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真知的回歸——王陽明《心學》讀后感之三

真知的回歸——王陽明《心學》讀后感之三

對于毛澤東思想的來源，如今、已經沒有太多的爭議，總體來說，她的三個主要來源是：一是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時期的程王心學（這里的王，就是王陽明）；二是馬列主義；三是西方現代思想。

年輕時代，尚沒有接觸馬列主義的毛澤東，受他的恩師、《心學》大師楊昌濟的影響，成為王陽明最忠實的信徒，他曾以一篇《心之力》震撼了長沙第一師范。即使在他接受了馬列主義之后，王陽明的《心學》的思想方法，依然深刻地影響著他，貫穿在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整個過程。

《實踐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而這篇光輝著作的副標題，是以《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命名的，由此可見，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是多么深刻地影響著已經成熟起來的毛澤東思想。

知行合一，是王陽明《心學》的第三個中心思想。

這種思想方法，影響了中國明清時代、近代和現代幾乎所有的偉大人物，其中包括：明朝的鐵腕首輔張居正、清朝的中興大臣曾國藩、戊戌變法的君子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共和革命推翻滿清統治的孫中山，結束軍閥混戰、統一中國的蔣介石，領導中國共產黨完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毛澤東，甚至于中國共產黨的第二代領袖鄧小平、第三代領袖江澤民、胡錦濤。

至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依然毫不含糊地倡導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和認識論，國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習近平在他的著名的《把當前的創新理論變成干部群眾的思想武器》一文中，號召全黨的領導干部堅持知行合一、內外如一,把德與行統一起來,把學習與改造統一起來,把“立言”與“立行”統一起來。

毫無異議，傳承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認識論，是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一面鮮紅的旗幟！

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包含那些內容呢？

在這里、首先要明白的，是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與他以前的儒家思想的不同之處。

宋儒論“知”、“行”多主“知先行后”說。

如程頤曰：“不致知，怎生行得？免強行者，安能持久？”

陸九淵云：“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

朱熹亦明謂：“論先后，知為先”。

王陽明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如何分得開？”他尤以其“心即理”說為理認前提，批評朱熹“物理、吾心終判為二”是導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而如果人們“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則勢必在理論上失卻“知行本體”，在實踐上則造成“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的流弊。

所以，王陽明針鋒相對地提出“知行合一”說，謂：“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知”，認為知行之體本來如一，“圣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復那本體”在他看來，“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元來只是一個功夫”。

王陽明所說的“知”，主要指對“良知”本體的內在體認和感悟，而“行”則主要指對這“良知”的實踐，或指“良知”本體外在的顯露。

他說：“如知其為善也，致其知為善之知而必為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

他又具體言道：“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精粗知溫清定省之儀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可見，“知行合一”注重的乃是“行”，所謂“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換言之，王陽明要求人們通過“知行合一”的功夫，加深對“心即理”、“良知”的認識，并更重要的是將這種認識外化為具體行動。

在范疇的使用上，宋儒所說的“知”與“行”既有知識同實踐的區別，又分別指求知與躬行兩種不同的行為，而王陽明所說的“知”僅指主觀形態的“知”，其范圍顯然較宋儒小；王陽明所說的“行”，則包括著人的實踐行為與心理行為，其范圍顯然較宋儒大。就此而言，由于對“知”、“行”的了解和使用有別，王陽明對宋儒的批評在學理上顯得并不太有力。但宋儒所主張的“知先行后”說又確易造成崇尚空論、不重踐行之弊。這種流弊反映于社會生活之中，便形成了人格虛偽、道德水平下降的習尚。

王陽明豎起“知行合一”的旗幟，乃是“吃緊救弊而發”，“正是對病的藥”，是要扭轉當時淺薄的士風，要人們“克服不善的念”，從思想、言論到行為，尤其是行為都符合封建道德的規范，從而使“圣賢之學”真正大明于天下。

王陽明進而指出，“知行合一”雖是針對時弊而發，但絕非只是一種權宜性的說法。他說：“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休段亦本來如是”。又說：“此雖吃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為是說以茍一時之效也”。

他以為人們之所以會了解社會通行的道德準則而并不依照這種準則去行動、明知為道德律令所禁而仍然違背禁令去做，這乃是由于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學家知行觀的錯誤引導。

他說：“今天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憑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有一個。若不會偷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又強調指出：“知行合一之說，專為近世學者分知行為兩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致終身不行，故不得已而為此補偏救弊之言。”

顯然，王陽明更為注重的是通過對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學家“知先行后”說的理論批判，使人們真正知曉“知行本體之宗旨，從而糾正知而不行之弊。

對于王陽明來說，他既注重“知”、“行”概念本身的聯結，但更重視“知行合一”內涵的實踐精神。他反復指出：“圣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并不是說“知”與“行”是一回事，而是為了強調“不行不足謂之知”。換言之，所謂“一個工夫”，就是要人們在任何時候都要毫不間斷地進行有意識的道德修養、從事從倫理活動的實踐，從而北朝鮮意向的道德性轉化為現實的道德性。這樣，道德要求與實際行為、理想人格與現實人生便溝通了起來。從儒學發展史角度看，正由于有了王陽明的這種“知行合一”說，儒家倫理才真正具有實際可操作性。

在“知行合一”立場上，善的動機只是完成善的行動的開始，絕非善的完成，甚而言之，不付諸實踐而僅有善的意向，就不是真正的善。問題的關鍵無疑在于“行”。

據此，統治者就應將其“良知”貫徹到政治實踐中去，如在“簿書訟獄”中，不可由一己之私念而有喜怒之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而應稟從“良知”執法，一出于公。所以，王陽明認為：“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

