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楚漢相爭結局談領導人的定位（寫寫幫整理）

從楚漢相爭結局談領導人的定位

漢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劉邦在洛陽南宮舉行酒宴，高帝說到“：各位列候、各位將軍，不要對朕隱瞞，都來說說這個道理：我之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項羽之所以失掉天下的原因又是什么呀”?高起、王陵回答說‘‘：陛下派人攻城掠地，攻占了城邑、土地就分封給他，與大家同享利益;項羽卻不是這樣，他對有功的人嫉恨，對賢能的人猜疑，這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高帝說“：你們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談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張良;鎮守國家，安撫百姓，供給糧餉，保持運糧道路暢通無阻，我不如蕭何;統帥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可，我不如韓信。這三位都是人中豪杰，而我能任用他們，這就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項羽雖然有一個范增，卻不能信任使用他，這便是項羽所以被我捕捉打敗的原因了。”

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楚漢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爭之一。項羽和劉邦幾乎同時起兵，以實力而論，項羽比劉邦雄厚。滅秦后，戰爭由反秦轉變為劉項爭天下，其間各有勝負。但是最終還是劉邦弱小的一方奪了天下。但是遺憾的是，項羽至死也沒有找到自己失敗的原因，把失敗的原因歸結于“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可笑。

現在中國實行市場經濟，許多行業還處于諸侯紛爭的局面，有的企業暫時處于優勢，有的企業處于劣勢，但是究竟誰將得天下，并不一定是處于優勢的企業，但是一個企業的領導者如何定位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企業將來的命運。

現在的許多處于優勢的企業是由于企業的領導人在開始帶著自己的一幫子弟兵，通過對市場機會的捕捉，通過艱苦奮斗打下了一定江山。這時企業領導人幾乎是通才，什么都知道一些，但是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卻往往非常吃力，甚至出現業績大幅滑坡現象。這與企業領導人能否及時調整定位有著很大的關系。是做一個像劉邦一樣的使用像張良、蕭何、韓信這樣的在各個領域擁有專長的人才的領導人，還是做一個像項羽一樣不會使用人才但在陷入重圍時能單槍匹馬就可斬殺幾個敵將和幾百敵兵的領導人呢? 我這樣一問，大家選擇的答案肯定是學劉邦，但是道理很簡單，做起來很難，因為它需要這些領導人去拋棄舊觀念重新調整自己的定位是一個痛苦和艱難的過程。

1。它需要企業領導人樹立“我用天下人才”的胸襟和氣魄，就像劉邦重用張良等人就不管你是那里人等;2。它需要企業領導人克服技癢難忍，樹立超脫事外的觀念，克服凡事都要親歷親為的行為習慣;3。它需要企業領導人能夠做到“不拘一個將人才”，而不去追求所謂“完美人才”，要能夠做到用人所長。就像劉邦并沒有因為韓信曾受胯下之辱，曾因犯法差點被殺而不予重用。4。它需要企業領導人敢于大膽對人才進行充分信任和授權。而不是整天對人才疑神疑鬼，處處予以設置障礙。

5。它需要企業領導人能夠為引進的人才創造能夠發揮才能的環境和機制。

6。它需要企業領導人樹立長久合作、共謀發展的心態，而不是引進人才只是為了利用，給人才造成沒有安全感的錯覺，以至于發生在工作中出現犧牲企業長久利益而追求短期效益的行為。現在許多企業埋怨引進的職業經理人不穩定，對企業不負責任，其實企業領導人需要反思，問題難道都在職業經理人身上嗎？難道自己引進人才的考核機制和用人心態沒有問題嗎？

當然了，有人會講如果企業領導人都能向劉邦一樣定位，那么中國的企業諸侯爭雄的局面將永遠會無休止的持續下去。如果是這樣，恐怕中國的企業整體素質將會實現質的飛躍，更何況要讓企業領導人像劉邦一樣定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外對中國企業來講，更大的舞臺在國際市場，中國需要更多的稱雄國際市場的航空母艦式的企業。

隨著中國市場環境競爭的加劇和國際巨頭的進入，對中國的許多企業領導人來講，是到了該考慮調整定位的時候了，而不是在企業破產時發出“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感慨。

