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陽明心學的當代意義

王陽明心學的當代意義

王陽明的心學，在過去的哲學教科書中，通常是作為“主觀唯心主義”哲學而受到批評的，其實，作為一種思想體系或哲學，王陽明的心學是明代中葉之后中國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其影響之廣大，遠極于日本等國，從而使王陽明成為一位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思想家與哲學家。

王陽明的學說，大致由三個方面的理論所構成：（1）心即理；（2）良知與致良知；（3）知行合一。這三個方面理論的相互聯系，構成了王陽明思想的有機整體。

“心即理”的觀點，是王陽明學說的基礎性理論，也是他全部思想所建立的基點。

它大致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具有“本心”，這一本心實際上也就是我們生命的本原或本質。我們之所以具有各種各樣的生命活動，不僅能夠視聽言動，而且能夠分辨善惡、能夠感知外物，能夠就事物之間的關系進行判斷、推理，根本原因即在于我們具有這樣一個“本心”，如果沒有這一“本心”，那么我們的全部生命活動就都是不可能的了。

他要強調的是，這一“本心”原來是包含著最高的“天理”或者天道的，“天理”不外乎人心，天道即是人道，所以“天理”就存在于人心，天道即是我們的“本心”。他說“心即理”，就是要我們都要明白這樣一點：我們的“本心”或者本質原本就是與天道相一致的。人之所以可能是高尚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心即理”的觀點，其實就是要我們能夠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本質原本與天一般高明，與地一般博厚，這樣我們才能夠光明正大，在天地間堂堂正正地做個人。“心即理”就是我們生活當中立足的基點，有了這個基點，我們的生活才不至于會迷失方向；有了這個基點，我們才能夠真實地把我們自己的本質表現在生活實踐的各個領域。

“心即理”的“心”，王陽明后來又將它稱為“良知”。“良知”既然是“良”的，當然就是“好的”，因為它實在就是我們從天道那里所獲得的“德性”。這個“良知”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并且它永遠都在，不會消失的。

生活當中之所以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好人”，之所以還有各種各樣的惡言惡行惡人惡事，不是因為那些人沒有“良知”，而是因為那些人不能“致良知”。所以，王陽明強調，“良知”就是我們的“本心”，就是我們的“本性”，就是我們本來圓滿成就的“德性”，只有“良知”的表現與實現才是我們生命所應有的本來面貌。

所謂“致良知”，也就是要在充分意識到自己本有“良知”的前提之下，把“良知”充分地實現出來，通過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意識活動、語言表達、行為實踐，把“良知”貫徹到我們生活領域的各個方面。

按著王陽明的觀點，我們之所以不一定能夠把一件事情做好做完善，不是因為事物本身有什么毛病，而是我們自己的心靈狀態有不端正。事物本身總是無所謂端正不端正的，如果我們以端正的心態去做事，那么事情就能夠做端正、做完善。心態端正的標準，就是符合我們自己本有的“良知”，“良知”就是我們自己的“定盤針”，是我們“自家的準則”。依著這個“自家的準則”去做事，就是“致良知”。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知道，“致良知”實在不只是一種理論，而更是一種實踐，是與我們日常的生活實踐息息相關的。這種“致良知”的實踐活動，是把我們自己與外界的事物、人物、世界本身聯系在一起的根本環節與途徑。

“致良知”的實踐活動，要真正做到我們的意識活動、語言表達、行為實踐都是合乎“良知”本來面貌的，就必須要做到“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王陽明最早建立的觀點，也是他最后堅持的觀點，可以說是貫穿于他一生的根本思想之一。“知”的意思，既指“知識”，也指“良知”。在“知識”的意義上，他強調任何知識的獲得，作為一個過程，必然同時是一個“行”也即是實踐的過程，“知識”與“實踐”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分離的。在“良知”的意義上，他更強調“良知”必須由人的實踐活動來表達與體現，所以“致良知”的展開形式，就是“知行合一”。

大致了解了陽明心學的最基本觀念之后，我們才可以來談論他的思想的當代意義。

首先，“心即理”的實際意義，是要為我們的心靈確立一個可靠的依止之境，也即是《大學》所說的“止于至善”，天道、天理即是“至善”，即是我們生活意義的根本座標與價值的原點。

我們今日的社會，物質資料可謂已經是極大地豐富，但物質的追求是不是就是我們人生的全部意義？物質欲望的滿足是不是就是我們人生的全部價值？如果不是，那么我們是不是還需要關照一下自己的心靈狀態？

