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以法治國”到“依法治國”的感想

從“以法治國”到“依法治國”的感想

從“以法治國”到“依法治國”，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演變的過程何其艱難。數千年來，盡管有“吳起變法”、“商鞅變法”等亮點，但始終無法擺脫“君明臣賢”、“君昏臣庸”的治亂輪回，究其原因：在于“以法治國”。建國以來，更是付諸了幾代人的心血，終于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確立了“依法治國”的總目標。

那么，從“以法治國”到“依法治國”到底有何不同呢？所謂“以法治國”，就是用法律來治理國家，“用法”的主體是統治階級，是個人意志的體現，是治亂輪回的根源；而“依法治國”，就是依據法律來治理國家，“依法”的主體是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但他的言行要“依法”，受“法”的約束，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是人民群眾集體意志的體現，是長治久安的保證。

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依法治國成為人們熱議的對象。延長油田作為陜西唯一的“世界500強”企業，為了“穩產20年，再創百年輝煌”的偉大目標，更是將“依法治國”的理念引申到企業管理上來，提出“依法治企”的口號。作為延長油田的一份子，要時時關注延長動態，事事感受延長脈搏，在此談談自己的感想。

“依法治企”關鍵在“依”，重點在“法”。“依”就是依據“法”來管理企業，在很多人眼中，“依法治企”是對各級主管領導權力的削弱，其實恰恰相反，因為領導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有“法”的保證，反而更加富有權威。只不過這種權威要建立在“依”的基礎上，受“法”監督和約束，保證不走偏、不走樣。“法”即延長油田、采油廠的各項管理制度。今年，我們在與毗鄰的長慶采油一廠交流學習時發現：長慶的各項“法”制定的非常嚴格，而且上行下效，“依”的力度非常大，使我們受益匪淺。與長慶相比，我們“依”的力度確實有待加強，但我們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將黨建文化和“六個一”油井文化融入到“法”的范疇，是更加人性化的管理，能從根本上提升企業內涵，鑄造企業品質;“關愛員工、呵護油井”的理念、“愛人愛井、人井交融”的主題，既符合油田公司、采油廠長遠發展需要，又能代表廣大員工的意愿和利益，實現“雙贏”。

作為油田公司、采油廠的一員，不僅要在“依”上下工夫，還要努力踐行，遵守、維護我們的“法”。從而保證各項工作能夠順利的開展；也讓“關愛員工、呵護油井”的理念深入到人心、融入到生產的方方面面，使油田公司、采油廠在依法治企的路上越走越遠、越走越好。

第二篇：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

依法治國，以德治國

“依法治國”、“以德治國”

“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

黨的十五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并把它們上升到國家管理的高度加以認識，豐富了治國方略的全局性、戰略性思維內容。關于“依法治國”：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舉辦的中央領導同志法制講座上，聽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家富的《關于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講座后，江澤民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對“依法治國”的內涵、基本要求、現實意義作了說明，號召各級領導干部加強法學和法律知識的學習，掌握和提高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本領，以自身的實際行動帶動廣大干部和群眾，在全社會形成學法、用法的良好風氣，為堅持依法治國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

1997年9月，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正式闡述了“依法治國”的思想。他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關于“以德治國”：1996年10月10日，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經驗教訓基礎上，結合新的形勢需要，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對精神文明建設的重大意義、指導思想、奮斗目標、核心內容、主要手段等問題作了詳細的規定。1997年9月，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強調了道德建設的意義。他指出：“提倡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同時把先進性要求和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鼓勵一切有利于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思想道德。”

2000年6月，江澤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闡述了法律和道德在國家管理中的作用。他指出：“法律與道德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互相聯系、互相補充。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應該互相結合，統一發揮作用。”“以德治國”就是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積極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并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規范。