第二篇：從楚漢相爭中談人性問題

從楚漢相爭中談人性問題

人性有善惡兩面，每個人都有善惡兩面性，只不過不同的人善惡兩面的程度不同而已，還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候表現不同的善惡，或針對不同的對象表現不同的善惡性。另外，人性還包括有先天的成分和后天的成分。有些人生來其秉性、性格就與一般人有很大的差異，這個不能不承認。而這個人性中先天和后天的成分都包含了善惡兩面性。一個人先天的一面，相對比較難以更改，但是我們可以抑惡揚善。而后天的成分，那完全是在環境中形成的，正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一個人的學習就顯得非常重要。而學習，學什么呢？就是去學國學。

在楚漢相爭中，很多人認為，大體上項羽和劉邦分別代表善惡、正反人性的兩個方面。都覺得項羽是一個正直、善良、勇敢的英雄，而劉邦則是一個狡詐、沒有誠信、沒有文化的市井小人。可是為什么歷史最后選擇了劉邦，而沒有選擇項羽呢？這就是很多人不明白、也很遺憾的地方。

其實，劉邦的成功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一個方面，很多人認為項羽太婦仁了，責怪項羽當初沒有把劉邦殺掉。從這個方面來看，項羽當初確實沒有明確自己的角色。他不能以他個人的情懷、婦仁來處理國家大事。他雖然與劉邦結拜過兄弟，但是劉邦是利用了他。再說，項羽當初作為楚王，代表的是整個楚國的意志，作為楚王，當初在鴻門宴中是應該要殺掉劉邦的。另外，項羽當初起兵的目的是為了殺滅秦國，報仇雪恨。因為當時秦國滅了六國，六國的人都痛恨秦國。因此，項羽可能當初沒有統一中國的遠大志向，以至于最后被漢所滅。另外一個方面，劉邦雖然從小秉性不好，沒有什么文化和大志，但是他后來不斷地學習，提升自己，有開闊的胸襟，能廣納人才，善于接受張良等不同人的意見，早已不是當初的“劉季”（劉邦的小名）了。因此，這是他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項羽卻是一個剛愎自用的人，亞父范增等人的話都不采納，最后導致眾叛親離。并且，項羽最后還變成一個殺戮成性的人，他一次就把秦國大將章邯的降兵二十萬全部滅殺，還火燒阿房宮。

可是，我認為劉邦成功，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天意！其實在兵敗垓下之前，對命運，項羽還有過一次慨嘆。劉邦攻下彭城后，項羽帶著三萬人馬從齊地趕來，將劉邦軍打敗，一路追殺至靈璧東邊的睢水邊上。漢軍當時慌不擇路，擁擠著過睢水，以致“睢水為之不流”，那狼狽樣兒就別提了。最后楚軍“圍漢王三匝”，實施戰略合圍，擺出一副全殲的態勢。而就在此時，“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風云突變，一時天昏地暗、飛沙走石，迎著楚軍的方向就來了。楚軍猝不及防，風沙迷眼，于是大亂，包圍圈也被漢軍趁機撕開了一個口子，劉邦趁著亂勁兒，“與數十騎遁去”。

這難道不是天意嗎？還有一個事情，那就是項羽曾用箭射傷了劉邦。劉邦中箭昏迷了幾天幾夜，可是最后就是沒有死。這些事，只能說明天意如此。

所以這個楚漢相爭的故事就是讓后人想不通，為什么小人還最終得志成功了？還不止于此，相同的故事往往在歷史上還是重演著的。那就是早在春秋時期吳王夫差和越王勾踐的故事。吳王夫差當年關押勾踐的時候，完全可以殺了勾踐，可是，他也是仁慈，沒有殺勾踐，最后還放走了他。那真是放虎歸山啊！這里我們能不能說勾踐是忘恩負義呢？作為針對個人來說，勾踐確實是人性顯惡，但可能勾踐考慮的更多的是他的國家和民族，想想當初吳王殺戮越國的情境，他當然要東山再起啊。所以這里，夫差也是角色不清的問題，如果當初把勾踐殺了，那后面也沒有“三千越甲可吞吳”的殺戮。所以這里也顯示出作為國家行為與個人人性的不一致性。

2015年11月7日

第三篇：從管理者到領導人

從管理者到領導人

[小] [中][大]

