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為了未來粉碎過去 ——重讀《舊制度與大革命》

為了未來粉碎過去

——重讀《舊制度與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的起因，史書常歸于資產階級的興起和啟蒙運動對專制權威的批判。這沒錯，但不充分。至少還有四個重要原因：財政危機；農民問題；謠言與恐慌；軍隊不效忠。

大革命前的法國，深陷國家財政危機，部分因為相對較低的人均國民財富，部分因為稅收體制被特權精英（貴族、教士、官員和有路子的資產階級）的免稅和減稅弄得千瘡百孔。舊制度沒有統一的國庫，沒有中央財政預算，無法核算和控制政府的收支。政府支出的大部分，不是凡爾賽宮的窮奢極侈，而是軍費。1788年，法國政府收入的一半用于償還債務，四分之一則用于軍費。債務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法國卷入美國的獨立戰爭。為了彌補開支，政府必須對國民增稅，而大部分增稅，都轉嫁到了最底層的農民身上。

大革命前的法國是傳統農業國家，而非工業國家。農民占人口比例85%，農產品至少占國民生產總值60%。巴林頓·摩爾指出，法國農業商品化的失敗，是大革命發生的結構性原因之一。農民對封建特權的反抗，鑲嵌在這一結構當中。

通貨膨脹和經濟不景使民眾的不滿如夏草滋長，謠言和恐慌則使民眾的反抗舉動升級。“匪徒將劫掠成熟的莊稼”，“貴族們密謀餓死農民”，“國王召集軍隊準備彈壓人民”，這些傳言導致民眾攻占巴士底監獄，掀開革命巨幕。群眾情緒的可燃性是由饑餓與仇恨、懷疑與謠言構成的。謠言是歷史巨變中的導火索，遠不止法國大革命。辛亥革命的導火索之一即是新軍中遍傳的革命黨人花名冊泄露，革命黨人將面臨清洗的謠言。

軍隊不對國王效忠，進一步使危機失控。在前工業社會，軍官認同自己出身的特權階層（1789年之前，法國軍官90%以上都是貴族，向軍團輸送人才，是貴族的一項特權），貴族精神使他們不具備向國民開槍的習慣。軍隊分化，逃兵不斷增多，只在少數地方，軍隊才鎮壓了農民。但總體上，鎮壓的軍事力量沒有協調統一的部署，從而鼓勵農民的起義和抵制在全國擴散。

更重要的是，如約翰·布羅揭示的，社會進步創造了一批數量龐大、嶄新繁榮且政治上具有自我意識的新生階層，他們必須通過立憲變革以獲取公民權利并使其涵蓋到民族之中。

在1789年，貴族率先發難，通過高等法院要求召開三級會議。資產階級不滿被壓制的政治參與，于網球場宣誓，搶過反對的旗幟。隨后卷入的是因削減關稅導致大規模失業的物質匱乏的城市貧民，跟著是賦稅沉重又遭遇歉收的底層農民。

如果沒有城市貧民和底層農民的加入，這場革命很可能不會超出政治變遷的范圍，也就是說，將停留在政治革命（包含宗教革命，托克維爾指出，法國教會已是一種政治勢力，法國革命是一場以宗教革命面目出現的政治革命），不會進入社會革命的范疇。而每當保守力量（保皇派、立憲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試圖終止大革命時，底層力量都繼續將之推動前進：1789年7月14日點燃革命火藥桶的攻占巴士底獄，1792年8月10日導致路易十六被處決的攻打杜伊勒里花園，1793年5月31日造成羅伯斯庇爾上臺和恐怖統治的巴黎起義，主要動力都來自城市貧民無套褲漢，并從農村獲得支持。大規模民眾運動引發的社會革命，極易催生或強化中央集權的官僚化國家組織，以及隨之而來的暴力統治。阿克頓說的不錯，“徹底地征服社會，經常是靠暴力而不是仁慈的藝術才能做到。”

大革命后的法國，國家機器比以往更直接地侵入到公民生活中去。渴望獲得自由的城里人得到的是以自由名義實施的恐怖統治，渴望解除負擔的農民被強制征兵，強制征糧，并且失去了傳統的村社共同體，以及天主教的安慰。人們突然意識到，他們已經不可避免地被從自己所了解并且生活了一輩子的世界中拋離。

法國大革命常因其血腥為后人詬病，一些統治者也試圖借此建立人民對革命的恐懼。不過，這血腥有夸大成分。與后來出現的右翼極權法西斯與左翼極權共產主義國家不同，法國大革命只致力于消滅政治反對派，并未對某個階級或某個種族進行系統鎮壓和毀滅。據帕爾默估計，法國大革命中鎮壓的人合計約4萬（當時法國人口約2400萬），其中6%為教士，8%為貴族，14%為資產階級，不少于70%則是農民和工人（幾乎所有的革命中，犧牲最多的都是底層人民，一是因為他們基數最大，二是因為犧牲他們的成本最低）。而據Steven Pinker《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在20世紀，政府制造的本國國民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68億左右，其中極權國家為1.38億（蘇聯模式的國家占1.1億），威權國家為0.28億；民主國家為200萬。穿過充滿爭議的血路，法國大革命最終消滅了盤根錯節的特權——君主專制、教會特權、貴族特權和封建殘余，建立起一個私有財產的經濟制度（大革命從未建立公有制，即使是臭名昭著的公安委員會，也倡導自由經濟，維護建立在私有產權之上的社會秩序。沒收教士財產只是革命初期的一項政治舉動，其意旨是打擊作為政治勢力的教會，并非為動員農民而“打教士，分田地”）和一個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阿克頓稱，《人權宣言》的“分量超過所有的圖書館，強于拿破侖的全部軍隊”，但又說它“不是卓越心智的產物”，因為它將自由作為出發點而不是目標，這就導致其原則過于抽象而不切實際。例如制憲會議的憲法將公民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使投票者和被選舉人被限制在富裕階層）。二者都是西方議會民主的本質特征。大革命也將人權理念、政治參與、民主政府等新觀念傳播開來，它們至今仍是現代文明國家強有力的政治思想資源。