他不僅將參與君主政治的具體活動視為體認、實踐“天理”和“良知”的理想途徑，而且還以一生之力“事上磨煉”，以其鎮壓農民和少數民族起義、訓練民兵及“行十家牌法”、頒布“鄉約”，興辦鄉學等事功將維護君主政治的道德原則融貫于實踐之中。至于對下層民眾來說，“知行合一”則意味著要求人們時時處處自覺遵行封建道德規范，“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不甘落后中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毛澤東在他的《實踐論》中，用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繼承和發展了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說：“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然而、現實生活中，理論與實踐，“知”和“行”嚴重脫離的事情比比皆是！

試想一下，我們黨內那些腐敗的處級以上干部，哪一個不是經過市委黨校、省委黨校、甚至于中央黨校培訓的？又有哪一個不懂得馬列主義，不知道共產黨是干什么的？又有哪一個不曉得貪污受賄是黨紀國法鎖不容的？甚至、這些被關進大牢的腐敗干部，其中何嘗沒有資歷高深的馬列主義的理論家？他們何嘗缺少“知”,而他們“行”的卻都是些什么玩意？！

“知”與“行”的分割，理論與實踐的脫離，過去是、現在是、以后依然是所有人、甚至于整個社會，最危險的懸崖！

學習王陽明和毛澤東知行合一的思想的目的，就是要求我們的干部，切忌一切的理論的夸夸其談！切忌一切生硬、死板的教條主義！切忌一切的空洞的、浮夸的作風！把我們理論的學習、良知的修煉、工作能力磨練，在實踐中驗證、在實踐中提升！

一切的“真知”、只會、也只能在“行”的實踐中回歸！自然的回歸——讀王陽明《心學》讀后感一

王陽明的《心學》，是他成為圣人理論依據，哲學家們將他的《心學》歸納為主觀唯心主義的范疇，直接的根據，就是《心學》中三大中心思想的“心外無理”。

王陽明《心學》中的三大中心思想是：

一、心即理。

二、致良知。

三、知行合一。

王陽明的《心學》，是一個完整的系統，而“心即理”是他所有思想和理論的基礎。為了這個理論的完整和系統，王陽明將抽象的心和顯見的理柔和在一起。

什么是心？

王陽明依據陸九淵“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觀點，指出：“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

也就是說：人、是天地萬物的中心，心、不是一塊血肉”，即非人體內的心臟，是“人之主宰”、“人之知覺”，是支配、控制、統率人的感官及運動器官的中樞，是人的各種知覺的綜合。“心”，是宇宙間萬事萬物的本體。所以、人的心就是天，只要人的心明白了，天地萬物就都可以解釋了。

什么是理？

王陽明說：“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于吾心耶？”“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也就是說：世間萬物的道理都在心中，心本來就是性情、性情就是道理，有忠孝之心就有忠孝之理，無忠孝之心就沒有忠孝之理。天下的事情無論多少，天下的事情無論怎樣變化，無非是一個道理，是事物本來的客觀規律。人心只要歸于自然，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在王陽明看來，“心”即是世界產生與存在的根源，又是其發展變化的歸宿。天地間舉凡綱常倫理、言行舉止、成敗榮辱乃至花草樹木，萬事萬物無不根于吾心而森然畢具、神圣本然的“天理”流行。

“心”，在王陽明思想體系中無疑據于核心地位。但他強調物、事、理、義皆歸宗于吾心，并非要否定或割裂“心”與外在世界的聯系。對于王陽明來說，其目的乃是要確立“心”即人之主觀精神的本體地位，并無限擴大“心”、“物”的同一性，從而在某種意義上否定外部世界與人之與世界的差別。

根據這個道理，王陽明提出“萬物一體”說，他認為：“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谷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這樣，憑藉著“人心一點靈明”或“人的良知”的溝通，天地萬物便與人融為一體，同出一源，殊無區別。

王守仁“心即理”之說，是其“知行合一”論的基礎，它充分肯定了認識主體的能動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潛在能力，反對迷信外在權威，否定用現成規范和書本教條來禁錮人的身心，而主張依靠自我的“心之本體”（良知）來主宰和支配一切行為，在道德實踐中努力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

哲學家們批判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說，他們認為：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說，把人類的主觀意識和客觀存在等同起來，斷然否定了有離開心而獨立存在的物質世界。王守仁所謂“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從反映論的角度來看，就是把人類認識的能動作用片面夸大和過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觀精神吞并了客觀存在之物理。

從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這些批判，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在人類不能客觀地解釋和反映物質世界的時代，追求主觀的完美，自然是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別無他求的唯一出路。

王陽明的偉大，就在于他開辟并指引著這條道路！

王陽明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他所有的理論都是為政治、軍事、教育服務的。毫無例外，作為《心學》的理論基礎，“心即理”的學說，自然，有他鮮明的政治目的。

那么、王陽明的“心即理”的學說，政治目的何在呢？

陽明認為：“大學之道”的核心性難題和機會在“親民”二字。別的都是主觀性的指標，能親民與否才是區分真偽的實踐性的標準。只有在親民的過程中才能體現出你是否知行合了，才能將三綱五常等“明德”落實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親民”所有的說教都會淪為滑舌利口的惡談。有了親民的境界，才會老我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心態，這樣才能“盡性”。“盡性”與“止于至善”不是兩張皮，而是一體化。而且既不能獨善也不能空談，必須在“親民”的過程中“實修”，開放性的“修”。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確門徑。

