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法家思想在當代管理學中的應用

淺談法家思想在當代管理學中的應用

摘要：法家管理思想是我國古代眾多管理思想中重要的一支。它是先秦的一個重要學派。其先驅可以追溯到管仲，李斯。它形成于戰國，衰落于西漢時期。經過2500多年的榮辱興衰，法家思想依然一起持久的生命力影響著后人，它在國家管理，公司經營，企業管理等方面依然有著巨大的應用價值。并和我國古代其它學派的管理思想一起相互交融，取長補短。時至今日，它依然對我們的管理學研究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與進步，其思想的優缺點也被我們所認識，所改進。本文就將從一個初學者的角度淺談一下對法家思想與當代管理學關系的認識。

關鍵詞：法家思想，管理思想，應用價值，優缺點

正文：

1、法家管理思想的具體內容；

先秦法家管理思想體系以價值論，歷史論，人性論，知識論這四大支點為基石。法家治道以道為本。以強國為目標以法為行為標準，以勢為運行力量，以術為操控方法，法、勢、術亦相結合、三者互補，構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觀。他們主張使用客觀的，具體的，強制的法律，通過鐵面無私的獎罰制度，進一步強化司法的威嚴和檢查的力量。它以提倡愚民政策，強調雷厲風行的作風和嚴肅無情，激烈強制的手段，在這種管理思想的指導下，法家的管理核心是：以獎懲的強制性來求得公平并以此來實現其社會理想。法家治道的管理內涵是：具備把握管理對象客觀化基礎和執掌事物規則，來實施組織目標。

法家管理注重“法”、“勢”、“術”，即管理制度、管理權威與管理技巧的完美結合。法家明確贊同“法治”而反對“人治”，主張時時事事都必須嚴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規則，而絕對不能只依賴管理者的主觀判斷或個人好惡。他們認為，如果堅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進行管理；但若拋開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會面臨失敗。法家還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僅有管理制度，沒有強力、靈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權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須的。法家將管理權威分為“自然之勢”和“人為之勢”，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條件下（如受委任）所獲得的權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種資源自行創造的權威。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強化“自然之勢”，主動創設“人為之勢”，并以此為后盾，保證管理制度的實施。法家通常較少理會人的道德修養和社會倫理準則，往往有“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卻比其他各家都要豐富。在組織機構的建立、職位的設置、人員的選拔、授權、監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國古代管理從理論走向實踐的極佳范例。

2、以擔保公司中為例，看法家管理思想的積極意義

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價值論、人性論、歷史論、知識論為基石,這四論構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學觀；法家治道以道為本,以國之治強為目標,以法為行為標準,以勢為運行力量,以術為操控方法,法、勢、術亦相結合、三者互補,構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觀,即:道---管理本質觀,治強---管理目標觀,法---管理行為觀,勢---管理組織觀,術---管理控制觀,以此構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法家治道的管理內涵是:具備把握管理對象客觀化基礎和執掌事物規則,來實施組織目標。

以擔保公司為例，從企業目標、組織架構、管理模式等方面，來詳細闡述法家管理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的積極影響。擔保公司自成立以來，一直將“以誠實守信的作風取信于金融機構，以積極扎實的工作當好“橋梁”和“紐帶”，共建社會信用體系，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作為組織的遠景目標，同時，每一個戰略年度，公司都會制定出一個詳細的年度經營目標，目標涵蓋存量指標、新增擔保金額指標、成本控制指標、員工收入指標、文化建設指標等各個方面。正如法家所言：治強才是管理的目標，企業只有通過發展才能強大，這只是企業的短期目標，只有強大、更強大才能逐步實現組織的遠期目標。

擔保公司成立之初考慮到在業務開展過程中所需要的職能部門，特設立五大部門即綜合管理部、計劃財務部、擔保業務一部、擔保業務二部、風險管理部。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壯大，公司所要經營的業務范圍越來越寬泛，完善的組織架構是現代企業管理所必須的。擔保公司通過上述五個部門之間的密切的配合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在法家看來，一個理想的、足以控制全局的組織結構，必須有一個能決定和支配整個系統的控制中心，設立有這樣一個控制中心的的組織系統，是實現對組織的有效控制與管理的根本條件。企業的運營，僅有目標和組織結構是遠遠不夠的，完善的制度是基本的保障。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制度就是國家的法律法規；而對于一個企業而言，制度同樣如法律一般。諸葛亮治蜀時曾說過：上下有節，為治之要，即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任何一個組織，沒有健全的規章制度，是根本無法開展任何經營活動和管理活動的。擔保公司在成立之初就設立了詳細的規章制度，如財務制度、風險管理制度、員工守則、評審會制度、崗位職責、內部管理制度等。在發展過程中還提出了建立“四化”企業的管理思想：即建立法制化、規范化、流程化、人性化的現代企業。

3、法家管理思想中存在的弊端

法家對社會的認識和對人的認識以及對人的管理，在許多方面，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是和西方的某些管理思想相吻合的。因此，有些學者主認為，如果中國不是以儒家為其正統文化而是以法家為正統文化的話，那么中國有可能在13世紀就進入了工業革命的時期。一方面法家主張用客觀的、具體的、鐵定的法律，通過鐵面無私的獎懲制度，進一步強化司法的威嚴和檢查的力量，確保每個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都必須達到最高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時對沒有達到甚至是消極怠工、腐敗浪費等現象進行最嚴厲的懲罰。管理的核心：以獎懲賞罰的強制手段來求得公平這一社會理想，賞罰的公正來源于可觀的可靠的資料。法家管理思想存在的問題：遠古時代信息的不發達，難以獲得可靠的資料；在高壓作用下，沒有任何的人情味。長期會對人的心理和身體都可能產生麻木不仁的結果。

