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共管理的發展方向：公共事務治理的合作主義模式（最終版）

公共管理的發展方向：公共事務治理的合作主義模式

董曉宇

近20年來，隨著全球性、持續性公共行政改革實踐所帶來的政府與社會關系、政府與市場關系、政府內部關系的調整，公共行政科學的研究由公共行政轉向了公共管理階段，極大地拓寬了公共行政科學研究的視野，豐富了公共行政科學的研究方法，也開辟了公共事務治理的多元制度安排。從比較分析的角度看，傳統公共行政具有政府單一行為主體、政府管制與執行的效率取向、強調政府內部科層制組織的完善等內在邏輯，導致了公共事務治理“公共性”的缺失與公共行政的整體性合法危機。而公共管理則具有以政府為核心的多元行為主體、治理與服務的結果取向、關注利用網絡信息技術進行公共組織的靈活設計、對公共性與管理性共同關注等基本特征，為公共事務的有效治理擴展了廣闊的社會資源，重新確立了公共事務治理的合法性基礎。本論文從公共事務治理主體的多元合作主義來闡述公共管理未來發展的方向。

一、公共事務的邏輯起源及其治理的傳統模式

自近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與公民權利的確立以及社會結構的分化，人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得到了基本的承認，社會利益分化為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社會分化為公與私這兩個基本分離的領域，即政府與社會（市場與公民及其組織化的機制），人類事務也呈現了公共事務與私人公共事務的劃分及其不同的制度安排。

在這種“二元”分離思維下，人們通常作出這樣的假定與制度安排：（1）與個人或周圍少數人利益相關的事務屬于私人事務，與一定地理區域或社會領域多數成員利益普遍相關的事務屬于公共事務。（2）私人事務追求的是私人利益，其收益由私人所得、成本由個人承擔，因而應由市場交易和個人自主處理，而公共事務則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的，其成本由社會共同承擔、收益由社會共同享有，因而應由按照代議制原則組成的政府以“國家”的名義加以處理。（3）政府不得隨意干預私人領域的事務，以防止私人利益遭到公共權力的侵害；私人沒有義務且不得介入公共領域的事務，以防止私人利益的滲透導致公共利益的異化。在這種政府與社會的分離或對立狀態下，人類社會事務便在各得其所的制度安排下呈現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和諧。

在這種公與私、政府與社會的分離乃至對立思維下，出現了兩種典型形態的公共事務治理理論，既自由主義者“最小政府”的治理理論與國家主義者的“最大政府”治理理論。自由主義者出于對政府不斷追求“公益”的擴張行動可能導致市場與民間社會自由侵害的考慮，主張盡量縮小公共事務的范圍以限制政府權限與職能的擴張；同時主張公共事務是政府“份內”的事，公民社會的個人、廠商以及其它社會行為主體沒有義務和責任去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國家主義者認為政府是社會公共利益的唯一代表者、組織者和推動者，政府的責任應當是不斷追求“公益”和“善”，而且政府的理性以及沒有“自利性”實體，使政府有足夠的能力去實現這個目的；同時，政府認為社會分散的廠商與公民個體是無知的、盲動的，不會主動去關注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務，有時甚至去破壞公共利益的實現，因此，其它社會行為主體是“局外人”和公共利益的受益者，即使它們有限的參與與合作也是從屬性質或工具性質的。

可見，在這種公私“二元”對立觀念下，自由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都默認政府是公共事務治理的唯一主體，其它社會行為主體不具有合法性的角色，它們處于事實上的被“排斥”狀態。只不過兩者的差異在于：一個強調公共事務的空間應當盡量縮小以實現社會自由，一個強調公共事務的空間應盡量擴大以最大化地實現公共利益。盡管這兩種極端的理論隨著時代的變化都在不斷完善和修正自身的理論體系，政府在實踐中也根據面臨的主要問題的性質而采取左右搖擺式的 政策調整，但由于沒有擺脫“二元”對立的狹隘思維，都沒有從根本上找到平衡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出路，沒有找到公共事務有效治理的根本出路。

二、公共事務合作治理的必要與可能

超越公私二元對立思維的種種理論探索

從本質上講，私人事務在成本與收益方面對個人來說是對稱的，應當具有自私人自主的屬性，但由于其存在與自主治理的實現還需要社會交往以及必要的外在條件與制度安排、私人活動還具有客觀后果的外部性，因而也具有了某種意義的公共屬性。私人事務同公共事務與混合性質的事務一樣，其有效治理的過程也是一個公共選擇的過程。而公共選擇模型（個性理性導致的集體非理性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公地災難”與“囚徒困境”）的分析，很好地說明了人類公共選擇的困難。當人們沒有跳出“公私”、“政府與社會”二元分離或對立的思維來回答和解決上述問題時，得到的可能是悲觀的不可知論或消極的宿命論，除非對人類事務采取徹底的私有化或建立完全的利維坦式政府的強權暴政統治。而在這種情況下，公共利益要幺徹底消失，要幺變成暴君的盤中餐。

近年來，隨著信息化、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及其帶來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世界各國的政府治理出現了全面的合法性危機：一方面是西方國家個人主義膨脹帶來的社會過于原子化、各種利益沖突的加劇、社會公共精神的喪失，另一方面是國家各國政府在財政、管理和信任的全面危機。在這個“自由主義的終結”和“政治的終結”同時并存的時代，人們必須重新反思政府與社會、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重新探索整合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治理之道。從公共事務有效治理的角度來看，人們從不同側面提出了種種跨越“公私”、“政府與社會”二元對立體系的公共事務治理新路徑。這方面影響較大的理論探索主要有：

