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間文學的研究

民間文學的研究

作為學科的民間文學，其研究對象主要是人民大眾的口頭文學創作，如神話、傳說、故事、史詩、敘事長詩、歌謠、諺語、謎語、歇后語、民間說唱、民間小戲等，這決定了民間文學的研究方法必然是田野調查和文本研究的結合。

田野作業，又稱野外作業，或田野調查，是與案頭作業相對應的到被調查對象所在地搜集實際資料的方法，是一種直接進入自然生態環境或社會文化環境進行觀察、了解、記錄、調查的方法。民間文學的口頭性和展演性的特點決定了民間文學的研究必須有田野調查的參與。田野作業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當地人的生活中，努力和當地人融為一體，尤其要參與觀察當地民間文學演述的全過程，使自己能夠真正地感受和體會其中的精彩和美妙。通過田野調查，研究者可以切身感受到鮮活的民間文學形態，了解某種民間文學形式和作品誕生的自然環境、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從而進一步認識研究對象的歷史文化淵源和變遷及其繼承與發展的過程。

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案頭的文本研究同樣是民間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者除了可以通過對相關資料的查閱和學習，掌握基本的理論知識，為進一步的民間文學研究工作打下基礎外，通過對前人整理的民間文學采風資料的研究，可以對研究對象有較為系統和整體的把握，從而幫助研究者確定研究的中心問題和基本的研究方向，從而為后續的田野調查工作做好更加充分的準備。此外，對于大部分研究者來說，田野調查的時間和可調查的地區都是有限的，往往只能關注某一種或幾種特定的民間文學形式和作品，在研究的覆蓋面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配合調查所進行的文本研究就是對此必不可少的補充，它可以使研究者利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在空間跨度上，能夠將研究對象進行跨地區甚至跨國度的對比，在時間跨度上，能夠了解研究對象的歷史沿革從而對其發展過程和原因進行分析。目前民間文學的研究基本可以劃分為搜集整理和研究評論兩大板塊，在研究和學習民間文學的過程中，我們既要學會基本的民間文學的評論鑒賞方法，也要了解如何進行民間文學的整理和保護工作，對于一個合格的民間文學研究者來說，二者缺一不可。當前，民間文學的研究有幾個較為熱門的領域。第一，是民間文學的比較研究，通過比較，研究者能夠更好地發現民間文學的從性質和特點，以及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民間文學的聯系，找出它們發展演變的普遍規律。對民間文學的比較研究，既可以是跨國、跨民族的文學比較，以探究世界各地區文化的共性和不同及其原因，揭示出其中包含的規律；也可以是跨學科的橫向比較，綜合宗教、民俗和文學的知識，考察它們的異同之處及其聯系，以更好地揭示這幾種民間文化事象的特質，探求文化演進的軌跡。第二，是歷史地理學派的民間敘事文學研究，通過研究和整理某一故事的豐富異文，歷史地理學派的研究者得以將它們解析歸納出若干亞型，并對其中包含的歷史地理因素進行探析，從而還原一個個故事類型完整的生活史。第三，結合文化人類學進行的民間文學研究，通過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相關理論，吸收其文化研究中積累的豐富成果，研究者可以從人類文化發展的廣闊視野來考察民間文學，從中探求具有普同性的文化要素。第四，即民間文學的評論研究，通過對相關民間文學作品和相關語境材料的收集整理，結合文獻記述和田野調查成果，研究者得以對民間文學作品進行分析與綜合比較，從而從中引申出相應的科學結論來。

通過上述論述，我們可以看出，不論是哪種民間文學研究，都需要文本研究和田野調查兩種工作方法的綜合，各研究領域對這兩種研究方法只是側重不同，而不能專門使用一種方法而摒棄另一種方法。在當代，一些學者認為過度重視田野調查使得民間文學從對象到方法皆與人類學、民族學等強勢學科重合，無形中消解了民間文學的特點，被邊緣化乃至于涵化，因此呼吁“告別田野”，然而，因為過度關注田野而徹底放棄田野，本身也是令一種極端。不可否認，在當代民間文學界的確存在一些研究者將民間文學在生活中的展演而不是民間文學本身看作本體的問題，而在研究方法上隨之出現偏差，過于重視田野作業，忽視文本研究。但長期的民間文學研究實踐經驗都表明，由于民間文學這一藝術形式其本身的特點，田野調查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民間文學研究的是“活的”，口頭的藝術，而非“死的”，以某種形式固定下來的藝術，因此，摒棄田野調查的主張是不可取的。筆者認為，田野和文本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田野作業的特點是具體、直觀和感性，關注的焦點常常是民間文學作品的語境而非作品本身；文本研究的長處是對民間文學作品進行共時、歷時的比較，便于形式分析與抽象思維。可以說，文本是民間文學作品傳承的本體,語境是民間文學作品文本的實現途徑，對民間文學的研究既要關注文本，也應考慮其實現的語境，因此，在研究中，田野工作和文本工作都是不能缺失的。

第二篇：西漢文學研究

西漢文學研究

摘要：西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而這一時期文學領域里的一個突出現象就是“士不遇”文學主題的凸顯。由于“不遇”文士身份的不同，其作品中表現出來的“不遇”之情緒也有差別。西漢“士不遇”文學主題的突出，既與大一統的封建專制制度的確立從而引起的士的地位變化有關，也與士人有著強烈的干預現實的意識和中國文學中的“風雅”精神有關。

關鍵詞：西漢；士不遇；主題；風雅

“士不遇”是中國古典文學中比較常見的一大主題。自從屈原《離騷》、宋玉《九辯》以來，在綿延的文學歷史長河中，此類作品可以說是代不乏作，歷久不衰，并且涉及到諸如賦、散文、詩歌、詞乃至小說等各種文學體裁。統觀文學史，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種現象：西漢時期以“士不遇”為主題的文學作品特別多，十分引人注目。西漢作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強盛之世，卻產生了如此多的“士不遇”作品，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下面我們試就這一問題加以簡要分析和探討。

一、西漢“士不遇”主題文學作品鳥瞰

西漢時期，去戰國未遠，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最終自沉汨羅江以明志的悲劇性命運，很容易引起西漢士人的同情與聯想，因而漢代的“士不遇”文學作品往往是從吊屈原開始的。賈誼的《吊屈原賦》是漢代最早的憑吊屈原的文學作品。賈誼少年得志，受到文帝的賞識，擢為太中大夫，但因受到灌嬰、周勃等人的諂害，被貶為長沙王太傅。賈誼路過湘江時，很自然地想到了與自己有著相似遭遇的屈原，便創作了此賦。在賦中，賈誼對屈原的遭遇扼腕嘆息，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阘茸尊顯兮，讒諛得志。圣賢逆曳兮，方正倒植。”“彼尋常之污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鳣鯨兮，固將制于螻蟻。”極其強烈地抒發了志士不遇的悲憤，譴責了黑白顛倒、小人得志、俊才遭棄的社會現實。這篇賦名為吊屈原，實則自吊。在賈誼《吊屈原賦》的影響下，西漢文人紛紛以憑吊屈原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士不遇”的情懷或對“士不遇”這種社會現實的認識與理解，如東方朔的《七諫》、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嘆》以及揚雄的《反離騷》等等。東方朔在《七諫》中對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對于屈原選擇以死來抗爭的方式并不認同。篇中曾提到“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經濁世而不得志兮，愿側身巖穴而托”，這就表明東方朔思想中有著較為濃重的歸隱意識。無獨有偶，揚雄《反離騷》篇末云：“昔仲尼之去魯兮，婓婓遲遲而周邁。終回復于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潔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同樣對屈原自殺明志的行為頗有微詞。在漢初，黃老思想大盛，即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道家思想并未銷聲匿跡，仍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西漢士人。因此西漢士人除了受到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的思想影響之外，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