另一方面，某種程度上遏制了人的創造力。法家強調法治，為維護法律（最終是維護君主）的權威，法家不準平民私自議論國事，進而禁止除法家外的諸子百家的存在，發展到極致就是后來的“焚書坑儒”。在剛從奴隸制社會跨入封建社會的戰國時期，國家只有耕種和作戰兩件大事，不需要平民思考太多，這種法律對秦國集中全國力量迅速壯大有一定積極意義。但是在秦統一中國后，這種防民之口的法律阻礙了信息的流動，造成了矛盾的不斷累積，最終導致了秦王朝的覆滅。在現代企業中，人才是最大的資源，人的主觀能動性對企業的發展起決定性作用，再采取這種壓抑人性的做法，勢必影響員工的積極性，造成消極怠工、不主動發現和解決問題等情況出現，對企業發展是很不利的。

因此，法家的管理思想在短期內能取得較好的管理效果，但長期實行，或實行得不徹底，反面的效果會逐漸暴露，而且可能是破壞性的。歷史上最著名的商鞅變化可供研究。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法家是有相當地位的，“用儒家的心腸，法家的手段”來進行管理被認為是管理的最優狀態。

所以，要想讓法家思想在當代管理中發揮更著重要的作用，就要以實際為出發點，將法家思想與其它管理思想有機結合，最終找出適用于自己的發展方略。管理不僅需要制度支撐，更需要以人為本、以德治企，兩者并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能真正做好管理。

參考文獻：

1、《管理學》 周三多

2、《東方的管理智慧》

黎紅雷

3、《淺析法家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現實意義》

第二篇：淺析法家教育思想

淺析法家教育思想

法家作為春秋戰國時期諸家學派之一，發端為春秋時期的管仲，他輔佐齊桓公完成霸業，用法規管理，初露客觀化、系統化社會管理之端倪，到戰國時期，李悝、吳起、申不害、商鞅、慎到等法家代表人物相繼出現。

戰國時期，秦統一六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國家。那么，秦國為什么能夠那么強盛，成為統一六國的國家呢？這主要得力于商鞅變法，此時商鞅為法家思想的典型，他提出一些法律制度，并且把自己的思想用簡單的事例向人們灌輸，從而逐步健全秦國的行政管理體制和軍隊管理體制，使秦國得到發展強大的機會，而且，他言而有信，使他的法制觀念深入人心，最終，秦統一六國。

戰國時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是法家思想在不同時期的法家思想家，他們提倡重法、重勢、重術。他們的思想各有各的特點。商鞅重法治，申不害重術治，慎到強調重勢，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一個新的思想，那就是把三者緊密結合。

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人的思想中的法指健全法制，勢指君王的軍政大權，術指的是駕御群臣、掌握大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王地位，其最大的區別是極力主張君主集權。最終依靠法家思想贏得天下的秦王朝，自然而然的就以法家學說作為保持天下的理論武器。

法家教育思想的特點就是“以法為教”。秦國為了鞏固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也將法律定為教育的主要內容。自秦統一六國，就開始統一律令、度量衡、車軌和文字工作。秦始皇采納丞相李斯的建議，他繼承商鞅、韓非等人的法教思想，將法家思想用于制定秦國文教政策的指導思想。

其中，書同文的統一奠定了中國文字的基本格局，自此以后兩千余年，漢字就作為最基本的文字教育工具，成為維系中華民族共同心理的決定性力量，這不可否認是法家思想大力推行的結果。

由于法家思想核心是以法治引領社會，他們的理論根據是萬物以道為原為本，法是道在社會的體現。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國強兵，而為了富國強兵。法家主張改革貴族奴隸主制度，強調獎勵耕織，減輕賦稅。法家的法治思想是有其現實依據的，就是戰國時期天下爭雄，已非古法所能止治，要“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古禮只適合于古代，當其時必須實行法制，他們由是提出與其法治思想一致的歷史觀：歷史是發展的，“不必法古”“反古不可法”。

主張以“以法治國”而聞名，而且提出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王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后來漢朝時的統治者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思想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于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的要求，國家把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問題深刻入理的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其實法家思想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它極力夸大法律的作用，主張用刑、德來制約百官，強調依法治國，“以刑去刑”，不重視道德的作用，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么都得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發動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會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以此來激勵士兵與將領英勇作戰。

據史載，秦朝時中央朝廷設有官邸學，以法律為重要課程。如“趙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習數年”。這表明，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到民間，都奉行“以法為教”的文教政策。法家的教育思想在秦代真正得到了貫徹執行。

由此可知，法、作為人類階段社會的調節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它的作用加以無限擴大，無可避免的，就會產生一些負面作用。比如涉及人們思想、認識、信仰等領域就不能用法律調節。因為人是理性動物，他有自己的非善惡評價標準，而國家隊這些方面的東西用法律強調并加以干涉，只能促進人們逆反心理的產生。

可以說，法家思想不僅在戰國時期發揮其歷史作用，從中華其后兩千年的政治表現中，都可以看到法家思想所表現的歷史作用。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吏治。中華所謂的法治就是強制理論，法家思想重心只是一種對權勢的體現方式。而幾乎沒有重要的理念，它沒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認識，其主要的表現就是無“法”精神的律治。著重對統治者意志的律令體現，從而助長了中華形成了權力單極的社會形態，政治強盛而民間力量無有，而且正是由于這一點，古代中華的人的權力被極大的壓迫，而且人民也有被壓迫的意識，使得中國的國民性及其的淡漠。在近代戰爭中表現出無國家性的麻木，中國社會的這一性質可以說是法家思想所可以打造的，也是它對政治建設的最大功績，可惜的是它是反的。

綜上所述，法家思想在一定歷史時期有它了良好的一面，但也帶來一些不足。

第三篇：法家思想ppt整理材料!

