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知識產權證券化的中國模式探討

知識產權證券化的中國模式探討

□ 作者： 李秋

作者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內容摘要：本文認為積極借鑒國外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實踐經驗，在我國開展產權證券化，將有利于解決創新型企業尤其是中小創新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對我國創意產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同時應該認識到的是，我國有著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特點，因此需要尋找一套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

關鍵詞：文化創意產業

融資

金融工具

問題的提出

知識產權證券化是指將缺乏流動性、但能夠產生可預見穩定收入的資產或資產集合，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對資產中的風險與收益要素進行分離重組后，將其轉換為可自由流通證券的過程。美國投資銀行家劉易斯?瑞尼爾在1977年一次與《華爾街》雜志社記者討論抵押貸款過手證券時首次使用了“資產證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一詞，從此資產證券化作為一項靈活多變的金融工具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1997年英國搖滾歌星大衛?鮑伊（David Bowie）以自己所出版的25張唱片的版權收益為基礎資產，由美國Pullman Group發行了10年期利率為7.9%的證券，共從資本市場融資5500萬美元，成為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第一單。如今美國的知識產權證券化實踐已經拓展到電子游戲、電影、休閑娛樂、演藝、主題公園等與文化創意產業相關聯的行業，以及時裝品牌、醫藥專利、半導體芯片等眾多領域，為文化創意企業開辟了新的融資渠道。

美國知識產權證券化實踐

作為最早進行資產證券化實踐的美國，在國內已經形成了基礎廣泛的可證券化資產，形成了快速增長的局面。統計數據顯示，在發行“鮑伊證券”的1997年，美國的知識產權化證券的交易量就達到了3.8億美元，到了本世紀初更是超過了11億美元，知識產權證券化已經成為美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新趨勢”。從涉及的行業來看，證券化的知識產權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音樂雖然是開創了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先河，電影業卻在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發展中呈現出后來居上的態勢，目前，電影的知識產權證券化在發行總量中已經達到了42%的比例。這種情況的形成可能來自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隨著制作成本的不斷攀升，電影的制作費用越來越高昂，制片方不愿意單獨承擔投資風險，資產證券為制片方提供了一條籌集資金、分散風險的有效途徑；二是美國的電影業發展較為成熟，從劇本的創作到影片的制作、周邊產品的開發、DVD的發行等都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工業鏈條，從而電影所產生現金流的估算較為準確、風險較小，容易得到投資人的青睞。

具體來說，美國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實踐具有以下特點：

（一）知識產權從屬清晰且商業化途徑多元的資產適宜作為基礎資產

音樂雖然是開創了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先河，電影業卻在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發展中呈現出后來居上的態勢，上文提到電影的知識產權證券化在發行總量中已經達到了42%的比例。主要原因便在于相對于電影，音樂作品版權產生的現金流存在更多的不確定性。如與電影相比音樂作品的版權往往從屬于多個所有者，從而使音樂作品版權證券化的操作產生了一定難度，同時也增加了以音樂作品為基礎資產證券的風險。此外，相對于電影作品來說音樂作品產生收益的渠道相對單一，并且比起電影作品來說其盜版成本也相對較低，這些因素也限制了以音樂作品為基礎資產的證券的發展。

（二）多重資產組合有效分散風險

2000年7月耶魯大學通過轉讓藥品專利許可費，成功融資超過1億美元，然而到2002年11月底因為連續三個會計報告季度，該證券進入提前償還階段，這筆以抗艾新藥Zerit的專利特許費為基礎資產的證券化案例宣告失敗。分析本次資產證券化失敗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對比隨后同樣由Royalty Pharma以13種藥品專利特許收益為基礎進行資產證券化的成功，由此不難看出基礎資產過度單一導致風險集中是造成Zerit資產證券化失敗的原因之一。

（三）適宜SPV模式和有效的信用增級手段是知識產權證券化的關鍵

SPV作為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核心機制，發起人通過將基礎資產真實出售給SPV在發起人和投資人之間筑起一道“防火墻”。具體說來，SPV的作用有三：一是隔離發起人的破產風險；二是通過不能破產或破產風險較低的SPV持有基礎資產來降低知識產權證券化的風險；三是避免因發起人的信用問題影響證券持有人的利益。近期美國的知識產權證券化時間中多使用特殊目的信托（SPT），主要是因為信托在美國社會的廣泛應用以及其對風險的有效隔離。

信用增級主要是通過保險、劃分證券結構等方式增加證券對投資者的吸引力降低融資成本，信用增級不僅能夠使證券在資產質量、時間頭寸等方面與投資者的需求相匹配，同時也能夠滿足發起人在融資數額、融資成本等方面的需要。上文提到的Zerit案例中就使用了劃分優先/次級證券的方式進行了內部增級。

我國進行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現實需要

知識產權證券化最初的發展來自于知識產權所有人盡快收回研發成本和實現研究收益的需求。發展知識產權證券化對于我國企業尤其是創新型企業的發展有著特別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一）有助于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2009年9月中央發表《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標志著文化產業已經上升到國家的戰略產業高度。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隨著人民幣的升值和人力成本的不斷上升，過去依靠價格和資源進行競爭的方式難以為繼，我國迫切需要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文化產業中的大量企業屬于創新型企業，固定資產較少，無形資產往往占到50%以上，僅僅依靠內源融資難以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上市融資門檻較高，也難以達到銀行的借貸要求，知識產權證券化無疑是解決創新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有效途徑。

