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安樂死”的角度淺析自殺行為

從“安樂死”的角度淺析自殺行為

路神

濟南大學學號

摘要：“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這種選擇無痛苦死亡的方式看似只是人體的自殺行為，但卻因為涉及多方面的社會關系而爭論重重。有關于“安樂死”實施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的觀點沖突，某種角度上來說是對人類自殺行為支持與否的辯論交鋒。兩者如何在多重交織的社會關系中備受褒貶，有待我們進一步的研究和探索。關鍵詞：安樂死 自殺行為 社會關系

一、適用“安樂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爭議

于是，有關于“安樂死”的爭議和討論不斷出現。大體來說，“安樂死”適用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主要在醫學和法學的角度爭議激烈：

醫學方面，部分人認為，對于受到必死無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還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來延長其生命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較舒適和安逸就行。自愿安樂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據，授權醫生，按其意愿在他們臨終時不采用人工手段延長其生命。而另一是聲音是，雖然醫學水平已回天無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腦的功能完好，用安樂死的方法就相當于人為地讓這些病人死去，醫生的作法無異于“殺人”。

重重的矛盾沖突更體現在法律和司法實踐上：據收集到的資料，世界各國，除個別國家對積極的安樂死持容忍的態度、免予追究法律責任外，一般都把它視為一種特殊的殺人罪，如瑞士、挪威、波蘭等。但是，荷蘭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其后日本、瑞士等國和美國的一些州也通過了安樂死法案。由于安樂死涉及道德、倫理、法律、醫學等諸多方面問題，我國至今也尚未立法。

綜上可見，看似快樂而不痛苦的“安樂死”并不那么簡單地就可以達成一致意見。我們研究時，不僅可以當其視作醫學倫理、法律或司法實踐問題；也可以把它看做和自殺行為等同的社會問題來對待。

二、自殺行為與“安樂死”的社會屬性分析

狹義的自殺行為是指有意識，自愿地直接結束自己生命的行為。某種意義來說，積極的安樂死可以等同于狹義的自殺行為。它們本來只是結束個體生命的一種方式，但是也同樣在法律和道德之間飽受爭論，原因是它們背后牽涉的絲絲縷縷的社會關系和折射出來的社會屬性。

1，自殺行為起因離不開社會因素。

自殺行為的目的是追求自我生命的終結，這種自我毀滅的意識成因是多方面的，其本質來源于社會的因素。人們可以先驗地假設，自殺所取決的個人條件有兩種。首先是自殺者所處的外部環境。自殺的人有時是遭到家庭的不幸或自尊心受到傷害，有時是遭到貧困或疾病的折磨，有時是不得不因某種道德上的失誤而自責，如此等等。此外，因為經常伴隨著自殺而被認為是引起自殺的情況幾乎數不勝數。有的人在富裕中自殺，有的人在貧困中自殺，有的人是由于家庭的不幸，有的人則剛剛通過離婚擺脫了使他不幸的婚姻。自殺行為的借口總是離不開那些點點滴滴的生活因素，可能是疾病折磨，可能是家庭不幸，可能是工作失意，還可能是經濟貧困。這些種種的生活因素都來自于社會，沒有一個人能擺脫自己的社會屬性，自殺的各種行為原因，都抹不去社會給自己烙下的印記。2，自殺行為的后果影響社會關系。

我們都知道自殺行為的后果是死亡，雖然死亡看似是個體生命的結束，但作為社會個體的人類死亡意義絕非只關乎個人。早在宗教統治的封建時代，都認為人的生命是天神賜予的,死亡也由天神來決定，只有君主有權代表天神主宰臣民的死生；病痛，包括臨終前的痛苦，往往被看成天神的懲罰；于是視自殺與安樂死是篡奪了造物主主宰生死的權力。就這點分析，無非是在神的外衣下，宣揚君主有著控制臣民生命的權力，這實質上是一種保證勞動力數量和對維護國家統治的社會功能。

現代，大多數國家也都從立法和司法上反對“安樂死”或自殺行為，但是民間卻幾乎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這是社會關系和個體關系的沖突。個人選擇自我終結，大部分原因應該是為使自己得到解脫，能逃避或者釋放某種來自于社會因素的壓力。但是對于國家或者社會來說，一個個體的自由消亡意味著在主動脫離家庭關系，主動脫離社會關系，甚至于能引起模仿等行為，導致集體性自殺等。自殺行為所導致的個體或者群體的瞬間消失，對社會關系鏈條和社會的穩定性來說，都是作為統治主體的國家所必須考慮到的。3，自殺行為與社會資源分配息息相關。

上述對安樂死的理論和實踐歷史部分的描述來分析，自殺行為可看作是與社會發展同步的歷史。當人類社會生產水平低下，生活資料不足以養活所有的社會成員時，這種安樂死的習俗減少了無力生產自己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成員，減輕了社會的負擔，在當時可能是適宜的。而在人類社會進入生產力水平比較高的階段后，這種安樂死便不被社會所提倡了。社會的不斷發展在于生產力的不斷提高，而生產力的提高也決定了社會資源的分配。正如某些支持安樂死的觀點，在醫學高度發達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類至今無法治療的疾病。無生存希望的病人長期占用醫療設備、醫務人員，消耗大量醫療藥品用以延續無希望的生命，顯然是對有限衛生資源的嚴重浪費。實施安樂死有助于節約吏多的醫藥資源，可以實現醫藥資源的合理分配，從而更能體現人的生命價值以及醫藥資源的有效利用。更者，實行“安樂死”還有利于人體的器官移植。目前各個國家都面臨著人體器官來源稀少的困境。由于無器官來源，很多病人相繼死亡。但對于那些身患絕癥、生不如死、無生存希望的人來說，他們身體的某些器官是完好的。如果用來移植的話，不僅可以救活其他病人，這也是一種社會資源分配的體現。

綜上所述，“安樂死”作為無痛苦的死亡方式，它的理論和實踐歷史源遠流長，在現代更是激起軒然大波。其爭論的實質表現了個人作為社會個體的自我毀滅行為的原因和后果，更表現了兩者和社會屬性的沖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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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軍人自殺行為研究進展

軍人自殺行為研究進展

自殺作為一種對社會、家庭和自身安全危害 極大的社會現象，已成為各國普遍關注的社會問 題［1］。軍隊是一個特殊的戰斗群體，軍人自殺會 導致部隊減員，戰斗力下降，嚴重危害官兵生命 安全［2］。近年，美、英、法等國軍隊尤其是美軍 進行了大量的自殺率、自殺因素及征兆、自殺干 預方面的研究。本文著重從各國軍人自殺率、自 殺的危險因素及防治策略等方面作一綜述，為我 軍自殺防治工作提供一些參考。1 自殺概念和分類

目前自殺概念仍無統一標準。O’Carroll 等提 出自殺的命名應該考慮自殺意圖、后果的致命性、自殺未遂、自殺工具等內容［3］。Silverman 等提出 從自殺的意念和行為等方面對自殺定義進行修 正［4 － 5］。美國精神病研究、教育與臨床研究中心(MIRECC)、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將自殺 暴力類型(SDV)由A 到G 細化為7 個不同等級，其分類作為臨床自殺危險評估的決策依據。2 軍人的自殺率

不同國家間軍人自殺率各有不同，且因調查 方式、對自殺的理解以及報道可靠性等因素而難 以比較［6］。英軍的自殺率總體低于英國國民的平均值，可能與“職業健康效應”(某些職業團體與 大眾相比發病率及死亡率較低，患有嚴重疾病或 傷殘者不能任職相關職業)有關［7］。英國一項關 于退伍軍人(1996—2005)的研究指出，年齡小、服役年限短、級別低的退伍軍人有較高的自殺

率［8］。2004 年法軍自殺率達18.2 /10 萬［9］。美軍 各兵種和退伍軍人的自殺率也呈現不同程度升高 趨勢［10 － 14］。美國國防部自殺事件報告(DODSER)中指出美國陸軍自殺率由2001 年的9 /10 萬上升到 2009 年的23 /10 萬;海軍、空軍、國民守衛軍自 殺率、海岸警衛隊自殺率也呈現上升趨勢;在此 期間不同類別、年齡、級別的軍人自殺率也發生 了很大變化，表現為35 歲以上、高級別軍人自殺 率增長幅度大;伊拉克戰爭中美軍士兵的自殺率 由2003 年的17.3 /10 萬上升到2008 年的20.2 /10 萬，返回國內的20 ～ 24 歲的退役老兵中自殺率達 22.9 /10 萬，是同齡段美國人的4 倍多［15］。美軍 新兵(1980—2004)的自殺率是6.9 /10 萬［16］。希 臘軍隊對1098 名士兵做問卷調查顯示，入伍前有 過自殺意念者占16.4 %，入伍后為33.3 %;入伍 前有過自殺未遂行為者占2.4 %，入伍后增加到 2.9 %［17］。3 軍人自殺特點

不同國家因地域、文化等因素，軍人自殺特點 均不同。英國退伍軍人自殺以男性為主(96%)，平均年齡22 歲;最常見的自殺方法是自縊99 例(44%)和服毒25 例(21%)，槍擊只有5 例(2%);陸軍163 例(73%)、海軍34 例(15%)、空軍27 例(12%)［8］。法軍自殺則以槍擊(51%)和自縊(28%)為主要方式［9］。2009 年美國DODSER 顯示，服役年限長、職務等級高者自殺有明顯 增多的趨向，并且女性自殺者數量增加;美國本 土自殺的比例由97.5% 下降到78%、支援持久自 由行動/伊拉克自由行動(OEF /OIF)駐外地域從 0 上升為14%;輕武器自殺仍是主要自殺方式，約 占63%，自縊約占20%;有過外傷性腦損傷(TBI)和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者，自殺發生 ·60·