不無遺憾的是，在大革命隨后的六十年里，對平等的追求壓倒了對自由的追求，法國長期處于動蕩局面，斷頭臺矗立，軍事強人崛起，政變此起彼伏。在1871年后，始迎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基本建立起穩定的現代民主共和政體（與此對照的是，在未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其余若干國家，或誕生法西斯極權，或誕生共產極權）。法國大革命為了未來粉碎過去，作為代價的是，它部分失去了現在。

托克維爾是少數發現法國革命中平等與自由的悖論的先知之一。他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貫穿著對傳統的珍視與對自由的熱愛。這部著作并未描繪革命全貌，結構略顯松散，事實層面的證據也不足，但富含洞見，洋溢著古典著作的天才氣息。他有時運用社會學手段，有時利用史學方法，有時應用文學修辭，更多時候是政治哲學分析，泉涌而出，隨心所欲，就像好的樂器在任何時候都對得上任何音調一樣。托克維爾為貴族階層的衰亡而憂傷。他認為，失去貴族，國家就失去了一個必要的精髓，自由就遭到了永遠也治愈不了的創傷。但與另兩個激烈攻擊法國革命的保守主義者愛德蒙·柏克和德·邁斯特不同（前者稱大革命猶如對活人的碎尸，后者稱大革命擁有惡魔性質），他對早期法國大革命是基本認同乃至推許的。他說，革命是一個暴烈迅猛的過程，“借此人們使政治狀況適應社會狀況，使事實適應思想，使法律適應時尚”。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時代，盡管它有各種錯誤，人們將千秋萬代紀念它，而且在長時期內，它還將使所有想腐蝕或奴役別人的那類人不得安眠。”在回憶錄中，托克維爾更鼓勵人們行動，“我傾向于相信人們所稱之為不可替代的政體，常常不過是人們所習慣的政體，而且在社會結構方面，人們能有所作為的空間，遠比生活在每個社會的人們所想象的要寬廣得多。”他還說，“我最為后代擔心的，并不是革命”，而是“人們會走到這一步，把一切社會進步都視為邁向革命的第一步，結果因害怕被卷走而完全拒絕移動。”

托克維爾希望歷史被理解，而不是取消歷史，就如馬克思一類的歷史學家那樣。雷蒙·阿隆指出，孔德、馬克思等倡導不為人意志轉移的歷史規律，使歷史失去其特有的人性上的意義，即人的行為的意義和不可預料的意義，從而取消歷史。

《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一部試圖理解歷史的著作。不過，書中最引人注目的三個論斷，也許并非其精華所在。第一個論斷是，革命者利用舊制度的瓦礫建設新社會的大廈。這個論斷的主要依據是大革命前的法國已是中央集權，而大革命建立的也是中央集權。然而，建立在傳統特權之上的集權政治，與建立在大眾民主上的集權政治，危害或有相似，本質畢竟不同，集權程度也迥異。路易十六要是能達到革命政府的全國動員能力，他就不會走上斷頭臺。此外，不論法國大革命如何變形，立憲平權始終是其核心精神，這從舊制度的廢墟中很難找到建筑材料。

第二個論斷更加出名，也為當代一些人津津樂道，那就是革命往往不是在衰敗時期而是在繁榮時期爆發，往往出現在一個不是那么壞的政府開始改革之際。這其實只是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特定判斷（而且未必精準，斯考切波指出，在1730年-1780年的法國，由于四十多年的好天氣、良好的國內秩序和人口增長，確有個繁榮時期，但傳統農業生產結構不可能一直維系經濟增長，在大革命前夕，法國已經陷入經濟危機，出現饑荒與物價暴漲），而非對革命的普遍推論。衰敗時期同樣可能甚至更可能爆發革命，如果“天下苦秦久矣”；不那么壞的政府開始改革，也未必一定導致毀滅式的革命，比如蔣經國治下的臺灣。

第三個論斷則是建基于抽象原則的文人政治導致龐大的革命。由于缺乏政治自由，這些論政的文人缺乏實際政治經驗，習慣以空洞理念的極端推演來制造輿論，要求全盤摧毀現行的法律和慣例。托克維爾不無憤怒地說，“在作家身上引為美德的東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時卻是罪惡”。這論調與當代的“清談誤國”有些類似。但誤國的永遠是執政者，怎么可能是既無軍隊又無征稅手段的書生？執政者清談，可能誤國；文人清談，那是他們的言論自由。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語言，使受過教育的人們可以利用理性、人權和進步等概念來反對各種不合理的特權與專制。這一切顯然有其不可低估的意義。文人政治存在托克維爾指出的種種弊端，但它也剝去了君主、教會和等級制度曾擁有的神圣光環。文學化的時政評論有缺陷，卻也是形勢使然。托克維爾自己也承認，“政府的種種罪惡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對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就只能潛藏在文學之中”。當反對派的政黨首領闕如，反對派的文人就提筆走到臺前。

托克維爾著作的真正精義所在，是抨擊全能國家，珍視傳統與信仰的價值，重視民間團體和人與人之間的橫向聯合，熱愛與推崇自由。

他說，由于中央政權摧毀了所有中間機構，全能國家直接面對個人，而這些個人之間又早已失去互動與聯合。全能政府的代價是，它將為一切績效負責，如果大國崛起，那么光榮屬于它，一旦出現經濟、政治或社會危機，人們也會將一切責任，就連最無法避免的災禍都歸咎于它，從而導致后者陷入合法性危機，乃至被顛覆。在危機時刻，中央政府因孤立而恐懼，想恢復被它摧毀了的那些有影響力的個人或政治團體，卻發現無人響應，因為這些人或團體早已被政府一手扼殺。當社會再組織不起什么力量來約束政府，那么他們也組織不起什么力量來援助政府。暴政使人與人彼此相似，對別人的命運無動于衷，只有政治自由才能在公民之間建立必要的聯系和相互依存的關系。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托克維爾多處正面論述了結社自由，將之視為僅次于個人活動自由的最重要的自由，“結社權是基本人權，破壞結社權就會損害社會本身；結社自由是反對專制政治的重要保障；結社可能會帶來暫時的政治不穩定，但從長遠看有利于社會穩定”。