《商界·中國商業評論》，2006年8月4日，作者：張躍，編輯：，將文章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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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領導人不僅僅是能完成某一項工作，或者是完成一個別的管理者也能做的工作。他能創造一個別人不能創造的價值，不僅僅是為客戶，也不僅僅是為國家、為社會，還包括他的員工，包括他的供應商。他如果能夠為這些人創造一種特殊的價值，他可能就是領導。否則的話，他就是一個一般經營者、一般管理者。

我經常感覺到有一些人還是比較累的，他累得不太值得，他把企業辦得表面上看還可以，但是他是在重復一種勞動，我就覺得他累得不一定值得。他的員工覺得也還基本上滿意，但是沒有感激之情。如果員工對他有感激之情就很像領導了，如果客戶對他有特殊的期望、特殊的好評，可能就更像領導了。

一個企業經營到一定的時候，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風險，風險面前企業領導人用什么樣的態度？企業要吃虧的時候，讓企業吃虧還是讓客戶吃虧的時候，企業領導人是什么態度？讓企業收益方面受影響，還是讓員工受影響的時候，企業領導人是什么態度？這一類叫正直的、無私的精神也特別的重要。

總之一句話，正派的東西他可以加強積極向上的東西，正派的東西可以加強一個領導人的領導能力。無論靠強權也好，還是普通比較流行的經濟上的高付出、工資、股票等等，都顯得領導力往往是不足的，如果足的話，靠的不是這些東西。你正派的表現、企業正派的表現，還有就是員工長遠的發展空間，還有就是領導人某方面的才華，各人特殊的魅力。

作為領導人，千萬不要以為除了工作還有更好快樂的形式，領導人有工作上的快樂，才有了員工快樂的基礎。在別人休息的時候，我覺得我就在超越別人，不論是晚班還是中午吃飯時間，我總覺得每天都額外賺回許多時間。這點我特別滿足，我對時間太看重了。偶爾會有一天我覺得疲乏，大部分時間我都處于非常快樂的狀態下工作。有疲勞和厭倦的時候通常都是我發現自己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夠好的時候，而不是身體真的疲勞。我的身體是不會疲勞的，沒有成績我才會疲勞。我長期以來埋頭工作大家至少是欽佩的，然后專業大家也是欽佩的，這就夠了。如果一個企業的領導他有過人的地方，然后他又不狹隘，在管理上，在各個方面不狹隘就夠了，我感覺我還是稱職的。不能說有什么人格魅力、個人魅力，我不知道有多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罵我，這個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是稱職的。

企業家素質應該包含以下內容：一高、二強、三多、四穩。一高：境界高；二強：欲望強、耐力強；三多：多才、多藝、多興趣；四穩：原則穩固、方向穩當、作風穩健、情緒穩定。企業家是一個完美的人，是承擔責任的人。作為承擔責任完美的人，這十條是必須要的。

作者為遠大集團CEO

第四篇：從可口可樂廣告語的變化談品牌定位

從可口可樂廣告語的變化談品牌定位

品牌定位是指企業在市場定位和產品定位的基礎上，對特定的品牌在文化取向及個性差異上的商業性決策，它是建立一個與目標市場有關的品牌形象的過程和結果。換言之，即指為某個特定品牌確定一個適當的市場位置，使商品在消費者的心中占領一個特殊的位置，當某種需要突然產生時，比如在炎熱的夏天突然口渴時，人們會立刻想到“可口可樂”紅白相間的清涼爽口。

從可口可樂廣告語的變化談品牌定位

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的可口可樂在其百年的發展進程中，廣告發揮了至觀重要的重用，緊貼市場的廣告策略為其建立最有價值品牌地位功不可抹。而作為廣告核心內容的廣告語則是品牌定位的一種明確表達方式，通過各種傳播媒介到達消費人群，一切有關市場的活動都應與其遙相呼應，相得益彰。我們從可口可樂廣告語的變化來回顧世界品牌的發展歷程，特別是在中國市場的成功經驗，對國內企業會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請喝可口可樂

