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法家“以法治國”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淺析法家“以法治國”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段平2015級政治一班 201502020127 摘要：法家“以法治國”的理論與實踐雖然與當今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在時間上相距兩千年之遙遠，但以史為鏡，其歷史經驗仍然可以作為我們在政治變革實踐中的重要借鑒。

關鍵詞：法家思想；以法治國；現代意義

法家以推行法治而有名。在法家發展史上，管子最早提出“以法治國”的口號，商鞅則在實踐中極力推行以法治國，韓非子最后對之作了理論上的總結。法家的法治思想對中國的政治、法律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于現如今新舊體制、新舊觀念更替的中國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法家“以法治國”之內容

（一）公平

法家“以法治國”思想的關鍵在于公平。法家反對孔子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說法，堅持同樣的法適用于所有的人，不分高低貴賤。商鞅的“壹刑”就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根據“壹刑”，所有的人犯同一種罪都要接受同樣的處罰，不因身份不同而有異。對于執法人員，尤其不能例外，執法者犯法，最難容忍。

韓非子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說明：“法不阿貴，絕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法律絕不屈從、偏袒尊貴者，正如作為量直之具的繩不能纏曲的東西一樣，對過錯的刑法，不能避開大臣；對善行的獎賞，不能避開匹夫。

（二）重刑

重刑論，是法家“以法治國”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商鞅是重刑論的奠基者，他的重刑論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指重罰而輕賞，罰先而賞后，罰多而賞少；另一方面是輕罪重罰。關于前者，商鞅指出：“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在他看來，賞罰各占百分之五十的國家必定是弱國，賞占百分之三十而罰占百分之七十的國家必定是強國，做得最好的國家是賞占百分之十而罰占百分之九十。關于重刑說的第二方面，商鞅指出：“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故重輕，則刑去而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商鞅認為，在執行刑罰時，如果加重刑于輕罪，那么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無從出現。他強調輕罪重罰對人們的威嚇作用，這種作用使人們連輕罪都不敢犯，至于重罪就更不用說了。這就是所謂的“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

韓非子繼承了商鞅的重刑論，他持重刑論的依據與商鞅相同：輕罪重罰，則可以使那些有犯罪念頭的人具有害怕心理而不敢犯罪。與商鞅有所不同的是，韓非子明確指出，重刑不“傷民”不“罪人”，重刑不是為了為難良民百姓，而是為了止奸。

（三）性惡

性惡論是法家法治思想的理論基礎。在法家看來，趨利避害是古往今來人人固有的本性，這種本性是不可改變的。管子認為：“夫凡人之性，見利能勿擾，見害莫能勿避??故利之所在，雖千仞萬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商鞅同樣認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人性好利主要表現為人的生存欲望和生存需要。“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而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由于人有這種生存需要，因此，沒一個人在利弊之間都要趨利避害。“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商鞅認為人的本性與生俱來，人的一生就是逐名逐利的一生，人的所有行為都受制于好利的本性。韓非子的人性論繼承了商鞅的人性好利的觀點。他認為，人的好利主要根源于人們的生存需要。每個人都有利欲之心，人的任何行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間，也是計利而行的。“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與臣市。君臣之間，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他還認為儒家所說的君臣之間以忠信仁義相待是不可靠的。

二、法家“以法治國”之簡析

法家“以法治國”思想中的公平精神體現在它希望給不同等級、不同背景的人以公平的對待：同功同賞，同罪同罰。這種公平精神與西方政治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著相似之處，是對同時代儒家學說中注重等級、重視人治思想的反駁。法家不主張平均主義，他們對公平的追求并不意味著對公平主義的追求。平均主義向往結果的平等，而法家的法治則向往機會的平等。但是，法家所主張的公平仍是在君主專制制度基礎上的，皇帝的權力遠遠大于法律的效力，法律的制定在本質上也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所以，這個“平等”并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平等。

法家把重刑論作為其“以法治國”學說的重要內容，但是，其重刑思想實際上已經偏離了法治的正軌。秦朝在大一統后，攻守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而繼承者繼續對法家重刑思想不斷繼承和發揮，使得刑法已經成為赤裸裸的暴力，最終官逼民反，導致秦朝的滅亡。嚴明的法治，既不要求輕刑，也不要求重刑，而要求“當刑”。對于犯罪行為恰如其分的處罰，才符合罰的大公無私的本性。如果一味重刑，必然會導致韓非子所堅決反對的“釋法術而任心意”。既然刑越重越好，判刑者便不是根據客觀、公平的法，而是根據主觀、偏私的心意作出判斷。

性惡論最早由荀子提出并在先秦百家關于人性的論斷中獨樹一幟。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則將人性惡的主張發揮的更加鮮明徹底，治惡手段也從禮治發展成為用刑。法家思想中的性惡論與西方性惡論存在很大差別，最突出的便是性惡的主體的不同。法家學者認為性惡的主體以普通的黎明百姓為主，而西方的“原罪說”引出的性惡論是對人性的普遍不信任。由此可見，法家“以法治國”思想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無法做到所有人的平等，實質上是統治者統治國家、穩固政權的工具。

三、法家“以法治國”之現代意義 法家“以法治國”的理論與實踐雖然與當今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在時間上相距兩千年之遙遠，但以史為鏡，其歷史經驗仍然可以作為我們在政治變革實踐中的重要借鑒。

法家“以法治國”思想的現代意義首先在于：推動公平正義這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實現。公平正義就是社會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著權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機會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公平正義是人類的共同政治價值和衡量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公平正義當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四中全會又對建設法治國家和依法治國作出全面部署。這清楚地表明，實現公平正義的重要性，法家“以法治國”所追求的“同功同賞，同罪同罰”與此是相通的。

