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當代中國的大學教育文化

論當代中國的大學教育文化

摘要：中國教育是這樣的模式，教者苦教，學者死學，死教死學死知識。現在的大學生正面臨著突出的問題：懶惰、不愛自己動手、能力不足等等，這也是導致大學生就業嚴峻的關鍵因素，因此不得不拷問中國的大學教育，我們該如何應對這種教育，且從我們個人的角度應該如何思考。

關鍵字：懶惰，能力，大學教育，文化，思維方式。

選題依據：作為一名研究生，我已經經歷了高考、考研兩道門檻，順利的考入了自己理想的院校。在別人眼中，我是一名優秀天之驕子，但是從我內心講我并不這么認為，因為這并不是我理想的軌跡，這和我以前的那些憧憬完全相悖，我開始有了一種蔑視大學生的心理。對于外在的這種教育制度我無法改變，因為中國的這種教育制度已延續多年，可是面對現在大學生缺乏實踐能力，就業形勢嚴峻，中國的教育制度以及我們每個人都要做出一定的努力，我要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讓自己過得更加輕松快樂一點。

引言

中國教育的根本價值[1]，就是給國家提供具有崇高信仰、道德高尚、誠實守法、技藝精湛、博學多才、多專多能的人才，培養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的勞動力，培養合格公民，為國、為家、為社會創造科學知識和物質財富，推動經濟增長，推動民族興旺，促進人的發展，推動世界和平和人類發展。

在21世紀的今天，教育水平已經是一個國家是否強大的最重要依據。教育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面有著極為緊密和深刻的本質聯系，對國家、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產生著關鍵性的影響。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的培養規模和水平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并且在社會需求多樣化的今天，高等教育要走多樣化的道路。社會需要多層次、多方面的人才，因此中國大學教育制度應該進一步改善，以解決中國嚴峻的就業現象，形成我們獨特的教育文化[2]。

（1）當代大學教育的現狀

隨便從網上搜索，都可以看到很多搞笑又令人隱隱作痛的事例，譬如大學宿舍的懶蟲們不愿意耽誤自己打游戲、看電影的時間通過繩子來調取食物，或者花著高額的錢叫外賣，我們的大學生究竟懶到何種的程度，連吃飯都不愿意，那么對于自己的需要動腦動手的學習可想而知；一個女大學生四年八進考場，只為了上大學，考試費用高達三萬，可是當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學后，忘記了當初的理想；曾經有位自比“范進”高考狀元，因為校園盜竊十余起被捕，而他的作案動機卻稱是為了釋放釋放學習壓力。

試問：當前的大學教育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高等教育的學位證書與能力的不相稱，學習能力與道德的不相匹配，自身能力與升學的不相稱，等等的社會與教育的問題，我們該進行何種的反思與應對？

到底什么樣的大學教育文化制度才是我們中國真正適應的文化教育體制，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每個人國人去思考。我們所謂的高等大學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對社會對國家帶來的美好前景是不是將來會成為天方夜譚。以前有一位政治老師曾總結一句話：“中國人得諾貝爾獎的條件：要么政治上反對共產黨，要么文學上揭露中國黑暗，要么科學上純粹的沒有國界”。我們中國現有的教育制度是不是真的就培養不出真正的適應時代的人才，為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青年動力。當我們看到中國現在的種種現象，我們是不是可以總結為：中國的教育制度將逐漸的不再適應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求。

尤其是在這個21世紀的互聯網的時代，互聯網以其無比的穿透力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知識的爆炸性的增長，以及知識獲取的平等性將給我們帶來很多的契機。但是我們的教育模式似乎還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以適應這個時代，可以說我們教育的步伐已經根本跟不上社會的發展的腳步了。

我感覺教育的模式的轉變是在互聯網的出現做為分割點[3]，互聯網出現以前和互聯網出現以后。互聯網出現以前指的是每個人的獲取信息有限的前提下，我們知識的獲取是靠的是高等的大學教育（大部分），故依照我們現有的教育方式進行教育，其中的弊端還不是太明顯，而且社會發展速度的還不太快，故社會比較的認同大學的教育水平（雖然有的不合時宜，但確實最好的選擇人才的方式）。而互聯網時代來臨之后，大學里學到的知識以及獲取的專業信息已略顯不足與滯后，而且我們還是按照以前的教學模式的發展，但是外界的社會發展卻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獲取知識的途徑呈現出多樣化，每天的獲取的信息量也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無論是身在清華，還是身在一個專科院校，只要你知道你想獲取什么樣的知識，那么我們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快速的找到相應的知識。那就是意味著，學校的等級優劣將來不再會顯的那么的重要，關鍵是個人的見識與思考問題的能力。而且社會的觀點更加的開放全面，將來將漸漸的不再很關注那些學歷的問題，而是一種能力。故，我們的教育方式迫切的需要改變，而且要從本質上改變。

大學到底需要教育什么樣的教育文化，才是真正的教育文化？大學生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樣的文化熏陶，難道就是那些所謂的大學中的文化知識的教育嗎？ 大學的專業知識交給我們的太少了，況且大學的專業知識也不再能夠勝任當前社會的發展的需求，學習知識的陳舊，以及更新的速度緩慢。現在的各種社會現象讓老師得以覺悟需要一段時間，老師在閑談中傳授給學生又需要一段的時間，而學生能夠理解與體驗又需要一段時間。如果老師依然抱著陳舊的知識—30-40年前的專業知識作為重中之重來教授，那么社會的脫節就成為必然。

在當前的教育中，我們仍然繼承著上個世紀的知識，依靠著記憶的功能來熟知這些的知識，并決然的執行著一個教育的通用的法則（記憶產高成績-成績升名校）。這個法則的背后產生的是一輩又一輩的記憶機器，我們的個人的獨立的判斷能力，決策能力仿佛就得不到鍛煉。故，面臨社會問題，我們要么就是創新，開拓新的想法，要么就是依賴，原有的思想。

（2）中國大學教育體制的發展趨勢

我們的教育體制該怎么走，我們的教育如何與社會接軌、國際接軌，讓大學生，研究生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宅男宅女，只會談論社會的表面的信息，卻不深入的追究其中的原因。當代的教育的結果不會再出現“畢業等于失業”的怪象，新的育教體制育出來的是高文憑的創新人才，而不再是一堆的迷茫和懶散的人。那樣中國的教育投資才會得到真正的回報。

我認為，大學的教育更要注重的是人文的教育以及一種思維方式的教育[4]，以及信息的時效的抓取,。

人文的教育在于教給學生養成更高的做人的品質，一種節操, 一種德學的修養。思維方式的教育是解決一切事物問題的一種哲學。像李敖大師，毛澤東，鄧小平等等人物都是深諳哲學思想，所以能夠將生活看透，將事物處理的清晰。而我們每天的喊著十八大，還讓同學們寫什么十八大的感悟等等的政治的表面的現象的分析結果，除了一堆的吹捧外，幾乎沒有什么深層次的分析，更別說是讓我們去決策一件事了。仿佛前面有人提到大多數的是剩男剩女的問題，其實這正是我們的教育文化讓我們產生的是更多的依賴，女朋友希望依賴男朋友，自己不用怎么辛苦的做事情，就依賴這種的關系就可以坐享其成，而男朋友又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這樣的事情，就產生了剩女。剩男又因為沒有足夠的物質基礎不能擁有自己的愛情，就產生了剩男。這其中的最本質：就是我們的文化教育還不能夠更加的合理化。信息的時效抓取，形成自己的思維方式，就是在遇到問題的時候，能夠快速的搜集到相應的資料，快速的熟悉環境的變化，其實就是培養我們像變色龍一樣能夠迅速的根據環境的變化快速的做出反應。寫論文也是如此，擬定題目，然后通過各種的方式，在網絡，圖書館等等各種的渠道抓取信息，提取信息，對信息進行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的思想，提高我們寫作的能力。

我們的教育體制培養的是具有創新，有能力，有思想，有作為的人。應該破除一些教育的條條框框，應本著有能者居之的教育模式進行教育，而非考試的機器[5]。

同時，我們選拔人才的制度也要進行相應的調整，不再讓我們的成績決定我們的深造學習的機會，而是人才盡其能，使人才各進所用，讓同學們有更多的選擇權，且為我們選擇的方向創造機會。其實，當代中國教育體制不適應優秀特別的人發展。在網上看到一篇關于“為什么中國做科研最好的學生會去轉行”, 尺有所長，寸有所短。科研好的，是在一方面比較的突出，但是中國的教育是所謂的通俗的教育，人的全面的發展。全面的記憶。不能考上如愿的院校，就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開始新的道路。這就導致了資源的浪費與時間的消耗。這樣導致的局面就是：能夠考上的盡量出國，考不上的不得不改變其方向，為生活奔波。

綜上所述，中國當代的大學生教育文化是迫切需要進行改革。只有改變中國教育的這種現狀，才能更好地適應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道路，雖然這個過程是漫長的，但只要給予希望，中國的教育的未來是一片光明的。

