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戰后中日關系史中民間交流的特征與作用

戰后中日關系史中民間交流的特征與作用

日本所 張進山

一、引言

在國與國的相互交往中，因某種原因、目的或需要，在某一時段內以民間形式從事某種交流的個人或團體屢見不鮮。而像戰后中日之間長達50余年的民間交流那樣，發展成為一種以推動兩國關系正常化和謀求彼此長期和平友好、共同繁榮為目的的有組織、有系統、有特色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這不僅在國際關系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兩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也實屬罕見。這種被譽為“民間外交”、“友好運動”的戰后中日民間交流，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植根民眾，經久不衰，始終保持著旺盛的活動和發展勢頭，在戰后兩國關系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發揮著特殊作用。在人類社會業已步入21世紀，中日復交迎來了30周年之際，回顧過去半個世紀里中日民間交流的發展軌跡，總結其經驗，分析其背景，找出其特征，歸納其作用，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特征

本文所要研究的對象和時空雖為戰后的中日民間交流，但由于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后處于美軍占領之下，需依法接受國際上的戰后處理，而中國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緊接著又進入國內的解放戰爭，因此，受這種客觀形勢的影響，兩國的民間交流并非真正的自戰后馬上開始。確切地講，它是始于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949年。在過去的50多個春秋里，中日民間交流已由涓涓細流變成滔滔江河，已由充滿荊棘的山間小路變成寬闊坦亮的平展大道。為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它架起了跨越海洋的友誼橋梁；為促進兩國關系的正常化，它發揮了掘進機、推進器的作用；為確保復交后兩國關系的順利發展，它又起到了潤滑劑、平衡器的作用。但50多年間，因國際風云的不斷變幻和兩國各自國內政情的變化，戰后的中日民間交流在不同時期內所追求的目標各有側重，其表現形式和特征也不盡相同。概而言之，大致可分為以下五個時期。

(一)打開關系的摸索期(1949——1960)

隨著二戰的結束和新中國的成立，中日兩國本應基于平等的地位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早日締結和約，恢復正常的國家關系。然而，由于日本政府屈從于美國的壓力，同蔣介石簽訂“日臺條約”，建立所謂外交關系，推行反華和制造“兩個中國”的政策，給發展中日關系設置障礙，致使兩國一度處于沒有任何往來的完全隔絕狀態。在此情況下，為啟動中日交往的大門，兩國的民間交流開始了艱辛而又漫長的探索之路。

1.建立組織，集結力量。早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一些基于中日兩國人民兩千余年的傳統友誼和歷史的經驗教訓，渴望和平、反對戰爭的日本有識之士看到中國革命成功的大局已定，便于同年5、6月間率先發起成立了中日貿易促進會、中日貿易促進議員聯盟和中日貿易協會，繼而又于10月10日召開日中友協籌備會議，并經一年準備后于1950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以期同新中國開展貿易往來，進行友好、文化等交流，盡早恢復中日邦交。

中日貿易促進會主要由社會黨、共產黨的成員及進步學者、工會活動家和企業主組成:中日貿易協會是一個純產業界的團體；中日貿易促進議員聯盟則是有日本眾參兩院310多名議員參加的超黨派國會議員組織，1957年曾增加到418人；中日友協是一個涵蓋日本各界及各階層的全國性民間友好團體，其分支機構遍布日本全境，1959年即達239個，充分顯示了廣大日本國民中蘊藏著發展中日友好運動的巨大力量。至50年代末，日本又相繼成立了日中貿易促進地方議員聯盟、中國歸還者全國聯絡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日中漁業協議會、日本日中輸出入組合、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日本恢復日中邦交國民會議等許多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民間團體和組織。它們的成立，為日后打開中日關系，有組織、有系統地長期開展廣泛深入的日中友好運動集結了力量，奠定了基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發展的需要，其中有些后來雖已合并、更名或解散，但絕大部分至今仍活躍在中日民間交流的第一線，發揮著中日友好的骨干作用。

2.摸索開拓，曲折前進。50年代的中日民間交流，大致經歷了初、中、后期三個階段。1949年末，日本的中日貿易促進會首先設法同中國的外貿部取得聯系；1950年1月與新中國以記帳易貨貿易方式簽訂第一筆委托貿易合同。但由于中方是政府行為，所以，它尚不能算完全意義上的中日民間貿易往來。而真正的中日民間往來，則始于1952年5月帆足計、高良富、宮腰喜助3名國會議員的訪華。他們不顧吉田政府的阻撓，取道巴黎經莫斯科到達北京，并同中方的貿易團體簽訂了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議，在日本國內引起巨大反響。3名議員的壯舉，不僅打破了日本當局的對華“禁運”，啟開了兩國間人員和貿易往來的大門，也打開了中日友好的道路。1953年10月，中日簽訂第二次民間貿易協議；同年2月，中國紅十字會同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協等三團體達成護送在華日僑回國協議；至50年代末，約35000名在華日僑和約3600名旅日華僑陸續返回各自的國家，約3000具二戰期間被抓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國勞工的遺骨被分批送回中國。后來，作為這項工作的延續，50年代中期被中國政府寬大處理而獲釋放的1062名日本戰犯和1958年被從北海道的深山中發現的中國勞工劉連仁，也都是在上述團體的協助下被送回各自國家的。由此可以說，1949年至1953年是戰后中日民間交流“沖破阻撓，開始接觸”的初始階段，通過這種初期接觸和交往，增進了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解決了當時兩國間迫切需要解決而官方又無法解決的問題，為迎接中日交往新時期的到來起到了探路的先鋒作用。

中期的1954年至1957年，是中日民間交流“雙向互訪，擴大交往”的階段。這一階段，隨著朝鮮停戰協定的簽訂、日內瓦國際會議和萬隆會議的召開以及中美大使級會談的開始，中國的國際威望明顯提高。在日本，民間團體和廣大國民要求進一步擴大中日交往，著手實現兩國邦交正常化的呼聲日益高漲。迫于美國的壓力，接替吉田內閣的鳩山政府雖基本未改變日本政府以往的對華政策，但對雙方擴大并增加官方色彩的民間交往則采取“支持和協助”態度，為擴大中日交往提供了較為寬松的環境。1954年9月底，兩個日本大型超黨派議員團40余人云集北京，同時參加中國的國慶典禮；10月，以衛生部長、紅十字會會長李德全為團長的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訪日代表團赴日。這些不僅表明迄今由日方單向訪華歷史的結束和中日雙向互訪的開始，也表明互訪的規格提高，步伐加快，官方色彩趨濃。在人員交往方面，日方從1952年至1954年底總共才有5個代表團訪華，而1955年一年代表團即達9個，人數計800人，其中還包括前首相片山哲；從中方看，1954年只有10人訪日，1955年增加到112人，1956年則達142人。而且，中方人員中多數是以民間團體代表身份出訪的政府人員，如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對外貿易部副部長雷任民、農墾部部長王震等。在經貿方面，雙方于1955年簽訂了第三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和第一次中日民間漁業協定；于1955、1956年相互在東京、大阪和北京、上海舉辦了商品展覽會。在文化交流方面，1955年雙方簽訂中日文化交流協定，1956年日本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使得兩國的文化、科技交流活動增加。

后期的1958年至1060年，則是中日民間交流“反擊逆流，以退為進”的階段。1957年2月上臺的岸信介政府積極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玩弄“兩個中國”的陰謀，支持蔣介石“收復大陸”，破壞第三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的履行，百般阻撓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談判的進行，污蔑劉連仁為“非法居留”嫌疑，包庇縱容右翼暴徒制造“長崎國旗事件”，導致中方不得不“停止一切對日貿易活動和其他交流”，使來之不易的中日往來的大好局面面臨嚴峻的考驗。“國旗事件”后，中日間的人員往來又從雙向互訪退回到日方單向訪華，民間貿易額也一路下滑。為反擊岸信介的反華逆流，中國政府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在宣布暫停對日交流之后，提出了發展中日關系的“政治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原則，以調動日本民眾把中日友好運動推向更新、更高的階段。1959年3月，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訪華，發表“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的重要講話，表示贊同中方的“政治三原則”，希望早日恢復中日邦交；同年9月，日本前首相石橋湛山訪華，表示同意中方所提“政經不可分”原則。受其鼓舞和影響，日本國內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對修改日美安全條約的斗爭和要求恢復中日邦交的國民運動。1960年5、6月間，這一斗爭運動達到高潮，日本各在野黨、社會團體和各行業工會連續舉行五、六百萬人的大規模罷工、罷市和游行示威活動，迫使岸信介于7月辭職下臺。

(二)推動復交的積累期(1961-1972年)

進入60年代，在國際上，因美蘇兩國從1959年開始首腦互訪，國際形勢有所緩和；1964年中法建交，西歐各國紛紛加強同中國的往來；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要求承認中國并恢復其在聯合國席位的呼聲增強。在日本，廣大人民反對修改日美安全條約、爭取恢復日中邦交的運動持續高漲，要求政府在對美政策上有更大的自主權，在對華政策上發展友好關系，重開兩國間1958年中斷了的各種交流與往來。迫于形勢，1960年7月取代岸信介組閣的池田首相部分調整對華政策，在推行“政經分離”政策的同時，采取向前看的姿態，鼓勵重開中日雙向交往，支持發展兩國貿易，默認雙方進行一些帶有政治色彩的交流，主動委托民間人士同中國政府進行溝通。對于池田政府的對華舉措，中國既堅持原則，又表現出極大的誠意和靈活性。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關系迎來轉機，民間交流迅速恢復，且有所前進和發展，開始走向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新階段，進而通過“漸進積累”推動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1.漸進中積累，逆境中發展。針對池田內閣對華態度的轉變，考慮到“國旗事件”后因兩國交往中斷給日本經濟，尤其是日本中小企業造成的實際困難，繼中日關系的“政治三原則”則“政經不可分”原則之后，1960年8月，周恩來總理又就中國的對日貿易方針提出了“貿易三原則”，把中日民間的貿易方式由“協議貿易”變為“友好貿易”。1962年9月，自民黨顧問松村謙三受池田首相的“全權”委托訪華，同周總理就以“漸進積累”方式發展兩國的政治和經濟關系達成“君子協議”；同年11月，廖承志和日本前通產大臣高碕達之助代表中日雙方簽署《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即“LT貿易”，開辟了新的半官方性質的貿易途徑；1964年8月和1965年1月，“LT貿易”在各自對方的首都互設聯絡代表機構；1964年9月，中日雙方實現互派記者，使中日關系邁向了半官半民的交往階段。另外，1963年10月中日友協的成立和1958年日本著名人士西園寺公一開始舉家常駐北京，也為中日民間交往增加了固定的聯絡窗口和新的溝通渠道。

