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舊制度與大革命”絕不可忘過去革命

胡德平讀《舊制度與大革命》:絕不可忘過去革命

破解《舊制度與大革命》之問

胡德平

近兩年，不少朋友閱讀了法國托克維爾寫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各種評論很多。這些評論大多和我國改革掛鉤，因而引起我的興趣。在這里談點學習心得，希望聽到批評意見，以提高對當前我國改革事業的認識。

革命是否是不識好歹

托克維爾在書中經常反問自己，為何“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壓迫)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何以繁榮反而造成大革命的到來？”“何以減輕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難道革命真是不識好歹嗎？人民真是得寸進尺嗎？是否一味高壓就可以阻止一場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

首先，讓我們看一看法國大革命前的經濟和社會思潮背景。法國自13世紀以來，封建領主的土地制度逐漸瓦解，土地所有者、小農慢慢替代了昔日的大小領主。這一過程延續了500年左右，直至18世紀。中國歷史上也有類似現象。不同的是，這一過程發生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是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500年間的事情。中法兩國在兩個500年的期間，都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的基礎上發展起了新興的工商經濟。這是呂振羽先生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成果。他認為，退出歷史舞臺的各諸侯國封建領主把持山野川澤的禁令逐漸放寬廢弛了，各種礦產、山林、鹽鐵、水產、運輸等資源可以由百姓開發利用，因此私人工商業就得到迅速發展的機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是貧富分化的開始。大地主、大工商業者的出現是必然發生的現象，富可敵國的大豪強和可與諸侯分庭抗禮的大商人層出不窮。尤其是在秦漢時期，自耕農、工商經濟的發展都帶有劃時代的特點。中國古代商人出身的權臣桑弘羊也是這時露頭的。

法國的中世紀也是自給自足的領主經濟，但13世紀以后，多數農奴已擺脫了領主的統治成為自耕農。同時，工商經濟亦如中國獲得同樣的發展。法國的大小領主如不退出山野川澤資源，18世紀的法國何以有大規模的采礦、冶煉、運輸業的出現，其規模或是大至千人分散的手工工場，或是集中勞動的百人規模的手工工場。18世紀初期，英法兩國在冶鐵業方面未見明確統計數字，但世紀之末，英國鑄鐵產量為6.3萬噸，法國則為13多萬噸。法國在煤炭、非金屬、紡織、造船方面比英國遜色，但在絲綢、冶鐵、酒類奢侈品方面則勝于英國。法國還集中了歐洲一半以上的貨幣，并出現了近代重商主義的權臣柯爾貝爾。

與中國秦漢時期的不同之處是法國的工商經濟市場規模比那時的中國更加擴大，而且遍及歐洲諸國及美洲。法國貴族的傳統意識是權力和榮譽來源于封建領地和領地上的人口，而純動產則意味著地位卑下，所以貴族視工商業為賤業。正如托克維爾所言，越到中世紀末期：“貴族階級的財產很快就成了其他階級力圖攫取的共同獵物。每個人都會利用貴族的無知，沖動與弱點，爭先恐后地拼命將貴族擁有的大量非生產性財產納入普遍的商業活動中。”(《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291頁)

中法兩國不同之點更在于，封建領主制度結束以后，中國文化學術上出現的百家爭鳴，被后來強大的秦漢專制皇權封殺了。而法國卻在封建領主制度的瓦解中，迎來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即便是路易十六，口頭上也講“自然法”、“勞動權”、“人權”。法國經濟、政治、文化存量的聚積都有了數百年的歷史。

其次，讓我們思考一下，為什么大革命的主體只能是第三等級。法國當時不少地方仍然存在著中世紀的殘余制度，那里的人民多為農奴。農奴沒有發展先進生產力的渴求，當然也不會提出資產階級革命的要求。提出資產階級革命要求的階級只能是法國的第三等級，即為數眾多的工商業者、知識分子階層和廣大自耕農。他們的物質利益得不到保證，政治上無地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受到嚴重阻礙。第一等級、第二等級雖然多已失去領地，但不交稅，又有特權，享有年金。封建專制國家把沉重的財政負擔統統轉移給第三等級。第三等級要交的租稅，據托克維爾統計就有軍役稅、人頭稅、念一稅、年貢、勞役、附加稅、注冊稅等等，法國成為一個主要靠窮人納稅的國家。國王稅收不足，就大舉借債。如路易十三在位15年，國家的債務即增加3倍，達45億利弗爾。這些債務負擔只憑農業人口的稅收遠遠不夠，壓榨的對象也只能是交納工商稅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第三等級的市民了。

這種革命在落后的農奴地區是無法產生的，它一定要在生產發展，社會進步，但又遇到強大阻礙時，才能形成革命的暴風雨。正如托克維爾所言：“這場革命主要發源地的法國那些部分，恰恰正是進步最明顯的地方。”“相反沒有什么地方的舊制度像盧瓦河流域及河口處、普瓦圖沼澤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里點燃并滋養了內戰戰火。”

(《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214、215頁)。

我們萬不可被所謂繁榮了，壓迫輕了，負擔少了，為何革命卻發生了的假象所迷惑。托克維爾自己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那就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只能在交納工商稅的資產階級有足夠發展的區域開展，而不可能在落后的農奴地區開展。

第三，讓我們想一想法國大革命要解決的根本矛盾是什么。法國農村多有公社組織——這是我們研究法國歷史必須要理解的地方——這在托克維爾、馬克思的著作里都提過。公社有大量公地，“1710年至1789年許多省份地主便奪取了三分之一的公共土地。”

(《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頁)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英國經濟學家阿瑟·揚，在革命爆發前十分驚異地發現，大量土地已被原來的農奴，現已變為農民的人占有。這種情形，他估計占了法國土地面積的一半。所以，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命，“這是另一場革命，它與使農民變為土地所有者的那場革命一樣偉大”。

用今天的話來說，法國大革命就是一場所有制變革，資產階級希望占據統治地位的革命。農民占有了土地，但沒有所有權；工商業者有了自己的產業，但也未得到明確的所有權，因而才與當時的國家制度，生產資料所有制產生了嚴重的對抗性矛盾。路易十四在一項敕令中的理論是：“王國所有土地原本均依國家的條件被特許出讓的，國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過是身份尚有爭議、權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同上，第227頁)第三等級沒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權，卻要為產權不完整的土地繳納越來越多的稅收，此社會矛盾未除，新危機又出。那時為了應對財政困難，還要加稅、舉債，又一次觸動了第三等級的所有權問題。這才是法國大革命的根本矛盾所在。

路易十六為擺脫政府的財政危機，不得不召開全國三級會議，但在召開三級會議、代表名額、全能法院、國民會議、制憲會議等方面，均與第三等級在這一根本矛盾上產生了激烈沖突，就連特權階級的米拉波伯爵、西哀士神父都轉向革命。矛盾由弱到強，由小到大，革命終于在1789年7月14日順勢而發，巴黎群眾攻下巴士底獄。

不能認為革命不識好歹，群眾得寸進尺。革命的每一步驟，都包含著百年的歷史積怨和憤懣，革命群眾沒有退縮，而政府卻沒有根本對策，最后只能是全盤崩潰。“8月4日之夜”，法國的制憲會議在亢奮激昂的氣氛下，通過了大革命后第一部新憲法。現節選有關條款如下：

第一條：議會聲明封建制度從此廢除。這包括“現存關于封建制度的不動產所有權，以及一切來源或代表農奴制的制度的收費都應馬上廢除而不受保護”。

第九條：財政上的免稅權力已被永久廢除，稅款將會通過相同形式向全體公民收取，新的稅款征收方式正在制定當中。

第十一條：所有公民，無論其等級及出身，均有任職政府機構及軍隊的資格。

以上新憲法的若干條文正是體現了激進的資產階級的力量，更體現了封建專制政府和法國人民大眾的矛盾。所以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命“無疑是個無經驗的時代，但它卻襟懷開闊，熱情洋溢，充滿雄勁和宏偉：一個永世難忘的時代，當目睹這個時代的那些人和我們自己消失以后，人類一定會長久地以贊美的目光仰望這個時代。”(《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244頁)

