，需要“政治決斷” 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立法及制度建設，一直步履蹣跚。

早在1994年，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將財產申報法正式列入立法規劃，但未能實際進入立法程序。1995年4月，中央發布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但這一規定對財產申報的范圍和力度要求都顯得有些“溫柔”：一是只要求申報收入，并未要求申報所有財產；二是向組織人事部門申報，申報信息不對社會公開。

2005年，在公務員法的制定過程中，對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予以規范的建議最終也未被采納。今年初，面對社會各界要求盡快制定關于財產申報制度立法的吁求，相關部門的回應是，“目前制定這一法律的時機尚不成熟”，認為財產申報立法面臨一些基本的障礙，如登記實名制未推行、技術手段尚不成熟、公開與隱私界限不清等。

的確，建立財產申報制度，我們還面臨一系列挑戰，例如相關制度的配套、執行成本，甚至人為的抵制等因素。但是，面對公共權力的回應性倫理、公民知情權的需求、反腐敗嚴峻形勢的挑戰，必須盡快推進制度反腐，這已經成為一個緊迫的公共需求。

在這種情況下，財產申報制度立法不宜久拖，其可以成為推進制度反腐的突破口。一系列腐敗個案表明，財產申報和公開制度的缺失，不僅增加了查處腐敗的難度和成本，而且容易誘發腐敗分子的僥幸心理。從預防和懲治腐敗的實踐要求看，推進包括財產申報在內的制度建設，必須當機立斷。

應當強調，在財產申報制度的立法時機問題上，我們首先需要有“政治決斷”，即要不要建官員財產公開申報制度。不應被立法時機和執法可能遭遇的挑戰拖住后腿。上行才能下效，在此意義上，中央的“決斷”在立法上的具體體現，顯然比十個、百個阿勒泰“試驗”重要得多。

這里需要區分“決斷”和“立法”的差異。“決斷”是主權者或其代表對涉及政體生存的根本性問題的判斷與決定，是原則性、方向性和總體性的；“立法”則是在“決斷”之后的制度技術上的落實，需要更多的實踐理性———包括阿勒泰經驗———的支持與補充。

阿勒泰只是一個起點和信號，值得鼓勵，值得作為具體的制度實踐理性加以積累，但卻并非最為關鍵。以腐敗對現存政體的實質威脅而言，從“試驗”到“決斷”的理性躍遷，更能顯示執政者制度反腐的決心和行動的力量。

有充分的理由給予阿勒泰試驗掌聲

阿勒泰試驗僅僅是一個開始。

對“秘密申報”項目的處理結果、經驗，以及對該項目“去秘密化”的范圍與節奏仍然值得期待。申報公開是該制度的“命門”所在。如果我們仔細閱讀《規定》相關條文，就會發現該制度的實踐效果存在一個可估算的區間———最小值接近于原初的“收入申報”，從目前公布的申報結果中新增申報項目的“零申報”紀錄來看，如不做制度配套強化與改進，其實踐值就會無限接近于“收入申報”從而實質上抵消了該制度的創新意義；最大值接近于一種非常理想的“無腐”狀態，因為財產的陽光化將大大加速政治與行政系統凈化的速度，“腐敗”將被該系統自動驅逐與淘汰。

最小值顯然是制度設計者和社會公眾不愿意看到的，沒有誰愿意走回老路，最大值是最理想的，但取決于兩個基本條件的滿足與強化：一是除最低限度的官員作為公民的合法財產保護需求之外，“公開申報”與“申報結果公開”應成為基本原則，“秘密申報”應成為例外；二是審查程序的正式化和民主性，由于缺乏普遍化的調查能力以及公眾在社會監督中的特殊優勢，審查程序應正式引入公眾參與。

阿勒泰試驗中光照強度不夠的問題，一個原因是顧慮官員作為“公民”所享有的財產權受到侵害。《規定》直接援引了《憲法》的公民財產權條款。但是必須指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法理依據，首先恰恰是針對其“官員”身份，而非普通公民身份。官員所承擔的財產公開之義務，來自其作為公職人員的內在倫理要求。在官員財產申報上凸顯所謂的“公民財產保護”恰恰可能導致對公民財產權的漠視，因為腐敗在抽象意義上侵犯的是公職廉潔性，而在經驗意義上侵犯的正是普遍的公民財產權。

當然，阿勒泰試驗的意義，不應只是為我們提供一個“批判性個案”，對于制度推進者的陽光和勇氣，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給予支持的掌聲。這一邊陲地區”的試驗所引爆的公眾關注度，本身就說明了公眾對這一制度的強烈需求和期待。

我們現在所需要做的，是認真對待公眾對制度建設的需求，做出政治上的“決斷”，并在政治“決斷”的基礎上，將制度建設納入立法的議程。只有在這些前提下，對官員財產公開和申報制度的技術性討論和后續問題解決，才是有意義的和可能的。

第二篇：專家建言官員財產公開：要自上而下

四大專家建言官員財產公開：要自上而下

2014-05-11 第103期

四大專家建言官員財產公開：自上而下

2014年4月24日，以“聚焦官員財產公開”為主題的政府信息公開沙龍在北京大學舉行。多位專家針對中國當前的財產申報與公開問題進行了討論。鳳凰大學問刊發部分發言內容，與讀者分享。