2001年1月，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江澤民明確提出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的治國方略。“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和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于政治建設、屬于政治文明，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在“七一”講話中，江澤民再次強調：“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把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為社會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風尚營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礎。”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這兩個理念的提出以及對兩者互相關系的闡述，是中國共產黨人國家管理理論上的一個重大創舉，是對人類政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創造。它對處在社會大轉型時期的中國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三篇：淺析法家“以法治國”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淺析法家“以法治國”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段平2015級政治一班 201502020127 摘要：法家“以法治國”的理論與實踐雖然與當今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在時間上相距兩千年之遙遠，但以史為鏡，其歷史經驗仍然可以作為我們在政治變革實踐中的重要借鑒。

關鍵詞：法家思想；以法治國；現代意義

法家以推行法治而有名。在法家發展史上，管子最早提出“以法治國”的口號，商鞅則在實踐中極力推行以法治國，韓非子最后對之作了理論上的總結。法家的法治思想對中國的政治、法律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于現如今新舊體制、新舊觀念更替的中國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法家“以法治國”之內容

（一）公平

法家“以法治國”思想的關鍵在于公平。法家反對孔子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說法，堅持同樣的法適用于所有的人，不分高低貴賤。商鞅的“壹刑”就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根據“壹刑”，所有的人犯同一種罪都要接受同樣的處罰，不因身份不同而有異。對于執法人員，尤其不能例外，執法者犯法，最難容忍。

韓非子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說明：“法不阿貴，絕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法律絕不屈從、偏袒尊貴者，正如作為量直之具的繩不能纏曲的東西一樣，對過錯的刑法，不能避開大臣；對善行的獎賞，不能避開匹夫。

（二）重刑

重刑論，是法家“以法治國”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商鞅是重刑論的奠基者，他的重刑論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指重罰而輕賞，罰先而賞后，罰多而賞少；另一方面是輕罪重罰。關于前者，商鞅指出：“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在他看來，賞罰各占百分之五十的國家必定是弱國，賞占百分之三十而罰占百分之七十的國家必定是強國，做得最好的國家是賞占百分之十而罰占百分之九十。關于重刑說的第二方面，商鞅指出：“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故重輕，則刑去而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商鞅認為，在執行刑罰時，如果加重刑于輕罪，那么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無從出現。他強調輕罪重罰對人們的威嚇作用，這種作用使人們連輕罪都不敢犯，至于重罪就更不用說了。這就是所謂的“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

韓非子繼承了商鞅的重刑論，他持重刑論的依據與商鞅相同：輕罪重罰，則可以使那些有犯罪念頭的人具有害怕心理而不敢犯罪。與商鞅有所不同的是，韓非子明確指出，重刑不“傷民”不“罪人”，重刑不是為了為難良民百姓，而是為了止奸。

（三）性惡

性惡論是法家法治思想的理論基礎。在法家看來，趨利避害是古往今來人人固有的本性，這種本性是不可改變的。管子認為：“夫凡人之性，見利能勿擾，見害莫能勿避??故利之所在，雖千仞萬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商鞅同樣認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人性好利主要表現為人的生存欲望和生存需要。“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而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由于人有這種生存需要，因此，沒一個人在利弊之間都要趨利避害。“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商鞅認為人的本性與生俱來，人的一生就是逐名逐利的一生，人的所有行為都受制于好利的本性。韓非子的人性論繼承了商鞅的人性好利的觀點。他認為，人的好利主要根源于人們的生存需要。每個人都有利欲之心，人的任何行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間，也是計利而行的。“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與臣市。君臣之間，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他還認為儒家所說的君臣之間以忠信仁義相待是不可靠的。

二、法家“以法治國”之簡析

法家“以法治國”思想中的公平精神體現在它希望給不同等級、不同背景的人以公平的對待：同功同賞，同罪同罰。這種公平精神與西方政治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著相似之處，是對同時代儒家學說中注重等級、重視人治思想的反駁。法家不主張平均主義，他們對公平的追求并不意味著對公平主義的追求。平均主義向往結果的平等，而法家的法治則向往機會的平等。但是，法家所主張的公平仍是在君主專制制度基礎上的，皇帝的權力遠遠大于法律的效力，法律的制定在本質上也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所以，這個“平等”并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平等。