中國健康教育2012 年1 月第28 卷第1 期·綜述· 機率較大。Gahm 等指出戰時的自殺方式以高致命 性為特點，戰時槍械的使用為自殺提供了便利，戰時自殺死亡中武器的使用率達93%［18］。Simon 等在自殺未遂軍人中調查發現，24%的軍人5 分鐘 內決定自殺，70% 的軍人1 小時內做出自殺決 定［19］，這種軍人做出自殺決定的突然性，導致不 能及時進行干預，美軍新兵(1980—2004)主要 自殺方式: 槍擊(39%)，自縊(35%)，高處跳 下(22%)，服毒或藥物過量(4%)［16］。2009 年 美軍心理衛生調查隊對伊拉克駐地的美陸軍部隊 進行調查顯示，自殺者大都未婚、白種、男性、軍銜低(以下士居多)［15］;在戰區時間較長的士 兵更易發生自殺;自殺方式中75%使用槍械，其次 為自縊和過量服藥;30% 曾有過藥物和酒精依賴 史［20］。從伊拉克回國的士兵多在最初的3 ～ 6 個月 內自殺，且大多患有PTSD［15］。4 軍人自殺的危險因素及征兆

目前軍人自殺的病因學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 心理學方面，已有研究表明，軍人自殺行為與軍 人的行為方式、精神應激、人際關系等因素有 關［6］。美國國防部(DOD)和退伍軍人事務部(VA)認為，在諸多自殺危險因素中，軍隊人員 和社會大眾幾乎沒有區別，作為自殺預防難點問 題的心理創傷不僅僅是由于參加過戰爭造成的。英軍研究指出退伍軍人自殺危險因素主要包括: ①不適應民眾生活;②在軍隊有不良情緒體驗;③沒有把好入伍關，有精神疾病的人員未檢出;④在部隊沒有接受過心理健康服務和訓練，缺少 社會支持;⑤年齡≤20 歲、服役年限＜ 4 年、低職 級的軍人;⑥酒精濫用［8，21］。法軍的自殺危險因素 主要是人際關系等負性生活事件，精神疾病則較 少［9］。挪威軍隊對維和退伍軍人自殺危險因素的 研究發現，非自愿執行維和任務、負性生活事件、婚姻狀況以及因各種原因提前遣返會增加自殺的 風險，預防重點在于任命適當的維和人員和注意 提前遣返事件［22］。甘景梨［23］等對新兵自殺意念的 心理社會因素研究顯示，心理健康狀況是自殺意 念最主要的直接影響因素，人格特征、負性生活 事件和心理健康狀況3 者依次遞進有機結合產生自 殺意念。王志忠［24］等研究指出城市戶籍、幼年非 親生父母撫養、有精神障礙史等是軍人自殺意念 的影響因素。

美軍健康促進和自殺危險減少計劃總結了軍 人自殺危險因素: ①自殺高危軍人+ 無自殺預防 經驗的領導;②高危險行為;③軍人應對能力 差+ 高危險環境;④未被發現的自殺意念和行為;⑤暴力傾向;⑥不良人際關系;⑦藥物濫用/酗 酒;⑧失眠;⑨車輛或摩托車等意外事件導致的 軀體受傷;⑩沖動。美國軍隊醫學研究確定了軍 人自殺危險因素的4 個方面: ①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戰爭、身體外傷、肌肉和骨骼的訓練傷害等);②心理健康受到威脅(PTSD、焦慮、夫妻關系惡 劣、家庭分離等);③生理健康受到威脅(喪失睡 眠、疲累、倦怠、營養不良等);④環境的影響(有毒工業和化學藥品、空氣嚴重污染、高寒傷 害、熱傷害等)。在戰場自殺方面，Kang 等對比了 戰場軍人和平民的自殺率，并對戰場環境沖擊和 自殺風險的關系進行了分析［25］。伊拉克戰爭中美 軍自殺原因主要有: ①戰爭環境使官兵充滿恐懼;②長期駐扎身心疲憊;③思鄉、逃避作戰;④創 傷后應激障礙;⑤親密關系破裂;⑥征兵人員壓 力過大［15］。5 軍人自殺的早期評估

如何早期評定自殺行為是自殺研究的一項重

要內容。梁小慶［26］等編制了軍人自殺意念量表，該量表由絕望、抑郁和樂觀3 個維度構成。張康 莉［27］對執行重大任務后休整期間的部隊官兵，采 用SCL － 90 癥狀自評量表進行施測，對第15 項目 篩選陽性(計分≥2 以上)者進行個體心理結構性 訪談和心理干預。美軍對自殺的早期評估多見于 測量研究。常用的自殺測量工具有R － SIS(Suicidal Ideation Scales)［28］，該量表共10 個條目，包 括自殺意念和自殺計劃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考 察軍人是否有“我希望我的生活會結束”、“我死 會對每個人比較好”等想法;第二個因素主要考 察軍人是否有“我嘗試過自殺”、“我告訴別人我 要自殺”等想法和行為。通過對軍人自殺危險程 度早期的分析判斷，進行自殺篩查和預防，也用 于臨床評估。另外還有自殺和非致命自殘事件調 查量表等測量工具。Haas 等人提出的交談式自殺 篩查計劃(AFSP)［29］，采用網絡交談篩查自殺的 方式來阻止自殺。最初用于軍校和地方學員，現 已有82 000 余名美國退伍軍人接受網際心理服務。近期美軍加強對執行OEF /OIF 任務的軍人及退伍 ·61·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Education，January 2012，Vol.28No.1 軍人自殺測量工具的研究，以達到控制和降低退 伍軍人高自殺率的目的。6 軍人自殺的預防及干預

美國國防部自殺防衛指導部(DoDI)負責軍，隊自殺策略的制定、調整，美軍自殺預防和危險 減少委員會(SPARRC)整合現有的軍隊自殺預防 資源，包括退伍軍人事務部、軍隊藥物濫用和精 神健康服務管理局(SAMHSA)、疾病預防與控制 中心的相關部門，服務對象是所有現役、后備、退伍軍人以及家屬。澳大利亞軍隊主管心理危機 干預的機構是軍隊防衛心理學組織(DFPO)和心 理健康專業委員會(DMH)。自殺預防計劃是其心 理健康專業委員會的主要職責之一。加拿大國防 部在2002 年推出的《健康強軍計劃》中增加了一 系列預防自殺的內容。英軍在軍人心理問題防治 上主要依靠專業的醫療組織。俄軍也認為，精神 心理保障應在軍隊各級建制中建立相應的精神保 障體系。各國軍隊通過研究探索，形成了各種自 殺預防理論、策略，制定了不同的自殺防控計劃 和措施。

6.1 自殺預防的生態學模型自殺的預防應當從 軍人自身的特點、所處的小環境、社會的大環境 以及國家與世界因素的整體著眼，綜合判斷、預 測自殺危險性和可能性。首先分析軍人個人特點，包括人口學特征、遺傳因素、生理和心理狀況、個人的社會身份，價值是否被肯定以及教育水平、經濟地位、生活事件和壓力耐受能力。其次分析 人與人之間(與家人、戰友和其他人的關系)的 危機事件和親近的人對自殺的看法以及社會環境(社會福利等社會資源、獲取有效防治自殺的服 務、自殺途徑的方便性和危險性等)的情況。最 后分析有關自殺和來世的傳統觀念等文化因素以 及社會性的防治自殺活動的普及推廣情況。另外 還須考慮價值觀的影響等因素。

6.2 多元自殺預防策略即自殺危險因素的評 估+ 高危人群的篩查和干預治療+ 大眾教育(自 殺的恥辱感、酒精藥物濫用、家庭關系問題、財 務合法等)。此策略通過普及自殺危險征兆常識、開設自殺危機干預熱線以及加強對自殺工具的監 管等措施，提高全體軍人對自殺早期征兆的識別 能力、了解可提供幫助的資源，降低恥辱感。其 重點在于監測、確認和治療自殺高危個體，以提 供及時的干預服務。比較常見的是以認知為基礎 的干預，通過調整認知結構，改變自殺高危個體 的錯誤認識，教授相關社交和問題解決的具體方 法。另外，將辯證行為療法(DBT)應用于自殺 住院病人的治療，研究顯示是有效的［30］。Knox 等 人在空軍做了多方位群體干預研究，將自殺危險 征兆辨識能力訓練、開展綜合性教育培訓、增強 領導支持和個體干預治療相結合，再輔以心理健 康政策、文化宣傳方面的支持，結果顯示同時期 干預組比控制組自殺危險減少了33%［31 － 32］。6.3 自殺預防策略自殺預防策略是由美國退伍 軍人衛生管理局(VHA)提出，由Signs、Ask、Validate、Encourage(S.A.V.E)構成: S － 征兆，了解自殺危險征兆;A － 詢問，如果身邊的戰友異 常關注并和自己談論自殺相關的問題，那么就直 接詢問他(她);V － 確定，通過了解和掌握實際 情況來確定戰友有無自殺危險而不是貿然下判斷;E － 支持，鼓勵和支持有自殺危險的戰友尋求專業 幫助和治療。