就因為“萬物一體”、所以、做萬物中有“一點靈明”的人，要親近自然；做天子的君，分擔君的人物的臣子，要親民。

于是、就有了“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

正是將“心即理”的理論認識實踐于社會，形成了王陽明“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

王陽明的“萬物一體”、“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以“明明德”為體而以“親民”為用。

他說：“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

這是一個由己及人的過程，亦即孟子所謂“推仁”以及于四海的過程。王陽明對此有很詳盡的解釋：“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之父，而后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

將這一方法廣施于所有的社會政治關系和自然關系之中，是“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

就是說，如果每一個人都能依照這種方法明其“明德”，推廣吾心良知，就能形成人人相親，各安其分、各勤其業的理想社會。這正如王陽明所描繪的：“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親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蘷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

顯然，他所提出的“萬物一體”、“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是在明代中葉特定社會條件下對儒家傳統的“仁政”理想的重構。

王陽明的這種理想政治模式有著明確的現實針對性。他對當時官僚爭權傾軋、魚肉百姓的現象極為不滿，希望當權者遵行圣人訓典，“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推行仁政，憐惜小民，真正感悟到“生民之困苦荼毒熟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從而實現“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的安定政治局面。

王陽明明白，他所處的封建社會不可能實現天下大同，因此、他設計的這種理想的政治模式并非政治平等的藍圖，而是以貫通于自然與社會的親疏等級為前提。

王陽明說：“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救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 也就是說：

我們珍愛自然，愛草木卻不能不以草木來飼養禽獸！我們珍愛自然，愛禽獸卻不能不以禽獸來祭祀、燕賓客！我們珍愛他人，在生死關頭卻不能不先救親人再救路人！這、就是自然的道理。

可見，嚴格親疏等級規定是他理想政治的基礎，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達成其理想政治的根本原則只是“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因此，在這種社會里，“農工商賈”只能各安其分、“各勤其業”，而不能有絲毫“希高慕外之心”，更不能“作亂犯上”。換言之，作為“朝廷赤子”的普通百姓只能“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倘有違逆之舉，必將受到嚴懲。

這樣，我們透過王陽明一再標榜的“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的外象，仍可看到其所理想的“萬物一體、天下一家”的政治專制主義實質。

王陽明“心即理”的學說是偉大的！她的偉大在于：

她從“心即理”的論證，引申出“尊重自然”、“萬物一體”的進步思想！她從“萬物一體”歸結為“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

她嚴格親疏等級，使“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在封建社會有了實現的可能！她“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造就了無數的仁人志士，使社會發生深刻的變革！

她、是一個人類認識自己、認識自然，認識世界的里程碑！從王陽明始，人類開始了自然的回歸！

立志的思考——王陽明《心學》讀后感四

中國、勵志的格言很多，隨手拈來，就有下面幾條： 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有志者，事竟成。志當存高遠。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小已。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百歲。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陽明先生是屈指可數的幾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人，因此，有一種說法：中國有兩個半圣人，一個、是孔子，一個、是王陽明，半個、是曾國藩。

還有一種說法：中國的文人能帶兵打仗的，有三個人，一個、是王陽明，一個、是曾國藩，還有一個，是毛澤東。

王陽明作為一個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集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教育家為一體的偉大人物，其德行、事功，至今仍受到中國、日本讀書人的敬仰，可見其巨大之人格魅力。

王陽明有如此之高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從小就不是一個甘心平庸的人，遠大的志向和理想，使他在坎坷的人生中，堅忍不拔、百折不撓，最終、達到了人生的峰巔！

王陽明志向的高遠，在他十二歲那一年，就展示出來。他問自己曾經考上狀元的父親龍山公：“讀書有何用？” 龍山公說：“讀書則為大官，如汝父中狀元，皆讀書之力也。” 王陽明問：“父中狀元，子孫世代還是狀元么?” 龍山公：“止吾一世耳。汝若中狀元，還是去勤讀。” 王陽明笑著對父親說：“只一代，雖狀元不為稀罕。”

有些迷茫的他，向私塾的老師提出了一個很不尋常的問題：“何為第一等事?”

塾師說：“惟讀書登第耳。”

陽明的天性和個性使他直言不諱的反駁老師：“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圣賢耳。”

少年時期的王陽明就認為：學圣賢就是不以登攀仕途為目的，而以成圣當偉人為目標。

當然，王陽明的“第一等事”還只是蒙朧的生命意志，是他的良知天然呈現，爾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才將這個“我心”變成天下之公器。他崇拜明朝的忠臣于謙，學生時代的他，在于謙的祠堂前題下這樣一聯: 赤手挽銀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忠骨，我來何處吊英賢。

陽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馀姚人。因晚年愛越城東南二

十里之會稽山陽明洞，筑室以居，自號陽明子，學者乃稱陽明 先生。

陽明的一生，約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二十八歲以前，是他憧憬圣學，追求做天下第一等人第一等事的萌芽時期，他本著自己對社會，對政治上的熱血和執著，以及憑著他那股自傲和自我擴張的理想，他堅持要做對國家及社會人民有所幫助的建樹。思想上，這還是他的摸索階段。二、二十八歲舉進士以後到四十四歲，期中經過貶謫至龍場，這是第二階段，這一階段陽明極端困厄，思想上抑塞沉郁，這則是印證的時期，也是他事業和學說成功的開始。三、四十五歲到五十七歲病逝軍中，是他建立事功和學術成熟時期，也是他講學立教的極盛時期。這是第三階段。

十二歲時，陽明正式就學塾師；十三歲，母親鄭氏卒，幼年失母，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挫折。十五歲便與祖父出游居庸關，那時已有經略四方之志。二十一歲參加鄉試，中了之后赴京師，他遍求朱熹遺書以讀之，讀著讀著，便興起一個念頭：何不實驗一下？於是他便真的“格”起竹子來，格了七天，道理沒領悟出來，反而生了一場病。於是他從此轉為研究辭章之學。他的思想起了一次變遷。