參考文獻

[1] 陳向明.對通識教育有關概念的辨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3）

[2] 楊叔子.現代高等教育：綠色，科學，人文[J].高等教育研究，2002，（2）

[3] 阿什比.科技發達時代的大學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譯.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1983.[4] http://

第二篇：論當代中國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

論當代中國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 【副題名】

【責任者】 許祥文

附加信息

【內 容】

論當代中國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

許祥文

內容提要：社會系統是一個多元復合的文化共同體，一個民族的成員不僅要遵循共同的文化制度和享受共同的文化成果，而且由于社會群體的生活區域、職業特點、審美價值、心理狀況的不同，會形成不同的群體文化。當代中國軍事文化是屬于群體文化的一種，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當代中國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息息相關，既有文化的整體性，又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當代中國軍事文化是社會文化的精髓，社會文化又是當代中國軍事文化生長和發育的土壤，兩者相輔相成，從而推動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

關鍵詞： 當代 中國 軍事文化 社會文化 理論研究

所謂軍事文化是軍人在軍事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念、斗爭方式、思維方法、軍人精神等構成的觀念形態的復合體。文化作為一個系統是沒有疆界的，但作為系統中的要素，文化是具有不同的性質和結構的。軍事文化的定位就在于它是屬于“軍事”，而不是屬于“經濟”或者“政治”，但是“軍事”不能完全脫離社會，它必須受到社會的種種制約。我們既要研究各種文化的差異性和獨立性，又要研究各種文化存在著的內在的聯系，在交流和碰撞中達到融合和發展的目的。

一、當代中國軍事文化在社會文化中的戰略地位

軍事文化在文化共同體中的層次結構是多維的，如果從較高層次到較低層次的排列順序為：第一層次是以國家利益為原則的軍事戰略文化；第二層次是以條令條例為規范的軍事制度文化；第三層次是以戰爭手段為目的的軍事科技文化；第四層次是以軍人價值為內容的軍事觀念文化；第五層次是以精神需求為形式的軍事生活文化。這五個層次相互交融，相互滲透，相互補充，共同發展。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成功地實現了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的結合，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關于軍事文化建設的理論。從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三性”（即民族性、科學性、大眾性）到鄧小平關于教育要“三個面向”（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再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都強調了先進文化的發展趨勢和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同時也蘊涵著對軍事文化建設的要求。

1．當代中國軍事文化是先進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代中國軍事文化不僅繼承了古代軍事文化的珍貴遺產，而且根據時代的要求不斷開拓和創新，它作為社會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是從地位上看，當代中國軍事文化是社會文化的戰斗號角。所謂先進社會文化，是指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體現具有發展前途的生產力要求的文化。在我國，先進文化應是指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指導思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道德、集體主義人生價值觀、最新的科學技術、現代化的教育、滿足人民群眾健康需要的精神文化生活等。在戰爭年代，我軍的根據地往往是傳播社會先進文化的發源地，軍事文化的發展也代表了當時社會先進文化的水平。正如毛澤東指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當時的軍事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都是與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壓迫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成為團結人民的旗幟和戰斗號角。文化沒有高低之分，卻有強弱之別。所謂“強勢文化”就是指具有號召力和凝聚力的并具備時代特點的文化系統。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說軍事文化是屬于一種“強勢文化”。當代和平時期，中國軍事文化依然保持了強勁的勢頭，繼承了民族文化的許多優秀的、傳統的、有很強生命力的道德觀念、文化形式。在當今世界各種文化相互激蕩的情況下，在國際資本主義勢力加緊對我國進行文化滲透，企圖“西化”或“分化”我國的情況下，當代中國軍事文化處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前沿，能夠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宣揚崇高的理想信念，使其先進性和戰斗性愈加明顯。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當代中國軍事文化是社會先進文化的重要體現。

二是從結構上看，當代中國軍事文化是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江澤民同志指出：“綜合國力，主要是經濟實力，技術實力，這種物質力量是基礎，但也離不開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綜合國力是指一個主權國家賴以生存與發展實際存在的綜合力量，它既包括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全部實力，又反映一個國家政治、經濟、軍事、資源、教育、科技、文化等各個方面互相作用的狀況。綜合國力競爭的最高形式——現代戰爭的進程和結局越來越取決于交戰雙方的文化程度和科技成就。現在人們普遍使用“文化力”的概念，認為文化也是一種力量。世界不同國家之間，圍繞著文化的傳播與封鎖、擴張與抵制、消亡與保護，等等，展開著復雜的較量。而軍事文化已是衡量一個軍隊戰斗力的重要方面，軍隊干部戰士的文化程度、軍隊中科技干部的數量和質量、尤其是指揮干部的文化素質，成為21世紀質量建軍的制高點，自然也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

三是從功能上看，當代中國軍事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文化作為一個系統，是由各種不同的要素所組成的，而每一種文化要素都有實現其特殊文明價值的功能，以滿足不同社會群體的需求。當代中國軍事文化在軍事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建設性功能。軍事文化無論是對軍隊內部還是對軍隊外部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都將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它能聚集歷史和現實的所有信息和能量，構成軍隊的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力量源泉。二是協調性功能。軍人關系也是社會關系的一種表現，文化在協調人們關系中起著“調節器”的作用。軍事文化在協調軍人與民眾之間、軍人與軍人之間、軍人與政治、軍人與經濟、軍人與自然、包括軍人與整個社會之間都起著粘合劑的作用。三是教育性功能。軍事文化對軍人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政治教育、文化媒體、科學知識來實現的。軍人在軍事實踐和生活中必然形成與意識形態相聯系的理念和思維方式。因此，軍事文化能極大地豐富軍人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途徑和手段，它所蘊涵的科學理性精神，是軍人成才的重要內驅力。

2.當代中國軍事文化對社會文化具有強大的推動作用

當代中國軍事文化在社會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每個歷史時期都產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其主要作用表現在：

首先，當代中國軍事文化的“精品”是社會文化發展的里程碑。從各個民族的文化發展史來看，戰爭與和平，是文學藝術的永恒主題，正是在這一主題下產生了經典性的作品，在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史中也同樣如此。在上個世紀中葉，《誰是最可愛的人》、《紅巖》、《黨的女兒》、《霓虹燈下的哨兵》、《雷鋒的故事》、《歐陽海之歌》等，影響了幾代青年人的進步和成長，也成為當代中國軍事文化繁榮的象征。甚至可以稱之為當時主流文化的代表，對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高山下的花環》、《西線軼事》等文學佳作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的震撼力。90年代以來，軍隊的理論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把軍事生活和社會生活結合起來，懷著歷史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形式寫出了一大批好書、好戲、優秀影片、優秀電視劇、優秀理論文章。近幾年，作為當代中國軍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學和藝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慶祝建黨80周年之際，中宣部向全國讀者推薦10部優秀讀物，其中有6部出自部隊作家之手。還有《和平年代》、《長征》、《突出重圍》等電影和電視劇，以及一批獲得國家“五個一工程”獎的有力度的理論文章，其思想內容和時代特色代表了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其次，當代中國軍事文化作為一種特殊的載體，它豐富了社會文化的內涵。社會文化是非常寬泛的范疇，從廣義的角度看，它包含了人類的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成果，有政治文化、經濟文化、軍事文化等等，軍事文化是社會文化的亞文化系統。軍事文化是軍人生活和實踐的客觀反映，這種反映是通過各種信息表現出來的，它有相對獨特的語言系統和表現形式，有其記錄、儲存、傳遞和加工的功能。由于軍事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具有較大的差別，反映這兩種生活的文化也是有很大區別的，其他社會群體文化是不能替代軍事文化的，因此，軍事文化的存在與發展無論在形式和內容上都豐富了社會文化的內涵。

一個民族的文化要保持其健康向上，繁榮活躍就必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原則。當代中國軍事文化在中國的舞臺上，以它獨特的內容和形式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大批軍事題材、體裁、風格多樣的影視、戲劇、音樂、舞蹈、美術和文學作品不斷問世，其中不乏既有巨大思想感染力又有藝術吸引力的主旋律精品，深受廣大官兵和人民群眾的喜愛。我軍自從成立那天起，便把文藝當作最形象、最生動、最為人們喜聞樂見的思想教育手段，用以團結人民、教育人民和打擊敵人。目前，軍隊擁有的電影制片廠、電視宣傳中心、報社、出版社等，在滿足部隊官兵的精神生活需求的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