（1）新公共管理運動。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有關理論認為，作為公共事務外在體現的公共物品在生產與消費方面具有多種屬性，相當多的公共物品的提供與具體的方式生產可以分開，生產形式可以多樣化；而且，相當多的公共物品的消費也具有可分割性與可選擇性。因而，主張通過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消費者自主選擇，以及公共部門內部引進準市場機制與企業管理技術，來改進公共服務的質量，提高公共部門運作的效率。

（2）治理理論。治理理論認為，政府“壟斷”公共事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應當將公共事務的管理權限和責任，從傳統的“政府”壟斷中解放出來，形成一種社會各單元（政府、市民社會組織、企業和個人乃至國際社會）共治的局面，并強調根據公共事務的性質來探討公共事務治理的多樣性。

（3）多中心理論。由美國印弟安納大學政治理論與政策分析研究所的奧斯特羅姆教授夫婦，通過對局部公共事務（如警察服務、池塘資源管理）治理的自組織機制，以及公共經濟生產與消費屬性的多年實證研究，運用制度理性選擇學派的觀點提出的多中心理論認為，利維坦或私有化均不是公共事務治理的唯一有效的解決方案，應當在政府與市場之外尋求的新路徑。該理論提出，通過社群組織自發秩序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結構、以多中心為基礎的新的“多層級政府安排”（具有權力分散和交迭管轄的特征）、多中心公共論壇以及多樣化的制度與公共政策安排，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實現對集體行動中機會主義的遏制以及公共利益的持續發展。

（4）第三部門理論。第三部門理論認為，在政府與市場之外還存在著一個廣闊的“第三域”即第三部門，各種非政府公共組織、非營利組織、民間慈善組織、志愿者組織、社區組織、公民自治組織等（其間有相互交叉），在私人事務與公共事務方面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與市場與政府都有千絲萬屢的聯系；而且，在某些方面它們還具有政府與市場都不具備的自身優勢，因而是政府與市場的有益補充。

（5）社群主義理論。社群主義的觀點認為，過于強調分散的個人主義，可能導致社會的“原子化”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客觀上也不利于個人利益的真正實現。因而，該理論強調平衡公民權利與責任，培養家庭、居住區、工作場所的道德紐帶和作為實現更美好社會基礎的公民品行；并從“權利”與“公益”相結合的角度，主張通過社群的力量來整合政府和社會的關系與功能，倡導包括國家在內的任何社群都有責任通過自己的積極作為以及種種美德來關注和提供公共利益，從而最終增進每一個人的個人利益。

（6）法團主義理論。法團主義理論從對公民社會中各種多元利益集團及其沖突的批判出發，主張通過重新的“組織化”，建立各種合作而不是沖突的功能性團體或公民團體，并通過它們與政府合法的、非競爭的、壟斷性渠道的聯系，將社會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原則組織起來，并有序地傳遞到政府體制與公共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去；政府也從這種制度化的參與機制中獲得了穩定的支持資源和合法性，從而實現各種公民團體之間以及公民團體與政府之間的合作和相互支持。

（7）社會資本理論。社會資本理論認為，社會資本是公民之間信任、互惠和合作的人格網絡與社會關系結構，既是公民社會分散化的個人的黏合劑，也是公共事務治理的社會資源。社會資本利用自身的關系結構與組織機制并結合民主國家及其機構的權威，既有利于解決通過個人行為無法解決的問題，也有利于解決由遙遠的政府調節或間接的民主程序不容易解決的公共問題。因此，社會資本是公共事務與私人事務治理的重要資源。

上述理論雖然多以西方國家的現實制度與分析話語為背景，而且各自理論分析的側重點也不完全一致，但它們都對私人事務與公共事務、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政府與市場等“二元”分離或對立的邏輯假定作出了否定，這為我們重新認識它們之間的復雜關系，建立公共事務治理的合作主義模式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二）公共事務合作治理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公共事務的合作主義治理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在于公共事務與私人事務的相互滲透性、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實現的相互依賴性、公共事務治理的復雜性、以及對政府、廠商、公民、各種社會組織角色的再認識。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鑒于現代社會人類事務的多種屬性、相互滲透性及其解決方式的復雜性與相互依賴性，公私相互排斥和相互對立的治理方式，決定無論公共事務的政府單一治理，還是私人事務的個人自主與市場自治都不可能有效。

（2）鑒于現代社會利益結構的復雜性以及利益實現的相互依賴性，客觀上要求各種利益行為主體在實現利益的過程中既要競爭又要合作，無論私人利益還是公共利益的實現都是如此。

（3）就公共事務而言，一方面是公共問題的日益眾多和日趨復雜、社會對公共服務需求的多樣化與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政府在客觀上越來越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政府結構與理性的缺陷及其自身難以克服的性質，政府“唱獨角戲”的局面在現代社會已難以為繼；更主要的是，人們看到公共事務的公共屬性具有不同的空間層次、時間層次、內容層次、物化形式，因而可以采用多元主體、多種制度安排的治理形式。

（4）就私人事務而言，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私人事務只有依賴公共事務的有效治理才能有效解決，如個人貧困和就業機會的獲得、良好的環境治理使個人受益；另一方面，越來越的私人事務日益呈現“公共”性質，個人無力解決此類問題，必須依賴集體行動。因此，公民和廠商有義務和責任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以便更好地處理自己的私人事務。