還有一些作品，是通過直抒胸臆的方式來表現“士不遇”這一主題的，作者的憤懣之情充斥其間，使作品具有很強的感染力。董仲舒的《士不遇賦》是漢代這類作品的肇始。此賦大約作于作者晚年居家之時，賦中的“不出戶庭，庶無過矣”正是其待家避罪的心靈寫照。漢武帝時，董仲舒與公孫弘同治《公羊春秋》，公孫弘的學問不如董仲舒，但由于善于奉承，而至公卿之位。董仲舒心里不服，認為他是阿諛得寵，公孫弘懷恨在心，建議漢武帝使其相膠西王，妄圖借膠西王之手加害董仲舒。雖然膠西王善待董仲舒，但董仲舒恐時久獲罪，便稱病辭官，居家至死。董仲舒在此賦的開始，“首先高揚了‘士’之獨立存在的價值”[1]，認為“士”之所以“不遇”，是因為既“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又不“屈意從人”，此后對黑白混淆、世道幽昧的社會現實作了批判。魯迅先生曾評價此賦說：“雖為純粹儒者之言，而牢愁狷狹之意盡矣。”[2]在中國文學史上，董仲舒的《士不遇賦》是第一次以“士不遇”為題目，并把它作為獨立的重要主題來論述的文學作品，盡管其文學價值不算很高，但有著特殊的意義。在這篇賦的直接影響下，司馬遷創作了《悲士不遇賦》。這篇賦并“沒有對‘個人’的不遇表示什么悲切的看法，只是對‘士不遇’類于概念化的表述”[3]。而司馬遷直接表達自己的憤懣不平之氣與不遇情懷的則是其《報任安書》。在這封給任安的信中，司馬遷聲淚俱下地敘述了自己忠而獲罪以至遭宮刑的悲慘遭遇，以及無法“推賢進士”以盡職責的尷尬處境。

此外，漢代還有一些“士不遇”主題作品是通過主客對答的方式來表現的，如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等。《答客難》中，客人向東方朔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何戰國時期的張儀、蘇秦之流，憑借自己的縱橫之術而踐將相之位，而東方先生學富五車，卻“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東方朔以時遷事異來回答：戰國時期，各國諸侯為了生存與壯大而禮賢下士；現如今，“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天下無害，雖有圣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由以上觀之，在西漢盛世的文學作品中，抒發懷才不遇之感與不平之氣并非個別現象，從而導致了這一時期“士不遇”文學主題的凸顯。“這充分說明悲士不遇已成為西漢文士對自身社會存在的一種普遍的否定性情感體驗。反映了‘盛世’對人的壓抑情況。”[3]

二、漢代“不遇”文士的身份探析

東漢班固曾在《兩都賦序》中說：

故言語侍從之士，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文選》卷一）

由此可見，在班固看來，西漢擅長文章的作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文學侍從之士，另一類是公卿大夫。這兩類人都創作過“士不遇”的作品，而這一文學現象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西漢以經術取士，很多通一經或數經的士人地位顯赫。“如公孫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為漢武丞相。倪寬為廷尉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遂見重。以議封禪貢諛，為漢武御史大夫。張湯為廷尉，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武帝又使董仲舒弟子呂步舒，治淮南獄，以《春秋》斷于外，不報，天子皆以為是。”[5]精通經學者，都被統治者視為棟梁之材，并給予一定的職位以盡其材，但宦海**險惡，總有些人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得到重用。這些未得到重用的公卿大夫所寫的這類“士不遇”作品，有著濃烈的憤懣之氣。像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主要宣泄的就是那種無法施展自我才華的抑郁不平之氣和對于小人得志的憤慨。因為他們有經天緯地之材，也有大施宏圖的心志，但總是受到別人的排擠與陷害，于是只能“不平則鳴”，通過文章來宣泄自己的不平之氣。然而對于東方朔、王褒等這些侍從之士來說，他們在統治者眼中只是視如俳倡。他們被“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司馬遷《報任安書》），在皇帝身邊，只供“詼啁而已”。時人稱東方朔“口諧倡辯”、“應諧以優”（《漢書》卷65《東方朔傳》）。枚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緤黷貴幸”，自言“為賦乃俳，見視如倡”（《漢書》卷51《枚皋傳》）；又《漢書》卷64上《嚴助傳》稱“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在漢代帝王中，大約數漢宣帝對辭賦的評價最高。他不僅視辭賦為娛樂的工具，還認為“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既有“仁義諷諭”的作用，又能幫助人增長有關“鳥獸蟲魚”等博物的知識（《漢書·王褒傳》）。盡管如此，當有人批評漢宣帝愛好辭賦時，漢宣帝稱賦家“賢于倡優博弈遠矣”，實質上他看待賦家依然等同倡優。因而西漢那些不通經術的文學之士，在政治上毫無前途可言，根本沒有一展“治平”宏圖的機會，而他們對此也有清醒的認識。這些人所創作的“士不遇”作品，抒發的是“時不我遇”的無奈之情，而不是遭受別人排擠與陷害的憤懣之情。

三、“士不遇”文學主題凸顯的文化成因 西漢作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在文學領域“士不遇”主題卻如此明顯，這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它既與封建專制制度確立、皇權膨脹從而引起的士的地位變化有關，也與文人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大多有著強烈的參與意識有關。

西周時期，“士”是封建宗法等級制度中最低的一個等級。進入戰國以后，在禮崩樂壞的社會大變局中，西周以來嚴格的等級制度逐漸被打破。作為介于貴族與庶人之間的士階層，便成了庶人上升與貴族下降的中間地帶，因而士集團不斷擴大。并且在等級制度崩壞和社會動蕩的情況下，士人所擁有的知識與職守分離，從而使士階層從統治集團中脫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智能階層。士階層作為智能階層崛起之后，便形成了與以各國諸侯為代表的權勢階層相對立的政治局面。智能階層代表著道統，而權勢階層把持著政統。智能階層以自己的思想為思想，以自己的立場為立場，從“道”不從君，自覺地把道統凌駕于政統之上；而權勢階層也需要道統的支持來加強其權力的合法性。因此，“戰國時期的知識階層自重有加，爭取和王侯之間保持一種師友而不是君臣的關系”。如從《史記·魏世家》所記載的田子方與文候太子擊的對話，就可以見出當時主與客是一種比較民主的關系。太子擊在朝歌遇到魏文候的老師，引車回避并下車拜見，而田子方卻不以適當的禮節應對。太子感到不高興，便問：“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田子方答道：“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履然，奈何其同之哉？”類似的例子在戰國時期可以說不勝枚舉，如《淮南子·修務訓》、《呂氏春秋·期賢》中記載的魏文候過段干木閭，未嘗不軾，以及《戰國策·齊策四》所記載的齊宣王與顏斶的辯論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戰國士人在直面世君時，有相當的主體性，敢于與其爭辯。當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一國不能實現時，士人便另投他國。“合則留，不合則去”，“士無常君，國無定臣”，此時的士人不存在遇不遇的問題，此處不遇可以遇于彼處。當然，士人這種主體選擇的自由并不是絕對的，士人要想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須依靠某一位“知己明君”。因而，“先秦的知識分子對現實政治和現實政權已有相當的依附性，正是這種依附性，對他們的人格氣質、文化心理及精神生產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7]。由于這種依附性，孟子理想中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在現實中幾乎不可能存在。隨著封建專制統治的加強，士人對政權的依附性逐漸增強，甚至產生了某種奴性。

