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山西文化的精髓和特色

二、山西文化的精髓和特色

山西是華夏文明的發(fā)祥地之一，山西文化是華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山西文化源遠流長，“十年中國看深圳，百年中國看上海，千年中國看北京，三千年中國看陜西，五千年中國看山西。”中華文明腹心地帶濃郁的文化積淀和表里山河得天獨厚的地理優(yōu)勢，以及三晉人民的勤勞與智慧，使三晉文化具有無與倫比的完整性、先進性以及藝術性，對中華民族的精神、風俗、習慣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對華夏五千年文明史產生了巨大的輻射力和滲透力，也使山西成為地方文化特色最濃厚的地區(qū)之一。

（一）山西文化的精髓

山西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她的先進思想流傳了幾千年而不枯，,她的藝術精神播撒了千萬里而不散，她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優(yōu)秀的成果結晶，是先祖賜給后人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財富。山西文化的精髓主要反映在以下幾方面：

1．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否亦為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動的進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戰(zhàn)于商場的精神動力。山西平陽府席銘，“初時學舉子業(yè)不成，又不喜農耕，曰：丈夫茍不能立功名世，仰豈為汗粒之偶，不能樹基業(yè)于家哉！于是歷吳越、游楚魏、泛江湖，撤遷居積，起家巨萬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紀曉嵐說：“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這就是說，事業(yè)不成，甚至連妻子也不娶。可見山西人是把經商作為大事業(yè)來看，他們通過經商來實現(xiàn)其創(chuàng)家立業(yè)、興宗耀祖的抱負，而這種觀念正是使其在商業(yè)上不斷進取的極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銘經商成功后，“自是崇義讓，淳宗族，睦鄰里親友，賑貧恤乏，解紛訟，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將軍不以行伍眾庶待之，而席氏之家聲益振。”席氏通過經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會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著更多的人來走經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進取心還表現(xiàn)在強烈的開拓精神上，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有許多山西商人就是靠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業(yè)。如著名的大盛魁商號，其創(chuàng)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貧，為生活所迫，曾為人傭工，在清軍費揚古部充伙夫，服雜役，后來與山西祁縣人張杰、史大學一起隨營貿易，先是肩挑負販，拉駱駝，后在烏里雅蘇臺、科布多開“吉盛堂”商號，其后改名為“大盛魁”，幾經磨難，終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時大盛魁已經是一家具有相當規(guī)模的商號了。

山西商人的進取精神還表現(xiàn)在他們不畏艱辛，敢于冒風險方面。他們拉著駱駝，千里走沙漠，冒風雪，犯險阻，北走蒙藏邊疆；橫波萬里浪，東渡東瀛，南達南洋，充分表現(xiàn)了他們不畏艱辛、堅韌不拔的精神風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開辟了一條以山西、河北為樞紐，北越長城，貫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庫倫，再至恰克圖，進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亞，又達歐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國際商路，這是繼我國古代絲綢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興起的又一條陸上國際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爾巴哈臺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躍之地，并進而“遠賈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從明代已在日本貿易，清代乾隆時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貿易的最大洋銅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韓國、日本開辦了銀行。這些事業(yè)的成功，沒有非常的氣魄與膽略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經商猶如打仗，險象環(huán)生是常事。他們不僅要經歷天氣環(huán)境之險，而且還常常遇到被盜賊搶掠及至喪失生命之險。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經商，膽識異常，清嘉慶時條行初興，北人赴南省辦茶，舟揖**視為畏途，秦必忠坦然無疑，屢年經返，均獲厚利。山西商人到包頭經商，殺虎口是必經之路。有民謠稱：“殺虎口，殺虎口，沒有錢財難過口，不是丟錢財，就是刀砍頭，過了虎口還心抖。”但是旅蒙晉商并不因此退縮，而是人越去越多，勢如潮涌。為了適應社會不安定的現(xiàn)狀，還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練就武功。明代嘉靖時，為防日本海盜入侵，山陜鹽商家屬善射驍勇者500人曾組成商兵守城。蘇州是晉商活躍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見，開拓進取，自強不息，不畏艱辛，敢于冒險是明清晉商經商事業(yè)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2．與時俱進的創(chuàng)新能力

只有不斷創(chuàng)新，才能不斷進步。三晉文化中的創(chuàng)新精神也是值得特別關注的。可以舉文學藝術方面的例子來加以說明。唐詩是我國古代文學的瑰寶，唐詩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蓬勃的發(fā)展，與唐王朝當局開放的、兼收并蓄的政策是密切相關的，與一大批山西籍詩人如王勃、王維、白居易、柳宗元等杰出的貢獻也是分不開的。唐代詩人既繼承了北朝文學樸實敦厚的傳統(tǒng)，又充分吸取了南朝文學的營養(yǎng)。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不斷地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作出新的探索，這才有了唐詩的繁榮。王維把田園詩和山水詩融合到一起，開創(chuàng)了新的山水田園派。白居易《長恨歌》和《琵琶行》是我國最早的七言長篇敘事詩。柳宗元在政治上就是一個革新派，在文學上，他與韓愈一起倡導的“古文運動”實際上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文學革新運動。他謫居永州時所寫的“永州八記”則在散文領域開發(fā)出山水游記的新品種。

另一個例子是元代的雜劇。平陽（今臨汾）是雜劇的發(fā)祥地之一。把文學藝術從文人的書齋引入百姓的街坊市肆，是雜劇作家的巨大貢獻。從此以后，以抒情為主的詩詞的主流地位開始被以敘事為主的戲曲、小說所取代，這在我國古代文學發(fā)展史上是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的。元代的雜劇作家中有許多是山西人，最著名的“元曲四大家”，鄭光祖是襄陵人，白樸是河曲人，關漢卿的籍貫有幾種說法，一說是解州人。四個人當中倒有三個是山西人，可見山西籍人士對雜劇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又是建立在創(chuàng)新的基礎上的。

3．兼容并蓄的開放態(tài)勢

文化是超越時空的精神產品，封閉禁錮的文化是缺乏生命力的。山西文化區(qū)是中華文明傳播的主要紐帶，山西文化始終處于一個開放的文化系統(tǒng)中。這首先是由她的地理位置決定的。山西是華北平原、內蒙古草原、黃土高原的銜接部，南屬中原，這里是華夏文明的核心地帶；山西北鄰大漠，與塞外游牧民族相接，這里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文化沖撞交匯的前沿。當民族矛盾激化的時候，山西是保衛(wèi)漢族政權的前沿陣地，當民族矛盾緩和、各族人民和平相處交往的時候，山西又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天然通道。地理優(yōu)勢對山西文化的傳承開拓，產生了最直接的影響。

山西文化是在不斷吸收先進文化的過程中持續(xù)創(chuàng)新的，山西文化的開放性和開拓性由此得到充分展示。戰(zhàn)國時的軍事家政治家吳起，起先在魯，后來在楚，但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候是在魏國。他在魏國推行了一項重大的軍事制度改革，這就是建立職業(yè)化的“武卒”制度，使魏國的軍事實力大大提高。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則是中國軍事史上一次重大改革，為后來漢民族引進胡俗、改革軍事戰(zhàn)術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胡服騎射的結果不僅使趙武靈王在國內建立了一支強大的騎兵隊伍，增強了軍事實力，更重要的是他將改革推向全國，魏晉以后，著胡服穿胡靴成為新的潮流和時尚，對交通運輸和經濟發(fā)展也有間接的推動作用。山西文化的傳承歷史告訴我們，兼容并蓄和開拓創(chuàng)新，是讓古老的文化機體煥發(fā)青春活力的最有效途徑。

歷史上每一次民族融合都是一次新文化的生成過程，山西文化在兼容并蓄和傳承開拓中孕育了經久不衰的生命力。北朝文化是山西文化發(fā)展史上的一座豐碑，這一時期民族融合和佛教東傳的內在特征，給山西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佛教傳入中國大概是東漢，開始它與中國文化融合不起來，談論佛教只是少數人的事情。佛教文化真正植根于中國文化當中是南北朝時期在山西這一區(qū)域首先開始的。北魏時期，山西有一批高僧，如佛圖澄、釋道安、慧遠等。特別是慧遠對佛教漢化做出重大貢獻，給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思辨活力。中國自身文化傳統(tǒng)缺乏思辨，缺乏嚴密的邏輯推理，這是儒家文化的先天不足。佛教文化進來以后，從哲學層面來講，思想是相當豐富的，思辨深度對一般人來講，是不可思議的，它的推論非常縝密，博大精深。佛教深入民間以后，直接推動了中國文化的革新，最終實現(xiàn)儒、道、釋相輔相成。應該說這次偉大的文化變革是從山西開始深化的，然后推動了中國文化大繁榮。山西的寺廟那么多，太原的佛教文化那么豐富，都與這一歷史現(xiàn)象有關系，這是三晉文化特色中最閃亮的部分。大同的云岡石窟、太原的蒙山大佛、天龍山石窟、洛陽的龍門石窟都是一脈相承的。四至六世紀是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大碰撞的時期，山西處在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最前沿，在與北部少數民族文化交流學習和相互撞擊中，山西文化充滿了生機活力，充滿了持續(xù)發(fā)展的動能。北魏時期，就是山西文化兼容并蓄、吐故納新的年代。北朝留給我們生機勃勃、經久不衰的文化產品，這在山西境內的北朝考古發(fā)掘和出土文物上得到充分反映。

公元第二個千年，是中國歷史上的宋元明清幾個朝代，山西作為政治中心的作用減弱了。然而，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fā)展較快的時期，山西成為全國的商貿中心。明清晉商依靠他們的聰明才智和吃苦耐勞精神，生財有道，聚財有方，將貿易活動擴展到全國的各大商埠，甚至發(fā)展到蒙古、俄羅斯、日本、朝鮮等地，晉商成為國內勢力最大的商幫。總結晉商文化的經驗，應該看到晉商的成功在于他們能夠審時度勢，緊抓機遇，進取敬業(yè)，誠信自律，依靠團隊精神，在中國商貿史上譜寫了最壯麗的篇章。晉商文化的背景是中原與北方的交匯，最重要的歷史活動是農牧交換，而條件就是長城地帶的優(yōu)勢和本省豐富的物產資源。19世紀以來，山西商人首創(chuàng)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在全國范圍內通過銀票調撥現(xiàn)銀的轉運，聚積天下財富，敢為天下之先，扮演了晚清政府中央銀行的角色。我們設想一下：19世紀后期，中國的金融中心不在上海、廣州這些地方，而是在晉中的平遙、祁縣、太谷城。近年來，國內外許多游人都參觀過晉中的喬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這些規(guī)模宏大、建筑堅固、工藝精湛、文化內涵豐厚的深宅大院，就是晉商輝煌歷史的見證，這些大院里處處展現(xiàn)著幾千年不衰的山西文化魅力。

4．敬業(yè)誠信的事業(yè)原則

在注重倫理的中國古代社會，誠信義利不僅是社會精英關注的問題，同樣也是“求財重利”的商人們精神追求的一部分。僅以明清時期全國最大的地域性商幫之一——晉商為例，“講求誠信、先義后利”的精神理念就貫穿其經營與管理之中。從某種程度上說，誠信義利已經成為明清晉商的金字招牌，并內化為其經商的精神之魂。