（5）就公共利益而言，考慮到政府自利性成分的存在及其理性的缺陷，抽象的“公益”如果不同一定具體的共同體（社區、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國際社會等）的普遍成員聯系起來就可能出于虛置狀態，往往異化為少數統治者的利益。因而，作為隸屬一定共同體的各種社會行為主體必須共同行動，建立相對獨立的共同體成員利益中心，并積極參與更大范圍共同體的利益安排與分配，以確保公共利益的真正實現。

（6）就私人利益的實現而言，首先是公民的權利觀和責任意識發生了深刻變化。人們逐漸認識到，傳統的代議制和各種間接民主制度的安排，雖有很大合理性但也存在很多缺陷。由于多重代理、信息不對稱，很難保證代理人向公民真正負責。公民認識到如果再消極待命，自己的權利就難以真正實現，因而必須積極投身社會公共生活（參加各種組織、社會運動或對公共問題表達意見與看法），通過多種途徑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來更積極地實現自己的權益，同時實現人生的多種價值與意義而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消極自由。其次是廠商對市場環境和自己角色的認識發生了變化。由于公共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政府壟斷公共經濟就等于自己失去了很多商機，因此要千方百計地參與某些公共物品的生產；自己不僅僅只關心在市場上追逐利潤，而且作為公共權力本源的社會重要成員、政府公共服務的重要消費者，有權利也有責任取積極參與公共生活。

（7）從社會現實看，一方面是西方國家福利社會的危機、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破產、世界范圍內各國政府治理危機的加劇；另一方面是各種第三部門的崛起、公民社會自治理力量的增強、各種自發的社會運動和志愿者活動的日益增多、廠商在關注利潤的同時越來越關注社會公共問題。這種反正兩方面的變化，使我們有理由相信站在政府與社會合作的立場上，構建合作主義公共事務治理模式的可行性。

公共事務治理的多元主體及其合作的結構

多元主體以多樣化的方式合作

公共事務治理的合作主義模式具有多元化的行為主體，既包括作為核心主體

的政府，也包括由非政府公共組織、非營利組織、民間慈善組織、志愿者組織、社區組織、公民自治組織等組成第三部門，還包括市場中的廠商以及直接參與公共生活的公民。而且，政府作為不同共同體的代表也分為不同的自主層次。這樣，這些不同層次的公共管理行為主體，通過分工與協作、互惠性的交換、溝通達成共識以及必要的競爭，結成治理公共事務的共同行動網絡。這些網絡化的社會行為主體可以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至少包括如下九種：（1）政府與 第三部門之間的合作；（2）不同層次政府的合作的縱向合作；（3）同一層級不同政府部門的合作；（4）不同行政區域政府的橫向合作；（4）政府與私營部門的合作；（5）政府與公民的合作；（6）政府、私營部門、第三部門的合作；（7）私營部門與公民的合作；（8）第三部門與公民的合作；（9）第三部門的跨國合作。每一種合作形式都有豐富合作方式與方法，以及相應的制度安排。

合作結構的三個基本安排

從宏觀上分析，合作行動結構的安排應當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私域自治優先，確保廠商的市場自主行為與公民的個人事務的自主行動；第二是公域的多中心，至少應包括自主行動的第三部門、作為地方不同共同體代表的多層級的地方政府、作為國家代表的中央政府，以及國際社會；第三是公域的開放性，表現為私域對公域的參與、公域的自主合作、公私的合作伙伴關系以及進行利益和意見自由的表達不同層級與形式的公共論壇（如聽證會）。

自主與秩序的實現

為了確保公共事務治理合作結構的持久維持，各行為主體的自主性與合作的秩序性就至關重要，“自主與秩序”這一對范疇便成為理解公共事務治理的網絡合作結構的關鍵。

自主是合作的前提，沒有自主就談不上合作，也談不上網絡合作結構的構建。只有諸多社會行為主體保持權利的獨立性和行動的自主性，才有動機與動力為實現一定的利益而進行競爭和交換。同樣，秩序體現了一種互惠、協作與整合，是合作的保障。沒有秩序保障的合作，頂多是隨機行為而不是結構化的安排；沒有秩序的合作，由于利益的沖突，也無法持久地維持。

在傳統公共行政模式下，政府是唯一的公共權力的中心并處于社會的統治與絕對的支配地位，其它社會行為主體只是被管理、控制的對象；而合作主義模式的基礎和前提是各社會行為主體的“權利分化”和“自主行動”，即社會具有多個自主的公共權力中心，盡管這些公共權力中心的地位并不是均等的；而且，這些公共權力中心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關系。

在傳統公共行政模式下，公共領域的秩序供給主要來源于政府，即主要體現為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而且這些秩序的維護主要依靠政府的強制性權威和嚴格的監督；而在合作主義模式中，無論秩序的供給、秩序的存在形態，還是秩序的維護都具有多樣性。（1）在秩序的安排上，主要有三個層次：憲政層次的制度安排，主要是私法與公法；組織層次的制度安排，主要是政府組織與第三部門的組織制度；操作工具層次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多樣化的合作工具以及多樣性的公共論壇。（2）在秩序的存在形態上，既有強制性的法律、協議性的契約、多次搏弈達成的共識或妥協、充分的溝通交流與個體意見集中所達成的共識，也有通過各社會行為主體對自己自角色與責任的理解和承諾、對合作與沖突可能后果達成的理解等。（3）在秩序的維護上，合作主義模式也具有多種層次的秩序維護，既包括社會傳統和特定文化所傳承的主觀性的觀念層次（通過感覺、觀察、理解而起調節作用），也包括人們規律性、程序性的慣例行為層次（往往在無意中間起維護秩序的作用），還包括集團的和政治的制度層次（即確立具有控制或統治導向的組織制度和國家法律制度，確保基于觀念和行為層次基礎上的政策得以執行）。