其次在于：促進當前中國“重重輕輕”“寬嚴相濟”的刑法體系的完善。儲魏植教授從罪與刑在哲學上是對立統一關系的角度論述了刑罰的嚴厲程度與遏制犯罪之間的邏輯關系，即“罪與刑雙方互相斗爭，但又相互以對方為自身存在的前提，雙方斗爭的結果是有時候刑遏制罪，有時候又是罪與刑相抗衡。”法家重刑主義的失敗，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單純采用重刑是不能達到減少更不用說消除犯罪的目的，反而會導致弊端叢生。只有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真正為人民的利益考慮的刑事政策才具有生命力。單純重刑化的選擇也與當今中國和諧社會建設的要求格格不入。和諧社會建設要求經濟的和諧發展、政治民主的穩步推進、重視人的價值、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更包含社會公正、安定秩序等基本的目標追求。而重刑思想則破壞了這種和諧秩序的構建，甚至使刑罰在和諧社會建設中最基本的功能即遏制犯罪、保障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的功能都無法發揮，人們看到的僅僅是無異于暴力的刑罰。單純重刑化的失敗為我國刑法體系的完善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最后在于：有利于我國依法治國這一基本國策的全面推進。因為人性本惡、人性好利，要采取賞罰的政策，而賞罰要依法進行，這是法家的基本主張。依法治國是任何一個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國策，德治只是法治的補充和附屬。依法治國包含著對人實行賞罰的前提，而依法則是賞罰的一個標準和治國的保證。因為人好利惡害，所以用賞罰，賞罰需要法律，這是法家的邏輯。法律是標準和準則，現代國家治理雖然少去了對賞罰的解讀，但用法律作為治理國家的標準和準則，是有歷史共同性的，或許這就是法治的普適性價值。但與專制社會不同，現代的法治是以民主為基礎和前提的，它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和體現，維系的手段是強制和自覺的有效結合，目的是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意志和利益。

四、結語 目前，我國正處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變革時期，原來單純靠行政手段調節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方法已經不適用，需要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作為主要的調節手段。因此，國家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略，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制定出了一大批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具有國際適用性的法律法規。法家“以法治國”“以法為本”的主張得到現實的實踐。

在多種所有制并存，多種價值觀、道德觀念碰撞的今天，重提法家的“以法治國”思想非常有必要。雖然我們處在不同的時代，但同屬新舊觀念、新舊體制更替之時，我們也必須把“法”放在首要位置，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使我們的國家更具競爭力，保證國內的現代化建設穩步發展。

第二篇：韓非子法家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王 穎：《韓非子》的法家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2008-12-05 12:39:37| 分類： 本科論文 |字號大中小 訂閱

王

穎

【內容提要】 戰國末年韓非提出了以法來維護封建社會統治的法治思想，其思想中的“法”、“術”、“勢”相結合是突出的特色，于此之外韓非法治思想還具有很多不同于其它學派的特點，同時韓非子思想源遠流長對現代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值得我們不斷探索法治本源推薦法治社會的建設。

【關 鍵 詞】 韓非子

法治

法

術

勢

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是中國歷史上有重要思想意義和政治意義，到了戰國末年，法家思想占了優勢，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則應首推韓非，他的言論突出代表了法家的進步思想。韓非是戰國時期最后的一位哲學和政治思想家，他綜合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在當時的亂世中，融匯并發展了道家、荀況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締造出一套獨樹一幟的法家理論，建立了“法”、“術”、“勢”想結合的法治理論。論述韓非子的法治思想，首先要辨明的就是“法”、“勢”、“術”三者的內容及關系。

在韓非子看來，“法”是君主的制民工具，是為了君主造威嚴之勢，“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1]906是說，法是官方公布的法令，有賞有罰，讓老百姓遵守。對于“法”，正如“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1]1058所說，法一經制定，就不容易改變，法不能含糊其辭，要讓老百姓容易理解，便于記憶，這就是要防止朝令夕改。韓非子將“法”擺在第一位，認為建立法制是統治者最應注重的。他主張“立法于君”，強調立法權的集中。但他同時又指出應當“因天命、持大體”、[1]512 “守自然之道”、[1]508 “因道全法” [1]513，在立法權的行使過程中，要遵循和順應宇宙萬物運行的根本規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盡量令所制訂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韓非子主張實行以法為準繩的信賞必罰原則，以法穩定君位，確立國家秩序，最后使國富兵強，完成統一天下的霸業。所謂“術”，就是君主根據臣下的才能授以官職，依其言論衡量其功績，緊握生殺大權，考核群臣的才能，在韓非子看來，“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1]906 “法”、“術”在維護君主的“勢”方面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術”有利于君主更好地統治臣民，如何施術？用人授職乃是國家存亡的關鍵，衡量臣下應該以實際功績和所提的建議為依據，考核其建議和功績是否相符，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據考核的結果進行獎罰。韓非子主張“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1]868君主要牢牢把握住術，將術藏在心中不讓他人知曉，暗中控制臣下，將臣下的功績歸為己有。

“民者固服于勢，寡能懷于義。”[1]105韓非子對于勢的定義：“勢者，勝眾之資也。”[1]996即把“勢”看成統治者相對于被統治者所擁有的優勢或特權，他尖銳地指出:“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四，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1]508。君王能夠“制賢”、“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強、品德出眾，而是由于擁有“勢”而位尊權重。韓非子再三告誡統治者:必須牢牢掌握“勢”，絕不可須臾松懈。若一旦“失勢”，“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臣矣” [1]111。災難和混亂由是而生，所以說，當君主要讓老百姓心服口服，這就是從外部駕馭人臣的力量，君主掌握權威，則依靠勢來改邪禁暴，穩定國家。

