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易》的文化價值及其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周易》的文化價值及其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周易》是我國最古老的文化典籍之一，向來列為“五經”之首。三千多年來，它在中國文化史上一直放射著智慧的光芒，在東方各國有其廣泛影響，在西方世界也日益受到重視。近年來，無論國內國外，都掀起學習《周易》的熱潮。一部古代文化典籍有如此持久的魁力，在世界文化史上可謂絕無僅有。但是，社會上對《周易》的價值，認識很不一致，有加以澄清之必要。

《周易》是古代經邦濟世的寶貴經典

漢代以來，《易經》就被列入“五經”，它對古代政治思想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歷代明君賢相、志士仁人無不認真研讀，從中汲取治理國家、安定社會、發展經濟、提高道德思想水平的原理原則。

《周易》分為《易經》和《易傳》兩部分。《易經》只有幾千字，傳說是周文王 所作，《易傳》有兩萬多字，傳說是孔子寫成的。實際上經與傳不一定是文王和孔子親自寫的，它代表了上古賢哲的社會政治思想，其中包含著民主性的精華，對后代政治思想、管理思想多有啟發。《周易》十分強調國家的統一，反對分散割據。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國幾千年來保持一統山河，各民族團結和睦。《周易》提倡“萬國咸寧”，中國從來主張天下一家，同領邦友好相處。《周易》主張發展農業，安定人民生活；國家要節約開支，“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發展手工業，使物產豐富，方便群眾，“備物致用，立成器，為天下利”；還要發展商業，促成物資交流，滿足人民生產生活需要，“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有濃厚的民本思想，要求君主時時注意“聚人”、“安民”，如果人民離散，無安士之心，社會就不會穩定。它教導歷代仁人志士“與民同患”，把人民的憂患放在心頭。《周易》也重法治，主張“明罰清而民服”，不縱容違法者，不枉罰無辜；執法公平，賞罰嚴明。一切法令制度貫徹“遏惡揚善”的原則。中華民族富有革新精神，每到歷史發展的危急時刻，總有仁人志士奮起進行政治經濟革新運動，這也同《周易》思想哺育分不開，《周易》最早提出“革命”主張，“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革命”二字固然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概念有本質區別，但它主張，“革命”事業，必須“順乎天而應乎人”，即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適應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才是可取的。《周易》告誡人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事物發展到極點就會引起變化，變化了就會暢通，暢通才能持久。過時的方針政策、規章制度要及時修改，“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當去掉的就去掉，當實行的就實行，“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周易》教育后代人要有憂患意識，不可滿足現狀，存在麻痹思想：“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周易》提出的許多主張，都是從統一國家、安定社會、發展經濟的政治目的出發的。不少思想原則對今天仍有一定借鑒意義。

《周易》是充滿辯證智慧的哲學著作

在大學哲學的課堂上，自建國以來，年年都在講《周易》。北京大學教授馮友蘭先生說，《周易》是一部辯證的“宇宙代數學”。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稱贊道：“《易經》代表了中國人的智慧”。《周易》的確包含著相當豐富而深刻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周易》最有名的哲學命題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周易》的“易”字，主要是變化的意思，它是一部講宇宙萬物與人類社會的變易法則的書，是古代辯證法思想最重要的源泉，它把陰陽這一對范疇作為它的哲學體系的中心范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地與人無不包含一陰一陽的矛盾雙方，“陰陽接而變化起”，“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一切事物無不處在不斷運動變化過程中，整個宇宙是奔流不息，生生無究地變化著，沒有一刻停止；更重要的是《周易》指出：宇宙萬物的無窮變化的根源，不是來自世界的外部，不是靠超自然的神靈主宰，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其固有的一陰一陽的矛盾性，這就是事物變化的內在動因。

《周易》反對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世界觀，它對世界萬物的變化，從來持積極肯定態度，指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周易》認為，整個宇宙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生生日新的“大化”之流。同這種生生不息的宇宙觀相適應，《周易》勸戒人們樹立“自強不息”的人生哲學，指導人們的政治實踐活動。它認為人在自然、社會的變化面前，不是無所作為的，恰恰相反，應當發揮人在改造自然、改造社會過程中的主體能動作用。在客觀事物的變化中，不可墨守成規，因循舊章，“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周易》強調“見幾而作”，即要求人們處事接物要善于觀察動向，看準兆頭，把握最有利的時機，采取最敢行動，“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周易》告誡人們凡事不可過分，“損而不已必益”，“益而不已必決”，要時刻想到“物極必反”的原則，防止“亢龍有悔”的局勢。“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就是說進與退，得與喪，存與亡，都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不能只看到一時的進、得、存，要時刻警惕走向它們的反面，即退、喪。亡。做事走向極端，不免造成不良后果。《周易》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受到歷代哲學家的重視，它在中國辯證法史上，有著突出的地位。不少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都從《周易》中汲取思想營養，鍛煉自己的辯證思維方法。

