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康德哥白尼革命

康德哥白尼革命

哥白尼由于把恒星的運動部分歸之于觀察者的運動從而解釋了恒星的表面上的運動一樣，康德則通過揭示客體與心靈相符合——在認識中，不是心靈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靈——而證明了心靈的先天原則如何適用客體。“這種情形正與哥白尼最初的思想的情況相同。哥白尼假設一切天體都圍繞觀察者旋轉，因此不能很好地說明天體的運動。于是，他假定觀察者旋轉，恒星靜止不動，以嘗試其是否更易于成功”。——“依據幾何學家和物理學家所確立的例證，使形而上學革命化，以改變迄今為止一直流行的形而上學的程序，這種嘗試即純粹思辨理性批判的主要目的”。

康德以前的哲學認為，真理即是知識符合對象，我們的認識能力圍繞著事物展開，努力去尋求事物的本質，這在哲學上被稱為本體論哲學。

康德則認為，事物的本質不可知，我們所能知的只是事物的現象，只是事物顯現在我們面前的樣子（這就是所謂的康德的不可知論，其實康德的意思是物自體不可知）。而事物如何在我們面前顯現，決定于我們的認識能力，通俗地理解，比如人有色盲，則具此一顏色之物可能顯現為彼一顏色。當然，康德其實主要不是表達這種意思。這種意思主要是英國哲學家貝克萊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觀點。但的確有相通之處，而又有很大不同。所以，當時哲學界有人稱康德是貝克萊主義，是有些道理的；而康德聽了很生氣，以為大不同，也是有道理的。康德的主要意思是，我們對事物的認識，決定于人類先天的認識能力，這種能力包括先天直觀形式如時間和空間，包括人類先天的知性結構和范疇，如質、量、關系、模態等四個方面下屬的十二種范疇。正是這些具有普遍有效性和客觀必然性的先天認識能力，決定了人類知識如何可能，決定了人類知識的普遍有效性和客觀必然性。正是康德，讓近代哲學發生了轉向，即由本體論哲學轉向認識論哲學，轉向研究人的認識能力。真理不是知識符合對象，而是對象符合知識，正如不是太陽圍繞地球轉，而是地球圍繞太陽轉，因此哲學界認為康德的哲學革命意義之重大就如天文學上的哥白尼革命一樣。

康德認為一直以來人們認為認識事物就是認識事物本身，我們的感性或理性認識能力圍繞著事物展開，就象哥白尼之前，人們認為太陽圍繞地球轉；實際上人們如何認識事物呢？康德認為事物在進入我們的認識領域時就被我們的認識能力進行了建構，比如說時空概念就是人頭腦中本來就有的，所以我們在看到的所有的事物都在時空之中，就象我們的頭腦中帶了一個時空的眼鏡，所以事物呈現什么樣子是受我們頭腦中有什么認識框架所決定的，即我們認識事物不再是圍繞事物轉，而是事物圍繞我們的認識能力轉，也就是哥白尼革命：地球圍繞太陽轉。

休謨通過對因果關系的詰難證明了一點: 這些關于現實的概念知識的結構形式, 特別是因 果關系形式, 并不存在于知覺中, 而是觀念的組合結構的產物, 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因果關系與現實有關。

康德受到萊布尼茨的啟發進行了又一次認真地思考: 借助于認知者的單子和被認知者的單子之間, 源于上帝的 預定和諧, 潛在的先天性的凈化觀念是否有可能解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之謎。很快地, 康德就認識到, 這種先定和諧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臆測, 不可能證明因而也不可能支持科學的哲學體系。

讓世界圍繞認識者旋轉起來, 人類的知識就既有先天的意識成分, 又有后天經驗的成分。如果對象必須依照我們直觀能力的性狀, 那么我倒是完全有可能想象這種可能性。

先天綜合判斷

所謂“先天綜合判斷”就是既具有感覺經驗的內容，同時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識，這樣的知識才是科學知識。換言之，如果有科學知識，如果有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識，那么就意味著我們的知識既有感覺經驗的內容，同時具有普遍必然性，這就是衡量一種知識是不是科學知識的標準：先天綜合判斷。

康德斷言﹐一切科學知識都是由這類判斷構成的。如數學命題﹕7+5=12。單純聯結7和5的概念﹐根本分析不出12這個謂項﹐只有藉助于直觀﹐例如藉助手指的逐一相加﹐然后才得出12這個概念。所以算術命題永遠是綜合的﹐然而它又是先天的﹐因為7+5=12這個命題具有不是來自經驗的普遍必然性。又如幾何學命題﹕兩點間直線是最短的線﹐主項中“直”的概念不包含量﹐只包含質﹐因此“短”這個量的概念不能從主項分析得出﹐只能由直觀加上去﹐但是這個命題又公認為普遍有效的。又如自然科學命題﹐每個發生的事物都有其原因。“原因”指與發生的事物不同的某種東西﹐不包含在主項里﹔但是每個發生的事物又必然有原因﹐這種必然性完全不能從經驗得來﹐是以先天知性概念為依據的。只有先天綜合判斷才能構成科學知識。