政府的地位與角色

需要說明的是，合作主義模式下各行為主體的自主性以及基于總體論而不是整體論的秩序協調，并沒有否定政府應有的地位與作用。多元合作主體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政府依然占據著優勢；而且，其它社會行為主體在作為公共事務治理的參與者的同時，還保留著作為普通社會行為主體的角色，仍要接受政府的管理；更重要的是，無論自主權利的形成，還是合作秩序的供給和維護，政府都起到難以替代的作用。（1）其它社會行為主體的自主權利，在某種程度上最終還需要政府作出界定；（2）政府對其它社會行為主體無法自主調節的秩序沖突，仍具有最終調節的權威；（3）國家或政府的秩序供給與維護，仍是合作秩序的基石，如果沒有國家或政府的憲政體制與其它政治安排，其它行為主體的多種合作秩序也無法自發形成；（4）一些核心公共物品的生產仍由政府主導，即使一些公共物品可以由其它社會行為主體具體提供，但政府對社會仍負有最終的責任。

不過，在合作主義的公共事務治理模式下，政府的角色將要發生變化。（1）政府不再是公共事務的唯一治理者，公共事務的治理將更多依賴社會與市場力量的參與與合作；（2）政府對其它社會行為主體的管制和控制色彩將減少，規劃、引導、協調、交換、服務以及必要的扶持功能將增強；（3）政府對其它社會行為主體存在著相互制約關系，而不是傳統模式下單方面的管制與被管制、服務與被服務；（4）政府為實現更大范圍的公共利益而對其它社會行為主體的協調，其哲學依據也不再是片面強調單方面意志的整體論，而是充分尊重雙方乃至多方利益與意見基礎上的總體論。政府的“元治理”理論很好地說明了多元自主合作模式下各種行為主體之間的合作結構關系。

需要說明的是，公共事務治理的合作主義模式形成、演進與發展，受到公

民社會的質量、市場質量、政府質量以及憲政制度、特定社會的傳統與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與制約，因而合作行動結構的安排具有動態性。就中國而言，公共事務治理的合作主義模式只是發展的方向和目標，其過程具有艱巨性和長期性。其中，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公民權利的自主化、社會組織的自主化、政府權力配置的合理化，是構建公共事務治理的合作主義模式非常重要的條件；只有在此條件下，通過公共管理的社會化與公共生活的民主化，上述公共事務治理的合作主義結構模式才能最終形成。（作者單位：北京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

第二篇：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

解決公共事物的方法這是一本有關公共資源分配與使用的書

2009年10月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原因是對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做出了杰出的學術貢獻。一般來說對社會資源的治理模式分為兩種, 一種是政府管著，另一種是政府不管交給市場自由配置。通常，市場作為看不見的手，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主要作用。但往往由于信息不對稱、壟斷和公共物品的外部性等，導致市場失靈，從而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照此邏輯，市場經濟的體系就由市場與政府按一定的比例組建。不同的時間點，需要調整的只是市場與政府的邊界。當我們譴責政府效率低下時，政府就開始民營化改革；當市場機制運行失靈時，就會有新一輪的政府宏觀調控和國有化。

聯系理論，對于公共事物的治理，“囚徒困境”、哈丁的“公地悲劇”和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清晰地表明：除非徹底的私有化（市場）或者通過強權（政府）的控制，人類幾乎無法擺脫這些悲劇的夢魘。于是，理論家們似乎陷入了市場——政府的無止境的循環中，找不到出路。而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卻跳脫了這些模型的限制，擺脫了市場——政府的二元劃分，提出了自主組織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論。這也就是本書的目的：“本項研究的中心問題是一群相互依賴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治理，從而能夠在所有人都面對搭便車、規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誘惑的情況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本書的獨到之處在于提出了第三種辦法,在政府與市場之間，還可以有一條通過集體協商自治的道路，即自主治理。

她首次系統地總結人們用以分析公共事物解決之道的理論模型，并從博弈的角度探索了政府與市場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資源的可能性。

她用制度分析的研究方法,對三類案例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總結出治理之道。她的理論結論是,集體行動的邏輯是正確的,但在很多情況下,尤其是對小規模的公池資源管理來說,有很多自主治理成功的實踐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她總結了成功的八條經驗,分析了失敗的制度原因,在此基礎上總結出了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之道。

結合理論和經驗，提出第三種替代方案：

資源占用者利用自己所了解的信息設計合約，通過合約中的相互利益，引導占用者們互相監督，促使合約的達成。尋求在政府和市場之外的自主組織和自主管理公共池塘資源的可能性：通過自籌資金來制定并實施合約，有效合理的利用公共池塘資源。