法國大革命前，朗格多克省是一個例外。該省是一個經濟繁榮，壓迫減輕，居民負擔較少的省份，由市民階級治理。他們向法國君主買下了所有的征稅權、官位權，而國王則以保留該省的三級會議為代價。這里不但未爆發革命，反而在革命中還持保皇的立場。所以托克維爾不無遺憾地說：“倘若當初那些君王不是僅僅考慮坐穩江山，他們只要把用于取消和歪曲省三級會議的一部分的頑固勁頭和氣力拿出來，就足以使省三級會議依照朗格多克方式臻于完善，并使之全部適合現代文明的需要。”(同上，第279頁)或可走上托克維爾羨慕的英國道路。

雖然托克維爾認為，革命群眾的內心有著復雜的心理和企望——貪欲、嫉妒、仇恨和獨特的殘忍，但他還是擺脫了他的貴族立場，盡情歌頌了它。絕不要相信法國人在最大的痛苦中經常表現出來的輕松愉快，自尋開心的表現。他認為：“給這些人打開一條出路吧，讓他們擺脫他們似乎不介意的苦難，他們立即會朝那個方向飛快地跑去，勢頭暴烈，要是你擋住他們的道，他們連看都不看你一眼，就從你的身上踏將過去。”(同上，第172—173頁)這話多么熟悉，讓我們想起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托克維爾這種態度、語言充分肯定了法國大革命的正當性、合理性，而他對法國高度集權的官僚專制制度的嘲笑、仇恨也是一目了然的。

今天中國又有人重讀此書，我覺得也是對那種“告別革命”思潮的一種反省和考問。“一切都會過去，一切都不會過去”，一個中學生以此寫了一篇作文，直擊我心。中國人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的革命、犧牲，無法令人忘懷，中國的“革命”二字在歷史上是怎么寫出來的？是用多少人民的熱血、生命寫出來的？在內戰中死亡的敵方官兵，也是共和國成立的一種代價。我國革命在1949年已告結束，但絕不可忘記過去的革命！記憶加創造等于社會變革，為了不再發生革命，我們要以前輩的勇氣、決心和智慧，參加今日中國的改革。

舊制度給大革命留下的

唯一遺產是什么

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大革命有如山呼海嘯，毫不猶豫地摧毀了法國的君主王權制度、法律制度和經濟基礎，改變了法國社會的風尚民俗，并且越出國界，在歐洲境內“打碎一頂頂王冠，蹂躪一個個民族”，“似乎最終要清算上帝本身”，“而且要使世界煥然一新，可以說要創造一種新人類。”(同上，第43，44頁)

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命和舊制度沒有完全斷裂，但遺產十分有限，唯一保留下來的遺產，就是舊君主制下的中央集權，“我承認中央集權制是一大成就。我同意歐洲羨慕我們，但是我堅持認為這并非大革命的成就。相反這是舊制度的產物，??這是舊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來的政治體制的唯一部分。”(同上，第75頁)這種羨慕并非褒義，而是對歐洲君主的揶揄。

這里說的王權或中央集權，實質上都是國家政權中的行政權，而立法權、司法權，雖然名義上也有，但都是仆役、婢女，可能還是封建領主時代的遺留風俗。托克維爾說，只有當王國民情鼎沸時，中央政權才讓他們出頭露面，“暫時理事，允許他們熱鬧一番”，“社會飛躍發展，每時每刻都產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種新的需求，對中央政府來說都是一個新的權力源泉，因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滿足這些需求。”(同上，第100、101頁)這就是經濟學中“尋租”現象產生的制度環境。因為司法缺乏靈活性，其活動范圍是固定不變的，新的案件層出不窮，立法又無例可循。

法國君主的王權，中央集權是怎樣形成的呢？那是伴隨著大小領主勢力的沉淪，王權開始發展和膨脹起來。就和中國秦漢兩朝一樣，封建領主成為衣食采邑的食利階層，就不再是領地的主人了，即使領主們手中還有一些領地中可憐的司法權力，只要能兌換成金錢，領主們也不吝交換。這樣隸屬中央的地方行政權力就乘勢建立了起來。大革命前的法國劃分為34個總督管轄區，各管轄區都由國王委派總督，各縣則有總督的代理人管理，總督代理人的手下則有稅務員、行會理事和警察承擔政府的行政職權。省屬的各教區一切事務都由政府的官吏把持，教區實行的法律不再是過去的領主法律，而是君主專制國家的法律。

隨著中世紀領主土地的陸續失去，他們轉發國王敕令、征集民兵、征收捐稅的公共權力已不再擁有，不再直接統治地方。大的貴族住到巴黎靠年金過活，中小領主則生活在農村、鄉鎮。“領主事實上只不過是一個居民而已，與其他居民不同的只是享有免稅權和特權；他擁有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權力。總督們在寫給他們的下屬的信中，特意說道，領主只不過是第一居民。”(同上，第70頁)

王權的形成，在路易十四時期達到頂峰，“朕即國家”即是王權形成的權威名言。據托克維爾所說，圍繞著王權，形成了一個擁有特殊權力的行政機構，這就是御前會議。它集中了法國國家所有的權力，充分顯現著王權的意志。御前會議既是最高法院；又是高級行政法庭，掌管一切特別管轄權；并且還是政府的核心組織——最高行政委員會，對政府官員具有指導作用，決定重大政務，監督下屬政權；同時有立法權，制定法律和分派捐稅。其實在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幕后，國王才是一切的主導、靈魂。這就是托克維爾說的舊制度中的王權，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因此法國當時沒有真正握有立法權、司法權的相應組織機構。

國王路易十六高度集權，但其行為并不檢點，處理國事昏昏欲睡，打獵、舞會時興致盎然，結果大權落在王后身上。中央設有總監，下面六個大臣各自為政，辦事效率極差；各級機構臃腫陳腐，冗官閑職或一團和氣不辦事，或相互掣肘、拆臺；官僚軍事警察機構每年的花銷空前，僅支持北美獨立戰爭就開支軍費20億利弗爾。法國支持北美獨立戰爭，并非法國國王支持北美人民的正義斗爭，而是英法為了爭奪殖民地進行的七年戰爭的延續，結果使法國陷入更深的經濟危機，直接導致了三級會議的重新召開和革命的爆發。

在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政體下，法國的官本位在托克維爾筆下描寫得也非常精彩：“那時的職位更多，較小職位的數量簡直沒有窮盡，僅僅自1693年至1709年所設職位就達4萬之多”，“一個人略識文墨，生活優裕，若是弄不到一官半職，那就死不瞑目”(同上，第132，133頁)。托克維爾大筆一揮，又指向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國：“當時的政府鬻賣職位，而今天政府則授予職位，要想獲取職位，不用掏錢；人們的手段更高明：將自己交付出去。”新的人身依附關系出現，奴性官僚又開始形成。

政府官吏專橫、貪腐、顢頇，干什么事只求痛快，根本不管百姓死活。比如修路：“橋梁公路工程指揮從那時起，就像我們后來看到的那樣，愛上了直線的幾何美；他們非常仔細地避免沿著現存線路，現存線路若有一點彎曲，他們寧肯穿過無數不動產，也不愿繞一個小彎。在這種情況下被破壞或被毀掉的財產總是遲遲等不到賠償，賠償費由政府隨意規定，而且經常是分文不賠。”(同上，第227頁)這樣踐踏民眾切身利益的野蠻拆遷，怎能不惹怒鄉村中新的土地所有者，也就是地主和自耕農，以及城市的市民階層，也就是新的社會階級？托克維爾說的中央集權政體，在帝國時期更準確的描述，應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專制政體”。

中央集權官僚專制政體成功建立起國家從君王直到城鄉最底層官吏的縱向統治體系，但國家缺少橫向的組織架構平衡。原有的地方領主機構，城市的行會組織，城鄉的自治團體，教會對教區的管理，各省的三級會議幾乎都被行政機關代替，沒有任何社會團體、中介組織和行政系統溝通和交流信息，反饋民意。專制政府還自鳴得意，無形中已成孤家寡人，背上無限責任。正如托克維爾所言：城市中一切工程都要奉照御前會議的方案辦理。工程招標要在總督或代理人面前進行。甚至公眾的喜慶活動也要由官員主持，由他命令何時點放燈火，何時張燈結彩。