法家把重刑論作為其“以法治國”學說的重要內容，但是，其重刑思想實際上已經偏離了法治的正軌。秦朝在大一統后，攻守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而繼承者繼續對法家重刑思想不斷繼承和發揮，使得刑法已經成為赤裸裸的暴力，最終官逼民反，導致秦朝的滅亡。嚴明的法治，既不要求輕刑，也不要求重刑，而要求“當刑”。對于犯罪行為恰如其分的處罰，才符合罰的大公無私的本性。如果一味重刑，必然會導致韓非子所堅決反對的“釋法術而任心意”。既然刑越重越好，判刑者便不是根據客觀、公平的法，而是根據主觀、偏私的心意作出判斷。

性惡論最早由荀子提出并在先秦百家關于人性的論斷中獨樹一幟。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則將人性惡的主張發揮的更加鮮明徹底，治惡手段也從禮治發展成為用刑。法家思想中的性惡論與西方性惡論存在很大差別，最突出的便是性惡的主體的不同。法家學者認為性惡的主體以普通的黎明百姓為主，而西方的“原罪說”引出的性惡論是對人性的普遍不信任。由此可見，法家“以法治國”思想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無法做到所有人的平等，實質上是統治者統治國家、穩固政權的工具。

三、法家“以法治國”之現代意義 法家“以法治國”的理論與實踐雖然與當今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在時間上相距兩千年之遙遠，但以史為鏡，其歷史經驗仍然可以作為我們在政治變革實踐中的重要借鑒。

法家“以法治國”思想的現代意義首先在于：推動公平正義這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實現。公平正義就是社會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著權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機會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公平正義是人類的共同政治價值和衡量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公平正義當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四中全會又對建設法治國家和依法治國作出全面部署。這清楚地表明，實現公平正義的重要性，法家“以法治國”所追求的“同功同賞，同罪同罰”與此是相通的。

其次在于：促進當前中國“重重輕輕”“寬嚴相濟”的刑法體系的完善。儲魏植教授從罪與刑在哲學上是對立統一關系的角度論述了刑罰的嚴厲程度與遏制犯罪之間的邏輯關系，即“罪與刑雙方互相斗爭，但又相互以對方為自身存在的前提，雙方斗爭的結果是有時候刑遏制罪，有時候又是罪與刑相抗衡。”法家重刑主義的失敗，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單純采用重刑是不能達到減少更不用說消除犯罪的目的，反而會導致弊端叢生。只有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真正為人民的利益考慮的刑事政策才具有生命力。單純重刑化的選擇也與當今中國和諧社會建設的要求格格不入。和諧社會建設要求經濟的和諧發展、政治民主的穩步推進、重視人的價值、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更包含社會公正、安定秩序等基本的目標追求。而重刑思想則破壞了這種和諧秩序的構建，甚至使刑罰在和諧社會建設中最基本的功能即遏制犯罪、保障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的功能都無法發揮，人們看到的僅僅是無異于暴力的刑罰。單純重刑化的失敗為我國刑法體系的完善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最后在于：有利于我國依法治國這一基本國策的全面推進。因為人性本惡、人性好利，要采取賞罰的政策，而賞罰要依法進行，這是法家的基本主張。依法治國是任何一個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國策，德治只是法治的補充和附屬。依法治國包含著對人實行賞罰的前提，而依法則是賞罰的一個標準和治國的保證。因為人好利惡害，所以用賞罰，賞罰需要法律，這是法家的邏輯。法律是標準和準則，現代國家治理雖然少去了對賞罰的解讀，但用法律作為治理國家的標準和準則，是有歷史共同性的，或許這就是法治的普適性價值。但與專制社會不同，現代的法治是以民主為基礎和前提的，它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和體現，維系的手段是強制和自覺的有效結合，目的是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意志和利益。

四、結語 目前，我國正處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變革時期，原來單純靠行政手段調節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方法已經不適用，需要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作為主要的調節手段。因此，國家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略，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制定出了一大批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具有國際適用性的法律法規。法家“以法治國”“以法為本”的主張得到現實的實踐。

在多種所有制并存，多種價值觀、道德觀念碰撞的今天，重提法家的“以法治國”思想非常有必要。雖然我們處在不同的時代，但同屬新舊觀念、新舊體制更替之時，我們也必須把“法”放在首要位置，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使我們的國家更具競爭力，保證國內的現代化建設穩步發展。