上述政策舉措的提出和各種交流窗口與渠道的開辟，把中日民間交流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1960年7月，由劉寧一率領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團的訪日，標志著中日民間的雙向交往重又開始，進而帶動了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體育、宗教、文藝等領域民間交流的迅速發展；“友好貿易”與“LT貿易”的雙管齊下，猶如一車之兩輪，同時推動著中日貿易的不斷擴大，形勢十分喜人。然而，由于1964年底上臺的佐藤榮作推行比岸信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對華敵視政策，破壞中日已簽貿易合同的執行，阻撓中日友好運動的發展，致使60年代下半期的中日關系再度出現冷卻局面。但由于兩國間已有良好的民間與半官方多個交流渠道作保障，也鑒于迄今長期積累的斗爭經驗，中國政府和中日兩國人民并未因此完全中斷雙方的交流和往來，而是斗爭中求發展，逆境中求進取，不斷推動中日交流向更高的層次和目標邁進。據統計，雙方的貿易額1963年即達1.29億美元，恢復到50年代的最高水平；1966年則猛增至6.03億美元，3年內增加了近4倍。受佐藤政府的干擾，1967年至1969年雖略有下降，但仍保持隱中有升的較高水平。在人員往來方面，兩國民間的交往范圍不斷擴大，互訪團隊和人數也不斷增加。僅1965年，日本就有185個團體、4472人訪華；中國也有55個團體、397人訪日。其中，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一次，是同年41個團體的500名日本青年應邀訪華，同中國15個城市的數萬名青年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友好大聯歡。正當雙方為翌年舉行第二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積極做準備的時候，卻因佐藤政府對日本青年拒發護照而使計劃落空。中日兩國青年致力于中日友好的熱情，預示著中日復交的曙光已露；而佐藤政府的倒行逆施，則表明其已日幕途窮。

2.掀復交高潮，刮友好“旋風”。進入70年代，圍繞中國的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包括加拿大、意大利等西方國家在內的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1971年，聯合國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使中國的國際威望進一步提高。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審時度勢，不失時機地提出“中日貿易四原則”和“中日復交三原則”，從政治的角度闡明進一步發展中日關系的政策主張。上述客觀因素的綜合作用，使中日民間交流發展成為要求兩國復交的聲勢浩大的國民運動，高潮迭起的友好互訪“旋風”迫使日本執政的自民黨把恢復中日邦交提到議事日程，推動了1972年兩國邦交正常化的實現。

70年代初，日本各界要求日中復交的呼聲日趨強烈，“促進恢復日中邦交議員聯盟”、“日中邦交正常化國民協議會”、“恢復日中邦交國民會議”等各群眾性的復交運動組織相繼成立。在這些團體和在野黨的大力推進下，旨在恢復日中邦交的國民運動在日本各地風起云涌，蓬勃開展。如，1971年10月21日，日本全國舉行有100多萬人參加的大示威，要求佐藤內閣下臺，立即恢復日中邦交；1972年3月1日，日本社會黨、公明黨、日本工會總評議會聯合舉行有2000多人參加的“實現日中復交國民大會”，強烈譴責佐藤內閣的反華政策，敦促日本政府早日恢復中日邦交；1972年4月11日，日本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工會組織和日中友好團體及西園寺公一等各界知名人士聯合發起組成“促進恢復日中邦交聯絡會議”，把要求日中復交的國民運動推向高潮。

中日復交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日本各民間團體和在野黨在積極掀起中日復交國民運動的同時，也競相派團訪華，紛紛提出對華政策主張，推動中日復交的訪華“旋風”驟然四起。自1970年11月至1972年3月，日本社會黨、公明黨、日中友好協會、促進恢復日中邦交議員聯盟、恢復日中邦交國民會議、民社黨等相繼派團訪華，分別同中日友協舉行會談并發表聯合聲明，表明在中日復交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其內容后來被歸納為“中日復交三原則”，有力地推動了中日復交三原則”，強調“日中復交已不再是可爭論的問題”，“而是件要實行的大事”。由此可見，即使在自民黨內，佐藤的反華政策也已不得人心。田中內閣成立后，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

三、被譽為“日本的基辛格”的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自民黨議員古井喜實等人，更是不斷穿梭于東京和北京之間，在兩國政府間穿針引線，鋪路架橋，為中日復交的實現立下了汗馬功勞。

面對政界、社會及友好團體的訪華“旋風”，日本財界也不甘落后。1971年9月，以大阪商工會議所會長佐伯勇為團長、由日本關西五大經濟團體領導組成的大型代表團訪華；同年11月，由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商工會議所、日本經營者團體聯合會、經濟同友會四大經濟團體的領導組成的東京經濟界代表團也緊隨其后，聯袂訪華。關西、東京兩大代表團的訪華，顯示了日本經濟界主流帶有戰略性的動向。受其影響，日本各大商社的社長也紛紛訪華，主動表示接受“中日貿易四原則”，放棄派人出席“日臺合作委員會”，要求加入“友好商社”的行列，直接同中國建立貿易關系。他們的訪華，對日本政府的對華決策也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與日方的訪華“旋風”相對應，中國也相繼刮起了訪日“旋風”。其中，最有影響的當推“雙王旋風”和“孫平化旋風”。所謂“雙王旋風”，分別是指1971年3月作為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副團長的王曉云和同年8月出席自民黨顧問松村謙三葬禮的中日友協副會長王國權訪日時，掀起的中日復交熱潮。“雙王”在日逗留期間，馬不停蹄地走訪日本各地，就中日復交問題廣泛地與日本各界代表進行接觸，交換意見，對推動竹入義勝、三木武夫、東京和關西兩地財界首腦訪華，尤其是大平后來作為外相為中日復交在田中內閣中所起的關鍵影響，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所謂“孫平化旋風”，則是指田中內閣成立后的1972年7月率上海芭蕾舞團訪日的孫平化再次掀起的中日復交熱浪。在為期一個多月的友好訪問期間，他同“MT貿易”駐東京聯絡處首席代表肖向前遵照周總理的指示，積極開展對日上層工作，以不同形式會見田中內閣的主要大臣、各在野黨黨首、財界首腦和各有關團體負責人。特別是通過4次會見大平外相和一次會見田中首相，雙方一致確認了中日“解決邦交正常化的時機業已成熟”，田中首相決定應邀訪華。這次“孫平化旋風”，為田中首相9月正式訪華和實現中日兩國人民盼望已久的兩國邦交正常化鋪平了道路。

(三)促進締約的高漲期(1973-1978年)

1972年9月，田中首相應邀訪華，中日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宣布結束戰爭狀態，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隨后，自1973年5月至1974年4月，雙方又相繼簽訂了海底電纜協議和貿易、海運、漁業、航空等政府間協定，為兩國間的人員和貿易往來提供了方便條件和有力保障。但從立法程序上講，聯合聲明代替不了雙邊和約，為化干戈為玉帛，確保兩國永不兵戎相見，世代友好，要求日本政府早日締結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便成為70年代初期以后兩國民間交流和友好運動的主旋律。

1.舉大型交流，撒友好種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從客觀上改善了中日民間交流的外部環境和條件，兩國間的往來不僅數量陡增，且范圍擴大，花樣翻新。“友好之船”、“友好之翼”等大型交流活動接踵而至；“友好城市”、“友好公社”應運而生；名目繁多的各種友好交流團體層出不窮。這一切都表明，中日友好是時代的潮流，更加深入人心。

中日復交不久，為發展兩國地方自治體之間的合作與交流，訪華的日本朋友曾幾次提出想與中國的城市結為“姊妹城市”。對此，周總理極為贊許，并建議把其稱呼改為“友好城市”。自1973年天津與神戶、上海與橫濱結為友好城市起，友好城市便雨后春筍般發展。到1984年底，中日間的友好城市(含友好省、縣)已達74對，占中國同世界各國所結友好城市總數(共143對)的一半以上，成為中日兩國人民之間進行友好交流與合作的又一新的重要渠道，有力地促進了當地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發展。另外，為促進中日兩國人民在農業方面的合作與交流，在中日友好團體和有關人士的大力支持下，1978年10月，“中日友好人民公社”在北京宣布成立；翌年5月，西安與京都也在西安市郊舉行了“友好公社”命名大會。這種以友好為大前提的“友好公社”，不僅得到了日本友好團體、自治體、政黨和企業在物資設備方面的支持，且有大量的中國青年農民得以赴日研修，學到了許多先進的專業知識。