實證研究法也是本書的一個亮點。

實證主義所推崇的基本原則是科學結論的客觀性和普遍性，強調知識必須建立在觀察和實驗的經驗事實上，通過經驗觀察的數據和實驗研究的手段來揭示一般結論，并且要求這種結論在同一條件下具有可證性。實證研究方法可以概括為通過對研究對象大量的觀察、實驗和調查，獲取客觀材料，從個別到一般，歸納出事物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的一般的研究方法[。本書結構清晰，大致邏輯線路為 “理論——假設——案例——驗證”的實證研究路徑。在集體選擇的過程中，人的不確定因素太多導致很難進行客觀的分析。但作者通過大量的案例研究和科學的實證研究框架，使得研究更為客觀嚴謹。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的集體選擇框架可能有不適合我國國情之處，但其實證主義的研究框架對國內公共行政的研究大有裨益。言及實證研究，特別要提出的是書中的案例研究方法。作者在理論假設提出后，需要進行理論的檢驗，實際上我們有三種一般性的基本檢驗方法：實驗法、使用大樣本分析的觀察法和使用案例分析的觀察法。作者通過案例研究來進行理論假設的檢驗，從而創造出新的理論。為我們提供了案例研究的典范。

第三篇：《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讀后感

讀《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的一點感想

李旭菲 03120229 公管院2班

摘要：《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著眼于小規模公共池塘資源問題的研究，在大量的實證案例研究的基礎上，開發了自主組織和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論，從而在企業理論和國家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集體行動的理論，為面臨公共選擇悲劇的人們開辟了新的路徑，為避免公共事物的退化、保護公共事物、可持續地利用公共事物從而增進人類的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礎。書中對公共池塘資源的研究對于當代中國的社區治理，也有很大的啟發。關鍵詞：公共資源，自主治理，社區治理

一、對公地治理的反思

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書中，作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首次系統地總結了人們用之以分析公共事物解決之道的三個理論模型，分別是哈丁的“公地悲劇”、博弈論的“囚犯困境”和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這些理論模型都說明個人的理性行動最終導致集體的非理性，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凡是屬于最多數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人們關懷著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物；對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對他個人多少有些相關的事物。”作者又分析了當前處理公共資源難題的兩種政策方案：一是以“利維坦”為唯一方案，即政府對公共池塘資源實行外部強制性管制，實行公共控制，但這必須建立在信息準確、監督能力強、制裁可靠有效的以及行政費用為零這些假定的基礎上，很顯然，這些條件在現實中并不能完全滿足；二是以私有化為唯一方案，通過創立一種私有財產制度來終止公共財產制度，但是這種排除公有化的方案成本較高，而且對于一些無法劃分的流動性的資源如海洋、漁場，則無法建立私有產權制度。作者運用博弈論分析了這些理論模型所隱含的博弈結構，并從博弈的角度探索了在理論上可能的政府與市場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資源的可能性。她認為純公有或是純私有的制度都較為膚淺，沒有徹底的私有化，也沒有完全的政府權力的控制，于是提出了一個公私混合，存在與政府和市場之外的的新的模型：自籌資金的合約執行博弈——通過局中人的相互訂立協議并設立一個外在的仲裁機構運行，這個模型的提出也是本書寫作內容的創新之處。自籌資金的模型主

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1)協議的主體是局中人，因此他們對局中各種策略有詳實而準確的信息

(2)仲裁者的工作僅僅是幫助各方找出解決在執行工作范圍內產生的問題的方法，而這些工作規則是各方自己已經同意了的；

(3)因為局中人本身的利益訴求，同時他們擁有準確的信息，因此他們關注其他局中人的行為，有監督的動機。

作者通過分析自己提出的新模型，否定了“公共資源將不可避免地陷入公地悲劇”的隱喻，同時反對基于這種隱喻來制定政策的做法。

二、制度分析的方法

作者為了更好地明確說明她的理論，將公共池塘資源的類型做了限定：

(1)是可再生而非不可再生的資源；

(2)資源是相當稀缺的，而不是充足的；

(3)資源使用者可以相互傷害，但參與者不可能從外部來傷害其他人。在第二章中，作者提出了制度分析的框架，即要解決公共池塘資源的集體行動問題，需要解決三個問題：(1)新制度的供給問題，(2)可信承諾問題，(3)相互監督問題。在第三章中，作者分析了承諾和監督問題和兩者之間的關系，承諾和監督在策略上是相連接的，監督不僅對監督者產生了私人利益，也為其他人帶來的共同利益。在第四章中，作者研究了制度供給問題，以美國大洛杉磯地區南部一系列地下水流域的管理制度為例，此案例中的制度變遷是在一個促進型政治體制中漸進、連續和自主轉化的制度變遷，在這里，每個流域都建立了一個民間協會，為面對面地討論共同問題和未來可能采取的共同策略提供了論壇，論壇使得決策結構從互不溝通的獨立決策結構轉變為在相互交流各自選擇基礎上的決策。除了民間協會提供了一套機制外，還有一項個人擁有訴訟權利的法庭制度，以解決關于資源的爭端。這對于我國公共資源的治理很有借鑒意義。

本書寫作的特別之處還在于書中用了大量的案例，有瑞士、日本、菲律賓等地長期續存的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分析，也有對土耳其漁場、加利福尼亞地下水等失敗和脆弱的制度的分析。作者選取這些案例有三個主要的依據：(1)治理長期存續的公共池塘資源；(2)變更現存的制度安排；(3)未能解決持續存在的公共池塘資源問題等。作者通過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使得內容更