二十二歲時參加會試失敗，這是他第一次嘗到失敗的滋味，到了第二次會試依然落榜，這對自信的他來說，無疑是一種挫敗，但他坦然面對，從此他的個性和向上之促成他偉大的成就和事功。

二十六歲的他開始學習兵法。他對於政府只得射騎摶擊之士，而不能收韜略統馭之才感到可惜，所以他開始留意武事，盡讀兵家的秘書。這對於日後他往綏靖南贛，平定宸濠，以及敉平匪亂，有相當深遠的影響。陽明二十八歲在京師舉進士，觀政工部，這是他進入仕宦之途的開始。

但自從他擔任官職開始，他的職務便都是低瑣的、小而繁瑣的工作。在這樣抑郁不得志的狀況下，他寄情於山水之中。

三十五歲時，武宗新登基，大家都對新皇帝新政績懷抱著新希望，但是劉瑾等宦官亂政，以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武宗，武宗便鎮日沉迷於酒色，廢棄萬機，害得眾忠臣被奸臣所害，當然包括王陽明。王陽明因上疏替戴銑求情，又痛陳劉瑾等罪行，這讓劉瑾非常生氣，於是想辦法將陽明貶至貴州龍場，作龍場驛的驛臣。那是個蠻荒偏遠的地方，他憑著自己的意志力在那種蛇虺蚊蚋，充滿瘴癘之氣的地方生存下來，并且他教育那兒的蠻人，開導他們，教他們架木開棘以居。在這種環境下，陽明反而悟出了「心即理」之說，後來的致良知也是由此發出。從種種蔽障陷溺中超脫以後，他的心境慢慢轉坦。三十八歲則在貴陽主講貴陽書院，從這一年他才開始論知行合一之學。由是貴州學風大盛，至今若到貴州仍隨處可見「陽明洞」、「陽明祠」。這三年的謫居，使他超脫了一切障礙，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之論都是此時確立的。

到了四十五歲，也就是正德十一年，王陽明便開始一路升遷，替國家立下不少功勞。

第一，他巡撫南贛〈江西〉汀、漳〈今福建之長汀、龍溪〉等地〈四十五到四十七歲〉，剿平了四省邊境多年擾民的頑寇。

第二，他平定了叛藩宸壕之變〈四十八歲〉，使東南半壁免於涂炭。第三，他征服思田〈廣西〉土酋〈五十六到五十七歲〉、開拓南疆，綏靖了邊陲。

他在這期間仍不停地上疏諫皇帝，以及請求返家，經過多次終於得到世宗的首肯，在陽明五十歲到五十五歲這個六年家居的生活，他在家講學，這段時間是他思想的成熟期，多方求學問的人也愈來愈多。

五十六歲又再度奉政府之命到兩廣以及江西、湖廣地區征討，而這次的征討，是因為政府在無計可施的狀況下又再度想起立下許多汗馬功勞的王陽明。但這對他來說當然是一個艱巨的擔子和任務，它卻成功地征服了。

嘉靖十一月二十九日〈西歷一五二八〉卒於回程的舟上。家人問遺言，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這個偉大的思想家，軍事家，從此長眠。

王陽明從自己思想的確立過程，深刻地體驗到“立志”的重要。他說：“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

關于“立志”的重要，大概沒有誰有什么異議。

然而、立什么樣的“志”？如何“立志”？人與人卻有極大的差異。

在我曾經工作的單位中，有一位名牌大學的畢業生，他的“立志”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這位長的很帥的大學生，在大學時有一個談了很久的、很漂亮的女朋友，為這位女朋友，他牽腸掛肚、傾其所能，從其所欲。

然而、畢業后分配工作不久，他的女朋友提出和他分手，理由只有一個：你太窮，我要找一個有錢的。

女朋友丟下這句話，揚長而去。

我的這位同事，受到極深的刺激，那天，他喝醉了，醉的人事不省。

第二天醒來，他找到我要求辭職。政府公務員雖然清貧，但很穩定，想進來的人很多，工作得來不易，我勸他別走這條路。

他果決地說：“我想好了，現在的工資，連女朋友都保不住，我如果掙不到大錢，讓她后悔，我這輩子就白活了！”

我問：“掙錢就是你的志向？”

他說：“對！從現在起，掙錢就是我的志向，掙錢、掙大錢就是我唯一的生活目標。”

百般勸阻無功，他果決地辭去了國家公務員的職務，席卷了父母、親戚朋友所有的存款，一頭扎進了期貨交易所，做起了期貨生意。

后來的事，就不很清楚了，有人說，他不僅賠光了自己的錢，賠光了親戚朋友的錢，還欠下了一屁股的債務，如喪家之犬，到處躲債。

這、是一個現代青年可悲的“立志”過程。

我經常在想，換一個結果，假如他真的在期貨上發了橫財，他會干什么呢？ 找到甩掉他的女朋友，把幾萬，幾十萬的人民幣摔在她的臉上？

或是用幾十萬、幾百萬的人民幣，把甩掉他的女朋友從他現在的老公身邊勾引回來？

我不知道，這樣、有什么意思？ 立這樣的“志”，算什么“立志”？

王陽明說的不錯：“立志而圣，則圣矣，立志而賢，則賢矣。” 象我上面曾經的那位同事那樣，不圣不賢的志，不立也罷！

倫理態度是一種準信仰的態度，信與不信關鍵看怎樣起信，起什么樣的信。王陽明提倡立的志，是圣人之志，賢人之志，志士之志。所謂圣人、才德全盡謂之圣人。

所謂賢人、道德和才能上不同于常人的普通人謂之賢人。

所謂志士者，以身負綱常之重，而志慮之高潔，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閑；所謂仁人者，以身會天德之全，而心體之光明，必欲貞天下之大節。承擔綱常之重，“節”是根本。會天德之全，仰賴“氣”之正大發用。