法家的基本思想

? 法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明刑尚法，信賞必罰，尊主卑臣，毀棄仁恩。也講“德”，賞罰分明中的“賞”就是他們眼中的“德”。（德刑）

? 法家思想有三個基本的主張：

? 其一，發展經濟（農戰—以農養戰）；其二，明刑尚法；其三，君主專制。

? 其中發展經濟是其基礎和出發點，實行君主專制和建立中央集權制是其目標，而尚法明刑是發展經濟和君主專制的法律保障，三個方面相互支撐，共同構筑的法家思想的有機組合。

? 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

? 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

? 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禁斷諸子百家學說，以法為教，以吏為師。

? 強調法律的作用：

一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二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民立戰功，通過“嚴刑峻法”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

? 法家從事變法活動和構筑思想文化體系的兩個理論支點：

? 一是歷史進步論的觀點；二是性本利的觀點 ——都來源于韓非子

? ? 歷史進步論

不法古 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圣笑矣”。

《韓非子·五蠹》：“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

性本利

源自韓非子的師傅荀子“人性惡”的觀點

性本利——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韓非子提出了“人皆挾自為心”的人性學說，認為人性的基本點就在于一種人人為自己打算的自為之心，人的一切道德、情感、行為都決定于對自己是否有利。

如做車子的人希望別人富貴，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死的多，不是做車子的人善而做棺材的惡，而僅僅是利益的驅動。人不富貴不會買車，死的人多賣的棺材就多，君臣父子夫妻等一切關系都以利益為轉移。對于民眾，他吸收了其老師荀子的“性本貪”理論，認為民眾的本性是“惡勞而好逸”，要以法來約束民眾，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因此他認為施刑法恰恰是愛民的表現。（《韓非子·心度》）。

容易讓人忽視的是韓非是主張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稅的。他認為嚴重的徭役和賦稅只會讓臣下強大起來，不利于君王統治。

在韓非子看來，人與人之間除了利害關系就不會有別的關系，既然都是為了自己，就會設法去算計別人呢。韓非從人的生理機能入手，從人的趨利避害本性出發，主張人是自為自利的，并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了重法制而輕視甚至否定禮義道德的倫理及政治思想體系。

主張用賞罰兩柄來對待人，用嚴刑重罰，法術勢并用來治國。

韓非子“以法為本”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 韓非繼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集法家之大成，構成了一個“以法為本”的法、術、勢相結合的完整的政治思想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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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韓非認為法是公布出來讓百姓遵守的，而術則只是由君主秘密掌握，用以保證法的貫徹執行的，而勢則是貫徹法和術的先決條件，韓非對法術勢三者之間辯證關系的見解，是他對前期法家法治思想的發展，也是他法治理論的核心。為封建君主專制奠定了思想基礎。?

1、論法

? 法就是法令，成文法，是“編著于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公布于百姓者也。”是一國的君臣上下判斷是非、指導行為的標準。

? 韓非認為要實現法治必須有幾個原則：

? 其

一、公布成文法，使人人遵守，法要統一，避免人鉆空子，作弊利私。? 其

二、“法不阿貴” “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賞罰要得當、公正，以體現法治的公平性。

? 其

三、嚴刑峻法。他所謂法治，實為刑治。主張厚賞重罰，重刑的目的，在于使民有所畏懼。?

2、論術

? 術就是君主駕馭臣民的權術，“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現。” ? 韓非關于術的運用概括為三點。

? 其一，君主要把自己打扮的高深莫測，使臣僚對自己可望而不可及。

? 君主對誰都不要表露其真實情感，對誰都若即若離。也不要讓人知道自己的好惡，以免被人鉆了空子。君主還要喜怒無常，做到“其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可解也。” ? 其二，君主要行無為之道，凡事藏而不露。

? 其三，君主要設法堵塞大臣和大臣、大臣和人民之間的通道，以維護自己的獨尊地位，?

3、論勢

? 勢就是位，指國君的威勢，即政權。

? 韓非重法，以法為核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尚需君主有絕對權勢。? 君主如何保持其勢呢？

? 其一，權勢為人主獨攬，絕對不能與臣下共權，為臣下所劫持。

? 其二，君主要利用一切手段象防止竊賊一樣警惕大臣對于君權的窺竊。? 其三，法、術、勢三者必須結合起來，這是鞏固君主專制的手段。

? 戰國時期，韓非的法治思想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它起到了鞏固新興封建制度的作用，促進了秦政權的統一，但是韓非基于人性惡的理論，反對儒家的仁義愛惠，實際上是主張對人民進行殘酷的鎮壓，這是法家不及儒家高明的地方。

?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由于實行極端的專制獨裁，刑法嚴苛，甚至焚書坑儒，對農民實行繁重的賦役和殘酷的剝削，結果引起了社會各階層矛盾的激化，秦末暴發的農民大起義，推翻了秦王的暴政，漢以后，統治者多吸取秦亡的教訓，采取仁義和刑罰并重的統治策略進行國家治理，或者實施儒表法里的統治。