汪玉凱：中國目前的社會利益格局是嚴重扭曲的，社會分配制度不合理，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出現問題，公權力的行使也不能被有效控制。中國的財產公開制度只有從最高層開始，才有可能將這個制度真正帶動起來。

林喆：以往的黨政干部收入申報制度缺失審核、公示、懲治、登記等環節。我認為沒有必要建立財產申報法，可以在現有的黨政干部收入申報制度基礎上增加這幾個環節。

李成言：官員有向公眾公開自己信息的義務。當個人隱私與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發生聯系時，個人隱私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私事。有些官員用隱私權對抗財產公開，我覺得是很荒唐的，你做不到公開財產信息，就沒資格當官員。

任進：當前的財產申報與公開制度范圍是有問題的，沒有將境外存款算入申報范圍。此外，當前的制度對違規違紀的處理還屬于組織處理，處理力度不夠大，沒有法的強制性和權威性，這種制度上的缺陷需要加大力度改正。

作者簡介

汪玉凱：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務院電子政務示范工程總體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大連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

林喆：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人權研究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法哲學、法理學和法史學。知名反腐專家。

李成言：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政黨政治、中國農村發展政策。著有《中國農村發展政策分析》《現代行政領導學》等。

任進：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教授，研究方向為憲法與國家機構組織法、地方制度、中央與地方關系、公務員制度、中外政治制度與行政體制、港澳基本法、法治政府與依法行政等。

以下為發言內容精編

汪玉凱：官員財產公開只有從最高層開始才能真正帶動

汪玉凱：對于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社會的期望是非常高的，但是官方卻不知如何下手。財產公開制有很多關鍵問題需要解決。我從“官員財產公開制：破解既得利益格局的重要形式”入手，分別說“利益格局的四種形態和三個變量”、“中國利益格局被扭曲的現狀分析”、“通過官員財產公開制，破解既得利益格局”這三個問題。

首先，社會利益格局是在一定的社會和制度環境下，形成的以經濟利益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社會利益形態。社會利益形態對社會的影響極為深刻，大體上可以把社會利益形態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友善的社

會利益形態，它是社會良性發展的穩定器；第二類是惡劣的社會利益形態，它是社會不穩定甚至**的重要根源。利益格局問題在任何國家都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以經濟問題為表現的政治性問題，理由有三：第一，經濟問題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會和政治問題深刻的交織在一起；第二，即使是政治方面的爭斗，最終也都與經濟利益相關；第三，政治因素在解決經濟利益方面的問題時具有更主導的意義。

其次，我認為有三大要素決定利益格局的基本形態。第一，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第二，公共政策的公平正義性，第三，對公權力約束的有效性，這三個影響利益格局的變量是具有普遍性的。三種變量的形態不同，可能會產生四種不同的利益格局。

第一種是良性和諧的社會利益格局，在這種利益格局中，三種變量都是良性的，分配制度本身比較好；政府公共政策能夠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公權力的行使能夠被有效的控制和約束。第二種是輕度社會利益格局的扭曲，社會分配制度本身存在著明顯的不合理性，但后面兩個變量基本上不變，政府政策的公平公正性沒有太大問題，公權力的行使能夠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約束。這時的主要任務是改革和調整不合理的社會分配制度。第三種是中度的社會利益格局被扭曲，這時候是三個變量中的前兩個出現問題——分配制度存在著明顯不合理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性出現了問題，但第三個變量還是在相對正常的狀態下，也就是說公權力的行使能夠被有效的控制和約束。這時要重點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和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第四種是社會利益格局被嚴重扭曲，這時三個變量都出現了問題，社會分配制度不合理，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出現問題，公權力的行使也不能被有效控制，這時就需要對三個要素進行全方位的改革。我是從理論框架上來做一些分析，現實生活中三個變量可能互相交織，情況要復雜得多。

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利益格局被扭曲的現狀分析。首先，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1978年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曾經講過“允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但他還有一句是“共富”。目前在很多地方，第一個目標實現了，第二個目標卻落后了。改革開放后，城鄉差距、貧富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等都在拉大。以簡單的分配制度為例，90年代初期，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是53.4%，到了2008年下降到39.4%，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在二次分配中，我國民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是比較低的。現在世界公認的十八個發達國家中，民生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比重最低的是56%，瑞典、挪威這些國家甚至高達70%。也就是說在這些國家，財政支出的70%被用到了醫療、教育、社保、就業等民生方面。這些年我國不斷增加民生投入，但即使如此，到2009年，四大民生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還不到30%，我國民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相當于發達國家中低水平的一半。

第二，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性在某些方面受到社會質疑。企業和企業之間不處在同一個公共政策的起跑線上，國有企業很強勢，民營企業很弱勢。公共政策的不公平還表現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等各方面，更表現為社會成員的發展機遇不公，中國進入全面拼爹時代，社會底層人越來越陷入困境。