“友好之船”、“友好之翼”這種大型交流方式，也是中日復交后的70年代出現的新生事物。其特點是載人多，且可利用航行期間組織有針對性的學習和相互交流。據不完全統計，到1979年，來自日本的“友好之船”就達40余次，“友好之翼”接近60次。在這種大型交流活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79年春夏之交由中日友協派出的“中日友好之船”回訪日本。以廖承志會長為團長的“中日友好之船”由600人組成，團員來自中國政府部門和15個省、市、自治區。這不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友好使團，而且也創造了歷史上海路交往的記錄。在近一個月的時間里，該船先后停靠下關、大阪、名古層、東京、室蘭、新瀉、富山、鳥取、福岡和長崎10個港口，史無前例地繞日本列島一周，航程達6356公里。代表團相繼訪問了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的33個，走訪167個市、71個町、3個村，參觀工廠247個、農業單位155個、學校及其他設施763個。“中日友好之船”撒下了友好的種子，同時，團員們也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目睹了勤勞智慧的日本人民創造性的勞動，體會到了日本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

2.伸“反霸”正義，促締結和約。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中日復交時雙方已達成協議，并載入《聯合聲明》。它不單純是為了從立法上結束戰爭狀態，更主要的是著眼于未來，確保兩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由于自民黨內一股勢力企圖以破壞友好條約的簽訂來達到其反華的目的，尤其是蘇聯一再對日本施壓，進行牽制，日方則對是否把聯合聲明第七條的“反霸條款”寫進條約猶豫不決，甚至持異議，致使條約談判費時多年，歷經田中、三木、福田三屆內閣，才于1978年8月得以正式簽訂。這期間，兩國的民間友好團體伸張正義，力主“反霸”，把運動的主要目標設定在促使日本政府早日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上。

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中日兩國世代友好的基礎和保障，也是兩國人民共同的強烈愿望。1974年10月15日，藤山愛一郎等20余名日本各界著名人士發表國民運動書，要求政府及早締結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2月8日，日中友協在東京神田共立講堂舉行“實現締結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國民集會”，從北海道到沖繩的各團體代表和著名人士2300余人出席，并向政府遞交了呼吁書。以此為開端，日本各地的友好團體和群眾組織紛紛舉行集會和報告會，發起簽名請愿運動，強烈要求政府簽訂“明確反霸條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條約。1975年5月12日，日本社會黨第六次訪華團與中日友協共同簽署反對兩個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的聯合聲明；同年7月1日，日中友協本部在東京舉行由關東各縣代表1000人出席的要求盡早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緊急集會，并派出52名代表分6組前往首相宮邸、外務省和自民黨總部請愿；1976年10月22日，日中友協本部向眾參兩院議長遞交由30個都、道、府、縣中3.1萬人簽名的請愿書，敦促日本政府把“反霸條款”寫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

1977年11月28日，福田內閣改組，園田直出任外相，為停止不前的中日締約談判帶來轉機。與此同時，日本的在野黨也紛紛加入敦促締約的行列。尤其是1978年6月2日日中友好議員聯盟召開有230余名議員出席的臨時大會，并通過決議一致要求政府早日締結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從而把這一國民運動推向高潮。在日本廣大國民和各界的強烈要求與敦促下，福田首相順應潮流，勇下決斷，派園田外相訪華，中日雙方于1978年8月12日正式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并于同年10月23日在東京舉行條約批準書互換儀式，最終完成了締約的全過程。

(四)全面發展的繁盛期(1979—1989年)

70年代末，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生效和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為中日民間交流走向更高的層次創造了有利的環境條件。而80年代幾乎每隔半年一次的兩國政要互訪，從側面反映出中日友好已成為雙方政府的既定國策，也給兩國民間交流的全面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使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盛況。

1.友好成國策，“三會”得溝通。80年代，中日民間交流的全面發展，得益于雙方政策都把中日友好視為基本國策。1978年10月訪日的鄧小平副總理把中日友好視為“中日關系的大局”；1972年12月訪華的大平首相同華國鋒總理一致確認，中日兩國要“堅持和發展長久的和平友好關系”；1980年5月訪日的華國鋒同大平再次表示，“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方針不變”；1982年6月訪日的趙紫陽總理提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長期穩定”的中日關系三原則；同年9月訪華的鈴木首相倡導兩國建立“植根于兩國人民的根深蒂固的信賴關系”；1983年3月訪華的中曾根首相強調，“發展日中兩國良好的、穩定的關系，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與中國合作，是日本的基本國策”；同年11月訪日的胡耀邦總書記同中曾根首相商定在中日關系三原則中再加上“相互信賴”，使之成為指導中日關系的四原則；1988年8月訪華的竹下首相指出，“維持和發展同中國的良好關系，是我國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1989年4月訪日的李鵬總理同竹下首相一致表示，兩國“今后要進一步發展友好關系”，“在技術、投資等領域繼續擴大經濟合作關系”。上述雙方領導人富有成效的互訪和一致的政治見解，是對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兩國關系發展的經驗總結和對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內容的充實與發展，有力地推動著包括民間交流的兩國友好關系的全面發展。

中日民間友好的歷史悠久，基礎雄厚，交流頻繁，始終是促進兩國關系順利發展的堅實基礎和強大動力。中日復交后，兩國官方之間雖已建立起政府成員會議、外交事務當局定期協商等定期會議制度，但民間尚無建立這種固定的定期會晤機制。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和多年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動的一些老朋友的倡議，在雙方領導人的支持下，中日民間于80年代初相繼設立了“中日民間人士會議”、“中日友好交流會議”和“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等三個固定的交流渠道。中日民間人士會議第一次會議于1982年10月在東京召開，其主旨是著重討論兩國關系和國際形勢問題，從民間的角度努力推動中日兩國長期穩定友好關系的發展；中日友好交流會議首次會議于1982年8月在北京舉行，其主要目的是兩國友好協會之間，就如何開展友好工作總結、交流經驗，討論中日友好工作當前的重要課題和應采取的措施；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是根據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訪華時兩國領導人的一致同意設立的。委員會由老、中、青三結合的兩國著名政界、經濟界人士和學者組成，首屆會議于1984年10月在日本箱根舉行。其作用是根據《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中日關系四原則”的精神，從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廣泛的角度出發，探討中日睦鄰友好關系長期穩定發展的途徑，并向兩國政府提出有益的發展規劃和建議，努力開創21世紀中日更加友好的前景。該機構既不同于官方的政府成員會議，也有別于完全由民間人士組成的其他兩個會議，它實際上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質。上述“三會”的創立，是中日兩國首腦和人民對歷史及未來共同思考的結晶，集中反映了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強烈愿望，有利于彼此溝通，消除誤解，促進中日友好事業的不斷發展。

2.交流多樣化，往來呈盛況。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友好的高度重視和民間“三會”定期會議機制的確立，使80年代的中日民間交流在保持原有傳統形式的基礎上，又有創新和發展，形成了多渠道、多領域、多形式、多層次交流的空前局面。其主要特點有:第一，更加大型化。繼60年代500名日本青年訪華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和70年代開始的“友好之船”、“友好之翼”之后，中日之間的交流更加大型化。最具代表性的，是1984年金秋3000名日本各界青年應邀訪華，同中國各地青年舉行的大規模友好聯歡活動。它再次掀起了中日友好的新高潮，成為中日交流史上的一次空前壯舉。第二，政黨化。進入80年代后，日本的各政黨相繼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黨際交流關系。其中，自民黨根據竹下首相的建議，從1989年起開始實施一項為期10年的日中青少年交流“長城計劃”，每年都派10名年輕的國會議員偕200名青少年訪華，同中國的青年政治家進行交流。90年代初自民黨分裂后，這一計劃由自由黨接手，至今一如既往，為促進兩國青年政治家之間的相互理解和溝通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三，低齡化。中日之間人員往來的年齡結構趨于低齡化，青少年的比重日益增加，如，日中青少年訪華的團隊層出不窮，不僅1988年12月的“第六次日中青少年學生交流大會”，一次就派遣1200名日本青少年訪華。第四，行業化。自70年代開始締結“友好城市”、“友好省、縣”以來，兩國地方自治體之間交流的發展勢頭不減，1987年其數量已突破100對，2000年則達200余對。與此同時，行業間的對口交流也蔚然成風。如，“友好學校”、“友好港口”、“友好報社”等相繼涌現，科研、體育、教育、文化、醫療等機構之間的行業對口交流異常活躍。第五，“草根”化。隨著中日關系的日趨密切和相互交流的日益頻繁，這種平民化的“草根”交往活動也與日俱增。如“關西日中朋友會”、“名古屋日中朋友會”、“向中國贈送日語教材之會”、“日中技術留學交流協會”、“日中友好以信交友之會”等市民自發性的群眾團體，既無社會名流參與，也無來自企業界的財源支持，幾乎不被社會所知，全靠會員們的義務勞動所得或街頭募捐來從事各種中日民間交流活動。至于中日個人之間或家庭式的友好交往，就更是多得不計其數，不勝枚舉。第六，文化交流多彩化。隨著1979年中日政府間文化交流協定的簽訂，80年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園地中又新增加了茶道、花道、俳句三株艷麗的奇葩；鑒真和尚坐像回國“省親”及其紀念堂在揚州的落成，空海大師的紀念堂、紀念碑和遣唐使阿倍仲麻呂紀念碑在古都西安的修建，既是對古代中日友好偉大人物的謳歌、懷念，也是對今人和后人的鞭策、激勵；中日自1978年首次實現互派留學生開始，兩國間留學生、研修生、考察互訪的專家學者不斷增加。尤其是進入80年代中后期，私費赴日留學的中國學子急劇增加，中日間掀起新的留學熱潮。第七，經貿往來復合化。1978年中日長期貿易協議和1982年中日科技合作協定的簽訂，使中日貿易關系由迄今的單一進出口交易向經貿科技全面合作的方向發展。從輕紡產品的來料加工到石油、煤炭、有色金屬等領域的大規模合作開發，從單項的裝配貿易到綜合性的長期補償貿易，從企業技術改造到電力工業、港口、交通運輸、農業等方面的基礎建設，從采用各種具體支付方式到接受貸款、合辦企業、勞務出口、發行日元債券等，中日間的經濟合作全方位展開，兩國的貿易額迅速增加。據日方通關統計，中日間的進出口貿易額已由1979年的66.53億美元猛增至1988年的193.28億美元，整整翻了兩番。

