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五百年來王陽明》讀后感

讀《五百年來王陽明》有感

這幾年，王陽明和他的學問，熱度都變得越來越高，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樣，最早是從《明朝那些事兒》里知道王陽明，但這次看酈波所著《五百年來王陽明》，才算是第一次讀王陽明的專著。

其實中國古代不乏哲學先人，但是王陽明的特殊之處在于其哲學的出世主張，即“拿起來”。因為縱觀中國哲學，“放下”容易講、“出世”容易講，為什么，一是容易彰顯自己的淡泊明志，容易體現超凡脫俗之氣質；另一個你沒有辦法用世俗的功業去衡量他的哲學是否符合客觀規律，無法證偽便難以否定。

我不是什么研究者，對此學問也只了解皮毛，無意也無能力來談心學的問題，只是由一個普通讀者的角度來體會陽明先生這個大寫的“人”和他的大智慧。

大志向。說到志向，曾經有段時間，孩子們做科學家的志向十分“流行”，可能是那段時間國家需要科技人才，所以加強這方面的影響；后來，不知是什么潮流，又有人說，你看國外的孩子從小的理想都是郵差、消防員之類，我們也應該這樣教育，要人性化，要樂于做普通人。現在社會上雖然不乏各類成功人士，也不乏老老實實生活的民眾，但是卻很難再出“圣人”。如果我們從小都真心努力去向圣賢靠攏，多年累積的結果是否會有所不同？一如王陽明少年，學孔子、馬援、王越、于謙，人生也在向圣賢的路上邁進，最終“三不朽”。我們可能資質平庸，環境不佳，但至少可以矢志不移，平步邁進。

大擔當。王陽明的一生波瀾起伏，但卻始終不忘擔當。劉瑾亂政，反攻倒算，將反對之人趕盡殺絕，朝廷無人再敢發聲，此時，王陽明卻只身上書，他對規勸者說，起初人人抗爭，我未發言，因為多我一人不多，此時眾人良知被泯滅，再無行動，則少我一人便少！在寧王起兵叛亂之時，他也不顧勸阻給朝廷上疏直言寧王之叛，眾人擔心利害，他卻說：“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

而在平亂滅匪之余，王陽明為政亦以百姓與天下為任，興學啟發民眾，治政惠及鄉里，是把蒼生的幸福作為自己的擔當，將社會安定作為自己的責任，“為生民立命”，以實際行動去改變環境，而不只在口頭大聲疾呼，實為真丈夫。

大境界。王陽明的謀略和成功一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他用兵如神，總能找到戰爭中最薄弱的環節，發動最致命、最準確的攻擊，同時，使用的方法也各不

相同，因地制宜，因人而異，這背后是其遍觀全局的判斷和掌握“大數據”的結果；而他對人的判斷也極為準確，個人以為曾國藩《冰鑒》那種識人雖不無道理，其任人也頗具眼光，但比王陽明的“讀心”還是略顯遜色，王陽明能讀懂寧王真正的心理，所以在關鍵決斷時刻可以把握戰局，能讀懂南贛眾匪首的心理和本色，所以有殺有撫，有打有拉，剿匪手法各不相同，最終掌控局面。

王陽明的一生便是一部大智慧，也是對“光明之學”的踐行，在《五百年來王陽明》中，故事誠然足夠精彩，那些奇招妙法令人印象深刻，大呼過癮，但也別忘記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大智慧，酈波老師講的不僅是王陽明先生“立德、立功、立言”的傳奇一生，更側重于分析和總結其思想的成熟過程與畢生對“知行合一”的堅定施行，帶領讀者跳出對傳奇本身的局限，解讀貫徹始終的大智慧。