明清時期，商品經濟大潮涌動，經商求利成為社會上很大一部分人的向往。山西許多地瘠民貧的地方商人率先肩挑背販，走上了從商之路。基于傳統(tǒng)儒家思想潛移默化的教化以及精神上對關公的敬仰，這些晉商起家微利，靠誠實、信用打開了異地市場。及至清代，山西商人的經商足跡遍及天下，在全國的經濟舞臺上占據了更加輝煌的地位。許多山西商人由于累世業(yè)商，不僅積聚了巨大的財富，同時，其創(chuàng)立的商號也在不同地域獲得了信譽卓著的顯赫聲名。如祁縣喬家在包頭開設有復盛公商號，因其經營時不圖非分之利，不缺斤短兩，在當地信譽卓著，人們都愿意購買“復”字號貨物。再如太谷廣譽遠藥店以生產“龜齡集”、“定坤丹”名揚海外。其長盛不衰的一個內在原因，就是配藥時精購原料：人參一定用高麗參或老山參，鹿茸一定要用黃毛茸、青茸。品質有保證，藥效自然可靠。正是在經營中嚴把質量關，晉商才憑借“誠信”招牌贏得了顧客的青睞，近悅遠來。

晉商財力最盛、影響最大的是票商。山西票號最盛時，幾乎壟斷了當時全國的金融市場，由此成為一大商業(yè)奇跡。山西票商以“所輸匯兌，不論款額大小，路途遠近，均能按期兌付，很少拖延”，得到了“信用最著”的評價。即使票號處于艱危之際，其珍視信譽、誠信待客的原則依然不變。如庚子事變，八國聯(lián)軍進入京城前夕，在京票號紛紛撤資回籍。混亂中，有的票號甚至將賬簿丟失。平遙的蔚豐厚票號伙友在攜帶巨萬現(xiàn)銀撤退時，于彰儀門遭劫，攜款盡失。但在回撤之前，蔚豐厚對各存款戶如數兌付了現(xiàn)銀。次年，蔚豐厚重新回京設莊，因其危亂之際仍行大義，故而身價倍增，深受各界推重。郭嵩燾曾由衷贊譽說：“中國商賈夙稱山陜，山陜人之智術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廣，而世守商賈之業(yè)，惟其心樸而信實也。”近代維新名士梁啟超也有“晉商篤守信用”的評價。這說明，“誠信”已經成為當時晉商的一大特征。但凡成功之商，都是堅守“誠召天下客，義納八方財”、“經營信為本，買賣禮當先”，從而在觀念上塑造了晉商群體“童叟無欺，誠信為本”的經營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晉商各地商號之間往來頻繁的資金周轉、調拔業(yè)務，有的尚有契約可循，有的則全憑不成文的規(guī)矩運作。而后者，基本上是靠道德習慣約束下的“商業(yè)信用”來維系。如太谷曹家商號廣布各地，與之往來的商家很多。各商家之間的貨款結算與歸還，主要遵循標期還款的原則。其標期是各商家代表共同商定后，依次通知。凡往來商戶，均需在標期以前結賬，近者函兌，遠者電匯，商號方面并不派人催討。如果到了期、頂了標，即被認為無信用，各商號便不與之來往。古老的金融機構——錢莊也是這樣。山西錢莊放款主要是信用放款，即放款全憑借者信用，無需實物抵押。這與當時國外銀行的做法大相徑庭。銀行放款主要是抵押放款。據時人計算，當時山西182家錢莊放款總額為12，902，651元，其中信用放款占96%，抵押放款僅占4%。在無成法可依、少法律制裁的商業(yè)環(huán)境中，這種信用放款，實際上是靠著商人的人格信用來承載商業(yè)正常運轉輪軸的。

晉商的精神支柱是儒家倫理講求的“誠信”，其生活、經營均憑以義制利、利以義取來取信社會，道德自律是其經營、交往的基本原則。晉商屹立商界五百年長興的神話不僅是山西的驕傲，更是今天的晉商們汲取不盡的精神財富。

5．仁義孝順的儒家思想

山西是中華根祖文化的發(fā)源地之一。傳說黃帝軒轅氏和水神共工氏的部落曾在山西南部活動。堯都平陽(今臨汾市)，舜都蒲坂(今永濟)，禹都安邑(今夏縣一帶)，帝堯的大兒子丹朱被封于長子縣。中國古代許多優(yōu)美的神話故事——“夸父逐日”、“精衛(wèi)填海”、“后界射日”、“女蝸補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共工怒觸不周山”等等，都與古代山西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

傳說中的堯是中國古代圣王、五帝之一。《史記》載:“其仁如天，其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官而不驕，貫而不舒。”堯即位后，天下安寧，政治清明，世風祥和。傳說堯禪位于舜，是原始民主政治的遺存。舜，傳說中是與堯并稱的圣王。舜執(zhí)政后，實行了一系列重大政舉，勵精圖治，使神州呈現(xiàn)出“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民德皆虞帝始”的清平局面。禹，通常稱為大禹，舜的繼承人，是傳說中與堯舜并稱的圣王，為夏王朝的開國君王。傳說舜時天下洪水泛濫，為患下民。禹受命治水，發(fā)奮圖強，身體力行，勤懇踏實而又善于總結經驗，因勢利導，使洪水疏通，導人大海。禹在治水中，最感人的是其艱苦卓絕的作風、堅忍不拔的意志和治水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人”的無私奉獻精神，在中國人民心中歷久彌新，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由于大禹治水功勞卓著，受到普天下人的愛戴和擁護，帝舜禪位于他。

先秦時期，社會動蕩，政治混亂，而學術思想十分活躍，在諸子各派爭鳴中，以儒家和墨家兩派最有勢力，號稱“顯學”，而兩家都以堯舜為號召。從那時起，堯就成為古昔圣王，既是倫理道德方面的理想人格，又是治國平天下的君王楷模。后來儒家即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標幟。到唐代韓愈，以至宋明理學，大倡《道統(tǒng)》之說，堯遂成為儒家精神上的始祖，在整個封建時代，從未有人懷疑過堯在歷史上的存在和他的業(yè)績。在諸子中，還有關于帝堯武功的傳說。文治武功，俱臻美備，方見得堯之所以為古昔圣王。對堯傳說中最為人們稱道的是他傳賢不傳子，禪位于舜，不以天子之位為私有的原始民主之風。舜與堯一樣，同是先秦時期儒墨兩家都推崇的古昔圣王。《中庸》子曰: “舜其大孝也與!德為圣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儒家學說重視孝道，舜的傳說又以孝道著稱。所以舜的人格形象正好作為儒家倫理說的典范。孟子繼孔子之后對儒家的發(fā)展有巨大貢獻，他極力推崇舜的孝行，而且倡導人們要努力向舜看齊，做舜那樣的孝子。由于儒家的宣傳，有關舜的傳說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留下極深刻的影響。禹與堯舜同是歷來備受稱頌的圣王，但又有獨特之處。人們對禹，除崇敬仰慕之外，又有深切感激之情。禹治理洪水的功績，后人追懷緬想，由衷贊嘆。孔子、孟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在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說中，集中體現(xiàn)了以堯舜禹為楷模根植于三晉大地的仁政愛民和舉賢用才的政治思想，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規(guī)范和以“人為貴”的管理理念，揚善懲惡、不畏艱險、無私奉獻的精神和以“孝”為首的居家美德。不僅超越了時代，而且超越了國界。可以說，孔孟弘揚、傳承了堯舜美德，形成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內涵，為人類的文明和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

在遠古四千年前的原始社會末期的唐虞之世，山西南部還流傳著《大章》、《大韶》等樂章。《論語》還記載著孔子聽到《大韶》樂時連連發(fā)出“盡美矣，又盡善也”的稱贊。反映上自周初、下迄春秋500多年間社會現(xiàn)實生活的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是承載三晉文化最早、最可信的母體之一。其“魏風”7篇、“唐風”12篇，都產生于三晉這塊郁沃的熱土，詩間充滿深廣的憂患意識、勤勞節(jié)儉的精神和戀家孝親的情結，其詩韻帶著時代的身影、古老的鄉(xiāng)音，使我們可以乘著這一葉“文字之舟”溯歷史之長河而上，去尋覓悠遠的三晉文化之源。

儒家學說統(tǒng)治中國逾兩千年，既維護了封建社會的穩(wěn)固與發(fā)展，也保存、發(fā)展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儒家推崇的三晉根祖文化在儒家思想流派構成中的主流內涵是不可忽視、不容磨滅的。

6．崇尚忠義的傳統(tǒng)美德

崇尚忠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忠義精神播揚于古老神州大地，構成了我們民族魂的要素之一，如同于佑任先生為海外關帝廟題寫的楹聯(lián)：“忠義二字團結了中華兒女”，對我們民族產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忠義精神在古老三晉大地積淀尤深，是三晉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學藝術形象中的關公，可謂“精忠貫日月，大義薄云天”，世間“絕倫逸群”的忠義化身。因此，如果說三國人物關羽是中華文化與三晉文化之忠義精神的身體力行者，那么，集“人”、“圣”、“神”于一體的關公，實乃中華文化與三晉文化之崇尚忠義傳統(tǒng)的完美寄托。關公的忠義精神，既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的發(fā)揚光大，同時更是古三晉大地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的高度凝聚和集中展現(xiàn)。

在封建社會，所謂 “忠”的最高體現(xiàn)在于“忠君”。“朕即國家”，忠君即忠于國，這是規(guī)范臣民的最高道德準則。可以說，歷代帝王之所以高度封謚關公，主要在于借以大力張揚忠君精神；帝王意志是社會意志的主導力量，因而也是關公崇拜歷久而愈熾的主導因素。所謂“義”，主要體現(xiàn)為“正義”、“信義”以及 “義氣”之類，一般備受社會下層民眾所崇奉，他們往往抱著追求人間正義的美好理想，卻又難以實現(xiàn)，在他們心目中，被塑造為至尊神圣的關公便是正義的化身，正義之神。這就為關公崇拜創(chuàng)造了廣闊而深厚的社會基礎。

三晉大地自古即以崇尚忠義而著稱。從人們至今耳熟能詳的一系列有關晉國與三晉國家的成語、典故和由此敷演出的一系列戲曲、小說等文藝作品，便不難窺見古三晉大地崇尚忠義的社會風尚積淀之深厚、影響之久遠。

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介子推隨從晉文公重耳流亡19年，歷盡艱險，饑寒交迫。一天，實在無法找來食物充饑。萬般無奈之下，介子推便割下自己股肉熬成羹湯給重耳食用。文公即位后封賞功臣卻疏漏了介子推，介子推恥于邀功求祿，偕母隱居綿山，文公為促其出山而環(huán)山舉火，介子推母子相抱焚于山間。文公遂下令以此日為介子推忌日，不動煙火，稱做“寒食節(jié)”。屈原的《九章惜往日》吟道：“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寢而追求。封介山而為禁兮，報大德之優(yōu)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高度贊頌了介子推的“忠義”精神。

晉景公即位后，為鏟除久專晉國之政的趙氏勢力，假手于司寇屠岸賈，發(fā)動了誅滅趙氏宗族的“下宮之役”，趙氏全族伏誅。唯身懷六甲的趙朔之妻莊姬系景公之妹藏匿宮中，其所生趙武為趙氏唯一遺骨。為絕趙氏之門，屠岸賈百般搜索。為救趙氏遺骨，深受趙氏恩德的大夫韓厥協(xié)同趙氏家臣程嬰和公孫杵臼巧施計謀，演出了悲壯的“搜孤求孤”一幕：程嬰獻出了自己的親骨肉假充趙孤伏誅；程嬰和公孫杵臼舍棄了生命。他們的忠義壯舉，換來了趙氏絕而復續(xù)的歷史結局。

古三晉大地的 “忠臣”、“義士”們用生命譜寫的一系列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悲歌壯劇，至今依然在人們的腦海中回蕩。由此可以說，“關公”形象所體現(xiàn)的“忠義”精神，顯然與此有著一脈相承的思想源淵。繼關羽之后，北宋 “楊家將”的忠勇愛國之舉等等，亦可謂古三晉大地 “忠義”精神的余韻遺響。