3．當代中國軍事文化是社會全面進步的助推器

當代中國軍事文化對社會發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

一是對軍事發展戰略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影響、當代中國軍事文化對社會發展的作用有直接的影響力，也有間接的影響力，所謂間接的影響力是指通過特定的思維方式實現的。它主要指人們在思維活動中受到了軍事經驗、軍事理論、軍事知識、軍事觀念的影響，從而改變了認知結構、價值結構、心理結構，并決定了自己的行為方式。在我國，“戰略”一詞是由古代漢語中的“略”字發展演化而來的。“略”字的本意，古代文字學家許慎解釋為：“經略土地也。”后來引申為泛指籌謀、策劃、方案、方法等，既用于文事，也用于武事。如武經七書中有《三略》、《六韜》。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軍事戰略文化最輝煌的時期，《孫子兵法》中的戰略思維博大精深，對當今的軍事戰略和社會發展戰略依然有深遠的影響。當代中國軍事文化繼承了傳統軍事文化的精髓，像“方略”、“韜略”、“將略”、“謀略”、“兵略”等思想，都廣泛地運用于今天的軍事發展戰略和社會發展戰略中。

二是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軍事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很重要的方面是通過對科學技術的反作用而顯示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文化發展的根本力量。但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又離不開社會各要素的共同作用，文化在受到生產力決定的同時，又能給科學技術的發展以能動的反作用。從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看，幾乎每一項新技術的發明，首先的目的是用于戰爭，而且許多新的軍事技術，本身就帶有軍民兩用的性質。火藥的發明，在軍事技術史上是一個里程碑，同時也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蒸汽機的出現創造了海上作戰的奇觀，也開辟了海上航行的新時代；原子彈在戰爭中可以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但原子能技術卻可以造福于人類。激光、衛星、電子計算機……這些新技術開始都源于軍事目的，就如美國人的“曼哈頓計劃”，不僅造出了原子彈，而且為人類利用核裂變和放射性同位素技術開辟了道路。所以，由于軍事文化中科學技術含量的增長，必然引起社會科學技術的重大變革，從而推動社會生活的歷史變遷。

三是對社會管理制度的影響。每個社會組織都是社會文化系統中的一個單位，文化傳統對組織的建構、運行必然產生深刻的影響。軍事組織作為一個文化系統，它有一套在長期的戰爭環境中形成的價值觀念、歷史傳統、優良作風、道德規范、行為方式，從而形成獨特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這些管理制度和模式，在現代化企業管理中已被大量運用和模仿。如軍事管理中的效率原則、控制原則、民主原則已成為現代企業家和軍事家的共識。實事求是的作風、艱苦奮斗的作風、雷厲風行的作風、團結拼搏的作風已成為許多企業創業的口號。一些企業的職工都必須經過一定時期的軍事訓練，采用軍事化管理，使企業的科研、生產、流通井然有序。總之，在企業制度文化中，隱含著許多軍事文化的成分。

二、當代中國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的異同

從總體上說，當代中國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是“和而不同”。在多元化的文化形式中，當代中國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和”是指“共性”，“不同”是指“個性”，當代中國軍事文化和社會文化在“和”的過程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和個性，在兩種不同的文化中尋找交匯點，并在此基礎上推動雙方自身的發展。

1．當代中國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的共性

一是認同社會價值。馬克思主義認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文化是社會的靈魂，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所謂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是指整個民族和國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人們普遍認可并共同遵循的價值判斷體系，它集中反映了一定社會的共同文化和心理傾向，是衡量、評判人們生活和實踐的最高行為準則。如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人道主義、國際主義以及與這些“主義”緊密相連的艱苦奮斗精神、公而忘私精神、助人為樂精神、為人民服務精神，等等。無論是軍事文化還是社會文化，一切文化藝術和理論宣傳都必須緊緊圍繞時代的主旋律，突出地宣傳社會核心價值觀。因為生活在同一時代和同一社會環境中的軍人和公眾，都必須受到統一的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影響和支配。如果軍事文化偏離社會核心價值觀，即社會的主旋律，必然造成社會文化的紊亂現象。軍人與公眾雖然各有其一套自成體系的價值觀，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如果沒有趨于一致的社會核心價值觀，必然導致民族的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國家分散主義，成為一個沒有凝聚力和戰斗力的民族。

二是高揚主體意識。人是文化的創造者、繼承者、推動者，人是文化的主體。以人為核心，這是一切文化的出發點。在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中，人起著重要的作用，離開了人也就無從談什么文化，不同文化之所以存在著共性，就是因為存在著對“人”的價值的認同。所有文化形式都必須堅持以“人”為中心的宗旨，我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以人為本”，把黨的溫暖送到干部戰士的心坎里。這是尊重人的價值的體現。如果說中國當代文學在新時期取得了明顯的成就，就是拋棄了極“左”的影響，積極體現了一種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在社會文化探索和實踐以“人的價值”的重新發現和闡釋的基礎上，軍事文化也提出了“軍人是人”的命題。一些以戰爭為主題的軍事文學作品尋找和挖掘了英雄的個性特征和人性基礎，把軍事文學推向尊重軍人本身價值的制高點。進入90年代后，一些描寫軍人個性和實際生活的文學作品和電影藝術，給人們以嶄新的視角，英雄主義的“人性”表現感染力更強，宣傳效果更顯著，從而有力地促進了軍事文化的發展。

三是遵循服務宗旨。在社會發展中，無論是軍事文化還是社會文化，都有其特定的客觀要求。第一個要求是文化必須與現實結合。社會文化必須同市場經濟結合，軍事文化必須同軍隊現代化建設結合。誰結合得好，誰就有較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也有較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誰脫離現實，誰就會受損受限，甚至難以發展。第二個要求是文化必須樹立“服務”的觀念。社會文化與軍事文化必須滿足人民群眾和部隊官兵的物質和文化需求，這是一切文化工作的基本出發點。衡量文化工作的標準，就是群眾和官兵喜歡不喜歡？對社會生產力和部隊戰斗力是否有利？第三個要求是有相對的“獨立性”。文化工作有自身的特點和發展規律。文化工作的現實定位與整個社會的主旋律相關，文化工作的運作方式與整個社會經濟和軍事運作機制相關。但這并不否認文化工作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反，能否真正把“結合”和“服務”工作做好，恰恰在于能否真正保持文化工作自身的相對獨立性。

2．當代中國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的個性

任何文化都是共性與個性的統一。不同民族的文化存在著差異，同一個民族的文化也存在著千差萬別，當代中國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的個性差異主要表現在：

一是文化理念體系的差異。軍事文化和社會文化是屬于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它們之間的差異是不同社會群體在不同歷史過程中參與不同社會生活的結果。人類不同的社會群體，從事不同職業的人們，依據一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共同參與勞動或者戰爭，他們不僅創造了別具特色的物質設備、經濟生活、工藝技術，也創造了特殊的風俗、習慣、倫理、道德以及語言、制度、藝術，等等，這些具有文化特征的理念在歷史的發展中，不斷實現功能上的整合，于是構成一種文化理念體系。軍人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公眾的生活方式明顯不同，軍人的思維方式與社會公眾的思維方式也不同，反映軍人和社會公眾的文化理念也必然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如在當代的中國軍事文化中所體現的是對當代戰爭的文化透視、官兵的文化藝術修養、軍事科技進步對戰爭的影響、軍事思維對軍事戰略的指導、軍事文化進步對軍事制度改革的作用，等等，以及現代軍事思想中蘊涵的軍事謀略理念、隨機應變理念、不戰而勝理念、兼容并收理念，等等，都與社會文化存在著區別。

二是文化主體背景的差異。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的明顯差異在于：軍事文化以“兵”為主體，社會文化以“民”為主體。“兵”字在古代有兵器、軍事、戰斗、軍人等多項含義，一切軍事文化都是以“兵”為研究對象和表現形式。如：以戰爭為研究主體的文化，主要研究戰爭的性質和作用；以軍事制度為研究主體的文化，主要研究軍事學說和軍事思想；以將帥士兵為主體的文化，主要研究將帥的指揮的藝術和士兵的訓練技術；以國防建設為研究主體的文化，主要研究全民的國防教育和國防意識；以軍營生活方式為主體的文化，主要研究官兵的文化活動方式；等等。這些軍事文化主體與社會文化主體在背景上有很大的區別。軍事文化是以戰爭和軍人為軸心，以各種形式來“刻錄”戰爭的狀態和軍人的所作所為。而社會文化則是以社會和民眾為中心，以各種形式來“描述”社會的環境和民眾的生活方式。誠然，這種文化主體不是可以截然分開的，當一種文化精神誕生以后，勢必在不同程度上要滲透到軍事領域，軍事領域的文化形式也必然會滲透到社會領域。