(五)走向成熟的務實期(1990—2000年)

進入90年代，東西方冷戰結束，中日關系也迎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中日復交20周年的1992年，江澤民總書記訪日和明仁天皇訪華，標志著中日關系翻開了新的一頁；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20周年的1998年，江澤民主席作為國家元首實現歷史性訪日，同小淵首相簽署《中日聯合宣言》，把中日兩國帶入了“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在此背景下，中日兩國的民間交流和往來也更趨于友好務實，平等互利，合作互惠，有力地推動了兩國關系日益走向成熟。

1.任憑風浪起，友好不動搖。90年代初，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日美摩擦加劇。而中日兩國則政治關系良好，經濟合作順利，雙邊貿易猛增。1989年北京政治**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借口“人權”問題揮舞“制裁”的大棒向中國發難。對此，日本政府雖持消極態度，但仍凍結了對華日元貸款，“勸告”日本公民暫停訪問北京，給中日關系繼續深入發展蒙上了陰影。從中日友好的大局和兩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日本各界有識之士和日中友好團體為敦促日本政府早日解除對國民赴北京的限制，恢復對華日元貸款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北京尚處于戒嚴狀態之際，自民黨中國研究會會長大石正光就率先訪華，“對中國發生的事情表示理解”。接著，包括自民黨元老、實力派人物在內的日本政界人士便紛紛發表意見，強調“日中關系與日美不同，日本不應追隨美國，而應采取獨自的政策”，“下決心恢復對華日元貸款”。與此同時，由日本50家旅行社組成的80余人的中國旅游觀光考察團、以會長伊東正義為團長的超黨派日中友好議員聯盟代表團、以理事長森田堯丸為團長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代表團、以理事長清水正夫為團長的日中友好協會代表團等也相繼訪華，表示“這件事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敦促日本政府早日解除對國民赴北京的限制，恢復對華日元貨款。于是，日本政府有別于其它西方國家，率先于1989年9月25日宣布解除對日本國民赴北京的“自肅勸告”，于翌年7月宣布恢復第三次對華日元貸款，使中日關系重又走上正常發展的軌道。在對華政策上，日本朝野上下表現得如此行動快速，步調一致，說明中日友好已成為廣大日本國民的共識，兩國的民間交流更趨于務實、成熟。

2.往來講務實，互利謀發展。90年代中日民間交流日趨務實、成熟的主要標志和特點是，其一，友好交流的內容更加具體、扎實。回望90年代，中日交流的友好活動不再僅限于形式上，而是在開展交流的同時也參加諸如改造沙漠、植樹造林、修復古跡、扶貧助學等具有現實意義的活動，內容更加豐富、具體、扎實。僅以橫濱日中友協為例，他們除經常組團訪華或接待中國訪日團組外，還通過舉辦中文講座、太極拳講座、演講會、電影會、詩吟會、文藝晚會、與中國留學生的交流會、往中國的大學派遣短期留學生等活動，增進兩國人民“心與心”的相互理解，加深彼此的友誼。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沒有任何資金來源的情況下，他們僅憑街頭義賣和募捐，自1991年以來就已向中國的災區、貧困地區捐贈慰問金、文教費、建希望小學等近500萬日元，用于中國的扶貧救災和發展教育事業。這僅是90年代中日民間友好交流的一個小小的縮影。他們的義舉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他們的精神已在中國兒童的心靈中播下友誼的種子，為中日兩國人民的世代友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其二，人員往來急劇增加。隨著中日關系的日趨成熟和全面發展，90年代，兩國間的人員往來也與日俱增，日本來華的人數一直居于各國之首，成為中國最大的客源國。據統計，僅旅游來華的日本人1994年就逾100萬，遠遠超過第二位的美國(46.98萬人)。1996年突破150萬大關，達到154.88萬人。大量的日本人來華，不僅有利于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也成為中國旅游創匯的主要來源。尤其是1998年江澤民主席訪日，兩國政府達成5年間實現15000名青少年交流的協議后，中日兩國的人員往來更是明顯增加，其中，尤以2000年5月由日中友好團體和各界代表組成的5000名日本民間友好使節團的訪華最為引人注目。在世紀之交的陽春季節，如此規模龐大、代表性廣泛的日本使節團的到訪，受到江澤民等中國政府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和親切會見，并在人民大會堂與中國的各界代表舉行了隆重的歡迎聯歡大會，從而把中日友好的高潮帶入了人類社會美好的21世紀。

其三，文化科技交流成效顯著。在技術交流方面，據統計，到1992年止，僅通過日本國際協力事業團渠道赴日的中國研修生就達4300人，同時，也有2400名日本專家來華進行技術合作。如天津港聘請神戶港灣局局長鳥居幸雄為專家，幫助解決天津港壓船問題取得明顯成效；中國農業部門聘請日本水稻專家原正市傳授水稻早育苗稀植栽培技術，使中國北方寒冷地區結束了不能種水稻的歷史；中國地膜覆蓋研究會聘請日本專家石本正一，使中國的地膜載培技術迅速普及，到1986年其面積已居世界首位，僅1985年就凈增農業產值28億美元。在文化教育方面，中國的赴日留學人員迅速增加，形成了公費、私費留學生競相增長的局面。據日本文部省統計，1998年在日本大學就讀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共22323人，占留日外國學生總數(51047人)的44%，居世界各國留日學生之首。到1993年止，已有8000余名中國留日學生學成回國，成為我國科研、教育及科技戰線上的骨干力量。

其四，經貿合作數質量飛躍提高。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講話的發表和中國改革開放步伐的進一步加快，以及中日長期貿易協議的再次續簽和中日投資促進機構的設立等，為中日擴大經貿合作提供了可能。尤其是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增強了自身的綜合國力和對日出口能力；日元的升值和日本經濟戰略的轉變，促使日本把國內過剩的資金和生產成本過高的企業轉向海外。而中國及時抓住機遇，提供優惠政策，吸引日商來華投資；日本企業則通過增加對華投資帶動對華出口。這種優勢互補、互利互惠的良性循環態勢，使90年代中日民間的經貿合作無論在質量或數量方面都出現了飛躍的發展。中日的雙邊貿易額從1989年的146.63億美元猛增到2000年的831.70億美元，增長了4.67倍。其中，日本的對華技術貿易也有新的增長，自1990年至1999年，中國共從日本引進技術設備5280項，總額達163.22億美元。另外，由于中日進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兩國貿易長期不平衡的問題也基本得到解決。按中方統計，1990年至2000年，日本的對華直接投資突飛猛進，實際利用金額達253.1億美元，平均年增長24.95%，相當于前20年累計金額28.2億美元的近9倍，結束了80年代增長緩慢的局面。同時，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項目，也由過去偏重于一般制造業逐步向IT產業等高技術領域轉變，科技含量趨于提高。總之，在雙邊貿易方面，日本已連續8年保持中國大貿易伙伴國的地位，中國也連續7年成為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在進出口產品結構方面，兩國正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發展；在中國引進外資和技術方面，日本一直名列前茅。中日民間的經貿合作已趨于合理、成熟，潛力巨大，前景廣闊。

三、作用

在戰后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里，中日關系從不正常狀態轉為正常發展，從民間往來轉為國家間交往，從友好、單一貿易轉為經貿合作、全面發展，并逐步走向務實、成熟，經歷了漫長而又曲折的道路。對此，民間交流發揮了巨大而又特殊的作用，無數仁人志士費盡大量心血，獻出畢生精力，寫下了可歌可泣、動人心魄的篇章。它像一根醒目耀眼的主線，始終貫穿于整個戰后中日關系史的進程之中。良好的中日關系來之不易，民間交流功不可沒。

(一)貿易入手，以經促政。經濟是基礎，是連結兩國人民和政府的紐帶；貿易是催化劑，推動著中日政治關系的改善。正是50年代初的記帳式易貨貿易啟開了中日交往的大門，使得包括政界在內的日本各界人士敢于克服重重困難同中國交往；正是四次民間貿易協議(協定)的簽訂，帶動了50年代要求中日復交友好運動的勃興；正是“友好貿易”、“友好商社”才未使“長崎國旗事件”后的兩國交往完全中斷，催生出中日關系的“政治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原則；正是“LT貿易”使兩國關系進入半官半民的階段，促進了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復交后的兩國關系之所以得到全面順利的發展，經貿合作的巨大潛能和磁石般的魅力，是其重要因素之一。當然，良好的雙邊政治關系也會推動兩國經貿關系的發展，頻繁的政治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也往往服務于經濟。1989年北京政治**后，日本率先沖破西方的對華制裁，很快同中國恢復了包括經濟在內的全面關系，即是證明政治與經濟互為促動，互為因果關系的有力佐證。

(二)民間先行，以民促官。中日民間交流，亦稱中日“民間外交”，是在50年代兩國尚未復交，按照國際法仍處于戰爭狀態的情況下進行的一種非官方交往方式。中日民間交流總是站在中日友好運動的前列，開中日交往之先河，為打開兩國關系鋪路架橋。它猶如優質強勁的汽油，運用中日兩國人民傳統友誼的偉大力量，先從經濟、文化交流做起，經過不斷積累和創造條件，逐步迫使日本政府這臺官方機器同中國政府進行接觸，以推動中日官方關系的前進。如，帆足計3名國會議員不顧日本政府的阻撓率先訪華，打開了中日交往的大門；中日民間貿易協議的簽訂，為兩國間貿易的開展提供了可能；雙方民間團體護送在華日僑和蒙難日本的中國勞工的遺骨回國，解決了兩國間迫切需要解決而官方又無法解決的問題；中日民間漁業協定的簽訂，使兩國的漁民得以安全有序地進行海上作業；中日民間團體簽訂的中日文化交流協定，把兩國間的交流擴大到文化、科技領域:李德全、廖承志、郭沫若、雷任民、王震等中國要員冠以政府職銜率民間團體訪日，有意突出政治和官方色彩，打破了日本政府不與中方進行官方接觸的禁區，等等。尤其是隨著兩國民間交往的擴大和要求日本政府改變對華政策的日中友好運動的蓬勃開展，迫使50、60年代的日本歷屆政府在制定和執行對外政策時不得不考慮到中國的因素及其存在。其中，從50年代起參與中日民間貿易的、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本日中輸出入組合，就是在這種“民間外交”的作用下而產生的。