先天綜合判斷的提出﹐表現出康德哲學力圖克服唯理論和經驗論的片面性的調和傾向。但康德所強調的是理性的先天性﹐認為沒有理性的先天因素﹐經驗知識﹑實踐道德和審美活動都不可能。

物自體

物自體“只能思之不能知之”。

在那么我們就永遠既不能先天認識它, 也不能后天認識它。” 以“自然”為例：

作為物自體的自然是不可知的, 但是, 與人們的意識相聯系、作為人們經驗對象的自然是可知的, 這一自然就是人們認識所能及的“現象”。

康德在探討人們如何能認識作為現象的自然時, 提出了不同于他以前唯物主義的、獨創性的觀點。首先在對認識主體的看法上,亞里士多德和洛克分別提出了“臘塊說” 和“ 白板說” , 認為人的感官和心靈是一塊白板,在沒有認識自然以前, 里面沒有任何先天而來的痕跡, 沒有任何記號, 沒有任何觀念。

相反, 康德認為人們在認識作為現象的自然時, 主體先驗地具有一套認識形式, 這就是在 感性階段上 作用于自然的形式一一時間和空間;在 知性階段上 用以“ 給自然立法” 的范疇—因果性、可能性和現實性等。

其次, 在主體和對象的關系上, 康德以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認為, 人們對外物的反映是消極被動的, 正如培根所說: “ 存在的真理同知識的真理是一個東西, 兩者的差異不過如同實在的光線同反射光線的差異罷了。” 這就把人們的認識看成是鏡子似的反映。而康德認為人們在認識作為現象的自然時, 要依靠主體先驗具有的時空直觀形式和知性范疇, 主體從感覺開始的 對自然的整個認識活動, 從來不是一個被動的接受過程,相反, 認識的層次愈高, 主體的能動作用就愈強。人從過去受認識對象的制約變成認識對象的主宰者, 人不僅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釋者, 更重要的是自然的主人和“ 立法者”。再次, 康德認為主體之所以對自己的認識對象具有能動作用, 關鍵在于這一認識對象—作為現象的自然, 是主體自己“ 設定” 的, 對象在被我們認識之前, 主體關于對象已有所規定, 主體在直觀和思維對象時, 正是運用主體自身的規律對它進行了綜合, 從而把散亂雜多的材料綜合成一個完整的對象。康德寫道: “ 如果理智處于一種給感性立法的地位, 那么它自身必定是一個創造者,他或者是這些感性形式的創造者, 或者是這些感性形式的材料也就是對象的創造者。” 由上可知, 正是作為“ 現象的自然” 學說的提出, 使康德在主體和對象的關系土進行了哥白尼式的革命, 主體的能動性被充分闡發出來, 第一次把“ 自然” 不僅看作是主體反映的對象, 而且是主體活動和改造的對象, 從而批判了他以前唯物主義哲學家消極被動的反映論。

第二篇：探析康德哲學之哥白尼式的哲學革命

探析康德哲學之哥白尼式的哲學革命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 11-08-26 11:45:00 ] 作者：晁傳振 編輯：studa090420

論文關鍵詞：先驗 超驗 驗前

論文摘 要：在康德之前，西方形而上學已經走入了死胡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以往的人們普遍認為，我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現象，而認識則是隱藏在現象背后的本質。這就要求人的認識能力必須符合客體。問題就出在這里，這是我們無法完成的證明。受哥白尼的“地心說”的啟發，康德將認識論的方向轉變為，對象符合認識，客體符合主體。這一轉變取得了重大成就，它既使形而上學的危機消于無形，又為未來形而上學指明了方向。

一、康德哲學的背景

在西方哲學關于認識論的研究中，經驗論與唯理論關于真理問題的爭論，已經走入了死路，人類理性陷入了危機，高貴的形而上學也失去了往日的“風采”。“曾經有個時候，形而上學號稱為一切科學的女王，??而現在因為時間的變更，她就只為人所鄙視了；她成了一個孤苦伶仃、流離失所的婦人。”①（P3,Aviii）