在專制政府的統治下，法國人民變得十分怪異扭曲，托克維爾說：“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于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志。”這是多么可怕的一種社會敗象，但專制主義喜歡人人如此，“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同上，第35頁)這就是現代人稱專制社會中，每個人都是游離的原子，原子化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需要集權的、專制的制度保證。

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君主制國家仍然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國家。原先的領主貴族，雖然大部分失去土地，但還沒有像英國那樣資產階級化，同時還嚴重妨礙新興資產階級提升社會地位。也就是說，法國舊的上層建筑雖然未變，但其基礎卻大大變化了。按照托克維爾的邏輯來講：“作為其基礎的社會一旦動搖，這座宏偉大廈頃刻之間就會全部毀滅。”(同上，第175頁)當舊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國家在大革命中頃刻毀滅之時，革命的領導人和剛剛獲得平等的人民仍然需要政府，需要國家機器的保護。托克維爾說：“在無政府狀態和人民專政中被挫傷而軟弱無力時，當慌亂的民族摸索著尋找他的主人時，專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極好機會，而這些機會是那位天才輕而易舉地發現的，他后來既是大革命的繼續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毀者。”(同上，第244—245頁)他說的“那位天才”就是——拿破侖·波拿巴，他說的專制政府則是拿破侖建立的法蘭西第一帝國，也即舊制度中國家機器的一種新的專制形式。

如果說托克維爾對拿破侖、對第一帝國的評論還是兩分法的，那么他對路易·波拿巴和法蘭西第二帝國則是充滿仇恨，并且極盡嘲笑之能事。在這方面他與馬克思、恩格斯有極大的相同點。

拿破侖三世在法國1848年2月、6月革命洪流之后，當上了總統、皇帝。他也是歷史的工具，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開拓道路的作用。但他極無政治信義，好大喜功，縱容社會紙醉金迷、貪污腐化，鼓勵各人自掃門前雪，只顧個人發財的市儈生活。托克維爾認為，在拿破侖三世時代，政府掌握著無窮無盡的恩典、賑濟、榮譽和金錢，具有的手段既有誘惑性又有強制性，足以平息一切反抗，整個社會生活萬馬齊喑，巴黎上層是放蕩不羈的享樂風尚，感情、思想雜亂無章。托克維爾雖然極力稱贊法國大革命，但他內心始終高興不起來，因為法國又擴大了專制的國家機器，而多數法國人又選擇了傾向帝制的路易·波拿巴，回到了大革命前的君主制！

當路易·波拿巴把法蘭西共和國又變為第二帝國時，馬克思寫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該書的中心思想就是當路易·波拿巴把行政權力提到皇權的極致，而立法機構又做了行政機構奴才和幫兇的時候，路易·波拿巴才做上了皇帝。而這里的“物種基因”則是從法國波旁王朝、第一帝國、第二帝國延續下來的中央集權專制政體和集權意識主導的法國人。

托克維爾是一位難得的歷史學家，但他不是一位社會主義者，而且對社會主義充滿了恐懼和敵意。他只見過布朗基一次，那是在法國1848年6月革命的前夜。他說在議會上：“一個人登上講臺，此人我只在那一天見過。然而一念及此，我就充滿厭惡和反感。??一副兇惡、下流的模樣，??人們告訴我他就是布朗基。”

(《托克維爾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頁)托克維爾這種感覺不是偶然的偏好，在同年的二月革命中，作為一位睿智的歷史學家，他預感到：“自2月25日起，許許多多不可思議的體制猛然從革命者的頭腦中冒出來，在大眾混亂的頭腦中傳播。”(同上，第81頁)“這些理論相互之間分歧極大，常常截然相反，有時甚至勢不兩立。但是所有這些理論，它們的目標全都不著眼于政府，而是力圖觸動社會本身——即政府賴以存在的基礎，他們全都打著社會主義的旗幟。”(同上，第82頁)

在此要對托克維爾的觀點做一些說明，他這里指的社會主義乃是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包括像圣西門、傅立葉、布朗基主張的那些社會主義。至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出世篇——《共產黨宣言》是于1848年2月21日出版的，僅早于法國二月革命一天。馬克思、恩格斯也非常關心法國大革命及巴黎公社等歷史事件，現在讓我們看看馬克思主義早期的國家理論是如何回答法國舊制度遺產問題的。

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基本內容是什么

托克維爾和馬克思是同一時代的人，他比馬克思年長13歲。托克維爾是否看過馬克思的著作，不能肯定，而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看過托克維爾的著作，從他們書中談到的美國特殊國情、歐洲頂頂王冠被打落在地的語句，都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在國家學說方面，托克維爾對馬克思的研究也有相當的幫助。針對托克維爾關于法國舊制度在大革命中唯一保留下來的中央集權官僚專制的論述，馬克思也表示贊同，但在如何對待舊制度的官僚體制上，倆人的觀點則是完全不同的。馬克思在巴黎公社的革命實踐中，提出了自己關于國家學說的嶄新觀點。

整理其要點有以下四點：

1.“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

法國的君主專制國家，及其后的第一帝國、復辟的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國，在托克維爾看來都是中央集權專制帝國，就是這期間的民主共和國也是中央集權的國家。盡管其統治階級在不同時期可以分為封建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但國家權力總和無產階級無緣，不可能從根本上滿足人民大眾的要求，達到解放人民的目的。這就是歷經大革命及其以后80多年，舊制度的國家官僚專制機器不但未消失，反而日益龐大臃腫的原因和秘密。

馬克思在總結法國巴黎公社歷史經驗教訓的《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即明確提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選集》二卷，1966年版，第460頁)意即中央集權專制的國家機器，再也不能“從一些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些人手里”，否則工人階級解放的目的便不能實現，為什么呢？因為“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及其遍布各地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和法官是起源于君主專制時代，當時它充當了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同上)。所以法國大革命保留了以前的中央集權專制的國家機器，而巴黎公社誕生以后，馬克思認為如果人民群眾要徹底解放，要實現消滅剝削階級的國家制度，就必須打碎舊中央集權專制的國家機器，即“工人應當打碎的已不是舊社會的那個比較不完整的政府權力形式，而是具有最后、最完備形式的這一權力本身，就是帝國。公社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同上，第522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不是要搞無政府主義，其全部的目的就是防止國家和國家的權力機關由“社會的公仆變為社會的主宰”(同上，第426頁)。巴黎各區選舉公社的公社委員，公社是議行合一的工作機構。公社任命的公職人員，隨時可以撤換，和公社委員一樣只領相當于工人工資的薪金。全民皆兵，廢除雇傭軍。這就是馬克思關于國家學說中的直接人民主權論的精粹觀點。巴黎公社的政權形式雖然很多地方過于理想，脫離了實際，但它充分體現的人民主權論，歷史必將對其原則予以兌現。

馬克思的這種國家學說對于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仍有重大的指導意義。我國憲法第一條即指明我國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第二條即說明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一切國家機關都要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也就是人民主權論。我國未必采取全國性直接普選的民主。

從現實情況看，認真執行代議的民主制度也可以，即我國現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國以來發起了不少運動，開展了若干重大的批判斗爭，其實都不如批判官僚主義的針對性強，但未把官僚主義提高到體制上認識，所以造成一些死官僚，他們不知手中之權從何而來，竟至出現大量的“權力尋租”現象。只要共和國主權在民，官員是人民公仆，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盡管有著各種矛盾，也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無人可以戰勝的新型國家。