6.4 同伴支持策略澳大利亞軍隊自殺預防計劃 之一就是同伴計劃，美軍也很重視同伴作用。監 測自殺高危人群，篩查自殺高危個體使其認識危 險存在并鼓勵其尋求幫助。有自殺相關經歷或者 掌握自殺相關知識的同伴，主動接觸有自殺危險 的戰友，為其提供自己面對自殺危機正面的看法 和態度，以及如何避免自殺的經驗方法。6.5 自殺預防具體計劃及實施美空軍2009 年 12 月對實施自殺預防計劃(AFSPP)11 步行動的 部隊調查發現，AFSPP 的實施使自殺減少33%;家庭關系和睦增加18%;中度家庭暴力減少30%;嚴重家庭暴力減少54%。意外死亡減少18%。美 國艦隊自殺預防計劃(MCSPP)設有自殺預防課 程(Noncom missioned officer，NCO)，包括4 方面 內容: 一是交談階段，參與小組討論;二是播放 11 部記錄片(海軍陸戰隊生還者等)，按照強調的 教育要點修剪編輯電影;三是同伴支持;四是專 業教師的指導。美軍在伊拉克戰爭中成立預防自 殺委員會、完善“陸軍自殺事件報告系統”、開設 “預防自殺熱線”、普及預防自殺知識、發放錄像 和游戲，以緩解官兵自殺沖動，降低自殺行為發 生率。

綜上所述，軍人的自殺行為研究取得一定進 展，各種有效的自殺預防策略的實施，一定程度 ·62·

中國健康教育2012 年1 月第28 卷第1 期·綜述· 上降低了自殺對軍人的危害。如何建立強效的自 殺防控支持體系，多渠道增強廣大官兵、研究人 員和醫護人員的相互協作、理解和團體意識，為 現役和退役軍人提供自殺防控方面的各種服務，更好地解決軍人自殺問題，是當前軍人自殺研究 的重要方向。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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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1 － 10 － 20 ［本文編輯］ 楊昕 ·63·__

第三篇：從心理學角度探討

從心理學角度探討“見死不救”現象

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基地班黃二艷0941061031

前不久在廣東佛山發生了一起“小悅悅事件”，兩歲的小悅悅被車兩次碾壓受傷，18人步行或騎車路過，均未停下進行及時施救或叫救護車，不久醫院宣布對小悅悅搶救無效。這一事件的發生引起社會的反思。對此，廣東省社會工作委員會專門組織了3場座談會，探討如何弘揚見義勇為精神，甚至有人建議見死不救立法。

事件發生后，18路人受到社會譴責，通過互聯網上各網友的積極參與，新聞還被外國媒體報道，指責中國國民的冷漠，而“國民冷漠說”的始祖魯迅也被大家記起并極力效仿。爭相發表對冷漠國民的看法（其實不外乎就是譴責）。在此我們對此事中相關的路人來進行一場心理分析。

遭到眾所矢的的路人，為什么會對一個受傷的小孩見死不救，視而不見？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分析他們當時的心里活動，大致不會脫離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二是小孩不是我撞的，我不負有必須救她的法律責任，在可救可不救的情況下，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權衡之下選擇不救。三是從這走過的人可能會救的，我裝著沒看見也沒人知道。四是可能存在對生命漠視的情況（較少甚至可能不存在，在此只是為使分析盡量全面而作的假設）。五是這應該是他父母和肇事者的事，跟我無關。

現在我們對上述心里依次做簡要分析：

存在第一種想法的人一般做事較為謹慎，考慮周詳，同時也有點膽小和自私，不想惹事，怕節外生枝，自我保護心強。

第二種人重視法律規范，但較為忽視道德規范，比較注重榮譽與名分，利益心重。第三種人在生活中責任心一般不強，道德責任感也不強，做事可能總是存在僥幸心里，不能腳踏實地。

第四種，則可能是在生活中長期受到某些暴力對待，或曾受到過重大的心理或生理創傷，對自己及他人的生命采取漠視的態度，生活態度消極，不過問也不關心周圍事物（或者是沒有能力去阻止而選擇不理睬和忽視），活在自己的空間里，生人勿近。

第五種，與第二種和第三種人有相似的特點，即忽視道德規范，責任心也不強，但是非觀念分的很清楚，認為一件事情的發生，該是誰的責任就該誰擔負起來，旁人沒必要參合進去，這種人在生活中比較冷漠。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在路人的大致性格中窺見他們見死不救的部分原因，但我們不該忽視直接促成路人這一行為的具體因素，大家都還記得攙扶摔倒老人反被訛的事件吧，之后還是有許多這樣的系列事件發生，我們是冷漠嗎？我們只是害怕熱心太過反而惹禍上身。我們不能一味譴責路人，當大家對做好事存在風險有共同認識時，我們就會對做好事存在疑慮。大家換位思考一下，如果換成你是路人，你會不會毫無顧忌的對小悅悅進行急救？同時，當大家將目光集中在媒體想要制造的輿論方向時，我們是否考慮到父母對孩子照顧的疏忽，肇事司機對生命的不尊重與殘忍？法律又為想做好事的人做好被反誣的聲援的后盾沒？我在此不是想為路人開脫，只是希望大家在關注一件事時，不要被輿論牽著鼻子走，要考慮到每一件事情的發生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僅此而已。

第四篇：對實施積極的安樂死的行為

對實施積極的安樂死的行為，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所謂安樂死，通常是指為免除患有不治之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的痛苦，受患者囑托而使其無痛苦地死亡。安樂死分為不作為的安樂死與作為的安樂死。不作為的安樂死(消極的安樂死)，是指對瀕臨死亡的患者，經其承諾，不采取治療措施(包括撤除人工的生命維持裝置)任其死亡的安樂死。這種行為不成立故意殺人罪。作為的安樂死包括三種情況：

一、是沒有縮短患者生命的安樂死(本來的安樂死、真正的安樂死)，這種行為不成立犯罪；

二、是具有縮短生命危險的安樂死(間接安樂死)。這種行為雖然具有縮短患者生命的危險，...故意傷害罪與故意殺人罪的界限

就一般情況講，兩罪并不難區分，但在碰遇故意殺人未遂造成傷害或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兩種情況時，二罪易混淆。要把握二罪的主要區別在于行為人是否以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為故意內容。如果行為人無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而只有傷害他人健康的故意，即使客觀上行為導致了他人的死亡，也只能以故意傷害罪致死認定；如果行為人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即使其行為沒有造成他人死亡的結果，也構成故意殺人罪（未遂）。司法實踐中，要認定行為人的故意內容是傷害還是殺人，應遵循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實，從行為人與被害人的關系，案件的起因、過程、結果、作案的手段、使用的工具、打擊的部位、強度、作案的時間、地點、環境條件、行為...你是反方，正方的弱點有：1 如何確保是病人的真實意志？很多垂死病人是沒有語言能力或思維能力了，這個時候如何保證是病人的真實意志同意安樂死呢？ 2 如何確保已經是最后的醫療手段都無效呢？醫院的行醫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各級別的醫院都有不同，小醫院治不了的病 大醫院可以制；國內治不了的病，國外可以治。如果要安樂死，至少要肯定是“地球上最先進”的醫療水平都無法治愈才可以，而這根本無法保證。但如果不能保證這樣，醫生的行為又和殺人有什么兩樣？ 如何保證是病人無法承受的痛苦？每個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樣的，即便是同一個人，各種情況下的承受能力也不相同，用什么方法確定 病人無法承受？ 別說病人自己說的，甭管多大點兒病 哪兒疼張口都是“疼死我了”難道都當是真要疼死了？ 還是關于病人的真實意志，即便是病人同意，如果病人在進行安樂死一半的時候反悔怎么辦？如果病人在有心理疾病的情況下同意的怎么處理？所以 必須要保證的是病人心智完全正常的情況下同意 才可以算真實意志！但承受巨大痛苦的時候，誰能保證心智完全正常？ 所以這個想法從操作層面上幾乎不可能。補充回答：

以上弱點都是要抓住一點 就是“操作層面不可行”，即便確實合理，不管對方說得多么美好，就是“無法操作”，因為太多無法確定的因素，而這么多無法確定的因素去決定病人的生死大事？ 所以不能合法，就是因為“不可操作”！～ 安樂死與故意殺人罪之比較研究

安樂死，原意是指無痛苦死亡，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安樂死包括積極安樂死和消極安樂死。狹義的安樂死，是指對患有不治之癥，瀕臨死亡的病人，為減少其臨終前的痛苦，受病人囑托而由醫務人員采取積極措施加速其死亡的行為。實施安樂死是否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處罰，國際上的看法不一。筆者主張安樂死不構成故意殺人罪，但并不主張任意地實施安樂死行為，這是有嚴格限制條件的。本文分析了安樂死與故意殺人罪的異同，提出了實施安樂死的可行性和必要的條件，指出了立法上的不足，探討了安樂死是否構成故意殺人罪，并對我國安樂死的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加快，法治文明也提到了議事日程，我們黨和國家在報告中也明確了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但到底何為法治文明，何為法治國家呢?筆者以為法治文明就是要真正體現立法精神和本意，法治國家就是指要用法律來治理國家。法律的制訂與出臺，并非告訴人們怎樣去鉆法律的空子而不被法律追究，而是用來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起到威懾力的作用。正如對安樂死進行立法，其主要目的是尊重和保護人權，維護醫務工作者之基本權利，預防犯罪，而不是像目前在對安樂死還沒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就生搬硬套地認為故意殺人。

一、關于安樂死的合法化問題

“安樂死”英文叫Euthanasia，也稱無痛致死，是指對于患了絕癥，瀕臨死亡的病人，由于難以忍受肉體的痛苦，本人或其家屬要求讓其安樂地死去時，醫生為減少病人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樂死去的行為。[1]

根據《布萊克法律字典》的解釋，將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且痛不欲生的病人用積極的無痛楚的方法殺死，這種行為被認作是仁慈之舉，這便是積極安樂死。例如給這種病人注射或喂食毒藥。人們通常所說的安樂死就是指積極安樂死，在英語里又叫做“憐憫殺人”(Mercykilling)。[2] 在我國又稱“受囑托殺人”。在我國陜西漢中醫院發生的王明成案便屬這一類型。