晚明歷史地理學家謝肇涮概括山西地方人群的性格特征為：“晉陋而實”。“實”即三晉兒女所特有的厚誠和忠實品格；“陋”則點明了古三晉大地土瘠民貧而形成的質樸而真淳。說明三晉大地的民風自古“黜華而尚實”，這便是蘊育關公“忠義”的深土厚壤。三晉兒女崇尚 “忠義”的傳統(tǒng)美德，對我們民族的道德倫理建設乃至人類的文明進步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是我們深深引為自豪的精神財富。

7．艱苦奮斗的優(yōu)良作風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qū)的好榜樣》第一次代表中央概括了大寨精神：遠大的革命理想和對未來堅定不移的信心；敢于藐視困難，敢于同困難作斗爭的頑強精神；實干、苦干的優(yōu)良作風；自力更生、奮發(fā)圖強的優(yōu)良作風，嚴格要求自己、以整體利益為重的共產主義風格。

1964年12月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向全國發(fā)出了學大寨的號召：“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yè)建設，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的先進典型。”“這個大隊，原來生產條件很差，是一個窮山惡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幾年來，這個大隊在黨的領導下，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以加工改造耕地為中心，綜合運用‘八字憲法’，高速度地發(fā)展了農業(yè)生產。他們進行了大量的、艱巨的農田建設，把過去的4700塊土地連成了2900塊，并且都建成為旱澇保收，穩(wěn)產高產農田。他們的糧食畝產產量，1952年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雖然遭到很大的水災，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大寨大隊進行了這么多的農業(yè)建設，農業(yè)生產發(fā)展這樣快，完全是依靠集體力量，他們正確處理了集體和國家的關系，他們只向國家借過一次錢，第二年就歸還了。從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這個大隊在逐步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向國家總共交售了1758000斤糧食，每戶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周恩來在報告中對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世事滄桑，歲月流逝，一切都在時間中變化，但萬古不變的永恒確實存在，這就是人類對于人之所以成為人的自然法則的遵從，對勞動和創(chuàng)造的依賴，對光明和溫暖的無比熱愛和獻身的精神，它昭示了不是希望造就了人類，而是人類自己創(chuàng)造希望。當年，大寨人在黨的領導下，依靠集體力量，以镢頭、扁擔開發(fā)足下貧瘠的土地，艱苦奮斗，奮發(fā)圖強，大規(guī)模改變生產條件，高速度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創(chuàng)造了可歌可泣的不凡業(yè)績，受到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贊揚和表彰，成為全國農業(yè)戰(zhàn)線的先進典型。大寨人創(chuàng)業(yè)熱流中涌動的是華夏兒女一代又一代心中不朽的精神傳統(tǒng)。強烈的愛國熱情與鮮明的時代感，奮發(fā)向上、敢為人先的熱情與腳踏實地的堅韌，是老一輩大寨人熾熱的赤子之情與社會責任感的生動體現(xiàn)。

大寨人的實踐彰顯了中華民族美德，是黃河文化、黃土文化、太行文化濃厚文化底蘊的濃縮，在他們艱苦奮斗的背后，蘊藏著中國農民對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忠誠與熱情。1964年12月16日，陳永貴進了中南海應邀參加毛澤東主席的生日宴會，受到毛主席親切接見，充分體現(xiàn)了偉大領袖對大寨精神的贊賞和肯定。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崇高美德，大寨精神正是這種崇高美德的體現(xiàn)。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大寨精神的精髓，這種精神曾孕育了一代大寨人，也曾激勵了億萬農民改變生產條件，建設美好家園的信心和決心。而今，大寨精神在新時期同樣賦予了新的內涵。大寨人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實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將給人們以新的啟迪和教育。

（二）山西文化的特色

山西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山西文化有著長達5000多年的歷史，在人類歷史發(fā)展的長河中，積淀了厚重而獨特的地域文化，被譽為華夏文明的主題公園，中國社會變革和進步的思想庫，古代東方藝術的博物館。

1．山西是華夏文明的“主題公園”

距今180萬年以來的山西新舊石器遺存是中華文明的曙光

山西舊石器文化遺存質量高，數量多。現(xiàn)已查明全省的舊石器文化遺存近400處，其中舊石器早期遺址的數量位居全國之首。這些遺址的發(fā)掘和發(fā)現(xiàn)，對研究人類的起源，對探索山西在文明進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著關系全局的重要意義。

舊石器早期遺址全國發(fā)現(xiàn)了200處，山西有157處，主要分布在中條山南麓的垣曲盆地、晉西南黃河沿岸及汾河流域，以芮城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為代表。1961——1962年，考古學家在西侯度遺址發(fā)現(xiàn)32件石器以及帶切痕的鹿角、燒角，地磁測定的地層年代為距今180萬年，早于我國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人類元謀猿人約十萬年，由此證實距今170萬——180萬年前，在我國的北方和南方，已經有直立人的活動，同時也證明山西南部是我國最早有人類活動的地區(qū)之一。芮城匼河遺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及動物化石，專家們初步斷定是舊石器早期文化遺存，與陜西藍田、北京周口店人的工具有對應特征，并且有跡象表明，后來的丁村文化是由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演變發(fā)展而來。

人類由猿人跨入早期智人的時間大約在十幾萬年前，以襄汾丁村人和陽高許家窯人命名的文化，是我國舊石器中期最有價值的典型遺存。這一時期的古文化遺址山西有60處，主要分布在北部的桑干河流域和南中部的汾河流域。在丁村遺址上發(fā)現(xiàn)的大量石器表明，13萬年前的丁村人比北京人的石器制作有了明顯進步，人類在體質上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也就是說，丁村人成為北京猿人向現(xiàn)代人過渡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在汾河下游的襄汾、曲沃、侯馬，汾河中游的交城、古交，汾河上游的靜樂等地，丁村文化分布廣泛，因此有學者稱丁村文化為“汾河文化”。許家窯文化距今大約十萬年左右，文化遺物包含的3萬余件石制品，類型繁多，制作精細，僅石球就有上千件之多，是中國舊石器時代石球最多的一處遺址。

山西舊石器晚期遺址分布更廣，內容更加豐富。位于大同盆地西南的朔州峙峪文化，距今約27500——30000年，在這里發(fā)現(xiàn)大量的石制品和各類動物的牙齒和用火遺跡，同時還發(fā)現(xiàn)了石鏃。石鏃的發(fā)現(xiàn)，意味著峙峪人已發(fā)明和使用了弓箭，這也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中國最早的弓箭。正如恩格斯所說：“弓箭對于蒙昧時代，正如鐵劍對于野蠻時代和火器對于文明時代一樣，乃是決定性的武器。”弓箭是火器發(fā)明前人類的重要武器之一。吉縣柿子灘文化代表了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時期廣泛分布在黃河中游的一種獨具特色的區(qū)域考古學文化。文化層間的石制品非常豐富，并有少量的動物化石，更讓人們驚喜的是，在柿子灘遺址上，發(fā)現(xiàn)了兩處表現(xiàn)當時人的精神生活與信仰崇拜的巖畫。

新石器時代距今1萬年以來，以出現(xiàn)長期定居的村落、生產中使用磨光石器、燒制陶器、經營原始種植農業(yè)、飼養(yǎng)家畜為基本的特征。山西是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區(qū)域，遺址有上千處之多，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石制生產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窯，這些文化遺存標志著山西新石器時代的文明和輝煌。新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成果表明，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山西南部已經成為當時諸多邦國的中心，相當于古史的堯舜時代，可以推測，是堯舜禹的活動把山西推向了當時的文明中心。

山西地區(qū)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時代最燦爛的光芒

山西是華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區(qū)域之一。古史記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說的是中華民族最早的英雄們在汾河下游創(chuàng)業(yè)建都的歷史。史書中最早出現(xiàn)的“中國”一詞，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時代的山西南部。可以說，在中國本土發(fā)生的文明中，只有黃河中游晉南、豫西的文化傳承沒有被打斷。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為了保護私有財產及加強防御，傳說大禹之父鯀已開始建城。不斷發(fā)現(xiàn)的夏城遺址，也在映證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國家政治文化中心的歷史。

1975年，山西夏縣東下馮村發(fā)現(xiàn)了年代相當于夏朝的城堡遺址，城堡規(guī)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遺址、人工溝、陶窯、水井、窖穴、墓葬等，并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時還有一些銅器。類似東下馮城堡的建筑遺跡，在北起臨汾、南至黃河、東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處之多。這些發(fā)現(xiàn)，與《禹貢》記載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說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根據古文獻的記載，夏人的主要活動區(qū)域，包括晉南的汾、澮、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穎水流域，乃至關中平原。近年來，襄汾陶寺遺址的發(fā)現(xiàn)與發(fā)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確認和突破。陶寺文化遺存百余處，包括了城址、居住遺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禮器樂器、青銅器。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鮮明的時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壺、瓶、盆、盤、豆等彩繪陶器，其中的彩繪蟠龍?zhí)毡P，被認為是集合中原諸部落圖騰而成的華夏中心區(qū)域的徽標；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繪木器，有案、幾、俎、匣、盤、斗、豆、鼓等多種器物，反映出那個特定時代的一些社會狀況；三是出土一批農具，幾座水井，說明當時人已經掌握了打井技術，居住處所從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動范圍更加擴大；四是遺存物中銅器與文字的發(fā)現(xiàn)。墓中出土一件含銅量近98％的銅鈴形器，證明當時人已經掌握了冶金技術。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壺，陶器的壁上有毛筆朱書文字，結構與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這是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中國最早的毛筆朱書文字；五是在陶寺千余處墓葬中，反映出明顯的等級或階級的差別，五座級別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黿鼓、特磬類的禮樂器，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我國最早的同類樂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時中原大地的禮樂制度、階級差別、國家形態(tài)已經萌生或正在形成，標志著山西晉南地區(qū)放射出華夏文明時代到來的燦爛光芒。

晉國與三晉時期的文化是中華文明進程的關鍵環(huán)節(jié)

關于商族的起源，一些學者專家認為在山西的南部地區(qū)，認為垣曲商城即文獻記載“湯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僅有比較完整堅固的城墻、城壕及城門，而且區(qū)分出宮殿區(qū)與一般居民生活區(qū)，陶器與青銅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普通器物。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周初，成王分封諸侯，叔虞封唐后，舉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儀式。唐叔虞之后，他的兒子燮父即位，改國號為晉，“晉國”的歷史從此開始。上起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公元前230年——前225年韓、趙、魏三國相繼被秦兼并，期間的800余年，晉人的活動范圍從最初的河、汾之東方百里的地方，擴大到擁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內蒙古、陜西的一部分。晉獻公時，晉的疆土從黃河北岸擴展到了南岸，并達到了黃河以西的地方。晉文公時，國力空前強盛，晉國聯(lián)合秦、齊、宋幾國，出兵車七百乘，在城濮之地大敗楚軍，晉國成為中原霸主。“侯馬盟書”的出土，是晉國國力強盛的見證。1988年太原發(fā)現(xiàn)的晉國趙卿墓中，出土了一件直徑和高度都在一米開外的大鑊鼎，這是迄今為止我國發(fā)現(xiàn)的最大的春秋鼎。鑊鼎的問世表現(xiàn)了晉國當時是生產力最發(fā)達經濟實力最強盛的諸侯大國。曲沃縣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的發(fā)掘，對于西周文化和晉國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義。20世紀60年代發(fā)現(xiàn)了晉侯墓地，1980——1990年進行了7次大規(guī)模發(fā)掘，發(fā)掘出9組19座晉侯及其夫人墓葬，墓主分別是晉侯燮父、晉武侯、晉成侯、晉厲侯、晉靖侯、晉喜侯、晉獻侯、晉穆侯和晉文侯，時間為西周前期到春秋初年。晉侯墓葬群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物，精美的青銅器和玉器分量最重，青銅禮器的組合不僅反映了西周時期宗室制度的一些共性，也表現(xiàn)出晉國青銅文化的鮮明個性。