士階層的黃金時代——戰國逝去之后，隨著秦漢中央專制制度的建立，皇權的膨脹，士人階層所受到的束縛日益加重，盡管在漢初的一段時間內，諸侯王擁城自治，羅致人才，形成了士人自由流動的社會環境，當時的文士司馬相如、枚皋等都有客游諸侯國的經歷。漢景帝削平七國之亂后，藩國勢力大大削弱，尤其是漢武帝采取種種措施加強中央專制，大一統形態逐步強化。漢武帝也注意招徠各諸侯國的士人為己所用，司馬相如等人逐漸聚集到皇帝身邊。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士人無論是出于生存的需要還是為實現對現實的干預，只能入仕為中央朝廷服務，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因而先秦士人已具有的對王權的依附性，在此時空前加強。原來的主客或師友關系變為純粹的君臣關系，皇帝高高在上，而臣下只能匍匐在君威之下，幾乎沒有什么話語權力。司馬遷只因為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便不得不面臨遭受宮刑的懲罰。在這種情勢下，漢代士人對專制政治普遍感到一種壓力，漢文帝時賈山《至言》中說：“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斷者；萬鈞之所在，無不靡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君對臣“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云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東方朔《答客難》）惶恐隱忍，便成為西漢士人普遍的情感心理狀態。西漢文士對戰國士人優游于諸侯之間，甚至弄諸侯于股掌之上的風采，何其欽佩與羨慕。然而現實卻是殘酷的，于是對比之下西漢士人心里產生極大的心理落差。并且漢代的士人與先秦諸子一樣有著強烈的干預現實的精神，夢想位至將相之尊，然而西漢士人若想實現自己的價值，途徑只有一條即得到皇帝的賞識。但要得到皇帝的賞識何其難，皇帝也是一個凡人，他對周圍人事的看法受到種種的局限，況且還有官僚重臣的弄權，就像賈誼被周勃等人諂害一樣。所以西漢的士人要想“遇”，從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是不容易的。戰國時代一去不復返，士人又在現實中常常遭到種種不平，他們便通過文學創作來宣泄這種對美好時代逝去的失望與自己

[6]的牢愁。這樣，西漢時期的“士不遇”文學作品便應運而生。

“士不遇”文學主題，戰國時屈原的《離騷》、宋玉的《九辯》已肇其端。但到了西漢文士手中，這一主題的文學作品才蔚為大觀。其實西漢的“士不遇”文學在某種程度上也繼承了《詩經》的“風雅”精神，因為西漢的文士有關注現實的熱情與強烈的政治意識，他們通過文學作品來抒憤，也委婉曲折地批判現實的不公正。西漢的“士不遇”作品同漢樂主悲一樣，彌漫著一股感傷的情緒，對后世的“士不遇”主題文學有著不小的影響。學而優則仕。入仕參政幾乎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而由于時代環境、用人制度以及個人才能等諸多因素，沉淪下僚、郁郁不得志是眾多士人的共同遭際。在“不遇”感的驅使之下，他們發憤以抒情，不斷創作出“士不遇”主題的文學作品，乃至形成了中國古代千百年來源遠流長的一種文學傳統。

參考文獻：

[1]徐國榮.中古感傷文學原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2]魯迅．漢文學史綱要[A]魯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徐國榮.中古感傷文學原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4]池萬興．從西漢“士不遇”賦看西漢文士的“不遇”現象[J]．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95，（4）． [5]錢穆．秦漢史．北京：三聯書店，2004．

[6]張立文主編．中國學術通史（先秦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萬光治．漢賦通論[M]．成都：巴蜀書社，1989．

第三篇：后現代主義文學研究

--1-

后現代主義文學研究 讀后感

前言

時間不是沒有重量的。——王岳川在前言中這樣鄭重的拋出了一句時間決定后現代文學的始由。不可否能作為研究學者，研究歷史延續的淵源就來至于那不可停息的時間的腳步聲中，文學跨度了幾個世紀。在歷史浪潮的洶涌下，以及在整個世界糟粕了戰爭的洗禮，文學經歷了印象派、立體派、野獸派、表現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抽象派以及現代主義的演化，最終走向了一期強烈紛爭的時代——后現代主義時期。

是的，時間不是沒有重量的。隨著她悄然或驚世駭俗的分秒流轉間，人的意思形態、文化觀念、價值體系都在我們無法逐戈的潮流中，用著文化這一廣泛的視野告示后現代主義的推進，忙碌的人們已在這種思潮的涌動里，麻木的行進短暫的人生。

高瞻遠矚的學者們在世界的論壇上開演了一幕幕舌唇之戰，好吧，讓我們隨著王岳川敏銳清醒的頭腦步入后現代主義的文學研究殿堂，領略這生生息息的文化思潮橫掃整個文化領域時，裹挾著的浸漬了人類精神領域的虛無主義，感受這20世紀思想舞臺上愈演愈烈的真實與虛妄的沖突。

或許我們從中得取不到什么，也因生活的忙碌來不及感受什么，或許在匆匆碌碌的行走間，后現代主義就消散在我們步伐后滾滾的紅塵，可我們無可否認它的存在和對這個世界最深切的印記，在你閑暇之余，可否品讀王岳川引領你走進的怪誕卻又真實存在于我們四周的后現代主義？！

正文

我無法清晰的表達是文學表現了哲學，還是哲學指引文學的路途。就像誰也說不清是雞蛋先于母雞，還是母雞先于雞蛋，誰也道不清，誰也講不明。

時代的推進，精神意思形態的轉化，主義的演化，價值體系的更迭，生于后工業社會的我們，在歷史潮流沉淀基石上，我們不得不有自己真實的面目展現我們別于先人的遺留的遺跡。

因此，后現代主義隨著歷史腳步拖延到20世紀50年代末超越現代主義文化，走向了以文化斷裂的方式獲得了對現代文化反動的哲學話語，并宣告人類數千年來的文化精神和價值體系正在和將要經歷重大的歷史變遷的時代——后現代主義文化時代。

這個題目很大，對于王岳川將近三十余萬字的演說，我無地自容，就于幾千字的讀后感來涵蓋他的內容，我也無力磊述，只能就著自己思緒的澎湃，寫些他對后現代研究總體的一種概括，以及我一點點小小的感悟，在電腦前準備寫的時候我的腦子里無任何的感念可言，這是我性格致命的弱點。

在由頭不穩的敘述間，請見諒我文字的紊亂，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我們共同所處的時代以及我們對于后現代主義無法抑制的濃厚的探究精神，這就足夠了，不是么？

翻閱開王岳川《后現代主義文學研究》的目錄，十四章大大的黑色標題就赤焰得令我頭腦炫目，且讓我在細細瀏覽一番，此刻的我實在沒有這樣的底氣去敘述這么沉重的時間凝集后的文學，讓我想想，讓我想想......其實要繼續這個話題對我來說實在是太難了（呵呵，先給自己一個臺階下），不亞于大學畢業時的論文，或者還盛于其所涵蓋的綱要。

在看過《后現代主義文學研究》而后，回過頭來細細品讀它的目錄，我慘痛的得出一個結論：

在一路細細的看過之后，竟然還不如此刻從整體看概括的目錄來的清晰明了，這是我讀文學之論等書籍時的個性所在。

對我并不清晰了解的事物總是大頭大腦的先從高深的事物著手，而后就好在別人面前大大咧咧的說著文論的言語，好了先不說我讀書個性的使然，且該說說中心——有關該書的整個框架和我能說的有關后現代主義的一切。

王岳川的《后現代主義文學研究》就我的思維邏輯，整個十四章可以分解為三部分來讀（呵呵，感覺像議論文的架構——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第一部分展示了后現代主義總體的時代背景和整個精神脈絡的對抗；

第二部分則通過后現代的各個集成部分（包括知識境況、哲學文化、文學理論、審美思維、詩學代表及寫作模式）來充分詳細地與讀者分解后現代的意思形態及現狀；

第三部分就是處在后現代主義引導的后工業社會里的我們對后現代主義深深地反思、分析及對思潮的走向的概括。

全書以一種平靜的思維方式來書寫，有點類似教科書，卻在我看來更是以一種對話的口吻引領著我走進奇妙的后現代主義時代的世界里，自自然然的就走了進去，或許因為好奇，更多的是王岳川精密思維的講解，才能讓我一步步的走進。