招商策劃部 2018-07-21

第二篇：《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漫長的16世紀和19世紀

———————讀《五百年來誰著史》有感

學習歷史，我們總會看到一個詞“漫長的19世紀”，對于世界來說這主要是指19世紀初，英國受工業革命的影響開始向海外擴張，開辟了一個新時代。而對于我們國家來說，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走上了屈辱抗戰的道路。那么為什么英國成為了這個時期的主導者，而中國一直以來的霸主地位卻逐漸沒落呢？

答案就在《五百年來誰著史》里，這是韓毓海教授所著的一本從金融與歷史角度講述明清500年興亡的大著作。教授上看財政金融，下看基層組織，內看我國歷史，外看世界大勢，重新審視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興衰，提出了“官無封建，吏有封建”、“國家組織能力”等著名論斷，有力印證了：近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于“國家能力”的強弱。

韓先生的書，對于漫長的19世紀，有其精彩獨特的說法。他認為，歐美資本主義發展最重要的就是金融資本，而這個金融資本其強盛的原因在于它背后是以國家為支撐的貨幣體制的建立。它們通過世界貨幣危機、金融危機來掌握世界貨幣體系，掠奪世界的經濟，從而積累了自己發展的利潤。簡而言之，就是通過貨幣獲取利潤，把別的國家作為自己發展的養分，于是就出現了：一個處在人口和資源都貧困的孤島，擁有貨幣資本的國家，來支配全世界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這樣一個貧困與富饒顛倒的關系。19世紀還有一個內涵就是世界資本市場的產生。尼采曾說過，資本體制的核心在于“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系”，近代西方世界，可以說是通過債券體制為戰爭融資產生的，而東方各國從來沒有發展過這種金融體系，這也是中國被列強超越、被壓迫的主要原因。

《五百年來誰著史》又叫“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形式上是借自歷史學家L·S·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但在內容上還是以一個國家——中國為中心，具有濃重的中國問題意識，他意在以中國為本位去觀察和描述最近500年的歷史，最終目的是為了探討深處大轉折時代的當代中國的世界觀。當然對于漫長的19世紀的研究離不開自1500年以來的漫長的16世紀的研究。因為19世紀中“歐美資本主義霸權的形成并橫掃世界，中華民族在逐漸衰落之后走向偉大復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有一個緩慢而且漫長的發展階段。

關于漫長的16世紀的內涵，在韓教授看來，有兩個重大問題需要探討：一是官無封建，吏有封建，二是國家組織能力。

官無封建，吏有封建是指自唐代之后，役法和吏治就敗壞了。一方面是官員無為和無能，另一方面是胥吏胡作非為，導致基層的共同體瓦解了。當然這是由于我國歷朝歷代以來一直都是封建社會，采取中央集權制，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韓教授認為在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里，對于治水、醫療、教育等公共事業，是需要建立在“人人參與、人人有份”的基層共同體“共治”之上的。若是基層共同體瓦解了，那么國家就失敗了。

而國家綜合實力之間的比拼就是國家組織能力之間的戰爭。在韓教授看來，西方之所以興起而中國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并非在于西方采用了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得到好的發育，而是因為西方建立了“軍事—金融—國家”相結合的特殊組織形式，以“軍商合一、軍政合一、資本和國家合一”的體制培育了較高的國家能力；而中國在明清時期的社會組織能力比較孱弱，因此盡管經濟上并不落后，但國家能力非常低下。社會組織能力孱弱的表現為，皇權無法直達基層百姓；貨幣供應委之于國外的貨幣市場，逐步喪失了財政金融上的自主權；豪民與外貿商人勾結，市場壟斷和土地兼并加劇；小生產者和小農流離失所，最終稅收無著落，財政崩潰，無以養兵，軍隊不堪一擊。國家組織能力逐漸被落化甚至瓦解。韓教授借鑒了“世界體系理論”，重新解釋了近500年來中國的興衰史，指出在世界殖民史中，中國興衰的關鍵在于國家能力的強弱，也即社會組織能力的強弱，對基層的組織程度和跟基層的聯系緊密程度。