具體，更有說服力。通過對這些案例的分析，作者總結出了一套長期存續的公共池塘資源制度中所闡述的設計原則：

(1)清晰界定邊界。公共池塘資源本身的邊界必須予以明確規定，有權從公共池塘資源中提取一定資源單位的個人或家庭也必須予以明確規定。

(2)占用和供應規則與當地條件相一致。

(3)集體選擇的安排。絕大多數手操作規則影響的個人應該能夠參與對操作規則的修改。

(4)監督。積極檢查公共池塘資源狀況和占用者行為的監督者。

(5)分級制裁。違反操作規則的占用著很有可能受到其他占用者、有關官員或他們兩者的分級制裁。

(6)沖突解決機制。占用者和他們的官員能夠迅速通過低成本的地方公共論壇，來解決占用者和官員之間的沖突。

(7)對組織權最低限度的認可。占用者設計自己制度的權利不受外部政府權威的挑戰。

(8)嵌套式企業。將占用、供應、監督、強制執行、沖突解決和治理活動在一個多層次的嵌套式企業中加以組織。

作者認為，這些原則是在案例分析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它們是長期有效的公共池塘資源自主組織、自主治理制度的基本構件，“這些設計原則對公共池塘資源及其相關制度的存續性提供了一種可信的解釋。……這些設計原則能影響激勵，使占用者能夠自愿遵守在這些系統中設計的操作規則，監督各自對規則的遵守情況，并把公共池塘資源的制度安排一代一代地維持下去。”

三、對社區治理的啟發

在書的第一章，作者即提出了本書的三個目標：

(1)對已經運用于許多自然資源治理政策分析的基礎進行評判；

(2)列舉治理和管理這些資源的成功以及不成功的實例；

(3)著手開發更好的認識工具，以明晰為管制許多不同類型的資源而設計的自主治理制度安排的效能和局限性。

從書中內容可見，《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這本書對當前我國社區治理也有著借鑒意義。首先分析以下當前我國的社區治理存在的問題：

(1)無相關政策法規，缺乏監督制約。目前，我國還沒有出臺統一的社區法規，適應社區治理和社區組織職能調整的法律法規還十分缺乏，這制約了社區改革和社區建設的順利進展。

(2)居民參與社區活動和治理的積極性不高，社區意識淡薄，而且社區居民在社區治理中只是被動地參與管理，而沒有成為社區治理的主體。

(3)社區職能行政色彩太濃，社區居委會負擔過重，社區自治制度又不健全，行政權力對社區干預多，造成社區居委會責任大、權利小、事情多、經費少、待遇低、力量弱，造成社區居委會的超負荷勞動。

(4)社區公共資源的管理存在漏洞，對公共資源的分配的合理性經常產生爭議和矛盾，如對社區中的衛生，公共設施而產生的糾紛不斷，不利于社區治理。針對現階段我國社區治理存在的問題，結合書中所分析的制度，可以看出，社區治理最重要的是要實現多中心治理，社區，居民，企業共同治理。書中作者總結出的長期續存的公共池塘資源的八項設計原則對社區治理有很大的啟發。

對于社區來說，首先社區的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要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對于社區公共資源的的使用如哪些是公共產品，哪些是準公共產品，哪些是俱樂部產品也要有明確的說明。社區治理還要根據每個社區不同的實際情況來制定公共資源供應的規則，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歷史風俗，習慣，就像社區治理中出現沈陽模式與上海模式兩種各有千秋的社區治理方式。特別是對于農村自治來說，這種地域性的，風俗性的差異就更加明顯，實現自治也就顯得更加復雜。其次，社區的決策要符合集體選擇的安排，社區參與是民主決策、監督、管理的統一，要提高社區參與程度，做到協商民主與契約民主的統一，例如麻柳鄉的麻柳模式，執政黨和政府只是扮演價值導向，整合民意和構建合作治理機制的角色，而不是直接參與決策。

社區治理中解決沖突的機制也很重要，實行多中心治理意味著有許多不同的利益主體參與到社區治理中，沖突與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要發揮居民區議事協商委員會的作用，同時制定相應的法律規章來規定各主體的權利與義務。

此外，多中心治理也要制定必要的監督機制和獎懲機制，防止一方利用公共權力為所欲為，但是這種監督和制裁不是由外部權威實行的，而是由治理參與者自行實施的。書中作者還提到了一點”制度細節“讓我有很深的感觸，對我國來

說也很現實，我國雖然法律法規比較完善，但是法規中具體的懲治細節卻很缺乏，這也導致法律法規缺乏公信力。

四、總結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理論為現今的社會治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考，她理論不落窠臼，從微觀公共池塘資源入手，對于社區治理和農村自治有著很大的借鑒意義。