第三，公權力的行使得不到有效控制，約束公權力的制度嚴重缺失。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經濟對中國共產黨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推動中國經濟的繁榮，另一方面可能成為共產黨的掘墓人。在整個市場化的過程中，權力和資本完全攪合在一起，已經形成了三大既得利益群體——以官員為代表的權貴既得利益群體；以壟斷行業為代表的壟斷既得利益群體；以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和資源既得利益群體。這三大既得利益群體，既掌握了權力，又掌握了資本和資源，實力雄厚，羽翼豐滿。我對此提出了“三灰理論”——灰色權力，灰色資本，灰色暴利。灰色權力是更大的腐敗，它主要憑借權力影響力，而不是當權者自己運用權力。通過配偶、子女、親戚在市場上進行資本并購、企業上市等活動在一夜之間攫取暴利。黨的大老虎就是通過大量的國有資產并購，如收購油田、收購煤田等，把大量的國家資產變成自己的資產。領導的職位越高，權力輻射的越遠，灰色資本數額就越大。最后，通過對三個變量的分析發現，中國目前處于上述階段中的第四個，中國目前的社會利益格局是嚴重扭曲的。

最后一個問題是“通過官員財產公開制，破解既得利益格局”。首先，要構建官員財產公開制的法理基礎，要按照“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構建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我們的七百零八萬黨政服務人員能夠清正，政府才能清廉，而干部清正和政府清廉又是政治清明的重要條件。我們現在離這三大目標還很遠，不過可喜的是十八大報告已經提出了這三項要求。

其次是要確立“廢除特權、弘揚民權、約束公權、保護私權”的政治改革目標，加強對公權力的約束和監督，建立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我認為我們完全可以將這“三清四權”列入政治改革目標中。

第三是以遏制既得利益集團的肆虐，遏制“灰”現象的蔓延為重點，在加大反腐敗力度的基礎上構建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具體的舉措是，第一，在貫徹轉變作風八項決定的基礎上，制定官員財產公開實施細則，明確范圍、邊界、實施對象等，并率先在一些新提拔的重要官員崗位上試點實施；第二，加快建立官邸制，清理官員房產。官員房產問題被老百姓稱為“擺在馬路邊的腐敗”，因此加快建立官邸制，通過清理黨政領導干部的住房來遏制以權謀房；第三，對黨政官員涉獵商業活動的行為進行嚴格的約束，對黨政重要官員的配偶、子女參與商業活動的行為進行嚴格的約束，從根本上消除灰色權力地帶得以存在的基礎。其實這是個悖論，黨政領導干部的子女也要生存，也要發展。但是我認為，一個領導人在其任期間就是要做出犧牲。如果不嚴格限制其配偶、子女的商業活動，權力和資本將完全泛濫；第四，以建立國有企業職業經理人制度為契機，取消所有國有企業實際上的行政級別，從根本上割斷官商通吃的通道。我們現在的國有企業領導制度是官商通吃，要把改革國有企業的領導制度執行起來。

此外，中國的財產公開制度只有從最高層開始，才有可能將這個制度真正帶動起來。另外，由于我國的黨政機關人員太多，財產申報范圍可以大一些，但是公開范圍可以小,要從最高層切入，市長等由人代會選舉出來的官員都在財產公開的范圍之內。

林喆：當前財產申報制度缺乏審核、公示等關鍵環節

林喆：在1994年我們出臺了一部《黨政干部收入規定》，從那時起至今每一起腐敗案件，都不是根據財產申報發現的，往往是由其他案件牽連出來或是群眾舉報的。財產申報制度建立的目的是通過申報與公示，發現官員的資產與實際收入不相符合。但多年來，這項制度并沒有發揮作用，甚至掩蓋了貪官貪污的行徑。

我說過，發現不了問題的制度一定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以往的黨政干部收入申報制度至少存在著幾個缺陷，一是財產申報后審核制度的缺失；二是公示環節的缺失；三是懲治環節的缺失；四是登記環節的缺失。我認為我們現在完全沒有必要去建立財產申報法，我們完全可以將已有的制度完善起來，在現有的黨政干部收入申報制度的基礎上增加幾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是審核，現在的干部財產申報制度缺乏審核環節，這顯然是極大的漏洞。至于審核的人員，我認為應該由紀律監察委員會方面的人員代表、本單位的財務部門和黨內外的群眾代表組成一個審核組，對干部的申報表格進行審核。

去年，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陳利浩提出了官員名單制度，后來在北大的反腐研討會上，學者都給予了支持。他提出要在那些腐敗高發領域，如房地產、建筑等行業建立官員名單制度，凡是在有經營交易的場合都提供官員的名單。官員在銀行的利息收入、炒股收入、郵票買賣收入等，都會在網絡終端留下記錄，到官員財產申報的時候，連接到這個網絡終端，馬上就可以顯現出官員的收益。我以為很快就會出臺相關措施，可是我等了一年，沒有任何動向。所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我批評有關領導“說的很堅決，做得很軟弱”。我認為學者已經研究透徹的制度就應該趕快實施。