（二）有利于促進知識產權的轉化

教育部編寫的《中國高校知識產權報告（2010）》中指出1985年至2010年，作為我國主要科研力量的高校累計專利授權總量150029件，而其中能夠得到轉化的專利不足5%，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知識產權產業化所需要的資金是研發所需資金的10倍，2010年我國擁有科技研發的投入為7062.6億元，從這個角度看我國知識產權的產業化所需資金將超過萬億。知識產權證券化不僅可以解決這一問題，還能夠降低知識產權轉化的后續資金需求，提高知識產權的轉化率。

（三）可以有效降低創新型企業融資過程中的風險

知識產權證券化一方面能夠使知識產權所有者即創新型企業在獲得資金、享有資金的時間價值的同時將風險轉化出去，即通過證券化將創新型企業的風險分散給了購買證券的廣大投資者；另一方面，又通過成立SPV、信用增級等方式降低投資者所承擔的風險。

（四）對創新型企業的影響較小

向銀行借貸或者發行企業債券都會提高創新型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對其企業形象、信用記錄產生影響，而發行股票會對企業的資本結構、控制結構產生影響。知識產權證券化是將知識產權所帶來的收益通過“真實出售”給SPV來發行證券，并不會增加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也不會改變企業的資本結構、控制結構，同時還能夠使企業保有知識產權的所有權。可以說在現有的融資方式中對創新型企業產生的影響是相對較小的一種。

我國知識產權證券化實踐模式選擇

（一）以專利作為主要的基礎資產

作為證券化的基礎，資產池中資產的選擇往往決定了證券化的成敗，因此在選擇的過程中需要特別的謹慎。從資產的權利狀況來看，首先必須是合法和有效地證券化知識產權；其次，如果知識產權受保護的剩余年限必須不少于證券的存續期限；第三，擬證券化的知識產權需要有清楚的權利歸屬；最后，權利存在瑕疵的知識產權會增加現金流的不穩定性，應不予考慮。

科學技術部計劃司2010年7月28日發布的《2009年全國技術市場統計分析報告》顯示，2009年我國成交的技術合同為0.91%，成交額突破3000億元，達到了3039億元，同比增長14%。近年來，我國知識產權交易得到了迅速發展，交易量、交易額也有較高的年增長率，這些都為我國開展知識產權證券化實踐提供了良好基礎。目前我國大量存在的專利技術及其授權有比較成熟的運行機制，中介機構在專利使用權價值評估和風險測量方面也具有豐富的經驗。

（二）信托是適合我國現實的SPV設立形式

發起人通過將基礎資產“真實出售”給SPV，實現自身與基礎資產的破產隔離，因此SPV在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雖然并不承擔實際的管理工作，卻是知識產權證券化過程中的核心。從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證券化實踐來看，SPV主要采取了這樣幾種形式：

1.公司制SPV。公司制SPV被稱作特殊目的公司（SPC），一般只是發起人設立的空殼公司，屬于特別法上的公司，即專門實現資產證券化而設立的公司，其在設立程序、業務規范、組織結構等方面均不同于普通公司。但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對公司制企業發行股票和債券都有較高的注冊資本要求和盈利門檻，這樣的規定無疑增加了創新型企業融資的成本，甚至將大量中小企業拒之門外，因此特殊目的公司并不是適宜我國現實的SPV模式。

2.信托式SPV。信托式SPV被稱為特殊目的信托（SPT），由于信托制度能夠將信托財產的所有權和收益權有效分離并且較好的保持信托財產的獨立性，能夠更好的起到其破產隔離“防火墻”，在美國、日本等國家的知識產權證券化中是使用較多的一種SPV形式。2001年4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以下簡稱《信托法》）為SPT提供了法律依據。為我國知識產權證券化過程中SPT的設立提供了制度基礎。

sp;3.有限合伙制SPV。在英美等國的知識產權證券化過程中還出現過有限合伙制的SPV。有限合伙由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普通合伙人與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有限合伙人組成，前者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后者根據出資額享受權利、承擔義務。在我國，雖然已經出臺了《合伙企業法》，但是考慮到知識產權證券化在我國還屬于摸索階段，發展尚不完善，風險較大，因此該種方式應不在設立SPV形式的考慮之列。

（三）以外部增級為主要的增級方式

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增級方式有內部增級和外部增級兩種方式，內部增級主要是通過將發行的證券劃分不同償付等級。外部信用增級主要通過第三方為知識產權化證券提供金融擔保，增加證券的信用等級，降低融資成本，主要方式包括信用證、擔保和保險。

考慮到我國社會對知識產權價值的認識還有待提高，在內部增級之外，聘請國有金融機構提供擔保和保險是更適合我國國情的選擇。

（四）以政府為主導的模式發展知識產權證券化

知識產權證券化在我國還屬于新生事物，相關的法律、稅收制度、中介機構都還有待建立和完善，因此在起始階段我國適宜采用政府主導型的模式，而不急于將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發展交由市場力量主導。

通過前文的分析不難看出，知識產權證券化對于我國升級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作用。但是目前我國的法律、稅收制度、資本市場等都存在諸多阻礙知識產權證券化發展的因素，我國文化產業的長足發展還需要長時間的改革和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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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第一章 知識產權證券化概述（范文模版）