古人們常說的“立大志”，就是這樣的志！

有人說：我的志向是做科學家！但是、科學家也有專門研究毀滅人類的原子彈、生化武器的科學家，既是在網絡世界里，也有專門制造病毒的黑客！

有人說：我的志向是做一個企業家！

但是、企業家也有靠坑蒙拐騙，制假販假成功的，象三鹿奶粉那樣坑害消費者的上市公司！

有人說：我的志向是做一個政治家！

但是、政治家也有象蔡京、秦檜、汪精衛這樣的奸邪，賣國賊，更有發動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深重災難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的天皇！

因此、“立志”不在于立志做什么，而在于做這些是為了什么！

正像王陽明所說：立成圣之志，就是愚夫婦也可以悟道，若不立圣賢之志，則再飽學亦無濟于事。

“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圣人。”因為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只要能誠，便是圣人。

近世儒者的病根在于無必為圣人之志。這又是因為他們心中有物，不得清脫。所以必須去掉心中之物，才能擺脫經驗世界加給人的異化，實現人性的復歸。

王陽明說的志之所向，就是心意之所向，就是要人們擇善棄惡，立志是個由知善走向行善的過程。

用最土的話說，起碼，要立志做個善良的好人。

可見成圣、成賢、成志士的志不立，人，就像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泊奔逸，何處是個頭。

那么，如何“立志”呢？

王陽明說：只念念不忘天理，久則自然心中凝聚，好象道家所謂結圣胎，然后可以進入美大神圣之境。

王陽明斷言：人心一刻存乎天理，便是一刻的圣人；終身存乎天理，便是終身的圣人。

他說：氣浮者，其志不確；心粗者，其造不深；外夸者，其中日陋。王陽明讓我們從“克己”做起，從我心做起，“反身而誠”，明心見性，這樣就可以不依賴外界就能改善自己的德性水平，主體高大了，外界就渺小了。他說，天下事雖萬變，我們的反應不外乎喜怒哀樂這四種心態，練出好的心態是我們學習的總目的，為政的藝術也在其中。自得，自得，就是在千變萬化的境遇中，在錯綜復雜的矛盾中，自己能找到良好的心態，自己能聽從靈魂的指令，保持虛靈不昧的狀態。有人說，王陽明的立志觀，是唯心主義的。

我承認！但是，這種唯心主義其實是逼出來的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總等待外界改善，那差不多是河清無日、卻守株待兔。人，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意志，則外在的磨難便成了玉成的磨練。追求完美的主管意志，是每一個有志向做個好人的人，都能夠做到的。通過教育，實踐，當每一個人的主觀意志都趨向于完美時，這個世界，就自然地近乎完美了。

對心學來說，全部的問題的關鍵之處要認識到在人本身存在著一種獨立的精神生活，它植根于人的心靈，又是獨立的能超越主觀個體的、能與宇宙真理相聯結的。人的義務和特權就是要以自己的全部機能，不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覺的努力，能動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

這就是他的既根本又簡易的“致良知”法門。“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 “關鍵是立志。志立得時，千事萬為只是一事。”

“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 “強記之心、欲速之心、夸多斗靡之心，有良知即知其不是，即克去之” “如此，亦只是終日與圣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說完這些話，王陽明浩嘆一聲：“此學不明，不知此處耽擱了幾多英雄漢！”

要想快樂，就得忘我，忘我才能成我。

總之、王陽明立志的核心出發點就是一個：立志成圣，自我擔當。

第二篇：《王陽明心學》讀后感

讀《王陽明心學》有感

楊武林

記得以前在看《明朝那些事兒》時，當年明月對王守仁推崇備至，花了很多的筆墨寫了陽明心學的發展過程，尤其是對知行合一的哲學理念做了傳奇式的描寫。使我對這位心學的創立者充滿了景仰之情。但對他的了解一直也停留于當時那短短的兩個章節，一直無緣對心學繼續進一步的學習。這次有緣拿到了度陰山所著的《知行合一王陽明2》，認真通讀了一遍，才真正的比較全面的了解了這個中國古代杰出的哲學家的心路歷程。

開篇第一章就通俗的解釋了陽明學說的核心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使我這個門外女子一下子被吸引到了心學的思想核心，體悟了人生境界的重要意義。在現實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凡是要取得成功必須具備二個先決條件。一是確立正確的目標，二是找到正確的路徑，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先確立了正確的人生目標，才能實現人生真正的價值。王陽明從小就沒有立志走科舉仕途的目標，而是立志要成為圣賢之人，這在當時引起了老師的不解，但他矢志不移，通過不斷的實踐加學習，終成一代圣賢。他從格物致知引伸到認識本體，認識客觀的“天理”，再把它轉換為律己的修養目標,直接追求一種人生意境。這種意境使人能夠“心有所主”，王陽明就是一個能堅持自己的觀念，不怕困難，堅韌不拔的人。他能在人生實踐中對各種境遇、事物都運用自如，應對合“理”。這一切都因為他樹立了正確的人生目標。