2.帝國和民主共和國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說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指的應是法蘭西帝國，是法蘭西帝國官僚制度的國家機器。擴大而言，可以包括當時整個歐洲大陸國家，從法國直到俄國，但英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國家機器并不包括在內。雖然馬克思承認美國這樣的國家，沒有國王，沒有貴族，沒有領取年金的官僚，就是常備軍也僅限于監視印第安人的一小群士兵，而且還是實行了三權分立的國家制度。在他看來，美國的兩黨制仍然運用輪流執政的方法，運用政權進行投機謀利。但馬克思仍然把資產階級的兩種政權組織形式做了嚴格區分，他和恩格斯在晚年又對英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做了新的解釋和預測。進行兩種區分不是一件小事，有其特殊意義。

比如，文革結束以后，鄧小平同志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痛定思痛地說道：“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反而不能解決呢？??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為什么英、法、美國家不會發生？原因當然復雜，他講話中多次講到，我國政治體制中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各國(共產)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建國后“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干部終身”等等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這些嚴重弊端的清理仍需通過改革解決。我認為這是我們今天學習托克維爾著作和馬克思國家學說最需要結合實際之處。

3.三權分立和無產階級專政

法國巴黎公社起義成功以后，政權組織應該如何確立呢？是首先分設這個政權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職權呢？還是向凡爾賽的帝國舊勢力、梯也爾之流進攻，鎮壓反革命，沒收法國最大的法蘭西銀行，解決普魯士兵臨城下的問題呢？毫無疑問，應著手處理后一類問題！如果這么做，那公社就是履行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可惜，當時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事業還處在初始階段，還不成熟。掌握公社命運的領導者大部分還是布朗基分子和普魯東分子。當時巴黎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遠遠比不上凡爾賽實行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力度。與巴黎公社對敵人的寬容態度相反，梯也爾政府從內戰一開始就毫不猶豫地屠殺公社的戰俘，直到拉雪茲神甫墓地最后的大屠殺。這是無產階級專政不可忘卻的教訓。

巴黎公社把立法、行政、司法權力統籌行使，也就等于是行使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馬克思說的“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同上，第463頁)。這里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指革命政權剛剛建立，對一切反抗革命的敵對勢力實行的暴政。但這一制度是有時間性的，隨著人民政權的穩固，法制的建立，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是否要分開呢？說三權分立不好聽，關于國家政權的建設上總要有個三種權力如何設置，各自行使職權的問題吧。我們常說行政官員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豈不知此話發明權還是恩格斯哩！他說：“在那些確實實現了各種權力分立的國家中，司法權和行政權彼此是完全獨立的。??這兩種權力的混合勢必導致無法解決的混亂；這種混亂必然結果就是讓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長，偵查員和審判官。”(《馬克思全集》四十一卷，第321頁)

那么無產階級專政和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兩者如何相處而不對立呢？1891年4月30日，即恩格斯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二十年之后，他又著文寫道：“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是可能實現的，在這個制度之下，現代的階級差別將消失；而且在這個制度之下———也許在經過了一個短暫的，有些艱苦的，但無論如何在道義上很有益的過渡時期以后，———通過有計劃地利用和進一步發展一切社會成員的現有的巨大生產力，在人人都必須勞動的條件下，人人也都同等地、愈益豐富地得到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一切體力和智力所需的資料。”(同上，第330頁)恩格斯說的“過渡時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而且無產階級專政還要講“道義”，毛澤東在建國期間也說過類似的觀點。馬恩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絕非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整個歷史時期都要存在的。無需引用更多的經典名句，只要看看我國的革命與建國的歷史就能說明很多問題。

我黨領導的武裝革命有22年的歷史，那時在革命的名義下，在革命根據地立法、司法和行政是合而為一的，即三者合一的工農專政，以后改為“人民民主專政”。即便那個時期，有條件的地區，公訴機關、法院和地區政府的職能也是盡量分開的。抗日戰爭之初，延安紅軍高級干部黃克功一大命案，八路軍檢察機關就有公訴人。人稱“馬青天”的馬錫五，就是陜甘寧邊區的法院院長。自我國1954年憲法誕生以來，我認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體制就應逐步融于、轉為民主、法制的國家體制；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就應在憲法的體系框架下不斷豐富自己的法理、職能。我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最高的權力機關，其制定的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行政權”應恪守“以憲司政”的基本信條，規范公權自身，保護社會私權；“司法”權則應保障“以憲司法”這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保護公民權利，以法懲處一切犯罪分子。“以憲行政”、“以憲司法”，這就是憲法產生的憲政，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其他法律時也要“以憲制律”。如果我國的國家政權建設，真能向這一方向發展，何來“文革”？改革也就可以采取另一形式了。

文革的序幕，就是以“海瑞罷官”——犧牲彭德懷同志，來祭旗和發端的，當時黨中央已無民主生活可言。那時憲法等于一張廢紙，劉少奇雖手持憲法，但也無法擁有共和國主席的發言權。文革中，聽到一則消息：我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就曾怒氣沖沖要起訴江青。那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憲法已歿，也就沒有憲政，仍然無濟于事。總書記說：憲法的生命全在于實施。我想，有憲法必有憲政，無憲政，憲法也不神圣。這是慘痛經驗的總結，不知此判斷妥否。

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建設中，其歷史作用是最為關鍵的。一個沒有先進思想，科學理論武裝起來的黨，就無法光榮走完自己的歷史之路。它的領導作用，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中應有如下內容：

一、領導全國人民制定憲法，自己首先要模范遵守。

二、保障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檢察院正常運轉，立志建設高度文明的民主、法治國家。

三、制定黨的方針政策，鼓勵黨員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利義務。

四、發揮黨員的模范作用，以團結全國各族人民。

五、發揮國際主義精神，為世界人類的進步事業而奮斗。

4.行政集權和公民社會

“集權”的字眼雖不好聽，但試想哪一個統一的國家，沒有行政集權呢？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美國的總統聯邦制，法國的民主共和制，都有程度不同的中央行政集權。托克維爾、馬克思只是反對波拿巴主義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官僚專制體制，并不反對當時的民主共和政體必要的中央集權。

民主共和國的立法，不能過度集權，要由代議制的民主方式制定法律。民主共和國的司法也不能過度集權，司法權應交給公民社會。凡涉及民法、商法的原告、被告，都有打官司的權利和義務，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都可以請律師，還有陪審團。國家檢察機關起訴的公訴案件則另當別論。只有行政是可以真正集權的，因為處理政務要講效率，就像是軍事長官要處理軍事問題那樣。但政府的權限必須明確，法律未授權的領域，絕對不能進入。它的集權只反映在依憲行政，依法行政上面。社會主義的民主共和制同樣要提高效率，要大力反對官僚主義。社會主義反對官僚主義，提高效率有一條根本保障，就是所有的公務員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應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果做不到這點，起碼也要有一種強烈的意識：所有公務員都是納稅人所供養的。

立法的民主和行政的集權是否發生矛盾呢？是經常會有矛盾的。針對當時的第二共和國情況，馬克思認為，這種矛盾一旦發生，國民會議就一定要站在人民一邊，敢于和行政權進行斗爭，必要時要敢于發動群眾推翻它。但法國的1848年6月起義嚇壞了資產階級，他們背叛了革命，國民會議不是依靠人民去抵制不斷擴張的路易·波拿巴的總統行政權力，反而幫助他埋葬了國民會議的立法權，從而為他恢復帝制創造了大好條件。

馬克思還講到國民會議和全體國民的關系，他說：“在議會中，國民將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成為法律，即將統治階級的法律提升成為國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權力的面前，國民完全放棄了自己的意志，而服從于他人意志的指揮，服從于權威。”(同上，第214頁)這就為國家的行政權力充分發揮作用，提高效率打開了廣闊空間，只要它在立法原則框架下活動，任何公民都不能以個人的民主、自由為借口妨礙公務活動。

這種政體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上的呢？我認為建立在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和所有公民的權利義務平等基礎之上。這在民主共和制的國家中，都有憲法明文規定，我國也不例外，都是有法律保障的。比如我國的選舉、居民委員會組織、村民委員會組織、民族區域自治等，還有眾多社會團體包括商會等自治組織都是。只有落實了選舉和自治，中國共產黨才是融入了社會，又引領了社會的進步；它在人大、政府、司法方面才算起到了締造者的作用。