第四篇：論管子的以法治國思想

論管子的“以法治國”思想

摘要

管子是春秋時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對法的內涵有著深層次的認識，并形成了不同效力等級的法律體系。管子主張以法治國，提出國家治理過程中要做到以法賞罰、賞罰分明、賞罰信必。

他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及法律監督等多個層面對其法治思想進行了具體闡釋，以期實現王霸天下的治國理想。管子的“以法治國”思想在當時無疑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

本文從管子“法”的內涵，管子“以法治國”的原因，管子“以法治國”的實施，以及管子“以法治國”思想的歷史進步性四個層面，對管子的法思想展開論述，以期對我國當前的依法治國理念有所借鑒。關鍵詞：管子

春秋

法家

以法治國

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春秋時期法家人物。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漢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后代。在齊國改革，富國強兵，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后人評價“春秋第一相”。其法治思想主要體現在《管子》一書中。

一、管子“法”的內涵

1、管子“法”的屬性

法具有至上性。法是“道”在人間秩序建構中的規則體現，是“道”的德行在社會政治領域的實踐。道的超然性和絕對性賦予了法以至上性。法的至上性體現為法是社會全體成員一體遵循的行為規范，其效力是普遍的。“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其意為：有創制法度的，有執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創制法度的是君主，執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這就叫作大治。

法具有公正性。法對社會行為的控制必須以其自身的公正性作為基礎。而法的公正性的最為重要的關節點就是不能有所偏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其意為：全憑法制辦事，好象天地對萬物那樣沒有私心。君主憑公正原則來考論政事，憑法制來裁斷是非，所以擔負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

法具有統一性。法的統一性首先要體現在國家立法權的集中統一。立法權是歸屬于君主的獨享權力。欲維護君主的權威就必須首先將國家的立法權集中于君主之手。第二，國家法度的內涵必須準確而統一。“君一置其儀”，而“百官守其法”。若是國家法度的內涵不明確，各級官吏就有可能隨意解釋法令，勢必造成法的運行狀態的自相矛盾。國家法度的內涵模糊不清，就不容易形成治理規則的權威性。

法具有公開性原則。管子認為，國家法度是“一民使下”的重要治理規則。“一民”是指國家法度是統一規范全體國家成員的行為準

則。“使下”是指國家法度是各級官吏完成其治理工作的制度憑借。無論是“一民”還是“使下”，都要求國家法度的公開性。“ 明法而固守之。”其意為：君主要明確宣布制度而堅定地執行它。

法具有強制性。《管子》一書所論的法具有強制性，即法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行的一種強制行為約束體系。

法具有適度性。管子主張刑賞適中，“刑足以懲罰犯罪”且“賞足以獎勵功勞”。重賞與重刑皆是極端的社會控制手段，將會產生極端的社會效果。“致賞則遺，致罰則虐。??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其意為：行賞過多則導致國貧，行罰過重則導致暴虐。行賞過多了，上面就不能供應；刑罰太暴了，人民就不會信服。

法具有穩定性。管子提出“法制有常”的學說。《法禁》篇專門用“絕”、“靜”、“安”、“不變”等術語強調法的穩定性。“絕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圣王之道也。”其意為：堅決而鎮定，穩定而圖治，安國而尊君，有所舉措而不朝令夕改，這都是圣王的治世之道。

2、管子“法”的體系

《管子》中的法是一個等級效力的體系。在法的等級效力體系中，最高級別的是國家所設的憲律制度，即國家的法律制度。作為國家層面的沿襲相傳的有關治理國家的法律制度的法被稱為“憲”。國家根據社會治理的實際需要而因時因事所制定的法被稱為“儀”、“法”、“制”、“度”。“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 張連偉認為，這里的“儀”、“法”、“制”和“度”并列，就其所言的實質，都是指法。法經過國家的公布之后，就成為百姓所遵循的法。制度是君主制定的，上下共同遵守的社會規則，就是法制和法度。1