韓非子的政治思想

? 歷史進步論

性本利

君主專制中央集權

改革和法治

樸素辯證法

? ? 君主專制中央集權

對于君主，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韓非子·顯學》）。改革和法治

對于政治，韓非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

“以法為教”，指用法律條文充當教育的內容。人們學習知識的內容只限于朝廷的法令，即秦律。人們看到的文字也只能是朝廷的法令，法令要求你作什么你就作什么，不能有絲毫違背。它是秦國施行愚民政策，加強思想控制，鞏固中央集權的標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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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體現了賞罰的公平性、公正性，不應因人的地位不同而區別對待。也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地位高低之分。

? 對于臣下，韓非子提出要去“五蠹”，防“八奸”。”。（《韓非子·八奸》《韓非子·五蠹》）

? 所謂五蠹（dù)，就是指：

1、學者（指儒家）；

2、言談者（指縱橫家）；

3、帶劍者（指游俠）；

4、患御者（指依附貴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

5、商工之民。他認為這些人會擾亂法制，是無益于耕戰的“邦之蟲”，必須鏟除。

? 所謂“八奸”，就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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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床”，指君主妻妾，令君王難以抵擋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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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旁”，指俳優（pái yōu）、侏儒等君主親信侍從、近臣宦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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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會干擾君王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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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養殃”，指有意討好君主的人，會利用君王的喜好，搜刮民脂民膏討好君王而達到自己的目的； ?

5、“民萌”，指私自散發公財取悅民眾的臣下，蒙蔽視聽，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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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流行”，指搜尋說客辯士收買人心，制造輿論的臣下，其結果都是用虛假的言論來欺騙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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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威強”，指豢養亡命之徒，帶劍門客炫耀自己威風的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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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四方”，指用國庫財力結交大國培養個人勢力的臣下。

? 這些人都有良好的條件威脅國家安危，要像防賊一樣防備他們。

? ? ? ? 樸素辯證法思想

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也比較突出，他首先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提出了矛盾學說，說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等等。

這些生動的寓言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韓非的文章說理精密，文鋒犀利，議論透辟，推證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國家可亡之道達47條之多，實屬罕見。

法家思想的歷史局限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

強調法律價值的絕對性，忽視德治

法自君出，實行“獨斷”

“強國弱民”

“刑用于將過”

強國弱民

法家認為，必須置民于貧窮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賞罰的手段，民才有可能從令如流，克已之難，以赴耕戰，只有人民努力耕戰，國家才會強盛。

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韓非甚至認為，應當讓人民經常處于饑寒而求食不能的狀態，只有仰仗國家祿賞才能存活，才能保證人民順從國家的法令。

在這個問題上，法家主張無限的擴大國家權利而縮小人民的利益，這是法家理論的一個危機。如果當人民貧弱到不能生存時，他們就不會再抑儀國家的食祿，而會起來奪食，屆時任何賞罰都將失去作用，國家強盛將不復存在。這個簡單的對立統一規律法家沒有認識到。

“刑用于將過”

法家認為在人們將要犯罪而尚未構成犯罪時，就應處以刑罰。

從犯罪構成的角度來看，將要犯罪僅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實施犯罪行為，尚未產生危害社會的后果，就不應定罪處罰。因此，處罰“將過”實質上是按人們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為定罪。法家將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為的罪犯等同起來，給予同樣的刑罰，這與現代意義上的法理是極不相符的。此外，法家這種“刑用于將過”的理論，還混淆了罪與非罪的界限，無疑是重刑主義的表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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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法家“依法治國”思想研究

法家“以法治國”思想研究

摘要：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經商鞅變法二躍為戰國七雄之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終于滅六國而實現了中國的統一大業，建立秦王朝，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個浩蕩帝國僅存15年就土崩瓦解。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秦朝的速亡？“法家亡秦論”“是一個非常主流的思想。劉邦的重臣、漢代思想家陸賈說：“秦二世尚刑而亡”。《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曰：“法家一斷于法，賞罰分明，此其所長也。但法家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傷害至親，傷恩薄厚。”這樣一種思想，導致大眾多對法家存在一種偏見和批評的態度，把法家與嚴刑酷法劃上等號。而本文旨在用一種理性的眼光和標準探究和評判法家“依法治國”的思想，以求其當代價值。“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于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1]。這是與儒家的仁愛教化思想截然不同的觀點，法家認為人性重利，在價值哲學領域毫不避諱自己的功利主義動機，而強調“依法治國的功效性，務實功利，崇尚實用，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法家推行“依法治國”背后所隱藏的價值追求和哲學基礎。

正如高洪鈞先生指出的：以現代民主的立場來觀察，人們無疑會指責這些法治措施過于專制獨裁。但是，如果考量歷史的具體情境，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措施有其必要乃至合理之處。對于當時的混亂局面來說，強化王權和加強中央集權是達到社會有序狀態的有效措施之一。無數的歷史經驗表明，在任何古代社會，特別是在戰亂時期，較為強大的王權、富有效能的政府集中管理和令行禁止的法治，對于維護社會秩序來說都是頗有成效的社會治理機制。在各國的激烈競爭和斗爭中，秦朝經過商鞅變法而建立大一統的社會，注重法制建設，形成了律、令、制、詔、程、式、課、法律答問、廷行式等多種法律淵源，而這些法律涉及政治、軍事、司法、農業、手工業、商業和家庭婚姻等各個方面，秦律中還有不少關于督促和懲治不依法辦事的官吏的法律條文。開創了法制統一的大好局面。關鍵詞：法家 依法治國