“法”、“術”、“勢”三者相結合，有機地促進了君主地位的確立，以及國家的穩定，“法”與“術”的關系可以理解為“法”的實施是以“勢”為基礎的，君主對官吏說明法律，讓其依其法律治理老百姓，而君主則依靠術來管理官吏。而“術”和“勢”的關系也可以認為是以“術”鞏固“勢”，君主只有通過加強對“術”的管理，挑選賢臣才能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因此可看出韓非子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從根本上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是在戰國末年封建中央集權專制即將形成的形勢下提出的，他的核心理論是通過加強君主專制，加強中央集權，具體而言，韓非子的法治理論就是為封建帝王提供統治方法的。韓非子思想中最本質的東西，法由君制定，法代表君的意志，法是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的工具。韓非理想的封建中央集權專制的形式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1]121，“要在中央”是指立法大權歸統一的中央政府掌握，這表明諸侯分權的政治局面即將結束，郡縣制將完全取代分封制。“圣人執要”是說中央政府的權力，最后決定在皇帝手中，即實行君主專制。這種加強統治權的主張，是適合即將出現封建大一統的要求的，戰國末期，諸侯爭霸的局面已定，加強統一的中央集權已成為當務之急，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的標志是君權，君權的削弱乃是中央集權的衰落，韓非認為君主應該“獨斷”，“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王。”[1]736君權不能相分，也不能下放，國君一旦下放一點權力，臣下就會得寸進尺，最終會連君位都失掉，因此，包括制定法律在內的一切大權都應牢牢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臣下應該依法辦事，決不允許有任何特權，這種絕對的君權，成為我國歷史上封建中央專制制度的理論基礎，在封建社會維護了國家的統治，因而韓非子的主張就自然而然受到秦始皇以及歷代君主的青睞。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不單單是對前期法家思想的繼承，更重要的就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為“法治”思想賦予了新的特點。首先是“法治”思想的成文性和公開性，韓非子在《難三》篇中說：“法者，編著之圖籍，設置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1]868 “編著之圖籍”是說法的成文性，“布之于百姓者”指的是法的公開性，因此看來韓非子所說的法是一種公開的成文法典。法律是君主治理國家的依據，是老百姓遵守的行為規范，那么法律就應以成文的形式出現，韓非子主張“法莫如顯”，要盡量讓人們知道，以免不知法而觸犯法律，做到家喻戶曉。它是臣民的行為準則，它是一種積極的防范措施，而不是一種消極的制裁手段，這些都是法治進步化的表現。

其次，韓非子的法治思想充分體現了時代性和穩重性并重的特點。法是全國人們必須遵守的共同行為規范，應該有相對的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隨意解釋，使法矛盾，前后不一致。保持法律在一定時期內的穩定性，并不是意味著法律是亙古不變的而是隨著時期和時代的變化而相應發生改變。韓非子強調實事求是，法應該有其實用的現實性，隨著社會的變化而改變，最終使國家達到富強的境界。進而，韓非子說提倡的法又是“著于官府”，“行于臣民”的“憲令”。可見它是一種君主的統治工具，是一種專制法。君主有制定法律和依法治理臣民的權力但絕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階級法反映了貴族與平民女之間不平等關系，而專制法則進一步提高了君主的地位，使他凌駕于群臣萬民之上了。同時，韓非子所論述的法治中，并沒有系統地擬定具體的法律條文，他只論述了法律的原則與基本內容，而這也是專制法的另一種體現。《二柄》說：“明主所導致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1]111《定法》說：“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如乎奸令者。”[1]906可見，法作為君主統治臣民的工具，落到實處，不過是德賞和刑罰兩大方面，德賞用來獎勵守法有功的人，刑罰用來懲罰犯法之人。

韓非子主張加強法制教育，彰明法令，使法成為人們行動的準則。《五蠹》中說：“明主之國，無國之文，以法為教；無先主之話，以吏為師。”[1]1067他想要全國人們都知法，懂法，不觸犯法律，總體目標是為了鞏固君主的統治。同時，韓非子主張執法時對臣民一視同仁，信賞必罰，以維護法制的嚴肅性。《有度》說：“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也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避大臣，善賞不遺匹夫。”[1]88可見，除了君主擁有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權之外，所有的臣民一旦觸犯了法律，都必須懲處，不管是君主的寵臣，還是達觀貴士，都不得幸免，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1]88。而小民如果有功，照樣得賞。韓非子所說的法，雖然在適用對象上有所局限，沒有包括君主在內，但在執行上，則主張法權代替君權。它一方面比封建禮制更為獨裁，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觀性，帶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韓非子的法治的思想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結束了諸侯紛爭的局面，深刻而廣泛地影響到后世法律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后世用法律約束行為，推動國家的發展，都是對韓非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韓非子思想作為中國法制史上的一顆明珠，對現代社會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與時俱進，制備完整的法律體系

韓非子主張“法與時移”，立法要適應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要求，雖然我們我處的時代背景與韓非子所處的時代背景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時代卻在同樣不斷變化。因此作為現代法制運行首要環節的立法，也需要及時制定，修改和廢除，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確立了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方略，依法治國，首先有法，要立法，使法律在全國具有最高權威，將立法作為依法治國的基礎，上升為法治民主建設的主要任務。