山西是最早出現(xiàn)人工冶鐵的地區(qū)之一，晉國是最早使用鐵器的諸侯國家。20世紀50年代，專家學者們認為中國在西周時期出現(xiàn)了鐵器，然而，近30年的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我國最遲在商朝晚期即公元前14世紀時已經有了鐵器。靈石縣旌介村附近的商墓中，出土了一件滿身鐵銹的青銅鉞，專家們認定這是最早的人工冶鐵的遺存物。春秋時期，晉國使用鐵器的范圍已經非常廣泛，像常用的鏟、刀、镢、斧、鐮、鋤、犁等工具農具，均為鐵制品。

戰(zhàn)國時期的韓、趙、魏三家都出自山西，并且迅速成為實力雄厚的三個方國，在那個諸侯連綿征戰(zhàn)、百家爭鳴不停的特殊歷史時期，韓、趙、魏的活動直接影響著中國的發(fā)展進程。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聯(lián)合滅掉智氏，盡分其地。半個世紀后，周威烈王不得不正式冊封韓、趙、魏三家。公元前376年，韓、趙、魏滅晉而三分其地，晉國歷史終結。代表新興政治勢力的韓、趙、魏三國，在三晉大地上演了李悝變法、魏文侯改革、西門豹治鄴、張儀縱橫天下、胡服騎射、圍魏救趙、長平之戰(zhàn)等一幕幕精彩紛呈、聲勢浩大的歷史正劇。

秦漢以來的山西譜寫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光輝篇章

山西的稱謂幾經變化。秦時為郡縣制，置太原、河東、上黨、雁門、代郡。漢時基本沿襲秦朝郡縣制度，屬并州刺史部。唐朝為河東道，宋朝為河東路及西京道，元設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清朝則為山西省。在這兩千余年的封建社會發(fā)展過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內容不斷擴展，影響不斷提高。

從某種角度看，山西的歷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自古以來，山西就是中原與北方各民族文化交匯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農耕經濟與北方游牧經濟沖撞對接的前沿地帶。上古時中原各國因經濟文化方面的優(yōu)勢而稱華夏，與其毗鄰或是錯雜居住的其他民族被視為戎狄蠻夷。隨著華夏各國的日益強大，西戎為秦所滅，赤狄、白狄為晉所滅，齊滅萊夷，大部分的淮夷小國被楚、魯所滅。軍事上的征服，強制性地使戎狄蠻夷接受了較為先進的華夏文化，逐漸地融合于華夏族。春秋后期，華夷之間的差別、界限漸漸地消失了。漢初以來，匈奴的統(tǒng)治向南延伸到河套地區(qū)以至于今天的晉北、陜北一帶，由匈奴冒頓單于親自統(tǒng)領的中部，不時入侵代郡、雁門、定襄、云中、上郡等地。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派出山西籍大將衛(wèi)青、霍去病等率領大軍抗擊匈奴，以后漢朝實行和親、通商的安撫政策，鼓勵匈奴人到山西北部和其他地區(qū)定居，民族矛盾漸趨緩和。兩晉時民族融合的規(guī)模再次升級，征戰(zhàn)討伐互有進退。事實上，民族融合、發(fā)展的過程，也是文化融合發(fā)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文明程度較高的民族往往占有主導地位。歷史上的山西曾有多個民族建立過政權，如兩晉時的漢和趙國是匈奴人的政權，北魏的拓跋氏政權為鮮卑人所建，五代時期的后唐、后晉、后漢就是沙陀等少數民族在山西地區(qū)壯大后，才拓展勢力取得政權的。此后的千余年間，山西始終發(fā)揮了民族大融爐的作用，譜寫出民族大融合的輝煌篇章。

山西是人文薈萃英雄輩出的文明地域。并州是李唐王朝的“龍興之地”，唐時以太原為“北京”，建成了僅次于京師長安的大都會。女皇武則天，“汾陽王”郭子儀，名相能臣狄仁杰、裴度，“門神”尉遲恭，戰(zhàn)將薛仁貴，“文中子”王通，一代文宗柳宗元，初唐四杰王勃，斗酒學士王績，田園詩派領袖王維，七絕圣手王昌齡，邊塞詩人王翰，晉陽詩才王之渙，江州司馬白居易，大歷才子盧綸，花間派鼻祖溫庭筠，一個個黃河之東、太行之西的兒女，光耀九州，彪炳青史。

元雜劇是正規(guī)中國戲曲的開始，山西是中國戲曲的故地。山西戲曲在宋金時期日臻繁榮，雜劇演出遍及城鄉(xiāng)。稷山、侯馬、新絳等地發(fā)現(xiàn)的一批宋金磚墓中，出土了大量戲劇舞臺和模型，用實物證明山西是中國戲曲的源泉活水。山西現(xiàn)存的古戲臺2888座，居全國之冠，其中的8座元代戲臺和廣勝寺元代戲劇壁畫為全國僅存的元代戲臺和元代戲劇壁畫，反映出戲曲在山西的繁榮興旺。元雜劇前期的中心就在晉南一帶，晉南元雜劇不僅表演活躍，而且涌現(xiàn)出了一批優(yōu)秀劇作家和代表劇目，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戲曲的程式化和官方化。著名的“元曲四大家”關漢卿、白樸、馬致遠和鄭光祖，除了馬氏，余者都是山西籍人士，他們在元雜劇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山西戲曲向全國發(fā)展的同時，山西本地的戲曲也走向了成熟和完善。

明清時期，經濟活動成為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標志。在五個多世紀里，山西商人從鹽業(yè)起步，發(fā)展到棉、布、糧、油、茶、藥材、皮毛、金融等各個行業(yè)都能雄踞一方；晉商依托故里，擴展到全國各地的關隘重鎮(zhèn)和商埠都會，從內地貿易開始做起，直到把貿易擴展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俄羅斯、朝鮮、日本等鄰近的國家。晉商的貿易活動，大大豐富了中國古代的商業(yè)文化，把中國的商貿經營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明清晉商把山西人經商的歷史、經商的智慧、經商的藝術推向了極致，晉商的魄力之大、足跡之遠、財富之巨讓世人認同了“無西不成商”的歷史事實。

中國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響力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們的文治武功。中國封建社會的始皇帝秦王嬴政，生前曾兩至晉地，在太原和上黨留下了足跡。統(tǒng)治中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漢武帝劉徹，曾率領群臣到河東郡祭祀后土，寫下為人傳頌的《秋風辭》。少時被譽為“太原公子”的唐太宗李世民，貞觀二年時曾到河東鹽池巡視，這位千古明君留下河東鹽池是國家和軍隊經濟保障的思想。貞觀十九年，李世民東征高麗，班師回朝時，駐留太原三月之久，題寫了頗得王羲之書法神韻的《晉祠之銘并序》碑。公元960年北宋政權建立，而軍事上的統(tǒng)一并未完成。宋太祖趙匡胤生前兩伐北漢，親臨太原，征發(fā)民夫，筑城修橋，火攻水灌，未能如愿。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率軍出擊北漢，才把十國時期的最后一國征服。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出現(xiàn)后，多少帝王將相在山西留下了他們的足跡，他們的活動大大豐富了山西的文化歷史。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山西是這個古文明國度中歷史最長最完整的地區(qū)之一。山西地區(qū)的歷史演進，聯(lián)系貫通了上下五千年的華夏文明，留下35000處文物古跡，其中已經成為國保的119處，位居全國第一。因此，山西最有資格成為今天世人了解和欣賞華夏文明的“主題公園”。

2．山西是中國社會變革和進步的“思想庫”

山西歷史文化具有不斷變革和進步的鮮明特色，始終走在各個時代的前列。社會的變革和進步，既以先進思想為依據，又是新思想的搖籃。

山西歷史上社會變革活動波瀾壯闊

山西地區(qū)有確切史籍記載的歷史開始于晉國，晉國的前身是古唐國，而古唐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唐堯時代，并在夏朝立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為了接續(xù)當地的文化傳統(tǒng)，保持社會穩(wěn)定，當叔虞受封唐地后，推行的治國方略就是周朝廷要求的“啟以夏政”，其核心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可以不實行西周時期實行的嚴格的宗法制度。在這一政策的作用下，晉國前期就發(fā)生了政治制度的大轉變，即有名的“曲沃代翼”，由晉公室的旁系小宗取代了當政的大宗，使晉君的地位由“侯”轉變?yōu)椤肮薄＿@個轉變并不僅僅是個人或宗族之間的政權轉移，而是晉國在政治變革道路上的一次飛躍，為后來全方位的政治變革奠定了基礎。

“曲沃代翼”順應了時代的變革要求，也為晉國的全面發(fā)展掀開了嶄新篇章。此后，晉獻公對外伐疆拓土，對內剪滅舊公室的殘余勢力，為晉國的對外稱霸和對內改革廓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礎。到晉文公時代，晉國社會改革的主要內容是“郭偃之法”。郭偃是晉國大夫，主張從經濟領域入手實施改革，進而擴展到用人制度。“郭偃之法”雖然沒有否定傳統(tǒng)的“親親”的用人政策，但更強調“尚賢”。“郭偃之法”還改革了分配體制，采用“君食貢”制度，要求國君不保留土地，而是從土地擁有者那里收取稅賦。這些思想，不僅指導和促進了晉國社會經濟的全面發(fā)展，也為三晉法家思想的產生提供了思想源泉。

春秋末期，晉國三個異姓卿大夫家族瓜分了晉國公室，形成韓、趙、魏三個新的諸侯國，史稱“三家分晉”。三家分晉扼制了晉國國勢的下降趨勢，使晉國獲得了新生。戰(zhàn)國初期，韓、趙、魏三國率先改革，尤其以魏國的社會變革最有成效。魏國的變革主持者是魏文侯，主要實施者是李悝，參與者包括了各方面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如思想家卜子夏、軍事家吳起、政治家西門豹。進入戰(zhàn)國中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韓國變法，使韓國保持了長期的安定，影響了戰(zhàn)國中后期的天下形勢。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一度使趙國大有統(tǒng)一天下的氣象。

秦漢以后天下一統(tǒng)的局面結束，政治形勢紛繁復雜，社會變革的呼聲再起。在魏晉南北朝的混亂局面下，影響全國的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運動是北魏馮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馮太后主政時推行的“均田制”，對此后的中國社會影響至深，而孝文帝全面“漢化”的政策則從根本上改變了天下政治的格局和發(fā)展方向。隋唐時期與周邊民族的友好交往，也深受北魏的這場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的影響。

隋唐以后，國家政治形勢遠不及先秦和南北朝時期動蕩，所以，影響全國的社會變革通常都是朝廷主持下進行，山西作為一個地區(qū)，與其他地方一樣，不可能單獨發(fā)生大的社會變革。但出自晉地的著名的改革人物，如柳宗元、司馬光、楊深秀等，也不斷參與全國性的社會改革，其中值得一提的當數“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深秀。在震驚中外的“百日維新”運動中，楊深秀立場堅定、視死如歸，充分體現(xiàn)了晉地民風強悍的文化精神；楊深秀積極倡導的廢科舉、興學堂，中西并重，采集萬國之良法的進取精神，正是山西文化思想中革新精神的延續(xù)。