康德系統地分析了近代西方哲學之后，他說道：“人類的理性有一種特殊的命運，就是在它的某種知識里為一些問題所苦惱，而這些問題既然是理性的本性所規定的，它就不能置之不理，可是這些問題有超出了它的各種能力的范圍，所以它就不能解答它們。”①（P3,Avii）也就是說，一方面，人類理性為它在認識中所規定的問題所困擾，因而必須得到解決。然而，另一方面，這些問題有都超出了理性的能力，理性又不能給以解決。究其原因所在：人類理性在經驗的運用中，雖然為經驗充分證明了其正當性，但是沿著經驗，人類理性必然要追溯到“更高更遙遠的條件上”。“不久，它就覺得這樣一來問題永無止境，他的工作就絕不能完成了。”以至于，“它不能不使用超出一切可能的經驗的范圍以外的那些原理”。這樣就使得人類理性陷入了兩難之境地：一方面，如果在人類經驗中使用人類理性，那樣，便會形成一個無窮的追溯；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超越經驗，“人類理性就陷入黑暗中，陷入種種矛盾之中。”具體說來，之前的懷疑論從經驗出發，不考慮理性，就會形成一個無窮的追問，而獨斷論只從理性出發，不考慮任何經驗，其結果往往與人的常識不符。所以，為人類理性尋找一條合理的出路，是康德所面臨的問題。



二、哥白尼式的哲學革命

在哥白尼之前，人們普遍認為“太陽為繞地球旋轉”，而且，這一假定被當作理所當然的真理，因為它與人們的常識完全吻合。而到哥白尼時代，這一假定的局限已暴露無疑，天文學方面，亟待新的理論來解決這次危機。經過長期的思索和分析，哥白尼提出這樣三種假定：天體運動，可以假定為觀察者不動，而天體在動；也可以假定為觀察者在動，而天體不動；還可以假定為二者同時在運動，但速度不同。并最終從“天體不動，觀察者在動”這一假定中，得出了著名的“地心學說”。到康德時期，這一假定被當時科學家的觀察和實驗充分證明了其正確性。而康德的偉大在于，他從中發現了其哲學意義：這一學說已經完全超出了人們的經驗之范圍，是人類理性的產物。如果一味要求主體的認識必須符合客觀事物，最終必定會否定人類理性在人類認識中的積極作用，繼而完全否定認識的可能性。受哥白尼“地心說”的啟發，康德認為，如果將認識論的方向轉變為，對象符合認識、客觀符合主觀這一新的原則，由人的認識能力去檢驗人的認識，也許，我們就可以給予認識的可能性以更為充分而雄辯的說明。他曾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中說道：“人們一向假定，我們的一切知識必須符合與對象，可是，使用概念，在驗前建立關于對象的某種東西以擴大我們關于對象的知識，這一切企圖，按照上述的假定，都歸于失敗了??因此，我們必須嘗試一下，如果我們認定對象必須符合于我們的知識我們就恰恰在哥白尼最初的想法（gendanken德文）這條路線上前進。”①（P17,Bxvi）這種思路，被康德自譽為“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康德認為哥白尼革命的意義，不僅在于認識符合于對象這一假設已經被自然科學的發展證明是錯誤的，更為重要的是，哥白尼學說指示出了人類知識奠基的嶄新的基礎。揭示了理性在人的認識中的核心地位。所以，康德的認識論轉向最為重要的哲學意義就在于，他為哲學提供了新的發展方向。

三、哥白尼式的哲學革命的重大意義

這一重大哲學革命，所探討的主要是對象與知識的關系問題，而其實質歸根到底就是普遍必然性的來源問題。經過為理論和經驗論的爭論，已經說明它不能來源于經驗，而只能是先驗的（transcendental）。先驗的含義是指不源于經驗但是又適用于經驗。康德認為，之所以以往的哲學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是因為它們的思路出了問題。以往的哲學認為，普遍必然性的知識是客觀的，要求知識普遍地復合對象的客觀性。但是，這樣的客觀性是不可能反映到我們的主觀認識能力之中來的，即使我們承認了其可能性，我們也無法先天的（apriori）認識到。康德顛倒了傳統的認識原則，明確指出，經驗不僅與對象有關，而且還同人的理性能力相連。知識確實來源于經驗，但是經驗只有通過理性的認識形式才有可能。人類只能認識那些我們先天放入到事物里的東西。科學只能在經驗之中才有可能。因此，這一革命不僅消除了經驗論對認識的懷疑，而且還批判了唯理論的缺陷，并為人的認識劃出了邊界。于是，哲學便被分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兩部分。“康德認為，一切認識只能是經驗認識，認識只限于人的經驗范圍之內，絕不能超越這個范圍。在經驗之外，就不是認識問題，而是實踐問題。”②（P23）理論哲學是關于經驗的哲學，而實踐哲學則是超驗的（transcendent）哲學。認識和實踐這對古老的問題，第一次在哲學上，被康德明確的劃分為兩個完全不同但又相互聯系的領域。