包括個人自由和結社自由等在內的政治自由必須被引入政治制度，不論君主制還是民主制，否則只能通向專制。托克維爾認為，舊制度末期的法國，在歐洲所有國家中集權程度最高，政治自由最少，凝固在越來越不適應現實的傳統機構里。統治者之所以被顛覆，主要是因為其壞的統治本身。只有結束中央集權和行政專制才能有穩定的政治制度和個人自由。不過，光有選舉、政黨、議會等一套自由的機器是不夠的，人們還應當對獨立具有濃厚興趣，對政權具有反抗精神。為了捍衛民主社會里的自由，人們應當有自由感，并愛好自由。

《舊制度與大革命》中關于自由的段落，是最美妙的部分，一談到自由，托克維爾就像童話中的公主，如果不掉落寶石她就不會開口，譬如這段：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緊緊依戀著自由，使他們依戀的是自由的誘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與自由的物質利益無關；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統治下，能無拘無束地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

近來國內掀起重讀《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風潮，一些人認為，這書飽含對舊制度的情感，對革命的厭倦，可以化解人們的革命沖動。這未免郢書燕說。托克維爾說過，“一個時代永遠不會與另一個時代相吻合。強行將舊畫嵌入新框，效果總是很糟糕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評論的主要是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法國，而中國在1949年之后的30年內已經完成大革命，如今乃是處于大革命之后而非大革命之前。（此外，1789年法國的國王及其盟友沒有可以隨意支配的暴力手段和財政資源來鎮壓革命，這也與當代中國迥異）。一定要類比，現在的中國更像1799年法國督政府與1871年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混合物——集體執政與紅二代掌權。

托克維爾嘆息大革命在摧毀舊制度的同時，也摧毀了與之相應的一整套的信仰、思想、感情、習俗、道德、地方共同體，等于強行從社會的軀體上摘除器官，必然導致可怕的**。然而，對當代中國來說，社會舊有的信仰、思想、感情、習俗、道德、地方共同體，在1949年之后的30年內幾乎全部被革命摧毀了。與之同時消失的，還有類似于法國貴族階級的中國士紳階層。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一個政權，與人們傳統的信仰、思想、感情、習俗、道德、地方共同體并無太大關系，既不是這些東西的根，也不是這些東西的產物，那么政權變革的時候，是否可能只進行相對溫和的政治革命，而無須伴隨著充滿痛苦與風暴的全面社會革命？

1848年1月27日，托克維爾在議會發表演說：“難道你們沒有感覺到，空氣中有一種革命的風暴？人們不知道這陣風暴產生于何方，來自何方，也不知道它將卷走何物。在這樣的時刻，面對著公共道德墮落，你們卻保持沉默。”他并且警告說：“我們正坐在火山口。”聽眾不以為然，抱以大笑，就連他本人，也懷疑自己的預言是否會成為現實。但不到一個月，預言驗證了。（完）

【附錄】參考書目 《舊制度與大革命》，托克維爾 著，馮棠 譯，商務印書館 《托克維爾回憶錄》，托克維爾 著，周熾湛,曾曉陽 譯，人民出版社 《政治與友誼：托克維爾書信集》，托克維爾 著，黃艷紅 譯，上海三聯書店 《法國革命論》，柏克 著，何兆武 譯，商務印書館 《論法國》，德·邁斯特 著，魯仁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法國大革命講稿》，阿克頓著，秋風 譯，貴州人民出版社 《法國革命史》，喬治·勒費弗爾 著，顧良等 譯，商務印書館 《法國革命史》，米涅 著，北京編譯社 譯，商務印書館 《法國革命史》，馬迪厄 著，楊人楩 譯，商務印書館

《現代世界史》（上冊），帕爾默等 著，何兆武等 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巴林頓·摩爾 著，王茁等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國家與社會革命》，斯考切波 著，何俊志等 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論革命》，漢娜·阿倫特 著，陳周旺 譯，譯林出版社

第二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讀書筆記

詹媛

201302405159

剛開始接觸這本書時，我本以為是簡單的描寫法國因為陳舊的封建制度而引發的一場革命，可能因為我天分不足，加之對法國的歷史并不了解，所以讀了一遍下來，我并沒有像大多數的學者一樣為當今中國的現狀而擔憂，其實簡單的說來就是覺得這是一本描述法國歷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當我為自己的淺薄而苦惱時，我只好耐著性子將托翁這本精華之作再細品了一遍，可以明顯的感受到這本書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說的，當前中國社會背景復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去借鑒的。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實與思想、歷史哲學與歷史本身結合起來”為目標的評價歷史著作。這本書著眼于對法國大革命前舊制度下政治、社會生活畫面的剖析，并由此闡明舊制度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基礎和決定性因素，同時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來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制度原型。點明法國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毀封建等級制度，實現平等。

一、《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寫作手法與內容概述。

《舊制度與大革命》分為三編。主要是采用了問答式的寫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說的，他從事的是“關于法國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寫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問題，所以從各章題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決的是那些問題。從方法論來說，這也就是后來“學鑒年派”創導的問題史學。這種寫作方法是很值得我們這些初學者學習的，這樣寫出來的作品能使讀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達的內容。同時這樣表達更能體現出文章的內容且對各方面的描寫都更加全面、明了邏輯性更強。