2、布之于眾，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

公民的法律意識，特別是整個民族的法律意識的狀況，對法治的實現具有重要的意義。韓非子強調，“法”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據，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形式出現，“布之于眾”，爭取做到“家喻戶曉”；主張“以法為教”，官吏和人民都要學習法律。這種知法守法的思想，有助于國家秩序的穩定和長治久安，今天我們仍應該將普法，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識放在重要的位置，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使人人都能自覺遵紀守法，不做違法的事情。

3、法不阿貴，全力維護司法公正

韓非子提出，執法過程要公正平等，賞罰及時，這對我們的現在法制建設有值得借鑒的一面。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維護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國的關鍵。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實施，而嚴格高效地執行法律取決于司法機關的活動，只有司法和執法機關嚴格守法，依法辦事，才能維護法制的尊嚴和權威，保障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順利進行。只有取消凌駕于法律至上的各種特權，對干擾司法公正的一切勢力繩之以法，中國才能成為真正的法治國家，才能充分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

【參考文獻】

[1]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2] 陳奇猷，張覺.韓非子導讀[M].成都：巴蜀書社，1990.[3] 郭丹，陳節.中國古代文學史專題[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5.[4] 戴黍.“法”、“勢”、“術”——略論韓非子的法治思想[J].中山大學學報論叢，1998(5).[5] 王吉梅.韓非子法治思想對后世的影響[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07（4）.

第三篇：法家領導思想對現代領導意義

法家領導思想對現代領導意義 正文：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學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而聞名，并提出了韓非子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韓非子的思想理論對于現代領導科學產生著影響，也給領導者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與值得參考的思想理論，但是要明確的是，法家思想只能作為一個輔助參考，凡事還是要根據實際情況。

法家重視法律，這是眾所周知的，法家思想中的“法治”是針對國家而言，等同于制度對于企業，“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制度建設的重要性，韓非也已經不止一次的提起。談到用人和管人，首先就要有制度。如果沒有制度，別人就會問了：你是憑什么管我啊？為什么我就要按你說的去做呢？這就需要用制度作為用人者管理的依據。這個制度未必就是經過所有人的同意，它只是一個依據，一旦有了制度，大部分人都是會遵守的，有極少部分人反對也是無效的。制度制定好后不能當成一個擺設，一定要好好維護以及運用，否則如同當今的社會，法律一直在完善，但是違法的人還是有一部分的，就是因為沒有很好的運用法律來維護權益。

對企業管理來說，制度設計合理、運作有效，企業高效運作，員工士氣高昂，企業蒸蒸日上。反之，內部協作困難，相互間矛盾重重，員工士氣低落，企業每況愈下。許多企業在創業的時候，拼命抓機會，開闊業務，但忽略了制度的制定和完善，結果發展到一定時候，公司業務反而停滯不前。所以對于在創業期或成長期的企業，及早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至關重要。

法律的制定與維護，在這個方面，法家運用的統治思想，這個并不能說它的消極與專政。法律是為所有人制定的，但是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見。

但是法家過重地看中“法”，它輕罪重刑的主張，輕罪與重罪同罰，這個有失法律的正義性。其實凡事都是有兩面性的，這個當中也考量著領導者的尺度拿捏以及自身的能力。就好比有事遲到，卻因為嚴格按照考勤制度而重罰該人，這種做法就欠妥當，領導者也是人，也是有思想的，不能因為有了制度而完全由制度去判斷事物，否則這樣既造成管理資源的浪費，又不能以法服人。

有位著名的用人者曾經說過：“哪怕擁有一個壞制度，也比沒有制度強”。但是“德”是一個用人者首先要具備的資本，不管是對待事業、對待下屬，沒有德的領導就好像沒有駕照的司機一樣，即使你再怎么的熟練，也不能期望警察同志能對你高抬貴手。韓非子在《說林》上中曾提及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而不美。”對于用人藝術來說，美丑其實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點，韓非子提醒用人者需要注意的是：“行賢而去自賢之心”。你要用人，首先就是要別人服你，征服了下屬，那么以后的命令也能得到更好地貫徹。一個領導者的關鍵在于修煉內功，而修煉最有效的手段便是“以德服人”。

牛根生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小勝憑智，大勝靠德”，因為“德”是制服人心地最佳武器。牛根生當初被迫離開伊利，賣掉伊利股票成立蒙牛時，原來

跟隨牛根生的兄弟便一起投奔到了他的公司，這些人里不乏有伊利的重要人物。牛根生在外表上做出默默無聞的貢獻，卻在內心層面征服了自己所用活著將要用的人，這樣成功的保證正式體現了韓非用人思想的精髓：首先就是要“行賢”，行為賢德。

領導者是組織中的一員，但又不是一般的成員。這就決定領導者的品德和才能要高于一般的組織成員，而不能混同于群眾。這就要管理者在行為上做組織成員的榜樣。一個組織中，人們往往模仿領導者的工作習慣和修養，領導者的行為有利于組織，群眾會仿效；領導者的行為有損于組織，群眾也會效仿。這種普遍存在的“向官”效應，決定了領導者必須牢固樹立榜樣意識，嚴于自律，在行動上為群眾做出好的表率。最有效的領導方法是身體力行，而不是發號施令。

與其向你的下屬呼來喝去，不如搬出一套嚴密的制度更有說服力。制度是一個團隊所向無敵的保證，人治總沒有法治讓管理均具有神圣性。韓非在《飾邪》中提及：“明法者強，慢法者弱”，意思就是彰明法制的，國家就強盛；怠慢法制的，國家就會衰弱。制度和執行制度，是成功用人者管理團隊的一種表現形式，只有建立了科學的制度，并嚴格依照制度辦事，才能談得上科學的管理，而且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必須力求完整全面。