《周易》是打開宇宙迷宮之門的一把金鑰匙

《周易》思想同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周易》本身并不是專講自然科學的著作，可它的確為古代科學家們提供了研究自然、認識自然的精湛的思想武器。16 世紀以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遠遠領先于西方，這曾經引起著名科學家愛因斯但的“驚奇”。他說：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主要是由于科學家們得力于兩大法寶，一是以歐幾里德幾何學為代表的形式邏輯思維方法；一是以培根為代表的近代科學實驗方法。愛因斯但說，這兩大法寶，中國古代賢哲顯然都不具備，然而值得驚奇的是，西方科學家做出的成績，有不少被中國古代科學家早就做出來了。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之一是古代科學家自幼學習《周易》，掌握了一套古代西方科學家們不曾掌握的一把打開宇宙迷宮之門的金鑰匙。所以中國古代科學家能夠更早更快地破譯許多宇宙之謎。《周易》哲學思想為中國古代科學家們提供了先進的哲學世界觀，作為他們探討宇宙和生命奧秘的指導原則，如大化流行，生生日新的宇宙發展觀；萬物變化，物極必反的矛盾轉化思想；仰觀俯察，窮理盡性的唯物主義認識原則；人能“贊天地之化育”的主觀能動性思想等。這一哲學世界觀較之西方中世紀的經院哲學顯然具有極大的優越性。更為重要的是（周易》還為科學研究提供了一套別開生面的象數思維模式，這是西方文化中根本不具備的。易學象數思維模式，突出地反映了東方思維的特征，至今還令人神往。象數思維方法，簡單地說來，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取象比類，是象數思維的基本特征，從思維借助于“卦象”這一點看來，它富有形象思維的特點；從取象的目的在于“比類”而言，它有著邏輯思維的特性，因此，取象比類是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相互誘導的特殊思維方法。

二、陰陽對稱，剛柔調和是象數思維的致思準則。一陰一陽，一剛一柔，相反相成，對稱互補，構成統一和諧的宇宙萬物，這一對稱協調原理，在傳統醫學、藥學、方劑學中得到廣泛運用，氣功、武術乃至書法、美術中都有巧妙的表現，在傳統的建筑結構、園林布局中，運用得更是淋漓盡致。

三、整體思維，體現了象數思維的合理內核。易學將人體小宇宙和自然大宇宙都看作有機統一的整體，對待每一件具體事物，首先從各個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考慮它與其相關事物的相互制約的整體關系，這種思維方法，實際上包含著原始的系統論思想。傳統醫學可說是整體醫學，它采用整體診斷與整體治療方法，從開放中求得整體機制的平衡發展，是其精髓。

四、強調序列，注重節律，是象數思維的突出優點。易學從來注意自然界大自天體小到草木的運動發展的周期性。主張“先天而天不違，后天而奉天時”，違反天時，人必受到自然的懲罰。宋代理學家朱熹，在《周易》卷首附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文王八卦、六十四卦方圖、圓圖等，這些易學圖式反映了神妙的象數思維方法的特征，至今引起海內外科學家的注視。美籍華裔學者楊振寧、李政道大加稱贊自不待言，現代計算機的鼻祖萊布尼茲，早已聲稱他所創立的二進制原理與《易圖》（指六十四卦圓圖）“完全一致”，著名量子物理學家玻爾更把易學中的陰陽太極圖設計在丹麥國王授予他的勛章中。這表明太極圖所反映的思維方法受到西方科學家的極大推崇。

《易經》——上古文化知識篡編

《易經》包含的四百五十節卦爻辭，有著廣泛的文化內涵。如果將它從卦爻象中獨立出來，從研究上古文化知識的角度加以考察，所包含的自然、社會知識內容，大體可分為如下一些方面（各舉一、二例以窺全豹之一斑）：

關于自然理象、自然規律的知識。“履霜，堅冰至。”（坤六二）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畜卦辭、小過六五）

關于階級矛盾、政治斗爭的知識。“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上六）“何校滅耳，兇。”（噬嗑上九）

關于古代戰爭的記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濟九三）

關于古代農業、畜牧業的知識。“不耕獲，不畜舍。”（無妄六二——“畜扎牛，吉。”（離卦辭）

關于商業、交通知識。“旅即次，懷其資，得童仆。”（旅六三）“賁其趾，舍車而徒。”（賁初九）

關于歷史事件。“王用享于歧山。”（升**）“帝乙歸妹。”（歸妹六五）

關于婚姻習俗。“歸妹以須，反歸以娣。”（歸妹六三）“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大過六五）

關于祭祀、占卜。“王用享于帝。”（益六二）“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蒙卦辭）

關于倫理思想。“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九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上九）

古代的民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中孚九二）

哲理格言。“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泰九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九五）“介于石，不終日。”（豫六二）

總之，《易經》中包含的古代思想文化資料相當豐富，剝去其占筮體系的外殼，不難發現其古奧文句中，保存著許多寶貴的上古知識。

《周易》在傳統文化中的突出地位

《周易》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三千年來，注釋、闡發、評議《周易》的著作，共有三千多種，平均每年有一種易學著作傳世，這是非常奇特的文化現象。為什么研究《周易）歷久不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此有過評論，寫道：“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當前《周易》研究所涉及的領域有文字學、考古學、哲學、政治、宗教、人倫、歷史、文學、美學以及自然科學中的天文、數學、物理、生物，還有醫學、氣功、武術等。《周易》為古代文化中的傳統思維模式與思想原則奠定了基礎，它既包含“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為工具理性所掌握的自然知識，又含有“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為價值理性所追求的人文理想。《周易》闡揚的“保合太和”理想原則，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周易）對中國文學藝術影響深遠，它為中國美學建立了理論基礎，其取象思維原則，對古代詩歌的比興創作方法啟迪極大；其“意”與“象”結合的思維模式，孕育了中國畫的創作方法，美術家多認為“太極圖乃書畫秘訣”。舞蹈家們則認為八卦是認識宇宙的構架，同時也是審美標準的符號，對民間舞蹈影響特深。《周易》的陰陽協調原理，影響中國建筑藝術，工藝技術，同西方藝術大異其趣。《周易》是融象數與義理于一體的獨特思想體系，具有創造性、靈活性，富有開拓未來的精神，故不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珍貴遺產，也堪稱全人類文化寶庫中一顆難燦的明珠。