消極安樂死是指對垂危病人停止治療或喂養食物等，尤其指的是停止使用現代化搶救設備(如人工呼吸機)搶救病人，安樂死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前者既包含積極安樂死，又包含消極安樂死;后者指積極安樂死，本文也將重點討論積極安樂死。

目前，國內外理論界對于安樂死問題已經突破了傳統的“肯定說”和“否定說”，提出了“折衷說”。“肯定說”認為：對于瀕臨死亡的人，明知其無救治的任何希望，為免除病人的強烈痛苦，基于本人迫切要求，醫生本著人道主義的善良動機，以藥物促使其安靜地無痛苦地死亡，實屬合情合理，理應排除其犯罪性。理由大致有：①選擇自己死亡的方式，是人固有的權利，應尊重人的這種權利；②病人身患不治之癥，瀕臨死亡，痛苦難當，希望早日擺脫痛苦，對其實施安樂死，符合人道主義精神；③對回生無望的病人繼續治療，浪費人力、物力、財力，不僅于病人無補，于病人的家庭、社會也是無益的。

“否定說”認為：安樂死違反人的生存權，已經超出正當的醫療行為，而是殺人行為，雖經病人的同意，也不能阻卻其殺人的違法性。理由主要是：①人的生命權不同于其他權益，既屬于個人，同時也屬于國家和社會，個人無權支配、讓與這種權利；②安樂死違反自然精神提前結束人的生命，不符合尊重生命這一人道主義原則；③醫療行為的目的是盡其所能，力求使病人的病情好轉，而安樂死則要提前結束人的生命，不能認為是醫療行為；④法律應平等地保護一切人，包括危重病人的生命權，非因死罪，不能任意將人處死；⑤在現在醫療條件下，對于何為絕癥，尚無法作出絕對可靠的論斷。同時醫療水平是在不斷提高的，今天看來是不治之癥，明天或許是可治之癥。

“折衷說”主張法律對安樂死作出免罪規定，同時應有嚴格的條件限制。這些條件主要包括：①必須是對臨近死期的屬于不治之癥的傷病者實施。②對極端痛苦、不堪忍受的傷病患者實施。這種場合常有緊急、迫切的味道。③其囑托或承諾必須是清醒時方為有效。④其醫療的目的僅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純為早死而實施。⑤要由有醫療資格的醫師鑒定，并以最小的方法實施。

從司法實踐來看，否定安樂死的觀點仍占主流，在理論和輿論上肯定安樂死的觀點越來越占優勢，要求對安樂死進行立法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安樂死的合法化問題一直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與重視。在國際上，一般認為消極安樂死不存在法律上的責任問題，即無論各國是否有無法律規定，對實施消極安樂死的行為均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但對于積極安樂死是否應當使其合法化，是否構成故意殺人罪卻在許多國家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二、將安樂死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的原因分析

對安樂死持反對態度的否定論者,他們堅持“珍視生命”和“無權讓予生命”的神圣原則。[1]誠然，生命是無價的，生命對每個人只有一次，生命的價值也是無法償還的。固我國刑法上對生命采取了絕對保護原則。刑法第132條規定：故意地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是故意殺人罪。基于此，故意殺人罪主觀上要有殺人之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帶來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卻希望或放任這一結果的發生。至于行為人基于何種動機而產生殺人故意并不影響殺人罪的成立，而只是量刑時應予考慮的情節。

故意殺人罪的客體是他人的生命權利，凡是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不論被害人年齡大小及健康狀況如何，在定性上都沒有醫別。故意殺人罪在客觀上表現為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合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法律只規定了司法人員依法執行死刑和符合條件的正當防衛殺人。除此之外，任何剝奪他人生命權利的行為都是非法的。否定論者認為，積極安樂死具備了故意殺人罪的各個要件。在積極安樂死情況下，雖然行為人是應病人本人或其家屬的要求為解脫病人的痛苦而為之，但這并不能改變行為人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性質，仍應屬于故意殺人罪。而解脫他人痛苦的良好動機，僅僅說明犯罪的主觀惡性較小，可以作為法院量刑時從輕減輕的理由。

故意殺人的行為方式，可以是作為，也可以是不作為。前者指使用犯罪工具或不使用犯罪工具，以積極的或者攻擊性的行為殺害他人；后者則是指以消極的、應當履行某種特定的作為義務而不履行，使他人死亡。對于實施安樂死的人，不論其是出于何種愿望，都應視為受囑托殺人而以故意殺人罪論處，處罰時可以視為情節較輕的情況從輕處罰。[1]

不可否認，安樂死與故意殺人存在許多相似性。采取積極措施致人死亡，如注射致死的麻醉劑等。從形式上看，這與故意殺人并無多大差別；從客觀結果看，都是造成了他人死亡。這兩點是安樂死與故意殺人罪的最大相似性，由此也就使得對安樂死立法面臨很大的擔憂。如實行“安樂死”是否違反人道主義；允許實行“安樂死”是否有利于醫學的發展；允許醫生為患者實行安樂死，是否有違醫生的職業道德；對安樂死立法后，是否能防止醫生的草率行為，以及患者家屬“甩包袱”等弊端。[2]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醫學的發展和新藥物、新搶救設備的問世與普及，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例如一個病入膏肓、毫無知覺而又無恢復健康可能的病人，可以依靠人工呼吸器等搶救裝置，使用抗菌素等藥物和人工輸送營養等方法繼續活下去。但對這種病人繼續進行搶救，是在增加他的痛苦，還是減少他的痛苦?這種病人有無要求停止治療，選擇死亡的權利?如這種病人已失去知覺，那誰又有權替他做出上述決定?醫生聽從病人的上述要求，或自行決定停止治療負有什么法律責任?這些問題涉及到法律、道德和宗教，也涉及到人們對人的生命和生活的看法。這些也是對安樂死進行立法所必須考慮到的問題。

我國學術界，尤其是刑法學界對安樂死問題也曾展開過激烈的討論，尤其是在1987年陜西省漢中市傳染病醫院住院部肝炎科醫生蒲連升為病人夏素文實施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件后，醫學界、哲學界和法學界以此為契機，掀起對實施安樂死行為性質的大討論。主張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認為：人應該有尊嚴、有理性地選擇死亡的權利，禁止安樂死，剝奪了人的這一自然權利，不具有正當性。同時，明知患者不可逆轉地瀕臨死亡并且處于不堪忍受的極端痛苦之中，而禁止其選擇結束痛苦，既是對患者肉體的摧殘，也是對其家屬和親友的折磨，是不人道的，也是對醫療資源的浪費。[3]

反對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則認為，安樂死是違反生老病死自然規律的反自然行為，削弱了人類戰勝災難的力量和勇氣。同時,確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樂死很困難,安樂死有被濫用的危險。[1]換句話說反對安樂死的最主要原因與最大風險是同一個答案，即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患者可能在一剎那間改變死亡的決定；其次，幫助實施安樂死的醫生的合法性認證非常復雜；第三，安樂死有可能使救死扶傷的醫療宗旨發生偏移，甚至可能淡化人們對生命的尊重；最后，一旦安樂死案例急劇增多，司法認證失控，就會給謀殺犯罪及推卸醫療事故造成可趁之機。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目前對安樂死還是持否定態度，在司法實踐中也是把實施安樂死的行為認定為構成故意殺人罪。筆者以為，這種做法過于絕對化，沒有充分考慮事實的本身和具體的實際現狀，應當允許附有嚴格條件限制下的實施安樂死行為的合法化。

三、關于安樂死非罪化的探討

雖然對安樂死合法化存在爭議，但自安樂死被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以來，主張安樂死合法化的聲音卻一直在加大，得到社會響應也比反對安樂死合法化強烈。筆者以為，安樂死的合法化與安樂死的去罪化在邏輯上是同一關系，讓安樂死合法目的是消除當前將其歸罪化的思想。所以，安樂死的合法化與安樂死的去罪化是同一關系上的兩種說法。很多國家所作的調查都顯示，民眾對安樂死合法化的支持率遠遠超過了反對率。在我國，大多數人也贊成安樂死。《北京青年報》曾委托上海市場研究公司對北京市民作過一次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80%的人贊同安樂死，接近2/3的人認為“中國為安樂死立法”是“十分必要”或“比較必要”；不同年齡、不同收入、不同文化程度的市民對于安樂死的態度基本上一致。另據《健康報》報道，有關部門對北京地區近千人進行的問卷調查表明,91%以上的人贊成安樂死，85%的人認為應該立法實施安樂死。[2] 盡管安樂死在很多國家還不合法，但很多人已經在醫生的幫助下實現了安樂死。1998年英國《泰晤士報》就報道，英國已有2.7萬人在醫生的幫助下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1976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簽署了第一個消極的安樂死法即《自然死亡法》；1994年11月在美國俄勒岡州的一次全民公決中，通過了一項法案，確認安樂死在有限制的條件下不是非法的；澳大利亞北部領土議會也于1995年6月16日通過“臨終患者權利法案”，允許開業醫生按照一定的準則結束患者的生命；1996年7月1日，世界上首部積極安樂死法《晚期病人權利法》在澳大利亞北部正式生效；2002年4月1日，荷蘭“安樂死”法案正式生效。