《管子》將君主發布的命令稱為“令”。“令”的等級低于國家的憲律制度。“令”是法的具體實施和推行。因為“令”是國家憲律制度的下位概念，所以“令”必須符合憲律制度。“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其意為:不以法推行法度，則國事沒有常規；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則政令不能貫徹。君主發令而不能貫徹，是因為政令沒有成為強制性的法律。

3、管子“法”的原則

管子認為，國家治理過程中要做到以法賞罰、賞罰分明、賞罰信必。

賞罰的依據是國家的法度。正所謂“以法誅罪”、“以法量功”。對于特定的行為“令未布而賞從之”或者“令未布而罰及之”，此種情形謂之“妄”。沒有法源依據的賞罰是“妄賞”或“妄罰”。有法源依據而不執行的賞罰是“令已布而賞不從”或者“令已布而罰不及”。

管子主張刑賞適中，即“刑足以懲罰犯罪”且“賞足以獎勵功勞”。重賞與重罰皆是極端的社會控制手段，將會產生極端的社會效果。重刑最大的危害是使國君失去民心。管子在反對刑罰嚴苛的同時，亦反對輕刑。輕刑使得罰不當罪，其實是對犯罪行為的姑息與縱容。因此，管子主張，刑罰與犯罪相適應且獎勵與功勞相適應。

1參見張連偉:《管子哲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版，第161-162頁。

“信必”是《管子》中一個用以表達國家法度誠信堅定性的術語。賞罰的法源依據是國家法度。賞罰一旦做出就具有國家公信力與強制力。要做到賞罰信必就須對犯罪者“明必死之路”，對有功者“開必得之門”。’“必死”與“必得”正是為了彰顯國家法度賞罰信必的堅定性與嚴肅性。對于有功之人的賞賜不可以克扣，對于犯罪之人的懲罰也不能疏忽。要做到“賞罰信于其所見”。

二、管子“以法治國”的原因

1、管子“以法治國”的目的

《管子》一書的主題在于經邦治國。管子“以法治國”是出于經邦治國的需要，是為了實現其富國強兵的目的。然而，“國富兵強”只是管子內在目的。管子還有更高的一個層次的外在目的，即為了在諸侯國爭霸的過程中實現“王霸天下”。管子主張通過變法改革使得齊國國富兵強，并以此來實現其統一天下的“理想圖景”。

2、管子 “以法治國”的功能

《管子》一書立足于國家治理的實際需要對法的功能進行了探討。邱文山將《管子》一書對法的功能的認識歸結為法以尊君、法以使官、法以御民、法以判斷是非四個方面。2

《管子》認為，國家法度是君主統治國家治理國家的重要憑依，國家法度具有維護君主權威勢位的功能。“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衣服揮娩，盡有法度，則君體法而立矣。”其意為：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禮儀，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一袞衣和冠冕，也都有法 2參見邱文山:《齊文化與中華文明》，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版，第343-345頁。

度規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臨政了。

國家法度具有以法使官的功能。“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歸功能于上矣。”其意為：通過宣布法律和憲章，賢人列士都會盡心竭力于君主。

國家法度具有以法御民的治理功能。“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眾矣。”其意為：法立令行，人民聽用的就多了。

國家法度具有判斷是非的功能，即法是社會生活中辨理決獄的準繩與依據。“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獄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縣命也。”其意為：法，是天下的儀表，是用來解除疑難而判明是非的，是與百姓生命攸關的。

三、管子“以法治國”的實施

1、立法要求

立法要堅持考察并順應自然規律的原則。管子認為，天道是具有規律性的客觀存在。“天有其常，地有其則”是國家立法活動的根據準則與限定條件。運用國家法度來實現對社會諸種行為的規范與約束，就須首先掌握并運用天地運行的基本規律和基本法則。

立法還要堅持因時變順民情的原則。“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物，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其意為：古時想要匡正當世調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國家的政情，調查國家的事務，了解人民的習俗，查明治亂根源與得失所在，然后著手進行。這樣，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貫徹。