《周易》的價值為何受到人為扭曲

《易經》五千言，大家公認它的確是上古的一部占卜之書，自孔子作《易傳》十篇，對它加以哲學詮釋，經同傳合在一起，早已揚棄了它的占筮功能，而成為政治、哲學經典。不過《易傳》雖是一部哲學著作，又畢竟對《易經》的筮法作了解釋，所以有人認為《易傳》有兩套語言，一是解釋宇宙衍化法則和人類社會的起源及發展規律的；一是解釋卦象、爻象及占筮方法的，不過《易傳）所講的這套占筮語言，也浸透著深刻哲理，故研究《周易）者對這兩個方面都會涉及。《周易》這種一身二任的狀況，在戰國以后就早已分離了。《周易》的占筮作用，為學者們所輕視，卻被一些數術家引為同調。數術是古老的民間文化形態，包含看相、算命、占卜、風水、奇門遁甲、六壬等方術，現在通稱神秘文化。數術在二十四史中有記載，《四庫全書》子部有著錄。歷來學術界對數術有爭議，見仁見智，評價不一。不少人認為數術是《周易》的應用，這種說法并不確切。數術是長期流傳于民間的神秘文化系統，不同的數術同《周易》的關系也很不相同，大都是一種外在關系。數術同《周易》的關系，總的看來，數術只是借用了《周易》思想體系中的某些符號和述語，很少正確利用《周易》的哲理。

首先，《周易》的天人統一思想，被歪曲地利用去說明數術中的神秘的天人感應思想；其次，易學中的河圖、洛書、太極圖、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等象數圖式，被借用去作為誘導非理性的直覺思維的形式；再次，《周易》中的天道、陰陽八卦、六十四卦、卦氣、納甲等概念和術語之所以能夠被數術所利用，是由它的符號系統的特點決定的，同時也有著社會歷史原因。《周易》本身是原始科學與神化迷信相結合的產物，我們的任務是將二者加以剝離，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古為今用。學者們研究《周易》，涉及數術，目的在去偽存真，從文化發生學角度，追溯古代巫史文化的發生發展，而不是舍本逐未。有的人抱著正確目的研究數術，是探討如何將《周易》用于決策科學的一種嘗試。數術長期在社會上流傳，未免泥沙俱下，真偽難分。有些人打著《周易》旗號，美其名曰為《周易》應用，實際上只不過是包裝自己；在他們心目中，《周易》僅僅是一本占卜書。這些人對《周易》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象數思維方法的基本內容，并不了解。《周易》多方面的文化價值，它在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受到極大的人為的扭曲，應當予以澄清。《易經》被列為“五經”之首，《易》乃大道之源，它在中華統文化中的地位，是歪曲不了的；少數人肆意歪曲它，為了掩飾自己散布封建迷信，欺騙群眾的目的，畢竟是徒勞的，只能暴露自己對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的無知，終會落得弄巧反拙的結局。不難預料，近年來學術界所掀起的“周易熱”，一定會在“雙百”方針指引下，沿著健康的學術研究的道路不斷前進，它所固有的多方面的學術、思想價值，終久會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正確認識。《周易》研究的深入發展，一定會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唐明邦，1925 年生，四川忠縣人。1958 年畢于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現任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周易研究會會長，湖北省道教學術研究會會長。主編《周易縱橫錄》、《周易評注》、《中國古代啟蒙思潮》等書。代表性著作有《李時珍評傳》、《本草綱目導談》等。發表《周易象數與古代科學》、《太極思維方式與東方管理原則》、《周易文化價值的再認識》等學術論文 100 余篇。

第二篇：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一、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或曰中華主流文化，是凝成中華民族精神的主流，是東亞文明的精神內核。“察業識某如佛，觀事變莫若道，而知性盡性，開價值之源，樹價值之主體莫若儒。”

儒學的這種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創立儒家學說，不是憑空創造的，而是在社會的大**中通過對三代流傳下來的中國傳統文化遺產進行反思，認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詮釋而形成的思想學說體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學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成為中國原典的保存者和當時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實地考察，堅持“察知征信”與“因革損益”的原則，使儒學又具備審慎的因時制變的品格，在中國處在第一次社會形態大變革的時代，儒學應運而生，突出了中華傳統文化需要保存、延續和發展的歷史必然。

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單一民族觀念和思想體系時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勵民族精神與愛國主義，同時又以“近者悅，遠者來”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博大胸懷，倡導民族和睦，友好相處，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鞏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學長期以來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學不是宗教卻能取代宗教”，堅持的是一種對儒學的信仰和依賴。儒學提倡德化社會、德化人生的思想對中國人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成為華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礎。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種積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認同的凝聚力，起著中華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學避免了狹隘民族性的特點，為它走向世界，形成東亞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礎。