如果這一點是需要的，那么毫無疑問，王陽明的觀點，包括他關于“良知”的學說，就會顯示出它獨特的價值。“心即理”既是一種理論預設，更是一種精神境界，我們全部的生活實踐，實際上都是出于我們自己關于生活意義的預設的。如果我們沒有一種精神境界的建立，那么我們的生活完全有可能是漂浮的，是隨著不斷變化的物質生活面貌而遷移流轉，沒有根基的。而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當然也并不是要反對物質資料的富裕，而是要為富裕的物質生活建立起“主宰”，建立起“脊梁骨”。要把豐富的物質世界與物質的生活納入到崇高精神的“主宰”之下，而不至于使真實的自我喪失在物質資料的豐富之中。

“知行合一”，不論在何種意義上，它都強調了人的精神世界與行為活動的一致性，這叫做“人格完善”。我們自己的生活世界，是“人格完善”意義上的人自己所開辟與創造出來的。“我的生活我做主”，也就是“我的世界我做主”，那么我們需要一種怎樣的生活與世界呢？

按著王陽明的觀點，這就取決于我們自己的心靈狀態。心靈光明磊落而嚴正崇高，世界就光明磊落而嚴正崇高；心靈若陰幽黑暗，生活就陰幽黑暗。我們的生活行為是在我們的心靈狀態主導之下的行為，而我們所享有的世界，就是我們行為的直接結果。在這一意義上，至少我個人以為，王陽明的觀點，仍然有指導我們今日之生活的實際意義與價值。

第二篇：淺論王陽明及其心學

淺論王陽明及其“心學”

陳云君

2013年1月10日（根據錄音整理）

中華詩詞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陳云君先生

各位同事朋友，一年半以前，我曾在異域同諸位分享過一些學習心得，這次承蒙厚愛，邀請了我再做一次講座。本人一介書生，承蒙先人余蔭，雖有一些生活和學習的感悟，但自認為不足以為人師，孟子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所以我今天坐在這，面對各位，心里仍懷忐忑。

一、精進人生，從聰明到達智慧的彼岸

若從人所處的狀態對人群進行分類，一種是癡呆狀態，很少；一種是正常狀態，很多；一種是聰明狀態，不多也不少；一種是智慧狀態，極少。在座的各位，以我70歲閱人的眼光來分析，大家大多應該屬于聰明狀態，甚至有一部分人處在智慧狀態。我是教師出身，作為老師，真的不懂什么叫真理，但我懂得通向真理的路。老師能不能走通這條路，能不能達到這個目標，我們也不知道，我認為老師僅僅是一個職業，并不比任何人優越。我幾十年來除了教書并無他長，我希望通過自己的指引，把平庸人士引入聰明的境界。我在近二十年與巨贊法師的接觸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夠引導處在聰明狀態的人士走向智慧之路。智慧之路能不能被引進去，我不知道，但我會盡力而為。

聰明是有限的，智慧是無限的。聰明在耳、在眼，眼謂之明，耳謂之聰。通過耳聽眼看，能夠正確分析事物，得到正確的結果，此謂之聰明。智慧，即掃心。智慧的人會經常用一把笤帚清掃內心，使心智永遠處在清明、明白的狀態當中，故智慧境界，極其難達到。所以，我期望能夠通過學佛、學道，再經由我的本行學儒，從而用儒釋道的方法，帶領大家由聰明境界逐漸認識、接近智慧境界。在智慧境界之上，還有一重更高境界，據我對在座諸位的了解，起碼有一兩位已接近此境界，叫做“圣言量”。什么叫做“圣言量”？就是指佛的智慧，釋迦摩尼佛的智慧、言語、見證以及給我們的開示，都是“圣言量”。舉例來說，2012年12月21日號稱世界末日，對這個問題，眾說紛紜，我認為就個體來說，末日天天存在，不是12月21日這一天，而是每天都存在末日，為什么？因為每一天都有人離開這個世界，對他來說那一天就是他的末日。對個體來說，每一天也都是新的開始，所以就世界末日與世界重新開始這個問題，若我們立于智慧境界、立于“圣言量”這個視角審視，本來可以不予追究。所以，很多電視節目經常說世界末日是不科學的，這個問題不要用科學解釋，每天都是末日，每天都是開始。

一個智慧的人，早上起來讀《金剛經》、《普門品》，為什么？為“立”。釋迦摩尼佛教導我們，早上要“立”起來，要努力工作，認真對待每一天，當一天結束的時候，你打開《金剛經》，對自己說今天所作一切都不要想了，不要考慮了。倘若睡不著覺，為今天做錯一件事而氣惱，或者為賺到一百萬而高興，那我認為你還沒有進入智慧境界，你只是在聰明的境界徘徊，所以正確地區分人的這四種狀態，我認為是我們正確處事的前提。這些話作為我講王陽明的前言。