國家法度要公開。國家法度由君主制定之后必須以成文的形式公布于眾，以使各級官吏民眾皆知何所避就。

2、執法要求

國家法度在執行施行的過程中要做到上行下效。“君一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 其意為：國君統一立法，百官就都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開，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國家法度的執行必須剛正不阿。“ 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戮必信，民畏而古俱。” 其意為：法律公正，制度明確；殺有罪，不寬赦；執行殺戮一定說到做到，民眾就會畏懼。

3、司法要求

《版法解》篇還具體直陳出，司法者在獄訟斷案中如何保證司法的公正性的要求。“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其意為：乘夏天白日方長，要審理刑賞大事。這必須宣明綱紀，公布儀法、制度，依理斷事。這要求虛氣平心，而排除個人喜怒。

4、守法環節

法的功能的發揮與實現還有賴于“貴賤共守”、“上下合同”的守法環節。在形式意義上，管子主張，國家法度一經國君制定出來就是全體國家成員一體嚴格遵守的統一的行為規范。“ 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其意為：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這就叫作大治。

5、法律監督

管子主張，要使得民眾懂法知法，這樣就可以對各級官吏的執法活動產生監督作用。民眾對于各級官吏的合法行為“予以從之”，但對于各級官吏的不合法行為“民以法與吏相距。”提倡民眾運用國家法度監督并抵制官員的不法行為，是齊法家法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特色之一。

四、管子“以法治國”思想的歷史進步性

管子“以法治國”的思想，在當時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第一，管子對法的內涵作出了具有一定科學成分的闡述。比如，管子認為，法律應該是公平的、正直的，因而可以作為衡量人們行為的準則。“尺寸也、繩墨也、規矩應當也、衡石也、斗解也、角量也，謂之法。”又如，管子認為，法應當具有適度性。法律應堅持刑賞適中，“刑足以懲罰犯罪”且“賞足以獎勵功勞”。重賞與重刑皆是極端的社會控制手段，會產生極端的社會效果，是不可取的。

第二，管子主張以公正、公開的法律來治理國家，主張“一斷于法”。在中國古代，管子最先認識并強調了法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作用。管子的“以法治國”思想，盡管有其歷史局限性，但畢竟提出了“以法為本”、“令順民心”、“緣法而治、論功行賞”、“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一系列進步的主張。

第三，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刑無等級”，“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等內容，占有重要的位置。這一思想，盡管在后來的法律實踐中很難真正實施，但在春秋時期，這一主張對奴隸主貴族的“刑不上大夫”等舊體制無疑是一個強大的沖擊。

第四，管子“以法治國”的思想，始終和當時齊國變法改革的實踐結合在一起。因此，他的理論具有豐富的實踐性及應用價值，這一點在法哲學史上是必須充分肯定的。管子“以法治國”的思想幫助齊桓公成就了春秋霸業，而且他的法治思想，對于后來中國的統一、秦王朝的建立，也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結語

管子是春秋時期的法家人物。他對法的內涵作出了具有一定科學成分的闡述。比如，管子認為，法律應該是公正的，因而可以作為衡量人們行為的準則。管子主張以公正、公開的法律來治理國家，主張“一斷于法”。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刑無等級”，“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管子“以法治國”的思想具有豐富的實踐性及應用價值，對我國當前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構建及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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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淺論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淺論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摘要】：把屬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設和屬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設都放到治理國家基本方略的高度來論述，并強調兩者的結合，是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治國思想的新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豐富和貢獻。兩個治國方略的提出完全植根于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現實，它對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健康較快發展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為此要深刻理解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含義，正確把握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全面領會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意義，并且要積極探索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具體途徑。

提綱：

一、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含義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

（一）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區別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聯系

三、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重要意義

（一）、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與時俱進理論品質的具體體現

（二）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人類社會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

（三）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我黨對社會主義治國方略的科學認識

（四）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五）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需要