反觀我國的現狀，確實還有很多令人不夠滿意的地方。比如我國一些行政措施，法規在實行中出了亂子，引起群眾不滿。究其原因，不是憲法、法律出了問題，而是行政法規、規章等出了錯，甚至出臺明顯違憲的行政法規、規章等，專業術語叫下位法違反了上位法。又比如，公民在司法過程中的權利得不到應有保障，本應“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案件，往往因公檢法分開辦案的憲法規定沒有得到貫徹而難以落實。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大國，如果廣大公民有廣泛的個人自由，自由的公民又非自由原子而能構建起基層的民主組織，基層又建有廣泛的自治權利，那么國家的立法就是建立在民意基礎上的立法，司法就可以自行消弭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行政才能形成權威。

結束語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著重分析了法國自舊的王權國家直到法蘭西第二帝國國家機器的演變和發展。馬克思也對這一時期法國的國家政權予以極大的關注，花費了極多的時間進行研究，從而建立起他的國家學說。他去世以后，恩格斯又針對美國印第安人的情況，寫出了他的不朽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但他們都沒有看到共產黨領導的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

對于近百年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而言，單單對巴黎公社政權的經驗總結是遠遠不夠的。蘇聯共產黨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蘇共也沒有嚴肅認真研究、改革自己并不完善的國家機器，這是列寧逝世以前極為憂慮的幾件頭等大事之一。蘇聯以后實施偏激和過度的無產階級專政，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這是蘇共失去政權的一條重要原因。

中共取得了國家政權以后，究竟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國家機器呢？1949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1954年制定的“五四憲法”，改革之初，中共所做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都涉及社會主義國家學說這一問題。此問題，今天還未根本解決。對此，胡錦濤同志對全黨是有警示的，他說：共產黨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共產黨掌握政權不是一勞永逸的，今天掌權不等于永遠掌權。改革開放的中國必須以極大的勇氣，謙遜的態度，繼續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學說及其相關知識。所以，《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非常值得推薦和學習。

第二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讀書筆記

詹媛

201302405159

剛開始接觸這本書時，我本以為是簡單的描寫法國因為陳舊的封建制度而引發的一場革命，可能因為我天分不足，加之對法國的歷史并不了解，所以讀了一遍下來，我并沒有像大多數的學者一樣為當今中國的現狀而擔憂，其實簡單的說來就是覺得這是一本描述法國歷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當我為自己的淺薄而苦惱時，我只好耐著性子將托翁這本精華之作再細品了一遍，可以明顯的感受到這本書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說的，當前中國社會背景復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去借鑒的。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實與思想、歷史哲學與歷史本身結合起來”為目標的評價歷史著作。這本書著眼于對法國大革命前舊制度下政治、社會生活畫面的剖析，并由此闡明舊制度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基礎和決定性因素，同時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來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制度原型。點明法國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毀封建等級制度，實現平等。

一、《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寫作手法與內容概述。

《舊制度與大革命》分為三編。主要是采用了問答式的寫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說的，他從事的是“關于法國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寫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問題，所以從各章題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決的是那些問題。從方法論來說，這也就是后來“學鑒年派”創導的問題史學。這種寫作方法是很值得我們這些初學者學習的，這樣寫出來的作品能使讀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達的內容。同時這樣表達更能體現出文章的內容且對各方面的描寫都更加全面、明了邏輯性更強。

《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一編就大革命本身特點展開探討，顛覆了人們對大革命的一貫認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滅貴族特權和等級制度，是實現人民對平等的追求。在這一編中，我認為第五章是本編的重點，如托翁說的，前面所有的論述只是為了闡明主題，第五章作者基于對整個歐洲制度、社會結構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較，發現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眾對其仇恨越大。同時得出，法國大革命特有的功績，是企圖用平等、一致的社會政治秩序來取代統治整個歐洲的封建制、貴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編講述大革命得以發生的基礎——舊制度的種種機制。通過對每個機制的運行、發展的闡述得出，法國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是所有機制如此變化、存在和運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敵人--貴族統治的封建等級制度，很早就被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架空，在大革命開始前已經開始崩潰。在這一編中，我對十一章的內容感觸較深，第十一章闡釋了隱藏的大革命力量：人們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貪婪撈錢的欲望損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權經驗不足，不自信，行政風格上也受到司法習慣的影響，并不是絕對的專橫跋扈。另一方面，雖然被大量剝奪，貴族、教士、資產者、司法機構，還都保持著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國人并沒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從于專制的奴役。當然，托翁說，這種“病態的自由”雖然有助于法國人推翻專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國家”更難于建立了。從而舊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編主要從思想動因及其相關因素方面進行了補充性的分析闡述，進一步對革命發生的順序、邏輯和較為淺顯卻直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對大革命從舊制度種自然發生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總結，并再一次闡述對于自由的熱愛，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結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會換來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書論述了大革命與舊制度之間的聯系，即舊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繼承舊制度。從而揭示了大革命爆發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歷史基礎和歷史動力。

二、法國大革命與傳統的革命的時代背景比較。

在歷史教科書里總結革命爆發的原因，無外乎國王獨裁專制，政府腐敗，苛捐雜稅，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見的說辭。我們也自然而然的覺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覺得無路可走了所以才起來鬧革命。然而真相卻不是這么回事。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托克維爾還觀察到了另一個“悖論”：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于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本來人們認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處于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的時候發生的，但歷史證明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那為何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托克維爾的判斷是：革命的發生并非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此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伴隨著社會繁榮，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混合。國家財政管理不善在很長時間內僅僅是公共劣跡之一，這時卻成了國民的私人災難。也就是說，改革已經開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沒有改的這一部分顯得分外觸目，更令人無法忍受，后者堅持不改，這個時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與感悟

老實的說，從《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這本書中我學到的知識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數人一樣陷入疑惑當中，那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到底是必然還是偶然的結果呢？為了解決我心中的疑惑，我從網上看了一些名家對這本書的見解，很多學者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無其必然性，因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不容易，卻著實激烈、徹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蘭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場如此突然，如此徹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滿反復、矛盾和對立的革命。”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不易，主要依據是四個穩定的階級：國王與教士（第一等級）、貴族（第二等級）、資產階級、農民（第三等級）。而以上階級形態的構成，究其根源，均落腳于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制度的影響。

因為貴族在遭到集權權力較為充分的剝奪后，安于守住其經濟特權度日，資產階級則在積極爭取后實際掌握國王權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職和權力，并成為貴族以外享有特權最多的階級，對現狀較為安逸，他們被壓迫和貧困牢牢拴在偏遠的土地上，遠離公共生活，從不參與政治。因此，環顧各階級的境況，無論哪個階級，都沒有進行革命的直接動機。因此，法國大革命爆發并沒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還是似乎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因為法國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種舊制度對他們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維爾有詩意的描述法蘭西民族來進行解釋：“它從未自由到決不會被奴役，也從未奴化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實屬偶然，但當回望法國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發生的，又會發現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適當的時機得以爆發。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

“以史為鑒”是古人提出來學習歷史最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過《舊制度與大革命》后，再從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將中國現狀與1789年的法國相比的而發出的言論來看，當今中國，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和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后，開始面臨一些轉型難題。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社會不公、政府腐敗等現象，都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視的挑戰和考驗。

當前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國都處于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的增加，催促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隨著物質生活的富足，人們開始追求更多的表達權、批評權。尤其是隨著新興網絡文化的發展以及人們知識的增加，人們對于對特權、腐敗、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尤其那些依靠權力尋租、依賴特權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犧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礙會很大。但是如果停滯、不改革，忽視社會的公平正義，只會增加群眾的不滿情緒，甚至使社會陷入動蕩的危險境地。借用托克維爾的話“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那么中國現在政府不斷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說明中國社會也處在非常危險的地步。因此法國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在經濟繁榮期，政府應十分關注人們的態度，對民眾不滿的地方要及時回應，及時疏導民眾的情緒。要真正實踐科學發展的理念，使發展的紅利人人得以分享，使發展的代價降到最低。