三是文化審美價值的差異。由于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之間存在著差異，也由于軍人與社會公眾審美主體的生理基礎、心理素質、文化教養、生活環境和生活經歷各不相同，人們的審美價值不僅有各自的價值取向，而且在審美的能力和尺度上也存在不同的質調。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在“美”的欣賞和判斷之間，會對某些對象和事物表現出特殊的喜好和偏愛，表現出一定的審美情趣。在各不相同的審美情趣之間，不但有高雅與庸俗之分，而且有健康與病態、進步與落后之別。軍事文化的產生過程是一種具體的軍事實踐過程。它是由軍人、軍事訓練、打仗、執行特殊任務等要素組成。訓練過程與戰爭場面的“美”具體表現在：首先，是軍人個體的美。它要求軍人有健壯的體魄，英姿煥發、富有生氣；其次，是軍人集體的美。軍事組織要求整齊劃一，從服飾到內務，從隊列到訓練都表現為特殊的風格和氣質。再次，是軍事環境的美。無論是條件艱苦的戰爭年代，還是相對穩定的和平時期，軍人戰斗、工作、學習的環境是惡劣也好，還是優越也好，軍人那種艱苦奮斗的精神和革命樂觀主義的態度都能給人一種美的啟迪。而社會文化的審美價值則與人類的勞動和生活密切相關，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一種美；人與社會的和諧是一種美；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是一種美。隨著人的本質力量的不斷提高，被人類創造的美必將空前廣泛和無比豐富。

四是文化傳承方式的差異。文化是人類社會經驗和知識得以積累遺傳的媒介和手段，充當人類歷史經驗的記事本和儲藏室的角色。文化通過自身符號系統達到的社會信息的記錄和保存，從而把人類社會每一時代的社會經驗以知識形態加以凝固和保存下來。文化符號所攜帶的信息是人類社會生活內容的反映，容易保持自身的特征并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不同文化的傳承方式是不盡相同的。但任何文化的傳承方式從過程來看，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內容：①文化的共享性，是指人們對文化的認同與理解；②傳播關系，是指文化傳播中的社會關系；③傳播媒介，是指傳播關系的工具和手段；④傳播方式，是指傳播過程中的模式。所不同的是它們的主體不一樣，表現的方式不一樣，傳播的渠道不一樣，信息的源頭不一樣。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原始信息源，中國軍事文化源遠流長，在幾千年的社會發展史中，一直閃爍著燦爛的光輝。中國軍事文化的傳承主要是通過“兵書”來體現的。這些兵書中有：早期記載軍事資料的群書——經書；如《周易》、《尚書》、《詩經》、《左傳》等；還有記載軍事、戰爭史料的史書。其中，有以人物為中心的將帥史；有以戰爭發生、發展和結束為主線的戰爭史；有以軍事制度為系統的通史；有以地方志為主的史志；還有諸子百家的軍事學說史。這些軍事文化遺產不僅給人們勾畫了當時時代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也向人們展現了我國古代的各種軍事文化理念。可以說，中國軍事文化貫穿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的學者把中華社會文化概括為“兵、醫、農、藝”，“兵學”文化列為榜首。自古迄今，稱得上兵書的至少有兩千多種，這些軍事文化遺產不僅在軍事歷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哲學史、文學史、科學技術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華文化寶庫中軍事文化占相當的比重，影響著各個朝代的政治、經濟、科技、教育和其他領域。

三、當代中國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的歷史責任

1．共同弘揚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體精神，是整個民族文化的靈魂和升華。它集中表現了一個民族在一定的客觀自然環境和社會歷史條件下建構自己生活的獨特方式，反映了一個民族的獨特性格和風貌。它對本民族的發展具有激勵和鼓舞作用，對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具有促進、推動作用。中國軍事文化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通過各種形式來表現中國軍人的精神。“軍魂”與“國魂”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像“位卑未敢忘憂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等，都是歷代軍人精神的真實寫照，也是民族精神的結晶。當代中國軍人雖然有許多新的精神，但其核心價值依然是傳統精神的演變和發展。人類文化總是推崇英雄，因為英雄可以給人類帶來希望，時勢造英雄，戰爭是英雄的舞臺。正如英國學者托馬斯·卡萊爾認為：“歷史是偉人的傳記，每一個真正的人倘若能尊崇確實是高于自己的人，不是也覺得自己更高尚嗎…·，·所以，人類總是這樣或那樣的崇拜英雄，這種崇拜就像是一塊富有活力的基石……現代革命史若沒有這塊堅定不移的基石，就會變成一片無底無岸的海洋。”當代中國軍事文化所表現的英雄主義精神是一幅自強不息、勇于奉獻、堅忍不拔、浩然之氣的宏偉畫卷。它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情操和氣節，培育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正義感和意志力。當代中國軍事文化從不同的角度把人們帶進了一個新的軍事時代，這就是對國家、社會、軍人的新的理解和思考。

2.共同塑造時代典型

時勢造英雄。在每個歷史時期都會涌現符合時代精神、代表先進的社會倫理道德和文化價值觀念的各種各樣的典型。他們的行為規范、精神風貌、工作業績超出一般人的水平，具有代表歷史發展趨勢的先進性。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的教育功能就是要積極宣傳典型，發揮先進典型的示范引導作用。“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時代典型的作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寶貴財富，正如江澤民指出：“我們的人民中間，工人和農民中間，知識分子中間，有千千萬萬個先進的典型，他們是我們民族的優秀分子，在他們身上體現著我們的民族精神，體現了民族的希望。”以高尚的精神塑造時代典型，是時代發展的要求，也是人民的呼喚。在戰爭年代，我們軍隊涌現出張思德、黃繼光、董存瑞、邱少云等英雄人物，他們對鼓舞部隊士氣，提高部隊戰斗力和贏得戰爭的勝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60年代又產生了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王鐵人精神，這些以艱苦奮斗、拼搏奉獻為特征的典型，對當時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新的歷史時期，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協調一致，為了創造良好的社會風氣，有利于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共同宣傳了黨的好干部孔繁森，人民的好軍嫂韓素云，服務戰線的好工人徐虎，帶領農民共同致富的好黨員王廷江等，這些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跡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回顧歷史可以看出，無論是軍事文化還是社會文化必須塑造時代的英雄，用高尚的精神鼓舞人，培育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和軍人。

3．共同凝聚軍心民心

文化戰略不僅關系到文化本身的發展，而且涉及社會主義事業能否持續發展的問題。江澤民同志指出，在新的形勢下加強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的要求，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要求，“目的是增強黨和國家的凝聚力，增強干部隊伍和群眾隊伍的凝聚力，更好地發展生產力，集中力量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它在歷史上之所以能夠多次抵御外族入侵，使中華民族的偉大文明代代相傳，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具有共同的民族精神和巨大的凝聚力。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進行大肆掠奪，中國人民不畏強暴，在愛國主義精神的凝聚和激勵下，同外國列強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爭，最終保持了民族的獨立。在當代，軍事文化與社會文化的共同任務就是通過各種宣傳形式，使全社會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這是保證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克服種種困難，爭取更大勝利的精神力量。鄧小平在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時曾經說：“根據我長期從事政治和軍事活動的經驗，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人的團結，要團結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我們過去幾十年艱苦奮斗，就是靠堅定的信念把人民團結起來，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奮斗。沒有這樣的信念，就沒有凝聚力。沒有這樣的信念，就沒有一切。”多年來，軍隊與地方通力合作，大力弘揚先進文化，使軍心和民心凝聚，精神振奮，使億萬人民團結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極大地提高了民族自豪感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責任感。

4.共同實現創新發展

人類文化總是在不斷革新、不斷發展，總是處于新舊交替過程中，文化發展的過程又是不同文化不斷融合的過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既要從優秀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又要從異質文化中不斷吸收新鮮血液；還要根據時代的需要不斷創新發展，只有這樣，一個民族的文化才能不斷地走向輝煌。江澤民指出：“我們講繼承、講借鑒，目的是通過繼承和借鑒，使民族傳統文化、外來文化的精華，同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實踐基礎上不斷創新，建設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的動力。中華民族文化經歷幾千年而長盛不衰，就是因為它有某種程度的開放性，具有提煉和融合各種文化的自我創新能力。當前，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各種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加劇，文化的創新已成為國家的戰略問題。無論是軍事文化還是社會文化都必須緊跟時代的步伐，根據軍隊和社會客觀情況的變化不斷創新，對文化的內容和形式進行改造和升華，使之具有新的、特定含義及新的表達方式，成為新文化的有機因素。從而創造出既符合我國國情又充分吸收世界優秀文化成果，既繼承民族優秀傳統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文化。

第三篇：論大學文化產業化

論大學文化產業化

【摘要】校園紀念品承載著一個學校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內涵，國內有很多高校意識到校園紀念品設計的重要性，并將其作為校園文化建設的一部分，本文通過介紹高校紀念品的設計的主要內容和設計特色，說明校園紀念品的開發的意義，及系列銷售推廣途徑。

【關鍵詞】紀念品，學生，校園文化，推廣與設計

1校園文化紀念品的定位

以學校標識和學校代表性景物為題材、承載了學校歷史人文特色并具有相當品味的紀念品，它是學校與受贈人的紀念信物，代表者學校與受贈人不可割舍的感情與聯系。對一所高校尤其是一所具有較長歷史的知名高校來說，其本身所具有的歷史積淀、文化底蘊和辦學傳統，傳統節目，已經成為學校精神上的寶貴財富，在社會上已經構成了相當的影響力。這些歷史積淀和文化內涵的具體表現之一，就是以學校主要標識和學校代表性景物為主體上的學校標志性特征。