二、以史為鑒，立德立功立言的兩個半完人

在會前曾給大家推薦了四本書，一是王陽明所著的《傳習錄》，二是《論語》，三是《金剛經》，四是《道德經》。《論語》、《道德經》、《金剛經》這三本書，我都研究很長時間了，四十年來，我大約沒有離開過其中的兩本，一本是《金剛經》、一本是《論語》，我自認為至今研習還不夠的是《道德經》。王陽明的《傳習錄》是《論語》、《孟子》、《金剛經》、《道德經》的中和。

在中國歷史上，有這么一個說法：“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有“兩個半”，王陽明是其中一個，另一個是諸葛亮，還有半個完人是曾國藩。諸葛亮是一介書生，以一己之力促成三國鼎立，為什么他不能一統天下呢？因為劉備，尤其是劉禪根本就沒有當帝王的資質，所以諸葛亮也抱憾終身，未能興復漢室。但諸葛亮能夠三分天下，已是“立德立功立言”，諸葛亮從來功不震主，他知道，君使臣以禮，臣侍君以忠。司馬懿五路大軍攻擊蜀國之時，諸葛亮接連幾天閉門不出，朝政大亂，人心惶惶，最后劉后主親自登門拜訪，適時諸葛亮手拄著拐杖在花園中賞魚發呆，劉后主便在其后不忍打擾，等到時機叫聲“相父”，諸葛亮回頭一看，是后主，馬上扔掉拐杖，匍匐在地。一個小孩子，一個偉人，足見諸葛亮臣品。后人將諸葛亮的文章、兵書、奏折編輯成《諸葛亮集》，其有兩句話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叫做“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所以諸葛亮是“立德立功立言”之完人，然后就是王陽明。曾國藩為什么是“半個完人”呢？《曾國藩家書》是一部典范式的著作，歷代領導人對曾國藩評價很高，他后半生在處理與洋人的關系上欠妥，所以史書認為他是“半個完人”。諸葛亮這個完人我們今天暫且不講，曾國藩這半個完人也不講，今天就主要講王陽明的心學。

三、心學之起源 ㈠ 王陽明的生平概況

1472年，王陽明出生于浙江省余姚縣，1529年在江西南安去世，享年57歲。王陽明5歲才會說話，到10歲的時候，王陽明父親高中狀元，此后王陽明認真學習，22歲成為舉人，29歲中進士，在22歲到29歲這些年間，他潛心研究儒釋道的學問，結婚當日，竟然為了與相談甚歡的老道一同打坐而徹夜未歸，可見其對道學研究之忘我。

佛教的觀點是人修行在三個境界中好修：第一個境界，病人好修；第二個境界，窮人好修；第三個境界，沒有自由的人好修。因為錢多容易做壞事，而窮困不能；有病想做壞事，但無能為力。王陽明恰恰在中進士之后，因身體原因回家休息幾年，期間他精研道學，幾次想去入空，但是還是不能忘記紅塵。到31歲的時候，他開始精研佛教，與高僧論佛談道，深入研究了儒釋道學問。弘治十八年，王陽明37歲，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繼位時年僅17歲，以劉瑾為首的八個太監把持朝政，囂張跋扈，時人謂之“八虎”，王陽明因上書仗義執言，被廷杖四十后發配貴州龍場做驛丞驛長。在龍場這既安靜又困難的環境里，王陽明結合歷年來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忽然有了頓悟，這就是著名的“龍場悟道”。

㈡ 從儒學演變看心學地位

一般認為，儒家有三變。孔子講授儒學，孔子學問能夠包容，具備治理天下、拯救人心等許多優點。秦亡漢興后，發展到漢武帝，他為了給自己大權在握、唯我獨尊尋找理論根據，下詔征求治國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主張。董仲舒認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維護了漢武帝的集權統治，董仲舒固定了“君權天授”理念。儒學從此以后才被當作唯一的治國學問，直至君主專政制度徹底結束。因此，儒家從孔子到董仲舒為一變；到宋朝有程顥、程頤二兄弟，加上朱熹的理學為一變；理學到王陽明心學又為一變。

我認為，儒家應有四變：第一叫原儒，就是初始的儒家；接下來是董儒，把儒家便成了術；朱熹理學是朱儒；然后王陽明的心學。我認為儒家到了現在，依舊沒有離開這四變，依舊是以這四變來作為儒家的根本代表。