《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將中國史與世界史融合的宏大敘事，改變了以往史學著作“中國史是中國史”、“世界史是世界史”的狀況。作者的興趣不僅僅在于詮釋中國，而在于解析當代中國道路的來路和去向。認為只有結合16世紀和19世界才能更加全面的了解近代西方歐美國家的強盛，東方古國的敗落，近代作為古代和現代的分界線，這個分析歷史的看法才會顯得更有意義。而只有了解歐美資本主義霸權的形成并橫掃世界和占人類1／4人口的中華民族在逐漸衰落的歷史原因，我們才能更好的緬懷歷史，面向未來，為中華民族走向復興奠定基礎。

第三篇：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公管101李樂樂

歷史上一直非常遙遙領先的中國，曾經擁有220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疆域，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遠洋船隊，為什么從1840年開始，卻墜入了屈辱苦難的深淵？以前我們學習中國近代史，除了扼腕痛惜之外，被告知的原因就是：由于資本主義列強的船堅炮利，和中國封建政府的腐朽無能。

而今，韓毓海，一位北大學者，卻通過大量的史實，并引用近年史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建立在縝密基礎上的論證，揭示了一個真正的原因，那就是“500年來中華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貨幣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壟斷。”洋洋灑灑29萬字的《五百年來誰著史》，就是通過大量的論證告訴我們，由于中國明清兩朝一直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而且在銀儲備非常短缺的情況下“鬼使神差”地確立了銀本位制，從而將國家的金融經濟命脈拱手交給了外國資本主義；同時由于明清兩朝實行“無為而治”的“文化大一統”，中央政權對邊疆、少數民族、外藩滿足于文化上的認同，而不是軍事和經濟上的強力控制；國家對散布在基層城鄉的億萬小農缺乏強有力的控制和組織能力。所以，這個表面上繁榮的龐大帝國，經不起1840年的輕輕一擊，從此開始了分崩離析的命運。

倘若僅僅為了告訴我們上述這些，這并不是《五百年來誰著史》這本書的價值所在。韓毓海把剖析的利刃同樣對準了“漫長的19世紀”，對準了素來被史書描繪成科技發達、民主科學理念立國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作者以大量無可辯駁的史實，剝下了長期以來籠罩在這些所謂民主國家頭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

作者告訴我們，1648年，當清王朝入主中原，奠定了2200萬平方公里的中華帝國的時候，歐洲才通過《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結束了長達幾個世紀的200多個小國混戰不休的局面。而歐洲30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興起，正是建立在200多個小國混戰的結果之上，通過不斷地向民間金融資本借債，然后發動戰爭進行還債的循環史。絕非馬科斯·韋伯等西方學者美化的那樣，說什么地球上存在著對立的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基督教為道義核心的西方文明遠比以儒學為基礎的中國文明先進得多。

十九世紀開始于英國的工業革命，被西方史家描繪成科技推動歐洲主導的對人類道德譜系的重新書寫，使得“武力征服和支配“成為19世紀歐洲道德的核心、法律制度的核心。然而，韓毓海以“上窮碧落下黃泉”的鉆研精神，找到了被西方學者掩蓋和美化了的真相：在“亨利五世（1387-1422）的圖書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還是從修道院借來的。”的歐洲，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興起，只能是大規模借鑒和引進中國、阿拉伯世界的科學知識的結果。那種認為單靠全歐洲修道院里不到100本的羊皮書就導致了近代科學的產生，這足以淪為天方夜譚，這種天方夜譚恐怕連“上帝“自己也不會相信。而深刻影響了近代生產力發展的蒸汽機車等機器的發明，也絕不是如西方史書所吹噓的由天資聰穎的西方科學家研究出來的。