汗顏！我并不具備王岳川如此強烈的邏輯思維能力，面對這一時代凝集后沉淀淀的厚重的文化現象，沒有清醒、堅毅和準確的思維邏輯是無法洋洋灑灑的寫上三十余萬的研究論書的。

所以我也只能在自己理解的思維情況下，盡力簡單明了的態度來展現后現代主義的概況。

許多體系（無論是物理、化學、數學、哲學、文學、美學等學科）一旦以一種教學態度來構造的時候，就無法擺脫正常洗禮的模式范疇。

因為制定一個標準就是為了讓更多人能在習以為常的標準模式下卻接受陌生的事物，雖然這些事物就存在于我們的身邊，卻總是要通過正統的體系展現，才能讓人們看清了解和接受。

無一例外的，王岳川也是以非常系統嚴謹的態度來探討后現代主義文學的研究，雖然后現代主義本身總是以常人無法理解的文學形式來展現它別于以前任何時代的文學，以中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先鋒文學為例。

這種文學現象已經出現在我們的身邊，只是我們所面對的歷史符象的多元性以各自的方式強調了歷史終結的普泛化和啟蒙觀念的衰微。

很顯然，那個時代的文學先驅們走的歷史前沿的邊緣，直至無力后來者的接納，就消失在滾滾紅塵泛起的迷霧間。

或許是他們在文革時期成長起來那種對創傷性敏銳地把握與觸動，使得他們在這種記憶痕跡的無意識深處留存了恐怖的原話語的襲擊。

悲哀的是那個時代的人們大多棄文從商，風風火火的經濟浪潮席卷了人們感性的認識，麻木的在金錢面前頹然的度過了年華，這是一個文化漂泊的時代，世人的不解大大刺激了本已傷痕累累的心靈，和著那個時代的搖滾悄然的隱退了。

王岳川并沒有在他的研究中加入中國的文學現狀，只是一種遺憾吧。不可否認，或許中國的先鋒文學正在悄然的迎來她的第二個春天。

后現代主義是信息時代的產物，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曙光的感召下，膨脹化的信息時代也預知著后現代主義在中國大地的扎根。

我本人也是在這樣的一個意思形態里，開始接觸了這個時代追逐先鋒文學的人兒，從而對后現代主義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也幸運的那么恰巧有機會接觸到王岳川在九十年代初撰寫的《后現代主義文學研究》。這是一種命運的使然，我無從解答，就如隨著時代的召喚而形成的后現代主義文學景觀一樣。

后現代主義是風靡著整個歐美的文化思潮，它裹挾著各種先鋒性、多元性的哲學觀念、美學理論和藝術流派，使得清晰描述變得如此的困難，但我們澎湃的心靈無法阻隔的要透過它那“耗盡”般的喧囂和騷動，去窺視其主要的理論特征。

它的整個理論特征由于它所呈現爆破的文學狀態一樣，瘋狂的反對現階段歷史陳跡下的各種理論立場。它強烈的某種內在邏輯或內在動力所主宰而形成的分歧在基于反中心型、反元話語、反二元論、反體系性的思維向度里，以反認識論、反本體論的立場，呈現了后現代這一反體系的時代，構成了它獨特鮮明的理論特征。

一種靈魂裸露的邏輯意識形態成為了后現代人“耗盡”之后的準確的寫照，也正是它在表面上同現代主義相對立的境況下，卻無意在實質上承接了同現代主義相類似的當代西方“焦慮”、“無言”痛苦的畸形表達，光怪陸離的展現后現代主義意識形態的到來，及滲透在每一個后現代人的心靈而后墮落一地的丕癇的驚恐中。這個時代已經來臨，向走向現代化的華夏提出了挑戰，現代的我們是否做好準備迎接這一新歷史交界的可

能呢？

期待......時間不是沒有重量的。我依舊情不自禁的想起這句話，對我來說，這是全書中最有分量的話了。我說不清自己是帶著怎樣的情感投入到王岳川漫長的敘述。

路崎嶇而蜿蜒，或許是由于路的每一個端口都是極其美麗渲染的風景線吧，每一個端口上矛盾沖突的較量所噴發出的激昂與漩渦都讓我迷醉而又混沌，我現在有點說不清道不明為何要研究這些了，意義呢？ 誰也沒法把握，就像后現代主義呈現出的狀態一樣，在紛爭中我們得到是一個又一個的紛爭，有時候真想偃旗息鼓，讓他們吵，讓他們鬧去吧。哇，這話說得大了，畢竟他們是萬人仰慕的哲學家丫。也說得遠了。還是回來繼續說說讓我著迷的《后現代主義文學研究》。

后現代主義能如此出現并在全世界范圍內蔓延開來，有人批判，有人響應，也有人無奈面對它的真實存在。這一切都歸根人的本性吧和歷史不可扭轉的進程。

哎呀，思想忽然亂了，或許我從就沒有平靜過，面對這么龐大的解說，我總是一語還休的矛盾著、解釋著、解構著我混亂的思緒。或許我也受了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不像以正統的形而上學的構架去展現后現代主義在我內心的樣子，有一個準確的模樣么？我不太明了。

好了，該說的還是要說，我解脫不了這樣的束縛——自我的捆綁——自我述說的欲望。

任何一種主義的存在都是以某種學說呈現出來了，后現代主義的精神命脈的起始應歸結于解釋學說。在經歷了幾代哲學精神運動的奔波，我無從得知這一歷程過后，為何就以解釋學說為起源掀開了后現代主義的序幕。歷史的長河久遠漫長，而個人生命歷程的短暫，還有現實社會的迷亂，都讓我們無法追根逐源的忙亂回溯，只能站在歷史巨人的肩上，靠著他給予的高度，去接觸我們腳底深厚脊梁、去展望我們未知的可能。

而此刻的我，品讀過后的靜靜思索或許是對巨人堅實的臂膀最親昵的撫慰吧，從中我得到是更大更強有力的震撼，因為我真切地接觸這臂腕的偉岸。

完了，一到夜晚，我的思路就容易走進一種形象的思維，無法正確的投入到理論解說的軌道。嗯，盡力吧，因為我還想說。

解釋學直譯中我們就可得到是從解釋角度來重新審視我們的目的文學。哲學解釋學（以伽達默爾1960年發表的《真理與方法》為其標志）剔除了對原有對象簡單一元中心論的客觀再現，而更多的是從多方位的解釋以對話形式體現意義的不確定性，是一種作者與讀者交融的互助解釋。

從確定性到不確定性，從整體性到多維性，從客體性到主體性，從空間性（本質）到時間性（歷史）的轉折，劃出了現代精神與后現代精神的界限。

讀者在面對對象的時候，解讀的過程各自不同的理解，這種理解循環往復的和個人語言游戲、主觀偏見及審美觀的差異，都帶了后現代主義特征的廣泛性。從這我感覺到后現代主義不僅僅是離我們盛遠的哲學家、文人，更多的是我們讀者自己本身。

我們通過內在的思索分化，對本源存在多元互動的感悟，及我們自身語言的不統一，成就了我們對自身與對象的解釋以及對不解結論的循環理解，太多的不解又造就了更多的理解，從而這一矛盾的現象就體現在是讀者本身的作者的語言游戲中了。

解釋學混沌的告訴我們這一現象的真實存在，也展示著后現代主義啟蒙的到來，但卻無法用無窮變化的解說回答來打破對理解是何物的一種描述性的內在循環。

爾后讀者頹然的放棄了解釋的立場，以接受者的姿態去面對文學對象。讀者在接受活動過程中，重獲了一種清新自然的求新求變的快感，以及與文學交流中一種再接受后自己與作者交流的再創造，因此新思路不斷地涌現，呈現出了以讀者為中心論的接受美學。