(三)半官半民，以民代官。50年代的“民間外交”推行“以民促官”的結果，促成了60年代中日間“LT貿易”機構的建立和常駐代表處的相互派遣，以及“民間大使”西園寺公一的常駐北京。根據周恩來總理同戰后多次出任日本內閣大臣的松村謙三之間達成的“君子協議”成立的“LT貿易”，雙方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實際是半官方的常設機構。中方的廖承志辦事處直接受國務院的領導，工作班子由外交部、外貿部等政策部門的成員組成，外貿部的地區政策第四局負責對日聯絡事務。日方的高碕達之助事務所的正式名稱為日中綜合貿易協議會，其成員主要由曾任內閣大臣的政治家和通產省、大藏省的官員及財界人士組成，與日本政府聯系密切，實際是具有濃厚官方色彩的通產省外圍團體。自60年代初至1972年中日復交，“LT貿易”不僅直接參與拓展中日綜合貿易，而且為雙方政界人士的互訪、政府間的相互溝通起到了斡旋、中介和解決難題的“小使館”的職能。如1963年雙方經政府批準的利用日本輸出入銀行貸款的成套設備進出口合同的首次簽訂、1964年兩國開始互換記者的實現等等。與此同時，它還同要求日中友好、恢復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運動相配合，為70年代初“雙王旋風”、“孫平化旋風”登陸日本，日本的“友好旋風”、“政黨旋風”造訪北京，直至田中首相正式訪華最終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實際上發揮了官方職能的特殊作用。正如當初高碕奇達之助先生所言，在促進中日關系方面，“LT貿易”機構要像掘進機挖渠道一樣，雙方同時從兩端向中間挖起，最后打通渠道，使之水到渠成。

(四)官民并舉，相輔相成。自70年代初中日復交，兩國關系步入正常發展軌道后，中日民間交流的隊伍迅速擴大，渠道不斷拓寬，機構逐漸增多，形式日益多樣，作用愈加明顯。“中日民間人士會議”、“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中日友好交流會議”等民間對話機制的相繼設立，中日長期貿易協議的簽訂，各地方政府及行業間對口交流關系的紛紛確立，同官方的對話機制、政府間雙邊協定及政府交流機構等并肩而立，并駕齊驅，彼此促進，相互補充，形成了官民并舉，官民并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新局面。實踐證明，即使是在兩國保持正常關系的情況下，中日間的民間交流不僅不可或缺，而且它像潤滑劑和平穩器一樣，時常調節著官方雙邊關系的平穩運行，越發顯示出雄厚的群眾基礎和強大的生命力，為推動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全面、長期、健康的發展，起著官方或其他任何渠道都無法代替的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結語

中日兩國比鄰而居，有著長達兩千余年友好往來的悠久歷史和長期的民間交流傳統。戰后，由于種種原因，兩國之間竟有27年處于極不正常的狀態。民間交流是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下啟開了中日交往的大門，并通過“漸進積累”推動了兩國邦交正常化的實現；中日復交后，民間交流的陣營迅速擴大，與政府間的交流相輔相成，互為補充，促進了兩國友好合作關系的全面發展；冷戰后，隨著形勢的變化，中日民間交流順應時代潮流，互惠互利，腳踏實地，始終不渝地致力于中日友好和兩國的繁榮與發展，為兩國關系逐步走向成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應有的貢獻。

“中日友好，歸根結底是兩國人民的友好”。展望未來，中日民間交流前景廣闊，前途無量。而欲錦上添花，則任重道遠，尚需雙方“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首先，兩國政府要高度重視，把民間交流置于事關中日世代友好、攜手共進、互利發展、共同繁榮的重要位置，給予應有的協助和必要的支持；其次，民間雙方友好廣泛深入地推向新的發展階段；其三，要進一步加強文化交流，擴大人員往來，縮小彼此間的文化差異，增進相互間“心與心”的了解，以期增信釋疑，真正實現感情上的正常化；其四，隨著兩國關系的日趨成熟，必然會帶來新的問題、矛盾和摩擦，民間雙方應從大局出發，遵照《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日聯合宣言》的基本原則，以坦蕩的胸襟，冷靜的思維，平和的態度，理性的舉措，不懈的精神，努力協助雙方政府妥善處置，把有礙于友好的苗頭消滅在萌牙狀態，確保中日關系長期、順暢、健康的發展；其五，中日友好寄希望于兩國人民，更寄希望于兩國青年。民間雙方應進一步擴大兩國青少年之間的交流，加緊培養后繼人才，使中日友好的大業蓬勃興旺，世代相傳。

第二篇：中日交流中架橋梁

在中日交流中架橋梁

2013年10月9日《人民日報》第六版

圖為劉甚秋在北京大學日本校友懇親會上致辭。

劉甚秋，河北香河人，199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日語系，先后就職于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日本野村證券、日本光通信公司并擔任事業部部長，后開始創業，現任日中經營者協會常務理事、北大天公國際投資株式會社社長，獲得早稻田大學商學碩士和長江商學院EMBA學位。

生于60年代，長于80年代，扛住90年代的風險與挑戰，活躍在新世紀的舞臺——這是這個年代成功者的成長履歷，這其中有一位旅日20余年的華僑，他傾半生心血，在為著這樣一個“中國夢”而奮斗：中日之間多一分理解，少一分誤解，多一分合作，少一分仇恨。金融到IT的“黃埔生”

“80年代是中日關系非常好的時代，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基于中國的日本研究熱，國政系和日語系就是北大的熱門專 業，”談及專業選擇，劉甚秋流露出北大學生典型的理想主義情懷，“50年代初，日本的GDP和中國相當，為何80年代就成了世界第二？這是我們學習日本的初衷。”

在日語系的學習之外，他也旁聽很多經濟學課程，有了扎實的經濟學基礎。畢業時，恰逢北大經濟系需要一名從事日本經濟研究的教師，二者兼修的劉甚秋就被經濟系要了過去。任教不到兩年，早稻田大學提供給北大一個深造的獎學金名額，時任北大副校長的羅豪才挑中了他——就這樣，劉甚秋遠渡重洋開始了日本生活。

在日本，他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導師：時任野村證券副社長齊藤惇。碩士畢業，劉甚秋在齊藤的幫助下進入日本金融界的“黃埔軍校”——野村國際金融部，主要從事中國企業的東京上市和日元債券的發放業務。正當事業草創時，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債券業和海外上市迅速遭遇“過山車”：在四面楚歌的壓力下，齊藤建議他把眼光放到IT產業上來。就這樣，他被推薦到日本IT巨頭之一的光通信公司擔任事業部部長，開始了人生新起點。

“我要感謝生命中的每一個師長，不管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他們成就了我的每一次重大決定。”劉甚秋談到自己的曲折歷程，心懷感激。中日群團的“領頭人”

劉甚秋坦言，在創業過程中，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對自己的業務幫助很大。大使館商務處會定期邀請國內各級政府赴日招 商洽談，介紹他們相互認識。劉甚秋的兩地人脈由此建立起來：在拿下三菱重工、日立和富士通等多家著名日企的軟件開發項目后，劉甚秋與部分日企代表共同發起了“日中經營者協會”，致力于中日民間企業的溝通：一方面，他們申請日本政府的政策支持，對中國企業投資予以優惠條件；另一方面，他們也引導日企赴華，在內地投資辦廠——日立在大陸的多家分公司就得益于此。此外，他們也邀請華聯、超市發等中國零售企業赴日投資，還有內地各級政府對日本環保項目的考察和開發，取得了很好的業績。

在這個過程中，增進中日之間的了解很重要。有很多老一輩華僑加入其中，向日本企業介紹中國、傳播中國，力求消除誤解。在福島大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協會的中國企業代表就向日本政府捐款賑災。

“當然，基于各方面原因，中日客戶對對方投資環境的不信任也是常有的事情，這使得協會的工作開展很難。”劉甚秋說，“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不信任的根源是對對方的不了解。我們需要大使館和官方的斡旋，更需要深入地交流和互信。這就是在日本的中國經營者要努力的方向。” 放眼未來的“大園丁”

在光通信公司，劉甚秋利用日本領先的IT技術，從中國引進IT技術人才悉心培養——這個習慣也被他帶到自己的公司“北大天公”。“把國內的IT人才吸引過來培養并不是人才流失，”劉甚秋笑著說，“他們成熟后很多會回國發展，現在國 內IT產業的領軍人物大多是那個時代培養起來的，我就有很多得意弟子。”

業界之外，劉甚秋也重視中日之間年輕人的交流。“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年沒有交流機會，不能讓我們的后代青年也失去交流機會。”他與北京大學李巖松副校長達成協定，每年自己出資支持從北大選派一批學生赴日本短期參觀考察，真正近距離地感受日本。“我相信，他們會成為決定未來中日關系新的左右手。”劉甚秋堅定地說。

劉甚秋認為，中日關系近年來的緊張并不能代表民間關系緊張。日本企業界和民間對中國的認識和政府有很大差別，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希望了解中國。“中日之間合作也好、競爭也好，都需要我們去了解對方，去正視差距。我想要做的，就是讓更多的人能夠冷靜看待中日關系。這是園丁的工作，但我樂在其中。”