寫完關于《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這篇讀書筆記，如果單純的只是寫關于對文中的內容的話，以我現在的水平來說，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這份讀書筆記可以說是借鑒網上各學者的一些觀點所寫的。因而望老師切勿責怪。

第三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舊制度與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為什么有些人認為中國已經到了傾覆的邊緣？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對中國5億多網民中的一些人來說，本周的大新聞不是他們的國家有了個新的主席。這早是預料之中的事情。在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前，他已經擔任更為重要的職務—黨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對這些網民來說，更大的新聞是數千頭死豬腐爛的尸體，沿江而下，毫無征兆和解釋的出現在上海。很明顯，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農戶丟棄的。此次事件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公共衛生、污染和腐敗丑聞中的最新一樁。很難想出還有更有力的證據表明，盡管中國取得了讓人驚訝的經濟成就，但是在中國有些東西已經開始腐爛，改變必將到來。該觀點在網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認為改變會到來。美國學者Andrew Nathan認為，“中國獨裁政權的韌性已經接近了它的極限，這種共識比1989年的天安門危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十年前創造了“獨裁韌性”來描繪中國共產黨適應和生存下來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國學術季刊《民主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標題讓人感到刺激，“即將傾覆的中國”。自1976年毛澤東過世之后，國外人士一直在預計一黨統治的死亡。在開放和充滿活力的新中國，一個為實際上沒有私營部門的中央計劃經濟設計的政治體系，肯定不能無限期地幾乎毫發無損的生存下來。1989年當變革席卷蘇聯及其衛星國時，中國走到了革命的邊緣，一段時間內中國好像要成為下一塊即將倒下的多米樂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實證明，在1989看起來可能要倒臺的共產黨，其實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西方民主國家陷入困境，獨裁主義被證明比以往更具有韌性。由于中國經濟的繁榮，很少人嘗試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他們可以輕易地被無孔不入的“維穩”機器處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沒有某個變化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可能更加接近傾覆的臨界點。但是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正不斷侵蝕著一黨統治的基礎。恐懼可能正在消失。近5億中國人的年齡在25歲以下，他們對天安門的血腥鎮壓沒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盡所能使他們對此事件一無所知。盡管一些持不同政見人士仍然寫公開信，對法院不公正的判決緊咬不放。但是數以百萬計的人會選擇上網，聊一些顛覆性質的話題，如果不忽視共產黨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體性事件”——抗議和游行——不斷擴散。農民們憎惡貪婪的地方官員無恥地攫取他們的土地。比起他們的父母來說，在中國東部—世界工廠—工作的農民工二代們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溫順。同時城市的中產階級正在快速的成長。在世界其他地方，這一階級的出現已經通過人民的抗爭（例如，在韓國）和談判（臺灣），推翻了獨裁政權。而且很多中國中產階級人士好像，對被共產黨縱容泛濫的腐敗和貧富差距問題，深為不滿和憤怒，對食物中的毒素，空氣中令人窒息的煙塵和水供應中的死豬，感到厭煩。網絡和手機為在全國范圍內傳播新聞和憤怒提供了工具。共產黨必須想盡辦法，確保這些零碎的不滿不聯合成協調一致的運動。它有許多“錘子”和“釘子”，但是要想把“果凍”釘在墻上，仍然是困難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變化的另一個理由是習先生和他的同事們都自稱對這些情況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動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會上反復出現的主題。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虛作假的代號）的國會，本周正在舉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產黨對愛揩油官員奢侈性消費的嚴肅整頓，暗示其要開始政治改革行動。通過部門合并來“精簡”機構，表明了政府要與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進行較量的意愿。習先生要求共產黨要勇敢的面對改革問題：“敢于啃硬骨頭，涉險灘”（邊走路邊嚼口香糖，那是膽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盡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著要改變一黨統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會新聞發言人傅瑩所說“政治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換句話說，政治改革是要加強黨的統治，而不是消弱黨的統治。看上去，習先生也同意這種觀點。紐約一家網站“北京之春”登載了去年底習近平在中國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講的節選。他表明了“實現共產主義”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國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習先生也清楚地講明了中國共產黨應該從蘇聯共產黨的失敗中吸取的教訓：“我們必須加強黨對軍隊的控制。”清楚地指出軍隊是否愿意對人民開槍是中國和蘇聯經驗的關鍵區別，在這一點上他是對的。很難想到有比“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更讓習先生感到受辱的綽號了。從他的立場看，戈爾巴喬夫的生涯是一個失敗的教訓。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國知識界，閱讀1856年托克維爾寫的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很時尚的事情。書中最能在中國引起共鳴的觀點是：舊政權由于革命而倒臺，不是在其抗拒變革時，而是當他們試圖改革，但卻無法滿足他們喚起的期待時。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維爾是對的，那么習先生就得面臨一個不可能的兩難處境：為了生存，共產黨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風險。可能他將把更根本的政治變化作為解決方法。但是到那時，豬將不再在河里腐爛了。他們將會飛。

第四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民眾與舊制度和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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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時間： 2013年 5月 20 日

摘要：人民群眾是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動力，法國的普通民眾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前夕與法國各階級的關系是非常微妙與復雜的，而大革命爆發的土壤正是來自于這些普通民眾所遭受的新型壓迫以及路易十六早些時候所推行的一系列不緊不慢的改革，以及中央集權制下的王權擴張。普通民眾對這一系列的因素所產生的反應以及原因，都是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這一書中提出的一些耳目一新的觀點。

關鍵詞：普通民眾

中央集權制

新型壓迫

法國大革命是一場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它不僅影響了法國及整個西方世界的歷史，而且對世界其余地方也發生了廣泛的影響。自這場革命發生之后，人們對它的理解和接受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存在著無數的沖突和分歧，并且籠罩在他們上面的爭論至今未曾衰減，有些史學家把它解讀為啟示錄似的神話傳奇——一場毀滅了所有被觸及的個體的事件；亦有些歷史學家視其為魔幻般的寫真：純粹是一連串瘋狂的事件，所有卷入其中的團體和個人都在墮落。他們常常出現兩個極端，要么極端頌揚，全盤肯定，要么極端厭惡，全盤否定。而托克維爾面對這樣兩個極端，冷靜而獨到的對大革命作了觀察。

托克維爾本人來自法國一個顯赫的貴族世家，事實上托克維爾一家與法國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維爾的曾外祖父就是在革命恐怖時期挺身而出為法國國王路易十六擔任辯護律師，從而被全歐貴族奉為偶像的著名法國貴族領袖馬勒歇布，辯護失敗后被送上斷頭臺，連同托克維爾的外祖父也被一同處死，托克維爾的親生父母則在新婚蜜月期間被革命政府逮捕判處死刑，僅僅因為在等待處決時，雅各賓派專政倒臺，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維爾的母親已經為此終生神經驚恐，托克維爾從小的家庭教育因此充滿憎恨大革命以及緬懷被處死的國王的氛圍當中。但托克維爾的偉大之處在于早在20歲以前，他就開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屬社會階層的狹隘貴族視野和保守主義立場，而逐漸形成了他自己認同法國大革命原則的立場而終生不渝。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以階級分析為主要線索，通過細致的社會觀察，筆走于貴族，資產者，農民，王權，文人之間，演示他們的分分合合，相互作用，從而重現了法國大革命前夕的社會畫卷。托克維爾為了認識舊制度并發掘其與大革命的關系，他不僅重讀了18世紀的名著，還研究了雖不大知名但更能反映時代精神的作品，并仔細閱讀了當時所有的公共公告，因為托克維爾在1838年曾出任眾議院議員，而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擔任制憲議會議員并參與制定第二共和國憲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長，這段經歷使得托克維爾能夠得到一些他人從未或很少見到的的資料，從這些資料里，托克維爾發現了活生生的舊制度，而這些舊制度是大革命的土壤和源泉。在掌握并閱讀研究了這些第一手資料后，面對各種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評價和 討論，托克維爾明確指出：“它（大革命）絕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他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一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筑也同樣會坍塌，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從這斷話里，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托克維爾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舊制度下社會演進的結果。那么，到底是怎樣的“舊制度”呢？“舊制度”是一個特定概念，指的是大革命前18世紀的法國社會，大革命起因于“舊制度”，而在許多史學家眼中，“舊制度”作為革命的反題，是被完全否定的，而托克維爾正是從這里突破，提出了一個開創性的解釋，他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和依附的時代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認為舊制度其實是兩種制度的復合體，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的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殘余，另一方面是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制，正是因為這兩者無法調和，才致整個社會出現了矛盾的緊張關系。