第二個要增加的環節是公示，過去的財產申報制度缺失了公示環節。我認為在公示時要實行同級公示，意思是科級干部的財產情況要在科級干部中公示，處級干部在處級干部內公示，省部級干部在一年一度的兩會期間公示，七大常委要在五年一度的黨代會上公示。同級公示是為了克服公示中的消極因素。財產公示是一把雙刃劍，很容易造成官員和群眾的矛盾，導致官員消極怠工。而同級公示有兩層好處，首先，同級干部所擁有的機會和收入差不多，因而更容易發現問題，其次是利用了人性的弱點，同級官員進行財產公示時，因為他們之間本身存在競爭關系，在遇到某個同級官員的財產混亂問題時就更容易舉報。

第三個要增加的是懲治環節。對財產申報的前幾個環節中出現的問題，我們必須懲治。原來的規定是對黨政干部批評教育，我覺得力度不夠。我們完全可以用黨規對他們進行處理，如記過、記大過、留黨查看、開除黨籍等等。

第四個環節是登記環節，我建議對黨政干部一年一度的申報情況進行檔案記錄，作為對其進行任免時的參考。如果我們將這四大環節一一建立起來，就可以達到與西方世界的財產申報相媲美的厲害的制度。此外，在財產申報方面，我要提出兩個反對，第一是反對“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在財產申報問題上，新人老人一定要一視同仁。第二是我堅決反對在公示環節中暗箱操作。財產公開要進行完全性的公開，不能羞羞答答的半公開。隨著這些制度的推行，最后財產公示會變成習以為常的事情。這些制度根本不需要做試點，是即刻就可以施行的。

我同意汪老師的觀點，財產公開要從上層開始，再到地廳級干部和處級干部，最后到科級干部。我堅決反對由下而上進行財產公開的做法，上面開始了財產公開，下面自然就會跟上。

李成言：實現財產公開要破除隱私論等誤區

李成言：中央領導創造了很多反腐敗、抓作風建設的條件，習近平在很多的場合都在強調反腐敗的重要性。我覺得這都對我們下一步進行深入的反腐敗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在財產申報方面，香港的廉政公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最好的范式，它既是中國文化的延續，同時又接受了西方國家的一些制度。我們完全可以把它作為參照，來考慮我們的財產申報應該怎么辦。

當前有一種意見是搞財產申報會造成國家政治上的混亂、官員的反抗，效率的降低，甚至連反腐敗也會受到阻礙；還有一種說法是財產可以申報，但是一部分要保密，一部分還要暗箱操作；第三種說法認為財產申報必須要搞，并且以后要全面公開。三種說法都不夠有說服力。我覺得目前財產公開要破除四個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隱私論”，認為官員同樣是公民，享有個人隱私不受侵犯的權利。這種“隱私論”如果不破除，財產申報的阻力會非常大，甚至影響到我們的決策層。財產情況的確屬于個人隱私范圍，對個人隱私保護程度的高低，確實體現了一個社會法制文明進步的程度，國家近幾年也在加大這方面的建設。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非常快，但文明程度不高，尤其是法制意識不強。所以官員有“財產申報侵犯了隱私權”的想法很正常。

個人信息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這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官員作為公民，自然有隱私權，應當受到保護。但是官員作為公權掌控者，要談隱私權就離不開公眾的知政權。知政權是知情權的一種，指公民依法享有知道國家活動，了解國家事務的權利。知政權表明作為社會主體的公眾有權利了解官員，尤其是高級官員的年齡、學歷、經歷、道德、親屬、家庭、能力、財產等情況，官員有向公眾公開自己信息的義務。恩格斯曾經指出，當個人隱私與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發生聯系時，個人隱私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私事，而是屬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隱私權的保護，它應成為歷史記載和新聞報道不可回避的內容。我覺得這句話有深刻的意義，這在學理上被稱為“公務員個性的法定自我喪失”。這種個性的法定自我喪失，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奠定了合法性基礎。對官員進行監督的前提必然包括了解官員的隱私，特別是和任職密切相關的一些隱私，這個道理對西方發達國家包括我國香港地區的公民和官員，都是不容置疑，但在中國內陸還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甚至有些地方官員還出臺政策文件來對抗財產申報，我覺得很可笑。所以我們要斬釘截鐵的告訴官員，如果這點做不到，你就沒有資格當官員。

第二個誤區是“自律論”。一些人認為財產申報制度是由官員自覺自愿提供財產信息，所依靠的還是官員個人的自律意識。我們不可能寄希望于腐敗官員的自證其罪，我們以往的干部進行了財產申報后，基本上沒有人過問，這使得財產申報流于形式，沒有實際意義。所以盡管自律很重要，但不能完全依靠自律，更多的是要預防。意大利法學專家貝卡利亞有一句名言，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更高明，這乃是一切優秀立法的主要目的。我覺得這句話很有意義。公職人員公布財產信息是最好的監督預防，我覺得自律是靠不住的，我們還是要靠法律。

第三個誤區是“無用論”。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財產申報沒有法律根據，申報的人又那么多，法不治眾，認為即使申報了也是一種暗箱操作。這個誤區在財產申報實驗區也出現了，廣東韶關搞了一次財產申報試點，在財產申報結束后發現申報內容非常復雜，最后制定了兩條規則，一是申報情況一概不在網上公布，二是這些內容只有市委書記和市長可以看。這樣的財產申報沒有任何意義，某種程度上還給一些官員制造了掌控干部的武器，這種做法是很荒唐的。