實際上王陽明的哲學命題,從“心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致良知”,其核心所講的,就是心之“體用”,即“良知”的境界與“致良知”修養的圓融契合。其中，確立正確的目標看起來似乎相對容易，這就是“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這樣,圣人才為“人人可到”,使人人“自有擔當”。因此,在為學方法及學說體系上,與朱熹不同,他不是“格”、“致”求知,識認客觀的“天理”,再把它轉換為律己的修養目標,而是直接追求一種人生意境。這種意境使人能夠“心有所主”,并在人生實踐中對各種境遇、事物,都能運用自如,應對合“理”。實際上王陽明的哲學命題,從“心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致良知”,其核心所講的,就是心之“體用”,即“良知”的境界與“致良知”修養的圓融契合。

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由其開創的陽明心學無論是在在哲學還是道德倫理體系的歷史進程之中都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朱熹理學之后三百余年，真正能與其學說相抗衡者，也正是陽明心學。陽明心學可以看做是一種建立在陸九淵心學的基礎上，同時批判朱子理學，具有他們那個時代內容和精神的新型的一種道德哲學體系。這種新型的道德哲學將良知之心上升到哲學本體的高度，簡化道德理性與道德感情之間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以‘心即理’為前提，以‘致良知’為目標，通過‘知行合一’動機論來解決傳統儒家道德理性與道德實踐互相脫節的問題，其學說的現實意旨在于實現‘破心中賊’的道德凈化目的與政治教化目標。那么，在陽明的心學之中我們就必須把握三個重要的概念，即：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王陽明主張‘心即理',這里的心指的并不是物質性的心，而是一種精神上的’靈明‘,具體表現為人的認知能力、道德精神和道德本性。也就是說陽明心學中的’心‘至少有三個層面的含義：第一是感覺與認知之心；第二是人與物都共同具有的一種憐憫之情；第三是人本然具有的道德良知，是一種判斷是非的道德理性。這里引用一段話來更簡單的了解王陽明的心外無物。

這里王陽明所說的心既是一種我們感知外物的能力，也是我們與萬物共有的憐憫之情，當我們去感知這朵花的時候這朵花才對我們而言具有了意義，由此也可見王陽明強調了人對于外物對于社會的一種價值，與西方著名的哲學命題’人是萬物的尺度‘有異曲同工之妙。

良知是指不依賴于環境、教育而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識和道德情感，也是至善本體在是非知覺上的當即呈現，也是天地萬物的本源，具有價值上的普遍性和絕對性，聯系上面所提到的心即理中’心‘的三個方面的含義，這里的良知也可以看成是第三層關于道德理性的體現。致良知即指使良知致極致，也指依良知而行，這就與知行合一聯系起來了。良知為知，致則有力行之義，致良知這一理論形式把心與理、知與行、道德修養與社會實踐融合為一，是王陽明一生思想的總結。’致良知‘是王陽明心學的目標，本心是可以無善惡之分并且可以分辨善惡的，但具體的人會因為欲念而使本心染惡，那么久需要我們就要通過知行合一的方法去達到，去盡可能的還原我們的良知之心。

引王陽明的兩句話來認識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方法論：

’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皆得其理矣。‘’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門知行合一之教。‘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基于心即理的本體論的，良知之心就是我們要追求和還原的本心，那么我們就只能向內去求得我們的良知之心，這種向內求良知的目的只能通過與向外的行來達到，知行合一是達到致良知的方法。在這里，王陽明知行合一的道德實踐的觀點是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的，在實際生活中，許多人對于倫理道德是只知而’終身不行‘,只不過是講之以口耳，并不身體力行。而道德信條如果不能身體力行，則毫無意義。所以，陽明以’知行合一‘的命題，強調了道德信條的實踐性品格。王陽明主張在道德實踐之中，我們要且知且行，知行合一，而不應該僅僅停留在思想的階段。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用這四句話歸納總結王陽明的心學：’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心即使理，我們無需求理與外，心外無物心外無理，人的本心無善惡之分，但受欲念的紛擾染惡，所以我們要通過知行合一的方式去還原我們的良知之心。

王陽明的心學在當代的知識體系中看來，存在著許多的局限性，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體系中，這是屬于唯心主義的陣營的思想，但需要指出的是，王陽明的心學更多的是偏向倫理上的道德哲學，而不是關于心物二元主體的討論。那么，作為一種道德價值體系，王陽明的思想對于當代思想和實踐還是會有一些啟發的。譬如知行合一，把我們所了解的道德理性和判斷，運用到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去才能真的使這樣的道德理性產生價值。當代道德思想的發展太快，很多人們銘記于心的道德準則卻逐漸的消失在我們的行為中。我們都知道老人摔倒要扶，但因為現實的一些原因和考慮，這樣一件理所應當的行為也貼上了太多的標簽而變得困難。那么我們是不是也該反思我們的倫理道德？反思我們的道德理念是否與我們的道德行為一致？反思我們是不是在盡自己所能去致良知呢？

王陽明的心學給了我很多的啟發，時常回想哲人的思想，自己去不斷地反思和思考，我們總會有更多的收獲，從哲人的智慧之中悟出新的道理。

第三篇：自然的回歸——讀王陽明《心學》讀后感一

自然的回歸——讀王陽明《心學》讀后感一
王陽明的《心學》，是他成為圣人理論依據，哲學家們將他的《心學》歸納為主觀唯心 主義的范疇，直接的根據，就是《心學》中三大中心思想的“心外無理”。王陽明《心學》中的三大中心思想是：