在我國，對安樂死的探討較晚，1982年在大連召開的全國第二次醫學倫理學學術討論會上天津、山東的代表發了有關安樂死的論文，引起大會矚目和較大的社會反響；1986年，在陜西漢中發生了我國第一起安樂死案，此案轟動了全國，由此引發了一起涉及醫學界、倫理界、新聞界及公眾的關于安樂死的大討論；1988年7月，我國第一次全國性的安樂死學術討論會在上海舉行；1995年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著名醫學專家胡亞美、嚴仁英兩位代表提交了安樂死議案；1996年，上海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關議案，呼吁國家在上海首先進行安樂死立法嘗試;2003年8月3日，中國“安樂死第一人”王明成去世，“安樂死”再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檢察日報》刊登文章指出，應該以唯物主義的態度來看待“安樂死”，希望以積極的態度把“安樂死”納入法制軌道；2003年12月21日，廣東省政協委員在省政協九屆一次會議提出：應對無可救治的晚期癌癥患者實行“安樂死”，但省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在會議該提案時指出，立法實行“安樂死”有違《憲法》。

安樂死在國內外或明或暗地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對安樂死，即使司法機關能夠對有關當事人網開一面，也難以擺脫違法性的糾纏；即使面臨違法風險，安樂死也必然會客觀地存在并引發人們的討論。因此，對安樂死，與其讓它猶抱琵琶半遮面，還不如認真加以研究，痛痛快快地將其合法化。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對安樂死持否定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時也應看到，把那些病人身患絕癥、瀕臨死亡、痛苦難忍情況下醫護人員出于同情之心而實施的安樂死一律作為犯罪處理，是與常規、人情、法理相悖的。因此，筆者主張在嚴格的條件之下允許安樂死在一定的范圍內存在。凡符合這些嚴格條件限制的安樂死，我們就應當予以肯定，而不再以犯罪來處理，既將嚴格限制條件下的安樂死行為非罪化。當然，我們在承認這種安樂死的合理化的同時，也不予以鼓勵，更不能大張旗鼓地加以宣傳，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嚴格地控制其發生的范圍，并使其可能帶來的一些弊端減小到最低程度。[1]我認為，對安樂死加以嚴格條件限制，將會有效地防止各種不良后果的發生而且從理論上講，也可以為其存在提供一定的根據：

第一，允許安樂死在一定范圍內存在，體現了人道主義的精神。尊重人的生命、固然是人道主義的基本準則，但這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的，在病患者身患絕癥，瀕臨死亡，而又痛苦難忍的情況下，一味地把人的生命看成是第一位的，從而想方設法延長病患者的生命，這除了延長患者的痛苦之外，又能給他帶來什么呢?在這樣情況下，究竟是安樂死符合人道主義呢?還有讓病魔大施淫威，慢慢地折磨著、吞噬著病人的生命更符合人道主義?從人道主義言，生命固然是應當受到保護的，但是當一個瀕臨死亡，且又不可救治，對其生命的保護已失去任何實際意義的情況下，其愿望的實現和尊嚴的維護就會成為主要的方面，因此，按其愿望施以安樂死，不但是其愿望的實現，而且也使其至死保持了人格的尊嚴，這對于一個即將死亡的人來說，是符合人道主義的。

第二，關于一個公民有沒有處置自身生命權的問題，也是不能一概而論的，一般來講，人是社會的人，其生死存亡是和社會的利益、國家的利益緊密相關的，因此，在通常情況下，人是不能處置自己的生命權的。例如，自殺就是一種對社會不負責任，從而不為我們所接受的一種錯誤做法，但是，在特殊的條件下，人是否有權處置自己的生命呢?這個問題可以找到許多為社會所承認的合法化的事例。例如，有一些體育項目，如賽車、拳擊、漂流、登山等運動，都是危險性極高的競賽項目，自古以來，已有不計其數的運動員在這些體育運動中喪失生命。在這些體育競賽之前，運動員實際已把生命和健康權交了出來，作出了因競賽傷亡而不追究他人責任的承諾，既然在運動場上運動員可以處置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那么，為什么身患絕癥的病人就不能處置自己的生命呢?國外有的刑法學者認為，體育競賽中運動員對自己生命和健康的承諾只是人不得隨意處置自己生命和健康規則的一種例外情況。那么，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安樂死不能也成為一種例外情況呢?在病患者身患絕癥，疼痛難忍的條件下，允許其對自己的生命作出處置，既體現了對個人權利的尊重，也不會有損于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

第三，從犯罪的本質特征來講，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是構成犯罪的基本條件。而有嚴格條件限制的安樂死，不僅沒有什么社會危害性，相反，從客觀上講可能還有利于社會。首先，從醫療工作上講，對那些身患絕癥，久治不愈，瀕臨死亡的病人施以安樂死，可以使醫護人員從繁雜而無益的工作中脫開身來，把精力用于其他病患者。尤其是目前醫療任務繁重，病人看病難的情況下，這更富有意義。其次，安樂死也有利于死者的家屬和親友及早從悲痛中恢復過來，投身到正常的學習、工作和生產中去。同時，由于家屬對病患者負有照料的義務，為了一個即將死亡的無意義的生命去消耗有意義的生命，是對社會不利的。最后，對患有絕癥的病人施以安樂死，還可以減輕社會的負擔。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國家對于那些老弱病殘者是承擔了一定義務的，但國家的人力、財力、物力都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允許一定條件下的安樂死，則可以使國家有限的財力和社會有限的資源用到其他更多的老弱病殘者身上。可見，一定條件下的安樂死是于社會沒有危害的，不具備犯罪所應具有的本質特征——社會危害性，因此不應將之作為犯罪來處理。

第四，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如果對一定條件下實施安樂死的醫護人員處以刑罰，卻是達不到預防犯罪之目的的。首先，從特殊預防的角度講，實施安樂死的醫護人員一般都是基于對痛苦難忍的患者的同情、憐憫的心理而實施行為，從主觀上講并無惡意，對社會并無任何危險。如果對之定罪判刑就有可能使其原有善良之心受到傷害，更有甚者，還可能以社會和國家產生怨恨情緒，起到消極的作用。這與刑罰要達到特殊預防之目的的要求是相沖突的。其次，從一般預防的角度講，刑罰的威懾作用是建立在群眾對其信服的基礎這上的。如果對實施安樂死的醫護人員施以刑罰，群眾中對此不服的肯定大有人在，還可能——事實也證明如此——導致其他醫務人員的不滿，在此條件下，刑罰的一般預防作用如何得以發揮呢?當然，從根本上講，對按一定程序實施安樂死的醫護人員施以刑罰不能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是基于這種行為根本不能成立犯罪為理由的。因此，在實踐上對實施安樂死的醫護人員定罪判刑，從刑法的角度看，是無益的。

第五，關于如何看待實施安樂死中可能出現的不良后果問題。我們認為，在一般情況下，由于對實施安樂死加以嚴格的條件限制，不大可能出現什么不良后果。例如，如果允許病患者本人要求的安樂死，就不會導致患者家屬因爭奪遺產而實施安樂死的情況。當然，由于社會情況的復雜性，也不能絕對排除安樂死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尤其不能排除在實施安樂死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差錯。但這并不能說是由安樂死本身造成的，而是執行中由于人的錯誤或無意造成的。而這種情況在任何場合任何人的活動中都會出現。此種不良后果的發生與安樂死制度本身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四、對我國安樂死的立法展望及其依據

對于安樂死在我國的立法建議方面，學者專家們各有見解，但都有相同之處，可以概括為實體性條件和程序性條件兩大類。其中實體性條件大致包括以下幾點：

(1)安樂死的適用對象。總的說是各種不治之癥的患者具體有：①癌癥晚期、痛苦難忍的臨終病人。②嚴重畸形或嚴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兒。對之適用安樂死，有利于我們民族的優生優育。③“腦死亡”病人。醫學理論，認為“大腦機能停止活動為生命結束”，因此，“腦死亡”患者的生命是形存而實亡，醫院對其治療已失去實際意義，應施行“安樂死”予以處置。

(2)安樂死的適用條件。為防止安樂死的濫用，法律必須明確規定其適用條件，具體應包括：①根據現代醫學確診病人患的是不治之癥，而且死亡已迫近眼前。②病人所遭受的肉體痛苦已達到了其本人難以忍受的程度。③病人神智清醒能表示自己的真實意愿，必須有本人的真實的委托或同意;在病人處于喪失表達自己意志能力的情況下，則可以由其直系親屬提出請求或委托。上述“安樂死”的適用對象，必須在符合這三個基本條件的前提下，才能實行“安樂死”。

(3)實施“安樂死”的方法。實行“安樂死”在方法上，必須符合社會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精神，如用冬眠、麻醉、窒息、氣體吸入等方法，通過上述方法要達到使患者“無痛苦、安樂”致死的基本要求;要嚴禁使用其他暴力致死的手段，如劇毒藥物、槍殺、刀殺、縊死、溺死等。總之，法律應明確規定采用的方法、劑量、時間等。

(4)實行“安樂死”的程序。應規定如下程序：①須有病人或家屬的書面委托或視聽材料。②要有一個專門委員會討論和相當一級的醫院主管醫生、主治醫師、科主任經過會診診斷，院長簽署意見。③由法院審查批準。④施行“安樂死”必須由兩名醫生同時進行，須有死者家屬在場。為防止不法之徒鉆空子，法律應明確規定除醫生外，其他任何人不準幫助患者實施“安樂死”。⑤安樂死完畢后，由執行醫師、死者家屬及其他在場人簽名。

對于安樂死的立法依據，前幾年國內的呼聲很高，無論是在全國性的安樂死學術會議上還是全國和地性的人大會議上，都曾有強烈的呼吁并提出議案，雖然沒有明確指出究竟是主張被動安樂死還是主動安樂死，但字里行間給人的感覺，似乎兩者都包括在內。[1]概括起來說要求安樂死盡快立法的依據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以對安樂死進行立法的三個有利于為基礎;另一方面，認為安樂死立法已具備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從上述過的民意測驗和大量的問卷調查統計數字可以證明，大多數是主張安樂死的。