第一章 知識產權證券化概述

1.1 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概念與起源

1.2 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特點和類型

1.3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功效

1.4知識產權證券化國外發展現狀

1.4.1 美國立法與實踐

1.4.2 歐洲立法與實踐

1.4.3 日本立法與實踐

第一章 知識產權證券化概述

1.1 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概念與起源

知識產權，英文為 Intellectual Property 或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 IP。最先由法國人卡普佐夫在17世紀時提出，而后由比利時法學家皮卡第發展，并得到法學界的認可。

所謂知識產權證券化就是由擁有知識產權資產的所有人作為發起人，以知識產權未來可產生的現金流量（包括預期的知識產權許可費和已簽署許可合同中保證支付的使用費）作為基礎資產，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對其中風險與收益要素進行分離與重組，轉移給一個特設載體機構，由后者據此發行可流通權利憑證進行融資的過程。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是金融資本與知識資本的一種有效結合，是以金融技術為依托，以知識產權的信用為擔保，以證券化為載體的融資方式。相對于傳統的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住房貸款抵押證券化，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的一般的交易結構與傳統的資產證券化類似，其參與主體一般也會包括發起人(原始權益人)、特設載體（SPV）、投資者、受托管理人、服務機構、信用評級機構、信用增強機構、流動性提供機構，一般也是通過信托或特別目的公司的形式建立起證券化的通道，也要運用風險隔離和外部及內部的信用增級方式，來提高證券化產品的市場吸引力。

目前，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的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實踐發展迅速。在美國，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的對象資產已經非常廣泛，從電子游戲、音樂、電影、娛樂、演藝、主題公園等與文化產業關聯的知識產權，到時裝設計的品牌、最新醫藥產品的專利、半導體芯片，甚至專利訴訟的勝訴金，幾乎所有的知識產權都已經成為證券化的對象，資產證券化的金額已經超過15億美元。在亞洲的日本，經濟產業省早在2002年就聲明要對信息技術和生物領域等企業擁有的專利權實行證券化經營，并成功地對光學專利實行了資產證券化。基于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的迅速發展，美國投資銀行界與知識產權界將其作為未來重大的資產證券化項目，就連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也將其作為未來的一個“新趨勢”。

1.2 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特點和類型

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特點：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為高新技術企業提供了一種低成本和低風險的融資方式，主要具有四個特點。

（1）融資成本低。目前我國商業銀行中長期最低貸款年利率為5.76%，企業債券的利息每年約為3.5%-5%，而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的年收益率約為2.3%-4.3%，由此可見，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相對于高新技術企業其它可選的融資方式而言是一種低成本的融資方式。

（2）實施的難度較小。由于高新技術企業大多數是中小企業，因而獲得商業銀行貸款、發行企業債券或上市發行股票的難度都較大，而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是以高新技術企業擁有知識產權的信用為基礎，只要高新技術企業所擁有的知識產權能夠產生穩定的現金流就可以進行證券化，因而高新技術企業實施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的難度相對于其它的融資方式較

小。

（3）不影響企業知識產權的權屬。知識產權證券化一般是以知識產權的收益，即未來可產生的一定的現金流為基礎進行資產證券化，知識產權仍歸高新技術企業所有，因而不會導致高新技術知識產權的喪失。而如果以高新技術企業的知識產權為質押進行商業銀行貸款，一旦高新技術企業無力償還商業銀行貸款，企業的知識產權就將會被拍賣。

（4）融資風險小。商業銀行貸款和發行企業債券將會使高新技術企業負債，而發行股票將會影響原企業股東對企業的管理權和控制權，而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如果實現了“真實銷售”，將既不構成企業的負債，也不會影響原企業股東對企業的管理權和控制權。

知識產權證券化的類型：資產證券化作為一新興的金融工具，目前不僅基礎品種繁多，而且還衍生出不少派生品種。國內外學者往往按不同的標準將其劃分為不同的類型進行研究。根據資產證券化基礎產品不同，可將資產證券化分為現金資產證券化、實體資產證券化、信貸資產證券化和證券資產證券化四種。根據基礎資產的不同，可將資產證券化分為不動產證券化、金融資產證券化和知識產權證券化。還有學者按基礎資產性質是否為實體將證券化分為實體資產證券化含不動產與動產與非實體資產證券化含金融資產、知識產權資產等。按照基礎資產的法律性質不同，還可以將資產證券化分為債權證券化、物權證券化與知識產權證券化。

1.3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功效

（1）促進高新技術轉化，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在傳統融資方式下，資金供給者在決定是否投資或提供貸款時，依據的是資金需求者的整體資信能力，信用基礎是資金需求者的全部資產，較少關注它是否擁有某些特質資產。只有當資金需求者全部資產的總體質量達到一定的標準，才能獲得貸款、發行債券或股票。否則，則不能使用這些融資方式。我國很多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實際情況就是自身擁有大量的專利等知識產權，但由于其自身風險性高，整體資信能力較低且缺少實物資產，所以難以通過傳統融資方式籌集到發展所需的資金，嚴重制約了其將高新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目前，國內高新技術知識產權轉化率不到1O%。傳統融資方式的局限性是導致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知識產權證券化是一種資產收入導向型的融資方式，其信用基礎是知識產權而非企業的全部資產。資金供給者在考慮是否購買ABS時，主要依據的是知識產權的預期現金流入的可靠性和穩定性，以及交易結構的嚴謹性和有效性，資金需求者自身整體資信能力和全部資產的總體質量則被放在了相對次要的地位。知識產權證券化突破了傳統融資方式的限制，破解了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為科技型中小企業將高新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手段，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的成功率，有助于加快我國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進程，進而提高企業現有知識產權的收益。有了資金的支持和豐厚收益的激勵，企業就有動力在原有知識產權的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和開發，繼續新的發明創造。使技術創造活動走向一種良性循環，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科技進步。另外，與轉讓知識產權的所有權來獲得資金相比，知識產權證券化只是使企業放棄未來一段時問內知識產權的許可使用收費權，并不會導致其喪失所有權。這樣可以更好地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2）充分發揮知識產權的杠桿融資作用