學校的校名、校會、校訓以及校園代表性建筑物和景觀形象均為學校的主要標示，它代表著學校在社會公眾中的形象，蘊含豐富的人文歷史內涵，妥善保護和加以利用，對于樹立學校形象，團結學校的人，增加歸屬感有重要意義。

第四篇：當代中國兒童詩發展論

當代中國兒童詩發展論

譚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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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自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當代兒童詩發展已歷50多年，這期間，時代思潮的變化，社會經濟的轉型、文化觀念的更新，使得兒童詩創作經歷了三個藝術轉變的階段，涌現出了一大批詩人和作品。但當代兒童詩的發展也面臨著受詩歌界排斥、兒童文學界冷落等現實困難。本文還論述了新世紀中國兒童詩發展的方向。

關鍵詞：中國兒童詩 發展 現實難題 精神對話

從上個世紀五四時期至今，中國兒童詩的發展已歷近百年，這百年的道路，風風雨雨，曲曲折折，兒童詩在社會的艱難跋涉中書寫了自己的輝煌。就當代兒童詩而言，雖然社會形態的急蘧變革和文化的快速轉向，使它曾經迷茫和困惑，但其豐厚的積淀和詩人們真誠的姿態卻是文學史、詩歌史無法抹殺的。

一、當代兒童詩發展軌跡的思考

自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當代兒童詩發展已歷50多年，這期間，時代思潮的變化，社會經濟的轉型、文化觀念的更新，使得兒童詩創作經歷了三個藝術轉變的階段：

（一）集體主義——群體代言人的兒童詩。上個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社會經濟是公有制模式，公有制模式下，勞動和收獲是在國營機制和集體機制下發生的群體行為，個人是在集體的力量中現實價值，或者說，個人的創造必須得到集體的承認才具有合法性或合理性。在這種經濟制度下，社會文化的發展也遵循著整齊化一的秩序，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就文學而言，在單一指向的文化語境下，其話語方式自然是單一維度的，作家的心態也是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控制下的文化妥協與調和。以成人文學為例，50年代和60年代的小說創作就是根據主流社會思潮而確定方向和主題的，如《創業史》、《艷陽天》等，就是一根紅線串起了特定時代的主題；而58年的“民歌運動”和文革中的“樣板戲”更是一個標準模式。這種創作由于強調“階級的對立”，使得作品的社會群體意識過于強烈，而作家的主體意識和個性被遮被，被隱藏，或被有意地壓抑，于是小說、戲劇中人物形象類型化，詩歌的中心意象都是“紅色意象”或“暖色意象”。兒童詩作為以兒童讀者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文學樣式，也無法走出成人社會政治功利的怪圈，50年代和60年代雖然涌現了葉圣陶的具有唯美意味的《小小的船兒》、艾青的具有濃郁抒情氣息的《春姑娘》、柯巖的充滿兒童情趣的《小兵的故事》、《小迷糊阿姨》、金波的優美的《回聲》、圣野的童真的《歡迎小雨點》、劉饒民的童話色彩的《大海的歌》、任溶溶的表現兒童生活智慧的《爸爸的老師》等等優秀的具有純美學意義上的兒童詩。但兒童詩創作的主體是和成人文學一樣配合時代的需要，與現實革命和建設密切合作的，于是表現集體主義精神和集體力量的偉大、對時代對新事物新生活的歌頌等就成了兒童詩的基本主題。從審美語符來看，此時期的兒童詩的語言基本是采用明朗甚至是直白的兒童生活語言，其意象多是單純的，意境也比較輕快；從抒情范式上來看，此時期的兒童詩強烈地表達抒情主體的情感，一般是直接表達詩人對人、事、物的歌頌和贊美之情。如郭沫若的《新中國的兒童》第一節就是直接表達抒情主體的情感——“我們”的自豪感：“我們新中國的兒童，/我們少年的先鋒隊，/團結起來繼承著革命的英雄，/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斗，/學習偉大領袖毛澤東。”該詩的第二節是直接表達抒情主體對毛澤東的贊美、敬慕之情和抒情主體的決心：“毛澤東新中國的太陽，/開辟了新中國的方向，/黑暗勢力要從全中國掃蕩，/紅旗招展前途無限量，/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斗，/勇敢前進跟著共產黨。”袁鷹的兒童詩名篇《時光老人的禮物》也是“頌歌式”的，雖然用的是第二人稱，但突出的還是抒情主體對“你”（時光老人）的贊美。還有田地的《祖國的春天》、魏巍的《紅領巾水庫的孩子們》、梁上泉的《從北京唱到邊疆》、聞捷的《河西走廊少年歌》等也是頌歌式的，詩人們以狂飆突進式的氣勢，急切地表達著自己對新社會的熱愛和對主流信念的堅貞。這些兒童詩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兒童的精神風貌，但由于作者有意隱藏了自己的獨特見解和情感，而表現出與社會情感的強烈一致性，因此無形中充當了“群體代言人”的角色，于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兒童生活環境的變化和文化思潮的更新，這些兒童詩漸漸失去了讀者的留戀，失去了審美的意義，而僅僅保留了文學史、詩歌史的價值。

（二）個體主義——個性化多元化的兒童詩。個體主義經濟時代應該從1978年開始算起，到80年代，這一階段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轉變，即到1980年的時候，中國各地農村基本上實現了包產到戶的個體經濟方式，盡管國家計劃依然起的是主導作用，但農村單干的耕作方式和商業個體戶在中小城市（包括村鎮）的大量出現，使整個社會的人的思維方式發生了一些質的變化。其中一個主要的思維方式的變化，就是個體可以發揮自我的優勢，發揮自我的個性，個體可以根據自我的需要進行選擇，也就是說，個體可以享受個體精神自由釋放的快樂。于是，文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眾聲一致的局面被打破，作家詩人們審視生活的方式和角度發生了變化，作品抒情主人公不再只是超越自我的“大我”或者“超我”的身份，而是具有個性色彩的“真我”。“真我”的出現意味著兒童詩回歸了詩的本體，也意味著兒童詩回到了藝術的正道。即詩人們具有了明確的文體意識，認識到了兒童詩作為藝術的一個門類或一個體式，它有著自己的藝術的質的規定性，而且這種質的規定性與詩人的藝術修養、美學追求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當我們審視80年代的兒童詩時，便可發現，這一時期詩人們的創作都極力發出自己的聲音，無論從挖掘題材方面，還是建構意象方面，甚至是對意境的探尋方面，都顯示出詩人獨到的兒童觀和詩歌觀。筆者在一篇論文里專門論述過這一時期的兒童詩，文中就指出：“這一時期，兒童詩同樣遵循著兒童文學承擔著塑造未來民族性格的天職的創作原則，同時兒童詩從考慮不同年齡階段少年兒童的心理差異與接受機制出發，突破舊有的思維模式與陳規俗套，或展開天馬行空的奇特想象，或刻畫少兒青春活力，瑰麗夢幻，或表現新時期多姿多彩的兒童生活，或表現兒童對生活獨特的感受。這時期的兒童詩，使人們感受到了時代的變革給兒童生活和兒童心理帶來的變革，使人們感受到了兒童詩正朝著新的審美角度開拓的勇氣。這時期的兒童詩，為90年代兒童詩走向完全多元化格局奠定了基礎。” 正是因為詩人們有了個性化的創作追求，于是，80年代的兒童詩界涌現出了金波的《春的消息》、《在我和你之間》、高洪波的詩《我想》、《鵝鵝鵝》、樊發稼的《小娃娃的歌》、望安的《嘀哩嘀哩》、邱易東的《哭泣的蘑菇》、薛衛民的《快樂的小動物》、徐魯的《我們這個年紀的夢》、劉丙鈞的《媽媽的愛》、白冰的《寫給云》、王宜振的《夏天的蘋果夢》等優秀的抒情詩，涌現出了田地的《我愛我的祖國》、尹世霖的《船長》等優秀的少兒朗誦詩，圣野的《春娃娃》、傅天琳的《森林童話》、魯兵的《小豬奴尼》、金本的《山間的小溪》、《給你一粒種籽》、東達的《一只海龜和一個傍晚》、李華的《小鳥喳喳》等優秀的童話詩，黃慶云的《搖籃》、張繼樓的《采“星星”》等優秀的兒歌和低幼詩。就抒情范式而言，這些作品除了頌歌式以外，還有傾訴式、對話式、問詢式、邀喚式、獨白式等等，詩歌主體的情感不再是直露的，而是隱藏的、曲婉的、甚至是朦朧的、神秘的。