《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一編就大革命本身特點展開探討，顛覆了人們對大革命的一貫認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滅貴族特權和等級制度，是實現人民對平等的追求。在這一編中，我認為第五章是本編的重點，如托翁說的，前面所有的論述只是為了闡明主題，第五章作者基于對整個歐洲制度、社會結構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較，發現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眾對其仇恨越大。同時得出，法國大革命特有的功績，是企圖用平等、一致的社會政治秩序來取代統治整個歐洲的封建制、貴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編講述大革命得以發生的基礎——舊制度的種種機制。通過對每個機制的運行、發展的闡述得出，法國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是所有機制如此變化、存在和運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敵人--貴族統治的封建等級制度，很早就被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架空，在大革命開始前已經開始崩潰。在這一編中，我對十一章的內容感觸較深，第十一章闡釋了隱藏的大革命力量：人們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貪婪撈錢的欲望損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權經驗不足，不自信，行政風格上也受到司法習慣的影響，并不是絕對的專橫跋扈。另一方面，雖然被大量剝奪，貴族、教士、資產者、司法機構，還都保持著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國人并沒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從于專制的奴役。當然，托翁說，這種“病態的自由”雖然有助于法國人推翻專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國家”更難于建立了。從而舊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編主要從思想動因及其相關因素方面進行了補充性的分析闡述，進一步對革命發生的順序、邏輯和較為淺顯卻直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對大革命從舊制度種自然發生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總結，并再一次闡述對于自由的熱愛，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結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會換來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書論述了大革命與舊制度之間的聯系，即舊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繼承舊制度。從而揭示了大革命爆發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歷史基礎和歷史動力。

二、法國大革命與傳統的革命的時代背景比較。

在歷史教科書里總結革命爆發的原因，無外乎國王獨裁專制，政府腐敗，苛捐雜稅，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見的說辭。我們也自然而然的覺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覺得無路可走了所以才起來鬧革命。然而真相卻不是這么回事。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托克維爾還觀察到了另一個“悖論”：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于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本來人們認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處于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的時候發生的，但歷史證明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那為何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托克維爾的判斷是：革命的發生并非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此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伴隨著社會繁榮，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混合。國家財政管理不善在很長時間內僅僅是公共劣跡之一，這時卻成了國民的私人災難。也就是說，改革已經開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沒有改的這一部分顯得分外觸目，更令人無法忍受，后者堅持不改，這個時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與感悟

老實的說，從《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這本書中我學到的知識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數人一樣陷入疑惑當中，那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到底是必然還是偶然的結果呢？為了解決我心中的疑惑，我從網上看了一些名家對這本書的見解，很多學者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無其必然性，因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不容易，卻著實激烈、徹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蘭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場如此突然，如此徹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滿反復、矛盾和對立的革命。”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不易，主要依據是四個穩定的階級：國王與教士（第一等級）、貴族（第二等級）、資產階級、農民（第三等級）。而以上階級形態的構成，究其根源，均落腳于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制度的影響。

因為貴族在遭到集權權力較為充分的剝奪后，安于守住其經濟特權度日，資產階級則在積極爭取后實際掌握國王權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職和權力，并成為貴族以外享有特權最多的階級，對現狀較為安逸，他們被壓迫和貧困牢牢拴在偏遠的土地上，遠離公共生活，從不參與政治。因此，環顧各階級的境況，無論哪個階級，都沒有進行革命的直接動機。因此，法國大革命爆發并沒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還是似乎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因為法國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種舊制度對他們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維爾有詩意的描述法蘭西民族來進行解釋：“它從未自由到決不會被奴役，也從未奴化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實屬偶然，但當回望法國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發生的，又會發現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適當的時機得以爆發。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

“以史為鑒”是古人提出來學習歷史最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過《舊制度與大革命》后，再從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將中國現狀與1789年的法國相比的而發出的言論來看，當今中國，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和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后，開始面臨一些轉型難題。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社會不公、政府腐敗等現象，都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視的挑戰和考驗。

當前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國都處于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的增加，催促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隨著物質生活的富足，人們開始追求更多的表達權、批評權。尤其是隨著新興網絡文化的發展以及人們知識的增加，人們對于對特權、腐敗、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尤其那些依靠權力尋租、依賴特權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犧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礙會很大。但是如果停滯、不改革，忽視社會的公平正義，只會增加群眾的不滿情緒，甚至使社會陷入動蕩的危險境地。借用托克維爾的話“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那么中國現在政府不斷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說明中國社會也處在非常危險的地步。因此法國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在經濟繁榮期，政府應十分關注人們的態度，對民眾不滿的地方要及時回應，及時疏導民眾的情緒。要真正實踐科學發展的理念，使發展的紅利人人得以分享，使發展的代價降到最低。

寫完關于《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這篇讀書筆記，如果單純的只是寫關于對文中的內容的話，以我現在的水平來說，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這份讀書筆記可以說是借鑒網上各學者的一些觀點所寫的。因而望老師切勿責怪。