同樣是基于知識產權融資，但與傳統的知識產權擔保貸款相比，知識產權證券化能充分發揮知識產權的杠桿融資作用。一方面，知識產權證券化的融資額高于知識產權擔保貸款額。從國際銀行業的實踐看，在傳統的知識產權擔保貸款中，知識產權的貸款與價值比一般低于65%，而知識產權證券化的融資額能達到其價值的75%。另一方面，通過知識產權證券化所發行的ABS的票面利率通常能比向銀行等金融機構支付的知識產權擔保貸款利率低22%～30%，大大降低了融資成本，提高了實際可用資金的數額。所以，知識產權證券化能充分發

揮知識產權的杠桿融資作用，最大限度地挖掘知識產權的經濟價值，使知識產權所有者獲得更多的資金。

（3）降低綜合融資成本

知識產權證券化為科技型中小企業開辟了一條廉價的直接融資途徑。

第一，知識產權證券化完善的交易結構、信用增級技術和以知識產權這種優質資產作為ABS本息的償還基礎，使ABS能獲得高于發起人的信用等級，達到較高的信用等級，投資風險相應降低。SPV就不必采用折價銷售或提高利率等方式招徠投資者。一般情況下，ABS的利率比發起人發行類似證券的利率低得多。

第二，發行ABS雖然需要支付多項費用，但當基礎資產達到一定規模時，各項費用占交易總額的比例很低。國外資料表明，資產證券化交易的中介體系收取的總費用率比其他融資方式的費用率至少低0.5個百分點，提高了實際可用資金的數額。最后，發起人還可以利用該資金償還原有的債務，降低資產負債率，提高自身的信用等級，為今后的低成本負債融資奠定良好的資信基礎。

（4）分散知識產權所有者的風險

在知識經濟時代，一項知識產權在未來給所有者創造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但同時這種收益所隱藏的風險也是巨大的。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知識產權消費者消費偏好的改變，以及侵權行為等外部因素，都可能使現在預期經濟效益很好的某項知識產權的價值在一夜之間暴跌，甚至變得一文不值。知識產權的所有者面臨著喪失未來許可使用費收入的風險。知識產權證券化則能將這種由知識產權的所有者獨自承受的風險分散給眾多購買ABS的投資者，并且使知識產權未來許可使用費提前變現，讓知識產權的所有者迅速地獲得一筆固定的收益，獲得資金時間價值，而不用長時間地等待許可使用費慢慢地實現。

另外，知識產權證券化作為一種債權融資方式，在為企業籌集到資金的同時，企業的所有者仍然可以保持對企業的控制權，從而保護企業創辦人的利益。

1.4 知識產權證券化國外發展現狀

1.4.1 美國立法與實踐

美國智財權證券化起步甚早，但真正奠定基礎則始自1997年，即世界上首例知識產權證券化案例：鮑伊債券(Bowie Bond)。交易金額從3.8億美元，至2000年的11.3億美元，其間總交易金額達20.4億美元。發行金額規模以電影產業最高，其次為音樂產業(但案件數最多)，這是由于電影產業有龐大的資金需求，且電影作品代表大量、可預測、可清楚定義、相對穩定的歷史現金流量，而電影產業結構通常由少數賣座影片來對其他影片提供資金，藉各種投資組合來緩和收益的變量，因此適合發行證券化商品來籌募更多資金：

電影是美國進行智慧財產權證券化最多的產業，總金額達48億美元。這樣的成績歸因于美國電影工業發展甚久，現金流量和收益來源的信息完整，且保險公司也愿意提供拍片完工保證(Completion Guaranty)，在相關配套設計完整下成為最適合證券化之產業。

在專利權證券化方面，美國目前僅有二件案例，投資銀行甚至認為專利權的訴訟風險顯然較音樂高，因此較不適合證券化，但專利權潛在的收益與價值仍不容忽視。美國第一件專利權證券化案件為BioPharma Royalty Trust(簡稱BRT)，是2000年8月由美國耶魯大學將其研發出之抗艾滋病病毒之分子科技專利授權給Bristol-Myers Squibb公司，并將授權金證券化，透過私募出售后獲得1億美元資金。

在美國的商標權證券化方面，主要是服裝時尚產業，其次是加盟金證券化。最早的案例是1993年知名服裝時尚品牌Calvin Klein將其香水商品與商標權利金，委由花旗銀行規劃發行金額為5,800萬美元的證券化案例。

1.4.2 歐洲立法與實踐

歐洲的知識產權證券化發展的并不迅速，但非常有特色的是，歐洲的知識產權證券化案例中

有很多是球賽門票、球隊贊助費、比賽的電視轉播權等與體育產業有關的知識產權。

1.4.3 日本立法與實踐

日本發展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的背景，在于國際競爭下各企業對于尖端技術研發的必要性，使相關智財融資的要求提高。特別是日本創投業者對投資高科技公司相當積極，因此迫切需要證券化等新興融資管道。2000年5月日本制定「資產流動化法」，成為日本智財權證券化的法源依據，也開始帶動日本音樂、電影、游戲產業的證券化風潮。