這三個有利于分別是：有利于解除身患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的痛苦;有利于減除患者親屬不堪的身心重負;有利于社會有限的醫療資源的合理使用。這就是說，給安樂死立法符合人的尊嚴、人道主義和社會公正的原則，對安樂死的對象本人、家屬以及社會都是有益的。對此，筆者只想強調一點，上述理由都言之成理，但它們并非處于同等地位。所謂解決瀕臨死者的痛苦，其前提是尊重患者本人有此要求的意愿，尊重個人在安樂死的自主自決權是第一位的。一般而言，沒有個人的自主、自決，其他理由就很難作為實施安樂死的依據，這恐怕是絕大多數贊成安樂死的人都認可的原則。

在安樂死問題上最為棘手的是死亡權利問題。它包括兩方面：人究竟有沒有自主死亡的權利;醫生或其他相關者有沒有主動結束他人生命的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安樂死問題的核心與關鍵。筆者認為，人有生的權利，自然也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選擇死亡的方式其實質是選擇生命進程的特殊形態。此時此刻，提出對安樂死進行立法，面臨一個最大的障礙是我國目前的經濟實力不強、科技水平不高，導致對安樂死的對象難以認定。另外，我國刑法第132條規定的“故意殺人罪”并沒有排斥安樂死。所以要對安樂死規定嚴格的限制條件，應注重科學死亡觀的教育，以及引導人們培育起正視死亡、接納死亡的心態，特別是要將人們所希望的本原意義上的安樂死觀念與健康觀念相結合，使人們都能珍惜生命、善待生命、充實生命，以善始善終的態度賦予生命以燦爛的價值。

其罪不可恕其情卻可憫

從法律層面而言，鄧明建的行為當然已構成故意殺人罪。但從善良大眾的情感出發，鄧明建照顧病重癱瘓的母親近20年，在長期的精神和經濟壓力之下，一時沖動為求解脫做出弒母之舉，其罪雖不可恕，但其情可憫。

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指控鄧明建弒母的殘忍行為，但同時，我們又無法給這個照顧癱瘓母親18載的罪犯與孝子貼上惡的標簽。在人性矛盾沖突最為激烈的刑事案件中，善與惡、情與法的沖突無時不鞭打著我們的靈魂。當情與法發生沖突時，對于事實和罪名的認定，我們不能因為同情，就背離原則，但在量刑方面，可以綜合被告人的一貫表現、人身危險性、主觀惡性、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家屬的諒解等，作出更符合人性的判決。

與之前在東莞發生的“慈母溺死腦癱兒”一案相類似，人倫慘案一再挑戰人們的底線。社會救助體系的不完善，是此類悲劇的社會原因。如果我國的重癥殘障人士保障制度能夠完善，將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此類家庭的壓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悲劇的發生。

無論是弒母之罪，還是殺子之痛，相信已經給被告人本人及其家庭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傷害，如一味強調對其嚴懲，則無異于使其家庭遭受雙重打擊。在這類案件的處理上，我認為，“嚴定罪寬量刑”不失為一個較好的選擇。

第五篇：高中女生自殺行為心理咨詢案例一

高中女生自殺行為心理咨詢案例一

緊急電話

叮鈴鈴！叮鈴鈴！”1997年5月中旬的一個下午，一陣急促的電話鈴響起。電話的另一端，是一個男子焦灼的聲音：“我女兒出事了，昨天下午自殺。現在狀況很不好，誰也不愿見，也不愿跟我們說話。她的班主任老師建議我們來找您。孩子自殺決心下得很大，我們怕她再出事，請老師一定抽時間跟她談一下??”

事情緊急，心理咨詢師答應馬上就去。對方在電話里舒了一口氣。驅車來接心理咨詢師的是當事人的父親，某市某局干部。在去當事人家的路上，咨詢師抓緊時間詢問了自殺事件的大體情況以及當事人的一般家庭情況。

當事人是一位名叫嫵智的高中二年級女生，父母都是10年前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的中級干部。父親出身于一個家庭氣氛比較寬松的農民家庭，在兄弟姐妹5人當中居老大。母親則出身于一個家教十分嚴格的軍人家庭，在姐妹倆人中也居老大。嫵智從出生到4歲，一直寄養在既疼孩子、護孩子，又十分嚴厲的外婆家；4歲以后，跟隨父母在部隊生活了幾年，然后轉到地方上。嫵智一直跟父親關系不錯；跟母親關系比較疏遠，母女之間不大交流。

嫵智喜歡交朋友，喜歡讀書，喜歡文學，但是脾氣很“牛”。她跟她的語文老師——一位溫和、性情很好且很有才氣的中年女教師關系很好。有一次，她邀請這位老師到她家去做客，老師因為有其它事而謝絕了她，她一氣之下騎上自行車，玩命似的橫沖直撞，沖出學校，沖上車水馬龍的大街，老師嚇壞了，跟在后面拼命叫她，她卻頭也不回。從此以后，這位老師再不敢“怠慢”她。

嫵智待人比較熱情，因此在同年級的女生當中還有一定的影響力。她最好的朋友是同班同學倩倩，她們同住一棟樓、一個單元，倩倩住三樓，嫵智住五樓。她們天天一塊兒上學，一塊兒回家，一塊兒玩耍。嫵智喜歡海闊天空地聊天，倩倩喜歡聽。嫵智性格比較獨立豪爽，倩倩性格比較隨和溫順，所以她倆性格上很能互補，很合得來，因此也就顯得關系十分密切，形影不離。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閑話開始在同學中流傳，認為她們之間是“同性戀”。

對于同學中的那些閑話，嫵智起初還大大咧咧，滿不在乎；可倩倩的父母卻十分在意。倩倩的學業成績不如嫵智，進入高二下期以后，倩倩的父母下決心要讓倩倩與嫵智斷交，以避免“名聲”上的不利影響，減少分心的事，以利全身心地投入學習。在父母的苦口婆心、嚴詞訓導下，倩倩屈服了。面對倩倩的斷交，嫵智十分痛心。

出事的那天下午，嫵智到倩倩家去問一件事情，倩倩害怕父母責備，不敢理會。倩倩父母以為嫵智還來死死糾纏倩倩，不禁怒火中燒，狠狠罵了嫵智一頓。1 嫵智一氣之下，回到5樓自己的家中，在盥洗間找出父親刮臉用的刀片，在左手手腕上劃了3刀，再吞下大把安眠藥片，倒在盥洗間的地板上??

嫵智的父母下班回家，見到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嫵智，馬上送醫院急救。醒來以后，嫵智一直流淚，不愿見人，不愿說話。

初步了解了當事人的一般情況和事件的大體起因，心理咨詢師頭腦中逐漸形成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大方向和線索。于是，他向這位心力焦瘁的父親承諾，共同解決好孩子的這次危機，讓她盡快地走出陰影。第一次面談

時間：當天下午3點左右

地點：當事人家客廳

在父親的耐心勸說下，嫵智總算從自己的小臥室中跌跌撞撞地走出來了。

心理咨詢師對她的第一眼印象是：個子中等，打扮灑脫，但精神面貌極差，灰暗的目光從散亂的額發中幽幽漫放出來。

心理咨詢師欠身站起來，禮貌地招呼她，讓她隔開一點距離并排在長沙發上落座。

她低頭坐下，姿態像是受審。

一會兒，她微微抬頭，發現正前方沒有“法官”，于是她的坐姿稍微有點放松。

她依然緊緊抿著嘴，準備就這樣沉默下去。

“休息得還好嗎？”心理咨詢師開始為打破沉默作努力。

嫵智點點頭，稍微側側身子，暗暗的目光透過額發懶懶向心理咨詢師一掃，算是回答，也算是對心理咨詢師的又一次打量。

“我有很多中學生朋友，初中生、高中生都有。他們許多方面都與你一樣??”

從嫵智微微抬頭的姿勢可以看出，她在聽，在揣摩心理咨詢師下一步究竟要說什么。

“從你的穿著給我的印象來看，你精神狀態好的時候一定像我認識的許多中學生朋友那樣活躍。”心理咨詢師似乎看出她的心思，繞開了敏感話題，盡量讓談話輕松一些。（后來嫵智告訴心理咨詢師，當時，要是問及有關她自殺的事情，她會堅決抵制，很可能整個下午她都不會開口。）

她欠欠身子，開始對談話表現出一點點興趣，情緒也放松多了。

“我聽說你十分喜歡文學，都喜歡一些什么作品呢？”

心理咨詢師舉出許多作品，詢問她讀了沒有，并簡單地談到一些作品中的人生哲理。

她終于慢慢加入了心理咨詢師發起的文學愛好與文學作品的話題。他們一起談到了瓊瑤的作品，談到了三毛的作品，各自發表了自己對他們作品的看法。

心理咨詢師始終對嫵智的評說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在接談的第一個話題中，心理咨詢師堅持了“在信任關系未建立起來時，不觸及敏感問題”的原則，并初步獲得了會談第一階段的成功。

嫵智的情緒在她投入話題的過程中開始明顯好轉。頭抬起來了，眼睛也少了些灰暗，多了些光亮。

現在，心理咨詢師可以試著進行話題轉移了。

“有些學者認為：喜愛文學的人比一般人更敏感，你覺得自己也比較敏感嗎？”心理咨詢師抓住一個談話間的停頓開始發問。

“嗯，我覺得我這個人還是比較敏感。”嫵智回答得比較從容。

“敏感的人常常會比別人多一些煩惱，你遇到過煩惱嗎？”

“哎，我的煩惱太多太多了??”