一、法家概說

1994年出版的《諸子百家大辭典》對于法家的界定是：戰國時主張以法治國的學派。法家的先驅可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管子、子產，實踐創始于戰國前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建立了較為完整的法治理論。在政治上，法家主張廢分封、行郡縣，建立統一的君主專制國家，加強君主集權，打擊舊貴族勢力，用厚賞重刑，使令行禁止；在經濟、軍事上，法家主張廢除井田制，建立和鞏固封建土地所有制，重農抑商，獎勵耕戰，實行富國強兵政策；在思想上，主張禁止儒家學說，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在歷史觀上，法家有著較為進步的歷史觀，認為人類社會是向前發展的，社會是不斷進步的，總的趨勢是“今勝于古”，任何措施都有它的時代性，統治者應根據當時社會的實踐情況，不斷地調整、改革一切制度、措施。法家人士大都厚今薄古，主張法后王，反對儒家的法先王。在認識論上，法家較為注重實際，主張以公用檢驗言行，反對虛妄、空洞之言[3]。

可以看出法家強調與時俱進、革故鼎新的社會歷史論，在當時奴隸制社會與封建社會交替的時代是多大的創舉和進步。而法家“務實、注重實際”的觀念對當今社會建設都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二、法家產生的歷史背景

法從禮中分離出來是法家產生的條件和基礎。禮與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處于混一狀態，在春秋戰國時期才出現分離。西周禮治體系的實施方式有二：一是以刑護禮；一是教化揚禮。而在西周的禮治體系中，“刑”是維護“禮”的手段之一，當時并沒有獨立、相對穩定的刑罰體系和刑罰原則，“刑”是依附于“禮‘’而存在的。

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發生劇烈變革：經濟上，土地制度由井田制（公田制）向私田制轉化，新興地主階級產生；政治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轉變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王霸迭興，七雄并爭。其它各種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也不斷涌現。面對這種情況，代表各個階級、階層的思想家紛紛立言著說，闡述自己的治國方略和政治主張，批判其它學派的思想觀點，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在這些眾多的學術流派中，影響最大的是儒、法兩家。儒家代表傳統的舊貴族勢力，主張“禮治”，是為“保守”；法家代表新興的地主階級，力倡“法治”，是為“革新”。春秋戰國之際，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論爭，法家要革新，提倡法治，就必須抨擊保守的禮治思潮，儒家要復古，實行禮治，就要進行積極的反擊，批駁法治主張，我們將這樣的爭論成為禮法之爭。法家的產生和發展正是在禮法論爭的背景下進行的[4]。

三、法家“依法治國”的治之道

恩格斯指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當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因此我們研究先秦法家”以法治國“思想，不能用當下的眼光、是就愛哦和”理論思維“去評判，而是要回到他們那個時代，去分析和發現他們思想的進步性，發掘他們理論思維的要素和精華，以便把這些精華部分轉化為我們當代理論思維的形式和內容，從而在我們當代的社會實踐中發揚光大。1.法家所說的“法”是公平正直的

“以法廢私”是法家“以法治國”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法家把“法”說成是公平正直的，他們認為法是為整個國家利益服務的。法家認為法代表國家利益，是天下之公利的“代言人”，它高于包括最高統治者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他們稱個人利益為、；私“，國家整體利益為”公“，體現國家整體利益的“法”為“公法”。“公”高于“私”，因而“法”也高于“私”，而且兩者勢不兩立。法家認為各種人都有各種私，私是亂的根源，任法即實行“以法治國”乃能嚴私，不任法即不實行“以法治國”便不能去私。“私道行則法度侵，法度行則私道廢”。

且法家受道家的影響，認為“法出于道”或“因道全法”。管子認為法出于“道”，但法不是自己從“道中”派生，而必須借助人的主觀努力，人首先發現、認識客觀存在的“道”，然后依“道：制定法。管子總結出恒常、公平、無私是天地及其他自然物質或現象表現出來的“道”的特點，因此要求人君治國要以“道”為準則。而在韓非看來，因“道”而生的法或“因道全法”則不一定是良法，取決于立法者對“道”的選擇和運用。2.社會進化的歷史論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5]。”（《商君書.更法》）

故圣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則功寡。（《商君書.算地》）

在商鞅看來，法和時代相宜才能實現治國的目的。

法家認為萬事萬物都在不斷的變化中，社會當然也在不斷地變化發展，這樣的歷史發展觀貫穿于政治領域，就要求“法與時轉，治與時宜“。在法家看來，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因為歷史在發展，社會在變化，原有的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等雖然可能有合乎治理規律而值得繼承的地方，卻也往往會出現不適應新情況的地方，如果墨守成規，就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而取得治理的成功。因此，要使國家強盛，就得”變法“，審時度勢，銳意改革。3.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的本性就是趨利避害、追求名利，只要有名有利可圖，人們就要去追逐，其核心是好利惡害，并認為人之喜好與厭惡是賞罰的根本，君主可以利用人們好利惡害之心對其加以控制。在他們看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主要是一種利益關系，因而承認人們追求財富的合理性。英明的君主就要善于利用人們的這種趨利避害的本性，使其自覺地為國而耕戰，從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以今天的價值觀來看，這種觀念可能過于野蠻。韓非是荀子的學生，歲都承認人性自私好利，但在人性的改造方面，荀子主張道德教化加以改造，而韓非卻不承認人性自律的可能，只相信外部的因素，即”他律“，通過法律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規范。

市場機制這的許多企業的激勵機制，確實也是利用了人好利的心理，法家是以國家主義為背景的政治家，對于一切社會問題的討論，多含有政治的意味，為國家利益服務，在諸侯爭霸的戰亂時期利益可以激發斗志，但是在秦統一六國后，在相對緩和的社會環境中，百姓需要一種更加人性和平緩的政策來休養生息。而且以利為核心在統治集團內部運行，必然滋生腐敗。承認人性自利是一方面，但治理國家的治民之道必須因時而宜。4．務實功利的價值論