山西地區(qū)的社會變革與進步思想相輔相成

縱觀山西的社會變革史，社會變革的步伐與進步思想的涌現(xiàn)一直相伴而生，相輔相成。進步思想為社會變革提供思想基礎，指導社會變革的進程；變革活動的步步深入，又豐富和深化了進步思想，為今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礎。在先秦時期，“曲沃代翼”式的社會變革就是以“啟以夏政”的進步思想為思想基礎。既然是以夏人的政治理念治國，周人的宗法觀念就不會禁錮人們的思想，從而為朝氣蓬勃奮發(fā)有為的曲沃旁系取代日漸失去民心的晉侯正宗奠定了思想基礎。從晉武公奪權到晉文公稱霸，其間還不到50年的時間，這就說明，以進步思想為指導方針的新政權更有活力，更有競爭力。晉文公稱霸既以晉國的國力為基礎，又有“郭偃之法”作指導。以“郭偃之法”為核心的進步思想推動了晉文公時期的社會變革，促進了晉國社會的發(fā)展，反過來，社會的大發(fā)展又對新的變革思想和變法活動提出了要求。在晉文公之后，晉國社會變革的力度有增無減，新的革新思想也不斷提出，特別是趙盾之法和范宣子所鑄“刑書”，更是豐富和發(fā)展了晉國社會變革和進步的思想。

三家分晉表面上滅亡了晉國，實際上卻是晉國政治力量與社會資源的重新整合。瓜分晉國的韓、趙、魏三個大家族的形成和發(fā)展，與晉獻公和晉文公時代的社會變革密不可分。為了鞏固新生政權，晉獻公剪滅公族，開始起用異姓大夫。晉文公歷盡苦難取得王權，依靠的就是異姓大夫。所以，在逐漸形成的引導晉國社會變革方向的進步思想中，任人唯賢的用人政策是其核心。在切實推行這一政策的過程中，異姓大家族中的賢能之士不斷涌現(xiàn)，相繼執(zhí)政，不僅推進了晉文公的霸業(yè)，也證明了逐漸走向衰敗的晉國公室難以獨自支撐晉國政治局面的事實。三家分晉是晉國社會變革的必然結果。

“三家分晉”標志著戰(zhàn)國時代的開始，標志著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類似三家分晉這樣的新興的政治力量組合，在其他諸侯國沒有發(fā)生，事實上也不可能發(fā)生。因為這三個新興的諸侯邦國都誕生在深刻的社會變革進程中，在戰(zhàn)國初期的變法浪潮中，他們都站在了浪端尖峰。

魏國社會變革的主政者魏文侯和主要實施者李悝，都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學生，他們的變革思想深受子夏儒學的影響。子夏認為，對人材應該看重其“大德”，不必拘泥于“小德”，致使魏文侯廣泛任用各方人材；子夏儒學主張“學以致其道”、“學而優(yōu)則仕”，要求思想學說要落實在社會實踐中，致使像李悝這樣的弟子積極投身于社會變革。魏國的改革，既有戰(zhàn)國初期天下形勢的要求，也有諸如子夏儒學之類的先進思想的促進，是晉國不斷進行的社會變革的繼續(xù)。這場變革使魏國在戰(zhàn)國前期成為戰(zhàn)國七雄之首，更重要的是，在這場變革中形成的系統(tǒng)的社會變革和進步思想，不僅影響了戰(zhàn)國時期各國政治和思想的發(fā)展，也成為中國歷史發(fā)展的重要思想源泉。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措施曾遇到反對派的強烈抵制。反對派既反對以今易古，又反對以夷變華。趙武靈王則認為，“圣人觀鄉(xiāng)而順宜，因事而制禮”，風俗習慣也好，政治制度也罷，應該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不斷革新。正是在這種進步思想的指導下，“胡服騎射”的改革才取得了徹底成功。“胡服騎射”不僅使趙國成為戰(zhàn)國時代的軍事強國，更重要的是把我國古代戰(zhàn)爭史帶入一個騎馬作戰(zhàn)的新時代。

與趙武靈王的改革相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是在進步思想的指導下完成的。北魏立國之后，雖然號稱統(tǒng)一了北方，但實際上一直處在北方柔然可汗和南朝政權的夾擊之下，危機時刻存在。為徹底擺脫這種不利局面，孝文帝從內外兩方面著手改革。外在手段是南下遷都，內在手段就是從服飾、語言等方面的全盤漢化。在當時，對于建設一個長期穩(wěn)定的政權而言，漢族的政治經驗更為豐富、政治思想更為先進。孝文帝的漢化政策，既有對具體事物的改革，也有本質性的政治體制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這種內外并舉的措施，使這場社會變革收到了預期的成效，顯示了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產生的活力。

山西地區(qū)進步思想的發(fā)展豐富多彩、源遠流長

表里山河的山西地區(qū)不僅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夏商文化，而且在春秋戰(zhàn)國的特殊時期，還成為戰(zhàn)國法家、縱橫家、名辯家和兵家的發(fā)源地，也是先秦早期儒家的重要支脈，由此形成蔚為大觀的三晉儒學。這些進步思潮同處于百家爭鳴的時代，不僅有相互砥礪和激蕩，也有相互補充和促進，共同創(chuàng)造了具有進步特色的三晉文化。

先秦時期的法家文化有春秋法家與戰(zhàn)國法家、齊法家與三晉法家的區(qū)別，但是，真正對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產生積極作用，并對后世發(fā)揮重要影響的法家卻是戰(zhàn)國時期的三晉法家。戰(zhàn)國法家之所以在三晉形成，主要根源之一是晉國的法制建設。法家直接產生于三晉國家早期的變法活動，特別是李悝、吳起等法家早期人物在魏國的變法。到戰(zhàn)國中期，趙國人慎到的思想，以及申不害在韓國的改革，進一步發(fā)展了早期法家思想，而“商鞅變法”則是三晉法家思想的碩果。李悝和吳起都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弟子，而子夏思想既是早期儒家在三晉的發(fā)展，又是由儒入法的關鍵。子夏本人不是法家人物，但以子夏思想為核心的三晉儒家卻非常注重實際。子夏儒學不僅直接影響了戰(zhàn)國早期法家，也間接影響了荀子的思想和韓非子的思想，而荀、韓都是三晉人士，韓非子還曾師從荀子，最終成為法家的集大成者。三晉法家的思想，不僅代表了時代潮流，而且左右著秦漢以后中國政治的主流。同時，三晉號稱“多辯士”，著名的縱橫家人物蘇秦和張儀在三晉叱咤風云，一度左右著戰(zhàn)國末期天下形勢，同樣代表了當時的進步思想。戰(zhàn)國名辯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一生主要活動在魏國，而公孫龍則是三晉人氏。至于兵家，戰(zhàn)國早期有軍事家龐涓，晚期則是尉繚子等人。秦國的統(tǒng)一天下，在思想上得益于韓非子的法家思想，在政治經濟體制上有賴于商鞅變法，具體實施方面先后有張儀、范睢、呂不韋等三晉人氏的努力，在軍事上則有尉繚子的策劃。顯而易見，戰(zhàn)國時期的三晉人物及其思想，既是順應時代潮流的進步思想，也對歷史的進步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兩漢以降，山西地區(qū)繼續(xù)著先秦時期的進步思想的傳統(tǒng)，在思想文化界屢屢有重要代表人物出現(xiàn)。隋唐之際的王通，是理學思潮的先驅者之一。唐朝后期的柳宗元和白居易，既是進步的文學家，也是繼隋朝哲學家王通之后的重要的思想家，對于代表進步思潮的理學思想的形成發(fā)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及至宋代，孫復是理學史上有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對宋明理學的形成產生過直接的作用。北宋中期，史學家司馬光位居“道學六先生”之列，是宋明理學重要的代表人物。當宋明理學在明朝開始失去其進步性的時候，思想家薛瑄以“實學”思想對占據理學統(tǒng)治地位的朱學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對理學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明清之際，宋明理學開始走向衰落，思想家傅山結合現(xiàn)實，對宋明理學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批判，推動了實學思潮的發(fā)展，影響了清朝以來的思想取向。清朝末年，楊深秀受西方進步思想的影響，義無反顧地參與“戊戌變法”活動，勇敢地站在了時代進步的最前列。在世俗思想不斷進步的同時，山西地區(qū)的佛教和道教文化也隨著時代的進步而并存發(fā)展。中國佛教的發(fā)展歸于凈土宗，而山西地區(qū)則是凈土宗的發(fā)源地，并一直保持著核心地位。山西地區(qū)的五臺山佛教圣地是中國佛教華嚴宗的發(fā)展重鎮(zhèn)，對于佛教的歷史興盛和當代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金元時期，道教的全真教在山西地區(qū)有過長足的發(fā)展。總之，多種思想學說的共生共存，使山西地區(qū)的進步思想源源不斷地發(fā)生發(fā)展，并且總是在歷史發(fā)展的關鍵時刻引領時代潮流。

3．山西是古代東方藝術的“博物館”

在距今兩三萬年前的朔州峙峪文化遺存中，發(fā)現(xiàn)了數百件骨片的表面有人工刻畫的道痕，學者們認為峙峪人可能已經掌握原始的雕刻藝術。從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時期的吉縣柿子灘遺址上，又有兩處巖畫引起了學術界重視，被視為人類最早的藝術珍品。距今四五千年的陶寺遺址中，出土了屬于夏文化早期的木鼓和石磬，太原義井出土的一音孔和二音孔陶塤樂器屬于新石器時代。晉國大音樂家?guī)煏缫郧偌己鸵袈陕劽w國人荀子創(chuàng)立了藝術理論，離石的漢畫像石出土，蒲津渡的唐朝黃河鐵牛面世，元代晉南雜劇的繁榮，種種現(xiàn)象表明，山西在人類文明演進中，是位于世界東方的藝術之苑。在眾多的藝術門類中，山西的古建筑及其依托古建而保留至今的壁畫、雕塑，更有規(guī)模，更具體系，成就更為突出，特色更加鮮明。

品質超群的建筑藝術

山西古建筑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和很高的文化欣賞價值。中國古代的建筑門類和建筑藝術，在山西幾乎都能找到實物。山西現(xiàn)存的古建筑18118處，除了皇室宮殿建筑不復存在外，其余種類的建筑應有盡有，如依照建筑功能劃分的寺廟宮觀、長城關隘、城池市樓、墓冢陵寢、戲臺祠堂、橋梁驛站、民居會館、鐘樓鼓樓等等，依照建筑形式劃分的廡殿式、歇山式、懸山式、卷棚式、單檐、重檐、殿臺、亭閣、長廊、牌坊等等，其中的一部分是中國古代建筑藝術的孤例，品質更高，價值更高。

中國最古老的木構建筑是唐朝建筑，今存的幾座完整唐朝木結構殿堂都在山西。已知宋、遼、金及其之前的木構建筑全國146座，山西境內就有106處，占全國現(xiàn)存同期同類建筑的72％，其中的7處是唐、五代的遺存，更顯其彌足珍貴的文物和藝術價值。就目前所知，存留至今的唐朝木構建筑除敦煌196號窟檐僅存的柱斗、河北正定開元寺鐘樓的下半部分外，較完整的四座唐朝木構建筑是五臺山南禪寺正殿、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芮城廣仁王廟正殿和平順天臺庵正殿。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中國現(xiàn)存結構完整的唐朝木構建筑的大殿全部在山西，山西因此保存著中國最古老的建筑藝術。