其實日本的音樂產業并未出現類似美國音樂證券化的案件，倒是發展出頗具特色的「音樂基金」，雖名為基金，其法律關系基礎卻是商法中「隱名合伙契約」的關系，適合一般投資人參與認購。這種小規模音樂基金的期間較短，通常為一年，每筆投資金額不高(約日幣1~5萬元)，但投資人可以享有免費參加音樂會、試聽、印制姓名于專輯上的特別優惠。不過其隱名合伙的法律特性也帶來一些問題，關于信息公開、經營者資格、主管機關監督這些層面，無法如一般有價證券受到嚴格的管制，難免引起疑慮與爭議。

至于電影證券化方面，日本已經累積相當多發行案例，例如三井住友銀行(2002)、瑞穗銀行(2002)、日本數位內容公司(2003.12)等。計算機游戲軟件也是另一個重要的證券化產業，如2000年12月Konami與瑞穗證券共同發行的「純愛手札」游戲投資信托基金，規模高達7.8億日幣，為當時相當轟動的例子。其他值得參考的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的實例還包括： 2003年4月JDC公司為Sakaru公司發行之音響設備專利證券化，規模2億日幣；1997年東京迪斯尼以游樂園未來收益為擔保發行規模6億日幣的債券。

第三篇：中國知識產權現狀

中國知識產權現狀

一是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建設穩步推進。完成《商標法》修改工作，新修改的《商標法》將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完成《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等行政法規修改工作。加緊推進《專利法》、《著作權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商標法實施條例》、《專利代理條例》等法律法規修改及《職務發明條例草案》的起草工作。出臺了《政府機關使用正版軟件管理辦法》，起草了《林業植物新品種保護行政執法管理辦法》等規章。

二是知識產權數量持續快速增長。全年受理三種專利申請237.7萬件，授權131.3萬件，其中發明專利申請受理量達82.5萬件，占三種專利總量比例五年來首次超過三分之一，同比增長26.3%。我國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首次超過2萬件，占全球申請總量的比重首次超過10%，在《專利合作條約》體系中躋身至第三位。每萬人口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由2012年的3.23件增長到4.02件,提前完成“十二五”規劃目標。全年共受理商標注冊申請188.15萬件，同比增長14.15%，連續12年居世界首位，商標有效注冊量為723.79萬件，繼續保持世界第一。作品登記量84.5萬件，同比增長22.89%，提前完成“十二五”規劃目標，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記量16.4萬件，同比增長18.04%，雙雙達到歷史新高。農業植物新品種全年申請量達1333件，林業植物新品種申請量累計突破1200件。在知識產權數量快速提升的同時，各有關部門更加注重質量導向。

三是知識產權行政執法和司法保護進一步加強。政府軟件正版化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截至2013年底，所有地市級和縣級政府完成軟件正版化檢查整改任務。年內，多部門加強配合，開展了打擊網絡侵權盜版專項治理“劍網行動”、知識產權執法維權“護航”行動、打擊“傍名牌”專項執法行動等，取得明顯成效。

2013年，全國地方法院共新收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88583件，新收一審知識產權行政案件2886件；共審結一審知識產權案件10萬件。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涉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3272件5081人，提起公訴4975件8232人。全國公安機關破獲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犯罪案件5.9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5.3萬名，涉案價值406億元。全國海關共扣留侵權貨物1.9萬批，涉及貨物6000余萬件，新核準知識產權海關備案4932件。全國專利行政執法辦案總量16227件，同比增長79.8%，其中專利糾紛辦案量5056件，同比增長101.5%。全國工商系統共立案查處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案件83141件，涉案金額11.2億元。依法向司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477件、涉案金額2.8億元。全國版權系統立案查處侵權盜版案件3567件。

四是知識產權運用管理水平逐步提升。據2013年版權局公布數據表明，2010年版權相關產業對國民經濟貢獻率達到6.57%，按照國際慣例，一個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以上就可以稱為支柱產業。年內，全國29個地方開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試點、投融資服務試點工作，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規模不斷擴大，專利、商標、版權全年分別實現質押融資254億元、401.8億元、31.73億元，總額同比增長79.46％。全年有530家企業投保專利責任保險，涉及專利1855件，保障金額達6438萬元。

2013年，知識產權局啟動了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標準的推行工作，全國累計約1800家企業參與貫標；教育部建立7家國家技術轉移中心，推動高校技術轉移工作；版權局批準建立國家海峽版權交易中心和青島國際版權交易中心；農業部推進的國家（楊凌）旱區植物品種權交易中心掛牌運營，建立國家種業科技成果產權展示交易平臺；林業局加大林業植物新品種轉化應用力度，近20個授權新品種得到轉化應用，建立木地板、竹材加工等3個知識產權聯盟。

五是知識產權對外交流合作不斷深入。2013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設立中國辦事處事宜取得重要進展。全年我國共簽署知識產權各類有關協議51份。簽署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通過的《馬拉喀什條約》。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簽署《關于發展基礎設施服務以支持專利審查工作共享的合作協議》，實現了云專利審查實驗系統(CPES)和WIPO管理的檢索與審查集中式接入(CASE)系統的互聯;與16個國外知識產權機構簽署“專利審查高速路”試點合作協議；首次召開金磚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會議，制定了金磚國家知識產權局合作路線圖;參加中日韓美歐商標五方會談；成功舉辦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POV)測試及分子技術會議;與美國海關聯合開展為期一個月的知識產權執法行動，共查扣輸美假冒消費類電子產品千余批，涉及貨物逾10萬件。