第四個誤區是“風險論”，怕財產申報會引發民眾情緒、影響政治穩定，有人甚至認為這么多年來經濟發展很快，主要是政治穩定帶來的，提出“不折騰為好”。其實如果不盡早的去解決腐敗問題，社會便會積重難返。

解決社會風險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財產申報。公開會產生力量，公開才能獲得百姓的信任。我們之所以對官員沒有信心，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不知道官員們在背后都干了些什么。

要解決財產申報問題真的非常艱難。最早提出財產申報是瑞典，至今有230多年，中國最早提出財產申報是在1988年，到現在也有26年了。用26年的時間都沒有推動財產申報，否決的力量來自于人大常委、政治局常委。所以我很贊成前面的專家提到的，財產申報要想實際操作，一定要從最高權力開始。

總書記在中紀委十八屆三次全會上講到，2013年我們的反腐敗取得了很好地成就，原因在于“我們是以上帶下取得的好成績”，我覺得這句話總結的非常好，就像他十八屆一次會議代表七個常委上來發言時講到的“打鐵還要自身硬”。推行財產申報最簡單辦法，就是按照權力是自上而下運行的規律，自上而下進行財產申報。其次，推行財產申報，需要制定財產申報法。所有國家在進行財產申報的時候，都逐漸形成了財產申報法。在這一點上我不同意林喆教授的觀點。在原來財產申報制度的基礎上加幾個環節是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的。原來關于財產申報的規定已經很多了，中央辦公廳和各路單位都出臺了文件，我覺得這些文件可以全部宣布無效。政策制定了、提出了，但是執行的過程中發現了問題，共產黨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永遠不宣布這個政策無效。如果按照原來失敗的申報條例走下去，還是會失敗。我覺得我們要宣布現有的關于財產申報的制度規范全都作廢，從現在開始制定一個財產申報法，用法律來推動財產申報。

我們積壓了這么久、這么深的問題，如果有了相關法律，并要求全部公開，一定會產生種種質疑。財產申報問題雖然很復雜，但我們要學會簡單化操作。第一是以上帶下，第二是一定要制定相關法律，如果沒有法律，很多官員還很漠然。有法律才會有壓力，最終會有效果。

任進：需要制定公務員財產申報公示法

任進：現在的制度是2010年5月26號中辦、國辦發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這一制度也是在過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國從1987年開始制定財產申報法，后來經過重要的發展，1995年發布了《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規定》，在此基礎上2010年出臺過一個文件，要求縣處級以上干部，不管是公務員還是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只要是縣處級以上就要進行財產申報。申報的范圍分為財產性事項和非財產性事項，時間是每年的1月31號，它的性質是黨規黨法。

這些規定的出臺是一個進步，當然實施的過程中也存在不足之處。第一，它不是法律，而是黨規黨法，所以在執行時對違反規定的處理，最多就是免職。一位中紀委的官員告訴我，免職不是法律層面的意思，屬于組織處理，所以處理力度不夠大，沒有法的強制性和權威性，這在制度上是有缺陷的。

申報的范圍為財產性事項和非財產性事項。財產事項分為六種，涉及到三個層次。第一是本人的個人收入，如工資、獎金、津貼等；第二是本人的勞務報酬，如講學、寫作、咨詢、審稿、書畫等；第二層次是本人與配偶、子女共同生活所有的，一是房產情況，二是投資或持有股票基金的情況，也就是說領導干部或其愛人、子女買了股票或者進行了投資一定要進行申報；第三層次是配偶、子女的情況，如配偶或子女投資公司的、經商、辦企業的。從這個申報范圍上來看是有問題的，最重要的存款沒有列入申報范圍。公務員在進行申報的時候，如果按照這個規定來申報，沒有申報境外存款，那就會出現問題了。

另外一個問題是這個申報只是屬于報告領導干部的重大事項中的一個內容，沒有在本單位本部門本系統通報。更嚴重的問題是沒有向社會公示，目前的這種申報還是黨內或機關政府內部的事，紀檢監察機關獲得本單位同意批準以后可以查閱，一般人不能查閱。社會對官員財產公示期望很高，但我們現在沒有做到公示，而申報結果的知曉范圍也很有限。

如何來健全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首先要立法。1994年我們已經有了立法規劃，但這個立法規劃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公務員法是2005年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議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在起草過程中原來是想把公務員的財產申報、甚至公示寫進去，但是后來意見不統一，就沒有寫進公務員法。后來在2009年召開了十七屆的四中全會上，提出要把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列入報告內容中。現在看來只有規定力度還不夠，我覺得我們還需要立法。

有人提出立法要有依據，我認為制定公務員財產申報公示法是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的。就憲法來說，憲法第27條明確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接受人民的監督，另外憲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國家各項事務的管理，另外公務員法還規定公務員的法定的義務是要接受人民監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接受人民監督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要接受人民對財產的知情權和監督權，所以立法是有法律依據的。