一、心即理。

二、致良知。

三、知行合一。王陽明的《心學》，是一個完整的系統，而“心即理”是他所有思想和理論的基礎。為了 這個理論的完整和系統，王陽明將抽象的心和顯見的理柔和在一起。什么是心？ 王陽明依據陸九淵“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觀點，指出：“人者，天地 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也就是說：人、是天地萬物的中心，心、不是一塊血肉”，即非人體內的心臟，是“人之 主宰”、“人之知覺”，是支配、控制、統率人的感官及運動器官的中樞，是人的各種知覺的 綜合。“心”，是宇宙間萬事萬物的本體。所以、人的心就是天，只要人的心明白了，天地萬 物就都可以解釋了。什么是理？ 王陽明說：“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 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 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于吾心耶？”“心即理也。天下又 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 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也就是說：世間萬物的道理都在心中，心本來就是性情、性情就是道理，有忠孝之心就 有忠孝之理，無忠孝之心就沒有忠孝之理。天下的事情無論多少，天下的事情無論怎樣變化，無非是一個道理，是事物本來的客觀規律。人心只要歸于自然，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在王陽明看來，“心”即是世界產生與存在的根源，又是其發展變化的歸宿。天 地間舉凡綱常倫理、言行舉止、成敗榮辱乃至花草樹木，萬事萬物無不根于吾心而森然畢具、神圣本然的“天理”流行。“心”，在王陽明思想體系中無疑據于核心地位。但他強調物、事、理、義皆歸宗于吾 心，并非要否定或割裂“心”與外在世界的聯系。對于王陽明來說，其目的乃是要確立“心” 即人之主觀精神的本體地位，并無限擴大“心”、“物”的同一性，從而在某種意義上否定外部

世界與人之與世界的差別。根據這個道理，王陽明提出“萬物一體”說，他認為：“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 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

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 五谷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人的良知 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這樣，憑藉著“人心一點靈明”或“人的良知”的溝通，天地萬物便與人融為一體，同出一 源，殊無區別。王守仁“心即理”之說，是其“知行合一”論的基礎，它充分肯定了認識主體的能動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潛在能力，反對迷信外在權威，否定用現成規范和書本教條 來禁錮人的身心，而主張依靠自我的“心之本體”（良知）來主宰和支配一切行為，在道德實 踐中努力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哲學家們批判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說，他們認為：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說，把人類的 主觀意識和客觀存在等同起來，斷然否定了有離開心而獨立存在的物質世界。王守仁所謂“天 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從反映論的角度來看，就是把人類認識的能動作用片面夸大 和過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觀精神吞并了客觀存在之物理。從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這些批判，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在人類不能客觀地解釋和反映物質世界的時代，追求主觀的完美，自然是改造主 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別無他求的唯一出路。王陽明的偉大，就在于他開辟并指引著這條道路！王陽明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他所有的理論都是為政治、軍 事、教育服務的。毫無例外，作為《心學》的理論基礎，“心即理”的學說，自然，有他鮮明 的政治目的。那么、王陽明的“心即理”的學說，政治目的何在呢？ 陽明認為：“大學之道”的核心性難題和機會在“親民”二字。別的都是主觀性的指標，能 親民與否才是區分真偽的實踐性的標準。只有在親民的過程中才能體現出你是否知行合了，才能將三綱五常等“明德”落實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親民”所有的說教都會淪為滑舌利口 的惡談。有了親民的境界，才會老我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心態，這樣 才能“盡性”。“盡性”與“止于至善”不是兩張皮，而是一體化。而且既不能獨善也不能空談，必須在“親民”的過程中“實修”，開放性的“修”。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確門徑。

就因為“萬物一體”、所以、做萬物中有“一點靈明”的人，要親近自然；做天子的君，分 擔君的人物的臣子，要親民。

于是、就有了“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正是將“心即理”的理論認識實踐于社會，形成

成了王陽明“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王陽明的“萬物一體”、“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以“明明德”為體而以“親民”為用。他說：“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 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 這是一個由己及人的過程，亦即孟子所謂“推仁”以及于四海的過程。王陽明對此有很詳 盡的解釋：“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之父，而后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 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 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后 弟之明德始明矣”。將這一方法廣施于所有的社會政治關系和自然關系之中，是“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無 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就是說，如果每一個人都能依照這種方法明其“明德”，推廣吾心良知，就能形成人人相 親，各安其分、各勤其業的理想社會。這正如王陽明所描繪的：“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 親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 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蘷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顯然，他所提出的“萬物一體”、“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是在明代中葉特定社會條 件下對儒家傳統的“仁政”理想的重構。王陽明的這種理想政治模式有著明確的現實針對性。他對當時官僚爭權傾軋、魚肉百姓 的現象極為不滿，希望當權者遵行圣人訓典，“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推行 仁政，憐惜小民，真正感悟到“生民之困苦荼毒熟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從而實現“家齊 國治而天下平”的安定政治局面。王陽明明白，他所處的封建社會不可能實現天下大同，因此、他設計的這種理想的政 治模式并非政治平等的藍圖，而是以貫通于自然與社會的親疏等級為前提。王陽明說：“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 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 得則死，不能兩全，救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 也就是說： 我們珍愛自然，愛草木卻不能不以草木來飼養禽獸！我們珍愛自然，愛禽獸卻不能不以禽獸來祭祀、燕賓客！我們珍愛他人，在生死關頭卻不能不先救親人再救路人！