更為重要的是，康德這一革命，將認識的對象劃分為現象（phanomen︱phenomenon）和“物之在其本身”（或譯為“自在之物”“物自體”，dinge an sich selbst）兩個方面。由于認識只能是對象符合知識，因此我們獲得的關于事物的認識只能是“如其所現”（wie sie erscheinen）而不是“如其所是”（wie sie sind）。這也就是說，我們只能以主觀的形式來認識事物，而這些主觀的形式又必然同經驗材料相結合，才能形成知識，那么，我們所認識的事物只能是事物的表現，而不是“事物本身”。所以，一切認識都只能是經驗中的認識，絕不能超越經驗。然而，由于“事物本身”已經超出了經驗的范圍，是不可知的，理性就不能把它作為認識的驗前條件。但是，“事物本身”又是事物表現的根據，不可或缺。這就徹底終結了傳統的形而上學。因為傳統的形而上學一直在認識中追求超驗性的對象，一直試圖去認識“事物本身”這類終極本體或終極的原因，但是，又完全沒有認識到這類本體或原因在認識論上的不可知性，強行使人類理性超越了其職責和能力。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認為，康德的哥白尼式的哲學革命終結了傳統形而上學的命運，為科學的形而上學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并指示了未來哲學的發展方向。



參考書目

［1］純粹理性批判［德］康德著 韋卓民 譯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道德王國的重建 李蜀人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未來形而上學導論康德 著 李秋零 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第三篇：論哥白尼革命的影響與意義

哥白尼革命

摘要：哥白尼革命作為科學史上不得不提的一段故事，它到底對我們產生了哪些深遠的影響。哥白尼是在什么歷史環境下發現了日心說，回顧哥白尼革命的意義。

關鍵字：日心說 宗教神學 背景 影響

哥白尼革命是近代西方科學史上承前啟后的里程碑，它一直是眾多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的關注焦點。托馬斯·庫恩就哥白尼革命撰寫有專門論著，展現出科學內史與外史綜合研究的基本取向。研究哥白尼革命的相關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哥白尼革命就是以日心地動說為基礎的新天文學取代了地心地靜說的舊天文學，進而又引出以物理學革命為主干的科學革命。但作為一個非專業人士，我首先想到的是哥白尼是怎樣發現日心說的，哥白尼革命所處的歷史背景是怎樣的？日心說和哥白尼革命對當時和如今的社會有何意義及影響？

尼古拉·哥白尼，這位人類思想解放的先驅，1473年生于波蘭的托倫城。年輕的哥白尼在波蘭克拉科夫大學，正值歐洲文藝復興思想傳入波蘭，他親身經歷了人文主義者同其政敵之間近代世界觀科學觀，同中世紀衛道士之間尖銳的思想斗爭，這些都在年輕的哥白尼的心靈深處播下了懷疑的種子。1493年酷愛天文學的哥白尼開始懷疑長久主宰人們思想的托勒密的地心說，他發現被人們視為真理的東西并非想象中那樣強大。托勒密的宇宙體系太繁雜，并不符合數學和諧原理，哥白尼在給他的老師蒂諾瓦拉的信中這樣寫道：“有許多事實與托勒密的體系應當得出的結論并不相符合，因此他們對太陽的月球的認識就很不可靠。”哥白尼日復一日的觀測中，計算中，他經歷了一個從對地心說不認識到認識，從相信到懷疑，從試圖修補到全面徹底改造的過程。他的思想越來越解放，信心越來越堅定。

從1510年開始，哥白尼整整花了20多年的時間，數易其稿，終于寫成了6卷天文學巨著天體運行論。日心說的誕生是自然科學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他掀起了天文學史上的一場革命，揭開了近代科學向宗教神學開戰的序幕。

中世紀的歐洲，以羅馬教皇為首的天主教會的勢力十分強大；神權勝過君權，成為實際的統治者和反動勢力的總代表。按照教義，自然界是上帝創造出來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并把他們安置在地球上，地球在宇宙中應占有特殊地位.這樣，托勒密體系正好為基督教義提供了“科學根據”，它變成了與宗教教義具有同等意義、同樣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論。在“地心說”居于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哥白尼“日心說”的提出必然會受到在當時比較完善的“地心說”的攻擊。宗教必然不會放任哥白尼的“地心說”。

哥白尼革命改變了人們的宇宙觀念，大地由宇宙的中心變成為一顆渺的行星，宇宙也不再是充滿生機的生命體，而成為一架按力學規律運行的機器。由于生機論中人與宇宙天然合一的保障被打破，人作為特殊的存在物從機械世界中獨立出來，哲學家開始著手探討人對機械世界的認識問題。與此同時，實驗科學作為人定量把握世界的認識方式也從自然哲學中獨立出來，并在現代化浪潮中作為真理代言人的身份出現。歐洲人的思想背景由古代目的論轉向近代的機械論，并隨著科技文明的全球擴張將現代世界的思想背景統一化。可以說現代人類世界是在哥白尼革命之中誕生的。