審美經驗也再一次展現了讀者在審美愉悅的過程中，獲得心靈的解放并自我確證，從而產生一種全新的經

驗方式，使人性從日常生活的麻痹猥瑣和習慣偏見中解放出來。

然而，解釋—接受理論依舊是以羅各斯中心主義從現實的角度去理解過去和把握未來的理解歷史性，無法擺脫人類以一種終極價值認同感去展現真實的愿望。似乎有趕不上后現代主義快速步伐的進程，于是一種新的后現代圖景出現——解構策略，在與之不斷批判的過程中浮出水面，占據了后現代前進的方向。解構理論（代表人物德里達）擺脫了單一狹隘的思想背景所無法展現一個哲人全部思想軌跡以及向傳統挑戰的真實動機。是的，我們總是批判，總是想擺脫舊有的束縛，找尋到一種全新真實的理性的言說去解釋歷史進程中的我們。

然而，歷史的淘汰并非單純的取消。好吧，就讓我們在解構的過程中，感受這已構成后現代精神的底蘊和基色的解構理論。

其實面對解構理論，我真不知道從何下筆，解構理論的渙散及解構他者即自我解構的統一性，還有主體隱退而結構凸現的表征，以及它肆無忌憚的對整體神話的破滅和對語言中心論的消解，和它自身瓦解在場的解構策略，都讓我迷失中心方向去進行論述。我極易沉靜在別人呈現的意思形態中而無法自拔。

好吧，或許你已經在我簡短陳述的過程中感受到了什么，我無力解述，只好在王岳川的一句結論性的區別話語里，結束今天我個人的思索吧。

立足于對本文的解釋，并為了交流而重設理解的歷史性，這就是伽達默爾。

立足于對本文解釋的重新解釋，并為了本文而放逐歷史，這就是德里達。

歷史與當下，本文與屆時，中心與邊緣，秩序與無序，同一與差異，共識與中斷，解讀與誤讀，確定性與非確定性，使當今世界這一大本文充滿了困惑、矛盾與焦慮。“

晚了，世界本文再怎么變動，也改變不了人們正常的時物鐘的運轉。嗯，我真的該睡了！

我開始陷入一種意識混沌的狀態中了，面對眾多哲人的磊述，我不如王岳川那樣清晰明了地將他們分數清楚，這依舊是個龐大的工程，是要在一種思想沉積積淀的情況下，才能得到如建筑工程圖紙那樣明晰干練的構造圖紙。

而此刻的我，只能在膚淺概念及混亂的平靜心態里，繼續我未完的旅程。是的，有份責任催促著我疲乏的頭顱迎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風浪前行、再前行......當我們墮入意志漩渦的時候，總是想抓住一根救命草，希望它能把沉溺中的我們解救。后現代主義的異軍突起，讓哲人們殫思竭慮，這一文化現象出現的根源及背景呢？人類意識演化都逃脫不了歷史進程的步伐中經濟、科技、政治體系沖突、變化的大背景。

因此，一位美洲大陸的社會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從現代主義喧囂中聽到了一個異樣的聲音。正是這樣一種聲音的傳遞，他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后現代主義呈現的文化大背景的社會正是后工業時代的社會。這一社會形態表現為大工業生產的高效高能，成為了一個以信息為工藝對象、以科技產業為主要職業的嶄新的信息時代。

首先，我們來體味一下這一”后“冠名的概念。世界瞬息萬變，一不小心科技迅猛的發展，經濟穩步的邁開它大步堅定的腳印，席卷這個社會的經濟浪潮，沖昏了人們還未清醒的意識，麻麻混亂中接受這個潮流，拜金的混沌造成了這一”后“的呈現。

這是一種過渡性的時代，這是一種對未來先進工業社會到來的迷茫的”生活于間隙時代的感受“，我們無法確切地判斷這種意識形態的超前與進步，只能無奈的選擇一個”后“表達我們所有在間隙的狹縫里黑暗摸索的困惑。至此以往的進程中，我們總是能夠總結出一個時代跨越另一個時代的時候，終要經歷一種迷茫、一種無奈、一種連我們自己都無法辨清方向進行。

錯還是對，我們無從判斷，只能接受的姿態面對它，就如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樣，在我們經歷那么漫長的演化后，才真正認清了我們演化的始源及一條我們祖先迷亂中走過的路線。

我們在這種次序紊亂、意念沖突的矛盾里，以文化領域慣有的自我表現和自我實現的”個性化“、”自由化“及”反體制化“精神與后工業社會的經濟、政治的非人性化和類型化一步欲趨的組合成三足鼎立的社會沖突

及機制斷裂的一個世界層面。我們將它截取開來，細細言述，細細評論。

世界是矛盾的，面對”矛盾“這個耳熟能詳的名詞、動詞、形容詞、狀態詞，我不能清楚自己到底對它了解多少，或者在現實社會里運用了多少，只是在這矛盾沖突的文化后工業時代里，這詞無法規避。

它拓延出了太多指引性的標桿，例如在這個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里體現了文化沉淀性和揚棄性與科學的革命性和創新取代性的矛盾；體現了資本主義速食文化的庸俗和放蕩與宗教道德文化的嚴謹和保守的矛盾；體現了文化本身光電影等不斷翻新尋求刺激的盲目與崇尚文化藝術習俗真實的經驗渴求的矛盾；體現了文化信奉自我、一種”距離消蝕“的審美觀念與社會秩序正常運轉的碌碌有為的先進科學歷程的矛盾......都造就了現代主義文化的斷層不可抹滅的痛楚及沉重的代價的現實狀態。

從而這種文化的矛盾也暴露出從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的內在矛盾，凸現了現代主義失掉的文學一致性、顛覆文化秩序時對文化標準本身的影響、藝術和生活間界限的模糊及消融。矛盾的理論讓我們無從敘述錯與對，只是在這種矛盾意識狀態里，還未對現代文化有個清醒地認識，悄然間我們就已經走入了后現代主義文化特征中了。

后現代主義文化的特性，顯現在后現代主義在文化價值方面進行的一場”反文化“運動，它以個性解放、本能釋放、沖動自由等為旗號，以一種特久不衰的激進態勢，猛烈沖擊一切不合時宜的價值觀和生活模式，撞擊著文明的歷史戒律和心靈禁忌。是的，在日新月異的社會意識形態里，眾多的后現代主義文學論作者們都被喻為”超出意識范圍的冒險家“。

他們得冒險創作令人們意志觀念抽空，在欣喜若狂的吟誦中又再一次的達到困惑焦慮的終端，后現代主義文學并沒有指引方向去解脫我們現實狀態里那張楊跋扈的個性中脫離超驗觀念而墮入的那種虛無，在一種渙散力的勃發中我們感覺到了那種絕于世外的極端分離的迷茫與痛苦。這是后工業社會話語斷層的產物——后現代主義文學。

這種張揚非理性以及完全依賴本能呈現的后現代主義文學張顯了后工業社會里的現代的我們反叛、宜化、退隱、冷漠的文化性格。藝術成為了一場游戲，我們玩弄文字的同時，也是在玩弄我們自身不成體系的意志理念。用這反文化的氣息、視覺的沖擊、藝術的支離破碎、反釋義的報復和對理性的抗擊呈現了這個時代意義的匱乏，我們不用尋根，僅僅只要回歸最原始的狀態去滿足人的物欲，似乎成了這個時代的象征？！

我深感痛心！在這生命意義匱乏的空白荒地的邊緣，我們迷茫思索與”崇拜“，在這從未有過的外部世界迅速變化的體驗力，我們產生了某種空間感和時間感的錯亂，忙亂的積極尋找長久以來支撐我們精神家園的救命草，一種”新宗教“渴求的呼聲高漲，卻無奈在喪失信念里丟棄了所有，招致了我們必須面對的生命中那無法承受的”輕“！