現在三中全會決定中說要完善關于領導干部重大事項的報告方面的制度，我的理解是三中全會決定是為我們將來制定國家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提供依據，所以我的意見是要制定一個財產申報公示法。這是我的第一點建議。

第二點是我國要進行與財產申報公示法相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建設。一位中紀委的官員提到財產申報、公示制度做不起來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我們現在的征信體系還沒有完善；另外領導干部會覺得我也是一個公民，我也是有隱私權。針對第一個問題，三中全會已經提出要完善基礎體系制度建設，提出制定不動產統一登記條例，這個制度建起來后，與財產公布、申報制度結合起來，肯定會有反腐的效果。第二個制度是金融實名制，建立以身份證號碼為基礎的社會信用制度和金融網絡實名制度。另外就是隱私權的問題，官員認為他們有隱私權，但是法律界認為他們是沒有隱私權的，理由就是剛剛提到的法定的自我喪失理論。

另外，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的定義是依法履行公職。既然是依法履行公職，有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支付工資福利，所以就與社會上的一般民眾不一樣，社會公眾對公務員履行公職的情況就有知情權和監督權。

同時，官員又和普通公務員不同，對官員應該有更高的要求。“兩規”是1994年中紀委建立的對共產黨員干部的專門規定，對于具有共產黨員身份的領導干部有更高的要求。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領導干部都不能以隱私權來對抗財產申報和財產公示這個制度。

第三篇：人大代表：官員不是百姓奴隸 財產不必公開

人大代表：官員不是百姓奴隸 財產不必公開

2013年01月25日 06:53作者：雷雨來源：南方日報

我要評論

“官員也有自己的隱私權，就像醫生治病，病人的病例是隱私，需要保護。葉鵬智認為，紀檢部門本身已經有各種手段監督官員，向公眾公開官員財產不一定是最佳方式。

廣鋁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葉鵬智(資料圖)

南方日報1月24日訊（記者/雷雨）“官員也有自己的隱私權，就像醫生治病，病人的病例是隱私，需要保護。”今天，廣東省人大十一屆一次會議舉行了預備會議。廣州團的葉鵬智代表認為，反腐倡廉應該形成社會高壓態勢，讓有腐敗想法的人不敢貪。關于官員財產公開制度，他建議采取隨機抽檢的方式公開官員財產，比如可以采取定期“搖號”的辦法。

葉鵬智認為，紀檢部門本身已經有各種手段監督官員，向公眾公開官員財產不一定是最佳方式。“我提倡可以向組織申報財產，但不一定對公眾公開，越是這樣，社會風氣越不利于公平公正，要警惕一些人打著?民意?的旗號搞民粹主義。”

葉鵬智進一步追問：“要官員公開財產有法律依據嗎？全國人大有公布財產公開的法律嗎？官員也是人，也有隱私；官員是公仆，不是老百姓的奴隸。”

第四篇：官員財產公開的阻力在哪里

官員財產公開的阻力在哪里？

2011-02-26 08:28:31 《新京報》2月25日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昨日發布《法治藍皮書：中國法治發展報告（2011）》。法學所法治國情調研組去年以公眾和公職人員為對象，就公職人員財產監督進行了調研。調查對象涉及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多個省市，調研組共向公職人員發放問卷1300份，向公眾發放問卷1350份，分別收回有效問卷1137份、1138份。

公職人員問卷的被調查者中，行政級別為省部級的有14人、地廳及司局級23人、縣處級226人、科級471人、科級以下379人。其本人所在單位級別為省部級的有248人，地廳及司局級208人、縣處級301人、科級329人。

被調查公眾中，高達81.4%的人認為公職人員應當公開其財產狀況，從學歷和就業狀況來看，從小學學歷到博士學歷者、從學生到離退休者，均普遍認同公開公職人員的財產。

不僅普通公眾對公職人員財產公開已達成共識，即便是被調查的公職人員，亦普遍認可財產公開。

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公職人員中，有70%的被調查者認為應當公開公職人員的財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亦有21.1%的人認為不應當公開。

在不同行政級別的認同者中，省部級和司局級公職人員比例最高，超過80%認為應當公開財產，而科級以下的認可度最低，只有64.4%的人認可。

調研組分析，級別較高的被調查者對此的認同度更高些，可能與近年來在縣處級以上干部中推行報告相關事項的制度使得眾多公職人員特別是較高級別的公職人員逐步接受了對其財產實行監督的做法有關系。

幾乎每年“兩會”期間，有關官員財產公開的話題都會被熱炒一陣，過后又悄無聲息，沒有形成相關的法律共識。去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曾對外回應這個話題，“至于今后是否會上升為法律，這方面我們正在進行研究。”