21世紀是人才的世紀。好的人才，安邦興國，興盛企業，作用不可估量；如果錯用了人才，不僅會使辦事效能大打折扣，還會影響團隊的凝聚力和上進心，后果也是不堪設想。

韓非子提及：“明主之道，取于任，賢于官”，祁黃羊任人唯賢的故事也一直被后人稱贊著。其中也不得不提及一個問題，怎樣來判斷“名副其實”，韓非主張“循名責實”，也就是說考核一個人是不適合這個職位，是不是個人才，必須要在實踐檢查他們的工作成果。

有人反對法家思想的極端化，但是換種思維想，物極必反，這個不單單是針對法家的思想而言，是一種客觀規律。我們經歷了歷史的洗禮，思想也再不斷的改變進取，我們可以站在偉人的肩膀上，很好地運用他們的知識理論財富來貫穿與我們的現代領導中，而不是一味地去指責它的弊端，這樣不是更好嗎？

人無完人，德興兼備的人才畢竟是少數，所以就要靠資源來完善一個組織，包括它的制度，它的人才，以及領導者的領導，相信法家的思想對現在領導能提供建設性的意見。

第四篇：論管子的以法治國思想

論管子的“以法治國”思想

摘要

管子是春秋時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對法的內涵有著深層次的認識，并形成了不同效力等級的法律體系。管子主張以法治國，提出國家治理過程中要做到以法賞罰、賞罰分明、賞罰信必。

他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及法律監督等多個層面對其法治思想進行了具體闡釋，以期實現王霸天下的治國理想。管子的“以法治國”思想在當時無疑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

本文從管子“法”的內涵，管子“以法治國”的原因，管子“以法治國”的實施，以及管子“以法治國”思想的歷史進步性四個層面，對管子的法思想展開論述，以期對我國當前的依法治國理念有所借鑒。關鍵詞：管子

春秋

法家

以法治國

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春秋時期法家人物。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漢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后代。在齊國改革，富國強兵，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后人評價“春秋第一相”。其法治思想主要體現在《管子》一書中。

一、管子“法”的內涵

1、管子“法”的屬性

法具有至上性。法是“道”在人間秩序建構中的規則體現，是“道”的德行在社會政治領域的實踐。道的超然性和絕對性賦予了法以至上性。法的至上性體現為法是社會全體成員一體遵循的行為規范，其效力是普遍的。“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其意為：有創制法度的，有執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創制法度的是君主，執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這就叫作大治。

法具有公正性。法對社會行為的控制必須以其自身的公正性作為基礎。而法的公正性的最為重要的關節點就是不能有所偏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其意為：全憑法制辦事，好象天地對萬物那樣沒有私心。君主憑公正原則來考論政事，憑法制來裁斷是非，所以擔負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

法具有統一性。法的統一性首先要體現在國家立法權的集中統一。立法權是歸屬于君主的獨享權力。欲維護君主的權威就必須首先將國家的立法權集中于君主之手。第二，國家法度的內涵必須準確而統一。“君一置其儀”，而“百官守其法”。若是國家法度的內涵不明確，各級官吏就有可能隨意解釋法令，勢必造成法的運行狀態的自相矛盾。國家法度的內涵模糊不清，就不容易形成治理規則的權威性。

法具有公開性原則。管子認為，國家法度是“一民使下”的重要治理規則。“一民”是指國家法度是統一規范全體國家成員的行為準

則。“使下”是指國家法度是各級官吏完成其治理工作的制度憑借。無論是“一民”還是“使下”，都要求國家法度的公開性。“ 明法而固守之。”其意為：君主要明確宣布制度而堅定地執行它。

法具有強制性。《管子》一書所論的法具有強制性，即法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行的一種強制行為約束體系。

法具有適度性。管子主張刑賞適中，“刑足以懲罰犯罪”且“賞足以獎勵功勞”。重賞與重刑皆是極端的社會控制手段，將會產生極端的社會效果。“致賞則遺，致罰則虐。??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其意為：行賞過多則導致國貧，行罰過重則導致暴虐。行賞過多了，上面就不能供應；刑罰太暴了，人民就不會信服。

法具有穩定性。管子提出“法制有常”的學說。《法禁》篇專門用“絕”、“靜”、“安”、“不變”等術語強調法的穩定性。“絕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圣王之道也。”其意為：堅決而鎮定，穩定而圖治，安國而尊君，有所舉措而不朝令夕改，這都是圣王的治世之道。

2、管子“法”的體系

《管子》中的法是一個等級效力的體系。在法的等級效力體系中，最高級別的是國家所設的憲律制度，即國家的法律制度。作為國家層面的沿襲相傳的有關治理國家的法律制度的法被稱為“憲”。國家根據社會治理的實際需要而因時因事所制定的法被稱為“儀”、“法”、“制”、“度”。“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 張連偉認為，這里的“儀”、“法”、“制”和“度”并列，就其所言的實質，都是指法。法經過國家的公布之后，就成為百姓所遵循的法。制度是君主制定的，上下共同遵守的社會規則，就是法制和法度。1

《管子》將君主發布的命令稱為“令”。“令”的等級低于國家的憲律制度。“令”是法的具體實施和推行。因為“令”是國家憲律制度的下位概念，所以“令”必須符合憲律制度。“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其意為:不以法推行法度，則國事沒有常規；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則政令不能貫徹。君主發令而不能貫徹，是因為政令沒有成為強制性的法律。