第三篇：房地產策劃的特征與作用

談房地產策劃的本質特征及其地位作用

房地產策劃是在房地產領域內運用科學規范的策劃行為。它根據房地產開發項目的具體目標，以客觀的市場調研和市場定位為基礎，以獨特的概念設計為核心，綜合運用各種策劃手段（如投資策劃、建筑策劃、營銷策劃等，還可以運用房地產領域外的其它手段，如體育、旅游、IT行業等），按一定的程序對未來的房地產開發項目進行創造性的規劃，并以具有可操作性的房地產策劃文本作為結果的活動。它包括房地產概念設計（主題策劃）、房地產項目策劃（前期策劃）和房地產營銷策劃（后期策劃）。

一、房地產策劃的特征

1、地域性。

第一，要考慮房地產開發項目的區域經濟情況。在我國，由于各區域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經濟條件、市場狀況很不一樣，要進行房地產策劃就不能不考慮這些情況。

第二、要考慮房地產開發項目周圍的市場情況。從房地產市場來講，房地產策劃要重點把握市場的供求情況、市場的發育情況，以及市場的消費傾向等。

第三、要考慮房地產項目的區位情況。如房地產項目所在地的功能區位、地理區位、街區區位等。

2、系統性。

房地產策劃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各個策劃子系統組成一個大系統，缺一不可，密切聯系，有機統一。房地產項目開發從開始到完成經過市場調研、投資研究、規劃設計、建筑施工、營銷推廣、物業服務等幾個階段，每個階段構成策劃的子系統，各個子系統又由更小的子系統組成。各個子系統各有一定的功能，而整個系統的功能并非簡單地是各個子系統功能的總和，系統的結構與功能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

3、前瞻性。

房地產策劃的理念、創意、手段應著重表現為超前、預見性。房地產項目完成的周期少則二三年，多則三五年甚至更長，如果沒有超前的眼光和預見的能力，投入不產出，那么企業的損失是巨大的。房地產策劃的超前眼光和預見能力，在各個階段都要體現出來：在市場調研階段，要預見到幾年后房地產項目開發的市場情況；在投資分析階段，要預知未來開發的成本、售價、資金流量的走向；在規劃設計階段，要在小區規劃、戶型設計、建筑立面等方面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在營銷推廣階段，要弄清當時的市場狀況，并在銷售價格、推廣時間、樓盤包裝、廣告發布等方面要有超前的眼光。

4、市場性。

房地產策劃要適應市場的需求，吻合市場的需要。

一是房地產策劃自始至終要以市場為主導，顧客需要什么商品房，就建造什么商品房，永遠以市場需求為依據。

二是房地產策劃要隨市場的變化而變化，商品房的市場變了，策劃的思路、定位都要變。三是房地產策劃要造就市場、創造市場。

5、創新性。

房地產策劃要追求新意、獨創，永不雷同。房地產策劃創新，首先表現為概念新、主題新。因為主題概念是項目的靈魂，是項目發展的指導原則，只有概念主題有了新意，才能使項目有個性，才能使產品具有與眾不同的內容、形式和氣質。其次表現為方法新、手段新。策劃的方法與手段雖有共性，但運用在不同的場合、運用在不同的地方，其所產生的效果也不一樣。還要通過不斷的策劃實踐，創造出新的方法和手段來。

6、操作性。

一是在實際市場環境中有可操作的條件，市場條件不允許，想操作好是相當困難的。二是在具體的實施上有可操作的方法。三是策劃方案要易于操作、容易實施。經常有一些策劃方案規定了非常理想的策略，但完全脫離了市場的客觀或超出了發展商的負擔能力和實施能力，因而也只是空洞的紙上談兵。

7、多樣性。

房地產策劃要比較和選擇多種方案。在房地產項目中，開發的方案是多種多樣的，我們要對多種方案進行權衡比較，揚長避短，選擇最科學、最合理、最具操作性的一種。同時，房地產策劃方案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應在保持一定穩定性的同時，根據房地產市場環境的變化，不斷對策劃方案進行調整和變動，以保證策劃方案對現實的最佳適應狀態。

二、房地產策劃的地位和作用

1、地位

第一、房地產策劃在知識經濟時代屬于智力產業，能為房地產企業創造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的一大特征是智力、智慧產業將得到進一步發展，社會所需的知識比任何時代要豐富得多。成功的房地產企業，其價值越來越取決于他們的從策略面與左右面上取得生產、分配及應用知識的能力。這種能力，就是思想、智力、方略等。智能與財富結合在一起，還會爆發出巨大的能量。

第二、房地產策劃在房地產企業充當智囊團、思想庫，是企業決策者的親密助手。主要表現在：首先，房地產策劃是接觸面大、實踐廣泛。從項目選址直到物業服務的每個環節，策劃活動都參與其中。其次，房地產策劃的案例精彩、手段多。在房地產策劃的每個成功案例中，都有不少精彩絕妙的概念、理念、創意和手段。第三，房地產策劃的思想活躍、理論很豐富。由于眾多策劃人努力實踐，勤奮耕耘，在創造許多精彩的項目典范和營銷經典的同時，還梳理出不少閃光的策劃概念、思想和總結出富有創見的策劃理論。這些都給房地產企業以智力、思想、策略的幫助與支持，給房地產企業出謀劃策，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

第三、房地產策劃在房地產開發項目建設中自始至終貫穿一起，為項目開發成功保駕護航。房地產開發項目建設要完成一個項目周期，需要經過市場調研、項目選址、投資研究、規劃設計、建筑施工、營銷推廣、物業服務等一系列過程，這些過程中的某一環節出現問題，都會影響到項目的開發進程，甚至使項目變?quot;半拉子“工程。房地產策劃參與項目的每個環節，通過概念設計及各種策劃手段，使開發的商品房適銷對路，占領市場。

2、作用

第一、房地產策劃能使企業決策準確，避免項目運作出現偏差。房地產策劃是在對房地產項目市場調研后形成的，它是策劃人不斷地面對市場而總結出來的智慧結晶。因此，它可以作為房地產企業的參謀，使企業及企業家決策更為準確，避免項目在運作中出現的偏差。

第二、房地產策劃能使房地產開發項目增強競爭能力，使其穩操勝券，立于不敗之地。近年來房地產企業重新”洗牌“，概念不斷創新，開發模式不斷突破，一個個近千畝的大樓盤相繼出現，競爭越來越激烈，決定者大有”四面楚歌"的感慨。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策劃就更能發揮它的特長，增強項目的競爭能力，贏得主動地位。

第三、能探索解決企業管理問題，增強企業的管理創新能力。房地產企業要贏得市場，商品房要賣得出去，重點是管理創新。策劃人幫助房地產開發企業管理創新，就是遵循科學的策劃程序，從尋求房地產開發項目的問題入手，探索解決管理問題的有效途徑。

第四、能有效地整合房地產項目資源，使之形成優勢。要開發好一個房地產項目，需要調動很多資源協調發展，如概念資源、人力資源、物力資源、社會資源等。這些資源在房地產策劃還沒參與以前，是分散的、凌亂的，甚至是沒有中心的。房地產策劃參與到各種資源中去，理清它們的關系，分析他們的功能，幫助它們團結一起，圍繞中心，形成共同的目標。此外，房地產策劃還有預測未來市場，滿足居民居住具體要求等作用。

第四篇：三峽民間美術造型與審美的特征

三峽民間美術造型與審美的特征

在輝煌燦爛的五千年華夏文明的百花園里，一枝優美、絢麗的三峽民間美術之花正俏然綻放。多彩多姿的三峽民間美術在上承巴蜀文化，下啟荊楚文化，飽含著自身的思想基礎、歷史文化背景和文化根源，伴隨著風光旖旎、人杰地靈的三峽歷史文化發展的進程中，向世人展示出古老的三峽藝術的真諦和現代藝術生命的延續。三峽民間美術以淳深宏富、神奇動人的造型與審美，表現出源遠流長的獨特三峽民俗文化的神韻，賦予三峽文化藝術一種重要的審美價值和文化取向。她是三峽文化中的寶貴遺產，在三峽藝術長廊中散發出濃郁的藝術芳香和顯示出十分誘人的藝術魅力。

一、造型特征藝術的造型是藝術表現的手段。任何藝術都需要用造型的手段來揭示藝術形象、精神、意境、美感??。不同地域的民族有著不同的造型手段和方法，就中國的民間美術而言，有形象化造型、諧音化造型、意義化造型、情勢化造型、功能化造型等民間美術共有的造型規律，三峽民間美術也包涵著這些造型方法。但是，獨特的地域環境、生活習俗、宗教思想、感情氣質等又形成了不同的造型特點，所以雖然我國眾多的民間美術在材料工具的運用，取材內容、表現形式、造型手段等方面都十分相近或相同，但最后形成的藝術風格、藝術特點卻各異奇趣，各具特色，這便是因為造型特點與審美追求不同的緣故罷了。從三峽民間美術來看，已形成了豐富的品類和多彩的藝術風格，形成了地域廣闊、民俗風情濃厚的藝術造型特點，特別是在以下三方面有獨到的造型妙處。