從1886年第一瓶可口可樂問世到美國本土第一家工廠的建立，可口可樂處于初級的發展階段，需要更多的人去品嘗到可口可樂，請喝可口可樂成為其活動的主題，在其后的十幾年里，雖然不時會有新的廣告語出現，但主要是從產品的功能層面去宣傳，解渴、好味道、清涼----。如：新鮮美味滿意就是可口可樂；口渴時的享受等。

二三十年代，隨著可口可樂產品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認知，廣告語的宣傳越發趨于感性，在功能性的訴求基礎之上，增添了更多的內容和含義，如歡樂、友誼等等。如：充滿友誼的生活，幸福的象征等，但這個時期仍是一個產品推廣階段，真正品牌地位還未完全建立起來。

二次世界大戰是可口可樂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可口可樂成為美國人首選飲料，并伴隨著美國大兵的海外作戰開始流向各地，為保障駐外部隊供應開始在一些國家建立了裝瓶廠。

至今在注冊的可口可樂商標上保留著ENJOY的單詞，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可口可樂百年的歷史，一種古典的風范。

擋不住的感覺

二戰結束后是美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也是可口可樂的快速成長期，美國在世界各地推行其民主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同時，可口可樂和麥當勞等則成為美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口可樂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廠，參與重大體育賽事，進行多種形式的廣告宣傳和促銷活動，可口廣告語有：我擁有的可樂世界；可樂加生活等.1978年第一批可口可樂產品進入中國市場，80年代第一家合資工廠的建立，當時的中國處于改革開放的初期，許多中國人還不習慣這種有‘中藥味道’的飲料，并且價格偏高，可口可樂把市場的重點放在了幾個主要城市，利用中國本土飲料渠道的優勢，在夯實各項基礎工作的同時，帶來了全新的營銷理念，在外來文化大舉入侵的同時，可口可樂也以‘貴族’的身份受到部分人的青睞。

擋不住的感覺是當時最為流行的廣告語，也表達了可口可樂要帶給人們的一種精神層面的東西，實際上也代表著人們對西方文化的好奇和向往。

‘喝可口可樂不僅是喝他的味道，更重要的是一種感覺’這是當時一些忠誠消費者的切身體驗。

可口可樂在主要城市通路大量使用電視媒介、戶外廣告、冷飲設備等宣傳手段，利用售點的生動化的管理方式，推動可口可樂在中國市場的高速發展。90年代中期，可口可樂已初步完成主要城市的布點工作，各地的國內傳統飲料受到沉重打擊。

盡情盡暢，永遠是可口可樂

1996年亞特蘭大（可口可樂總部）奧運會應是可口可樂在中國市場最為輝煌的時刻。全國已有23家裝瓶廠，可口可樂品牌成為最有價值品牌。產品經常供不應求，在中國市場每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長。

可口可樂的渠道重點由批發向直營轉移，要求在市場更大面積的滲透，對業務執行要求更高，產品陳列面要大、品種要多、廣告材料要豐富、客情關系要好----。‘無所不在、物有所值、情有獨忠’成為市場營銷的主要策略，銷售工作也從過去的引導消費變為促進銷量。

盡情盡暢，永遠是可口可樂既表達了酣暢淋漓的感覺，又體現了可口可樂的自信和大氣。

實際上這個時候可口可樂才真正找到品牌的核心內容ALWAYS。既有傳統和古典，又不乏激情與活力。

每刻盡可樂，可口可樂

進入二十一世紀，可口可樂開始感覺到前所未有的競爭

可樂在知名度和各地市場的占有率得以巨大提升，品牌價值節節攀升。這個時期的壓力。

以不變應萬變，還是以變應變？ 每刻盡可樂是基于當時的市場環境提出的。

‘刻’體現在時間上，表達可口可樂緊跟時代步伐，以謝庭鋒、張百芝等當紅歌星為代言，目標鎖定在青少年一代，以此達到抗衡百事可樂的目的。說明無論過去、現在和未來，永遠是可口可樂。

‘盡’體現在空間上，一方面公司從碳酸飲料向全飲料公司轉移，全方位的開發茶、果汁、水等產品。另一方面開發二三級城市，并開始拓展農村市場，價位越發趨于大眾化、平民化。

最近幾年，可口可樂更是與時俱進，不時時機地尋找市場機會。開展網絡營銷、體育營銷等方式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同時根據一些事件的的廣告語也是值得稱道的，例如