四、積極探索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具體途徑

（一）發動群眾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約、法律對這一活動給予一定支持

（二）運用立法、執法、法制宣傳等手段，促進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

（三）必須從嚴治黨，使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成為遵守法律和講究道德的表率

淺論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從古至今，對一個國家來說，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更不能偏廢。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重申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輔相成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它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的目標，是新世紀新階段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建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客觀要求。法治屬于政治建設、屬于政治文明，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我們要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把屬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設和屬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設都放到治理國家基本方略的高度來論述，并強調兩者的結合，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是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治國思想的新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豐富和貢獻。兩個治國方略的提出完全植根于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現實，它對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健康較快發展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為此要深刻理解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含義，正確把握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全面領會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意義，并且要積極探索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具體途徑。

一、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含義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制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的基本內涵包括：第一，立法機關按照嚴格的法定程序制定法律，并形成完備的法律制度體系；第二，政府和公職人員必須嚴格依法行政，依法辦事，依法管理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事務；第三，司法機關必須嚴格司法，堅決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才究；第四，全體公民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素質，使學法、懂法、守法、用法成為全社會的良好風尚。

以德治國，就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為指導，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設為落腳點，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與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相配套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并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以德治國通過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思想道德體系，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奠定堅實的倫理道德基礎。道德強調人的自覺自律，具有非強制性的特點。道德對于維護社會經濟關系，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協調社會生活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由此可見，以德治國是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并賦予新的時代內涵的德治。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

（一）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區別

1、治國方略上的差異

“法治”與“德治”的最終歸宿都在治國上，但二者在治國的側重點上卻截然不同。換言之，前者主要側重于先“治法”，后者則主要側重于先“治 人”。理論上，就“治人”與“治法”的輕重而言，“治人”應重于“治法”。這是因為：首先，“治人”在內容上實際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治人”，在本末順序上，應當是“治人”為本，而“治法”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為一種規范，法只能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對人的內心世界則無法涉足；要涉足人們的內心世界還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沒有具備應有素質的人去執行，仍無異于一紙具文。因此，單純“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實現法治的理想目標，還必須要把最終的依賴點放在“治人”上。否則，即便將完善至極的法律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也仍難以實現我們最初設想用法制所要實現的理想目標。現代社會之所以更加強調“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種“末端治理模式”。現階段，由于對人的本性問題在認識上難以得出共論，“治人”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還存在較多障礙，難以真正實現科學地“治人”；相反，對于法，由于人們在許多實質或重要方面都已經達成共識，且這些共識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漸成熟化和科學化，因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治法”都更較為容易地得到實現。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則是自律之治 從“法治”與“德治”所涉足的領域來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僅僅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通過約束人們的行為而實現治人，它對人們的內心世界無從干預，屬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則是自律之治，它不僅可以約束人們的行為，還可以約束人們的思想意識，并通過約束人們的思想意識來達到約束人們行為的目的，屬于治內之治。由于人們的行為總是受一定思想意識所支配的，因而從這一點上來說，“德治”是更高層次的治國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則是最終實現“德治”的一個必經階段，是治標之治。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聯系 1、法治與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控制、促進社會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兩種手段，他們密切聯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著社會的進步。作為一種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懲惡”，而“揚善”則主要應依靠道德的自律來進行，因而在“勸善”方面，法律有著自身先天的缺欠與不足，需要道德來加以支持。同時，法律的創制和運作也必須要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為指導。同樣，“德治”也離不開“法治”的支持與配合。道德作為一種規范，主要是依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推動的，其軟弱與蒼白無力是顯而易見的。、法治與德治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與德治的聯系還表現在，二者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法治與德治都以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為使命。秩序是法治與德治存在的價值基礎，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舉的理論依托。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法治與德治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為人們所認同并可以成為并駕齊驅的兩種治國理論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們能夠給人們帶來秩序。秩序意義在于，它是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脫離了秩序這一前提，無論是法治還是德治都將會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需要以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團結的政治 局面為前提。這兩者的實現都既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國家強制力保證政治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種資源，及時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和糾紛；可以有力的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和社會的顛覆和破壞活動。而道德則可以利用其內在的意識制約力來防止各種邪惡思想的產生，防止社會混亂；可以限制人們的某些欲望，減少其利益沖突，以加強人們的團結，增強其凝聚力；還可以對法律的創制和實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協調。可見，“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三、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意義