第三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舊制度與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為什么有些人認為中國已經到了傾覆的邊緣？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對中國5億多網民中的一些人來說，本周的大新聞不是他們的國家有了個新的主席。這早是預料之中的事情。在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前，他已經擔任更為重要的職務—黨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對這些網民來說，更大的新聞是數千頭死豬腐爛的尸體，沿江而下，毫無征兆和解釋的出現在上海。很明顯，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農戶丟棄的。此次事件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公共衛生、污染和腐敗丑聞中的最新一樁。很難想出還有更有力的證據表明，盡管中國取得了讓人驚訝的經濟成就，但是在中國有些東西已經開始腐爛，改變必將到來。該觀點在網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認為改變會到來。美國學者Andrew Nathan認為，“中國獨裁政權的韌性已經接近了它的極限，這種共識比1989年的天安門危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十年前創造了“獨裁韌性”來描繪中國共產黨適應和生存下來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國學術季刊《民主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標題讓人感到刺激，“即將傾覆的中國”。自1976年毛澤東過世之后，國外人士一直在預計一黨統治的死亡。在開放和充滿活力的新中國，一個為實際上沒有私營部門的中央計劃經濟設計的政治體系，肯定不能無限期地幾乎毫發無損的生存下來。1989年當變革席卷蘇聯及其衛星國時，中國走到了革命的邊緣，一段時間內中國好像要成為下一塊即將倒下的多米樂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實證明，在1989看起來可能要倒臺的共產黨，其實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西方民主國家陷入困境，獨裁主義被證明比以往更具有韌性。由于中國經濟的繁榮，很少人嘗試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他們可以輕易地被無孔不入的“維穩”機器處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沒有某個變化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可能更加接近傾覆的臨界點。但是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正不斷侵蝕著一黨統治的基礎。恐懼可能正在消失。近5億中國人的年齡在25歲以下，他們對天安門的血腥鎮壓沒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盡所能使他們對此事件一無所知。盡管一些持不同政見人士仍然寫公開信，對法院不公正的判決緊咬不放。但是數以百萬計的人會選擇上網，聊一些顛覆性質的話題，如果不忽視共產黨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體性事件”——抗議和游行——不斷擴散。農民們憎惡貪婪的地方官員無恥地攫取他們的土地。比起他們的父母來說，在中國東部—世界工廠—工作的農民工二代們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溫順。同時城市的中產階級正在快速的成長。在世界其他地方，這一階級的出現已經通過人民的抗爭（例如，在韓國）和談判（臺灣），推翻了獨裁政權。而且很多中國中產階級人士好像，對被共產黨縱容泛濫的腐敗和貧富差距問題，深為不滿和憤怒，對食物中的毒素，空氣中令人窒息的煙塵和水供應中的死豬，感到厭煩。網絡和手機為在全國范圍內傳播新聞和憤怒提供了工具。共產黨必須想盡辦法，確保這些零碎的不滿不聯合成協調一致的運動。它有許多“錘子”和“釘子”，但是要想把“果凍”釘在墻上，仍然是困難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變化的另一個理由是習先生和他的同事們都自稱對這些情況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動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會上反復出現的主題。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虛作假的代號）的國會，本周正在舉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產黨對愛揩油官員奢侈性消費的嚴肅整頓，暗示其要開始政治改革行動。通過部門合并來“精簡”機構，表明了政府要與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進行較量的意愿。習先生要求共產黨要勇敢的面對改革問題：“敢于啃硬骨頭，涉險灘”（邊走路邊嚼口香糖，那是膽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盡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著要改變一黨統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會新聞發言人傅瑩所說“政治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換句話說，政治改革是要加強黨的統治，而不是消弱黨的統治。看上去，習先生也同意這種觀點。紐約一家網站“北京之春”登載了去年底習近平在中國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講的節選。他表明了“實現共產主義”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國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習先生也清楚地講明了中國共產黨應該從蘇聯共產黨的失敗中吸取的教訓：“我們必須加強黨對軍隊的控制。”清楚地指出軍隊是否愿意對人民開槍是中國和蘇聯經驗的關鍵區別，在這一點上他是對的。很難想到有比“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更讓習先生感到受辱的綽號了。從他的立場看，戈爾巴喬夫的生涯是一個失敗的教訓。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國知識界，閱讀1856年托克維爾寫的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很時尚的事情。書中最能在中國引起共鳴的觀點是：舊政權由于革命而倒臺，不是在其抗拒變革時，而是當他們試圖改革，但卻無法滿足他們喚起的期待時。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維爾是對的，那么習先生就得面臨一個不可能的兩難處境：為了生存，共產黨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風險。可能他將把更根本的政治變化作為解決方法。但是到那時，豬將不再在河里腐爛了。他們將會飛。

第四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民眾與舊制度和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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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時間： 2013年 5月 20 日

摘要：人民群眾是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動力，法國的普通民眾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前夕與法國各階級的關系是非常微妙與復雜的，而大革命爆發的土壤正是來自于這些普通民眾所遭受的新型壓迫以及路易十六早些時候所推行的一系列不緊不慢的改革，以及中央集權制下的王權擴張。普通民眾對這一系列的因素所產生的反應以及原因，都是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這一書中提出的一些耳目一新的觀點。

關鍵詞：普通民眾

中央集權制

新型壓迫

法國大革命是一場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它不僅影響了法國及整個西方世界的歷史，而且對世界其余地方也發生了廣泛的影響。自這場革命發生之后，人們對它的理解和接受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存在著無數的沖突和分歧，并且籠罩在他們上面的爭論至今未曾衰減，有些史學家把它解讀為啟示錄似的神話傳奇——一場毀滅了所有被觸及的個體的事件；亦有些歷史學家視其為魔幻般的寫真：純粹是一連串瘋狂的事件，所有卷入其中的團體和個人都在墮落。他們常常出現兩個極端，要么極端頌揚，全盤肯定，要么極端厭惡，全盤否定。而托克維爾面對這樣兩個極端，冷靜而獨到的對大革命作了觀察。