抓住這感覺

可口可樂節日‘倍’添歡樂；

看足球，齊加油，喝可口可樂；

春節劉翔的回家版。‘每一個回家的方向都有可口可樂’也是每刻盡可樂的一個延伸。

綜觀可口可樂的發展歷程，從廣告語的變遷，總是與品牌的市場定位緊密相連的，總結起來有如下特點：

1．言簡意賅的廣告語不僅便于記憶，更能使人們容易產生品牌的聯想。

2．廣告語是根據當時產品所處市場地位、競爭環境等因素而制定的，是為市場的拓展而服務的。

3．廣告語是品牌定位的一種文字表達方式，可以在文字表達形式的改變，核心內容和方向不要輕易的改變。如非常可樂從‘中國人自己的可樂’到‘年輕沒有失敗’；從‘非常可樂，非常選擇’到現在的‘有喜事，當然是非常可樂’，產品定位模糊，甚至有些混亂。

4．一個品牌的產生過程是一個不斷累積過程，是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從請喝可口可樂到每刻盡可樂，是前后相關聯的，內涵逐步豐富的.很多企業在廣告語問題上常感困惑，在‘變’與‘不變’的問題上左右為難，‘不變’很容易使品牌老化；‘變’則很容易產生未知風險。實際上可口可樂的成功來源于長期明確的市場定位，通過產品系列開發、包裝的變換、新渠道的建立、營銷手段的不斷更新，特別是廣告內容和形式的創新，賦予這個百年品牌新的生命和活力！

第五篇：從依法行政的特點談法律規范的定位

從依法行政的特點談法律規范的定位

毛才高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落實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內容之一，而依法行政是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前提，法律規范的定位又是依法行政的基礎。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基本確立，在新舊體制的交替期，政府的推導力量不可替代。因此，開展對依法行政特點和法律規范定位的研究，一方面能使各級政府依法行使好政府權力，另一方面能保證法律（法規）的規范準確定位，使人民群眾更好地了解依法行政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既是依法行政規律的客觀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客觀要求。

所謂依法行政，其主體是各級政府及組成部門，而依法行政的“法”應當包含三層含義：一是國家的法律、行政性法規；二是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三是同級政府頒布的辦法、規定、決定等。對縣以下政府而言，執行不與國家法律、法規相抵觸的同級政府規定就是依法行政的體現。但在實際生活中，少數政府機構往往對依法行政作出寬泛或狹隘的解釋，影響依法行政的推行。基層的人民群眾又往往對政府依法行政的期望值過高，以致造成不論事務巨細一律找政府。依法行政作為社會管理的一種形式，它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性。

1、依法行政的“可依”性。依法行政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目前，我國已頒布了400部法律，就社會、經濟發展而言，還有許多法律尚待出臺，即使已出臺的法律、法規，也會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補充完善。如在目前經濟生活中，經常出現不講誠信的現象，以致企業與銀行、企業與企業、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連環債”、“三角債”屢見不鮮，嚴重地影響了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類似這樣的問題，還沒有一部法律去規范它。因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是當前依法行政的首要問題。

2、依法行政的嚴肅性。依法行政的根本是依法辦事。在我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雙重性”身份，一方面是法律（法規）議案的提出者，一方面是法律、法規執行的主體。因此，當法律議案一經權力機關通過以后，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違背，更不能超越法律之上。對政府來講，依法行政就是嚴格按照法律、法規的規定行使好職權，任何一種政府行為都不能隨領導人的需要或意志的改變而改變，要保證一切行政權力都在法律、法規范圍內行使，違背法律、法規的一切行政活動都應及時糾正和制止。同時，法律又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和強制性，不論哪一級政府或工作人員，一旦有違法的行政行為，都要追究其法律責任，真正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3、依法行政的時空性。依法行政往往還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某一部法律從頒布到實施，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法律實施的要求會產生“遞減”效應。以“計劃生育法”為例，在我國目前人口生產仍處于“高峰期”情況下，落實“計劃生育法”尤為重要。據專家預測，2030年以后，我國人口將會出現負增長，且人口的老化程度也會愈來愈嚴重，勞動力資源的匱乏就會日趨明顯，這就說明了法律的實施具有時間性。但有的法律實施又受到地域的限制，在我國不同的地