可以說，正是某些西方學者不顧歷史事實，自戀式的研究和自說自話式的表述，才形成了把中國愚昧化、妖魔化的歷史價值標準，這不僅深深地影響了西方的意識形態，也對五四救亡前后的中國知識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至今流毒不散。如今，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仍是西方列強把持話語權的世界，他們在人權、民主、貿易、國際法和全球化等方面實行雙重標準，大肆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進行攻擊謾罵，而刻意掩蓋和避諱自身的血腥發展史。這樣的論調也迷惑了相當一批中國人，以至于他們一提起西方的民主自由就饞涎欲滴。殊不知，《五百年來誰著史》這本書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了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起源和實質，是為了討好市民階級以發行戰爭公債，從而針對殖民地攫取更大的利益。

作為一名富有正義感的中國知識分子，韓毓海在充分發掘史實和嚴密論證的基礎上，從金融貨幣體系和國家能力這個新穎的角度，再次驗證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把中國億萬農民發動起來，進行自下而上的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由于西方反華勢力的努力，和國內一些別有用心的精英的配合，在目前的中國存在著一股非常不好的思潮：有些人一看到“毛～澤～東”這三個字就大倒胃口，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年代被蓄意描繪成一片漆黑、一無可取之處。然而，韓毓海卻以無懈可擊的論證，再次揭示了新～中國獨立自主搞建設，在八面封鎖的惡劣環境下，建立起獨立的金融經濟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的歷史必然性，以及這種歷史必然性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騰飛的無可抹煞的基礎作用。

上面所提到的那種非常不好的思潮，還有一個突出的表現：有些人一看到為新～中國自力更生和改革開放搖旗吶喊的作者和著作，就破口大罵，在這些人的心目中，恨不得這個被他們認為一無是處的“又黑暗又落后”的中國被美歐徹底征服才算解恨。而我們一些富有正義感和愛～國良知的知識分子包括青年，盡管對這種觀點和這種漢奸走狗深惡痛絕，但是卻因為掌握資料的有限和史學思維的不足，而只能基于義憤與之接口對罵，從而被貶損為憤青。做一名愛國憤青固然光榮，但是，韓毓海卻不是這樣的憤青，前面我已經說過，他的辯駁是完全建立在掌握史料之豐富、論證之嚴密、推理之精當的基礎上的，與憤青言論的淺薄無知形成鮮明的對照。他為真理之光增添了一抹艷麗的色彩。

這本書的書名起得非常有深意。五百年來誰著史？從公元1500年到現在，主導世界價值標準的恰恰是西方列強，而曾經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的中華民族，如今卻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拼命”地屈就西方確立的貿易標準、人權標準、全球化標準。而西方為什么能夠取得標準的制定權？依靠的就是資本主義的血腥掠奪與侵略。作者在無情揭露這一事實的同時，以優美的文筆贊美中華文化的頑強的生命力和廣博的包容力。作者“隱晦”地預示：未來能夠主導世界價值標準的，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理想。

一本好書能豐富人的精神世界。《五百年來誰著史》就是這樣的一本好書。最初我是從孔和尚的博客上看到他推薦的。由于一直以來對憤青的正氣有余而深度不足的印象，所以一開始我對這本書并未能引起太多的注意，只是抱著在網上瀏覽幾頁的態度。然而，幾頁過后，我便立即通過網上書城下了訂單。就因為通過瀏覽那幾頁，我感到這不是一本泛泛瀏覽的書，它是值得我無論是端坐在書桌前，還是倚在床頭燈下，都精心閱讀、思考、甚至必須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做筆記的好書。這本書所引用的國內外學界的資料成果之豐富，極大地拓展了我這個知識貧乏的讀者的認知外延。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對于書中引述的其它著作和觀點，不惜放慢閱讀速度也要在網上搜索而獲其概貌。所以，韓先生的這本書讀下來，就閱讀量而言，并非僅僅這一本書而已。