痛！

在一種相對論的意識形態面前，我們不得不考慮一下是否敢對抗后現代性了，因為它太讓人心痛。我們開始對它提出質疑了，后現代真的可以成為可能么？還是在轉軌的意識形態里，它只是曇花一現，我們終究要歸入到另一個能正確引導我們精神家園的文化領域里呢？我沒有答案。只能簡單重述一下王岳川所呈現的走中間道路的哲人的一點點思想光輝。

現代性成了問題、出了問題了，哲人們用批判的理論盡數這一事實的存在。人在現代科技中創造的東西反過來控制了人（很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網絡），人異化了。現代問題顯現：理性走向了自身的反面——非理性；從而人們在這種理性瘋狂擴散而導演出的人類毀滅性的悲劇。

人們只用重新拿起批判的眼光去面對現代性的問題。世界似乎只有呈現三足鼎立的狀態才能造就下一片安

詳寧靜的天地，在批判路上也呈現了這種狀態，左、中、右的批判家各抒己見，劃出了”批判理論“步步后退的軌跡：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導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其最終解決只能是打碎舊的生產關系，改革這個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馬爾庫塞認為，必須首先改革經濟和科學技術，將人變為單維人的單維社會；哈貝馬斯認為，必須改革的是上層建筑中的文化結構；福克認為，應改變的是現代文化中的語言結構。

而這種由制度→科技→文化→語言的后退勢態，卻更讓人進入了一種迷惑狀態，因為文化的存在無法脫離社會制度及經濟形態。然而他們還在繼續追問，想從中獲取某種解決現代問題的答案、向”現代性“發起進攻的武器及批判后現代存在的可能性，進的而推出糾正原設計的錯誤和實踐的偏差，重新構建和修復去建立一個新的理性圖式——交流理性。

這一理性圖式是慣于人們習性交流及相互理解批判的產生的。拋開迷茫困惑的意識，人們透過互動與交往，通過言語在概念滑動中增進相互的理解與信任。從而在達成共識的過程中，獲得精神領域的依托與互解。即以一種理論建設性的視界，是我們可以將交往活動作為媒介，使整個生活世界能再創造其自身。

這是一種近乎理想化的理論構架，真的能在現實生活中呈現么？我期待，卻也茫然的困惑它的到來？真地會么，或許我們只能期待了。

好了，今天就寫到這吧。陽光好好！難得假日，我要去海邊好好玩耍一番啦！這個困惑就明天再思考吧。生命短暫，大自然賦予的美妙，我們都不該錯過，不是么？

結束語

我忽然想結束這個旅程了，再接下去翻閱王岳川其他篇幅的論述更多的是一種重新磊述，只不是通過了”知識“、”文化觀“、”策略“、”審美“、”詩學“及”寫作模式"幾個方面又一次闡述。爾后以舊式的文學研究模式，將后現代主義新思潮趨勢作為結束篇章。

而我這拖沓了許久了讀后感又應該以什么作為結束曲呢？

本來想以對一位詩人的詩的解說來作為我這漫長旅程的最后一站，可惜我不敢亂用他人的文字，畢竟我沒掙得他同意，而且我也很害怕自己的評論不夠到位。好吧，就以自己的詩為結束曲，隨便找個機會對自己的文字做一個評論。

第四篇：新時期文學研究提綱

新時期文學研究

一、方法：以作品帶思潮

二、主要研究對象：80年代文學思潮；90年代文學現象；新世紀文學沖突

三、具體內容：

80年代

1、“重返80年代”

2、復出作家的歷史記憶 王蒙：《布禮》、《蝴蝶》、《雜色》

張賢亮：《靈與肉》、《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 從維熙：《雪落黃河靜無聲》、《風淚眼》

3、知青文學 鄭義：《楓》

梁曉聲：《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

張承志：《黑駿馬》

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孔捷生：《大林莽》、《南方的岸》 王安憶：《本次列車終點》

4、文化尋根小說

阿城：《棋王》、《樹王》、《孩子王》、《遍地風流》 韓少功：《爸爸爸》 王安憶：《小鮑莊》

5、朦朧詩

食指、北島、顧城、舒婷、江河、楊煉、芒克、多多、嚴力、梁小斌、王小妮

6、新生代詩

于堅、韓東、王寅、王小龍、陳東東、孟浪、默默、陸憶敏、丁當、周倫佑、李亞偉、廖一武、歐陽江河、黑大春、牛波、海子、駱一禾、西川、梁曉明、呂德安

7、小說新形式

汪曾祺：《受戒》、《大淖記事》 王蒙：《海的夢》 何立偉：《白色鳥》

8、現代派文學 王蒙：《春之聲》

宗璞：《我是誰》、《泥沼中的頭顱》 劉索拉：《你別無選擇》 徐星：《無主題變奏》 陳村：《一天》

莫言：《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家族》 殘雪：《蒼老的浮云》、《山上的小屋》 洪峰：《奔喪》

扎西達娃：《西藏，隱秘歲月》、《系在皮繩扣上的魂》

9、先鋒小說

馬原：《岡底斯的誘惑》、《虛構》、《錯誤》、《上下都很平坦》 洪峰：《瀚海》、《極地之側》 格非：《迷舟》、《褐色鳥群》 蘇童：《妻妾成群》

余華：《河邊的錯誤》、《往事與刑罰》《世事如煙》、《難逃劫數》、《現實一種》 葉兆言：《棗樹的故事》

孫甘露：《訪問夢境》、《信使之函》

10、新寫實小說 池莉：《煩惱人生》 方方：《風景》

劉震云：《一地雞毛》、《單位》、《官人》 劉恒：《伏羲伏羲》、《白渦》 李曉：《繼續操練》

11、女性文學

翟永明：《女人》、《黑夜的意識》 伊蕾：《獨身女人的臥室》 唐亞平：《黑色沙漠》 林珂：《黑女人》

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方舟》 張辛欣：《在同一地平線上》

王安憶：《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崗上的世紀》 鐵凝：《麥秸垛》、《玫瑰門》

12、重要長篇 張煒：《古船》 王蒙：《活動變人形》 張承志：《金牧場》 莫言：《紅高粱家族》

90年代

1、大眾文化與王朔現象

《頑主》、《玩的就是心跳》、《千萬別把我當人》、《一點正經沒有》

2、人文精神討論

3、“自由知識分子”研究

4、個人化寫作

5、“長篇熱”與“新歷史主義” 賈平凹：《廢都》 陳忠實：《白鹿原》 莫言：《豐乳肥臀》 韓少功：《馬橋詞典》 李銳：《舊址》 張煒：《九月寓言》 張承志：《心靈史》 北村：《施洗的河》 余華：《活著》、《許三觀賣血記》 阿來：《塵埃落定》

6、女性寫作 鐵凝：《玫瑰門》 陳染：《私人生活》 林白：《一個人的戰爭》 王安憶：《長恨歌》 衛慧：《上海寶貝》

7、文化散文、學者散文、老生代散文 余秋雨、季羨林、金克木、張中行

8、詩歌：民間寫作與知識分子寫作

9、主旋律小說

新世紀

1、純文學論爭

2、文學的文化研究

3、“新左派”與“底層敘事”

4、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化

5、中國小說學會小說排行榜代表作家作品 莫言：《檀香刑》 畢飛宇：《玉米》 閻真：《滄浪之水》 尤鳳偉：《中國：一九五七》 楊顯慧：《夾邊溝記事》 董立勃：《白豆》 鬼子：《瓦城上空的麥田》 林白：《萬物花開》 巴橋：《阿瑤》 李洱：《龍鳳呈翔》 盛可以：《手術》 魏微：《化妝》、《姊妹》 遲子建：《一匹馬兩個人》 麥家：《兩位富陽姑娘》 莫言：《月光斬》 陳希我：《我疼》 潘向黎：《白水青菜》 葛水平：《地氣》、《連翹》 格非：《人面桃花》 張平：《國家干部》