3、管子“法”的原則

管子認為，國家治理過程中要做到以法賞罰、賞罰分明、賞罰信必。

賞罰的依據是國家的法度。正所謂“以法誅罪”、“以法量功”。對于特定的行為“令未布而賞從之”或者“令未布而罰及之”，此種情形謂之“妄”。沒有法源依據的賞罰是“妄賞”或“妄罰”。有法源依據而不執行的賞罰是“令已布而賞不從”或者“令已布而罰不及”。

管子主張刑賞適中，即“刑足以懲罰犯罪”且“賞足以獎勵功勞”。重賞與重罰皆是極端的社會控制手段，將會產生極端的社會效果。重刑最大的危害是使國君失去民心。管子在反對刑罰嚴苛的同時，亦反對輕刑。輕刑使得罰不當罪，其實是對犯罪行為的姑息與縱容。因此，管子主張，刑罰與犯罪相適應且獎勵與功勞相適應。

1參見張連偉:《管子哲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版，第161-162頁。

“信必”是《管子》中一個用以表達國家法度誠信堅定性的術語。賞罰的法源依據是國家法度。賞罰一旦做出就具有國家公信力與強制力。要做到賞罰信必就須對犯罪者“明必死之路”，對有功者“開必得之門”。’“必死”與“必得”正是為了彰顯國家法度賞罰信必的堅定性與嚴肅性。對于有功之人的賞賜不可以克扣，對于犯罪之人的懲罰也不能疏忽。要做到“賞罰信于其所見”。

二、管子“以法治國”的原因

1、管子“以法治國”的目的

《管子》一書的主題在于經邦治國。管子“以法治國”是出于經邦治國的需要，是為了實現其富國強兵的目的。然而，“國富兵強”只是管子內在目的。管子還有更高的一個層次的外在目的，即為了在諸侯國爭霸的過程中實現“王霸天下”。管子主張通過變法改革使得齊國國富兵強，并以此來實現其統一天下的“理想圖景”。

2、管子 “以法治國”的功能

《管子》一書立足于國家治理的實際需要對法的功能進行了探討。邱文山將《管子》一書對法的功能的認識歸結為法以尊君、法以使官、法以御民、法以判斷是非四個方面。2

《管子》認為，國家法度是君主統治國家治理國家的重要憑依，國家法度具有維護君主權威勢位的功能。“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衣服揮娩，盡有法度，則君體法而立矣。”其意為：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禮儀，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一袞衣和冠冕，也都有法 2參見邱文山:《齊文化與中華文明》，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版，第343-345頁。

度規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臨政了。

國家法度具有以法使官的功能。“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歸功能于上矣。”其意為：通過宣布法律和憲章，賢人列士都會盡心竭力于君主。

國家法度具有以法御民的治理功能。“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眾矣。”其意為：法立令行，人民聽用的就多了。

國家法度具有判斷是非的功能，即法是社會生活中辨理決獄的準繩與依據。“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獄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縣命也。”其意為：法，是天下的儀表，是用來解除疑難而判明是非的，是與百姓生命攸關的。

三、管子“以法治國”的實施

1、立法要求

立法要堅持考察并順應自然規律的原則。管子認為，天道是具有規律性的客觀存在。“天有其常，地有其則”是國家立法活動的根據準則與限定條件。運用國家法度來實現對社會諸種行為的規范與約束，就須首先掌握并運用天地運行的基本規律和基本法則。

立法還要堅持因時變順民情的原則。“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物，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其意為：古時想要匡正當世調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國家的政情，調查國家的事務，了解人民的習俗，查明治亂根源與得失所在，然后著手進行。這樣，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貫徹。

國家法度要公開。國家法度由君主制定之后必須以成文的形式公布于眾，以使各級官吏民眾皆知何所避就。

2、執法要求

國家法度在執行施行的過程中要做到上行下效。“君一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 其意為：國君統一立法，百官就都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開，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國家法度的執行必須剛正不阿。“ 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戮必信，民畏而古俱。” 其意為：法律公正，制度明確；殺有罪，不寬赦；執行殺戮一定說到做到，民眾就會畏懼。

3、司法要求

《版法解》篇還具體直陳出，司法者在獄訟斷案中如何保證司法的公正性的要求。“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其意為：乘夏天白日方長，要審理刑賞大事。這必須宣明綱紀，公布儀法、制度，依理斷事。這要求虛氣平心，而排除個人喜怒。

4、守法環節

法的功能的發揮與實現還有賴于“貴賤共守”、“上下合同”的守法環節。在形式意義上，管子主張，國家法度一經國君制定出來就是全體國家成員一體嚴格遵守的統一的行為規范。“ 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其意為：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這就叫作大治。

5、法律監督

管子主張，要使得民眾懂法知法，這樣就可以對各級官吏的執法活動產生監督作用。民眾對于各級官吏的合法行為“予以從之”，但對于各級官吏的不合法行為“民以法與吏相距。”提倡民眾運用國家法度監督并抵制官員的不法行為，是齊法家法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特色之一。

四、管子“以法治國”思想的歷史進步性

管子“以法治國”的思想，在當時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第一，管子對法的內涵作出了具有一定科學成分的闡述。比如，管子認為，法律應該是公平的、正直的，因而可以作為衡量人們行為的準則。“尺寸也、繩墨也、規矩應當也、衡石也、斗解也、角量也，謂之法。”又如，管子認為，法應當具有適度性。法律應堅持刑賞適中，“刑足以懲罰犯罪”且“賞足以獎勵功勞”。重賞與重刑皆是極端的社會控制手段，會產生極端的社會效果，是不可取的。