㈢ 儒家心學起源于陸九淵

王陽明在日本、新加坡、韓國被視為圣人，尤其是日本人把王學視為經世治國之學。在講王學之前略談理學，中心思想就是皇帝是天之子，認為君父合一。董仲舒把父親和皇帝合二為一，孫中山把皇權思想和老師合二為一。

朱熹理學認為，人類應該存天理滅人欲，就是公與私的對立，天理是公，人欲即私，天理是善，人欲是惡，合乎道理的就是天理，循個人私欲的就是人欲，朱熹認為滅盡人欲然后循道而行即為存善。但人心要完全服從道心有很大的難度，人心只考慮個人需要，不考慮是否合理，存在著這種矛盾。

陸九淵認為，一個人如果想做到“存天理、滅人欲”，就必須是從人心入手，如果人心能夠向善，能夠自我約束，這人自然會存天理。陸九淵解釋宇宙兩字，上下四方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我們想到宇宙的時候，用心來形容，宇宙跟我們有無關系都只是與我們的心有關，萬物具備于我心。陸九淵首先提出了心學，這在朱熹時代已經開心學之先河，可惜沒有成功。

㈣ 王陽明心學之根基

對陸九淵而言，受制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他的思想還沒有躍出儒家之外，還沒有躍出孔子之外，儒學認為佛家、道家都是旁門左道。王陽明為什么能完善發展心學？因為王陽明有三學之根，即儒釋道。從唐朝之后中國的學問只談儒家不談佛學，就不全面，因為佛家雖是進口學問，但同儒家結合得很緊密。王陽明的思想嚴格遵循孔孟以來的正統原儒，在此基礎之上又融匯佛家，還有道家，甚至有兵家。所以王陽明以自己三學的基礎創立了真正的心學。我認為，理學讓人從明理角度考慮去惡存善，而心學是讓人認識自己的內心，自覺地向善除惡，這是我給理學和心學的區分界線。

王陽明對佛學認識很深，禪宗的認識抓住了根本，王陽明有一句話叫明心見性。禪宗如果學好是思辨之學，可以超越本身的思維。王陽明有句話：“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王陽明所提倡的心學，不是單純的儒學，而是儒學與禪宗水乳交融的產物。

㈤ 王陽明心學之精髓

王陽明心學的精髓在于“知行合一”，其中有兩個要點：一個是知行合一；還有一個就是良知。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心學”理論里面最重要的一個觀念，他認為有且只有“良知”是人之本性，人如果有良知，就可以判斷善惡是非，向善去惡。

一個人有了“良知”，再“知行合一”，我認為就接觸到王陽明心學的門檻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在為人上能夠起到什么作用？儒家講 “內圣、外王”。“內圣”就是內里完善自己，達到正氣凜然、不怒自威的儀表氣度。作為一個領導沒有威嚴，沒有讓人有望而卻步的氣度，那就是“內圣”沒有修為好，其原因就在于對自己的“良知”和“知行合一”沒有一個很好的體會。

四、心學之思辨

㈠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王陽明的“龍場悟道”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大文案，他當時對榮辱得失已有深刻的認識，但對生死還沒有悟透，為了更好地參悟生死之道，他命人以石制棺，坐在棺上悟道六七日后，突然超脫意念，達到頓悟境界，他總結凡事欲深究就要跳出“事”之外。王陽明認為，一個人如果知道“圣人之道,我心自足”，在極度入靜狀態中就會找到“良知”。

釋迦摩尼說過，眾人皆同，只是眾生被塵土蒙蔽，而他拭掉了塵土而已。禪宗有一個關于六祖惠能和神秀的著名故事，五祖弘忍讓其寫偈子以展示修行所悟，神秀寫道：“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意思是把我們身體修煉成世上最干凈的菩提樹，把心修成像鏡子一樣明凈，每天擦拭，不惹塵埃。六祖寫下“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對比可以看出，六祖是大悟、是頓悟，他的境界是通過一生一世的踐修所得，所以才能寫出上述偈子。因此，沒有踐修的基礎，就不能理解六祖的頓悟，就像我們沒有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博士生的學習過程，就不能理解更高層次的學問。