此前，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監察廳副廳長趙振銑也透露說，中央對何時推出官員財產公開的態度是“目前時機還不成熟”。趙振銑認為，在反腐倡廉、社會監督等制度還沒建成的情況下，盲目推出官員財產公開制度，不僅難以達到初衷，而且將會對其結果難以處理、造成混亂。（《新京報》2010年3月10日）這些年，無論民間還是學界，要求出臺官員公開財產的呼聲一直很高。2008年“兩會”期間，一項網上調查顯示，對于反腐倡廉工作，90.1%的人認為有必要實行領導干部財產公示制度。2009年“兩會”前夕，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化學工業部原部長秦仲達等50多名離休高官和學者等，還在呼吁盡快制定《縣處級以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布法》，然而，這樣官民同聲的呼喊，始終得不到權威的回應。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在制約阻礙官員財產公開？

官員財產公開制度被稱為“陽光法案”，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被證實為行之有效而且已經日趨成熟。新中國成立60多年了，中共執政也有60多年了，官員財產公開的時機為何還不成熟？早在《公務員法》（草案）審議之際，有識之士紛紛建言，《公務員法》（草案）應規定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以利于實現該法促進廉政的立法目的。但讓人大失所望的是，《公務員法》最終只字未提官員財產公開。

早在1987年11月17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的王漢斌，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就指出：“ 一些國家規定公務員應當申報財產收入，我國對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建立申報財產制度問題，需在其他有關法律中研究解決。”一晃20多年過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仍然還在研究中。這期間，大大小小的官員換了一茬又一茬，在人們的沉默中，官員擁有的財富早己呈爆炸性的在增長！

看來要出臺一項革自己命的制度會遭遇重重的阻力，只是老百姓永遠也搞不懂阻力在哪里？如果上上下下都默認悶聲發財彼此相安無事，天下太平，豈不正是和諧社會的最高境界嗎？

第五篇：公開官員財產,各有各的菜

公開官員財產，各有各的菜

1998年至今,澳門官員的財產公開制度是光申報不公開。歐文龍案發后，澳門廉政公署決定，在今年上半年，將官員家產攤在陽光下。屆時，港澳臺三地都將實現各具特色的官員財產公開化。

一個多月前，澳門廉政公署剛搬至本島最南端的一幢寫字樓內，16樓是廉署財產申報中心，17樓是廉署總部。上下電梯里，進出的有學院、律所、醫療中心的職員，他們都是它的鄰居。

廉政公署財產申報中心是保存澳門大小官員財產資料的兩個機構之一。但此時要想查看這些資料，只能無功而返。工作人員稱，澳門官員的財產申報不接受公眾的查閱。

不過，澳門正在修改財產申報法律。3月6日，澳門立法會議員、廉政公署紀律監察委員會委員關翠杏告訴《南都周刊》記者，如果不出意外，兩個多月后，澳門副局級以上官員的財產資料將公開在陽光下。

從申報到公開

關翠杏在澳門回歸前就已擔任議員，是澳門最早一批申報財產的人之一。她提交財產資料的地方，是澳門終審法院辦事處。

根據9年前通過的一部法律，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司法官、行政會成員等“政治職位據位人”，在履新后90天內，要提交財產資料。當他們續任或離職時，也必須在90天內提交一份新的資料。

而澳門的公職人員，即使是臨時委任或合同聘用，都須到澳門廉政公署提交。申報完后，如果狀況沒變化，則可等到5年后。

比照臺灣每年申報和香港每年或每兩年申報的規定，澳門5年申報一次的頻率更為寬松。但澳門申報適用范圍最廣泛，涉及所有公職人員。

不過，有一點沒有疑問：無論臺灣、香港還是澳門，財產申報制度對高級官員要求更為嚴厲，而且直接延伸至他們的家庭成員。

根據澳門法律，不只是官員或議員本人，他們的妻子或丈夫都有申報義務，若不配合可被判兩年徒刑或罰金。

2003年申報財產時，關翠杏填寫了三部分的內容。第一部分是她和丈夫身份資料，以及她本人的薪俸點或月報酬。第二部分注明他們的資產、收益、負債等，在外兼任的有酬職位或活動，也需要填報。

在申報書的第三部分，她需要填寫清楚，在過去兩年因擔任公共職位而獲得的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利益或優惠。申報的財產不限于澳門本地，假如她在廣州或香港也有房子或公司，也需要照實填寫。

澳門官員財產申報始于1998年，晚于臺灣、香港。澳門回歸后，澳督時代的財產申報制度得以延續。2003年，澳門對財產申報法律進行了部分修改，1萬多名澳門公職人員重新提交他們的財產資料。

不過，澳門的官員財產申報并未像臺灣、香港那樣，從申報伊始就走向公開。

申報結束后，大小官員的財產資料被要求嚴格保密，它們被裝入信封，蓋好公章，申報人簽名確認后，放置在廉政公署或終審法院對外隔絕的小房子里，公眾不能隨便查閱。

關翠杏解釋說，考慮到尊重個人隱私，不是每個人都能去查閱，即便看守文件的人也不能獨自進到存放資料的房間。

他人調取官員財產資料只會出現在某些極端情況，比如司法官、廉政專員或警局需要對當事人展開刑事調查。

“申報的內容完全不公開，究竟是真是假，外人無從知曉。”關翠杏稱。

官員填報財產卻不公開，這種做法堵住了以身犯法者的門，又給他們留出了一扇窗，其弊端在被稱為澳門“世紀貪腐案”的歐文龍案中集中展現出來。

歐文龍兩度出任澳門特區政府運輸工務司司長，2006年底涉嫌巨額貪污案被拘捕。后來的審判表明，歐文龍填報了虛假的財產聲明，他肆意收取回扣，其夫婦資產聚斂至8.5億澳元，是兩人法定收入的61倍。