唐以后的五代十國時期，社會動蕩，戰(zhàn)亂頻仍，建筑實物的保存難度很大。由于特殊的歷史和地理原因，山西保存了這個時期的三座木構建筑：平順龍門寺西配殿、大云院正殿和平遙鎮(zhèn)國寺萬佛殿。龍門寺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北齊文宣帝時候，西配殿是目前國內僅存的五代時期懸山造木結構的佛殿。寺內現(xiàn)存五代、宋、金、元、明、清幾個朝代的土木建筑，并有大量碑碣石刻遺存。大云院正殿的22平方米佛教壁畫，是中國寺廟現(xiàn)存僅有的五代壁畫，殿內的壁畫與柱枋、斗拱、替木上殘存的五代彩繪，均為同期同類藝術品孤例。平遙鎮(zhèn)國寺萬佛殿中的11尊塑像，是國內僅存的五代寺觀彩塑，大體繼承了唐朝風格，顯示出高超的雕造技法。她們無疑是古代東方藝苑的奇葩。

宋、遼、金、元時期，山西的建筑藝術最為輝煌。遼、金作為統(tǒng)治中國北部和中原地區(qū)的少數民族政權，大量吸收漢族文化，用漢族工匠修建宮殿、佛寺，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勇于創(chuàng)新，留下了一些規(guī)模宏大、風格獨特的建筑精品。這一時期的代表建筑如大同善化寺及華嚴寺、洪洞廣勝寺、芮城永樂宮、臨汾牛王廟、翼城喬澤廟戲劇舞臺、霍州署大堂，等等。建于遼代的應縣木塔規(guī)模宏大，健碩華美，是我國古代建筑功能、技術、造型藝術有機統(tǒng)一的完美范例，是有建造木塔歷史以來保存下來的一座最古老的木塔，是中國乃至世界現(xiàn)存最高大的木結構建筑，同時也是中國古代木構建筑藝術的重大成就。

山西古代磚石建筑的藝術成就也非常顯著。山西是現(xiàn)存古代長城時間跨度最大的地區(qū)，山西保存了戰(zhàn)國以來兩千余年的長城2500多公里，其中東魏、北齊、隋、宋四朝長城為山西獨有。山西古代墓葬石雕藝術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太原晉源區(qū)的隋朝虞弘墓，出土一件雕刻華麗精美的漢白玉石槨。墓主虞弘為西亞人，曾在北齊、北周和隋朝為官，石槨的雕繪內容包括宴飲、樂舞、射獵、家居、出行的場景充滿異國風情，對研究古代東西文化交流和中國繪畫史無疑有重要意義。再如十字飛梁形制的古代橋梁藏于古畫，載于古史，現(xiàn)存實物世界上也僅有太原晉祠的魚沼飛梁一例。平面呈十字形狀的飛梁，位于圣母殿的正前方，方形池沼上架設板橋，四面通岸。東西平坦，連接主建筑圣母殿與獻殿；南北下斜如翼，猶如振翅的大鳥，故取“飛梁”之名。飛梁造型獨特，精雕細刻的勾欄、柱礎和望柱的多數構件仍為宋朝原物。而使用減柱法為晉國始祖叔虞之母而建的晉祠圣母殿，空間闊大，肅穆莊嚴，完整地保留了宋朝建筑的形制和結構，成為宋式建筑的經典之作。

光彩奪目的彩塑和壁畫藝術

山西擁有豐富的古代建筑資源，在國家級的文物保護單位中，山西從唐朝至清朝一千多年的寺、院、廟、庵、宮、觀及其中的殿、塔、冢等建筑物近80處，因而保存了多姿多彩的寺觀雕塑和壁畫。這些雕塑與壁畫同建筑本身一樣，具有珍貴的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

山西現(xiàn)存唐朝以來的彩塑作品12712尊，是國內寺觀彩塑最多的省份之一。唐朝彩塑主要保存在五臺山佛光寺的東大殿、南禪寺大殿以及晉城的青蓮寺等地。這些彩塑造像莊重豐滿，神形俱佳，極富時代特征。南禪寺大殿的塑像塑造手法純熟精巧，形體、衣飾與敦煌彩塑如出一轍。山西宋朝彩塑的代表作品是：晉祠圣母殿的侍女像，晉城市二仙廟，長子法興寺、崇慶寺等寺觀塑像。圣母殿的43尊宋朝彩塑，是宋朝造型藝術的極品，其中的30多尊宋朝侍女彩塑，擺脫了多年來陳式化的刻板雕塑手法，開創(chuàng)了現(xiàn)實主義作品的彩塑風氣，從侍女的體態(tài)、神韻、造型、衣飾上看，造像生動，形神俱佳，堪稱中國古代女性雕塑的集大成者。遼金時期山西處于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帶，在彩塑造型藝術方面也表現(xiàn)出了特色，像大同華嚴寺的菩薩塑像，面形豐滿，體態(tài)秀美，造型生動，技法嫻熟，可稱是遼代彩塑藝術的珍品。元代彩塑風格與遼金近似，代表作有五臺縣廣濟寺的大佛殿、晉城市玉皇廟西配殿及中殿、洪洞縣廣勝寺下寺大殿及水神廟等處的佛、道二教的塑像。山西明清兩朝的彩塑有11630尊，人物眾多，品質俱佳，市井文化的特征非常明顯，迎合市民精神需求的民間化、世俗化的藝術傾向加重，如平遙雙林寺各殿的彩塑，隰縣小西天大雄殿的塑像，長治觀音堂的懸塑，靈石資壽寺大殿羅漢塑像，蒲縣東岳廟大殿的地獄群像等。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平遙雙林寺具有千余年的歷史，寺內2000余尊宋、元、明、清四朝的彩塑，囊括了佛國與俗界的眾多角色，佛祖菩薩、天王羅漢、帝王將相、宮娥僧人，一應俱全，反映了中國古代人神共治的現(xiàn)實，無愧“東方彩塑藝術寶庫”的稱號。

壁畫在體現(xiàn)宗教思想、反映社會生活、烘托建筑藝術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山西現(xiàn)存高品質的漢唐至明清的寺觀墓葬壁畫24000多平方米，這些壁畫客觀真實地再現(xiàn)了中國古代不斷豐富和發(fā)展的壁畫藝術，為我們了解山西古代壁畫繪制藝術提供了實物資料。

山西古代壁畫以寺觀壁畫為主，寺觀壁畫大多是土坯泥墻上彩繪的壁畫。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的壁畫，是國內僅存的唐朝寺觀壁畫，雖然年代久遠，畫面殘損，但畫藝精湛，保存良好，堪稱中國古代寺觀壁畫的上品。山西現(xiàn)存宋遼金時期的壁畫6處，面積近千平方米。應縣木塔的塔內明層都有塑像和壁畫，畫面上的飛天活潑豐滿，精神流注。繁峙金代建筑巖山寺文殊殿的壁畫，面積近百平方米，為宮廷畫師王逵所作，有很高的觀賞價值。山西的元代壁畫9處，1700多平方米，以芮城永樂宮、洪洞廣勝寺、稷山青龍寺和興化寺壁畫為代表。廣勝寺的水神廟里，有一幅場面宏大人物眾多的元雜劇演出圖，把祭賽神靈的演劇活動搬上壁畫，反映出元雜劇的盛況。廣勝寺下寺后殿里殘存的元代壁畫僅有16平方米，畫藝高超，色澤明麗，大殿四周原有的彩繪壁畫，收藏在美國堪薩斯城的納爾遜藝術館。

永樂宮壁畫為元代作品，面積總計千余平方米，繪于龍虎殿、三清殿、純陽宮、重陽殿四壁及拱眼壁內，壁畫內容豐富，畫技高超，在青、綠冷色基調中，用色多達十余種，并大量使用瀝粉貼金法，在莊重深沉的畫面中渲染華美富麗的藝術效果，為中國壁畫史留下了光輝的一頁。1959——1965年永樂宮遷址過程中，這些壁畫隨同主體建筑一道成功遷移，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代壁畫大規(guī)模遷移保護的范例，是古代壁畫繪制技術與現(xiàn)代壁畫揭取保護技術完美結合的典范。

眾多的墓葬壁畫是山西古代壁畫的又一個類型，山西北齊墓葬壁畫近年來成為古代東方藝術世界最吸引人的藝術品種。壽陽縣北齊厙狄迥洛墓壁畫，以絢麗斑斕的藝術長卷反映墓主人生活的顯赫場面或死后的空幻境界。太原王郭村北齊東安王婁睿墓的壁畫，太原城郊王家峰北齊名將徐顯秀的墓葬壁畫，畫面宏大，構圖準確，形象生動，色澤艷麗，線條流暢，有很強的時代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從這幾處壁畫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齊時畫技日臻成熟的趨勢，為隋唐壁畫技術的持續(xù)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博大精深的石窟藝術

山西的石窟藝術，成就非常突出。北魏至明清的石窟寺多達300余處，其中云岡石窟、龍山石窟、天龍山石窟這幾處國家級的文物保護石窟，藝術價值極高，而且，云岡石窟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云岡石窟是佛教傳入中國后第一次由國家主持鑿刻的大規(guī)模石窟工程。北魏崇佛，平城大同作為當時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鑿窟建寺之風盛行。公元5世紀后期至6世紀初的幾十年間，北魏統(tǒng)治者集中了全國各地的高僧和能工巧匠，吸收融合了中外藝術風格，開鑿出了陣容強大、氣勢恢宏的石窟，供僧侶信徒們進行宗教活動。在開鑿手法和雕刻技巧上，創(chuàng)造了影響深遠的“平城藝術模式”。這是在山崖陡壁上開鑿出的洞窟形佛寺建筑，現(xiàn)存主要洞窟45座，洞窟內外造像5萬余尊。壁面處理技法上，運用了線刻、浮雕、高浮雕、圓雕等雕刻手段，創(chuàng)作了一大批不同于寺觀雕塑的造像以及眾多佛教故事和裝飾圖案的浮雕作品，與甘肅的敦煌石窟被譽為中國佛教藝術的“雙璧”。云岡石窟佛、菩薩的造像在石窟藝術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造像以高大雄偉、雕刻精美而著稱。初期造像面相豐圓，身體壯碩，后來吸收南朝的風格，眾多的佛、菩薩雕像更顯面相清瘦、眉目開朗、神采飄逸的特點，這種稱作“太和造像”的藝術風格直接影響了孝文帝遷都后開鑿的洛陽龍門石窟的造像，而且遠及敦煌北魏石窟。云岡石窟藝術有機地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精華，創(chuàng)造出獨具特色的雕塑藝術風格，為隋唐以后中國雕刻藝術的發(fā)展增加了活力。云岡石窟藝術始終吸引著大批中外游人或專家學者。

天龍山石窟集建筑、雕塑為一體，其中的雕刻藝術占據主導地位。天龍山石窟的雕塑題材和對象是佛教尊奉的佛、菩薩，石窟的開鑿成形經歷了東魏、北齊、隋、唐四個時期，從佛像到花紋都反映了南北朝到唐朝的幾百年間中國石窟藝術寫實性、裝飾性的特點，反映出石窟藝術的發(fā)展變遷脈絡。

中國最大的道教石窟是太原的龍山石窟。道教是根植于中國社會的本土宗教，道教石窟也是體現(xiàn)中國本土藝術特色的一種藝術門類。龍山石窟是元代全真教道人宋德芳主持營建的。現(xiàn)存8窟，其中的7窟為元代或元以前的作品。龍山石窟龕內40余尊造像，雕工樸實，刀法流暢，線條簡練，給人以莊重渾厚和風格粗獷的藝術美感，具有濃郁的元代風格，與佛教石窟寺藝術追求場面宏大、造像華麗、寧靜空靈的風格截然不同。龍山石窟是道教石窟寺藝術的經典作品，其造像內容、雕刻技法在我國石窟寺藝術中占重要地位。