再舉個例子，我六叔陳寅恪，他精通14門外語，有100萬字著作傳世，被認為是近代中國第一學者。他出國留學18年，沒拿一張文憑、一個學位。后來清華大學要成立國學院，需要組成四大國學導師，聘請到了梁啟超、王國維和趙元任，三者都是頂尖人物，但尚差一人，梁啟超推薦了陳寅恪，為此還與清華校長有過一番舌戰。校長說：“陳寅恪一無大部頭的著作，二無博士學位，國學研究院的導師，怎么能連這些都沒有呢？”梁啟超說:“沒有學銜，沒有著作，就不能當國學院的教授啊？我梁啟超雖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沒有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陳寅恪是四大導師之中年齡最小的一位，但教授都來聽他的課，因此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

㈡ 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能夠知悉圣人之道。王陽明認為，圣人之道，本性自足，勿需向外索求于事物之理。陳寅恪等大學問家，表面看似司職具體某一件事宜，實質在救心。例如，毛澤東上過戰場嗎？但他指揮四大戰役，運籌于帷幕之中，決策于千里之外，毛主席如果不是救心，不是有自己的良知，不是有知行合一，試問四大戰役怎能取得勝利？！

“救心”在心學中叫“致良知”，就是說其實我們做每一件事的時候內心都會判斷對和錯，但是出于私欲會壓制內心的判斷；致良知就是讓我們堅持內心的判斷，持之以恒就會讓良知做主。就某一件事而論，致良知能夠高屋建瓴地給予我們指導。

關于“知行合一”，舉兩例子，比如現代人要研究作詩，其研究詩的理論而不是研究詩的本身，這就是向詩中求詩，詩的本身在心，向心求詩。另一則例子是現代人把倫理變成了倫理學，不向心求倫理；現代人把教育變成教育學，不向教育心理去求教育，從教育學中求教育；現代人把宗教體驗變成宗教研究，不在宗教中體驗宗教；現代人把智慧變成了學院派，去做學究；更有人把愛情變成了一紙結婚證書。所有這些現象都是不明白良知，不能知行合一。當然，我們要倫理學，要教育學，要宗教研究，結婚證書也不可少，但是比如駕駛飛機的機長，把飛機開平穩、開好，這就是把心用在這架飛機上，而不必去向飛機的事理當中去求心。所以，王陽明在五百年前把這些理論分為教條和心學，心學最根本的敵人是教條，教條的對峙者是心學。王陽明的心學最有實用價值的是良知。孟子曾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認為無此四心者不足為人，所以王陽明的良知是建立在這“四心”之上，他的“致良知”洞悉了本源。

1519年，居住在南昌的寧王朱宸濠舉兵叛亂，組織了十萬大軍，順江而下，勢如破竹，準備一舉拿下南京，自立皇帝。時任贛南巡撫的王陽明奉命阻擊。王陽明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何謂也？王陽明心中有賊。賊在何處？即他既不是領兵的元帥，也沒有得到皇帝的圣旨讓他去剿滅寧王。王陽明得把心中的賊破掉，俗話“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從”。于是他采取圍魏救趙戰術，直接攻打寧王的老巢南昌。寧王首尾無法兼顧，只好回師救援，雙方大戰于鄱陽湖上。在短短30多天的時間內，一場危及江山社稷的叛亂，幾乎是在王陽明的談笑之間就灰飛煙滅了。諸葛亮曾說過“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用現代話來講則稱為“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所以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有實際作用，在這次大戰當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王陽明一生中有“四句教”，即“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曾國藩對“誠”的解釋為“一念不生謂之誠”，實則從王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這句話中衍生而出。張載曾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有此心者也即是誠心。

㈢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何為“亡天下”？亡一國之文化，亡一國之民族，亡一民族之民族心，謂之“亡天下”。亡一家一姓之江山，謂之“亡國”。海航也好，其他任何一個企業也好，要想做成百年企業，薪火相傳，最根本的不是拼資金，而是拼文化。如果一個企業不是以企業文化為發展的最終目標，那么這個企業的生命最多在五十至八十年。日本的索尼、丸紅株式會社等歷史悠久的著名企業，都有自己獨特的企業文化。這些大企業的員工跳槽率非常低，這些企業文化中都有一種“家族主義”，視員工為家人，但不任人唯親。資本主義的企業是唯資本是圖，并不唯利是圖，而社會主義的企業是以自己的企業為“小社會”，以自身的“一社一會”為核心。

當權者要堅持“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這是任何企業立于不敗之地的文化核心之一。如果海航的企業家們能夠從王陽明的實踐當中吸取到這一點，那海航集團必定會更加興盛。王陽明的心學實踐，實際上是把“儒釋道兵”等百家思想匯合成海，萬法歸一，將人們的思維方式調整得既有效又正義。一個企業的領導人能夠把員工調整得做事高效，但能否調整得很正義還亟待考證。現代人都是從歷史經典中去尋找在今天看來已經不再智慧的思想，并謂之曰“古人的智慧”。我的學院宗旨是“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八個字，要求在學習古人的思想和古代的知識時，不違背今天的時代現實，在學習現代社會的知識文化時，也不隨波逐流。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核心之一，就是主張在不糾纏于他人見識的同時，也不忘記自己的存在；在不忘記自己存在的同時，又能吸收他人的見識。