第四篇：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讀書筆記

奧斯特羅姆—《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 《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從研究公共池塘資源問題入手，通過對許多案例進 行系統的實證研究分析，包括公共池塘資源問題不斷的土耳其近海漁場、公共池 塘資源問題不斷的加利福尼亞地下水流域、斯里蘭卡漁場、斯里蘭卡水利開發工 程、新斯科舍近海漁場的脆弱性等案例，提出了自主組織與治理公共事務的制度 理論，在企業理論與國家理論的基礎上，為公共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保護，促成 公共事務的集體行動提供了理論指導與制度建議。全書一共有六章。第一章總結了公共事務治理的理論模型，包括三種有影響 力的模型：公地悲劇、囚犯困境博弈、集體行動的邏輯。第二章研究公共池塘資 源情境中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的制度方法。作者提出了運用制度分析的框架，即 要解決公共池塘資源的集體行動問題，需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新制度的供給問 題，二是可信承諾問題，三是相互監督問題。第三章進一步對長期存續的自主組 織和自主治理的公共池塘資源分析，并對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場及森林的公共池 塘資源，以及西班牙和菲律賓群島的灌溉系統的組織情況進行了案例分析。最后 提出了制度設計的八大原則： 清晰界定邊界、占用和供應規則則與當地條件相一 致，集體選擇的安排、監督、分級制裁、沖突解決機制、對組織權的最低限度的 認可，嵌套式企業。第四章對制度變遷進行了分析。主要分析了關于制度供給的 問題。第五章是制度失敗及其脆弱性的分析。作者通過詳細分析土耳其近海漁場、加利福尼亞的部分地下水流域、斯里蘭卡漁場等制度失敗的具體情況，并與成功 案例進行對比分析，得出了公共池塘資源治理失敗的制度原因。第六章自主組織 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資源的分析框架則是提出了一套制度分析選擇的框架。閱讀后的感悟： 在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中，越來越呈現出一種多學科交叉的 情況，奧斯特羅姆教授綜合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同時又超越了政治學和經濟學，以 交叉學科的姿態去研究公共事務的治理問題，這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路與啟 發，要想在某一問題研究領域內的取得成績，了解與運用一些重要的分析視角與 強大的分析工具是十分重要的。奧斯特羅姆對三個理論模型的修正為在現實生活 中解決集體行動困境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礎，使得政策分析更具可操作性。在解決公共事務的問題上，奧斯特羅姆提出的自主組織與自主治理的建議實 際上是在強調一種多中心治理與協同治理的一種理念。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有大量 的公共池塘資源，比如林地、

草地、集體土地、河流湖泊等，我國也在推行包括 土地流轉、集體林權體制改革、退耕還林還草等在內的多項政策，旨在保護自然 資源，實現資源的可持續開發與利用，廣大的農民是直接面對與使用這些自然資 源的，充分調動他們的參與積極性，給予他們足夠的治理權，對于制度的實施與 推進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現在在農村發展與農業生產中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農田水利基礎 設施仍然十分薄弱，抗旱排澇能力不強。目前農業生產中許多灌溉設施都是上世 紀五六十年代修建，有許多農民稱之為“毛渠”，當時的設計標準本來就很低，只能應對氣候正常年份的農業生產用水。而且自農村實行承包責任制后，公共的 水利設施多數無人管理，年久失修，損毀嚴重，功能無法正常發揮，抽、排、蓄 都不能滿足實際需要。“有庫無水，有水無泵，有泵無渠，有渠不通”。旱不能灌，澇不能排。隨著農村集體勞動制度的解體，許多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十分落后，農民之間的集體行動與協作的精神也在不斷流逝。而奧斯特羅姆提出的在國家和 市場之外提出的第三種治理公共池塘資源的方法在發展農村公益事業，促進基礎 設施建設，重塑集體合作精神，改進鄉村治理具有重大的現實參考意義。其實多中心與協同治理在城市治理中的應用，許多學者都論述過了，我認為 可用一句話來概括之：那就是政府、公眾、第三部門充分發揮各自所長，實現集 體行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探索公共事務治理之道的本土化應用還需要我 們大膽地進行實踐。

第五篇：公共管理的獅城模式

2011年5月，新加坡“國父”、前總理李光耀宣布正式離任新加坡內閣，引發各國智庫對“新加坡模式”的爭相討論。其中與政府關系密切的美國智庫“新美國基金會”對此頗為關注，其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康納特地為《外交政策》雜志撰文，稱在21世紀管理模式競賽中，“新加坡共識”可能比“北京共識”、“華盛頓共識”更具優勢。

上世紀70年代迅速崛起后，新加坡一直以來都受到來自于亞洲、中東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取經者”的追捧，這其中也包括中國。除了經濟發展外，這些國家更加關注新加坡的政府管理經驗。以新興城市國家阿布扎比為例，大到長遠城市規劃，小到電子政務協議，都在一一效仿新加坡。而對于正處于轉型關口的中國來說，無論是文化傳統的同根同源，還是實際執政體系的相似性，近鄰新加坡無疑都是政府管理的良好典范。

9月21日，“2012中新社會管理高層論壇”在新加坡召開，主題為“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管理”，此次論壇進一步深化了中新兩國在公共治理和社會管理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會議前夕，新加坡公共治理研究領軍者之一——南洋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吳偉先生，在京接受記者專訪，向國內讀者系統介紹公共管理領域的“新加坡模式”及其對中國政府管理特殊的借鑒意義。

公共管理理論演化

傳統的公共管理理論分為“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兩個時期。前期的“公共行政”理論以韋伯的層級官僚體系為基礎，表現出層級制、官僚、缺乏彈性等特點。隨著層級官僚體系遭受越來越多的詬病，管理學中的效率觀念逐漸得到重視，“公共行政”開始向“公共管理”過渡。這一時期的公共管理理論奉行效率至上原則，強調政府效率，試圖通過調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政府內部結構，以此來節約管理成本。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各國為應對財政危機和政府信任赤字、績效赤字，開始大規模政府改革。政府管理開始要求市場導向和因應而變，由此促使新公共管理理論發展。新公共管理理論要求以市場需求改造政府機構設置，強調政府管理借鑒私營企業管理經驗，從單純追求效率的“一個e”(efficiency,即效率）向“三個e”(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economy，即效率、效果和經濟性）轉變。