務實功利、崇尚實用，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法家推行“以法治國”背后隱藏的價值追求和哲學基礎。在春秋戰國時期，面對諸侯征戰的社會現實，要想不被其他諸侯國吞食并最終完成統一霸業，必須富國強兵。在務實功利的價值觀的指導下，法家強調實行“依法治國”的目的是為了社會安定和國家強盛。

何勤華先生指出，法家關于法治的理論，在當時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第一，法家提出“以法治國“，是要以公開、公正（當然這種公正也僅僅代表了當時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客觀的成文法制度來反對奴隸主貴族擅斷的、任意的“人治”的方式；第二，法家在法治理論中，對法做出了具有一定科學成分的闡述。比如，他們認為，法律應該是公平的、正直的，因而可以作為衡量人們行為的準則；第三，法家在強調法治時，已經提出了法治的法必須是順應時勢、順應自然的法；第四，在法家的法治理論中，“刑無等級”，“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等內容占有重要的位置；第五法家的法治理論，是中和當時各個諸侯國變法的實踐結合在一起，法家的各位代表人物，不僅創設和鼓吹法治的理論，而且還親自予以實踐，因此他們的理論具有豐富的實踐性及應用價值，而中國的統一、秦王朝的建立，在當時都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事情[4]。

四、法家思想的現實意義

法家強調用實際效用來衡量人們的言行而擯棄一切空談。由于務實功利、注重現實，法家清楚地看到，強力主宰著整個社會，所以主張“以法治國”，富國強兵，并把是否有利于農戰的功效作為法律賞罰的依據。在諸侯爭霸的戰國時代，每個諸侯國的當務之急是如何使自己的國家富裕強大，避免被吞并，法家爭對春秋戰國的時代特征提出了“以法治國”、富國強兵的治國目標，實現這一目標需要著眼現實，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又促使他們更加注重現實，法家務實功利的價值觀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實，當代的世界也是一種“新戰國時代”，世界各國都力求富強，在當代世界“發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強權政治、霸權主義時有抬頭，因此，法家務實功利的價值觀，以及法家實行“以法治國”的目的是富國強兵這一重要思想，作為法律的價值追求和治國的基本觀念，對于我們當下進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我們所處的時代與先秦法家所處的時代迥然有異，但當今國際關系較之戰國時諸侯國之間的關系則極為相似：國與國之間存在著實力競爭，各國都在為富強而奮斗，一國的國際地位最終仍取決于自身的實力。一個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國際事物的處理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首要的就是具有比別國更強的綜合實力。中國更是這樣，要想在紛繁復雜的國際關系中占據主動地位，要想順利完成國家的統一大業，加快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是最根本的途徑。我們所面臨的國際形勢是：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強，科技革命迅猛發展，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國際競爭更加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技術上占優勢的壓力，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將長期存在。因此，我們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努力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經濟實力是基礎，軍事實力是保障，名族凝聚力是思想保證和精神動力，而知識和科技創新則是關鍵。這就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必須以推動和保障國家經濟、國防和民族凝聚力的不斷增強，促進知識和科技的不斷創新，促進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6]。

五、綜述

法家“以法治國”的思想在春秋戰國的時代背景下，經商鞅變法走向統一的道路，建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實現秦國的富國強兵，是不可磨滅的創舉。但在秦統一六國之后，社會環境又發生了變化，統治者卻沒有根據實際情況對治國之道進行調整，以適應相對緩和的社會環境，只是社會矛盾更加激烈，最終暴政之下秦速亡。目前，研究秦朝速亡原因的學者及相關成果都非常多，但基本上都沿用漢代思想家的基本路線：秦朝推崇并奉行法家的“依法治國”的思想是導致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或重要原因。今人對于秦朝的專制統治和嚴刑酷法的認同是無可厚非的，但秦朝暴政是否就等于法家之過，亦或是“依法治國“治國？

但法家務實功利的價值觀，與時俱進的社會進化歷史論，注重實際，革故鼎新的政治思想仍有現實意義。

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急需健全的法治體系，國家和公民都在呼吁“以法治國”；而另一方面，國家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物質建設和精神建設都是不可或缺的，“以法治國”和“仁愛教化”也是同時需要的，“外儒內法”也是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長期沿用的治國方針。就如“文治武功”一說，我們并不是要追究“文治”好，還是“武治”好，而是相互借鑒，尋求怎樣才能國富民強。“人性惡”的爭論也是，對于政治家來說，關鍵的問題是如何來控制和利用人們的自利之心，而不在于否定人性自利的說法，因為我們每個人的潛意識里都存在自利傾向。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實踐證明，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熏陶了五千多年的中華民族來說，“德法并行“才是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我們對法家“以法治國”的思想研究，不在于從眾的去批判它，更理性的思路是去深度挖掘和研究“法治”對當今社會的現實意義，對于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對法家思想亦是。

參考文獻：

[1]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3頁.[2] 《法苑精萃》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史學精萃（2001—2003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273頁.[3] 《諸子百家大辭典》，華齡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278頁.[4] 何勤華：《中國法學史》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頁.[5] 高亨：《商君書注譯》，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0—13頁.[6] 時顯群：《法家“以法治國”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137頁.