（三）市場經濟——邊緣化的兒童詩。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經濟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經濟模式轉向了完全的市場經濟模式，市場經濟的第一要意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市場制約生產，也就是說，市場銷售價值和利潤是衡量生產是否成功或者有意義的主要標桿。市場經濟給人最大的影響是觀念的更新，就文學而言，它直接影響了作家和詩人對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或精神向度，即作品是“為何而寫”。過去作家詩人們思考得最多的是“寫什么”和“怎么寫”，這是形而上的問題的思考，作家首先想到的是責任感、歷史感和良知，他們的自我定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未來一代人精神的塑造者”，他們對創作的動機更為關注，至于對創作的結果和功效則思之甚少。可當下的作家詩人們則對創作的結果和利益極度關注，他們的題材的選取、形式的選擇都服務于出版商的要求和市場利益的最大化，差不多是藝術圍繞市場轉，而不是藝術為藝術的精神世界而存在。這種講究實利的思維，對于兒童文學創作來說，一個顯在的影響是創作基本上跟著出版走，而出版則是“策略第一，藝術第二”，即根據市場行情而設計選題，設計內容，然后作家詩人在策劃者的授意下或在編輯意圖范圍內運行自己的才情和藝術良知，這樣顯然使作家詩人的創作有了明確的針對性，使作家詩人們能走經濟致富的捷徑，但個體藝術創作的自由度卻并未因為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而充分自由，反而得以制約和弱化。于是，兒童詩在90年代，一方面形成了創作的多元化態勢，由于詩人們文化定位的差異，他們所選擇的語符和題材就各不一樣，持精英立場的人文主義寫作者就固守著優美語言的城垣，而持市場寫作立場的就跟著刊物的定位和出版商的選題來操作語言，至于那些自由主義寫作者，則完全依照自己的感覺來構造語言王國。

當然，90年代兒童詩雖然是多聲部的，但這與90年代成人新詩的景觀是有區別的，成人新詩在眾語喧嘩中幾乎找不出主流的聲音，由于沒有“英雄”，也就幾乎沒有精品，因此，其文學意義在于形式，而不決定于內涵。而兒童詩雖然在商業化語境中，面臨邊緣化的尷尬，且詩人們或分化或放棄或逃離，但其創作的主流是人文主義的，即沒有放棄對崇高品質的追求。如這一時期金波的“少兒十四行”、高洪波的幽默敘事詩、邱易東和王宜振的少年抒情詩等則立圖突破傳統的單純語符，而使兒童詩更加具有現代詩的氣息。有人說，90年代中國詩歌變成了市場經濟的犧牲品，這話說得有點過分，但不無道理。市場機制的一切必將到來，這是時代擋不住的腳步，但文學畢竟不是一般的工廠和公司的產品，其物化形態雖然可以通過市場流通并且獲得更廣泛的接受和檢驗，但市場不是文學作品藝術高低的價值顯示器和唯一標桿。文學是一個自足性的系統，有其內在的規則，如果外部環境強烈干預其生產和接受的話，它可能就會偏離藝術的軌道而滑入世俗的泥潭。從這一方面看來，90年代的兒童詩其實處境是非常尷尬的，藝術與市場的相生相克的矛盾關系，使得其存在本身就是一個無奈的命題。這就是90年代兒童詩之所以看似熱鬧，實則寂寞孤單且面臨被放逐的原因，可以說，沒有人不知道兒童詩是兒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長的必備品，可人們偏偏又要將其置于無奈的境地。

二、當代兒童詩發展面臨的現實難題

中國現代兒童詩發展之開端時頗受人重視，五四時期的詩人作家中相當一部分就嘗試并發表過一些優秀的兒童詩，如胡適的《蝴蝶》、周作人的《慈姑的盆》、朱自清的《小草》、劉大白的《兩個老鼠抬了一個夢》、汪靜之的《我們想》（擬兒歌）、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俞平伯的《憶》、胡懷琛的《小人國》、《大人國》、冰心的《紙船》、葉圣陶的《螢火蟲》等。還有30年代后蒲風的《春天》、安娥的《賣報歌》、柯藍的《小盲女》、何其芳的《我為少男少女歌唱》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篇章。五四時期評論家們也非常重視兒童文學和兒童詩，一些報紙的副刊經常會登載一些短評，當時的語文教材也選用兒童文學作品和兒童詩，如1932年《小學國語課程標準》規定第一、第二學年的閱讀，規定為 “生活故事、童話、自然故事、笑話等的欣賞表演”、“兒歌、雜歌、謎語的欣賞吟詠和表演”。后來“遵照修正課程標準編輯”、“民國26年12月教育部審定的”、由沈百英、趙景源、沈秉廉編校的《復興國語教科書·初小第一冊》中，編者編寫的課文，均為歌謠體，淺白生動，童趣盎然，其中的不少篇章，按今天的標準衡量，就是上乘的幼兒詩。50年代和60年代政府非常重視兒童文學，于是許多主要從事成人文學創作的作家和詩人也紛紛拿起筆來為孩子們寫作，因此涌現了阮章競的《金色的海螺》、邵燕祥的《八月的營火》、賀敬之的《風箏》等兒童詩。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1949到90年代之間兒童文學作品極少進入語文課本，而且文學史論著作幾乎不提兒童文學創作，更談不上提及兒童詩了，好像百年來的中國兒童文學的成就壓根兒不存在似的。官方報刊一般不刊用兒童文學作品，只是到了六一兒童節時才應景性地刊登一點兒童文學的評論和作品（就是這樣的版面，兒童詩也幾乎沒有）。因此，現實的問題是，兒童詩面臨著發展的極大困難。具體來說，以下三點是兒童詩面臨的最大難題：

（一）話語權的“失落者”：被拒斥于文學史新詩史門外。中國文學一直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即兒童詩本來屬于新詩，可新詩實際上成了“成人詩”，兒童詩則被排除新詩之外，而且兒童詩詩人們也似乎習慣了這種格局，他們不了解新詩（成人詩），他們的創作基本上不借鑒新詩，而是在狹小的“兒童詩”的空間中尋找自己的位置，于是新詩與兒童詩事實上成了兩個陣容，而且這兩個陣容的前者似是“強者”，它把持著詩歌的話語權，新詩作者和評論家則自然率先進入文學史和詩歌史，而兒童詩詩人則被排斥在文學史、詩歌史之外。由于這種認識上的定勢，使得兒童詩和新詩（成人詩）的讀者也發生了分化，即兒童讀兒童詩，或兒童詩的讀者只能是兒童；而成人讀新詩，新詩的讀者也只有那些成人（當然，新詩在當下已成了極少數成人閱讀的東西，甚至許多新詩只有寫詩的人自己在自娛自樂）。這種被拒斥于新詩話語之外的狀態，無形中會削弱兒童詩的社會影響，縮小兒童詩的讀者層，而且會切斷兒童詩進入主流話語圈的通道，是不利于兒童詩發展的。

（二）痛苦的“蒙冤者”：被新詩連帶而遭受社會排斥。兒童詩發展受到阻礙，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新詩對讀者的拒絕或者說讀者對新詩的失望和拋棄。上個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新詩界開展的“民歌運動”和政治抒情詩的風行，實際上都是與政治運動緊密結合，對詩性的拋棄和對讀者的疏離。而80年代和90年代的新詩創作，特別是90年代的先鋒詩（新潮詩或第三代詩）完全是對漢語語言的玩弄，一些詩人盲目模仿西方的詩歌形式，使中國詩歌的音樂美、建筑美和意境美的傳統置若罔聞，于是新詩成了“內容蒼白”“形式怪異”的讀不懂的詩，或無法卒讀的詩。這實際上無形中造就了成人讀者對詩歌的“成見”，這成見使得他們對現代的詩歌（那怕是真的好詩）產生了一種閱讀前的拒斥心理。這種心理自然傳染到了對兒童詩的看法，影響了對兒童詩的選擇。因為兒童詩甚至整個兒童文學的生存某種意義上不是由兒童來決定的，而是由成人來決定的，如果成人世界否定了兒童文學和兒童詩，那么兒童文學和兒童詩就會被逼進死亡的胡同。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兒童是最需要兒童詩和兒童文學的，可兒童一般是從成人（家長和老師）那兒獲得兒童詩和兒童文學其它體裁作品的閱讀權的。