第二，管子主張以公正、公開的法律來治理國家，主張“一斷于法”。在中國古代，管子最先認識并強調了法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作用。管子的“以法治國”思想，盡管有其歷史局限性，但畢竟提出了“以法為本”、“令順民心”、“緣法而治、論功行賞”、“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一系列進步的主張。

第三，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刑無等級”，“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等內容，占有重要的位置。這一思想，盡管在后來的法律實踐中很難真正實施，但在春秋時期，這一主張對奴隸主貴族的“刑不上大夫”等舊體制無疑是一個強大的沖擊。

第四，管子“以法治國”的思想，始終和當時齊國變法改革的實踐結合在一起。因此，他的理論具有豐富的實踐性及應用價值，這一點在法哲學史上是必須充分肯定的。管子“以法治國”的思想幫助齊桓公成就了春秋霸業，而且他的法治思想，對于后來中國的統一、秦王朝的建立，也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結語

管子是春秋時期的法家人物。他對法的內涵作出了具有一定科學成分的闡述。比如，管子認為，法律應該是公正的，因而可以作為衡量人們行為的準則。管子主張以公正、公開的法律來治理國家，主張“一斷于法”。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刑無等級”，“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管子“以法治國”的思想具有豐富的實踐性及應用價值，對我國當前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構建及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著作類

[1] 何勤華：《中國法學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 邱文山:《齊文化與中華文明》，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版。[3] 張連偉:《管子哲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版。[4] 李山譯注:《管子》，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文章類

[1]劉斌:《也談管子的法治思想》，《管子學刊》，1992年第2期。

[2]王強:《管子法治思想析論》，《管子學刊》，1999年第3期。[3]李家祥: 《管子法思想研究》，西南政法大學學位論文，2011年9月。

第五篇：法家思想與現代企業管理

淺談法家思想與企業管理 關鍵字：法家 企業管理 傳統文化

摘要：當今的市場經濟社會中，企業內外面臨種種挑戰。本文研究了法家的古典管理思想，從中尋找企業從內部管理上應對這些挑戰的一些原則和方法。

當今的市場經濟社會中，企業內外面臨種種挑戰。外部面臨激烈市場競爭，要在夾縫中求生存；內部人際關系錯綜復雜，極易產生嚴重的內耗，甚至拖垮一個企業。為解決這些問題，各種管理思想層出不窮，多如過江之鯽，讓人無所適從。

這些復雜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也曾出現過，這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當時，諸侯國爭相稱霸，國家間在經濟、政治、軍事上進行著多方位的較量；諸侯國內部，隨著井田制的解體，社會階層的流動，原有的管理體制已經不能滿足要求，然而元老貴族階層不愿意放棄特權，竭力反對新政，各階層之間相互角力，甚至相互掣肘。這些戰國時期的諸侯國君面臨的難題，與當今企業遇到的問題何其相似。最終，秦國借助法家思想，實行徹底的變法，富國強兵，最終統一了天下。因此，研究法家思想，或許會為我們解決當今企業面臨的問題提供一個思路。

一、法家思想簡介

在西周的奴隸制社會中，社會管理的主要形式是分封制。天子將土地分封給諸侯，諸侯分封給士大夫，以維系貴族集團的穩定。在這

種情況下，對貴族和對民眾的管理方式是不一樣的。貴族的關系主要靠“禮”來協調，民眾的治理主要靠“刑”來約束，即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到了東周時期，社會各階層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漸被打破，大國之間侵略，兼并。此時，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經不能滿足各諸侯國發展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法家學派逐漸走上歷史舞臺。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后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從人的趨利避害的本性這一基礎出發，強調君主在掌握權力的基礎上，應該建立完備的法律，獎賞有功，懲罰有過，重賞厚罰，從而使人奮勇耕戰，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二、法家的核心思想

韓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為首，強調“勢”的作用，即主張權力與威勢最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為首，強調“術”，即控制臣下的權術最為重要；一派以商鞅為首，強調“法”，即認為法律與規章制度是法治重點。

韓非子將這三派的思想融合起來，認為這三者缺一不可。勢是法治的基礎，君主只有擁有了權勢和權威，才能令行禁止，法律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法是法治的核心，要實行法治，就必須制定出嚴格的、賞罰分明的法律，并且法律對所有人必須一視同仁，才能使人民對法

律有應有的敬畏；術是君主駕馭臣下的技巧，既要充分發揮下屬的才能，推進法的實施，又要防止下屬謀權篡位，保證勢的權威。

三、“法”與制度化管理

“法”，就是法律制度，就是用法律制度來進行管理。對于當今的企業，就是制度化管理。法家認為，用儒家鼓吹的仁政、墨家的兼愛非攻都不能強國，只有使用法律治理國家，才能實現“民安而國治”，“兵強而敵弱”（《韓非子 有度》）。

法能強國，是因為人們都喜歡獎賞，害怕懲罰，因此法治能起到防范作惡，鼓勵先進的作用。韓非子舉了個例子：幾尺的布，一般人都會去拿；融化的黃金，就算有幾百兩，盜跖（傳說中盜賊的祖先）也不會動手。一般人會拿幾尺布，是因為肯定沒有壞處；沒人會碰融化的幾百兩黃金，是因為一定傷害手。（“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韓非子〃五蠹》）。用法治去約束人們的行為，讓他們做了錯事的懲罰遠高于得到的好處，人們就不會作惡。同時，法治也能起到獎勵先進的作用。在賞罰分明的前提下，“有功無功相事也”（《韓非子 初見秦》），有功和無功有大的差別，就能“聽說打仗，就跺腳赤膊，迎著利刃，踏著炭火，上前拼死的大有人在”（“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于前者皆是也”《韓非子 初見秦》）。