嫵智終于打開了傾訴的閘門。心理咨詢師引導會談順利地轉向了第二個話題。

嫵智向咨詢師傾訴了她的許許多多煩惱。

咨詢師一邊聽，一邊應諾。

她談到，在她的所有煩惱中，最大的煩惱是與同學朋友之間的友誼總是不理想。

她談到，她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人，喜歡幫助別人，對朋友掏心掏肝、說一不二，對友誼忠心耿耿。

倩倩是她最好的朋友，但是性格比較文弱，在倩倩受到別人欺負的時候，她常常站出來保護；倩倩對人對事比較溫和，她則比較毛躁，因此倩倩也常常幫她解決一些人際沖突，并且很能理解她，她喜歡倩倩的好性情。但由于她們之間的交往太密切，幾乎是形影不離。有些同學莫名其妙地說她們是在搞同性戀。

“老師，你說我們是同性戀嗎？”嫵智不服氣地問。

心理咨詢師向她說明了同性戀的診斷條件。她如釋重負：“那，我們還不算是同性戀嘛。”

在學生心理咨詢中，切忌貼標簽，也要盡量引導當事人不要給自己貼標簽。特別切忌給某些“傾向”貼上“某某癥”的標簽。診斷過程應該把重點放在咨詢師明確當事人癥狀以后的問題原因探查上面。

她接著傾訴。

上高二以后，高考的壓力越來越明顯。倩倩的父母擔心倩倩的成績上不去，對她的行為控制更嚴了。當他們發現倩倩與嫵智形影不離，害怕她們混在一起貪 3 玩誤了學習，特別是聽到“同性戀”的傳言后，斷然勒令倩倩與嫵智斷交，并以十分粗暴的態度對待嫵智。每次放學回家路過倩倩家門，只要碰上倩倩父母，她都要受到一次奚落。倩倩性格比較溫和軟弱，在父母的高壓下，只好就范，斷絕了與嫵智的來往。

這個突然的變故使嫵智無論如何也想不通，同學非議，朋友反目，這個打擊實在太大了。

這天，嫵智終于忍不住了，放學后去倩倩家想問個究競，結果遭到倩倩父母劈頭劈腦一陣謾罵。

一氣之下，嫵智選擇了自殺。

“我最好的朋友都背叛我了，我活著還有什么價值呢？我當時是這樣想的??”

她說完這句話，心理咨詢師立即意識到：她的傾訴基本告一段落了，應該馬上把話題轉向價值澄清。

第三個話題應該是“友誼”，在她關于“友誼”的認知結構中有問題，需要引發她的自我探索，最后達成價值澄清。

她抱怨這個世界上沒有友誼，沒有真誠，只有虛偽。

“那，你認為什么才是真誠呢？”

嫵智談來談去，談了一大堆真誠是什么，真誠應該怎樣做，最后自己也說不清楚了。

心理咨詢師幫她作總結：“你的意思是：真誠就是體諒朋友，真誠就是朋友有難就去幫，真誠就是自己不應該有對自己前途的追求，真誠就是當朋友有自己的社會計劃你就要生氣??”

“你認為你真的是在為友誼獻身嗎？”我平靜地問嫵智。

她認真地想了想：“也不全是。”

“那，還為什么呢？”

“也為自尊心。”

“朋友的難處，朋友的自尊心，你考慮過嗎？”

“??”

這時的沉默，是真正的“黃金”，為當事人自我探索和領悟留出了一個適度的空間。

“我當初為什么就沒有想到倩倩的難處呢？”

心理咨詢師與嫵智一起認真地探討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誼，真正友誼中的相互理解、相互諒解原則；討論了什么才是真正地為友誼獻身，怎樣做到真正為朋友著想，等等。

嫵智終于意識到：選擇自殺是自己沒有原諒自己；而在不原諒自己的背后，首先是沒有原諒朋友，沒有原諒別人。她領悟到：理解朋友、諒解別人方能諒解自己，方有真正的友誼，方有平靜的心態。友誼中只要求朋友服從自己，是一種自私；而友誼中的自私是一劑可口的毒藥。“發展自己，成全朋友”才是真正的友誼，才是真正的真誠。

一個半小時不知不覺就過去了。不知什么時候，嫵智的額發攏了兩邊，露出了明亮的眼睛和漸漸變得紅潤的臉蛋。

心理咨詢師約定一周后再去看她，然后起身告辭。嫵智把心理咨詢師送到門外，愉快地告了別。

第二天，嫵智的父母打來電話告訴心理咨詢師，咨詢后她情緒很 好，當晚睡眠不錯。第二次面談

時間：1周后的一個下午

地點：同前

通過第一次會談及會談前所了解的情況，知道在嫵智自殺事件的背后，其學校人際關系、家庭人際關系、鄰里人際關系都存在著一定的問題。這些問題相互纏繞，糾結在一起，通過她的認知結構與性格中的問題，引起強烈的情緒糾葛與震蕩，以至釀成了這次嚴重的自殺事件。

考慮到上次面談的地點選擇比較適宜，因此沒有作變動。由于事先在電話上約定了去的時間，心理咨詢師一敲門，嫵智就主動前來開了門。

與第一次見面相比，嫵智像是變了一個人：衣著整潔，面色紅潤，談吐大方自然多了。

“還好嗎？”咨詢師以一個中性的問候開室砘談。“還可以。”她從容地應答。

“你爸爸、媽媽在電話上告訴我，看到你心情好轉，他們十分高興。你注意到他們心情的變化了嗎？”（引導當事人重視人際敏感性訓練，也是心理咨詢中的重要內容。）

“注意到了。”

“你對他們有什么希望嗎？”

緊接下來，咨詢師把談話引入本次會談的第一個話題：她的家庭關系。

她的外公和外婆都是榮譽軍人，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4歲前，她與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不過，當時具體的生活情景她已經記不清了。在以后的年月中，外公給她的印象比較和藹，外婆也愛她，但是比較嚴厲一些。

父親一直是一個態度十分和藹的人，總是樂哈哈的，容忍她的自由散漫，容 5 忍她說話時的沒大沒小，唯有在她的學業上喜歡嘮叨。母親則態度十分嚴肅，要求嚴格，喜歡訓她，用她的話來說，喜歡吹毛求疵。因此，她與母親之間常常發生沖突。這些沖突往往并不為多大的事情，不是吃飯嚼響了一些，就是洗腳水灑到地上了。解決沖突，一般也就是兩個辦法：父親說說笑話，把空氣緩過來；要不就是她負氣跑到外邊去，等氣消了再回來。

讀小學的時候，負氣出去，常常一個人像無家可歸的孤兒，躲到一邊去發呆。往往是父親連說帶哄地把她“找”回去，然后就是百般遷就，說啥是啥，要啥有啥。上中學以后，她開始與倩倩交上朋友。上高中以后，又交上語文老師這個大朋友。負氣出去的時候，往往能夠得到她們的安慰、接納以及溫和的勸導。她發現自己似乎在感情上對倩倩和語文老師有些依賴。與此同時，她對父親的“嬉皮笑臉”、毫無原則又覺得似乎有些厭倦。

正因為如此，倩倩的斷交使她非常難受。

她以死相求的“友誼”背后究竟是什么呢？

心理咨詢師的理論背景和實踐經驗告訴他，嫵智以死相求的，實際上是母愛的替代品。在嫵智的成長史中，最大的缺乏就是“母愛”。她把內心深處對母愛的強烈渴求幾乎全部投射到了她所最接近的、溫和的女性身上。與倩倩的深厚“友誼”實際上是對母愛缺失的過度補償。父親的過分溺愛造就了她的偏執，同時，父親的過分溫和與缺乏原則性又使16歲花季中的她心目中的“英雄偶像”破裂。只有這種“友誼”能夠使她得到最大的慰藉，成為她“最后的”一片心靈綠洲，當然再不能失去。

嫵智對自己家庭人際關系的坦率看法陳述得差不多了。心理咨詢師抓住機會，迅速把話題轉移開去。

“我明白了，你還是很愛自己父母的。同時，你也希望他們成為更理想的父母，是不是？”

嫵智點點頭。

“父愛和母愛是一個人成長離不開的，缺乏其中一方面，人都會以其他方式追求補償。”

在第二個話題中，心理咨詢師幫助嫵智分析了她的母愛補償與擇友偏好。她對溫柔型女性朋友的情感專注主要是出于對母愛的補償。當她終于明白原來自己深深渴望著母愛的時候，眼圈濕潤了。

“母愛是人性中最偉大的。尋求母愛是人善良天性的集中表現。每一個母親其實都疼愛自己的孩子，但是，不同的文化背景或母親個人的不同性格又使她們的表現方式不同。”心理咨詢師用斯巴達母親以嚴酷的體能訓練使孩子成為優秀戰士的故事，把談話轉移到理解母親、支持父親的話題上來。

“你有這樣強烈的戀母情感，你母親其實也是十分愛你的。你們可以通過溝通把你們的心連在一起。”

嫵智點點頭，若有所思。

“你父親其實是一個十分堅強的人。從部隊到地方，白手起家，闖一番事業，沒有堅強的意志是不可能像他現在這樣在事業中成功的。”

嫵智又點點頭，笑笑說，這話曾經也有人對她說過，今天聽起來感覺很不一樣。嫵智愉快地接受了心理咨詢師布置的任務：了解爸爸、媽媽，用心、用新眼光去觀察爸爸、媽媽，并且試著把自己觀察結果告訴爸爸、媽媽。