在先秦，處于私學地位的原典儒學，為它的長遠發展奠了基。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學始成為官學，兩漢時基本完成了對先秦以來道、墨、名、法、陰陽之學的綜合吸收，擴大了學術包容的范圍而成為文化的宗主。雖兩千余年其形成屢經變換，但總的方向是強化封建統治意識。

總之，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體地位，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趨勢，并且時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與道德取向，成為中國人的信仰。

二、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儒學中的體現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中國古代社會形成并發展起來的比較穩定的文化形態，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在現實生活中的展現，這個思想體系蘊涵著豐富的文化科學精神，這種科學精神又是通過儒學之要義體現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中國傳統文化是凝聚之學。中國傳統文化是內部凝結力的文化，這種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諧，把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群體、人與自然有機的聯系起來，形成一種文化關系。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是以和諧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響和傳承的，而現代社會綜合國力的構成中，民族凝聚力作為國家的軟實力，為社會發展、改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我們中華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動力是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國全體國民都有他“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崇高倫理觀念，與博大的仁愛精神，共同構建和諧之

社會。儒學對中國社會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諧社會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說，儒家文化是體現中國傳統文化中這種凝聚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文化中的和諧意識包涵天人關系的和諧與人際關系的和諧。關于人際關系的和諧，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過猶不及”，實質是強調矛盾的統一與均衡，強調通過事物之變的把握以獲得人際關系的和諧，避免和克服人與人，人與社會乃至國家、民族之間的對立和沖突。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凝聚之學的科學精神。

2.中國傳統文化是兼容之學。中國傳統文化并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盡管中國古代對外交往受到限制，它還是以開放的姿態，實現對外兼容，這正是依靠儒學“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實現的。儒學在保持其學統傳承的同時，總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為主地匯通、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儒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強大吸收能力和它強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輔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國傳統文化是經世致用之學。文化的本質特征是促進自然、社會的人文之化，中國傳統文化突出儒家經世致用的學風，它以究天人之際為出發點，落腳點是修身、治國、平天下，力求在現實社會中實現其價值，經世致用是文化科學的基本精神，儒家學說則更是這種精神的體現者和傳播者。

三、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的這種特殊的社會功用。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識形態領域占據著正統地位，對中國官學文化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社會充滿了亞普羅式的精神，是個按生態循環及繼續下去的社會，繼承的是老祖宗的傳統，還要代代傳下去”。傳統就是權威，滿足于守，追求靜，害怕變。

自儒學被漢武帝君臣定為正統正宗以后，以地主經濟為基礎，土地得相當自由買賣，農民得相當自由轉動，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樣的貴族身份的社會，卻藉著知識的統制和長期獨占，而無形中幫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貴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國傳統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發揮。“文化是物質設備和各種知識的結合體，人使用設備和知識以便生存，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變文化”，師儒和政權的關系，在中國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極其充分的體現，而“以儒治世”是歷代統治者及傳統士大夫所選擇的，“一個時代的思想家，他們的言行能被社會所接受，主要是因為他們反映了社會上的一般觀點，他們不過是把已經客觀的社會事實所造成的觀點，用比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達出來。”從孔孟到西漢董仲舒“君權神授”到魏晉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玄學到唐韓愈的天命論到宋朱熹的理學到王陽明的心學到明清各種儒學思想見解，都體現了把儒學進行合理改造，從而為統治階級所利用，以達到“治世”，維護統治的目的。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能夠經歷五千年的發展而沒有中斷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價值具有先進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價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將會在未來閃耀出更加燦爛的希望之光、和諧之光、精神之光。

四、總結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題，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兩者是血與水、源與流的關系。“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得說來，就是究天人之際，明修身之道，述治國方略，求天下為公，最終實現天人和諧的境界。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傳統文化精神通過儒學體現，在悠久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優秀的儒家文化價值理念，“以儒治世“被歷代統治者所推崇，現實的需要，促使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做出價值選擇，用歷史的眼光和時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揚和傳承優秀的中國文化遺產，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中國之未來而奮斗

第三篇：《周易》與傳統文化

《周易》與傳統文化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 06-04-11 10:07:00 ] 作者：張岱年 編輯：studa9ngns

《周易》是一部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重要典籍。《周易》為漢、唐、宋明的文化學術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直至今日，仍能給我們以深刻的啟迪。

《周易》分經傳兩部分。傳說“上下經”是周文王所作，但無確據。今天多數哲學史家都承認《周易》上下經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周易大傳》十篇傳說是孔子所作，亦無確據，但是有兩件事實是確定無疑的:第一，《大傳》是孔門弟子或再傳弟子所傳授的;第二，《大傳》在歷史上是以孔子手著的名義發生影響的。在春秋戰國時期，《周易》已為各國卿大夫所傳誦。《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晉師救鄭”，知莊子評論云:“此師殆哉!”引用《周易·師卦》:“師出以律，否臧兇”。又昭公元年“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引《周易·蠱卦》：“女惑男，風落山”云云。此外以《周易》進行占卜的事例尚多，足證《周易》在春秋時已流傳于周、魯、秦、晉諸國了。《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這當是根據當時儒家學者的傳說。《大傳》對“上下經”作了較詳的詮釋，提出了許多非常深刻的哲學觀點，從而使《周易》成為一部哲學典籍。《莊子·天下篇》說:“《易》以道陰陽”。其所謂《易》顯然包括上下經與《大傳》。《漢書·藝文志》著錄“《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注:“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上下經”及“十翼”統稱為《易經》了。