（三）自家人白眼下的“零余者”：來自兒童文學界的輕視。兒童詩面臨的另一個困難是兒童文學界自家的白眼。這決不是對兒童文學界的污蔑，事實上，兒童文學界，特別是90年代以來，對兒童詩的忽視或者主動放棄是有目共睹的。第一，兒童詩在兒童報刊雜志由過去的真正的受重視者，變成了配角。兒童詩一般是作為點綴品出現的。一些兒童報刊根本就不發表兒童詩，即使這家刊物的主編和編輯原來就是兒童詩詩人。原因很簡單，他們認為兒童詩會占據版面，減少讀者量。有的少兒報刊雜志不刊兒童詩，是因為編輯對詩歌不感興趣或者本身不創作兒童詩。目前，國內純兒童文學綜合刊物只有三家：北京的《兒童文學》、江蘇的《少年文藝》和上海的《少年文藝》。這三家中，《兒童文學》給兒童詩的版面最多，平均達十三、四個頁碼，既刊成人的創作，也用少兒的習作；上海《少年文藝》一般每期給兒童詩三、四個頁碼；江蘇《少年文藝》過去一般兒童詩占一個頁碼（16開）。上海的《中國兒童文學》（原為《兒童文學選刊》）由于發行量太小，基本上是贈送幾位名家，且極少關注兒童詩，所以幾乎不成氣候。可見刊發兒童詩的陣地顯然是不夠的，好在陜西的《少年月刊》、山東的《紅蕾》、廣東的《少先隊員》等少兒綜合刊物還給兒童詩較大的版面，不然，詩人們的創作只能是發表在自己的筆記本上了。第二，兒童文學評論家們幾乎不關注兒童詩。50年代柯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束沛德先生及時精到的評論的鼓舞，80年代兒童詩的繁榮也包含了樊發稼等人的熱心評介，可到了90年代和近二、三年，評論家們似乎再無興趣給兒童詩深情的一瞥，包括幾所有兒童文學研究機構和學位點的高校的兒童文學教授們，也很少對兒童詩的創作與發展進行關注，他們的目光投向的是少年小說、童話等具有“市場效應”的文體，投向的是熱鬧的現象。有的所謂“專家”一篇像樣的論文也做不出來，只會為出版商買的版面做點書評，拿了紅包，哪怕書再爛，也吹得像朵花。而且可怕而關鍵的問題是，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非常輕視兒童詩，甚至有的人根本就無力解讀兒童詩。兒童詩畢竟是最高的語言藝術，它本身就對鑒賞者評論家們提出了美學挑戰，但一個對兒童詩失去解讀能力的批評家，絕不是一個合格的批評家，至少是一個素質不全面的批評家。第三、兒童讀物出版界的輕視。當前兒童圖書出版界完全控制了兒童文學的創作，無論兒童小說作家，還是童話作家，都挖空心思為著出版商“做”書，兒童詩的創作都被其牽制，商業化機制使得兒童詩倍受擠壓，90年代以來兒童小說和童話有許多叢書系列涌現，兒童詩結集出版的卻很少，只有湖北少兒社、晨光出版社、海天出版社和中央編譯出版社等出版了三、四套詩叢，而且這有限的幾套詩中有的還要求作者包銷。單本出版的除了幾位處于兒童文學權威地位的詩人外，其他的中青年詩人的作品只能束之高閣。

三、新世紀中國兒童詩的發展方向

新世紀中國兒童詩的發展肯定要解決以上問題，如果兒童面臨的現實困難得不到解決，其發展就無從談起。在解決以上幾個問題的前提下，我覺得新世紀中國兒童詩應該朝以下三個方向發展：

（一）走向中國文化。走向中國文化就是走向中國特色，走向兒童詩真正的民族性，走向東方美學。具體地說，走向中國文化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其一、兒童詩要體現漢語魅力。兒童詩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是漢語語言藝術的一員，它不是英語詩，也不是俄語詩，更不是德語詩、法語詩，它的植根于漢語文化，體現的是漢語文化的魅力。而體現中國文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兒童詩歌創作要具有中國兒童的思維，兒童思維世界從文學人類學的角度考察，即是原始的思維世界，它具有文化的共通性，也就是說，全世界各民族的兒童都具有這種思維的共同性，但由于社會文化環境的不同，兒童對外部生活的認識是有區別的，他們觀察世界，打量成人的途徑是有區別的，黑種人孩子的認知與白種人孩子的認知、黃種人孩子的認知是存在差異的，他們生活在異質文化中，體會到的文化氛圍是不一樣的，因此其心理世界必然存在一定的差異。兒童詩要體現這種差異性，如果兒童詩不體現這種差異性，就難以得到本民族的孩子的認可，也難以得到其他民族孩子的興趣。因為文化的差異性，雖然有時可能成為隔膜的理由，但它卻是文化交流的必要條件。

（二）兒童詩要表現中國美學。中國兒童詩是誕生于中國這片具有典型的、濃郁的儒家文化的土地上的植物，它所根植的所依賴的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美學觀念，因此中國的兒童詩不可能像英國的威廉布萊克的《天真之歌》那樣具有蘇格蘭文化的底蘊和基督教文化色彩，不可能像瑞典詩人馬丁松的《夜》那樣具有北歐神秘文化的影子，也不可能像蘇聯的馬爾夏克的《小熊學禮貌》、馬雅可夫斯基的《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等詩那樣具有蘇聯形式主義文學的背景。同樣，中國的兒童詩不可能像印度的泰戈爾的兒童詩那樣具有印度教的神秘主義色彩。20世紀中國兒童詩走向了藝術化的道路，21世紀的中國兒童詩要走向中國特色的現代兒童詩的道路。

（三）走向精神對話。新世紀中國兒童詩的發展方向之一是走向精神對話，長期以來，由于受傳統的教育觀和兒童觀的影響，兒童文學和兒童詩曾被當作教育的工具和政治意識的傳聲筒之一，因此過去兒童詩不過是成人的一種傾訴，是成人的自言自說，或者成人想當然式的抒情，因此兒童詩的兒童本位性沒有充分體現出來。兒童詩要受到兒童的歡迎，受到社會的認可，首先，走向與兒童的精神對話。走向與兒童的對話，就是一種兒童本位立場，即詩人要以兒童的視角去審視生活，去關注兒童的內心世界，然后用適合兒童接受的語言表現出兒童的精神世界，使兒童詩在兒童的內心引起情感的共鳴的和聲，蕩起美麗的漣漪。其

二、新世紀的兒童詩要走向與成人的精神對話。兒童詩與成人的精神對話，即兒童詩不但要堅持兒童本位，還要審視成人世界，兒童的生活與成長離不開成人世界的建構，一個美好的成人社會對于兒童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兒童詩有觀照和促進成人世界的義務和可能。此外，兒童詩有可能打通兒童與成人的審美疆域，在兒童與成人之間建立一種公共的審美空間。使兒童詩不但適合兒童而且適合成人，成為成人和孩子共同的精神棲息地。其三，新世紀中國兒童詩還應當走向與世界的精神對話。縱觀中外優秀的兒童詩，能夠在全世界受到歡迎的，都是能喚起各民族兒童的審美愉悅的篇章，而且是站在全人類的高度來認知，來審視自然和人生的，如果中國兒童詩不能走向與世紀的精神對話，那么中國兒童詩就會成為狹小天地里的小花小草，就不可能綻放出奪目的光華，展示宏大的美學空間。

（四）走向素質教育。新世紀中國兒童詩的第三個走向是走向素質教育，即兒童詩的創作與素質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兒童詩完全可以在素質教育中發揮自己應有的優勢。首先，小學語文教材兒童文學化為兒童詩走向素質教育搭建了便利橋梁。新課程標準和教學大綱的出臺，一個重要的內涵就是要實現小學語文教材的兒童化，如2000年新頒布的《語文課程標準》對各學段閱讀都有具體的建議。其中的第一學段（1－2年級），學生的閱讀文類被明確指定為“閱讀淺近的童話、寓言、故事”、“誦讀兒歌、童謠和淺近的古詩”，這意味著兒童詩至少在小學低年級段已成為學生閱讀的主要內容，也意味著，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反復探索，兒童詩和整個兒童文學在小學語文教育中的突出價值重新被認定，兒童詩和其它兒童文學文體作為小學語文優勢教育資源的地位得到了恢復。事實上，正如青年學者陳暉所說的：“在兒童文學和小學語文之間，存在目標、原則、理念、方法的全面契合，而這種契合建立在兩者共同的兒童本位立場的基礎上，自然而然，在作為小學語文課程資源方面，兒童文學具有天然的，來自自身的優勢。”兒童詩走向素質教育發揮了其本來的優勢，也體現了其真正的社會價值和美學價值。其次，中小學學生美育的呼喚給兒童詩走向素質教育提供了難得的契機。當前教育面臨的一個大的課題和新的理念，就是如何對中小學生進行素質教育，如何讓少年兒童在德、智、美、體、老等方面得到全面發展，從而成為健康向上的社會最有用的人。對中小學生進行美學的主要載體是文藝作品，而文藝作品中，兒童詩有具有情感性強、語言精煉、想象力豐富、意境高雅的特點，因此它對于培養當代少年兒童的全面素質也是頗有價值的。而且兒童詩無論是藝術性還是思想性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也非常容易為廣大少年兒童所接受，假如這樣的詩作能更多地出現在中小學校校園里的話，無疑會豐富廣大學生的業余文化生活，而且還能讓他們在接受兒童詩帶來快樂的同時，接受審美教育和藝術的熏陶，提升他們的精神境界，凈化他們的心靈，塑造他們高尚的人格。

四、新世紀中國兒童詩發展的呼喚

前已述及中國兒童詩面臨的現實難題和新世紀的發展方向，但要發展，我以為必須解決一些具體問題，除了兒童詩詩人增強自身的藝術修養，不斷努力創新以外，還應該給兒童詩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由于對兒童文學界之外的機構或者人士無法指望，因此我覺得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是以下兩個兒童文學內部的問題，在此予以呼喚，希望能引起兒童文學界有識之士的重視：