蘇軾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猝然臨之而不驚，不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王陽明認為這種“每臨大事有靜氣”的人無一不能成大器，所以他一貫堅持孔子學生顏回說的“不遷怒，不貳過，不伐善，不施勞”。現在的人們應該安心于般若之上，各盡應盡之責任。般若就是命運，“命運”二字一動一靜，“命”是定數，“運”是運作，董事長盡董事長的責任，員工盡員工的責任，要把心安在般若之上。

梵高說過：“化欲為情，極致人生”。這個“欲”是指朋友、親人之間的欲望。比如對父母就是孝順他們的欲望，如果不把這種孝的欲望化為孝順父母之情，非孝也。把對父母的孝臵于情上，才是真孝。對自己家人好，對他人家人不好，是自私。所以孔子說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一個人如果“真誠至極”，又“機變至極”，能恪守自然道德，心智又能極端自由，是圣人。成為圣人有兩個前提，一是能自覺地改造自己的人生，二是能自覺地改造社會，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改造自己、改造社會合二為一。

“閑時成圣，亂時成雄”，“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王陽明一生有三次大的戰爭，自出戰以來，未曾戰敗。這是典型的“閑時成圣，亂時成雄”。國家需要我們的時候，拿起槍來，就是英雄；國家清平時，好好工作，就是圣人。如果大家能認可并領會“閑時成圣，亂時成雄”這八個字的精髓，那么我也能有一點余興，一些欣慰。

第三篇：《王陽明心學》讀后感

讀《王陽明心學》有感

楊武林

記得以前在看《明朝那些事兒》時，當年明月對王守仁推崇備至，花了很多的筆墨寫了陽明心學的發展過程，尤其是對知行合一的哲學理念做了傳奇式的描寫。使我對這位心學的創立者充滿了景仰之情。但對他的了解一直也停留于當時那短短的兩個章節，一直無緣對心學繼續進一步的學習。這次有緣拿到了度陰山所著的《知行合一王陽明2》，認真通讀了一遍，才真正的比較全面的了解了這個中國古代杰出的哲學家的心路歷程。

開篇第一章就通俗的解釋了陽明學說的核心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使我這個門外女子一下子被吸引到了心學的思想核心，體悟了人生境界的重要意義。在現實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凡是要取得成功必須具備二個先決條件。一是確立正確的目標，二是找到正確的路徑，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先確立了正確的人生目標，才能實現人生真正的價值。王陽明從小就沒有立志走科舉仕途的目標，而是立志要成為圣賢之人，這在當時引起了老師的不解，但他矢志不移，通過不斷的實踐加學習，終成一代圣賢。他從格物致知引伸到認識本體，認識客觀的“天理”，再把它轉換為律己的修養目標,直接追求一種人生意境。這種意境使人能夠“心有所主”，王陽明就是一個能堅持自己的觀念，不怕困難，堅韌不拔的人。他能在人生實踐中對各種境遇、事物都運用自如，應對合“理”。這一切都因為他樹立了正確的人生目標。

實際上王陽明的哲學命題,從“心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致良知”,其核心所講的,就是心之“體用”,即“良知”的境界與“致良知”修養的圓融契合。其中，確立正確的目標看起來似乎相對容易，這就是“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這樣,圣人才為“人人可到”,使人人“自有擔當”。因此,在為學方法及學說體系上,與朱熹不同,他不是“格”、“致”求知,識認客觀的“天理”,再把它轉換為律己的修養目標,而是直接追求一種人生意境。這種意境使人能夠“心有所主”,并在人生實踐中對各種境遇、事物,都能運用自如,應對合“理”。實際上王陽明的哲學命題,從“心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致良知”,其核心所講的,就是心之“體用”,即“良知”的境界與“致良知”修養的圓融契合。