色彩斑斕的古代城市與民居建筑藝術

山西明清時期的建筑，保存有千余處之多，除了傳統(tǒng)的寺廟宮觀戲臺建筑外，在城市建筑和民居建筑兩方面的藝術成就最為顯著。

山西有著眾多的古城，列入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就有大同、平遙、祁縣、代縣、新絳等五處。平遙還以“一城、兩寺”的人文建筑優(yōu)勢入選了世界文化遺產，成為中國僅有的兩個以城市命名的世界文化遺產之一。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評價是：“平遙古城是中國漢民族城市在明清時期的杰出范例，平遙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性，而且在中國歷史的發(fā)展中為人們展示了一幅非同尋常的文化、社會、經濟及宗教發(fā)展的完整畫卷。”平遙這個堯舜時代就有記載的古地，歷經幾千年后，成為中國古代縣城的標本，保存完整的平遙古城，向世界展示著中國明朝的縣城建置、官衙方位、街道規(guī)劃、民居建筑、商街店肆的真實狀況。明初擴建的城墻，是平遙古城的主要建筑物和平遙古城的象征，城墻高12米，墻厚5米，周長12華里，城墻上3000垛口、72敵樓，體現(xiàn)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的傳統(tǒng)文化內涵。城內有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條蚰蜒巷，城中的建筑東城隍，西縣衙，南觀音，北關公，左文廟，右武廟，東道觀，西佛寺，集中體現(xiàn)了明清縣級政權的禮法制度，反映了人神共治和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中國文化特征。其他幾座歷史名城，也都有充滿獨特人文精神和藝術美感的建筑。比如代縣，唐初始建的文廟，是一組典型的儒學建筑群，邊靖樓和楊家祠堂，則是民族融合的最好見證物。新絳城里保存有唐朝遺風的絳州大堂，有隋朝花園，有建于宋元明幾朝的絳州鐘樓、樂樓、鼓樓，引人注目。這些古老的建筑及其藝術形式，大大提升了歷史名城的文化品位。

山西民居今天成為中國北方民居的典型代表，是因為明清時期晉人富饒而興建一大批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深宅大院。山西現(xiàn)存比較完好的明清民居建筑群多達數十處，如晉中的喬家、王家、曹家、渠家、常家等院落建筑群，晉東南的皇城相府、郭峪村老巷老宅、柳氏民居堡寨，晉南的丁村老宅，晉西北的磧口古鎮(zhèn)及其民居建筑等等，展示著幾百年來山西民居的輝煌成果。這些凝聚著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民居建筑，大都古樸厚重，高大結實，構成了一座座封閉的城堡，一座座幽深的庭院。一個院子有成百上千間的房屋，院套院，門套門，琉璃飛甍、磚石照壁、高臺大屋、牌坊小橋、亭殿樓閣，與周邊環(huán)境巧妙地融為一體。許多建筑依山建勢，因地制宜，高低疊置，參差錯落，門窗間木雕、石雕、磚雕、楹聯(lián)、匾額溝通傳達了眾多的人文信息，充滿對美好生活的期盼，體現(xiàn)了那個時代人們的審美情趣和藝術追求。山西老宅院是中華民居建筑藝術的經典之作，是幾個世紀前建筑藝術的杰出成就。

山西文化內容豐富，底蘊深厚，品質高雅，特色鮮明。她的歷史脈絡綿延了千萬年而不斷，她的先進思想流傳了幾千年而不枯，她的藝術精神撒播了千萬里而不散，山西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山西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最優(yōu)秀的成果結晶，是先祖賜給我們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財富，是我們今天依然需要借重和依托的力量源泉。

第二篇：海爾文化的精髓

海爾文化

一、海爾企業(yè)文化的內涵

海爾文化是一種價值觀，這個價值觀的核心是創(chuàng)新。它是在海爾16年發(fā)展歷程中產生和逐漸形成四特色的文化體系。海爾文化以觀念創(chuàng)新為先導，以戰(zhàn)略創(chuàng)新為保障，以市場創(chuàng)新為目標，伴隨著海爾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大到強，從中國走向世界，同時海爾文化本身也在不斷創(chuàng)新、發(fā)展。員工的普遍認同、主動參與是海爾文化的最大特色。當前，海爾的目標是創(chuàng)中國的世界名牌，為民族爭光。這個目標使海爾的發(fā)展與海爾員工個人的價值追求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每一位海爾員工將在實現(xiàn)海爾世界名牌大目標的過程中，充分實現(xiàn)個人的價值與追求。海爾文化不但得到國內專家的輿論的高度評價，還被美國哈佛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列入MBA案例庫。

二、海爾精神與海爾作風

海爾精神：敬業(yè)報國 追求卓越

海爾作風：迅速反應 馬上行動

三、海爾理念

1、生存理念

永遠戰(zhàn)戰(zhàn)兢兢 永遠如履薄冰

2、用人理念

人人是人才 賽馬不相馬

你能翻多大跟頭，給你搭多大舞臺

3、質量理念

優(yōu)秀的產品是優(yōu)秀的人干出來的 高標準 精細活 零缺陷

4、品牌理念

國門之內無名牌

如果在國內做得很好，不進入國際市場，那么優(yōu)勢也是暫時的。

資本是船 品牌是帆 企業(yè)是人 文化是魂

5、營銷理念

先賣信譽 后賣產品

6、市場競爭理念

打價值戰(zhàn)不打價格戰(zhàn)

7、競爭理念

浮船法：只要比競爭對手高一籌，半籌也行；只要保持高于競爭對手的水平，就能掌握主動權。

8、市場理念

創(chuàng)造市場：只有淡季的思想，沒有淡季的市場；只有疲軟的思想，沒有疲軟的市場。

9、出口理念

先難后易

首先進入發(fā)達國家，創(chuàng)出名牌之后，再以高屋建筑之勢進入發(fā)展中國家。

10、資本運營理念

東方亮了再亮西方

11、海爾技術改造理念

先有市場 再建工廠

12、技術創(chuàng)新理念

創(chuàng)造新市場，創(chuàng)造新生活，市場的難題就是我們創(chuàng)造新的課題。

13、職能工作服務理念

您的滿意就是我們的工作標準

四、海爾對市場的三條原則

1、緊盯市場創(chuàng)美譽

2、絕不對市場說“不”

3、抱怨就是投訴

五、海爾的創(chuàng)新觀念

1、資源論

不在于企業(yè)擁有多少資源，而在于利用了多少資源。

2、源頭論

每個人都有一個市場，每個人都是一個市場。

3、整合力

市場的整合力就是海爾的核心競爭力

4、美譽度

海爾要的是市場美譽度

5、吃“休克魚”

吃“休克魚”是海爾兼并擴張舉措上的一種形象比喻。

6、國內不穩(wěn) 國外不熱

企業(yè)在國內市場沒有競爭力，就不可能真正地進入國際市場。如果只在國內市場做得很好，不進入國際市場，優(yōu)勢也是暫時的。

7、海爾國際化的“三個三”

（1）三個三分之一

國內生產國內銷售三分之一

國內生產海外銷售三分之一

海外生產海外銷售三分之一

（2）三位一體

技術開展中心、生產基地、貿易公司實行設計、制造、營銷三位一體。

（3）三融一創(chuàng)

融資、融智、融文化、創(chuàng)世界名牌。

六、海勻的形象用語

1、形象用語：真誠到永遠

2、各類產品形象用語：

海爾冰箱 為您著想

海爾空調 永創(chuàng)新高

海爾冰柜 創(chuàng)造品位

海爾洗衣機 專為您設計

海爾電腦 為您創(chuàng)造

海爾彩電 風光無限

海爾熱水器 安全為本

海爾電工 家務輕松

海爾國旅 誠信相聚

海爾軟件 創(chuàng)新無限

海爾商用空調 承領時代新潮

七、海爾旗形象識別標志

圖為海爾方圓標志，意為“思方行圓”。方塊在陣中排頭，意為以它為基礎向縱深發(fā)展的意思，代表著海爾的思想、理念、文化。它是一個中心，指導著周邊圓點的組合，體現(xiàn)了思方行圓的思想，也意味著在工作中要將原則性和靈活性有機地結合起來，達到預定的目標和效果，同時也有發(fā)展無止境的寓意。在中國，人們把3認作上升，把6視為順利，而36又暗含著足智多謀的意思，方圓組合正好36，意寓海爾不斷上升，不斷發(fā)展。

八、時刻提醒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世界名牌始于日清。

昨天的優(yōu)勢會變成今天的劣勢，唯有動態(tài)的優(yōu)勢才是優(yōu)勢。

以定單為中心，以市場鏈為紐帶，帶動業(yè)務流程化。

一切結論產生在調查研究之后，而不是之前。

好的公司滿足需求，偉大的公司創(chuàng)造市場。

只有創(chuàng)業(yè)，不能守業(yè)。

有了每一個人的國際化，才能保證海爾集團的國際化。

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取勝，第一是質量，第二是質量，第三還是質量。

質量不打折，服務不打折，信譽不打折。

在別人否定自己之前，先自我否定。

能夠把別人認為簡單的事成千上萬遍都做到位，就是不簡單。

昨天的成功與輝煌可能是明天成功的阻礙。

干部的目標：你的領導水平達到了能夠讓下屬在沒有領導的時候仍能夠正常工作。形成有活力的員工，有合力的組織。

九、創(chuàng)新的目標：就是創(chuàng)造有價值的定單。

創(chuàng)新的本質：就是創(chuàng)造性地破壞，破壞所有阻礙創(chuàng)造有價值定單的枷鎖。

品牌是戰(zhàn)勝經濟衰退的惟一最有力的武器。

專注于用戶需求，而不是專注于競爭對手。

在市場競爭中，你不可能應付和壓倒所有的競爭對手，但是你可以領先于競爭對手。

如果你想等待無序競爭中的消亡，其結果只能是你和無序競爭一起消亡。

十、問題警示錄

終端的問題就是領導的問題。

看不出問題就是最大的問題。

重復出現(xiàn)的問題是作風上的問題。

十一、思想警示錄

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

能不能實事求是，是思維方式的問題，敢不敢實事求是，是思想境界的問題。

回答領導提問的四種答案只能選擇其中一個：

（1）是（2）不是（3）沒有任何借口（4）不知道（需要自己做的事必須馬上“知道”）

十二、海爾的個人修養(yǎng)

寵辱不驚 自強不息

得意不忘形 失意不失態(tài)

慎終如始 則無敗事

勝人者有力 自勝者強

十三、海爾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則

三心換一心：

解救疾苦要熱心；

批評錯誤要誠心；

做思想工作要知心；

用三心換來職工對企業(yè)的鐵心。（

第三篇：茅臺酒的文化精髓

縱覽世界文化，解析大國崛起，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xiàn)象：十年發(fā)展比經濟，五十年發(fā)展比制度，一百年發(fā)展比的則是文化。“國民之魂，文以化之；國家之神，文以鑄之。”文化已然成為一個國家、地區(qū)、民族的根與魂，成為其發(fā)展的“內生動力”。

時代發(fā)展到今天，一提到國酒茅臺，人們總是為13年來的持續(xù)跨越發(fā)展而驚訝，為今日國酒茅臺不斷增長的品牌價值而驚訝，有人甚至稱其為神秘的“茅臺奇跡”。在驚訝之余，許多人開始不斷比照、思考、追問、解析，試圖找到甚至破解“茅臺奇跡”背后的神秘力量。

實際上，對于一個延續(xù)千百年的民族品牌來說，“奇跡”一詞過于玄妙。如果說，在國酒茅臺告訴發(fā)展的背后，真的有強大的神秘張力在主宰的話，那，就是文化的力量。

這種力量，更近于一種腳踏實地、漸聚漸強的創(chuàng)造力； 這種力量，是歷史積淀與文化傳承、創(chuàng)新與凝聚、蓄勢與飛躍，才逐步顯現(xiàn)出的強大的作用力；