第四篇：票據資產證券化產品模式的法律分析

一、票據資產證券化業務中入池資產的選擇

在票據資產證券化業務中，基礎資產的選擇尤為重要，直接影響著以票據資產開展資產證券化的業務模式及路徑選擇。由于“票據資產”并非法律概念，實踐中，以票據資產作為基礎資產發起設立資產支持專項計劃（以下簡稱“專項計劃”），在基礎資產的選擇上，可能存在以下幾種路徑：

（一）業務模式一：以票據或票據權利入池的法律可行性分析

以票據或票據權利作為基礎資產發起設立專項計劃的，原始權益人須將其持有的票據或票據權利真實轉讓給專項計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以下簡稱“《票據法》”）的規定，票據行為的要式性，包括“票據出票人制作票據，應當按照法定條件在票據上簽章，并按照所記載的事項承擔票據責任”、“持票人行使票據權利，應當按照法定程序中票據上簽章，并出示票據”、“其他票據債務人在票據上簽章的，按照票據所記載的事項承擔票據責任”等。由于票據行為具有要式性，票據行為須依照法定方式進行才能產生相應的法律效力，因此，為實現“真實銷售”的目的，原始權益人應當將票據背書轉讓給計劃管理人（代表專項計劃）。

以票據或票據權利作為票據資產證券化業務的基礎資產，至少可能存在以下法律問題：

1、票據背書的不規范情形

根據《票據法》第十條的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守誠實信用的原則，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據此，原始權益人將票據背書轉讓給專項計劃，由于缺乏真實的交易背景和債權債務關系，可能在背書轉讓環節存在不規范的情形。雖然《票據法》第十條屬管理性規定，但以票據或票據權利直接作為基礎資產，在《票據法》上存在一定的法律瑕疵，因此交易所對直接以票據或票據權利作為基礎資產較為謹慎。

2、專項計劃受讓票據的合法合規性

根據《商業匯票承兌、貼現與再貼現管理暫行辦法》（銀發[1997]216號）第二條第二款的規定，“本辦法所稱貼現系指商業匯票的持票人在匯票到期日前，為了取得資金貼付一定利息將票據權利轉讓給金融機構的票據行為，是金融機構向持票人融通資金的一種方式。”據此，直接“買票”的行為屬金融機構向持票人提供資金融通的票據貼現業務。

根據《非法進入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2011修訂）》第三條的規定，“本辦法所稱非法金融機構，是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擅自設立從事或者主要從事??票據貼現??等金融業務活動的機構。”因此，在未取得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的票據貼現業務資質的情況下，專項計劃直接受讓原始權益人持有的票據權利并向原始權益人提供融通資金的行為，可能存在較大的合規風險。

在該等業務模式下，原始權益人直接將票據背書轉讓給專項計劃發行資產支持證券的交易安排，交易所持較為謹慎的態度。因此，以票據或票據權利作為基礎資產發行資產支持證券，可能無法取得交易所出具的無異議函。

（二）業務模式二：以應收賬款入池的法律可行性分析

在票據資產證券化業務中，若以應收賬款作為基礎資產，市場上較為常見的是與保理業務相結合的操作方式，基本業務模式如下：（1）買賣雙方簽署基礎交易合同并形成基礎交易關系，賣方向買方交付貨物或提供服務，由此形成了賣方對買方享有的應收賬款；（2）買方向賣方開具銀行承兌匯票或商業承兌匯票（以下簡稱“標的票據”）；（3）賣方與保理公司簽署應收賬款轉讓合同，同時將標的票據背書轉讓給保理公司。保理公司作為原始權益人將受讓的應收賬款作為基礎資產轉讓給專項計劃，并將標的票據質押給專項計劃。在該等業務模式下，賣方通過保理公司這一“通道”，間接將其持有的標的票據開展資產證券化，從而獲得融資。

以應收賬款作為票據資產證券化業務的基礎資產，至少需要考慮以下法律問題：

1、關于應收賬款是否真實存在 根據《證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盡職調查工作指引》（以下簡稱“《盡調調查工作指引》”）第十三條、十四條和十五條的規定，對于資產證券化業務中基礎資產的盡職調查包括對基礎資產的法律權屬、轉讓的合法性的調查，即基礎資產形成和存續的真實性和合法性、基礎資產是否存在法定或約定禁止或者不得轉讓的情形等。因此，若以應收賬款作為基礎資產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則基礎資產在法律上應當真實、合法存在。

然而，標的票據開立后，應收賬款是否仍然繼續真實存在？

根據《支付結算辦法》第三條的規定，“票據可以作為支付結算方式進行貨幣給付和資金清算。”《支付結算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必須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

在業務模式二中，買賣雙方簽署買賣合同建立基礎交易關系，買方向賣方開具標的票據作為付款方式，賣方取得標的票據的行為符合《支付結算辦法》的規定，即賣方系基于買賣合同的基礎交易關系取得標的票據。因此，標的票據的簽發符合《票據法》和《支付結算辦法》的相關規定，可以作為支付結算方式進行貨幣給付和資金清算。