韓毓海通過這本書不僅向我們揭示了諸多的歷史真相，而且他以自己的觀點和著書的行動，告訴我們，“在中華文明中，究竟是作一個‘大人’還是‘小人’，并不是由權勢、地位和財富來決定的，更不是由性別和族裔來決定的，而是由胸懷、擔當和視野來決定的。與歐洲文明不同，在中國的宇宙觀和社會觀中，‘自我’從來不是孤立的。因為‘己’的上面有家，家的上面有國，國之上而有天下。‘位卑未敢忘憂國’，這就是超越小我而達致大我的社會進化之道，這就是摒棄自私自利之心的成人之道，以此命令中國人去追求作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對人民有利的人。”

第四篇：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在歷史長河中，中國一直是世界文明的引領者，也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包括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在內的十八世紀歐洲主流經濟學家都曾認為：中國代表著一條自然、健康的經濟發展和國民財富積累道路，這條道路可以通過分工的擴大、市場的發展、貿易的增加，推動形成一個健康、自然形態的世界經濟體系。

但近代百余年來，中國經濟卻落后于西方國家。韓毓海先生的《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使我對中國與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與互動有了初步了解。作者“以中國為本位”觀察和描述了近500年來世界歷史的變遷，他沒有進行簡單的史實堆砌與觀點呈列，而是分為“漫長的16世紀”和“漫長的19世紀”兩個階段加以解讀，緊緊抓住“國家能力”這一點，從社會組織、財政金融兩個層面對中西方500年間政治經濟的發展變化，尤其是國家能力的形成加以比較、分析、思考。作者認為，“近代歐美文明之所以興盛的核心原因是，軍事強權與金融強權基礎上逐步形成的經濟霸權以至于文明霸權”。

“在中華文明中，究竟是做一個‘大人’還是‘小人’，并不是由權勢、地位和財富來決定的，更不是由性別和族裔來決定，而是由胸懷、擔當和視野來決定”，有目共睹，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迅速成為了一個經濟強國，世界大勢，浩浩蕩蕩，無論有多少險阻，人類始終在前進。回眸歷史，橫看東西，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的是真正的大國崛起，而非一時表象的“大國乍起”。百姓安居樂業，人民生活幸福，才有底氣說崛起，才有底氣談復興，而當今的中國正在一條健康的道路上，實現著可持續發展，并得到世界的尊重。

第五篇：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后感

對中國的歷史命運，歷來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說輝煌燦爛，但是1840年由于西方的入侵，然后衰弱了，落后了。另一種看法是說這個文明從根本上一塌糊涂，千年來都是專制和獨裁，因此必定要被現代文明所替代，拋棄。中國逐步衰落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韓毓海先生從另外一個視角對此進行了精彩的解讀。

最簡捷地解釋這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實際上就在于“國家能力”這一點上。在西方現代興衰的過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從根本上說是現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紀地中海地區的銀行家們投資于國家間的戰爭，最終則是金融家通過攫勸世界貨幣”的發鈔權，而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為他們的投資冒險埋單和作擔保。下看基層組織，又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展開分析。在中國再度崛起——至少是經濟上崛起——的今天，對如何反思我們的弊端，如何梳理、提煉和整合優秀的文化，都有很強的參考價值。

500年對于中華大地五千年的文化來說，時間并不長。但是這其中卻蘊含了五千年文化大起大落的轉折點和起伏動蕩的歷史階段。而中華的五千年文明，也因清朝的衰亡而倍受中外學者的詬病。

近年來大陸學者呼吁國學恢復，實際上就是對于傳統文明的捍衛和扭轉世風日下的努力。在價值觀和思想認識的混亂狀況下，我們希望讓中華大地流傳五千年的文明繼續繁榮，讓其為新世紀的中國發展增添動力和精神的力量。要改變目前這種唯“利”是圖的價值走向，文化人更應該擔當起大任，應當不惜余力的吶喊。經濟上，我們有了建樹，但是精神上我們更應該有所建樹，不然中華五千年的文明不是被別的文化吞噬就是被歐美的經濟侵略所掌控，我們將無義可守，無忠可贖，我們的價值觀將立于何地，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