1.“寄善”寫意的造型人中圣哲有許多倡導向善說。抑惡揚善是人們的理想，三峽民間美術家正是從“寄善”著想，用“仁善”心理，洞察自然物象，民情生活，風俗習慣，發現“善”美；用“善”美的心靈，托物喻理，曉喻人生，融慈化于藝術，造“善”美之形；用仁意“善”美之形寄情萬類，衍生意象，陶冶人們心靈，舒豁人們的胸懷、思想、境界。“寄善”的心境使他們因物移情，緣情發思，開拓意境，暢意寫神，塑造出善和、天真、妙解物趣的萬物生靈的美好意境。三峽民間美術家在造型中，從平靜、自由、隨意、真切等中立意，去感受生活的脈搏，求索自然意趣的“善”形，從和順、愛慕等構想中，去發掘具有生趣和神采的意象，透出濃濃的民俗情結；從藝術的內容與形式中，去追尋“善”與“意”的多樣造型情致，達到內涵豐富、意趣盎然的境地。例如：聞名于世的豐都“鬼城文化”，以美妙離奇的傳說與故事，塑造出千姿百態、精彩傳神的眾多鬼神雕像與神秘恐怖的場景，視感陰森恐怖，實際寄托著宣揚忠孝仁愛、揚善抑惡的文化內涵，那形神各異、驚恐萬分的鬼神則透視出不同的“善”美。這些“善”形造型夸張、詼諧、有說唱藝術的滑稽夸張神氣，加上鮮明艷麗的色彩和粗獷線條的表現，揭示出意境深邃的哲理興味，富有生活的熱情和生命的意義。又如：被譽為三峽奇葩的“白帝文化”，融詩詞、書法、繪畫、雕刻、裝飾、園林建筑于一體，從外在看似展現夔州文化歷史、山川風貌、民俗故事、峽江傳說，其內在為思念、盼歸、情愛、悲傷等“善”意之情的精妙揭示，很有發人遐想的意趣。這些充滿“善”美的形象很少以仁慈寬厚、溫順虔誠，合掌微笑的佛像造像，大多是蹙眉怒目、剛健強橫、氣勢逼人的非佛似佛、非僧似僧、意義深邃的小雕像、小工藝品等。雕繪手法概括、簡單、象征，很少突兀的轉折和生硬的棱角形狀，主要以弧線造型為主。用色單純，單涂為主，色不掩線，裝飾性強。這種從“寄善”中寫意，從寫意中“寄善”的美術造型是三峽民間美術的一大特色。

2.寓意生靈的造型相傳古代畫龍，常常不畫眼，因為一點，龍就飛躍起來，騰空而去，后謂“畫龍點睛”。三峽民間美術造型繼承了中國藝術對事物“活”的表現、“靈”的表現，在形和神上，以傳神為主；在樸實和華麗上，以樸實為主。具有畫外有意，形外有動，動中有“靈”，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精神的藝術內涵。三峽民間美術家把造型生動，靈捷、活潑、有趣的物象，經過巧妙構想，營造出體態爽朗，舒展夸張，姿態含蓄，喻意深邃的具有豐富思想內涵的美術形象，從而揭示出具有象征吉祥幸福，如意順遂，歡樂吉慶，和諧美滿的三峽民俗風情，達到寓情靈動的藝術境界。如：長江三峽石藝術，從自然中尋覓、遴選、構思、加工、塑造等都浸透著寓意生“靈”的造型觀。首先，美術家要帶著創意和豐富的形象思維去尋覓，經反復觀察、審度，確定峽石的寓意內涵，或形似人物、動物、植物的峽石，或具有詩意文采的峽石，或富有繪畫形式的峽石，或奇狀怪形內涵深厚的峽石??。其次，有些峽石還需匠心描繪，加工處理，組合成造型美妙，寓意深刻，趣味無窮，比自然美更高的“靈美”。《孔子行吟圖》一尊僅22 厘米高的深藍色峽石中，露出與峽石外輪廓十分吻合的一塊乳黃色，一個鬼斧神工的深藍色造像展示其間，看似一個婉雅俊逸，嚴謹持重，微微俯首圣哲的孔夫子在行吟、說教。這尊三峽石與底座的色彩、石質，造型都結合得相當和諧完美，酷似一個整體，表現出作者寓意生靈的藝術思想。又如：三峽根雕又與其它地方的根雕有所不同。長江三峽根藝蘊藏十分豐富、獨特，是千百年三峽江水沖刷、浸泡、擠壓、腐蝕所成，特殊的地理環境形成了千奇百怪、十分絕妙的造型樹根。有的質面光滑、細膩，有的粗糙斑駁；有的姿態易妙，有的十分簡括；有的大如磐石，有的細小如微；有的沉如鐵石，有的輕若蘆蒿；有的色澤光亮，有的暗洗晦澀；顏色或白、或黃、或紫、或黑??，有的氣味芳香??。三峽美術家把這些天然造化樹根作為一種情愫的載體，賦予豐富的想象與創造，神奇地構建了三峽根雕的美。《孔雀》是一件三峽根藝品，一只栩栩如生的孔雀，敞開美麗的翅尾，獨腳直立，俯首凝視，象是一個開屏的孔雀，象是孔雀面對明鏡的水面而映照，或者正在覓食??。使你能從造型中體會出更多的藝術精神。這無不表明三峽民間美術家運用這種造型的審美意義。3.實用與美觀的造型游過三峽的人，往往會被矗立在江岸的歷史文化景觀的天然的藝術造型美所吸引，贊嘆不已。當身臨其間，欣賞這些景色壯麗、歷史悠久的文化遺址時，琳瑯滿目的書畫、雕刻、裝飾與游樂的藝術空間相映成趣。這些古文化景觀形態優美，形姿俊俏，自然和諧，顯示出整體與豐富的美感。構成采用“上下呼應”、“前后＠①護”、“左右對稱”、“外張內顧”的布局，尤其是利用變化的直線、弧線與艷麗濃烈的民俗色彩描繪形體，求得鮮明強烈、和諧統一的藝術神韻，把功能與美同三峽地貌、風俗、情感互融，體現為適合于三峽自然環境的實用與美觀完美結合的藝術精神。其它三峽民間美術：藍印花布、挑花、刺繡、編織、皮燈影、年畫、竹簾畫、根雕、石刻等更是運用實用與美觀造型的杰作，這些民間美術選材質美，造型生動，表現美妙，寓意深刻，直接為三峽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服務，成為意趣鮮明的三峽民間藝術。如著名的梁平竹簾畫，《辭海》記載：“竹簾畫，在細竹絲編的簾子上加上書畫的工藝品產于四川梁平。”歷史悠久的梁平竹簾畫，采用當地盛產的慈竹作為原料，經過精細加工制成纖細如絲的竹絲，運用紡織方法制成實用與觀賞相結合的各種形式大小的掛簾、屏風、裝飾畫及實用工藝品，直接美化和服務于廣大人民群眾。梁平竹簾畫，色澤素雅，質地錦薄，工藝精密，有“薄如蟬翼淡如煙，萬縷千絲總相連，借得七仙靈巧手，換來天下第一簾”的美。濃厚的地方藝術特色成為國內外友人收藏和饋贈親朋好友以及友好交往的藝術禮品，成為三峽民俗藝術的一絕。

第五篇：皖西民間剪紙藝術形式與特征研究

皖西民間剪紙藝術形式與特征研究

摘 要：皖西民間剪紙藝術分為傳統民間剪紙與現代文人剪紙，據此分析了皖西民間剪紙藝術的剪（刻）與色彩表現形式；撕紙表現形式與文人剪紙形式。從題材與內容兩方面，闡述了皖西民間剪紙的皋陶文化與楚文化、審美意象化與教化育人、民間紀實性與紅色文化等藝術特征。

關鍵詞：皖西民間剪紙；藝術形式；文人剪紙；藝術特征

民間剪紙，是小農經濟的產物，[1]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等這些詞匯是民間剪紙表現祈福、祥和、美滿的主要題材，也是民間剪紙發展的溫床。民間剪紙藝術是華夏大地的母體藝術，是人類在生產實踐勞動中的一種民族審美意識的表現，也是特定民俗文化背景下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郭沫若詩“曾見北國之窗花，其味天真而渾厚，今見南方之剪紙，玲瓏剔透得未有，一剪之巧奪天工，美在民間永不朽。”[2]描述了民間剪紙藝術的地域差異，皖西民間剪紙就其地域而言有其獨特的表現形式與藝術特征。皖西民間剪紙概述

民間剪紙，是用剪（刻）刀等工具、鉸、刻、雕、鏤紙的一種民間造型藝術。皖西民間剪紙藝術是一個地域上的概念，主要是指安徽省六安市區域范圍內，包括六安二區（金安區、裕安區）與五縣（壽縣、霍邱、霍山、金寨、舒城）的剪紙藝術，以金安區翁墩鄉剪紙、壽縣剪紙、霍邱剪紙為主；霍山、金寨、舒城為輔，形成皖西民間剪紙藝術。

皖西民間剪紙聞名于翁墩鄉剪紙，1994年10月翁墩鄉作為全國唯一的鄉鎮代表，參加全國村落文化研討會（河南許昌），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高占祥提詞“文化興鄉一枝花”，[3]對翁墩鄉的舉措表示贊揚。翁墩鄉剪紙從此名聲大震，其剪紙作品紛紛被博物館與私人藏家收藏，并于2010年參展上海世博會等。翁墩鄉剪紙藝術家代表有：孫蘭琴、徐圣年、汪明業、文才美等人，他們的作品在全國、省、市的各類民間藝術類比賽中屢獲大獎。然而，翁墩剪紙近年來發展并不景氣，一度出現了青黃不接的局面，多數年輕人選擇外出務工為生活奔波。

壽縣剪紙以方軍化為代表，其數十件作品被收藏于中國剪紙博物館。方家剪紙已成為壽縣文化藝術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已發展至第五代傳人方軍化的女兒方俊婕。方軍化于2011年在合肥三河古鎮創立了剪紙藝術工作室，以剪紙創作為主業。壽縣剪紙藝術早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過比較活躍的景象；2007年壽縣迎河鎮的一位剪紙老藝人周氏106歲尚能剪紙創作，[4]在當年引起廣泛關注。然而，隨著農村城市化進程與老藝人們的逝去，壽縣剪紙如今發展較好的就是方家剪紙。