起于秦漢、熟于唐宋、精于明清、尊于當代。可以說茅臺文化是一代又一代國酒人將物質創(chuàng)造、精神鑄造相互糅合、發(fā)酵、蒸餾、勾兌、升華、積淀的結果；也是一代又一代國酒人將茅臺酒悠久的歷史、獨特的工藝、天賜的環(huán)境，天人合一的釀造過程，以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等文化因子糅合而成的“綜合體”。

當物質層面的茅臺酒躍升為精神層面的榮耀與尊嚴時，茅臺酒便完成了從物質到精神的轉換，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文化茅臺。

第四篇：山西文化之旅（范文模版）

晉祠

晉祠（jinci)在太原市西南25公里懸翁山下，晉水發(fā)源處。北宋天圣年間，追封 唐叔虞為汾王，并為大母邑姜修建了規(guī)模大的圣母殿，殿內有43尊宋代彩塑，殿前魚沼飛梁為國內所僅見。殿內兩側為難老、善利二泉，晉水主要源頭由此流出，常年不息，水溫17℃左右，清澈見底。祠內貞觀寶翰廳有唐太宗寫的“御碑”、“晉祠之銘并序”。晉祠內還有著名的周柏、唐槐，周柏位于圣母殿左側，唐槐在關帝廟內，老枝縱橫，至今生機勃勃，郁郁蒼蒼，與常流不息的難老泉和精美的宋塑42個侍女像、圣母像譽為“晉祠三絕”。

晉祠最著名的建筑為圣母殿，創(chuàng)建于宋代天圣年間（1023—1032年）。圣母傳為 叔虞之母邑姜。圣母殿原名“女郎祠”，殿堂寬大疏朗，存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1尊、明代補塑2尊，這些彩塑中，邑姜居中而座，神態(tài)莊嚴，雍容華貴，鳳冠霞帔，是一尊宮廷統(tǒng)治者形象。塑像形象逼真，造型生動，情態(tài)各異，是研究宋代雕塑藝術和服飾的珍貴資料。

魚沼飛梁，建于宋代，呈十字橋形，如大鵬展翅，位于圣母殿前，形狀典雅大方，造型獨特，是國內現(xiàn)存古橋梁中僅有的一例。

唐碑亭，即“貞觀寶翰”亭。亭內陳列唐太宗李世民手書碑刻“晉祠之銘并序”。全碑1200多宇，書法行草，骨骼雄健，筆力奇逸含蓄，有王羲之的書法神韻，是書法藝術的珍品。圣母殿右側，是千年古樹“臥龍周柏”。難老泉，俗稱“南海眼”，出自斷巖層，終年涌水，生生不息，北齊時有人據《詩經魯頌》中“永錫難老”之句起名“難老泉”。周柏唐槐、難老泉、侍女像譽稱“晉祠三絕”。

平遙古城

平遙古城，始建于西周宣王時期（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明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擴建，距今已有兩千七百多年的歷史。迄今為止，它還較為完好地保留著明、清（公元1368～1911年）時期縣城的基本風貌，堪稱中國漢民族地區(qū)現(xiàn)存最為完整的古城。平遙曾是清代晚期中國的金融中心，并有中國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縣城格局。

著名的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就誕生于古城西大街，被譽為“大清金融第一街”。

日升昌票號創(chuàng)建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遺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緊湊，功能分明。百年滄桑，業(yè)績輝煌，執(zhí)全國金融之牛耳，開中華民族銀行業(yè)之先河，并一度操縱十九世紀整個清王朝的經濟命脈。其分號遍布全國30余個城市、商埠重鎮(zhèn)，遠及歐美、東南亞等國，以“匯通天下”著稱于世。日升昌票號創(chuàng)立后，先后有介休、太谷、祁縣相競效仿。

平遙古城民居，以磚墻瓦頂的木結構四合院為主，布局嚴謹，左右對稱，尊卑有序。大家族則修建二進、三進院落甚至更大的院群，院落之間多用裝飾華麗的垂花門分隔。民居院內大多裝飾精美，進門通常建有磚雕照壁，檐下梁枋有木雕雀替，柱礎、門柱、石鼓多用石雕裝飾。平遙古城十大怪

首怪：平遙怪是平遙怪，平遙稱呼是首怪，貴杰（譯音）領著去拜年，高高、大大（譯音）跑 在前，爺爺、呀呀（譯音）初一拜，蔣蔣、百百（譯音）初二拜，二老、二忙（譯音）是初三，初四隨 著跌跌、忙忙（譯音）把家歸。【注：貴杰（譯音）-過節(jié) 高高、大大（譯音）-哥哥姐姐呀呀（譯音）-奶奶 蔣蔣、百百（譯音）-外公外婆 二老二忙（譯音）-二叔二嬸 跌跌忙忙（譯音）_父母】

二怪：平遙牛肉聞天下，不見田野有牛跡

三怪：平遙小麥稀，面食多的數不清。

四怪：平遙人多地畝少，物產貧乏盛產少，票號鏢局卻振天下。

五怪：平遙三輪車二頭踩，拉著美女跑的快。【注：平遙三輪車因其裝有一個鏈盤、兩個飛輪、一個小換向鏈盤，所以平遙三輪前踩踏或后 踩踏三輪車都為前行，在全國唯平遙所獨有】

六怪：平遙美女額頭蓋公章，不是公章是拔罐痕。【注：平遙人乃至山西晉中地區(qū)人在患感冒病或頭痛腦熱時，常以小火罐在額頭拔罐治療。】

七怪：平遙房子半邊蓋，財水不能往外流。【注：平遙老民居的房脊都在房屋后墻，成一面坡式單向流水，其它地區(qū)房脊在房屋中部為人 字形兩面坡雙向流水。平遙講究雨水為財，財水不外流。】

八怪：平遙男女老少喊透他，不喊透他不說話。【注：透他為平遙方言口頭臟話。就是“日”的意思。】

九怪：平遙廁所比井大，方便先要上大橋。【注：在平遙民居中，廁所多以用磚石修一大坑或用大形水缸埋在地下，口部架兩塊木板或石 板。】

十怪：平遙土炕大而寬，三代同床還有余。

喬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縣喬家堡村，祁縣城東北12公里處，北距太原54公里，南距東觀鎮(zhèn)僅2公里。它又名“在中堂”。屬于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是清代全國著名的商業(yè)金融資本家喬致庸的宅第。是一座具有北方漢族傳統(tǒng)民居建筑風格的古宅。始建于清代乾隆二十年（1755年），后又經同治、光緒年及民國初年多次增修。占地10642平方米，建筑面積4175平方米。整個院落呈雙“喜”字形，分為6個大院，內套20個小院，313間房屋。整個院落是城堡式建筑，三面臨街，四周是高達10余米的全封閉青磚墻。大門為城門式洞式。與大門相對的是磚雕“百壽圖”。大門以里，一條長約80米、寬約7米的石鋪甬道把6個大院分為南北兩部分。顯示了中國古代漢族勞動人民高超的建筑藝術水平。五臺山

五臺山由東西南北中五大高峰組成，據說代表著文殊菩薩的五種智慧：大圓鏡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法界體性智；以及五方佛。五臺山位于中國山西省東北部，是國家級地質公園，擁有林場和美麗的自然風光，與四川峨嵋山、安徽九華山、浙江普陀山共稱“中國佛教四大名山”。

懸空寺（山西大同恒山懸空寺）

懸空寺又名玄空寺，是國內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獨特寺廟。恒山懸空寺始建于1400多年前的北魏王朝后期，歷代都對懸空寺作過修繕，北魏王朝將道家的道壇從平城，今大同南移到此，古代工匠根據道家“不聞雞鳴犬吠之聲”的要求建設了懸空寺，是中國古代建筑精華的體現(xiàn)。懸空寺共有殿閣四十間，利用力學原理半插飛梁為基，巧借巖石暗托梁柱上下一體，廊欄左右相連，曲折出奇。寺內有銅、鐵、石、泥佛像八十多尊，寺下巖石上“壯觀”二字，是唐代詩仙李白的墨寶。

云岡石窟是我國最大的石窟之一，與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和麥積山石窟并稱為中國四大石窟藝術寶庫。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處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鑿，東西綿延約一公里，氣勢恢弘，內容豐富。現(xiàn)存主要洞窟45個，大小窟龕252個，造像5萬1千余尊，代表了公元5至6世紀時中國杰出的佛教石窟藝術。其中的曇曜五窟，布局設計嚴謹統(tǒng)一，是中國佛教藝術第一個巔峰時期的經典杰作。應縣木塔

全稱釋迦塔，佛宮寺釋迦塔，中國遼代高層木結構佛塔。在山西省朔州市應縣城內西北隅佛宮寺內。因塔內供釋迦佛，故名。又因塔身全是木制構件疊架而成，所以俗稱應縣木塔。佛宮寺建于遼代，歷代重修，現(xiàn)存牌坊、鐘鼓樓、大雄寶殿、配殿等均經 明清改制，惟遼清寧二年(1056年)建造的釋迦塔巍然獨存，后金明昌二至六年(1191年～1195年)曾予加固性補修，但原狀未變，是世界現(xiàn)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結構高層塔式建筑。1933年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對木塔進行考察研究，1935 年實地測繪。1962年文物出版社又曾予以補測考察，古建研究專家陳明達編著了《應縣木塔》。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與法國埃菲爾鐵塔、埃及金字塔一起蜚聲海內外的應縣木塔建于遼代，渾身上下沒用一顆鐵釘，全部架構均由卯榫咬合而成，承重數千噸而不下沉，成為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跡。

第五篇：歷史長河中的文化精髓

歷史長河中的文化精髓

沂蒙精神，看似簡單，著實厚重。是千千萬萬沂蒙兒女用血與淚凝成的精神史詩，是在歷史的漫漫長河中經久積淀的文化精髓。現(xiàn)在就請大家跟隨我的腳步一起走進這塊圣地吧！

“人人那個都說哎，沂蒙山好，沂蒙那個山上哎，好風光……”聽，這首悠悠動聽的蒙山小調就是沂蒙的真實寫照。在沂蒙這塊土地上，不僅風光好，在這發(fā)生的那一幕幕催人奮進，蕩氣回腸的革命故事至今讓人無比動容。

在沂蒙這塊神圣的土地上，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兒女，為后人樹立了一座不朽的歷史豐碑。

沂蒙母親———王煥于，86個孩子的母親，她一生養(yǎng)育個86個孩子，但都不是她的親生骨肉。

沂蒙紅嫂———明德英，在封建迷信盛行的時代，她不顧封建禮教及封建傳統(tǒng)的束縛，毅然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傷員。

還有沂蒙六姐妹，帶領村民支援前線，用自己的身體搭橋·······

“最后一塊布，做軍裝；最后一口糧，做軍糧；最后一個兒子，上戰(zhàn)場。”這就是當時偉大的沂蒙人民為支援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所作出巨大犧牲的真實寫照。

還有那智圣諸葛亮，書圣王羲之，顏真卿。今年，八路軍——五師挺進山東，建立沂蒙抗日革命根據地，作為抗日七十周年紀念。

今天，作為中學生的我們，作為臨沂的一份子，我們需要做的是努力學習，勇于創(chuàng)新，開拓奮進，敢為人先，不安于現(xiàn)狀，不墨守成規(guī)，敢于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弘揚沂蒙傳統(tǒng)精神。

讓我們一起為沂蒙精神這棵常青樹澆水施肥吧！

評語：本文作者用簡明扼要的事例向我們詮釋了偉大的沂蒙精神和紅嫂精神，并立志做新時期的小主人。這是一曲沂蒙精神的頌歌。

學校： 湖頭中學 指導教師：宋京彩 九年級二班：于貝貝 聯(lián)系電話：*** 沂南縣湖頭鎮(zhèn)昌平路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