吳偉總結了新公共管理理論發展的四個方面。首先，從強調政府管理效率最大化向兼顧效率、效果和經濟性轉變。其次，加強政府服務意識，強調政府管理過程中要提高公眾服務的質量和水平。再次，從“大政府”向“小政府”過渡，政府由從前的“大包大攬”開始逐步放權，在可以利用市場完成的領域允許民間力量進入。最后是主體的多元化，允許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參與政府管理。

“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見證了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并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特殊的“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管理國家有如經營公司，有報道稱“國父”李光耀曾刻意按照荷蘭皇家殼牌公司模式設立政府機關、行政部門以及激勵體制。這使得新加坡政府管理可以較好地兼顧“三個e”，其制定的經濟策略似乎與商務計劃具有某些相似性，其公務員享有全球最高的薪水，并一直被贊許為“世界上最為清廉的國家”。

“新加坡政府管理在很多領域都與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合作。這一方面節省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避免政府負擔過重；一方面也充分發揮了市場優勢，提高管理效率。”吳偉說道。新加坡的“小政府”理念和多元化管理主體、外包公共服務策略，在高等教育領域可見一斑。

新加坡兩所國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均是企業化經營，成為公共服務機構民營化的縮影。雖然二者70%的經費來源于政府撥款，但卻均以公司名義注冊，運作形式依照現代公司的管理體系。“大學采用專家治校方略，而非行政方式管理學校，給予學者足夠的學術自由，我想這是南洋理工大學在短時間內躍居世界領先院校的原因之一。”吳偉說道。

精英戰略

以“精英治理”為特色的新加坡公共管理模式有別于西方高福利國家的“保姆式”管理，其既不鼓勵希臘人那種“懶散的”行事方式，也不提倡西班牙式的“肆意揮霍”，但也能夠提供優質的低成本教育等公共服務。新加坡的方式是通過一系列激勵方案培養市民的良好行為，而這些方案又能使人們無論是在順境中還是在逆境中都保持穩定，專心工作。其失業率一直保持低位；幾乎沒有人是無所事事的。

吳偉認為，新加坡之所以能夠保持長期的人力資本優勢，得益于長久以來所堅持實行的“精英戰略”。雖然精英戰略競爭激烈而殘酷，但卻頗具實用意義。從小學四年級起，新加坡學生便開始“被區分對待”。他們中成績最優秀的3%將接受“精英課程”，由專門教師授課。小學六年級會考后，學生開始分流，將按照國立大學、理工學院和公益學院三種高等教育模式來進行定向培養。

國立大學培養國家精英，將來為政府和社會建設服務；理工學院培養傳媒、護理等高等職業技術人員；公益學院則作為技工教育機構，培養高技術工人、熟練工人。為保證精英階層質量，國立大學堅持多年保持30%左右的錄取比率，重視教育質量的提高，而不是盲目地擴大規模。理工學院和公益學院則保證了沒能進入精英層級的學生也可以在社會上立足。

中新合作交流

中國和新加坡不僅在政府管理理念上都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在政治體系上也較為相近，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領導人民獨立后一直執政至今，新加坡經驗對于中國更具有現實意義。最早的中新合作始于政府，隨后兩國政府自上而下推動了企業合作不斷發展；當前兩國企業間合作很多都已是自發開展，如兩江工業區、廣州都市城、天津生產城等，政府僅提供支持和服務的職能。

事實上，中國和新加坡在公共治理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由來已久。2004年時任中組部干教局局長的李培元就曾做過這樣的評價：“目前中國政府海外培訓主要有兩個基地：一個是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學，另一個是美國的哈佛大學。”新加坡的中國政府官員培訓主要集中在南洋理工大學，而具體實施培訓的則是公共管理學院。從1992年首批河北省高級干部赴新接受系統培訓開始，截至2008年底，南大公共管理學院為中國各級政府培養了765名公共管理碩士，短期培訓課程結業人數突破8000人。

新加坡華人約占70%，漢語為官方語言之一，這利于減少中新交流過程中的語言障礙。“曾有官員開玩笑稱：‘在海外接受培訓，語言障礙要打30%折扣，理論吸收要打10%折扣，從理論到實踐又要打10%折扣，所剩可能就不多了。’在新加坡辦培訓，對中國來說可以把語言這30%給補上！”吳偉說道。

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正在發展服務型政府，從新加坡日漸成熟的公共管理經驗中或許可以得到些許啟迪。”吳偉說道。

新加坡一直強調公民應該為自己的未來負責任，采用公積金模式運作養老金。新加坡的福利體系跟歐洲如出一轍，包括國民醫療保險和低成本教育，但其并不會像歐洲國家一樣，因為福利過多使政府不堪重負，這很大程度是因為精英策略帶來的較高人力資本回報以及穩定的社會就業。吳偉表示，“面對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中國政府完全負擔居民養老是不現實的，新加坡經驗可能對中國具有借鑒作用”。

早在李光耀時代，新加坡便提出“居者有其屋”，認為人民擁有自己的諸如住房等固定財產，便不會希望社會**，整個社會才能穩定發展。當前新加坡超過90%的居民都擁有自己的住房。據悉9月赴新參加“2012中新社會管理高層論壇”的中方官員將重點拜訪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學習新加坡組屋政策方案的具體細節。

（摘自《財經國家周刊》2012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