哥白尼革命的核心“日心說”，否定了上帝把地球置于宇宙中心的宗教教義，建立了科學的宇宙觀，從此，自然科學就從神學中解放了出來。哥白尼日心說是天文學的革命，是因為它吹響了科學背叛神學并起來反抗的號角，它號召人們為砸碎神學的枷鎖，為科學的生存權利而戰。所以日心說的創立標志著科學從神學束縛中的解放，從此自然科學走上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參考文獻：

【1】庫恩.哥白尼革命[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維基百科-尼古拉·哥白尼

第四篇：轉變政績考核方式：哥白尼革命的啟示

轉變政績考核方式：哥白尼革命的啟示

作者：公安部紀委監察局調研室副主任 孫長忠時間：2011-05-09瀏覽次數：18 次 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上，溫家寶總理指出，轉變發展方式最難在兩個方面：一是觀念，一是創新機制和干部考核的標準。他強調，所謂觀念，就是要徹底轉變唯GDP的觀念，而與它相關的就是干部政績考核，而干部政績考核，不僅要看一個地區的經濟總量，而且要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協調，社會事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公平正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不徹底從根本上解決這兩條，我們制定的規劃也是難以實現的。由此可見，貫徹落實“十二五”規劃《綱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必須轉變政績考核方式，這是當前十分關鍵、十分緊迫的一項任務。對于如何轉變政績考核方式，方向是什么，科學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可以給我們以深刻啟示。

眾所周知，哥白尼的日心說是科學史上的一大革命。此前，在整個歐洲中世紀科學黑暗時期居于正統地位的，是經過亞里士多德物理學注釋加工過的托勒密的本輪——均輪宇宙體系。這一體系在假定地球位于宇宙中心并靜止不動的基礎上，通過本輪和均輪的疊加，有效解釋了行星的逆行、亮度的變化；通過引入偏心點，又進一步解釋了行星運行速度的不均勻性。但是，隨著觀測材料的不斷增多，為“拯救”這些現象所需要的輪子也不斷增多。到了哥白尼時代，輪子數已增加到80多個，使得托勒密體系極為復雜。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托勒密體系中為了與觀測相一致所采用的辦法，特別是由于引入了偏心等距點，地球實際上并不處在宇宙中心，反而違背了最初的假定。這還只是學理上的矛盾，實踐上，哥白尼時代航海事業的大發展，對精確的天文歷表的需要日益迫切，但用以編制歷表的托勒密體系卻越來越繁瑣，于是哥白尼日心說應時而出。與地心說相比，日心說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最明顯的優點都是其簡潔性：大小輪子由80多個減少到34個左右，這是連反對者也是承認的。[1]

托勒密體系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是有生命力的。但由于其假定的地心說和地靜說是錯誤的，隨著時代的發展，整個體系不可避免地最終走向倒塌。托勒密體系與哥白尼革命雖然只是科學史上的一個片斷，但二者關系中蘊含的內在規律，卻可以在很多方面給人以深刻啟示。近期，美國出版的一本新書叫《自大的終結：全球思想競爭中的美國》，明確提出，美國必須接受“哥白尼式”的現實，就是用這個規律來說明當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同樣，托勒密體系的發展命運，也可以為我們反思和轉變政績考核方式帶來有益啟示。

對政府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成績作出科學的測量評價，歷來都是世界性的難題。在西方發達國家，對績效考核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歷史較長，成效明顯，但由于公共管理的復雜性，考核的便捷性、準確性和可操作性仍被公認是有待進一步解決的重要課題。需要強調的是，這還只是對政府部門及其內設機構，乃至對作為事務官的普通公務員的工作績效考核，其復雜性與我國的地方政績考核相去甚遠，甚至可以說沒有可比性。“績效”與“政績”本身就是不同層次的概念。我們這里的政績考核，是對一個地方黨政領導班子作為政務官特別是作為黨政主官，在一段時間內施政成績的整體考核，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環境及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而這種施政成績作為主觀努力及其成果，按照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的要求，考核評價時既要考慮主觀努力，又要考慮客觀條件，既要看“顯績”，又要看“潛績”，既要看成果，又要看成本，等等，需要考慮諸多方面。如果說許多具體行政管理工作都難以量化，那么，不知要復雜多少倍的整個社會運動，一系列抽象的“考慮”，眾多變動不居的動態變化，就更無法量化了，構建完整的、準確的、科學的量化指標體系從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任務。顯然，量化考核的前提是假設政績可以量化，但這一假設同托勒密體系假定地球靜止不動一樣，都是不成立的。