第五篇：法家的法律思想

秦王朝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繼承秦國時期法律思想的傳統,即其基礎主要是自商鞅變法后法家思想在秦國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具有秦國特色的法律思想,其直接思想模式源自韓非的“法治”理論。

法家的法律思想研究

徐祥民

【摘要】： 一，法家沒有久遠的譜系，法家的法律思想也難以在戰國前找到其理論的前身。這種在戰國時 期盛極一時的思想體系不是春秋或春秋以前已經存在的某種學說的發展的結果，而是伴隨 著中國法的成文化，在制定法律、使用法律的摸索中，在對成文法及其應用的討論中產生 的。戰國前的中國法制沒有進入成文法時代。不僅“禹刑”、“湯刑”、“九刑”不能證明夏、商、西周的法已經成文化，《呂刑》不是周代成文法，而且鄭國“鑄刑書”、晉國“鑄刑鼎” 也沒有從根本上把周天下的法制從非成文法改變為成文法。春秋時期的私有化運動，春秋 戰國時期社會結構、政治結構等的變化，推動中國法走向成文化。法家的法律思想是在戰 國時期各國紛紛制定、實施成文法的實踐中與成文法一起走來的。二，儒家、法家等稱號是漢代人在總結先秦學術時加給其前人的“謚號”，并非先秦時期本來就 形成了界限分明的“百家”。按照司馬談等人設定的法家標準，結合今人對法家的認識，可 以在春秋時期找到若干法家先驅。除管仲、子產之外，范宣子、鄧析、趙鞅、越王勾踐等 都各有與法家法律思想接近的政治或法制實踐，或者發表過與法家類似的言論。法家學派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

（一）前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形成時期。這個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和吳起。他們的 主要貢獻是推動法律在政治實踐中的應用。

（二）中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成熟時期。這個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申不害。他們不僅創立了系統法家學說，而且把這些學說用來指導當時的法制建設。

（三）后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綜合期和變異期。這個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韓非子和李斯。韓非子總結了前期和中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對完善法家理論，充實法家法律思想的 內容做出了貢獻，但也有過分迷信“術”以至于降低法治的理論價值的過誤。李斯 對法家法律思想在秦的法制建設中的應用起了很大作用，但對秦王朝立法、用法實 踐中的致命失誤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秦王朝建立后用國家權力樹立法家之學的統治地位，用法家思想去統一社會輿論，使法家 之學喪失了學術自身應有的生命力。漢興之初，痛斥秦朝嚴刑峻罰之聲不絕，但法家之學仍然是漢朝初年的基本統治思想。黃 老之學是在漢惠帝即位以后才取代了法家之學的地位。三，法家對法的起源，法的規范性、公共性、強制性、公開性等特征，對法的效用等法的基本 問題，有比較明確的認識。這些認識不僅指導了當時的法制建設，而且影響了后來的整個 中國法制的歷史。在后來兩千年的古代中國歷史中，人們對法的基本理解即來自法家。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內容是法治思想，也就是以法治國的思想。為了克服商、周以來形成 的傳統以及儒、墨顯學對法治的障礙，法家對法治的合理性做了比較充分的論證，他們的 變法論、性惡論、用眾論、中君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在當時實行法治的合理。法家的基本法治理論主要包括：

（一）法治目的論。法家主張實行法治的主要目的是“王天下”。

（二）明法論。法家不僅要求法律公開，而且希望“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他們要求人人必 知法律是為了讓百姓“自治”，即主動地趨法定獎賞之利，避法定刑罰之害。

（三）重刑論。法家主張用重刑嚴懲罪犯，以求止罪，也就是“以刑去刑”。

（四）行法論。法家主張信賞必罰，且要求賞不僧、刑不濫。四，在漢武帝以后的儒學獨霸的時代，潔家潔律思想的影晌還在。其影晌方式主要有三。一是 某些思想觀點已被社會廣泛接受，構成了中國民眾的一般法律意識的組成部分。二是在諸 如三國時期這樣的分裂戰亂時期，特殊的政治需要使法家之學得以部分復興。三是窩于法 律制度之中，通過法律制度對社會產生影響。在儒學獨霸的時代，人們也常常使用一些創自法家的思想觀點，如法度適時更革、重刑止 奸等。五，秦之強盛得益于潔家思想的指導，但不能因此便簡單地把秦朝的短命而亡歸結為法家的錯 誤。商勒、韓非思想有異，其對實踐產生的影響也不一樣。前者促使秦盛，后者加速秦亡。韓非子不與臣“共”的獨斷使秦國家失去臣的支持：他的“術”論導致對潔治的破壞和君 王對權力的濫用；他對君臣矛盾的過分的渲染引導國家偏離了增強國力的航道，導致了民 窮財盡。商敦的法律思想有興秦之功，也有理論不完務的缺失。主要是：

（一）功利主義的法律工具論難以避免對法律的鉻誤使用；

（二）強國弱民的制民論有走向君王與臣民對立的可能性；

（三）只見人不見社會的人性論無法培植政權的道德基礎：

（四）以奸止為度的重刑論種下了走向極端重刑的基因，從而可能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導 火索。六，法家的法治是一種治國方略，其與亞里士多德的法治具有相同的意義。以往的研究者不原 【關鍵詞】：

【學位授予單位】：中國政法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01 【分類號】：D909.2 【DOI】：CNKI:CDMD:1.2001.012597 【目錄】：