在說明了“法”的作用之后，法家提出了制度化管理的幾

個要點：

1.制度要公之于眾。要讓所有人都能知道并了解制度的內容。“憲令著于官府”，然后才能“刑罰必于民心”，使獎懲措施深入人心，使人們時刻謹記，制度才可能發揮作用。(《韓非子.定法》)2.制度規定的目標要能夠達到，不能達到的標準不但沒有激勵作用，如果“立難為而罪不及”，以此為依據來懲罰下屬，還容易造成“私怨生”，影響整體目標。(《韓非子 用人》)3.制度要相對穩定，不能朝令夕改，“號令數下者，可亡也。”（《韓非子 亡徵》）。但是當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時，制度也要隨勢而動，不能一成不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韓非.八經》），用以前的制度來應對變化了的形勢，就像守株待兔一樣可笑。4.制度要厚賞重罰，同時要做到有功必賞，有過必罰。這是因為，只有立功的人有獲得獎賞的預期，知道必然得到獎賞，并且獎賞夠多，人們才會爭相理工。只有犯錯的人知道必然得到懲罰，并且處罰非常重，人們才會對犯錯有足夠的害怕，制度才會起作用。（“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韓非.八經》）。

四、“術”與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是指企業運用現代管理方法，對人力資源的獲取

（選人）、開發（育人）、保持（留人）和利用（用人）等方面所進行的計劃、組織、指揮、控制和協調等一系列活動，最終達到實現企業發展目標的一種管理行為。法家思想中，將人力資源管理歸于“術”的范疇，對人才的選拔，任用，考核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對于人才的選拔，法家認為，領導者不可能親自發現和選拔人才，“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時間、精力都不夠，而且很可能受蒙蔽。而如果靠下屬的舉薦，”則臣離上而下比周”,容易造成下屬結黨營私。因此，法家提出，“有賢不肖而無愛惡，有愚智而無非譽”，人賢和不賢是實際存在的，但不能根據個人的好惡進行判斷。愚和智是客觀存在的，但不能根據別人的誹謗或贊美來確定。要依靠制度選拔人才，盡量減少選拔中的主觀因素。（《韓非子 有度》）

對于人才的使用，法家承襲了道家的管理思想。作為管理者，應該“無為而無不為”。“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躬于智；賢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作為管理者，應該讓下屬去做其職責范圍內的事，任命聰明的下屬去考慮，任命賢能的下屬去發揮才能，管理者只需要起到監督考核的作用，不用直接干涉下屬的事務。（《韓非子 主道》）

對于人才的考核，法家認為，管理者首先要根據下屬的言論判斷其應該達到的目標，然后考核其實際是否達到該目標。“群臣陳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根據考核的結果，對其進行獎賞或懲罰。

這樣，下屬就不敢言過其實，立下不切實際的目標，而立下目標后也會竭盡全力的去完成。（《韓非子 主道》）

另外還要注意的是，在考核的過程中，管理者本身要保持中立。“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臵身事外，不參與爭論，冷靜觀察，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韓非子 揚榷》）

五、“勢”與領導藝術

法家思想的“勢”，是指權勢，權力。法家推崇建立中央集權制國家，認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對于一個組織來講，法家推崇的是直線制或直線職能制結構，強調身處中央的領導者要強勢控制組織的運行。作為領導者本身來講，要有足夠的權威，要讓下屬對自己有足夠的敬畏。法家認為，只有這樣，領導者才能強力推行法治，才能達到法治應有的效果。（《韓非子 揚榷》）

六、法家思想的偏頗之處

法家思想推動秦國統一了華夏，在中國幾千年的專制社會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被歷代帝王奉為密不外傳的御民之術。但是，由于其所處時代的局限，其思想也有一定局限性。在研究法家思想在企業管理作用時，我們既要看到法家思想帶給我們的啟示，也要看到其不足之處。1.遏制人的創造力

法家強調法治，為維護法律（最終是維護君主）的權威，法家不準平民私自議論國事，進而禁止除法家外的諸子百家的存在，發展到極致就是后來的“焚書坑儒”。在剛從奴隸制社會跨入封建社會的戰國時期，國家只有耕種和作戰兩件大事，不需要平民思考太多，這種法律對秦國集中全國力量迅速壯大有一定積極意義。但是在秦統一中國后，這種防民之口的法律阻礙了信息的流動，造成了矛盾的不斷累積，最終導致了秦王朝的覆滅。

在現代企業中，人才是最大的資源，人的主觀能動性對企業的發展起決定性作用，再采取這種壓抑人性的做法，勢必影響員工的積極性，造成消極怠工、不主動發現和解決問題等情況出現，對企業發展是很不利的。2.忽略了人性的多樣性

以現代管理學理論來看，法家看到了人性中經濟人的一面，從而強調利益和懲罰對人的推動作用。但是，現代管理學理論認為，人的需求是多層次，多方面的，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就將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法家思想強調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沒有看到其他層次的需求。這一方面容易造成低層次的需求滿足后更高層次的需求無法滿足，從而降低激勵的作用；另一方面容易壓抑其他層次的需求，進而導致人的逆反心理，起到相反的效果。這是在管理中應該極力避免的。

總的來說，法家思想秉承中國傳統思想的系統性，從哲學

層面到實際操作層面為我們揭示了管理的許多核心問題，為我們繼承傳統文化，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和方法有很大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