不過，從一定的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看，量化指標也發揮過和發揮著很大作用。在前工

業化特別是前市場經濟時期，經濟社會運行比較簡單，用一兩項有代表性的指標基本可以衡量總體發展水平。比如，在農業經濟時期，用糧食產量和人口數量兩個主要指標基本可以說明問題，杜甫詩對開元盛世就這樣描述：“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計劃經濟時期，我國一度用鋼產量來衡量工業化乃至整個經濟發展水平，盡管當時簡單用這一個指標也不盡全面和科學，但大體可以說明問題。實行改革開放后，開始進入現代化的市場經濟時期，但在物資短缺時期，單純的經濟增長特別是數量擴張是優先任務。在這種情況下，把代表現代經濟總量的GDP作為量化考核指標，較好地發揮了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顯示了其生命力。但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這種考核指標的弊端也逐漸顯現出來，特別是“唯GDP主義”、“GDP至上論”等飽受詬病，GDP指標越來越難以勝任考核功能。于是，科學發展觀提出后，為克服弊端，針對一個一個社會問題，越來越多的指標被納入政績考核體系，比如，隨著信訪問題的突出，將信訪工作情況納入考核，針對環境污染問題，提出“綠色GDP”，等等。這樣，一方面，GDP指標在考核體系中的比重有所降低，民生、社會、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有所體現，發展的平衡性和包容性有所增強，產生了一定的正面效果。但另一方面，各種問題相互關聯、相繼凸顯，都要解決，各項工作都很重要，都要加強，在考核體系中也都要有所體現，照此發展下去，指標勢必越加越多，項目勢必越來越細，考核體系勢必越來越復雜（筆者曾看過一位專家開展課題研究的成果，僅黨風廉政建設一個方面就是一個項目眾多、構成復雜的考核分體系），各個項目指標的設置、分值權重的計算，其科學性難免令人生疑，作為本意和初衷的實用性必然越來越受影響，而指標式管理表現在實際工作中，就必然是不下指標不干活，下了指標亂干活。這也正如托勒密體系一樣，為了解釋日益豐富的觀測材料，引入的輪子不斷增加，體系日趨復雜，應用越來越繁瑣，偏離越來越嚴重。

更為重要的是，在引入眾多指標后，GDP比重雖有所降低，但絕對值和比重仍穩居最高，眾多小指標的出現確實有效緩解了一些矛盾，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過于追求GDP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這是因為，對于地方黨政主官來說，面臨如此眾多的要求和任務，各項工作紛繁復雜，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統籌兼顧、重點突出”，實際上也就往往意味著：體現發展是“硬道理”和“第一要務”的GDP被重中之重地“突出”成了一枝獨秀，而其他指標，要么“被統籌”在一邊，難以“兼顧”，要么略有“兼顧”，能否“兼顧”或“兼顧”多少，端視黨政班子特別是一把手的執政理念與執政風格。實際上，正如托勒密體系假定地心說一樣，量化考核體系仍內在隱含著GDP中心說的假定，而這一假定，今后顯然是越來越不合時宜了。

首先，GDP的重要性正在降低。目前，中國的GDP總量已經超過日本，并在發展趨勢上趕超美國。這種總量上“超日趕美”的“老二”地位，雖有重大的象征意義，實際上反而構成很大壓力。當然，發展是硬道理，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必須的。但問題關鍵在于，中國發展到現在，已經不缺速度，不缺數量，缺的是質量、效益和結構升級。正是基于這一點，《綱要》提出今后5年GDP年均增長7%，增速要求有所降低。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明確要求，各地不要層層加碼，脫離實際片面追求高速度，盲目捕灘子、上項目，搞重復建設。事實上，由于基數變大且越來越大，就是想繼續高速增長也不可能了。如非要刻意強行追求GDP高速增長，恐怕很大程度上要靠“大拆大建”式的折騰或干脆在統計上作文章，結果也只能人為激化已經日益凸顯的社會矛盾，加大能源資源環境的緊張程度，破壞經濟運行的安全平穩，增進人們對統計真實性乃至黨和政府公信力的質疑（不少地方“十二五”規劃中的GDP高指標已經引起不少爭論）。在這種情況下，再繼續作為重要指標考核地方GDP，確實意義不大，甚至相當危險。