（一）、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與時俱進理論品質的具體體現

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我國當代社會深刻變革的必然要求。我國目前正處于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的變革時期，社會關系日益復雜。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滯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滿足現實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會關系得不到及時的調整，以至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現無序狀態。因此，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做到“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并進，“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兼用，在我國目前新形勢下顯得尤為重要。

（二）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人類社會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 在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少開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萌發并提出過治國不能沒有法治又不能沒有德治的思想，認為只有二者“并用”才是治國之大道。社會主義法制是自有法以來最能體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法制，社會主義道德是比人類社會歷史上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高尚、積極和健康的道德。

（三）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我黨對社會主義治國方略的科學認識

法律和道德作為兩種不同的社會現象和行為規范，具有不同的特點和功能。首先，法律只對主體的行為進行調整和評價，雖然調整時也考慮其主觀過錯，但并不單純地調整其內在的思想活動；道德不僅對主體的客觀行為進行調整和規范，而且也對主體的主觀思想進行調整和評價。其次，法律主要是依靠國家強制力來保證實施的；道德則是依靠內心信念和社會輿論發揮作用的。再次，法律和道德調整的深度和廣度不同。道德對社會關系的 調整更具有廣泛性，一般來講，法律不宜調整干預的，則需要道德來調整干預。

（四）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制和道德同屬上層建筑范疇，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決定并為其服務。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道德是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決定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反映，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共同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毛澤東同志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統帥，又是靈魂”，“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嚴格地講，建國后至改革開放前，我黨在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同時，對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也是重視的。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社會主義法制在發展中也曾經歷過曲折。特別是在“文革”期間，缺少甚至沒有法治，最終釀成“十年**”的歷史悲劇。這時期的實 踐從正反兩方面，為我黨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國之路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江澤民同志關于“法制”和“德治”的辯證關系以及“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一系列精辟論述、在我黨歷史上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還是第一次，是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客觀規律的最新把握，是我黨對治國之道進行不斷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認識，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在新形勢下的重大創新和發展。

（五）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需要

為了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必須加強法制建設，建立健全并不斷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體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實行依法治國。因此，要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向前發展，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和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

可見，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我黨在不斷探索和總結歷史經驗基礎上做出的重大理論創新，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性認識的升華，是我黨在新形勢下對執政治國經驗的最新總結。認真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這一重要思想，對于開創讓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四、積極探索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具體途徑

（一）發動群眾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約、法律對這一活動給予一定支持

我國憲法總綱中明確規定：“國家通過普及理想、道德、文化、紀律和法制教育，通過在城鄉不同范圍，群眾中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約；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政府應依法提供一定經費和指導。

（二）運用立法、執法、法制宣傳等手段，促進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

一要通過立法直接把社會主義道德中最低限度的義務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會一體遵行的法律力。社會主義道德靠個人的良心和輿論來保障實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價值觀念多樣化的條件下，良心和輿論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為發生。在道德體系中，有一些道德義務是最低限度的義務，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著社會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必須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為法律義務，以法律制裁為后盾予以強制執行。這樣就會大大增強道德義務的約束力，使之從“軟約束”變為“硬約束”。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法律是道德的底線，我們還可通過立法，對見義勇為等先進行為，給予各種物質和精神獎勵，積極引導人們向先進榜樣，培育良好的社會風尚。二要通過公正執法、懲治不道德行為，增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例如政務公開、審判公開，既可增強公民監督意識，又可強化公務人員的廉政意識；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重的刑事犯罪的作用，遏制刑事犯罪高度勢頭；依法打擊制假售假，可以促進職業道德，依法懲處虐待老人行為，可以促進家庭美德的培育。三要通過各種形式，開展法制宣傳活動，增強公民的法律意識，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實現奠定道德基礎。

（三）必須從嚴治黨，使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成為遵守法律和 講究道德的表率

建立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必須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所以，必須從嚴治黨，使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成為遵守法律和講究道德的表率。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堅持這一方略，關鍵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黨委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要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黨員要成為道德楷模。

總之，積極探索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途徑，是我黨的一項長期任務，我們要立足本國實際，認真經驗，大膽吸收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最終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