《周易大傳》的一個特點是提出了一個博大深微的天道論。《論語》和《孟子》中關于天道的言論很少，在先秦儒家典籍中，惟有《周易大傳》含有較詳的天道論。對于天地的本原，對于天地萬物的普遍規律，都提出了精湛的觀點。這些學說補充了《論》、《孟》的不足，為后儒建立本體論體系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周易》經傳在漢代居于五經之首。《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首列《易經》。《漢書·揚雄傳》贊述揚雄云:“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以為經莫大于《易》，這是漢儒的共識。三國時代，玄學興起，老莊之說流行起來，儒家經典之中唯有《周易》仍受尊崇，與《老》、《莊》并稱“三玄”，列為玄學的經典之一。

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經過魏晉南北朝，佛教逐漸流行，到隋唐時代，佛教高度繁榮，出現了中國化的佛學。當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人才”，許多人都被佛教吸引去了。韓愈力圖復興儒學而未獲成功。直到北宋中期，理學興起，才恢復了儒學作為統治思想的權威。理學何以能回應佛教的挑戰而贏得統治的地位呢?理學的創始人周敦頤、張載以及程顥、程頤，大都“出入老釋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后得之”(幾十年是說幾乎十年，不是說數十年)。即在儒學經典中找到了理論根據，從而建立了自己的完整遂密的學說體系、超越了佛老的思想水平。從理學家創始人的學說來看，他們主要是得力于《周易》經傳，他們都是憑藉《周易》經傳而建構自己的哲學體系的。

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雖然接受了道家的影響，但其中“太極”、“陰陽”都是來自《易傳》的，篇末贊《易》云:“故曰'立天之道日陰與陽，立地之道日柔與剛，立人之道日仁與義。又日: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表明了自己的思想淵源。所著《通書》首章亦云:“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通書》本名《易通》，亦與《易傳》有密切的關系。

張載早年著《易說》(即《橫渠易說》)，著重闡發了《周易大傳》中的辯證觀念與唯物主義思想，晚年又將《易說》中的精粹文句收入所著《正蒙》之中，這表明張載的主要思想是在鉆研《周易》時提出的。《正蒙·太和篇》云:“太和所謂道，??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又云:“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于《易》者也。”這即表明，他的基本哲學觀點是深研《易經》而引發出來的。

二程論學，經常引用《周易》、《論語》、《孟子》、《大學》及《中庸》。他們的倫理學說宗述《論》、《孟》，在認識論方面兼采《中庸》“學、問、思、辨”與《大學》“格物致知”之說，在本體論方面，則歸本于《易傳》。二程的基本范疇，如“道、器”、“形上、形下”、“生”、“易”等等，都來自《易傳》。《周易大傳》是二程學說的重要根源。

隋唐佛學，如天臺、華嚴，雖各自建立了獨具特色的體系，但論其傳承，則遠紹天竺，尊仰釋迦。禪宗最具特色，論其傳承，亦遠尊釋迦，近親達摩，都推崇印度佛教的“法統”。宋代理學，雖吸取容納了佛學的一些思想資料，但論其傳承，則莫不紹述孔顏思孟。韓愈以來的“道統”之說，雖有其狹隘的束縛人們思想的一面，也有其維護民族傳統、保衛民族尊嚴的一面，這都是值得注意的。佞佛之士誹謗宋儒為“陽儒陰釋”，那是不合事實的。理學兼取釋老的一些思想觀點，突破了漢唐儒生之拘陋，這正是宋儒的長處。值得惋惜的是，宋儒對于墨家之學無所了解，不能容納墨學的優長。

《周易大傳》內容豐湛，其中一些精粹思想具有歷久常新的義蘊，具有令人贊嘆的感染力，因而熔鑄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我認為，《象傳》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可以說集中表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這兩條是以孔子的名義發生影響的，在長期歷史中，廣泛地受到人們的服膺尊崇，激勵著廣大民眾奮發前進、在困難面前決不屈服，同時保持著泛闊的胸懷。直至今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對于我們仍然起著鼓舞激勵的作用。

但是，也要看到，歷代易學亦多虛妄之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 ：“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于譏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至于今日，異論疊出，《易》說較往昔更繁了。我們今天研究《周易》經傳，應以實事求是為準則，力求避免任何穿鑿附會之談。

應該承認，《周易》經傳在歷史上對于文化學術的發展曾經起了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而且在今后仍能發人神智，仍然具有充沛的生命力。

第四篇：關于魯迅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地位的調查報告

西南財經大學

關于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與繼承的

調查報告

11財管（國防）五組

二0一一年十一月

西南財經大學

關于魯迅對傳統文化批判與繼承調查報告

摘要

我們此次調查報告以小組為單位，通過網上收集資料、進行實地采訪，全面深入了解了人們針對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與繼承的雙重關系中，人們對前者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并成為魯迅研究的重要內容,而后者則常常被人們忽略,偶有研究也難以引起人們的注意。調查所講主題是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與繼承。從批判與繼承兩方面著手，借魯迅和其他名人作家著作及生活語論詳細敘述了魯迅與傳統文化的矛盾與聯系。最終闡明，魯迅是傳統文化精髓的繼承與時代進步發展融合的代表。調查緣由