喬葉：《我真的熱愛你》、《銹鋤頭》 劉醒龍：《圣天門口》 賈平凹：《秦腔》 畢飛宇：《平原》 王瑞蕓：《姑父》

方格子：《錦衣玉食的生活》 黃詠梅：《負一層》 王松：《雙驢記》

羅偉章：《我們能夠拯救誰》 葉彌：《小男人》 郭文斌：《吉祥如意》 王手：《軟肋》

范小青：《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個人》 蘇童：《拾嬰記》 莫言：《生死疲勞》 格非：《人面桃花》 鐵凝：《笨花》 6、2007小說佳作 格非：《山河入夢》 盛可以：《道德頌》 魯敏：《時間的恩澤》 王安憶：《啟蒙時代》 池莉：《所以》 孫惠芬：《吉寬的馬車》 賈平凹：《高興》 劉震云：《我叫劉躍進》 閻真：《因為女人》 林白：《致一九五七》 麥家：《風聲》 李師江：《福壽春》 葉廣芩：《青木川》 李銳、蔣韻：《人間》 何世華：《陳大毛偷了一支筆》 許春樵：《男人立正》 曹征路：《豆選事件》 鐘晶晶：《哭泣的箱子》 陳忠實：《李十三推磨》 畢飛宇；《相愛的日子》 艾偉：《游戲房》 王棵：《暗自芬芳》 裘山山：《野菜瘋長》 薛憶溈：《同居者》 薛榮：《掃盲班》 張學東：《工地上的女人》

7、詩歌 中間代詩歌 70后詩歌 80后詩歌 打工者詩歌

第五篇：現代文學研究綜述

作為傳統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新世紀的開局之年雖然并沒有發生什么驚天動地的巨變，卻在持續地穩步前進。尋覓過去一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印跡，我們從其持續性的步履中，還是見到了與過往可比較的新的生長點。梳理一年來集中的或散見的研究成果，我們在以下幾個方面感受最深：

一

因紀念中國現代文學巨匠魯迅先生誕生120周年和逝世65周年，魯迅研究也成為2001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最突出的亮點。一年中，在北京、江蘇、浙江紹興、廣東、新疆等地，陸續舉行了大型的魯迅學術研討會和魯迅紀念會；國內許多出版社出版了魯迅作品或各類魯迅研究著作；多家雜志、報紙辟專欄、專號發表了魯迅研究論文。這一系列活動，較為集中地推出了一大批魯迅研究的成果。上世紀末有關魯迅研究的論爭，在這一年中是引人注目的話題。陳漱渝的《由〈收獲〉**引發的思考——談談當前魯迅研究的熱點問題》(1)和《挑戰經典——新時期關于魯迅的幾次論爭》(2)兩篇長文，對上世紀末乃至整個新時期以來魯迅研究的幾次重大論爭的來龍去脈，做了清晰的勾勒，并直率地表示了自己的見解和判斷。葛濤、谷紅梅編的《聚焦“魯迅事件”》(3)和高旭東編的《世紀末的魯迅論爭》(4)，以及陳漱渝編的《魯迅**》(5)三部論爭文集，較為詳細地整理搜集了有關近年來魯迅研究論爭的40余篇文章，客觀地反映了論爭各方面的不同意見。如高旭東將選編文章分為：作家挑戰、學人挑戰、挑戰者的回應——七嘴八舌話魯迅、魯迅與魯學的未來等10個方面。既呈示了史料，又有理性的歸納。總結世紀之交魯迅研究的種種論爭，一方面“可以看到新儒學、英美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解構主義者眼中的魯迅，這對新世紀的魯迅研究不無鳥瞰的意義”(6)，另一方面“這標志著‘魯迅研究’真正從‘政治問題’變成了‘學術問題’”；“從此，魯迅研究將進入一個自由爭鳴的新階段”(7)。葛濤選編的《網絡魯迅》(8)，是第一本有關網上評論魯迅的書，該書向人們呈現了“一個虛擬世界中的魯迅、一個70年代出生的‘新新人類’或80年代出生的‘飄族’視閾的另類魯迅，同時也是一個多彩而又變形了的魯迅”(9)。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關系的重估，是魯迅研究在當代意識觀照下所產生的必然結果。關于魯迅與現代思想史、文學史進程的關系的重新反思，有一個調整視角的問題。王乾坤認為，“‘回到魯迅’(或‘走近魯迅’)的口號在學術上需要推敲，在人學價值上則不能令人放心”，因為“魯迅非常清楚，現實中的人是一個‘中間物’，不可能成為一個完善的范本”。所以，“回到自己，獨特的生命領會與生命創造，是‘解釋魯迅’或者‘繼承魯迅’的定義與存在方式”(10)。他的《懷疑：科學之問與人生之問》(11)一文，對胡適與魯迅“懷疑”精神品質的比較，就是試圖立足魯迅的經驗世界，去發現“一個充滿張力的互補結構的啟蒙時代特征”。李新宇的《魯迅：啟蒙路上的艱難持守》(12)、《1928：新文化危機中的魯迅》(13)，薛毅的《論魯迅的文化論戰》(14)和溫儒敏的《魯迅對文化轉型的探求與焦慮》(15)，及房向東的《魯迅：最受誣蔑的人——魯迅去世后，非議魯迅現象面面觀》(16)等文章，也都力求從魯迅自身、魯迅走過的路中，去理解體驗魯迅對于新文化新文學的艱難守護，重新闡釋魯迅對于相關人與事批判的必要性和深刻性。對此，許多學者撰文呼應，認為應回到魯迅的話語現場，“必須有平視或俯視的眼光和心態，努力回到歷史的原點”，注意“魯迅的過去時與現代時”(17)，從而充分感受魯迅精神與人格“穿越時間隧道的光芒”(18)。我們今天研究魯迅“不應該將魯迅混同于一般精神現象主體，而必須將魯迅定位為中國現代文化重要的精神資源”(19)。把魯迅研究納入整體的文化關系中來考察，勢必更加注重魯迅的精神世界及其精神價值。王富仁的《魯迅與中國文化》(20)的系列論文，以豐富的文化歷史知識儲備，系統而詳盡地論述了中國文化歷史自身的內容，及魯迅思想產生的意義和價值。作者認為魯迅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是魯迅“并不絕對否定中國古代的任何一種文化，但同時也失望于中國古代所有的文化”；魯迅“了解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同時也毅然地反叛了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王富仁對中國文化與魯迅思想聯系的分析，是細致而又給人以啟發的。哈迎飛的長文《魯迅與佛教文化關系論》(21)，以“魯迅、尼采與佛教”、“以一身來擔人間苦”、“談鬼物正像人間”三組標題，從佛教文化的本質及其傳播接受的過程，探討了魯迅文化思想的有關內容。楊洪承的《魯迅世界的體驗與認知》(22)，從魯迅研究現狀的評述中，對如何深入魯迅研究作了思考，強調了文化研究必須與魯迅世界切實聯系的問題。劉增人的《論魯迅的人格范型》(23)，從人格學的角度，研究了魯迅的文化人格，其對作家精神人格范型的歸納和比較有一定新意。黃健的《意義的探尋——魯迅意識結構的多維透視》(24)，王富仁、趙卓合著的《突破盲點——世紀末社會思潮與魯迅》(25)、張永泉的《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從周樹人到魯迅》(26)等著作，也多是從新的視角，從廣闊的文化背景與魯迅個性、思想發展的聯系來昭示魯迅豐富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意識的。史料的發掘和整理，在2001年的魯迅研究中也是一個亮點。首先引人注意的是魯迅親屬的有關魯迅的回憶。由周建人口述，其女周曄(魯迅的侄女)整理的《魯迅故家的敗落》(27)和《伯父的最后歲月——魯迅在上海(1927—1936)》(28)，作為親近的當事人的回憶，有一定的史料價值。魯迅之子周海嬰的《魯迅與我七十年》(29)，從魯迅直系親屬的角度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內情與史料。尤其許多章節先于報刊發表，出書后又多有轉載，迅速引起社會和學術界的關注并產生了爭議。王元化在“序言”中認為，作者“顧慮少，真實性較強。書中有不少地方顯示了海嬰敢講實話的勇氣，不為尊者諱，也不為親者諱的，把很多事都寫了出來”。但針對書中有關魯迅之死、魯迅之孫周令飛婚事和稿費紛爭等事件，許多魯迅研究者并不完全贊同作者的說法，認為一些是是非非已很難說清。但不管怎么說，魯迅親屬積極參與魯迅史料的搶救，這對魯迅研究是有益的。年中在北京召開的《魯迅全集》修訂工作座談會，也是魯迅研究界的一件大事。專家們就修訂方針、體例和工作方案，以及魯迅作品“校勘、注釋、增補”等問題，發表了許多很好的意見(30)。許多專家還就上述問題陸續發表專文，如徐斯年的《〈中國小說史略〉注釋補正》(31)、裘士雄的《〈魯迅全集〉注釋補正》(32)、劉運峰《淺談魯迅全集〉的修訂》(33)、張小鼎的《魯迅致許廣平書簡和〈兩地書〉》(34)等。應該說，《魯迅全集》的修訂以及魯迅作品資料的搜集和史料辨析工作，是“一項利在當代、澤被后世的重大文化工程，將在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發揮永恒的的價值”(35)。此外從朱正的《魯迅論集》(36)、彭定安的《魯迅學導論》(37)、張夢陽的《中國魯迅學通史——宏觀反思卷》(38)等著作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學者對建立魯迅學的探索。2001年在魯迅小說研究方面的成果尤為厚重。嚴家炎的《復調小說：魯迅的突出貢獻》(39)，代表了魯迅文本研究的最新收獲。文章通過作品的細讀，從魯迅小說多聲部的復調形式中，尋求作品基調、意蘊等復雜現象的結構關系和生成原因，從而成功地提供了魯迅小說獨特藝術與永恒魅力的最新闡釋。鄭家建的著作《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編〉詩學研究》(40)，擺脫了僅僅從破譯歷史與現實的隱喻去解讀《故事新編》的做法，突出了“多重文化視野中的小說文本”這一主旨，既注意細致解讀作品的戲擬、隱喻、文體、現代技巧等形式意味，又注重在多元文化視閾里對其進行綜合辨析，其具有獨創性的闡釋，使該著成為本眾多魯迅研究專著中有一定份量的成果。胡尹強的著作《破毀鐵屋子的希望——〈吶喊〉〈彷徨〉新論》(41)，努力寫出了研究者自己的閱讀感受和新的發現，對魯迅現實主義藝術觀的認識、對阿q精神勝利法的理解、對《傷逝》等作品解讀等等，多能給人以啟發。此外，葉世祥的《魯迅〈吶喊〉自序細讀》(42)、朱壽桐的《〈吶喊〉：敘事的變焦》(43)、張用蓬的《魯迅小說的“生活世界”的思考》(44)、趙卓的《魯迅心理小說綜論》(45)等論文，也分別對魯迅小說的不同敘事方式、作家的自序與文本的關系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彭博的專著《魯迅小說絕望與希望的對比結構》(46)，以及張箭飛的《魯迅小說的音樂式分析》(47)、皇甫積慶的《“吶喊”的聲音與關懷——〈吶喊〉的傳記學批評》(48)、周怡的《魯迅作品中的色彩意象》(49)等論文，則以新的方法、多元的視角深入探討了魯迅小說的藝術價值。本的魯迅小說研究成果中，還有大量對魯迅小說名篇進行解讀的文章。例如馬麗蓉的《在空間維度上敘述》(50)、張文初的《〈傷逝〉：一個悖論》(51)、劉俊的《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狂人日記〉新論》(52)、金彥河的《論〈狂人日記〉：尋找“父親”》(53)、鄭萍、張靖的《〈孔乙己〉的敘述的空間形式》(54)、李林榮的《〈孤獨者〉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55)、李書生、畢緒龍的《故鄉情懷與生命哲學的詩意闡釋：魯迅〈故鄉〉的再認識》(56)等論文，都分別從不同角度對魯迅的小說名篇做出了或多或少的新的解釋。本在魯迅散文詩集《野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提及的有孫玉石的專著《現實的與哲學的——魯迅〈野草〉重釋》(57)和冷霜的論文《表達即掙扎——論〈野草〉》(58)。前者是作者逐篇細讀重釋的結集，許多篇什的解讀有新穎獨到之處；后者從“愛情散文詩”和“現代性表達”的角度對《野草》所做的解釋，亦有一定的新意。其他，諸如“魯迅：域外的接近與接受”，“魯迅與世界現代主義作家作品”、“魯迅的自我小說與日本近代文學”、“魯迅的‘狂人’與尼采的‘超人’”等論題，也分別從史料的搜集和新視角的采用等方面進一步深化了魯迅作品的研究。誠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諸多論述所道出的魯迅文學創作所具有的價值與特質、深刻思考與獨特造詣、豐富內涵與巨大魅力，反映了人們認識魯迅這個人和認識魯迅作品的不斷深化的動態過程，同時也賦予了魯迅著作研究一種鮮明的時代需要和個人體驗的色彩”。“人們逐漸深化的多元的認識走向，被真實而又豐富地呈現在魯迅作品研究的整體認知之中”。(59)二