一個小時過去了，會談結束。心理咨詢師接受了她們全家的邀請，留下來共進晚餐。餐桌上，心理咨詢師向全家公布了布置給嫵智的“家庭作業”。看著女兒的好精神，父親談起了自己的艱苦創業史。嫵智給媽媽挑去一大夾菜??母女之間終于結束“冷戰”，開始了積極的互動。

心理咨詢師微微笑了：第二階段進展順利，不僅個別咨詢中的深度會談獲得成功，餐桌上的“家庭心理咨詢”也取得積極進展。

臨別前，心理咨詢師建議父親將嫵智的轉變情況及時告訴班主任老師，并約定一周后再見面。第三次面談

時間：第二次會談的1周以后，一個下午

地點：同前

參加人：嫵智全家

心理咨詢師進屋后，嫵智忙著泡茶、削水果，表現得十分活躍。

“心情還好嗎？”

“還不錯。這幾天我又讀完了一部杰克·倫敦寫的長篇小說。”

“有什么新想法、新打算嗎？”

“這一周，班主任老師和很多同學都來看過我了，下周我就準備去學校了。”

“那很好。耽誤了一段時間，回學校學習，有什么擔憂的嗎？”

咨詢師順利轉入第二個話題：重返學校可能遇到的問題。

“現在是高2下學期了，課程進度很快，高3的課程都下到高2來上了。有人建議我去下一個年級重讀，因為這件事使我前前后后有將近兩個半月沒有能夠好好學習。學習上欠賬太多，怕影響高考。”

“你認為怎樣呢？”

“我心里還沒有底。不過，班上的一些同學還是希望我回到班上去。”

“班上有部分同學過去說過一些對你不利的話，你擔心不擔心他們再說一些 7 令人難堪的話？”

“我不會在乎。不過，我相信也許不會有人再說了。就是他們再說，我也不會理會。如果我要回到班上，我肯定會全身心投入到學習當中去，可能沒有心思去聽別人說什么。”

“我聽出來，你其實已經有一個想法了。看看我猜得對不對。心理咨詢師又借機轉移話題了。

“那你猜猜。”嫵智若有所思地說。

“你內心很想再回到原來的班上。”

“你真的猜對了。”嫵智目光一閃，高興地說；“我真的不愿重讀，我想努力奪回損失的時間，但是，我還沒有想好究竟怎么辦。”

“首先，想想你的有利條件。現在是五月下旬，這學期還有一個半月。還有??”

“還有兩個月的暑假可以利用。”嫵智接下來說。

“一個半月加上兩個月就是3個半月，100多天，計劃好可以做很多事情。”

接下來，心理咨詢師告訴嫵智一整套作計劃的科學方法：

（1）分析統計自己的學習資源，主要是時間資源，其次是信息資源，看看自己能夠支配的時間有多少，分布在1天、1周的什么時候；能請教誰解決學習上的什么問題；

（2）把困擾自己的學習問題（或需要補課的科目）作一個數量化的統計（按問題個數、知識點個數或頁碼數進行計量）；

（3）把自己能夠支配的時間分段，每階段留出少量機動時間（如每周留出半天作機動）后確定出有效時間，然后把需要解決的學習問題按時段分配到有效的時間中，并具體分配到每一天中相應的時段中去；

（4）努力在每天的有效時段中完成分配的任務，若提前完成，可把后邊的任務提前，也可安排一點自我獎賞性的活動，如看看電視、玩玩等等；

（5）在每天的學習中，把所學內容的要點歸納出來，記在一個小本子上。晚上睡覺之前，洗漱完畢后，用10多分鐘把小本子上的內容過過“電影”，然后作作自我暗示：“我今天的任務完成得很好，我將睡得特別香。在香香的睡夢中，我所學的內容將記得牢牢??”

心理咨詢師把方法教給嫵智，同時說明有人監督在開初的時候可以起到最好的效果，并暗示她應該請父母督促自己。

嫵智愉快地請求父母督促，父母欣然答應嫵智的請求。

讓孩子明白有人督促的好處以后，創設融洽的人際情境讓她自己請人督促，比在她不情愿的情況下把督促強加給她要好得多。

第三次會談結束時的作業，是嫵智根據咨詢師交給她的方法做好未來三個半月的自我學習計劃。

這種計劃的方法，不是一般的計劃方法，它是一種綜合性很強內心理療法——“生活行動分析法”的變體。這種方法中既有行為主義的強化法則，又有人本主義的內在目的性假設；既有“格式塔療法”中的“此時此地”原則，又有社會學習理論中的“自我效能”原則，還有睡前復習的記憶策略。在面對巨大學習壓力的時候，使用這種方法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這次會談，是整個會談的結束式，因此，心理咨詢師安排的時間較短，一共只用了35分鐘。

臨別時，心理咨詢師給嫵智留下了自己的電話號碼，叮囑她不要忘了在計劃做好以后打電話告訴他。第三次面談5天以后的一個晚上

嫵智全家人圍在電話旁給心理咨詢師通了一個電話。他們輪流告訴心理咨詢師，嫵智已經回到學校，回到原來的班級。班主任老師說嫵智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嫵智的學習計劃也定好了，已經開始實施。心理咨詢師表達了自己喜悅的心情，并告訴嫵智這種計劃的好處：計劃中每天的小部分，都是大目標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當她每天完成當天的任務之后，就知道明天的任務有完成的希望了；當一周的任務完成以后，就知道下一周的任務有完成的希望了；當一個月的任務完成以后，就知道下一個月的任務有完成的希望了。由于能夠準確地預知未來，她就不用為未來擔憂、為未來的不確定而恐懼、焦慮了。每天生活在具體的目標中，一個人的注意力就會特別集中，而且一旦任務完成，玩一下也會覺得充實、放心、盡興。加上“睡前過電影”，你會發覺你的學習效率特別高。

心理咨詢師最后說；“我相信你會把一切做得很好，因為我已經發現，你是一個悟性很高的中學生。” 尾聲

1年多以后，1998年8月下旬，嫵智的父親打來電話，告知嫵智已被某省重點醫科大學錄取。待嫵智從某南方城市旅游回來以后，邀心理咨詢師去她家聚會。

在這次愉快的聚會上，嫵智神采奕奕，表示要爭取優秀，要爭取出國留學，攻讀博士學位。倩倩也考上了大學，嫵智準備到校后與她通信聯系，互相鼓勵。（一個人若能夠發現自己情感的真實面，以成熟、理性的心重新體味母愛和友誼，永遠保持一種健康的心態，把自己的成長與廣闊的社會進步聯系在一起，她就一定能夠戰勝自己的非理性情感，在人生道路上充滿信心，取得一個又一個成功。）

點評：

自殺是一種惡性的社會事件，歷來引起心理咨詢工作者的重大關注。當自殺事件發生時，人們一般重視其直接誘因（如家庭問題，事業、經濟問題或身體的、精神的疾患問題等），而我們心理咨詢工作者則更加重視在自殺行為發生前心理的形成、準備狀態（即自殺傾向的產生機制）。無論剖析哪一個自殺的案例都可以發現，在自殺行為出現之前，首先是自殺的心理傾向的形成，然后加上自殺的直接誘因，才最終導致惡性事件的發生。

從自殺發生的支接誘因來看，少年兒童主要是家庭和學校生活問題、父母和教師的態度等因素；青春期、青年期的學生主要是異性、同性戀愛問題，以及考試、前途問題等。有時候自殺傾向在社會環境因素、生物學的因素以及心理學的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社會環境的因素如戰亂、政治大動蕩、經濟狀況的急劇變化（如破產、失業等）導致自殺現象的發生；生物學的因素如神經癥、抑郁癥和精神病態者，使得自殺傾向出現的比率增高；心理學因素如來自病理構造的家庭或缺損崩壞家庭中的生活壓力外人人格中的極端、偏激、歪曲、異常。此外，青少年的自殺，從季節的變化上看，以春秋兩季為較高。

本案例中的少女因同學之間純真的友情被猜忌為“同性戀”，進而被強行勒令斷絕友情，在傷心、絕望、憤怒、痛苦之余，一念之差走上自殺之路。這是本案例中少女自殺的直接誘因。但從另一方面看，少女心理癥結的背后潛伏著“人際關系不適應”問題。即目前的獨生子女心理非常孤獨，她們渴望友情，渴望交流，但自我中心主義、個人主義傾向也十分顯著；一旦遇到挫折或流言蜚語，心理承受力很脆弱，性格中走極端、沖動性的傾向就會遏止不住爆發出來。這是青少年自殺傾向形成的心理變化狀態的機制。本咨詢案例中的少女嫵智屬于“情感挫折脆弱癥侯群”類型，極需及時進行心理的“補強”和輔導。

心理咨詢師緊緊把握住這一自殺事件的前因后果，從輔導少女的人際關系問題上著手，采用正確的心理咨詢策略，避實就虛，由表及里，絲絲入扣，循循善誘，在短期內成功地化解了少女的“心結”，比較符合對自殺者案例的心理咨詢原則。心理咨詢師在咨詢技術運用上，能靈活地將家庭療法、認知理性療法和生活目標分析心理療法綜合起來使用，這是本案例咨詢的成功之處。

自殺傾向者的心理特征常常具有兩重性。在“唯求一死”的背后往往存在著強烈的“希望被救助”的愿望。因此，心理的援助和對自殺的預防，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一項重要任務。作為心理咨詢工作者，我們通過這個案例也呼吁：青少年要珍惜生命，熱愛生命，承受挫折，勇于面對人生。對于有自殺傾向的青少年，我們的忠告是：“請等一下，是否找一個人談一下??”，“請等一等，會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