? ? ? ? ? ? ? ? ? ? 前言13-20 第一章 法的成文化與法家法律思想的產生20-47 第一節 戰國前的中國法制沒有進入成文法時代20-33

一、“禹刑”、“湯刑”、“九刑”不能證明夏、商、西周的法已經成文化21-23

二、《呂刑》不是周代成文法23-25

三、眾多法律形式的存在使成文法無立足之地25-30

四、戰國前條文化的規范尚未取得反復適用的強行性效力30-32

五、鄭鑄刑書、晉鑄刑鼎不能根本改變周天下的法制狀況32-33 第二節 社會變革推動法的成文化33-44

一、春秋時期的私有化運動33-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社會結構的變化38-40

三、政治結構的變化40-44 第三節 法家法律思想與成文法一起走來44-47

一、戰國時期各國法的成文化44-45

二、法家法律思想是關于成文法的認識成果45-47 第二章 法家學派47-75 第一節 法家學派的由來47-52

一、戰國時期無“法家”之名47-49

二、法家學派出自于漢代的學術總結49-50

三、對法家的界定50-52 第二節 法家先驅52-62

一、管仲53-56

二、子產56-58

三、范宣子58-60

四、鄧析60-61

五、趙鞅61-62

六、越王勾踐62 第三節 法家學派的產生發展及其主要代表人物62-75

一、前期法家63-65

二、中期法家65-71

三、后期法家71-75 第三章 法家對法律的基本認識75-85 第一節 對法律起源的認識75-79

一、人類社會早期沒有法律75-76

二、法律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76-77

三、法律產生的基本原因是物質財富77-79 第二節 對法律特征的認識79-82

一、規范性79-80

二、公共性80-81

三、強制性81-82

四、公開性82 第三節 對法律效用的認識82-85

一、定分止爭83

二、禁奸止邪83

三、生力生強83-84

四、制臣服虎84-85 第四章 法家對法治合理性的論證85-94 第一節 法家鼓吹法治的文化環境85-8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商周以來形成的傳統是推行法治的障礙85-86

二、儒墨顯學各有治國之術86 第二節 法家實行法治的理論86-94

一、變法論86-88

二、性惡論88-90

三、用眾論90-92

四、中君論92-94 第五章 法家的基本法治理論94-107 第一節 法治目的論94-97

一、“工具”的一般效能94-95

二、商鞅的“治——富——強——王”方略95-97 第二節 明法論97-98

一、立法明白易知97

二、“治國貴不斷”97-98 第三節 重刑論98-103

一、以刑去刑98-100

二、刑重而必100-102

三、行刑重其輕者102-103

四、刑用于將過103 第四節 行法論103-107

一、信賞必罰103-105

二、賞不僭，刑不濫105-107 第六章 韓非子對法家法律思想的發展107-119 第一節 對法家理論的完善107-115

一、賞譽同軌，非誅俱行108-111

二、保持法的穩定、劃一111-112

三、明主治吏不治民112-115 第二節 對儒、道等家觀點的吸收和運用115-119

一、對道家觀點的運用115-116

二、儒術步入法治理論殿堂116-119 第七章 齊法家法律思想的特點119-127 第一節 齊法家形成發展的文化環境119-121

一、齊文化傳統對齊法家的影響120-121

二、稷下學風對齊法家的影響121 第二節 齊法家法律思想的特點121-127

一、“以民為本”，“令順民心”121-122

二、君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122-124

三、禮義廉恥，國之四維124-1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倉廩實而囹圄虛125-127 第八章 秦王朝的建立與法家學說的命運127-134 第一節 統一王朝的建立對法家學說的挑戰127-130

一、商鞅慮所未及的問題127-128

二、呂不韋為統一所做的理論準備128-130 第二節 法家學說發展的終結130-134

一、秦王朝對法家學說的毫無保留的選擇130

二、政府造學術則無學術130-132

三、腐敗的權力與腐敗的學術132-134 第九章 法家思想對漢初統治集團的影響134-141 第一節 漢朝初年的統治思想不是黃老之學134-136

一、“約法三章”與黃老思想無關134

二、蕭何不信黃老之學134-135

三、劉邦及其諸大臣不得“無為”135-136 第二節 漢初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法家思想136-139

一、劉邦對“水德”情有獨衷137

二、漢承秦制的法制建設實踐137-139 第三節 黃老“無為”“因”于漢高君臣的“有為”139-141

一、黃老之學的精髓是“因”139

二、劉邦君臣的“有為”為黃老之學立所“因”139-141 第十章 法家法律思想在儒術獨尊時代的影響141-147 第一節 漢后法家學說的存在方式141-145

一、法家的思想觀點被社會廣泛接受141-143

二、法家之學在特定時期得以“復興”143-144

三、法家的法律思想融進法律制度之中144-145 第二節 儒術獨尊時代常見的法家法律觀點145-147

一、法度適時更革論145

二、重刑止奸論145-147 第十一章 秦朝滅亡與法家學說的關系147-162 第一節 “集大成”的韓非子之學是亡秦禍首148-154

一、“獨斷”不“共”與天下之士“箝口而不言”148-150

二、術與濫罰150-152

三、罕言生力與大興土木152-154 第二節 商鞅法治理論的缺失154-162

一、功利主義的法律工具論154-156

二、強國弱民的制民論156-158

三、只見人不見社會的人性論158-160

四、以奸止為度的重刑論160-162 ? ? ? ? ? ? ? ? ? ? ? ? ? ? ? ? 第十二章 法家的法治與亞里士多德的法治162-180 第一節 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162-167

一、亞里士多德法治的構成性要件162-166

二、“良法”對法治的意義166-167 第二節 法家法治的基本含義167-169

一、施治以法為據，不法外斷事167-168

二、政事決于法不決于智168

三、行法不從私168-169 第三節 “西方法治論”者的觀點不能成立169-174

一、法家也追求法的完善169-171

二、中、希法治理論都不以民主為基礎171-173

三、法家的法治要求君王守法173-174 第四節 中、希法治觀及其存在條件的區別174-180

一、中、希法治觀產生的不同條件174-177

二、中、希法治觀的區別177-180 結論180-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