（一）給兒童詩更多的理論重視。近二、三年兒童文學界一心一意創作兒童詩且數量和質量都達到高的水平的詩人不到十，且年輕詩人僅有三、五人，應該珍惜他們的創作，兒童文學機構要組織力量對他們的創作在理論上加以研究，在媒體上加以宣傳，讓更多的青年詩人了解兒童詩，從而向他們學習，向他們借鑒；同時，讓更多的少年兒童了解兒童詩，讓少年兒童多學習，多傳誦兒童詩，從而讓優美動聽的兒童詩的旋律響徹中小學校的校園。王泉根教授幾年前在給四川一位少年詩人的詩集的序言中就曾呼吁過要重視兒童詩歌，他認為應該讓朗誦詩、科學詩等占領校園，“素質教育需要詩。”《兒童詩》叢刊主編黃亦波先生曾撰文呼吁“兒童詩要從娃娃抓起”。他還認為：“聰明的孩子愛詩，愛詩的孩子聰明”。但光靠他們的一點呼吁是不夠的，還需要真正的理論重視。

（二）給兒童詩的發展更多的空間。當今時代是改革開放、經濟騰飛的新時代，但在“拜金主義”的驅動下，有人卻為了贏利目的而大量炮制和傳播粗俗文化。如流行歌壇有唱不完的風花雪月，相聲小品有演不完的無病呻吟，影視劇有道不完的無聊無味；有的報刊雜志也爆炒明星私生活的秘聞丑聞，如此等等，對少年兒童的精神品質的弱化是不可低估的。而少年兒童特別是城市少年兒童，他們崇拜流行歌手追求時尚，大多被電視機、游戲機、電腦網絡的強烈的音響效果、電光畫面和虛擬的世界所吸引，課外閱讀也只看卡通（特別是一些思想內容不健康的日本卡通）、小人書和網絡文學讀本等，對兒童詩等文學作品興趣不大，閱讀朗誦得很少，再加上許多學校和家長對孩子缺少藝術的引導，因此也使得兒童詩的讀者大大喪失。希望報刊雜志能多給兒童詩一點空間一點版面，希望教育界的人士特別是中小學語文教師多給學生推薦和介紹一些兒童詩，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和實業界人士能大力扶持兒童文學與扶持兒童詩，希望兒童文學界不要只重視能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的兒童小說和童話等問題的發表、出版和宣傳。

兒童詩不可能直接給社會帶來經濟效益，但它卻能起到振奮精神，鼓舞斗志的作用，它是當代少年兒童不可缺少的精神財富。可以說，兒童詩不僅僅是詩，它還是屬于大眾的，屬于人民的，屬于祖國的未來一代的營養品。我真誠呼喚新世紀會有更多優秀的兒童詩出現，呼喚有更多的執著于兒童詩創作的年輕詩人出現。假如我們的兒童文學界有一大批執著努力的詩人的話，新世紀中國兒童詩將會再次迎來極大的藝術繁榮。

第五篇：大學生命教育論

大學生命教育論

柴志明 何仁富

《大學生命教育論》是2010 年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柴志明//何仁富。主要講述了對于大學生的生命存在樣態、生命教育的實踐體驗、生命教育從經典教育中獲取智慧等。

《大學生命教育論:首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命教育高峰論壇”論文集》是首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命教育高峰論壇”的論文集。全書按照論文的主題相關性，分為如下專題:(1)生命使命與生命教育;(2)生命學問與生命教育;(3)生命課堂與生命教育;(4)生命實踐與生命教育;(5)生命樣態與生命教育;(6)生命涵養與生命教育。全書對大學生命教育的宗旨、使命、目標、學理基礎、教學模式、教學方法等做了系統而多元的探討，同時對于大學生的生命存在樣態、生命教育的實踐體驗、生命教育從經典教育中獲取智慧等也做了多元探討。全書各個部分既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建構起了大學生命教育的整體理論和實踐框架。

作品目錄

總序代前言大學生命教育的實踐與理論第一篇 生命使命與使命教育 讓生命教育為生命插上翅膀--在“海峽兩岸大學生命教育高峰論壇”上的講話 在人間天堂建設育人天堂--在“海峽兩岸大學生命教育高峰論壇”上的講話 生命教育與大學使命--在“海峽兩岸大學生命教育高峰論壇”上的講話 人類生命二維四重性的思考--以自殺問題與人生意義問題為中心 生命自我敞現的維度與生命教育的使命 身心靈與全人生命教育的目標 實施“三生教育”的思考 論生命教育的三重境界第二篇 生命學問與生命教育 生命哲學與生命教育 建構與傳導生死之學--營建一塊知識的地盤

以存放死亡 生命的現代神性關懷--蒂利希宗教哲學簡述 生命及人生意義探索 和諧社會與和諧生命的辯證統 生命教育:呼喚生命的覺醒 淺析生死之辯證性與互滲性 當代大學生生死觀教育的基本內容探析第三篇 生命課堂與生命教育 臺灣地區大學生命教育課程實施特色探討--以彰化師大、吳鳳、南華與北護為例 大學生命教育課程的設計與實施 大學生生命教育課程的構建與實施 高師院校生命化教育的思考與探索 對民族院校開展生命教育的幾點思考 新時期高校生命教育初探 生命教育:大學生法律教育的新視域 生命教育視閾下的大學生政治理解力培養 把中醫養生納入大學生生命教育的探索--以《中醫養生與傳統文化》選修課為例第四篇 生命實踐與生命教育 生命無價人間有愛--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為中國大陸生命教育做些什么? 尊重生命與快樂有約 生命教育視域的心理輔導--一個心理咨詢與生命輔導相結合的危機干預案例 生命的境界:從愛到仁愛--“5〃12”大地震的生命教育 從心理重建到生命提升--災后心理重建與生命教育的實踐與反思 身心靈的全面安頓--生命教育視野的災后救助第五篇 生命困頓與生命教育 回歸生活世界--以80后的生活狀態為引子 大學生“郁悶”現象淺析 大學生“郁悶”現象解析 大學生自卑現象分析--以云南“三生教育”為背景 大學生愛情觀管窺--以電視劇《奮斗》中米萊為例 淺析現代網絡憤青現象 探析當代大學生焦慮現象第六篇 生命涵養與生命教育 從知識傳授到生命涵養--經典誦讀與生命教育 以經典浸潤人生--以傳統經典進行大學生生命教育的困境及探索 淺論生命教育與經典讀誦 《弟子規》的生命教育思想--兼談大學生行為規范養成。

生命教育的意義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是智慧、力量和一切美好情感的惟一載體。生命教育不是一門專門的課程，是要滲透到學校所有的教育教學活動中，充分發揮學科教學、專題教育、課外活動三大載體的作用。生命教育是一項涉及到學校、家庭、社區和全社會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要注重學校、家庭與社會相結合，形成生命教育的合力。

在學校教育學生要尊重生命、熱愛生命、珍惜生命，是學校和每一個教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要把學生作為一個真正的人來對待，尊重他們的人格與個性，保證他們有相對的人格自尊與自由。他們的任務不只是“學習”，而應該是“成長”。特別是不要把他們作為我們自己的“替身”，作為我們達到或實現某種理想與目的的“工具”。應該讓他們去追求自己的個性與自由，不要讓他們成為學習的機器，給他們充足的時間與空間，讓他們自由、快樂和幸福的生活。

實施生命教育，需要按照學生的身心發展特點和教育規律，整體規劃生命教育的內容序列，使“認識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熱愛生命”的教育內容在小學低年級階段，以“認識生命”為重點教育內容，著重幫助和引導學生初步了解和認識生命現象。生命教育的目的，是引導學生正確認識人的生命，培養學生珍惜、尊重、熱愛生命的態度，增強對生活的信心和社會責任感，樹立正確的生命觀，使學生善待生命、完康成長。可以說，生命教育既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手段。

生命教育不是一門課程，而是要滲透到學校所有的教育教學活動中，充分發揮學科教學、專題教育、課外活動三大載體的作用。注重發揮自然、生命科學、社會、科學、思想品德、體育與健身等學科的優勢，分層次、分階段，適時、適量、適度地對學生進行生動活潑的生命教育。注重發揮音樂、美術等隱性學科所蘊涵的豐富的生命教育內容。生命教育的關鍵，是教師教育。在小學實施生命教育，關鍵是教師要具有強烈的生命教育意

識和有效實施生命教育的能力。

生命教育既是人的全面發展的需要，也是學生健康成長的迫切要求。只有通過多種渠道多種途徑，對小學生進行生命與健康、生命與安全、生命與成長、生命與價值和生命與關懷的教育，幫助和引導學生正確處理個人、集體、社會和自然之間的關系，使學生學習并掌握必要的生存技能，認識、感悟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才能培養學生尊重生命、愛惜生命的態度，學會欣賞和熱愛自己的生命，進而學會對他人生命的尊重、關懷和欣賞，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