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語文教材中，魯迅的作品明顯減少，《藥》、《為了忘卻的紀念》等作品不見了，保留下來的只有《拿來主義》、《祝福》和《紀念劉和珍君》 3篇，更是引起疑惑：魯迅的作品真的過時了？

一、調查時間

2011年11月5日至2011年11月19日

二、調查地點

在溫江區的居民小區進行實地采訪

三、調查人員 四．調查過程：

（一）網上查找資料 1.魯迅生平

周樹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紹興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壽，1898年改為周樹人，字豫山、豫亭。以筆名魯迅聞名于世。魯迅的作品包括雜文、短篇小說、評論、散文、翻譯作品，對于“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毛澤東主席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也被人民稱為“民族魂”；中年以后的魯迅先生時常穿一件樸素的中式長衫，頭發像刷子一樣直豎，濃密的胡須形成了一個隸書的“一”字。魯迅先生一生寫作計有600萬字，其中著作約500萬字，輯校和書信約100萬字。

2.關于魯迅作品的論戰

【支持者】魯迅作為一名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國文學史乃至中國近代史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他不只是個文學家，他是一位他青年時代就大聲呼喚的致力于中國人精神革命的“精神界之戰士”。他在20世紀初中國“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提出“立人”主張，反對已經彌漫整個世界的輕精神的“質化”傾向；登上五四文壇后寫出《阿Q正傳》等不朽著作從反面批判人性的殘缺；后期則以雜文為武器全力抨擊封建專制主義扭曲人性的社會和傳統，他試圖用自己的文字喚醒中國人民，試圖用文字去戰斗。

他是中國文壇的一個標志。文學作品所承載的意義本來就不是文字本身，每一個文學作品都有一個屬于他自己的靈魂，而魯迅先生的作品所擁有的靈魂是一種血性的、剛強的、并且深深刻入歷史痕跡的。因此，作為中國的中學生，非常有必要從那些作品中去體會一種屬于那個特殊時期的中國人的靈魂。

“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最能體現在教科書中，尤其是有關人文學科方面的內容，教科書就是一個窗口，從這里我們能夠發現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是如何改變人們的行為和習慣的。”而魯迅的作品正是這樣一個窗口，讓那些沒有經歷過苦難的孩子們能夠感受到現在生活的不易，也從中了解到自己國家的歷史，所謂博古通今，了解更多的過去，才能更好的為現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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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努力的。

【反對者】魯迅文章的語言對于現在的中學生而言較為難懂，再加之時不時的半文半白的形式讓人不免有種放下書本的沖動。正如《紀念劉和珍君》中“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讀來較為生澀，雖說魯迅是一個了不起的文學家，但是其文字的文學性較之于論戰性卻不是很強。這就直接導致了中學生的不理解，以及“看到魯迅文章就想逃”的心理。

也有人說是教師的原因，魯迅的文章本來就難懂，而且對于其文章個人有個人的看法，本來就不太容易教授學生再加上魯迅的文章又很難講明白，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又有很大的聯系，所以學生不懂是可以理解的。

再加之現在的學生的生長環境、文化背景等都與魯迅的時代有著天差地別，學生難以融入其書籍中，存在代溝，這樣更加促使了魯迅的文章的刪減。

五．實地調查

在周末我們在東門以東的創業大街上對四位老人進行了一個實地的調查問訪，由于四位老人都不愿意透露姓名和拍照，所以我們就以一個兩人式的對話將我們的調查展示出來。

（很榮幸，所訪問的四位老人當中，有一位曾是西藏邊防部隊的一位退伍老兵，而且這位老人后來還做了他們當地的大隊干部，另一位老人也曾是大隊干部，還曾在西南財經大學的后勤工作中心工作過多年）

調查人：

地點：東門以東的創業大街

時間：2011年11月12日

周六

注：我們三個簡稱“調查者”

四位老人簡稱“受訪者”。。。。。。。。。。。。。。。。。。。。。。。。。。。。。。。。

調查者：糧票是什么時候開始使用的？

受訪者：大概在五八年吧，具體也就是在解放后的幾年。受訪者：78年以后吧，“大包干”以后，土地實行承包了滿，糧票就逐漸停用了，好像92年以后就沒有再在市場上看到了。

調查者：糧票總共發行了幾套啊？

受訪者：這個倒是說不清楚，有兩種滿，一種是全國糧票，一種是地方糧票滿，全國糧票在全國的范圍內都可以用的，但是地方糧票就只能在地方上使用撒，而且在一段時間還發行過一種大合券，在多數地區可以通用。全國糧票是在五十年代發行的，地方糧票是在六十年代發行的。

調查者：如果我只有地方糧票，要在外地去用，怎么辦？

受訪者：這個一般就不可能，原則上不可以的，除非你找相關部門辦理相關手續，轉為其他地方的地方票或者全國票。調查者：票面價格有哪幾類啊？

受訪者：主要有半斤的，五斤，十斤，還有一些兩數的。調查者：糧票從發行到廢止，中途有沒有停用過啊? 受訪者：這個倒是沒有，一直都在用。調查者：糧票是怎么發行的啊？

受訪者：這個我們倒是很清楚，糧票一般都是發給工人，干部，軍人，以及這些人的親屬之類的，農民是不會給你發糧票的，農村主要是記工分，然后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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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糧食。