傳統的觀點認為，哪里的壓迫愈重，哪里出現的反抗就愈激烈，但實際上情況并不如此，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當時的法國實際上并不是革命發生的典型時代，日常生活并不算窮困，統治者與下層社會的矛盾沒有激化到必須改朝換代的地步，政治上也相對開明，民間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王室也在進行不緊不慢的各種程度的改革，路易十六上臺后，法國面臨著財政危機，路易十六很快看到了法國所面臨的問題，他勵精圖治，任命一批有才能的大臣進行改革采取各種辦法來開源節流，如取消宮廷中領取高額俸祿的一些閑職，壓縮國王自己的開支，力求盡快擺脫財政危機，所以在第三篇第四章，托克維爾就指出了“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度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對此，托克維爾的解釋是在革命前“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這是因為在大革命前，法國已經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一方面是法國農民已變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國農民已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所以，法國農民對所承受的義務就非常敏感。假如農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們對封建制度強加在地產上的多種負擔便會無動于衷；如果法國農民仍然由領主統治，那么他們便會覺得封建權利并非不能忍受，當貴族擁有特權而且擁有政權是，他們個人的權利再大，也不會引人注意，當貴族進行統治時，他們確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執行法律，賑濟貧弱，處理公務，對此，人們不以為然，但是，當貴族不再負責這些事務，不再進行政治統治時，他們的特權的分量就會顯得十分沉重，甚至貴族的存在也成了問題，人們變無法忍受貴族的一切特權。托克維爾說，法國農民對土地有一種執著的追求，他們把全部的積蓄用來購買土地，可以想像，當農民終于有了一小塊土地是，他還要為此付稅，并不是給政府，而是給無權無勢的地產主，那些地產主還要強迫他們去服勞役：地產主們守候在河流渡口，向農民勒索通行稅；農民付費之后才能在市場上售糧；字食用的糧食必須到地產主的磨坊去磨面，用他們的烤爐烘面包，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心中的怨恨必然越積越深。一部分舊制度被摧毀了，剩下的那些制度更會令人憎恨。

如果說以上這些災難在法國農民心中積聚了怨恨和嫉妒，那么下面這種新奇的壓迫讓他們再也看不到希望。18世紀的法國，一種奇怪的力量吸引所有其他階級的人都離棄農民：自17世紀初，貴族便開始拋棄農村，到18世紀則成為了普遍現象，同時，資產者為了獲得免稅權，也拋下農村，千方百計在城里找一個棲身之地。這樣，農民與上層階級幾乎完全隔離開了，而他們本來是幫助他們，領導他們的。于是乎，農民好像被人從整個國民中淘汰出去，扔在一邊，“既無人想對他施以暴政，也無人試圖開導它，為它服務。”結果就是，社會的進步雖使所有其他階級富裕卻使農民灰心喪氣，文明唯獨與他們作對并漸行漸遠，農民雖不再承受其先輩所遭受的全部苦難，但他們卻經受著其先輩聞所未聞的許多痛苦——被拋棄的痛苦。于是，托克維爾嘆道：“14世紀的法國農民受壓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貴族有時對農民施以暴虐，但他們從未拋棄農民??而現在，農民被禁錮在一道鼓勵窮苦的深淵中，完全隔絕，徹底絕望。”

但與這個相比，中央集權的作用則更嚴重的加劇了各階級的緊張關系。托克維爾認為：“舊制度下中央集權最為顯著的特征不在于其強大或者具有壓迫性，而是其無所不在：中央集權下，政府承擔的不是主權者的角色，而是擔當‘監護人’，中央集權實行的行政監護，國王收回了貴族的領地的自治權，廢除各省的自由，把他們吸引到城市，從而取代地方權力，國家升值進入了國民的日常生活。大革命前，中央政府由國王領導下的御前會議完成日常工作，制定規章，發布命令，各地方基本上由國王排除的總監及總監任命的總監代理管理，“御前會議有時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適宜的土地上種植某種植物，有的決議命令人們拔掉在它認為低劣的土壤上種植葡萄，可見政府已由統治者轉變為“監護人”，王權的擴張逐步鏟除了過去許多獨立于中央的私人地方團體，中央政府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于一身，實施對全國的全面絕對控制，出現兩個明顯的特征：首先，它意味著社會結構的扁平化，由王權—中間團體—個人的三重結構，而變成了國家—個人的兩重社會結構，這會導致人們對中央集權政府的絕對依賴，而這種依賴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個極端：當中央政府不能滿足人民心愿時，便產生人們對中央的極端仇恨；其次，出現了大量的個人，隨著貴族衰落，第三等級的崛起，人們身份差別逐漸縮小，趨于平等，卻為進一步的集權專制埋下了隱患。

再者，民眾對不平等的耐受力在古今中外都是很高的。在舊制度下，在為專制政權制定的許多規章中，自由仍未死亡，貴族,資產階級，底層教士都能通過政治的，法律的手段辯論他的公道，但“只有人民，尤其是農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地，對于壓迫幾乎始終處于無法反抗的境地。”“要想使用這些抵御手段，就必須在社會上有一個能為他人看到，聲音達于四方的地位。”所以，絕大多數時候，底層民眾都是忍受的，也正因為如此，民不聊生往往并不足以激起民眾的集體反抗，而在減輕人民負擔的時候卻激怒了人民，也就是托克維爾所說：“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候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候。”

而在這個最危險的時候，又恰好出現了文人政治。在那個時代的啟蒙思想家雖然不參與政治，但是他們領導政治的動向，他們主張應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復雜的傳統習慣，這樣，使得“民眾的想象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于虛構社會，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了，而不僅僅下層民眾如此，路易十六也受到了文人政治家的蠱惑和激蕩，輕信憑借理性可以徹底對復雜，陳舊的社會進行有效的改造。這場改革從1787年開始對一切行政規則和一切行政習慣突然進行大規模革新，他“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亂了原有的權利秩序，使得每一個公民仿佛覺得“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準則——每個人的地位都動搖了，每個人的習慣都被打亂，每個人的職業都受到妨害，某種正規秩序繼續支配著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務，但已經無人知道該聽命于誰，辦事該找誰，無人知道在那些構成每日社會的更細小的私人事務該如何行動。”這使得人心變得浮動不安，而“這些最應害怕人民發怒的人當著人民的面高聲議論那些經常折磨人民的殘酷的，不公正的行為，他們相互揭發政府機構，駭人聽聞的種種罪惡，而政府的機構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負擔。”這些都激發了民眾的憤怒，民眾無法忍受這些口惠而實不至的改良措施，因為他們處于原始狀態，他們從無助到麻木，雖已承受過比眼前更惡劣的生存境況，但一旦被某種力量召喚起，他們便無法再等待忍受下去了。

以上這些關于普通民眾在推動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認為，研究這些民眾對當時舊制度的反應以及這些反應出現的原因，正是我們今天讀這本書的意義所在，因此我認為在這本書中，第三編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編的第四，五章是本書的精華所在，也正是王岐山在中國當今社會推薦此書的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⑴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⑵馮棠.張麗.舊制度與大革命導讀.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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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范峰松.另一種階級敘事——重讀《舊制度與大革命》.社會科學論壇.2008 ⑸周靜.民眾與舊制度和大革命.專題筆談·讀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2013

⑹里景陽.張恩博.試論農民在法國大革命中的作用.沈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1994