托克維爾本人來自法國一個顯赫的貴族世家，事實上托克維爾一家與法國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維爾的曾外祖父就是在革命恐怖時期挺身而出為法國國王路易十六擔任辯護律師，從而被全歐貴族奉為偶像的著名法國貴族領袖馬勒歇布，辯護失敗后被送上斷頭臺，連同托克維爾的外祖父也被一同處死，托克維爾的親生父母則在新婚蜜月期間被革命政府逮捕判處死刑，僅僅因為在等待處決時，雅各賓派專政倒臺，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維爾的母親已經為此終生神經驚恐，托克維爾從小的家庭教育因此充滿憎恨大革命以及緬懷被處死的國王的氛圍當中。但托克維爾的偉大之處在于早在20歲以前，他就開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屬社會階層的狹隘貴族視野和保守主義立場，而逐漸形成了他自己認同法國大革命原則的立場而終生不渝。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以階級分析為主要線索，通過細致的社會觀察，筆走于貴族，資產者，農民，王權，文人之間，演示他們的分分合合，相互作用，從而重現了法國大革命前夕的社會畫卷。托克維爾為了認識舊制度并發掘其與大革命的關系，他不僅重讀了18世紀的名著，還研究了雖不大知名但更能反映時代精神的作品，并仔細閱讀了當時所有的公共公告，因為托克維爾在1838年曾出任眾議院議員，而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擔任制憲議會議員并參與制定第二共和國憲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長，這段經歷使得托克維爾能夠得到一些他人從未或很少見到的的資料，從這些資料里，托克維爾發現了活生生的舊制度，而這些舊制度是大革命的土壤和源泉。在掌握并閱讀研究了這些第一手資料后，面對各種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評價和 討論，托克維爾明確指出：“它（大革命）絕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他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一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筑也同樣會坍塌，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從這斷話里，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托克維爾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舊制度下社會演進的結果。那么，到底是怎樣的“舊制度”呢？“舊制度”是一個特定概念，指的是大革命前18世紀的法國社會，大革命起因于“舊制度”，而在許多史學家眼中，“舊制度”作為革命的反題，是被完全否定的，而托克維爾正是從這里突破，提出了一個開創性的解釋，他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和依附的時代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認為舊制度其實是兩種制度的復合體，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的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殘余，另一方面是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制，正是因為這兩者無法調和，才致整個社會出現了矛盾的緊張關系。

傳統的觀點認為，哪里的壓迫愈重，哪里出現的反抗就愈激烈，但實際上情況并不如此，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當時的法國實際上并不是革命發生的典型時代，日常生活并不算窮困，統治者與下層社會的矛盾沒有激化到必須改朝換代的地步，政治上也相對開明，民間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王室也在進行不緊不慢的各種程度的改革，路易十六上臺后，法國面臨著財政危機，路易十六很快看到了法國所面臨的問題，他勵精圖治，任命一批有才能的大臣進行改革采取各種辦法來開源節流，如取消宮廷中領取高額俸祿的一些閑職，壓縮國王自己的開支，力求盡快擺脫財政危機，所以在第三篇第四章，托克維爾就指出了“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度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對此，托克維爾的解釋是在革命前“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這是因為在大革命前，法國已經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一方面是法國農民已變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國農民已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所以，法國農民對所承受的義務就非常敏感。假如農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們對封建制度強加在地產上的多種負擔便會無動于衷；如果法國農民仍然由領主統治，那么他們便會覺得封建權利并非不能忍受，當貴族擁有特權而且擁有政權是，他們個人的權利再大，也不會引人注意，當貴族進行統治時，他們確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執行法律，賑濟貧弱，處理公務，對此，人們不以為然，但是，當貴族不再負責這些事務，不再進行政治統治時，他們的特權的分量就會顯得十分沉重，甚至貴族的存在也成了問題，人們變無法忍受貴族的一切特權。托克維爾說，法國農民對土地有一種執著的追求，他們把全部的積蓄用來購買土地，可以想像，當農民終于有了一小塊土地是，他還要為此付稅，并不是給政府，而是給無權無勢的地產主，那些地產主還要強迫他們去服勞役：地產主們守候在河流渡口，向農民勒索通行稅；農民付費之后才能在市場上售糧；字食用的糧食必須到地產主的磨坊去磨面，用他們的烤爐烘面包，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心中的怨恨必然越積越深。一部分舊制度被摧毀了，剩下的那些制度更會令人憎恨。

如果說以上這些災難在法國農民心中積聚了怨恨和嫉妒，那么下面這種新奇的壓迫讓他們再也看不到希望。18世紀的法國，一種奇怪的力量吸引所有其他階級的人都離棄農民：自17世紀初，貴族便開始拋棄農村，到18世紀則成為了普遍現象，同時，資產者為了獲得免稅權，也拋下農村，千方百計在城里找一個棲身之地。這樣，農民與上層階級幾乎完全隔離開了，而他們本來是幫助他們，領導他們的。于是乎，農民好像被人從整個國民中淘汰出去，扔在一邊，“既無人想對他施以暴政，也無人試圖開導它，為它服務。”結果就是，社會的進步雖使所有其他階級富裕卻使農民灰心喪氣，文明唯獨與他們作對并漸行漸遠，農民雖不再承受其先輩所遭受的全部苦難，但他們卻經受著其先輩聞所未聞的許多痛苦——被拋棄的痛苦。于是，托克維爾嘆道：“14世紀的法國農民受壓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貴族有時對農民施以暴虐，但他們從未拋棄農民??而現在，農民被禁錮在一道鼓勵窮苦的深淵中，完全隔絕，徹底絕望。”

但與這個相比，中央集權的作用則更嚴重的加劇了各階級的緊張關系。托克維爾認為：“舊制度下中央集權最為顯著的特征不在于其強大或者具有壓迫性，而是其無所不在：中央集權下，政府承擔的不是主權者的角色，而是擔當‘監護人’，中央集權實行的行政監護，國王收回了貴族的領地的自治權，廢除各省的自由，把他們吸引到城市，從而取代地方權力，國家升值進入了國民的日常生活。大革命前，中央政府由國王領導下的御前會議完成日常工作，制定規章，發布命令，各地方基本上由國王排除的總監及總監任命的總監代理管理，“御前會議有時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適宜的土地上種植某種植物，有的決議命令人們拔掉在它認為低劣的土壤上種植葡萄，可見政府已由統治者轉變為“監護人”，王權的擴張逐步鏟除了過去許多獨立于中央的私人地方團體，中央政府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于一身，實施對全國的全面絕對控制，出現兩個明顯的特征：首先，它意味著社會結構的扁平化，由王權—中間團體—個人的三重結構，而變成了國家—個人的兩重社會結構，這會導致人們對中央集權政府的絕對依賴，而這種依賴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個極端：當中央政府不能滿足人民心愿時，便產生人們對中央的極端仇恨；其次，出現了大量的個人，隨著貴族衰落，第三等級的崛起，人們身份差別逐漸縮小，趨于平等，卻為進一步的集權專制埋下了隱患。