調查者：這個糧票是不是就可以當做錢來用，就直接用糧票就可以買到糧食啊？

受訪者：不是啊，糧票主要是作為一種購買憑證，就是證明你有權利買多少多少糧食，你還的有錢才行，而且你用錢和糧票去買糧食也有一定的規則，一般式勞動糧與口糧三七開，或者二八開，也就是面一些，米一些。調查者：糧票是由國家的銀行發行嗎？可不可以私下買賣啊？

受訪者：這個是由糧食局負責發行的，銀行怎么可以。而且是禁止在市場上買賣的，你可以送人，但不可以私下買賣，否則你會被以“投機倒把”的罪名拉出去批斗的。

調查者：你是退伍老兵，那你們原來在部隊時候發的是地方糧票與國家糧票啊？

受訪者：我們當然是國家糧票，不然我們退伍以后怎么用啊！調查者：糧票的發放是怎么定的啊？

受訪者：這個主要就是按照你所在的地區、部門、單位以及你的職業和勞動強度。一般來說，干部的糧票就比普通人多，同一崗位上的話，主要就考慮勞動強度啊，比如工人里，紡織工人和礦工就是最高的。調查者：那一個月的糧票夠用嗎？

受訪者：那對一般人而言，一個月的糧票是不是夠用啊，當年我在大隊里當干部時，一個月也就那么二三十斤糧食的糧票，哪里夠一家人吃滿。

調查者：除了糧票之外好像那時候還發行了其他的票是吧？有哪些啊？基本情況怎么樣？

受訪者：還有什么肉票、布票、油票、酒票、糖票……我印象里最深的就是那個肉票，我們那時一個月也就半斤肉，而且為了能夠買到肉，要排隊幾天幾夜，而且最后的一般還沒有，就沒夠發過，一個鎮就那么一個養豬場和屠宰，養的就那么幾頭豬。

調查者：我們就是還想問一下，就是在最后廢除糧票時，國家有沒有給出相應的補貼啊？

受訪者：有少部分糧票就按一個很低的保護價格給回收了，大部分的話就是直接無效啦，手上再多的票也都變成了一堆廢紙。

調查者：還有最后一個問題，你們對這個糧票的發行或者使用最后的感受是什么啊？ 受訪者：這個糧票滿，畢竟就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滿，那個時代經濟也不發達，也只能用這種手段來維持這個社會啊

后記：其實在當時的社會，糧票就是作為一種必須的出現的東西，因為當時的社會發展程度需要糧票的出現，并在市場上發生調節作用。這不僅僅是當時計劃經濟的作用，還受到了蘇聯老大哥的影響，也是社會主義在探索前進道路的一塊墊腳石。我們不能完全贊同它的出現，因為它推動了當時社會的發展，給社會主義的前進提供了一種形態；我們也不能完全贊同它，因為它在一定時期來講，給社會和人民帶來了一定災難。六．調查反思：

上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國許許多多的老百姓經歷了近40年的“票證經濟”時代，糧票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別小看了這小小的糧票，它濃縮了新中國的歷史，記載了從計劃經濟時代到市場經濟時代的變遷。糧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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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國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伴隨著我國人民度過了一段不平凡的歲月，給那時的人們留下了不少刻骨銘心的記憶。計劃經濟時代，百姓按“量”吃飯，憑票買糧，糧票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從某種意義上講，糧票可以說就是千家萬戶的“命根子”，因為在那時，糧票就是填飽肚皮的保證，就是生存的希望。

雖然糧票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已從人們的生活中銷聲匿跡，但它又悄悄步入了收藏領域，并開始興盛起來，有著“中國第二貨幣”稱號的糧票成為收藏領域中與郵票、貨幣并稱的“收藏驕子”。有人說，中國的糧票歷史絕非是一般的票證發展史，而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創業史。糧票印證了中國農業、商業、工業、服務業的發展，是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真實見證。

糧票作為一個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是一個曾經時代的象征，見證共和國的逐步發展和改革，但對于曾經貧窮的中國，計劃制經濟不利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他是一種歷史緬懷也是一個未來的目標，讓我們矢志不渝的實現共產主義這一終極目標，讓糧票等各種票成為人類最高文明的象征。

第五篇：酒在廟會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酒在廟會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陳光唐

人們對某種神靈或祖先的定期祭祀活動而逐步形成了廟會與廟會文化。其形式與內容是隨著時代的進化而變化的。當今的廟會，除進香祭祀外，還有集貿與聚親會友的內容，所以前述祭祀中的酒與當今廟會文化中的酒，其特殊地位是不相同的，前者是敬神為主，后者是人們的社交為主。