第五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繼續有關法國大革命的閱讀，這次看的是托克維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也是魏老師指定的閱讀書籍之一。托克維爾一生經歷豐富，歷經第一帝國、復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國和第二帝國五個時期，并且有著多年的從政經驗，這使他具備了很強的分析能力。從1851年起即開始著手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本書出版，共耗時5年時間，期間查閱了大量檔案、文書等一手資料，使得本書更具科學性和嚴謹性。在托克維爾之前，已經很多人就法國大革命撰寫了大量的著作，因此托克維爾沒有在敘述和描寫具體事實上下功夫，而將主要精力轉向了探討大革命的根源，也就是它與舊制度的關系問題，這就使得在兼顧歷史事實的同時更具理論深度。

就方法論而言，張芝聯教授認為托克維爾類似年鑒學派的問題史學，他所提出來的各種問題，如為何最繁榮的路易十六時期反而加速了革命，為何同樣的制度下法國首先爆發革命等，有助于引導人們重新思考現象背后的秘密，進而探尋歷史發展的真相。雖然不同的人會對法國大革命進行不同的解讀，但不可否認的是，托克維爾力求客觀分析這一歷史的努力是最有成效的。他重視各國間的比較，指出“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正是通過對其他國家的考察，托克維爾認識到法國革命的獨特原因以及它在全歐洲的影響。他還重視通過辯證法來分析法國革命，一方面他強調民族特征、舊制度傳統對革命興起以及革命后政治制度構建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又特別重視偶然因素，如路易十六時期的改革加速了法國社會矛盾的激化。托克維爾認為“即使沒有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會產生”，這是整個法國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加速了這一過程，使得中央集權制由此得到鞏固。另外，托克維爾還使用了階級分析法，正如他所說的，“人們會拿但個人的例子來反駁我；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占據歷史”，他將貴族、資產者、農民等視為階級貫穿了他的整個論述過程，通過分析階級間的矛盾來探究整個社會的矛盾，進而發現導致社會變革的原因。當然，這里也不能不提他難以擺脫的貴族性，托克維爾盡管有意識的試圖客觀的對大革命進行分析，但他仍然時時流露出他對貴族政治優越性的判斷，認為貴族制是實現地方自治的保障，或許那些認為其是吧保守主義者的人就是從這里得出自己的論斷的（與之相對的則是托克維爾也高度重視平等和自由，并將個人的獨立和自由視為法國人一貫具有的特質，從這里或許還可以將其歸為自由主義者）。

通觀整本書，可以發現托克維爾的最核心觀點在于大革命后中央集權制的確立和加強并非是大革命的直接后果，而是舊制度下王權和中央集權制發展的必然結果，大革命只是加快了這一結果的到來，本書的各個篇章也都是圍繞這個核心觀點展開。在第一編中，托克維爾首先指出法國大革命采取了一種宗教革命的形式，一方面從形式上說，它利用信仰的力量，使人們共同為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而追求，這里就類似宗教戰爭那樣采取了精神力量的形式；另一方面，法國大革命確實將宗教特別是教會視為其反對的對象之一，因為教會作為特權階級，引起了人們的憤恨并且阻礙了人們的發展。然而，托克維爾深刻地指出，法國大革命僅僅是一種采取了宗教形式的政治社會革命，因為它最終所要改變的是社會和政治，宗教僅僅是其中的一個方面。由于舊制度已經生產出了社會變革的力量，這種力量通過革命集中爆發出來，實現整個社會的大變革，并通過一種普遍的價值傳播到整個歐洲。

第二編涉及更多的關于舊制度的細節問題，托克維爾通過描述舊制度中產生的新現象論證了他的核心觀點，即舊制度已經產生了革命后得到鞏固的中央集權制。1789年之前很長的時間里，法國就經歷著巨大的社會變革，農民成為土地所有者，貴族失去了政治權力，資產者日益富裕等等。但是，盡管農民成為小地產主，他們卻仍然受到日益沉重的剝削，他們要負擔軍役稅、道路通行費、集市稅、市場稅、土地轉移和變賣稅等等，還要向領主交納地租和年貢，并且仍然需要承擔徭役和兵役。更遙遠的過去領主和農民的矛盾還不是這么激烈，因為前者掌握著統治權時還負擔著救濟貧民的責任，并且他們擁有很大的財政自主權。但王權集中后，一切都改變了，貴族和教士通過特權免去這些負擔，資產者通過避居城市減少這些壓榨，而政府為了獲得財政收入只得將注意力集中到農民身上，于是作為最窮且享受公共福利最少的群體，卻不得不承受最沉重的負擔，這必然激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與此同時，貴族的日子也不是很好過，因為他們失去了政治權力，作為補償他們獲得免稅等特權，但這只會增加第三等級對他們的嫉妒和憤恨。并且出于尊嚴和身份的考慮，以及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他們不屑于和資產者以及平民官吏為伍，這樣他們不僅失去了政治權力，還失去了創造財富的機會，很多貴族日益走下坡路，變得日益貧困。教士的日子也是如此，他們的土地被剝奪，并且開始繳納一些稅賦。資產者由于財富日益增加，開始慢慢提高自己的勢力，由于國王為增加收入而大肆賣官鬻爵，使得擁有財富的資產者得以通過這個機會進入政治統治的領域，他們中很多人很快變成了行政官吏，而后來真正掌握權力的那些官吏很多都是出自這個階級，并且他們中的很多人由此還變成了新貴族。

在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革的過程中，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革。王權日益加強，中央專制能力不斷提高，御前委員會控制了全國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務，而國王就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宰。為了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國王向各地派遣總督作為各省的最高管理者，而總督又派遣總督代理管理各個教區。傳統的三級會議（這里朗格多克省或許可以作為一個特例，這在作者的附錄中得到清楚的描繪）或者議會等機構難以與之抗衡，而只能徒具其名。事實上，法國各個地區由于傳統的原因建立了名稱各異、模式多樣的行政體制，但這些都在不斷加強的中央集權控制下名存實亡，中央的直接控制成為唯一的行政模式。在這個過程中，巴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展，成為整個法國的核心，盡管國王采取種種措施限制巴黎的擴大，但行政資源的集中必然導致整個社會資源向巴黎的集聚（現在中國大城市特別是北京的膨脹遵循的是同樣的道理，不緩解中央對地方的強控制無法從根本上限制這些大都市的發展）。王權以及中央權力的急劇增強還導致了司法權力的萎縮，盡管經常出現國王委托司法機構立法的現象，但這只能充其量將之視為國王逃避責任的一種形式，更重要的表現則是國王通過調案使得行政案件以及所有與行政有關的案件都從司法機關轉移到行政機關手中，這更加強了行政權力的擴大。另外，正是這種單一形式的行政控制導致了法國各地方的趨同，人們變得日益相似，但正是專制權力的加強，人們逐漸喪失了自由，人們變得互不來往，不同階級之間乃至同一階級內部都不會相互協作。而正是這種自由的喪失，使得舊制度變得難以維持，因為它只會加劇社會的分裂，而難以促進社會的進步。

舊制度的毀滅需要推手，而文人適時的走上了歷史的前臺。不像英國文人那樣干預政治，又不像德國文人那樣沉湎于哲學思考中，法國文人喜歡通過文學的形式探究政治，并高度重視理性和自然法則的作用。他們的學說甚至吸引了無所事事的貴族，他們更引起廣大民眾的認同。而經濟學派更注重實際，他們要求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對自由的追求。這個時候路易十六的改革措施盡管是在減輕人民的負擔，卻反而激起了人們更大的不滿，因為他使人更清楚的感受到社會的不公平以及他們改變現實的可能性。于是就出現了這樣一個悖論，即在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托克維爾在這里提出了后來政治科學研究發現的一個定律：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隨著路易十六所采取的政策日益導致不滿，原本已經集聚起來的可以導致巨大社會變革的各種誘因終于集中爆發，于是法國大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通過托克維爾的分析可以看出，早在大革命之前許多世紀，法國就已經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和政治的變革，它們為后來的進一步變革提供了準備。歷史總是相互聯系的各個事件匯集而成的，沒有哪個事件是憑空產生的，它總能從歷史上找到它的蛛絲馬跡，正如托克維爾所言：“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復制品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