從目前已有的司法判例（“宿遷市華能貿易有限公司訴濟寧安泰礦山設備制造有限公司等票據追索權糾紛案”，(2013)宿中商終字第0244號））來看，法院認為，票據不僅具有替代貨幣進行支付的功能，而且還具有流通功能和融資功能等，票據制度的價值在于促進票據流通、保障交易安全；受讓人合法取得票據權利后，其與交易對方之間的基礎關系即已結算完畢，此時若允許持票人再依據基礎法律關系向前手主張民事權利，將使已經穩定的民事法律關系重新陷于不穩定狀態，而且也使票據的流通性大為減損，背離了設定票據制度的宗旨。因此，司法觀點認為，票據開立后，交易雙方之間的基礎交易關系即已結算完畢，此時賣方對買方享有的應收賬款由于票據的開立而結算完畢。

此外，由于票據無因性，票據行為與作為其發生前提的基礎交易關系相分離，票據關系一旦合法成立，即獨立于基礎交易關系。若標的票據開立后，因其他原因導致標的票據未能得到承兌，賣方應當基于票據關系而非基礎交易關系向法院提起訴訟。因此，在業務模式二項下，保理公司受讓的應收賬款可能存在被法院認定為在買方開具標的票據并將賣方作為被背書人時即告消滅的可能性。

2、關于保理公司取得標的票據的合法性

《票據法》第十條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在業務模式二中，如法院認為應收賬款在買方向賣方開具標的票據并將賣方作為被背書人時即告消滅，由于基礎交易關系已經轉化為票據關系，則賣方無法通過應收賬款轉讓合同將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公司。在此情形，賣方（作為持票人）通過將標的票據背書轉讓給保理公司、保理公司作為被背書人取得票據的行為缺乏基礎交易關系。

雖然根據已有的司法判例（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風神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與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河北寶碩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擔保合同糾紛案”，(2007)民二終字第36號），雖然缺乏基礎交易關系的票據轉讓并不必然導致票據行為的無效，但在缺乏基礎交易關系的前提下，保理公司通過背書受讓標的票據，該等業務可能被監管機關認定為票據貼現業務，進而需取得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的票據貼現資質。因此，在業務模式二中，保理公司取得標的票據的交易安排，可能存在較大的合規風險。

綜上，在業務模式二項下，由于應收賬款因標的票據的開立而消滅，以應收賬款作為基礎資產并以票據作為質押的交易安排，可能較難獲得包括管理部門在內的各方認可。

二、票據收益權資產證券化的模式初探

結合前文分析，以票據、票據權利或票據項下對應的應收賬款作為基礎資產發行資產支持證券的路徑，在法律上存在較大的障礙，實踐中也因難以獲得各方的認可而存在操作難度。基于上述背景，適時提出以票據收益權作為入池資產開展票據資產證券化業務，在當下則具有較大的實踐意義。

（一）票據收益權資產證券化的業務模式

原始權益人將其持有的票據對應的收益權（以下簡稱“票據收益權”）作為基礎資產委托計劃管理人發起設立專項計劃，并通過證券交易所發行資產支持證券。原始權益人接受專項計劃的委托，作為資產服務機構，對基礎資產進行管理，并歸集、轉付基礎資產產生的現金流。為確保原始權益人按時足額轉付票據產生的任何收益，原始權益人以其持有的票據為專項計劃提供質押擔保。

交易結構如下圖所示：

（二）票據收益權資產證券化的合規性分析

1、關于票據收益權的界定

有觀點認為，收益權并非法律規定的物權或債權。收益權僅是物權的一項權能，而債權不存在收益權，因此，票據收益權能否作為基礎資產入池，存在一定的法律疑問。

實際上，在票據收益權資產證券化項目中，票據收益權是指票據收益權轉讓方（以下簡稱“轉讓方”）與票據收益權受讓方（以下簡稱“受讓方”）之間通過合同約定而產生的、轉讓方作為持票人在票據項下行使票據權利所取得的全部現金收入（以下簡稱“票據收益”）的轉付義務，系基于票據權利而派生出的新的債權債務關系，該債權債務關系的轉讓標的并非票據權利本身，而是票據收益的轉付義務。在該等債權債務關系項下，轉讓方為債務人，受讓方為債權人，轉讓方負有按照合同約定將其持有的票據權利項下實際產生的現金流入轉付給受讓方的義務。據此，票據收益權系新設債權，并非資產所有權中四項權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中分離出來的一項權能，票據收益權的創設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

2、關于收益權的法律風險

還有觀點認為，以票據權利作為基礎權利創設票據收益權，并且通過簽署票據收益權轉讓協議，可能會被認定為“名為買賣、實為借貸”。一旦被認定為“借貸關系”，由于最高院目前僅允許有正常生產經營情況下的企業之前借貸，則可能導致買賣合同無效，專項計劃僅能獲得普通貸款利息，而由于專項計劃并不具備受讓貸款的資質，因此存在法律風險。

對于票據收益權轉讓是否存在被認定為“名為買賣、實為借貸”的問題，結合前文分析，在票據收益權轉讓的債權債務關系項下，轉讓方為債務人，受讓方為債權人，轉讓方負有按照合同約定將其持有的票據權利項下實際產生的現金流入轉付給受讓方的義務。雙方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系通過票據收益權轉讓合同的約定形成。由于轉讓方和受讓方系按照票據權利項下實際產生的現金流入進行結算和支付，受讓方不享有收取固定回報的權利，轉讓方也不負有向受讓方“保底保收益”的義務，票據資產收益權的相關風險由受讓方承擔，據此，票據收益權轉讓構成以票據為基礎的金融合約，不屬于“名為買賣、實為借貸”。