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由其開創的陽明心學無論是在在哲學還是道德倫理體系的歷史進程之中都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朱熹理學之后三百余年，真正能與其學說相抗衡者，也正是陽明心學。陽明心學可以看做是一種建立在陸九淵心學的基礎上，同時批判朱子理學，具有他們那個時代內容和精神的新型的一種道德哲學體系。這種新型的道德哲學將良知之心上升到哲學本體的高度，簡化道德理性與道德感情之間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以‘心即理’為前提，以‘致良知’為目標，通過‘知行合一’動機論來解決傳統儒家道德理性與道德實踐互相脫節的問題，其學說的現實意旨在于實現‘破心中賊’的道德凈化目的與政治教化目標。那么，在陽明的心學之中我們就必須把握三個重要的概念，即：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王陽明主張‘心即理',這里的心指的并不是物質性的心，而是一種精神上的’靈明‘,具體表現為人的認知能力、道德精神和道德本性。也就是說陽明心學中的’心‘至少有三個層面的含義：第一是感覺與認知之心；第二是人與物都共同具有的一種憐憫之情；第三是人本然具有的道德良知，是一種判斷是非的道德理性。這里引用一段話來更簡單的了解王陽明的心外無物。

這里王陽明所說的心既是一種我們感知外物的能力，也是我們與萬物共有的憐憫之情，當我們去感知這朵花的時候這朵花才對我們而言具有了意義，由此也可見王陽明強調了人對于外物對于社會的一種價值，與西方著名的哲學命題’人是萬物的尺度‘有異曲同工之妙。

良知是指不依賴于環境、教育而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識和道德情感，也是至善本體在是非知覺上的當即呈現，也是天地萬物的本源，具有價值上的普遍性和絕對性，聯系上面所提到的心即理中’心‘的三個方面的含義，這里的良知也可以看成是第三層關于道德理性的體現。致良知即指使良知致極致，也指依良知而行，這就與知行合一聯系起來了。良知為知，致則有力行之義，致良知這一理論形式把心與理、知與行、道德修養與社會實踐融合為一，是王陽明一生思想的總結。’致良知‘是王陽明心學的目標，本心是可以無善惡之分并且可以分辨善惡的，但具體的人會因為欲念而使本心染惡，那么久需要我們就要通過知行合一的方法去達到，去盡可能的還原我們的良知之心。

引王陽明的兩句話來認識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方法論：

’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皆得其理矣。‘’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門知行合一之教。‘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基于心即理的本體論的，良知之心就是我們要追求和還原的本心，那么我們就只能向內去求得我們的良知之心，這種向內求良知的目的只能通過與向外的行來達到，知行合一是達到致良知的方法。在這里，王陽明知行合一的道德實踐的觀點是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的，在實際生活中，許多人對于倫理道德是只知而’終身不行‘,只不過是講之以口耳，并不身體力行。而道德信條如果不能身體力行，則毫無意義。所以，陽明以’知行合一‘的命題，強調了道德信條的實踐性品格。王陽明主張在道德實踐之中，我們要且知且行，知行合一，而不應該僅僅停留在思想的階段。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用這四句話歸納總結王陽明的心學：’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心即使理，我們無需求理與外，心外無物心外無理，人的本心無善惡之分，但受欲念的紛擾染惡，所以我們要通過知行合一的方式去還原我們的良知之心。

王陽明的心學在當代的知識體系中看來，存在著許多的局限性，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體系中，這是屬于唯心主義的陣營的思想，但需要指出的是，王陽明的心學更多的是偏向倫理上的道德哲學，而不是關于心物二元主體的討論。那么，作為一種道德價值體系，王陽明的思想對于當代思想和實踐還是會有一些啟發的。譬如知行合一，把我們所了解的道德理性和判斷，運用到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去才能真的使這樣的道德理性產生價值。當代道德思想的發展太快，很多人們銘記于心的道德準則卻逐漸的消失在我們的行為中。我們都知道老人摔倒要扶，但因為現實的一些原因和考慮，這樣一件理所應當的行為也貼上了太多的標簽而變得困難。那么我們是不是也該反思我們的倫理道德？反思我們的道德理念是否與我們的道德行為一致？反思我們是不是在盡自己所能去致良知呢？

王陽明的心學給了我很多的啟發，時常回想哲人的思想，自己去不斷地反思和思考，我們總會有更多的收獲，從哲人的智慧之中悟出新的道理。

第四篇：王陽明心學知行合一讀后感

王陽明心學知行合一讀后感

記得以前在看《明朝那些事兒》時，當年明月對王守仁推崇備至，花了很多的筆墨寫了陽明心學的發展過程，尤其是對知行合一的哲學理念做了傳奇式的描寫。使我對這位心學的創立者充滿了景仰之情。但對他的了解一直也停留于當時那短短的兩個章節，一直無緣對心學繼續進一步的學習。這次有緣拿到了度陰山所著的《知行合一王陽明2》，認真通讀了一遍，才真正的比較全面的了解了這個中國古代杰出的哲學家的心路歷程。