域，依法行政有不同的要求。如我國1982年8月23日頒布的“海洋環保法”，相對我國西部來講，東部地區瀕臨大海，經濟發達，對海洋的污染相對較嚴重。因此，實施這一法律就更為迫切。內陸省份雖然也要貫徹實施“海洋環保法”，但依法行政的要求就相對有所區別。再從經濟發展水平看，發展較快的地區和較慢的地區，在依法行政方面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拿我省來講，蘇北地區的人均GDP只有蘇南的六分之一，在實施“農業法”方面，蘇南地區的農業只是輔導產業，而在蘇北，農業還是主導產業。那么，在貫徹實施“農業法”要求方面，蘇南和蘇北地區顯然是不一樣的。

4、依法行政的層次性。依法行政對全國各級政府來講是一個普遍要求。由于我國實行的是五級政府體系（中央、省、市、縣、鄉），不同層次的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都要保證和監督國家法律、法規在本行政區內實施，但在具體的依法行政過程中重點則有所不同。省一級政府的依法行政主要體現在，對全省的經濟發展進行統一規劃、生產力的合理布局、重大政策的出臺等，而對于縣以下政府來講，他們依法行政主要體現是，處理好本行政區域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與法律規范相沖突的矛盾，解決好人民群眾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引導人民群眾自覺知法、守法。

5、依法行政的“人本”性。依法行政的關鍵是保證社會在法制的軌道上健康發展，為每個社會成員提供平等的發展機遇和良好的社會環境。因此，依法行政必須以人為本。第一，要把法律、法規及時向全社會公布，讓人民群眾對法律規范的內容具有知情權，便于人民群眾對政府依法行政的監督。第二，依法行政的各級政府要從方便群眾出發，改變傳統的工作方式，運用法律手段調控社會、經濟的發展，一切為民所想，一切為民所為。如目前我省縣以下農村設立的“流動法庭”或“基層法庭”，這些都是為了方便人民群眾進行法律訴訟，是以人為本做好依法行政的具體體現。依法行政的“人本”性，也符合黨的十六大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各級政府依法行政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依法行政既是全面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重要內容，也是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鑒于我國有2000多年的封建歷史，“人治”、“權治”的現象一時還難以根除。所以，加快依法行政的步伐，是我國應對WTO的需要。借鑒發達國家依法行政經驗，準確地把握好法律規范的定位，是推進政治文明建設的需要。目前，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有的法律規范過于寬泛，有些地方政府的規定過于狹隘，這兩種現象都不利于我國依法行政的順利推進。因此，從依法行政的客觀規律來看，就必須把握好法律規范的定位。

1、法律規范的可操作性和普遍要求的“可依”性相結合。一部法律規范是調整某一種社會關系的總和，從依法行政角度講，執行已頒布的法律規范就是依法行政。但在依法行政的實踐中，有的法律規范較難操作。如1989年頒布的“環境保護法”，該法律的第一條就明確規定，為了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保護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制定本法。應該說，10多年來，這部法律的實施，對我國環境的保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環境的保護往往是一個大的區域概念，而不是一個地區所為。目前，有的地方提出，建立“生態省”、“生態市”、“生態縣”，其出發點是好的，但在實際操作中，卻不便做到依法行政。又如2000年4月29日頒布的“大氣污染防治法”，這部法律的頒布，其本意是保護我國領空上的大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殊不知，從全球概念講，我們卻不能阻止煙塵在大氣中的自由流動，就好比不能阻止蒙古的沙塵暴對我國的影響。再從小的區域來講，也不能阻止周圍省份受污染的空氣與我省的對流。因此，法律規范的定位非常重要。它一方面關系到依法行政對法律的實施，一方面也關系到依法行政的可操作性。