其次，地方政府的經濟職能需大大弱化。解決考核問題，首先要正本清源，解決政府職

能問題，把政府應該干什么、怎么干理順了、端正了，才談得上考核什么、怎么考核的問題。多年來，我們一直強調要轉變政府職能，解決政府越位、錯位、不到位的問題，也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根本問題始終未解決，特別是具體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各自的主要職能區分，更需再深入、再明確、再攻堅，這也始終是關系很多具體問題能否解決的根本問題。《綱要》對推進行政體制改革也首先強調“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對經濟職能要減少微觀干預、完善宏觀調控，并“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政府工作報告》則進一步明確要求：“各級政府一定要把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擺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切實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這些都是總的要求，具體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具體改革方向應是有所區別的。對中央政府，經濟職能仍是首要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必須長期堅持，但對地方政府，經濟職能應退居其次，社會職能和服務職能應成為主要任務，《綱要》就明確要求“弱化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評價考核，強化對結構優化、民生改善、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等目標任務完成情況的綜合評價考核”。一方面，建設和管理全國統一的大市場，且與國際市場互連互通，只能由中央統籌推進（邊境地區發展邊貿有所特殊），地方再搞難免造成分割、壁壘和保護主義，主要應在本地范圍內依法加強市場監管，經濟調節方面嚴格執行中央決策即可，而且也只有中央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才真正稱得上是宏觀調控，省一級可搞中觀調控，市、縣實在談不上調控，搞起來實際上也是微觀干預。另一方面，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在每個地方具體情況千差萬別，具體工作各有特色，都有大量的具體工作要做，都需要大量、長期的投入，更需要因地制宜有針對性地開展，天然是地方政府職能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職能定位上的這種不同，根源無他，只在于二者根本利益一致的同時，又有實質性的角度差別、利益差別。地方政府也實行經濟優先，表面上看似與中央保持一致，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實際上由于角度不同、利益不同，結果往往恰恰相反，導致各種全民招商、貪大求洋等各種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近年來的實踐已經充分表明，中央從全局出發推出的宏觀調控舉措（特別是房地產領域），到了地方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被化解為無形，甚至產生反彈，使房價越調越漲（最近一些城市出臺的房價調控目標就被稱為“漲價目標”）；本來為了應對金融危機，但地方政府建立和運用融資平臺大規模舉債（抵押的是政府財政和土地升值），又增加了大量的風險；中央反復強調部署的社會職能和服務職能任務，一些地方雖有所落實，有的還主動加大民生、社會方面的保障、建設力度，但總體上落實較難，保障房建設就進展遲緩。總之，經濟職能不弱化，地方政府職能難以準確定位；地方GDP分量過重，結構性問題不解決，具體問題就會像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長一茬，所有措施都只能揚湯止沸，難以釜底抽薪，無法從根本上化解。日心說代替地心說，一大優勢就是前者的簡潔性。化復雜為簡單，恰恰可以為我們解決當前的考核難題帶來深刻啟示。迄今為止，中國對地方政務官的考核，無論采用什么樣的指標，但方式都是共同的，那就是自上而下進行，地方施政所及的廣大民眾，其主體作用一直未有充分發揮。各個地方的人民群眾，既然是本地公權力的授予者，就也應該是本地執政成績的評判者。數量指標看似精確，但在社會領域中，人的直觀感覺更符合實際；少數人的感覺或有偏差，但多數人不會。從理論和長遠上講，一張選票可能會優于一個體系，一下子就可以化復雜為簡單。無論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如何，很多國家實行地方自治（自然包括選舉），還是有其共同性、科學性的道理。當然，具體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這又顯然太過簡單化，但轉變政績考核方式卻是當務之急，思路和方向也應該明確，那就是更少的量化指標、更小的GDP分量和更多的自下而上、更大的民意作用：

第一，明確地方政府職能定位。需要強調說明的是，地方政府實行社會職能、服務職能優先，降低GDP要求，并不意味著忽視經濟發展。恰恰相反，只有社會健康了，基礎扎實了，環境改善了，人們才更有創造活力，經濟發展才更有質量、層次和可持續性，才能形成良性循環。而且，經濟發展自有其客觀規律，其周期并不必然與領導班子任期一致，需要慢

工細活，水到渠成。

第二，增加民意評價的分量。2009年10月，中央印發了《關于建立促進科學發展的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機制的意見》，中央組織部分別制定了地方、部門和3個考核辦法，體現了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努力方向。按此精神要求，一些地方也在弱化乃至取消GDP指標等方面進行了探索創新。下一步，應總結、推廣一些地方的做法，借鑒國際經驗，創造性地抓好上述意見和辦法的貫徹落實，調整修正現行的政績考核體系和方式，使之更民主、更便捷、更準確。可通過調查公司、社會組織等方式，利用市場、社會的力量，增加考核的民主性、客觀性，同時輔以激勵性的量化指標（主要側重社會職能和服務職能），并保留必要的一票否決，將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結合起來，既堅持黨管干部，又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第三，發揮現有制度平臺的作用。完善地方人大、政協制度，在地方政權結構內，以制度化的方式，增強人大、政協在考核評價方面的實質性作用。比如，落實、完善《監督法》，將政協正式納入決策、評價程序等。