邯鄲古城周圍，大小廟會頗多，主要集中于歲首或秋后農閑時節。大的廟會如市郊黃粱夢呂仙祠、圣井崗九龍圣母廟、礦區北響堂寺、涉縣媧皇宮等。其主要會期，往往聚集香客游人達幾萬、幾十萬。舊時大的寺廟都有田產，廟會附近村莊輪流主持，他們收部分田租、募捐。主持籌辦祭祀、請戲班、組織民間獻藝，如鑼鼓、廟樂、廟舞、旱船、高蹺、花車、竹馬、臉戲（帶面具）......名目繁多，形式多樣，這些土生土長的民間文藝，很受大眾歡迎，所以朝會者，并非是香客，其實有不少時看熱鬧的游人，起誓廟會也是民間文藝的一次大匯演。

廟會的祭祀與供品，現在比之過去簡化多了。如黃粱夢的廟祭，其供主還愿的與一般進香的供品，相差甚遠。還愿的供主凡有錢的人家常常帶辦喜事，他們往往是許愿應驗了，舍得多花錢，一般都是先交一筆款給寺廟，讓安排個好時間與地點。到時，鑼鼓開路，鞭炮齊鳴，供主隨著擺滿供品的張張條桌與戲班人員進入廟堂。供主及其家人真誠地跪在案桌前，進香、叩頭、默念禱詞，戲班人員在旁只管唱戲，這時唱詞是聽不清，因廟堂外鞭炮聲音太大，可是廟內對對粗大的蠟燭，卻照得神像金光閃閃，一切都看的很清楚，這是當地最隆重的廟祭了。其次是供主還愿唱臺戲，其實唱者沒有上臺，即在設祭案前，由二至三人，選唱戲段。這一方式的祭祀頗多。再次是給神像獻繡袍、掛紅布。上述的廟祭，其供品當然比一般豐盛得多。一般進香者的祭祀，因人數太多，祭祀進不了廟，多在廟前、周圍，甚至在老遠地方，他們面朝廟的方向，就地鋪了一塊布，擺上供品。供品除酒外是各隨其便的，有自己蒸的白饃、炸的油條，買的面包、點心、罐頭、水果??。供主任供品前點燭、燃香、燒紙，跪拜叩頭，默念禱詞，最后灑點酒于地上，表示誠心敬祭，就算完成r一次朝祭的心愿。設祭后可以自由地看節目或串親會友了。

喝酒是當今廟會最熱鬧而復雜的活動，會期家家都備酒席，都有客人。原先，人們乘廟會燒香之機，順便看看親友，嘗嘗供品，表示共同享受吉祥食物，祝愿人人平安幸福。隨著社會物質生活的提高，廟會期間的喝酒之風也隨之發展。如黃梁夢等處的大廟會，當地村莊就和過春節一樣，家家都要籌備酒菜，連出嫁的閨女，會前也得給娘家送酒肉等，其價值不亞于春節送的禮品。會期，家家戶戶都有主動登門的客人。場面大小，酒席好否?是根據戶主的經濟與交際情況而定的。一般的人家，客人并不太多，酒菜也極平常。客人到家就喝酒吃飯，叫“流

水餐”，有的吃了喝了就走，因他們還要到其它親友家串門再吃喝呢，否則是會受責怪的。有的吃了“流水餐”，便坐下喝茶聊天，到下午四點左右，還得吃點長長的面條而離開，表示情誼長存，這是地方的老風俗。

有錢、交際廣，在地方又有點地位、名氣的人家，他們在廟會期間是坐無虛位，杯不離酒。來客上至縣、市“首長”，下至鄉村頭頭，親友之外還有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甚至有從不相識的“貴客”。這些戶主，不怕客多，只怕“門前冷落車馬稀”。因此，他們總是想方設法，讓客人暢懷歡飲。

不習慣鬧酒的一般客人，照例與新舊親友談談話，吃了“流水餐”，便離開。有心來喝酒的則不然，一喝不是整天就是半日。席間常常不斷增加“酒仙”，人多了，便自覺按類型分桌，分了再分，達到“酒逢知已飲”而罷。席上不住酒菜好壞，主要在于歡樂。因而在此可以看到當地酒場上二許多新奇的東西，如行酒令、猜拳、擲骰子、明

七、暗

七、趕集、撒網、釣魚、猜數、壓指頭、打老虎、尾字造句、爭當皇上等，套套新招，應有盡有，所言是：“酒菜上席，各顯其能”。盡管喝酒的辦法多得難數，畢竟還是猜拳最多，“酒仙”們說：“猜拳是真正的本領，沒有兩下子，難以出酒場”。不論宴飲時間多長，東家都必須奉陪到底，沒有喝酒本事的東家，只好聘請能者來代替，直喝到人人醉昏昏飄飄然似“神仙”的樣子才罷休。當地人們常說：“會期敬酒是東家之責，客不醉不成敬”。

這么熱鬧的會期喝酒，有的戶主客多，往往接連擺席五六天，即會期與會前會后各兩天。

當今廟會，多與農村集貿相結合，并有迅速發展的趨勢。地方凡大的廟會，其道路兩旁及廣場上，盡擺滿了各種商品，因貨足價錢較低，銷售十分可觀。有的已形成專賣市場，如以牛馬牲口為主的集貿以農具、種了為主的集貿等。廟會能長期持續不衰，是因其內容能與時代所需相結合，具有新的生命力。

酒是人類的高級飲料，它的問世便與祭祀文化密切結合，并相隨發展。酒在祭祀供品中歷來占據特殊重要的地位，在人們社會交際的宴飲中，同樣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廟會期間的宴飲更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