2、法律規范的完善和補充與相對穩定相結合。法律是國家的意志，來自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需要。法律規范的不斷完善和補充是法律的內在要求，也是法律規范與時俱進的本質體現。因此，對已頒布的法律規范進行完善和補充，是推進依法行政的一個重要內容。如我國1989年12月26日頒布的“城市規劃法”，應該說，這部法律的頒布對我國城市的規劃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它加快了我國城市的發展，加速了我國人口城市化的進程。但從另一個層面講，我國有800多個不同級別的城市，用一部“城市規劃法”來規范這么多城市的發展，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實踐告訴人們，每個城市的功能各不相同，有的是工業制造型城市，有的是資源開發型城市，有的是旅游觀光型城市，有的是交通樞紐型城市，難以按照一部“城市規劃法”的要求做出各俱特色的規劃。再從“城市規劃法”規范的內容來看，該法充其量是一個“平面規劃法”，它只規定什么地方可以建生活區，什么地方可以建商業區，什么地方實行保護。但對城市的空中（如建樓的層高及墻體色彩）都沒有具體規劃要求，對城市的地下設施建設也缺乏具體規范。同時，“城市規劃法”是按照城市非農業人口數量來界定城市大小，隨著我國目前戶籍制度的改革，農業和非農業戶口的區別已逐步消失，那么，“城市規劃法”中提出的對城市大小的界定就要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修改完善。

3、法律規范的個案要求與統一要求相結合。從法的本質來講，法律具有普遍約束力。但在實際生活中，被法律調整的某一對象，有的需要個案法律規范，有的則需要統一法律規范。如我國長江和淮河的水污染治理，完全可以制定個案法律規范，即“長江和淮河水污染防治法”。這樣的個案法律規范，便于沿江、沿河的政府結合本地實際，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污。如果單獨依照某一部“水法”或“環保法”就難以取得依法行政的較佳效果。又如，隨著我國經濟融入國際化，我國的工業產品所遵循的標準和質量都要達到國際標準。這就需要制定一個統一的“質量法”和“標準法”。1988年12月頒布的“標準法”和1993年9月頒布的“質量法”，這兩部法律就具有統一的法律規范性，在依法行政過程中，就比較便于操作。

4、法律規范的當前內容和長遠內容相結合。一部法律總是體現著一個時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從經濟發展的長遠上看，每制定一部法律、法規，既要能規范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行為，又要能夠指導和規范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預期活動。不論是當前還是長遠，法律規范總要反映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和人民群眾的愿望與要求。如在我國目前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在不同性質的企業里，人們往往付出同樣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卻不能拿到相等量的勞動報酬。針對這樣的狀況，就需要制定一部“工資法”。雖然目前“勞動法”中已規

定了職工休假和加班時間應得到的報酬標準，但它不（下轉第23頁）（上接第5頁）能解決不同行業之間的工資報酬差別。當然，隨著科技的發展，每一個勞動者付出的教育成本不一樣，不同行業的勞動技能含量也差異較大，必然形成其所獲報酬不等。所以說，如果制定當前的“工資法”，其法律規范的內容，既要考慮到當前的實際，又要結合長遠的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才能使依法行政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完善。

5、法律規范的單獨要求與“交叉”要求相結合。在眾多的法律部門中，經濟法是個較大的法律部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制建設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制定了許多經濟方面的法律，有力地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如“水法”、“森林法”、“草原法”、“礦產資源法”、“土地管理法”等，這些以自然資源為調整對象的法律，在實踐操作中往往出現法律規范的“交叉”，造成了依法行政行為的相互扯皮。如“水法”規定了水利行政部門為執法主體，而“礦產資源法”又規定了礦產管理部門為執法主體。就水而言，它既是資源，又是一個給人類帶來災害的“載體”。當無災時，水是資源，在貫徹“礦產資源法”時，對水的使用要收取使用資源費；當有災時，水則是個被治理的對象，要收取防洪費。這樣一來，就給依法行政帶來了具體行為“交叉”。又如“土地管理法”，作為國策貫徹時，它需要統一規劃，實行可持續發展；但當土地成為勞動“載體”時，則是一種生產要素，它的投入多少直接關系到經濟行為的收益多少。人們對土地的需求和對土地的規劃產生了矛盾，而這樣的矛盾又分布在不同的法律規范中，這就無形中給依法行政帶來了困擾。所以說，法律規范的單獨要求與“交叉”要求相結合，是做好依法行政的一個重要方面。

綜上所述，正確地認識和把握依法行政的特點和法律規范的定位，既是當前各級政府及其部門思考的問題，也是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探討的課題。我們相信，隨著社會主義法制的逐步完善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不斷推進，依法行政將會越來越規范，將會更好地推動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