上述魯迅研究的長足發展，是與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整體進步密切相聯的。世紀之交，許多期刊雜志報紙都開設了諸如“20世紀文學研究回顧”、“百年視野”、“20世紀中國文藝縱橫”之類的欄目，這反映了人們對過去百年中國文學作宏觀反省的極大熱情。2001年作為新世紀的開局之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最顯著的變化，是由單一的反思回顧，逐漸轉向對學科自身建設中具體問題的探討。過去那種重在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宏觀討論，被諸如“中國現代文學的傳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術生長點”、“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轉變”等具體話題所取代；圍繞諸如“分期”、“傳統”、“世界性因素”、“當代性”等問題進行的具體研究，也出現了一批新的成果。這些，成為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向縱深推進的較顯著的標志。年初，《復旦大學學報》開辟了“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專欄，討論一直延續到年底。其中有關中國現代文學史分期討論的文章占有較大比重。章培恒在《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中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在20世紀初至1917年文學革命以前，因為這時“已經出現了與新文學的主要特征相通的因素”。嚴家炎在《文學史分期之我見》中指出，文學史的分期應以文學自身的演化為依據，不必與歷史分期強求一致。“20世紀中國文學雖有曲折，‘現代性’(‘人的覺醒’、‘文的覺醒’)仍是主要標志。”范伯群在《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建立中國現代文學的界碑》中也指出，中國現代文學濫觴期應以“文學觀念更新”為啟動發力點。他認為是小說革命以及“市民大眾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推動了文學的現代化。《海上花列傳》是現代都市通俗小說開山之作，而所謂譴責小說實際就是現代通俗社會小說。上述各家觀點表明，關于現代文學起迄期的討論，中心點已不在具體的時間界定上，大家關注的重心轉向了文學史交替中(分期里)新因素的增長。主持這次討論的章培恒、陳思和明確指出，“反思歷史，是為了更好地開拓今天與未來”；“我們傳統的20世紀文學的空間必須有一次大爆炸和大整合，當新的文學空間和文學元素納入20世紀中國文學的范疇以后，我們的文學史的時間與空間觀念，將會有一次徹底的調整”。討論中郜元寶的《尚未完成的“現代”》、劉志榮的《抗戰爆發：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的重要分界線》、沈永寶的《試論政論文學為新文學之起源》、劉登翰的《臺港澳文學與文學史的寫作》等文章，也都提出了對傳統的現代文學史框架和內容進行調整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