開篇第一章就通俗的解釋了陽明學說的核心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使我這個門外女子一下子被吸引到了心學的思想核心，體悟了人生境界的重要意義。在現實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凡是要取得成功必須具備二個先決條件。一是確立正確的目標，二是找到正確的路徑，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先確立了正確的人生目標，才能實現人生真正的價值。王陽明從小就沒有立志走科舉仕途的目標，而是立志要成為圣賢之人，這在當時引起了老師的不解，但他矢志不移，通過不斷的實踐加學習，終成一代圣賢。他從格物致知引伸到認識本體，認識客觀的“天理”，再把它轉換為律己的修養目標,直接追求一種人生意境。這種意境使人能夠“心有所主”，王陽明就是一個能堅持自己的觀念，不怕困難，堅韌不拔的人。他能在人生實踐中對各種境遇、事物都運用自如，應對合“理”。這一切都因為他樹立了正確的人生目標。

實際上王陽明的哲學命題,從“心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致良知”,其核心所講的,就是心之“體用”,即“良知”的境界與“致良知”修養的圓融契合。其中，確立正確的目標看起來似乎相對容易，這就是“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這樣,圣人才為“人人可到”,使人人“自有擔當”。因此,在為學方法及學說體系上,與朱熹不同,他不是“格”、“致”求知,識認客觀的“天理”,再把它轉換為律己的修養目標,而是直接追求一種人生意境。這種意境使人能夠“心有所主”,并在人生實踐中對各種境遇、事物,都能運用自如,應對合“理”。實際上王陽明的哲學命題,從“心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致良知”,其核心所講的,就是心之“體用”,即“良知”的境界與“致良知”修養的圓融契合。

第五篇：王陽明心學讀后感

《王陽明最神奇的心學》讀后感

------西航項目

看了王陽明最神奇的心學，了解了他本人智慧，通過合理的辦法，讓自己的心靈境界得到提升，開發了人本來具有的智慧潛能。只有做到這點，才能由普通人到超人的超越。隨著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人們越來越注重向外追求物質利益，這樣發展下去，必然使得人的精神越來越和自己的心靈分離，使人趨向于“物質化”，在人的心靈深處越孤獨、苦悶、煩躁、矛盾。

在建筑企業林立的今天，不乏有許多優秀企業，08年聽一位朋友說，在鄭州市建委有備案的光是二級建筑公司就有一千多家。企業要想立于不敗之地，必須控制核心文化，而員工也必須掌握自己的內心世界而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一、磨礪

王陽明認為良知這種學說，是從百死千難的磨煉中得來的。在現實生活中，一遇到困難，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怨天尤人，埋怨老天怎么這樣對自己，埋怨命運不公平。其實，磨難是一種財富，關鍵在于你怎么樣對待它和采取怎樣的行動。

在工程施工中，往往會遇到各種問題，不可能是一帆風順，不管是現場組織還是技術難點，我們面對困難，只有不再想到逃避，一點一滴的培養自己耐心和意志，才能使整個身心有質的改變。

二、處世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能夠發現，有一些人很有人緣，不論遇

1到誰，都能打成一片，贏得別人的好感，似乎具有一種獨特的魅力。

工程管理是一個非常需要做到處世圓滑這一點的，面對業主、監理、各種配合單位，往往會有各種問題暴露出來，這個時候我們必須做到保證自己身利益的同時兼顧各方情緒，如若不然，事情就會由小事變成大事，甚至不可挽回。

三、態度

態度決定一切，工作態度決定成績，一個人的態度直接決定了他的行為，決定了他對待工作是盡心盡力還是敷衍了事，是安于現狀還是積極進取。

從校園學生到工作崗位，有很多人轉變的慢，也有一部分人轉變的比較快，這就是一個心態問題，工作后，我們不再是學生，我們要從一個幾近無知的學生開始，學習現場的施工管理，技術管理，只有這樣才能不斷進步，提升自己。不能好高騖遠，不能眼高手低，每個人只有擺正了自己的心態，才會有更大做為。

四、學習

從學生到獨擋一面主要負責人，除了有過硬的理論知識還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不管是公司制定的崗位職責、安全條例、技術操作規范，還是施工現場如何組織人、材、機進行合理的生產，或者是現場安全的施工行為、各種安全隱患等我們只有在不斷的學習中才能掌握，才能完全撐控。

其實王陽明的學問還有很多，他說的好多話都是一針見血，我們也只有多看多學多運用，才能不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