案發前，公眾無從發現歐文龍涉貪的端倪，因為他們無權查看歐文龍的財產資料。

歐文龍案引發了澳門民間公開主要官員財產的呼聲，“政府怎樣成為一個清廉的政府？從這個角度出發，必須要完善我們的法律。”關翠杏說。

對于民間訴求，澳門官方主動回應。歐文龍案塵埃落定后不久，澳門廉政公署即開始對財產申報法律展開檢討和修訂，醞釀將主要官員的財產公開化。

公與私

現任廉政專員馮文莊系法官出身，2009年11月獲任現職。澳門廉政公署一方面收集公職人員的意見，另一方面參考香港、新加坡等地同類立法，完成了法律修改草案的建議文本。

去年12月，修改草案在澳門特區立法會獲一般性通過后，于今年2月送至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進行討論，廉政專員馮文莊作為政府代表列席了討論。

關翠杏擔任該常設委員會主席。她對《南都周刊》記者表示，除副局以上官員需公開財產外，常設委員會與政府取得一個重要共識，行政會委員、立法會議員及司法官均列入為公開財產部分的主體。

“簡單來說，以前官員財產資料不公開查閱。這次法律的修改，主要焦點是能夠公開查閱，它包含兩方面：第一，什么人應該公開？不是所有的公務員都公開，這一點必須清楚。第二，就是怎么樣公開？”關翠杏稱。

沒有人質疑，副局以上官員必須公開他們的財產。問題是，在上述官員之外，還得增加一些人。

在討論過程中，一個較大的爭議是：澳門數十位法官、檢察官是否需要公開財產？“有人認為要保證司法獨立，不該把司法官員包含進去。但由于澳門司法判案是獨立的，特別是當發生爭議時，法官的司法權力就是最終的決定權。在這種情況下，司法官員到底有沒有跟某些公司、某些團體發生利益關系？所以他們也應該受社會的監管。”關翠杏說。

最終，立法會和政府達成共識，司法官都應該公開財產，公眾知情權戰勝了司法官的財產隱私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對《南都周刊》記者表達了他的憂慮。這位法官贊成公開財產，但澳門地方很小，作出判決時就可能結下了仇家。如果把財產資料公開，甚至公開住宅的地址，要是有人尋仇，他們尤其是家人的安全如何保障？

放眼香港，由于公開財產時公開了居住地址，香港特首曾蔭權、特首候選人唐英年的住宅外有無數的跟拍者，這更增加了這位法官的疑慮。

罪與罰

這種擔心有一定的理由。在確定了哪些官員必須公開財產之后，如何平衡公眾利益與官員財產隱私權？

馮文莊對比各地財產公開制度之后，提出澳門的平衡之道：官員在填寫不動產時，無須寫明詳細地址。

關翠杏稱其為“溫和地公開”。在她看來，要公開的只是財產信息最主要部分，比如有哪些不動產，跟哪個公司有關系，但不動產的詳細資料，銀行有多少存款，這些都不用公開。

與澳門相比，臺灣和香港公開官員財產的做法要早十多年，其中最陽光的要數臺灣。1993年，臺灣制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時，確定了強制申報、強制公開等原則。

2010年5月，臺灣“監察院”把原有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專刊”改名為“廉政專刊”，每月至少發行一期。本刊記者曾到訪臺灣“立法院”，在一樓媒體接待室，每個記者都可以查到馬英九等人的財產資料。

與臺灣相比，香港的財產公開遜色得多。《南都周刊》記者以個人身份試圖查詢入境事務處主要官員的個人利益登記，但輾轉聯系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和入境事務處，幾經溝通，發稿前仍未獲回復。

對于違反財產申報義務的行為，澳門規定了明確的制裁措施，小至扣薪，大至入罪。

根據澳門法律規定，官員若在申報書上虛報財產資料，將視作虛假陳述或聲明，處最高3年的徒刑或罰金，此外還可能被禁止10年內擔任公職。若財產來源不明，最高可判處3年徒刑。

2008年，歐文龍被定罪時，數十項罪名中就包括財產申報不正確罪、財產來源不明罪。數罪并罰，終審法院裁定歐文龍入獄二十八年半。此外，歐文龍的2億多澳元財產因不能合理解釋來源，被依法充公。

對于逾期申報、申報不實或故意隱匿財產，臺灣的制裁措施主要是罰款。

上周，臺灣“法務部廉政署”在官網公布了2011違反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處罰名單，共有139位官員上榜，最高一位罰金多達380萬元新臺幣，受罰者是名叫陳信安的官員，受罰緣由是故意隱匿財產。

同時公布的，還有最新的臺灣官員財產情況。馬英九夫婦仍是“儲蓄王”，累積存款增加到7372萬余元新臺幣（約合人民幣158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