再者，民眾對不平等的耐受力在古今中外都是很高的。在舊制度下，在為專制政權制定的許多規章中，自由仍未死亡，貴族,資產階級，底層教士都能通過政治的，法律的手段辯論他的公道，但“只有人民，尤其是農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地，對于壓迫幾乎始終處于無法反抗的境地。”“要想使用這些抵御手段，就必須在社會上有一個能為他人看到，聲音達于四方的地位。”所以，絕大多數時候，底層民眾都是忍受的，也正因為如此，民不聊生往往并不足以激起民眾的集體反抗，而在減輕人民負擔的時候卻激怒了人民，也就是托克維爾所說：“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候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候。”

而在這個最危險的時候，又恰好出現了文人政治。在那個時代的啟蒙思想家雖然不參與政治，但是他們領導政治的動向，他們主張應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復雜的傳統習慣，這樣，使得“民眾的想象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于虛構社會，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了，而不僅僅下層民眾如此，路易十六也受到了文人政治家的蠱惑和激蕩，輕信憑借理性可以徹底對復雜，陳舊的社會進行有效的改造。這場改革從1787年開始對一切行政規則和一切行政習慣突然進行大規模革新，他“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亂了原有的權利秩序，使得每一個公民仿佛覺得“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準則——每個人的地位都動搖了，每個人的習慣都被打亂，每個人的職業都受到妨害，某種正規秩序繼續支配著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務，但已經無人知道該聽命于誰，辦事該找誰，無人知道在那些構成每日社會的更細小的私人事務該如何行動。”這使得人心變得浮動不安，而“這些最應害怕人民發怒的人當著人民的面高聲議論那些經常折磨人民的殘酷的，不公正的行為，他們相互揭發政府機構，駭人聽聞的種種罪惡，而政府的機構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負擔。”這些都激發了民眾的憤怒，民眾無法忍受這些口惠而實不至的改良措施，因為他們處于原始狀態，他們從無助到麻木，雖已承受過比眼前更惡劣的生存境況，但一旦被某種力量召喚起，他們便無法再等待忍受下去了。

以上這些關于普通民眾在推動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認為，研究這些民眾對當時舊制度的反應以及這些反應出現的原因，正是我們今天讀這本書的意義所在，因此我認為在這本書中，第三編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編的第四，五章是本書的精華所在，也正是王岐山在中國當今社會推薦此書的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⑴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⑵馮棠.張麗.舊制度與大革命導讀.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⑶劉北成.托克維爾關于法國大革命起因的解釋.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

⑷范峰松.另一種階級敘事——重讀《舊制度與大革命》.社會科學論壇.2008 ⑸周靜.民眾與舊制度和大革命.專題筆談·讀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2013

⑹里景陽.張恩博.試論農民在法國大革命中的作用.沈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1994

第五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繼續有關法國大革命的閱讀，這次看的是托克維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也是魏老師指定的閱讀書籍之一。托克維爾一生經歷豐富，歷經第一帝國、復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國和第二帝國五個時期，并且有著多年的從政經驗，這使他具備了很強的分析能力。從1851年起即開始著手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本書出版，共耗時5年時間，期間查閱了大量檔案、文書等一手資料，使得本書更具科學性和嚴謹性。在托克維爾之前，已經很多人就法國大革命撰寫了大量的著作，因此托克維爾沒有在敘述和描寫具體事實上下功夫，而將主要精力轉向了探討大革命的根源，也就是它與舊制度的關系問題，這就使得在兼顧歷史事實的同時更具理論深度。

就方法論而言，張芝聯教授認為托克維爾類似年鑒學派的問題史學，他所提出來的各種問題，如為何最繁榮的路易十六時期反而加速了革命，為何同樣的制度下法國首先爆發革命等，有助于引導人們重新思考現象背后的秘密，進而探尋歷史發展的真相。雖然不同的人會對法國大革命進行不同的解讀，但不可否認的是，托克維爾力求客觀分析這一歷史的努力是最有成效的。他重視各國間的比較，指出“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正是通過對其他國家的考察，托克維爾認識到法國革命的獨特原因以及它在全歐洲的影響。他還重視通過辯證法來分析法國革命，一方面他強調民族特征、舊制度傳統對革命興起以及革命后政治制度構建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又特別重視偶然因素，如路易十六時期的改革加速了法國社會矛盾的激化。托克維爾認為“即使沒有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會產生”，這是整個法國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加速了這一過程，使得中央集權制由此得到鞏固。另外，托克維爾還使用了階級分析法，正如他所說的，“人們會拿但個人的例子來反駁我；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占據歷史”，他將貴族、資產者、農民等視為階級貫穿了他的整個論述過程，通過分析階級間的矛盾來探究整個社會的矛盾，進而發現導致社會變革的原因。當然，這里也不能不提他難以擺脫的貴族性，托克維爾盡管有意識的試圖客觀的對大革命進行分析，但他仍然時時流露出他對貴族政治優越性的判斷，認為貴族制是實現地方自治的保障，或許那些認為其是吧保守主義者的人就是從這里得出自己的論斷的（與之相對的則是托克維爾也高度重視平等和自由，并將個人的獨立和自由視為法國人一貫具有的特質，從這里或許還可以將其歸為自由主義者）。