霍邱剪紙以張玉柱為代表，如今已是安徽省民間工藝美術大師的張玉柱，2015年2月22日，他在皖西博物館舉辦民間剪紙藝術個展，取得了較大的社會反響。他積極參加六安市旅游宣傳等文化項目，向國內外弘揚了皖西民間剪紙藝術。他是皖西民間剪紙藝術的實踐者與傳承者。堅持活到老學到老，并總結了一些實用的民間剪紙創作理論。

皖西其他地方的民間剪紙活動近年來也逐漸發展，其主要創作群體是城鎮企事業單位的員工、居民與退休人士；如霍山當地較為著名的剪紙藝人楊軍徽；如金寨縣老年大學舉辦了老年剪紙班；如霍山下符橋鎮留守兒童活動室請來了剪紙老師為孩子們講授剪紙技術與故事；舒城七山鎮剪紙藝人張玉梅走進當地學校傳藝。這些充分展示了皖西民間剪紙藝術傳承與發展的現狀。至此，皖西民間剪紙藝術形成了以翁墩剪紙、壽縣方家（方軍化）剪紙、霍邱張玉柱剪紙為核心的剪紙藝術圈。皖西民間剪紙藝術形式探析

皖西民間剪紙的藝術表現形式可分為傳統民間剪紙與現代文人剪紙兩個類別，雖然同屬于剪紙，但其表現形式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以下逐一分析皖西剪紙藝術的表現形式：

2.1 剪、刻為主

皖西傳統民間剪紙以剪刻紙為主，輔助運用刻、雕、鉸等形式表現剪紙的各種造型樣式。具有代表性的是金安區翁墩剪紙，主要運用剪、刻的形式表現生動活潑的畫面。

2.2 色彩純凈

皖西民間剪紙的色彩形式純凈。皖西民間剪紙通常表現為傳統大紅色。較有特色的是壽縣方軍化剪紙，他的剪紙作品常常配以紅色與黑色，黑色用于突出畫面的主體物，是剪紙作品的點睛之筆，在剪紙領域屬于套色或拼貼剪紙。再者霍邱縣張玉柱剪紙，他的剪紙作品敢于運用其他色彩進行大膽的嘗試，如常有綠色、藍色、黃色等色彩形式，表現了剪紙藝術家勇于突破傳統的藝術思維。

2.3 撕紙絕活

以紙為材料，以手代剪（刻）即興撕出各種造型。撕紙是皖西民間剪紙藝術表現形式一絕，它豐富了皖西剪紙的表現形式。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皖西剪紙藝術家方軍化與張玉柱，他們的撕紙作品形態憨厚生動、聲情并茂、稚拙樸素。撕紙類似于中國傳統的寫意繪畫，正如齊白石先生所言：畫在“似與不似之間”，撕紙正符合了中國藝術精神的審美意境。

2.4 文人剪紙

是皖西民間剪紙藝術形式的一個重要特色。文人剪紙屬于現代剪紙范疇，文人，“辭海解釋為會做文章的讀書人。”[5]傳統意義的文人是指士大夫階層，文人一詞隨著時代的發展也賦予了新的意義；當下文人廣義上而言，是指從事藝術、文學、哲學等社會科學的人或者一些有人文素養與情懷的人；如知識分子、白領階層、單位文職干部等都可稱為文人。

文人剪紙發展于我國唐宋時期，如杜甫的五律《彭衙行》：“??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的佳句。[6]清末開始繁榮，清末有畫師與藝人介入剪紙藝術，如1912年職業畫家陳志農以北京為題材創作了大量剪影作品，被美術教育家徐悲鴻稱贊“藝術家剪紙第一人，”他的作品被帶到法國巴黎參展，獲得世界的贊譽。

皖西文人剪紙代表人物方軍化，其代表作品《一品梅》《福祿壽梅》等。他是一位集詩、書、畫、印、剪紙于一身的藝術家，他的剪紙作品屬于詩、書、畫、印高度統一的文人剪紙，剪紙畫面講究構圖與藝術造型，善于運用中國傳統繪畫的造型語言，他將皖西民間剪紙藝術注入了新的活力，是對剪紙藝術形式的一種延伸與創新。

皖西民間剪紙的藝術特征分析

皖西民間剪紙的藝術特征主要體現在剪紙題材與內容方面，這兩方面與皖西地域文化、民俗民情、有著密切關系。

3.1 吉祥寓意特征

民間剪紙是生產者的藝術，[7]所謂生產者就是勞動人民，小農經濟時代遠古先民們祭拜祈福，祈愿闔家平安、五谷豐登，這是剪紙藝術吉祥寓意產生的根源。吉祥如意是民間剪紙樸素的唯心主義哲學，趨吉納祥是東方民族集體無意識的反映。皖西民間剪紙的吉祥寓意特征主要表現在金安區翁墩鄉剪紙、霍邱張玉柱剪紙與壽縣方軍化剪紙，常見的表現主題有結婚喜慶、傳統節慶日、商場促銷等。

3.2 民間紀實性特征

民間剪紙成為民間大小事務的活化石，皖西民間剪紙也不例外，皖西民間剪紙藝術較為真實地反映了當地的生活氣息，其主要代表有張玉柱的剪紙作品《農家樂》《農民樂園》，是藝術家取材于農村或是其自身生活場景的真實描繪。翁墩剪紙之鄉圍繞新農村建設展開了一系列創作，主要表現主題有“家電下鄉”、“農村新貌”、“祖國節慶”等。

3.3 教化育人特征

主要體現為老年大學班與退休老干部的作品，學校課堂的講學剪紙作品；如霍邱張玉柱的剪紙作品《八榮八恥》曾在解放軍日報發表，作品生動巧妙的表現了宣傳教育的主題思想。

3.4 皋陶文化與楚文化特征

皖西地處江淮之間，是古代皋陶文化的發源地，又是楚漢文化重鎮；使得皖西剪紙藝術具有南北地域文化交融的特點。壽縣是楚文化重鎮，壽縣方家（方軍化）剪紙與周氏剪紙無不受壽縣楚文化的影響。皋陶部落后裔在大別山與三苗部落融合形成皋陶文化，對華夏民族的“天人合一”理論形成做出了巨大貢獻。[8]民間剪紙“圓且滿”的構圖思想，祈求統一和諧等思想是民間剪紙“天人合一”理論的重要依據。

3.5 紅色文化特征

皖西地處大別山腹地，紅色文化厚重，金寨、霍山縣多年來推介紅色旅游與紅色文化，如張玉柱、翁墩鄉剪紙藝人、金寨退休干部們都創作過紅色文化主題相關的剪紙作品。特別是在各地召開的旅游文化藝術節上，以剪紙形式推介對皖西紅色文化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

3.6 與時俱進的時代特征

皖西民間剪紙藝術開始走向少年兒童的世界，運用傳統的剪紙形式，表現全新的題材，他們最喜聞樂見的《喜羊羊與灰太狼》《變形金剛》《白雪公主》等動畫形象成為新時代的剪紙作品，這也是繼承民間剪紙藝術形式的途徑之一。

3.7 審美意象化特征

民間剪紙藝術所謂意象是指“以豐富的主觀想象和幻想，有目的、有選擇地將客觀物象納入自己的意念秩序之中，”[9]并運用各種現有的知識與經驗在大腦中創造出超越時空的形象。皖西民間剪紙審美意象化特征尤為不同的是：將文人剪紙納入其中，文人剪紙藝術與中國傳統藝術審美特征有相似相通之處。特別是壽縣方家（方軍化）剪紙，在剪紙上附加詩、書、畫、印，多種藝術形式并非簡單的疊加在一起，而是需要受眾以審美的個性眼光加上自己的閱歷，才能充分理解他的剪紙藝術作品。

3.8 雅俗共賞特征

雅俗共賞之藝術源于我國傳統的藝術哲學思維。前文已將皖西民間剪紙藝術分為傳統民間剪紙與現代文人剪紙兩個類別。傳統剪紙是皖西民間剪紙的主流形態，而現代文人剪紙則是皖西民間剪紙中的一朵奇葩。若定要分出雅俗，前者即為俗藝術、后者屬于小眾的雅藝術。雅俗共賞、相互補充，正是民間剪紙藝術的生態發展之路。皖西民間剪紙藝術發展趨勢

將皖西民間剪紙放在皖西區域范圍內進行分析研究，其表現形式與藝術特征具有相對的唯一性；皖西剪紙藝術最重要的形式：撕紙、“詩書畫印四位一體”的文人剪紙，正詮釋了亞里士多德所言“形式是藝術的本源，也是審美的本源”。[10]皖西民間剪紙藝術特征方面：深厚的皖西地域文化積淀，集中反映在民間剪紙作品中，民俗文化總是具有地域的優越性與根基性，這正是皖西民間剪紙得天獨厚的優勢。

皖西剪紙藝術由傳統民間剪紙與現代文人剪紙相互促進式的發展。一方面有助于皖西民間剪紙藝術品類發展與健全；另一方面根基于民間剪紙的現代文人剪紙逐漸成為皖西地域民俗文化建設的主力軍，他們正是皖西民間剪紙藝術的實踐者，以親力親為的方式傳承皖西地域民俗剪紙藝術。

2008年來壽縣以“文化立縣”；翁墩鄉以“文化立鄉”等各項惠及民間剪紙藝術的政策，然而，筆者調查皖西民間剪紙藝術的發展并不樂觀，其根源在于藝術的發展不同于商業的發展，必須遵循藝術自身的規律。民間剪紙需要其生存發展的民俗土壤。與此同時政府需從各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知識產權方面加大監管力度，讓一線的剪紙藝人得到實際的政策支持，能夠潛心研究。教育方面真正與皖西地方特色結合起來，剪紙藝術進課堂常規化，讓子孫后代從小就有良好的藝術熏陶，主動接受與喜愛地域民俗藝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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