這、就是自然
的道理。可見，嚴格親疏等級規定是他理想政治的基礎，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達成其理想 政治的根本原則只是“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因此，在這種社會里，“農工商賈”只能各安其分、“各勤其業”，而不能有絲毫“希高慕外之 心”，更不能“作亂犯上”。換言之，作為“朝廷赤子”的普通百姓只能“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 辦國課”，倘有違逆之舉，必將受到嚴懲。這樣，我們透過王陽明一再標榜的“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的外象，仍可看到其 所理想的“萬物一體、天下一家”的政治專制主義實質。王陽明“心即理”的學說是偉大的！她的偉大在于： 她從“心即理”的論證，引申出“尊重自然”、“萬物一體”的進步思想！她從“萬物一體”歸結為“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她嚴格親疏等級，使“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在封建社會有了實現的可能！她“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造就了無數的仁人志士，使社會發生深刻的變革！她、是一個人類認識自己、認識自然，認識世界的里程碑！從王陽明始，人類開始了自然的回歸！

第四篇：王陽明心學讀后感

《王陽明最神奇的心學》讀后感

------西航項目

看了王陽明最神奇的心學，了解了他本人智慧，通過合理的辦法，讓自己的心靈境界得到提升，開發了人本來具有的智慧潛能。只有做到這點，才能由普通人到超人的超越。隨著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人們越來越注重向外追求物質利益，這樣發展下去，必然使得人的精神越來越和自己的心靈分離，使人趨向于“物質化”，在人的心靈深處越孤獨、苦悶、煩躁、矛盾。

在建筑企業林立的今天，不乏有許多優秀企業，08年聽一位朋友說，在鄭州市建委有備案的光是二級建筑公司就有一千多家。企業要想立于不敗之地，必須控制核心文化，而員工也必須掌握自己的內心世界而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一、磨礪

王陽明認為良知這種學說，是從百死千難的磨煉中得來的。在現實生活中，一遇到困難，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怨天尤人，埋怨老天怎么這樣對自己，埋怨命運不公平。其實，磨難是一種財富，關鍵在于你怎么樣對待它和采取怎樣的行動。

在工程施工中，往往會遇到各種問題，不可能是一帆風順，不管是現場組織還是技術難點，我們面對困難，只有不再想到逃避，一點一滴的培養自己耐心和意志，才能使整個身心有質的改變。

二、處世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能夠發現，有一些人很有人緣，不論遇

1到誰，都能打成一片，贏得別人的好感，似乎具有一種獨特的魅力。

工程管理是一個非常需要做到處世圓滑這一點的，面對業主、監理、各種配合單位，往往會有各種問題暴露出來，這個時候我們必須做到保證自己身利益的同時兼顧各方情緒，如若不然，事情就會由小事變成大事，甚至不可挽回。

三、態度

態度決定一切，工作態度決定成績，一個人的態度直接決定了他的行為，決定了他對待工作是盡心盡力還是敷衍了事，是安于現狀還是積極進取。

從校園學生到工作崗位，有很多人轉變的慢，也有一部分人轉變的比較快，這就是一個心態問題，工作后，我們不再是學生，我們要從一個幾近無知的學生開始，學習現場的施工管理，技術管理，只有這樣才能不斷進步，提升自己。不能好高騖遠，不能眼高手低，每個人只有擺正了自己的心態，才會有更大做為。

四、學習

從學生到獨擋一面主要負責人，除了有過硬的理論知識還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不管是公司制定的崗位職責、安全條例、技術操作規范，還是施工現場如何組織人、材、機進行合理的生產，或者是現場安全的施工行為、各種安全隱患等我們只有在不斷的學習中才能掌握，才能完全撐控。

其實王陽明的學問還有很多，他說的好多話都是一針見血，我們也只有多看多學多運用，才能不斷進步。

第五篇：王陽明心學知行合一讀后感

王陽明心學知行合一讀后感

記得以前在看《明朝那些事兒》時，當年明月對王守仁推崇備至，花了很多的筆墨寫了陽明心學的發展過程，尤其是對知行合一的哲學理念做了傳奇式的描寫。使我對這位心學的創立者充滿了景仰之情。但對他的了解一直也停留于當時那短短的兩個章節，一直無緣對心學繼續進一步的學習。這次有緣拿到了度陰山所著的《知行合一王陽明2》，認真通讀了一遍，才真正的比較全面的了解了這個中國古代杰出的哲學家的心路歷程。

開篇第一章就通俗的解釋了陽明學說的核心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使我這個門外女子一下子被吸引到了心學的思想核心，體悟了人生境界的重要意義。在現實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凡是要取得成功必須具備二個先決條件。一是確立正確的目標，二是找到正確的路徑，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先確立了正確的人生目標，才能實現人生真正的價值。王陽明從小就沒有立志走科舉仕途的目標，而是立志要成為圣賢之人，這在當時引起了老師的不解，但他矢志不移，通過不斷的實踐加學習，終成一代圣賢。他從格物致知引伸到認識本體，認識客觀的“天理”，再把它轉換為律己的修養目標,直接追求一種人生意境。這種意境使人能夠“心有所主”，王陽明就是一個能堅持自己的觀念，不怕困難，堅韌不拔的人。他能在人生實踐中對各種境遇、事物都運用自如，應對合“理”。這一切都因為他樹立了正確的人生目標。

實際上王陽明的哲學命題,從“心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致良知”,其核心所講的,就是心之“體用”,即“良知”的境界與“致良知”修養的圓融契合。其中，確立正確的目標看起來似乎相對容易，這就是“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這樣,圣人才為“人人可到”,使人人“自有擔當”。因此,在為學方法及學說體系上,與朱熹不同,他不是“格”、“致”求知,識認客觀的“天理”,再把它轉換為律己的修養目標,而是直接追求一種人生意境。這種意境使人能夠“心有所主”,并在人生實踐中對各種境遇、事物,都能運用自如,應對合“理”。實際上王陽明的哲學命題,從“心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致良知”,其核心所講的,就是心之“體用”,即“良知”的境界與“致良知”修養的圓融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