第四，推進基層黨政領導公推直選。積極試點、穩步擴大，在保持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前提下，改善地方治理，增強地方自主性，充分發揮地方積極性。

注釋：

[1]：吳國盛：《科學的歷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185—189頁。

第五篇：康德名言

康德名言大全

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 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德國哲學家、天 文學家、星云說的創立者之

一、德國古典哲學的創始人，唯心主義，不可知論者，德國古典 美學的奠定者。他被認為是對現代歐洲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啟蒙運動最后一位主 要哲學家。

1、誠實比一切智謀更好，因為它是智謀的基本條件。

2、羞怯是大自然的某種秘密，用來抑制放縱的欲望。它順乎自然的召喚，卻永遠同善、德行和諧一致。

3、有兩樣東西，愈是經常和持久地思考它們，對它們日久彌新和不斷增長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實著心靈：我頭頂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

4、不學會幽默和風趣，人就太苦了。

5、遇到缺德事不立即感到厭惡，遇到美事不立即感到喜悅，誰就沒有道德感，這樣的人就沒有良心。誰做了缺德事而只害怕被判刑，不由于自己行為不軌而責備自己，而是由于想到痛苦的后果才膽戰心驚，這種人也沒有良心，而只有良心的表面罷了。但是，誰能夠意識到行為本身的缺德程度，而不考慮后果如何，卻是有良心的。

6、美，是道德上的善的象征。

7、我們越是忙越能強烈地感到我們是活著，越能意識到我們生命的存在。

8、良心是一種根據道德準則來判斷自己的本能，它不只是一種能力，它是一種本能。

9、要評判美，就要有一個有修養的心靈。

10、工作是使生活得到快樂的最好方法。（備注：這里的工作是指你所愛好的工作。）

11、沒有目標而生活，恰如沒有羅盤而航行。

12、想要成就大事業，要在青春的時候著手。

13、活動或運動是人體健康的導師。

14、人不能被判為奴，他只能自認為奴。

15、哲學無法教授，哲學永遠是思想者的事業。

16、“我不是教給你們哲學，而是教你們如何進行哲學思考”

17、當愛情需要我的時候，我沒有資格去享用它，當我需要愛情的時候它卻離我而去。

18、理性一手拿著自己的原理，一手拿來著根據那個原理研究出來和實驗，奔赴自然。

19、我是孤獨的，我是自由的，我就是自己的帝王。

20、生氣，是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

21、人就是現世上創造的最終目的，因為人乃是世上唯一無二的存在著能夠形成目的的概念，是能夠從一大堆有目的而形成的東西中，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構成目的的一個體系。

22、對孩子的要求，如果沒有充分的理由加以拒絕，就應該給予滿足；(xiexiebang.com　www.tmdps.cn)如果有不答應這種要求的理由，那就不允許他耍賴。一旦拒絕，就不要改變。

23、大海之所以偉大，除了它美麗、壯闊、坦蕩外，還有一種自我凈化的功能。

24、教育最復雜的任務之一，就是把服從法律的強制性向教育孩子善于動用自己的自由權力結合起來。孩子只要不做有害于自己和他人的事，就應當讓他們有行動的自由，不要硬去改變孩子的意愿。要讓孩子懂得，他們只有為別人提供達到目的的可能性，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25、道德首先被要求的是支配自己。

26、天才是自創法則的人。

27、道德確實不是指導人們如何使自己幸福的教條，而是指導人們如何配享有幸福的學說。

28、對自然美抱有直接興趣……永遠是心地善良的標志。

29、人，實則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個目的，并不是只供這個或那個意志利用的工具。

30、這個令人肅然起敬的“人格”觀念，一面使我們從頭注意到自己的行為同它有欠符合，并因些挫抑了我們的自負心，同時卻使我們明白地看出了我們的天性的崇高；這個觀念就是在極平常的人類理性方面也是自然發生、顯而易見的。凡稍知廉恥的人不是有時會發現，他原來可以撒一次無傷大雅的謊，以便擺脫某種可厭之舉。甚或為其可愛可敬的友人求得某種利益，可是他卻僅僅因為害怕暗自鄙棄，而畢竟不曾撒謊嗎？一個正直的人只要廢棄職責，原可擺脫某種慘境，而其所以能夠不辭辛苦，堅持下去，不是由于他自覺到這樣才可以身作則，維護人的尊嚴，加以尊崇，才可以內省不疚，不怕良心譴責嗎？

31、我們所有的知識都開始于感性，然后進入到知性，最后以理性告終。沒有比理性更高的東西了。

32、教育之目的就在于使人成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