綜上，通過合同方式界定票據收益權，并將票據進行質押背書，確保原始權益人在收益權項下的轉付義務得以實現，并不違反現行法律法規規定。

（三）票據收益權資產證券化的操作要點 由于收益權并非法律固有概念，而其本質位債權，債權可因當事人合意而設，因此通過合同約定的方式界定收益權，既與法理相合，又不悖法律和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自應有效。

與上不同，如將收益權定義為所有權的一項權能，則不符合設立收益權的本意，也無法實現票據收益權證券化的目的，且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風險。結合已有的實務操作經驗，我們認為，若以票據收益權入池，應當在基礎資產交易合同中對收益權進行明確界定，將收益權通過概括定義和范圍列舉，明確其內涵和外延，不妨定義如下：

標的票據收益權指標的票據收益權持有人與標的票據持有人因合同約定而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該等債權債務關系項下，標的票據持有人為債務人，標的票據收益權持有人為債權人。標的票據持有人負有按標的票據產生的下列收入金額與標的票據收益權持有人進行結算的義務：

（1）標的票據在包括票據由持票人提示付款在內的任何情形下所產生的任何資金流入收益；

（2）標的票據經貼現或其他處置/出售所產生的資金流入收益；（3）標的票據項下擔保（如有）所產生的資金流入收益；

（4）標的票據被拒付后對背書人、出票人以及票據資產的其他債務人（如有）行使追索權后取得相關票款權利及相關資金流入收益；

（5）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標的票據所衍生的全部權益在任何情形下的賣出/處置產生的資金流入收益；

（6）經本合同雙方同意的其他任何收入。

標的票據持有人應在約定的期限按上述收入的金額與標的票據收益權持有人進行結算與支付。標的票據持有人按上述收入的金額與標的票據收益權持有人進行結算支付后，標的票據收益權即消滅。

第五篇：知識產權引領中國未來

知識產權引領中國未來

一個民族的振興，在于自主創新；一個國家的強盛，在于創造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幫

助我們引導創新，并給予創新源源不斷的力量。知識產權也因此成為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知識產權制度作為一種現代產權制度，它的本質是通過產權激勵，給“天才之火添加

利益之油”，使全社會創新活力迸發，創新成果涌流。專利制度激勵瓦特最終制造成功蒸汽機，從而催生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同樣是專利制度激勵發明天才愛迪生，催生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這些事實證明，知識產權制度作為技術創新的激勵與保障，為大量發明創造的涌現和科技的迅猛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是發達國家崛起的關鍵因素。早在1912年，德國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就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資本和勞動力，而是創新，其中創新的關鍵就是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傳播、使用。一百年來的滄桑巨變，不僅證明了熊彼特的論斷，也讓我們清晰地看到，無論是一個國家、一個企業，還是個人，其對于知識、對于創新的尊崇和追求往往決定自身的命運。比爾·蓋茨取代石油大王、鋼鐵大王、汽車大王，連續10多年穩居世界首富，蘋果成為市值第一的公司，都是很好的證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用二十多年的時間建立起發達國家用一百年時間才完善的知識產

權制度，該制度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公眾的知識產權工作還有待加強。清華大學的一項調查表明，我國公眾的知識產權素養中等偏低，許多企業的知識產權意識和能力亟待提高。一方面，外國企業的知識產權圍堵限制

了國內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許多國內企業的核心知識產權缺乏，痛失了發展的良機。“三流企業賣苦力，二流企業賣產品，一流企業賣專利”。企業是最活躍的市場主體，也是創造和運用知識產權的主體。企業的知識產權意識和創造、運用能力不僅決定自身的生死存亡，也影響到國家的競爭實力。人們高興地看到，2008年華為公司提交的國際專利申請超過日本松下公司，躍居世界第一，帶動我國國際專利申請躍居世界第六，不僅為我國贏得榮譽，也使國內企業增強了信心。

隨著社會對知識產權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大家越來越認為知識資源、智力資源，包括

知識產權已經成為社會經濟活動中的重要財富，需要更多的關注它，需要更好地尊重和保護它。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溫總理把知識產權戰略和科教興國、人才強國作為三大戰略并列提出，我認為這是具有非常深刻的含義。知識產權已經成為國家的核心戰略資源，關系到國家未來的長遠發展。為此，國務院頒布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提出知識產權戰略是國家的重要發展戰略。在“兩會”上，溫總理又進一步把它和科教興國、人才強國并列提出，知識產權戰略和另外兩個戰略一樣，都是為了實現我們創新型國家的奮斗目標和小康社會所必需的國家戰略。

至于深層次原因，我想，知識產權對于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以及未來的知識經濟將會發

揮重要作用。現在看來，有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體確實走在了前列，邁進了知識經濟，和知識經濟相關的知識產權制度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是核心作用。很多國家把它的核心競爭力就放在知識產權上。用溫總理的一句名言：世界未來的競爭就是知識產權的競爭。其背景就是知識產權實際上確實關系到國家長遠的、戰略的、深層次的發展問題。

世界經濟的發展提醒我們，僅僅擁有明亮的廠房和雄厚的資金還遠遠不夠，只有掌

握了自主知識產權，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把握自己的命運，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