通觀整本書，可以發現托克維爾的最核心觀點在于大革命后中央集權制的確立和加強并非是大革命的直接后果，而是舊制度下王權和中央集權制發展的必然結果，大革命只是加快了這一結果的到來，本書的各個篇章也都是圍繞這個核心觀點展開。在第一編中，托克維爾首先指出法國大革命采取了一種宗教革命的形式，一方面從形式上說，它利用信仰的力量，使人們共同為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而追求，這里就類似宗教戰爭那樣采取了精神力量的形式；另一方面，法國大革命確實將宗教特別是教會視為其反對的對象之一，因為教會作為特權階級，引起了人們的憤恨并且阻礙了人們的發展。然而，托克維爾深刻地指出，法國大革命僅僅是一種采取了宗教形式的政治社會革命，因為它最終所要改變的是社會和政治，宗教僅僅是其中的一個方面。由于舊制度已經生產出了社會變革的力量，這種力量通過革命集中爆發出來，實現整個社會的大變革，并通過一種普遍的價值傳播到整個歐洲。

第二編涉及更多的關于舊制度的細節問題，托克維爾通過描述舊制度中產生的新現象論證了他的核心觀點，即舊制度已經產生了革命后得到鞏固的中央集權制。1789年之前很長的時間里，法國就經歷著巨大的社會變革，農民成為土地所有者，貴族失去了政治權力，資產者日益富裕等等。但是，盡管農民成為小地產主，他們卻仍然受到日益沉重的剝削，他們要負擔軍役稅、道路通行費、集市稅、市場稅、土地轉移和變賣稅等等，還要向領主交納地租和年貢，并且仍然需要承擔徭役和兵役。更遙遠的過去領主和農民的矛盾還不是這么激烈，因為前者掌握著統治權時還負擔著救濟貧民的責任，并且他們擁有很大的財政自主權。但王權集中后，一切都改變了，貴族和教士通過特權免去這些負擔，資產者通過避居城市減少這些壓榨，而政府為了獲得財政收入只得將注意力集中到農民身上，于是作為最窮且享受公共福利最少的群體，卻不得不承受最沉重的負擔，這必然激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與此同時，貴族的日子也不是很好過，因為他們失去了政治權力，作為補償他們獲得免稅等特權，但這只會增加第三等級對他們的嫉妒和憤恨。并且出于尊嚴和身份的考慮，以及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他們不屑于和資產者以及平民官吏為伍，這樣他們不僅失去了政治權力，還失去了創造財富的機會，很多貴族日益走下坡路，變得日益貧困。教士的日子也是如此，他們的土地被剝奪，并且開始繳納一些稅賦。資產者由于財富日益增加，開始慢慢提高自己的勢力，由于國王為增加收入而大肆賣官鬻爵，使得擁有財富的資產者得以通過這個機會進入政治統治的領域，他們中很多人很快變成了行政官吏，而后來真正掌握權力的那些官吏很多都是出自這個階級，并且他們中的很多人由此還變成了新貴族。

在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革的過程中，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革。王權日益加強，中央專制能力不斷提高，御前委員會控制了全國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務，而國王就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宰。為了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國王向各地派遣總督作為各省的最高管理者，而總督又派遣總督代理管理各個教區。傳統的三級會議（這里朗格多克省或許可以作為一個特例，這在作者的附錄中得到清楚的描繪）或者議會等機構難以與之抗衡，而只能徒具其名。事實上，法國各個地區由于傳統的原因建立了名稱各異、模式多樣的行政體制，但這些都在不斷加強的中央集權控制下名存實亡，中央的直接控制成為唯一的行政模式。在這個過程中，巴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展，成為整個法國的核心，盡管國王采取種種措施限制巴黎的擴大，但行政資源的集中必然導致整個社會資源向巴黎的集聚（現在中國大城市特別是北京的膨脹遵循的是同樣的道理，不緩解中央對地方的強控制無法從根本上限制這些大都市的發展）。王權以及中央權力的急劇增強還導致了司法權力的萎縮，盡管經常出現國王委托司法機構立法的現象，但這只能充其量將之視為國王逃避責任的一種形式，更重要的表現則是國王通過調案使得行政案件以及所有與行政有關的案件都從司法機關轉移到行政機關手中，這更加強了行政權力的擴大。另外，正是這種單一形式的行政控制導致了法國各地方的趨同，人們變得日益相似，但正是專制權力的加強，人們逐漸喪失了自由，人們變得互不來往，不同階級之間乃至同一階級內部都不會相互協作。而正是這種自由的喪失，使得舊制度變得難以維持，因為它只會加劇社會的分裂，而難以促進社會的進步。

舊制度的毀滅需要推手，而文人適時的走上了歷史的前臺。不像英國文人那樣干預政治，又不像德國文人那樣沉湎于哲學思考中，法國文人喜歡通過文學的形式探究政治，并高度重視理性和自然法則的作用。他們的學說甚至吸引了無所事事的貴族，他們更引起廣大民眾的認同。而經濟學派更注重實際，他們要求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對自由的追求。這個時候路易十六的改革措施盡管是在減輕人民的負擔，卻反而激起了人們更大的不滿，因為他使人更清楚的感受到社會的不公平以及他們改變現實的可能性。于是就出現了這樣一個悖論，即在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托克維爾在這里提出了后來政治科學研究發現的一個定律：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隨著路易十六所采取的政策日益導致不滿，原本已經集聚起來的可以導致巨大社會變革的各種誘因終于集中爆發，于是法國大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通過托克維爾的分析可以看出，早在大革命之前許多世紀，法國就已經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和政治的變革，它們為后來的進一步變革提供了準備。歷史總是相互聯系的各個事件匯集而成的，沒有哪個事件是憑空產生的，它總能從歷史上找到它的蛛絲馬跡，正如托克維爾所言：“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復制品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