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工作與慈善事業(修改版)

社會工作與慈善事業

周望高 王澤淮?

【摘 要】

慈善事業與社會工作是緊密相連的，就其在西方緣起而言，社會工作是衍生于慈善事業的，只是后來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各自的領域和發展的特點。我國慈善社會工作的發展經歷了建國初期的調整和改造時期，1954年后的衰熄和停滯時期、1981之后的恢復和發展時期。在發展過程中整體體現出慈善事業逐步獲得政府的認同和公眾的關注等特點，目前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還存在慈善事業承載主體異位等主要問題，已經體現出非政府化等態勢，只有在建立健全慈善法律體系等幾個方面采取積極舉措才能推動我國慈善事業獲得迅速發展，進而有力的動員社會資源，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關鍵詞】

社會工作

慈善事業

和諧社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但是往往是經濟飛速發展、社會迅速轉型的時期也是各種新的社會矛盾迅速涌現的時期，當今的中國迫切需要慈善事業和社會工作來解決一些現實存在的社會問題。但是我國當前的慈善事業“不是一般的落后而是非常的落后”（中華慈善總會會長范寶俊語），社會工作也剛剛起步，其和慈善事業的結合以及對慈善事業的推動作用也非常有限。如何充分發揮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推進我國慈善事業的迅速發展，進而更好的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無疑是非常具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筆者擬就此問題作如下粗淺的探討。

一 慈善事業、社會工作及兩者的關系

慈善事業（charity）是指眾多的社會成員建立在志愿基礎上所從事的一種無償的、對不幸無助人群的救助行為。它通過合法的社會中介組織，以社會捐獻的方式，按特定的需要，把可匯聚的財富集中起來，再通過合法途徑，用于無力自行擺脫危難的受助者。1

?周望高，碩士，講師，長沙民政學院干部培訓中心，主要從事社會史、民政史和慈善事業的研究與教學，研究方向為社會史、慈善事業。

王澤淮，學士，副教授，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社會工作系，研究方向：社區社會工作。

周秋光：《中國慈善簡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3頁。1 周秋光：《中國慈善簡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3頁。社會工作是以助人為宗旨、運用各種專業知識、技能和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的專門職業，是確保現代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制度。它的使命是為協助有需要的人士及致力處理社會問題。

從社會工作和慈善事業的定義可以看出兩者具有密切的關系，其具體體現在：

(一)現代意義的社會工作實際上是衍生于慈善事業

慈善思想和慈善事業可以追溯到中西方古代社會，具有悠久的歷史。具有近代意義社會工作意義的慈善事業，是源于20世紀20年代以前，這正是社會工作問世前的醞釀時期。這個時期西方社會的工業化和都市化都獲得了急速的發展，在英國被稱為“維多利亞盛世”。但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西方社會劇烈的貧富分化，失業和貧困等社會問題導致社會矛盾的迅速加劇，造成了社會的不安定。針對當時存在的社會問題，英國政府繼1601年頒布《濟貧法》（Poor Law）之后，在1832年又出臺了《新濟貧法》（The New Poor Law）。許多國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仿效了英國政府介入和干預濟貧的做法。但政府的介入和干預并沒能有效的解決當時存在的社會問題。在這種背景下，歐美先后出現了以有效﹑合理地調配社會資源來幫助城市貧民為目標的新一代慈善組織，如城市慈善組織協會（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等。他們設立了專事管理與聯絡的中央機構，自上而下有計劃、有組織地幫助需要援助的窮人。

早在1893年，美國水牛城的慈善組織協會就對機構工作人員適應工作的能力提出質疑，認為應考慮以往由牧師承擔慈善會社的工作是否適合，有必要找接受過特殊訓練的人來承擔“助人”的工作，并以此工作為職業。1898年，慈善組織協會為慈善工作者開辦了一個六周的暑期訓練班；1912年波士頓社會工作學院開設社會工作課程；1919年，“美國專業社會工作訓練學校協會”成立；1921年，波士頓社會工作學院開設了醫療社會工作課程。在這種背景下，理士滿（Richmond）在1917年出版了她的《社會診斷》一書，這本書被后人公認為是第一本對社會工作系統論述的專著，標志著現代社會工作的發端。

二戰后，西方社會與經濟空前發展。然而都市化、工業化等社會變遷導致社會中的貧富差距的加劇，戰后軍人的安置問題，黑人暴動等新生的社會問題與社會發展形成互相沖突的矛盾。從20世紀50年代起，西方國家紛紛頒布了一系列解決此類社會問題等旨在全盤改進福利制度的“新探求”（New Research）社會政策。社會政策的改變產生了對于社會工作的大量的需求。政府的衛生機構、醫療機構和家庭，矯治機構和學校、社區開始引入團體工作者。20世紀90年代起，整個世界的發展日趨全球化。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不僅是多元，而且更加尖銳和復雜化。社會工作的發展為順應社會環境與社會政策的變化，必須作出相應的調整，從而進一步技術化和程序化。同時，為獲得社會認可，社會工作專業人員的注冊制度普遍發展起來。

(二)兩者有相近的價值理念，共同的救助目標和相同的社會功用

慈善事業和社會工作都具有利他性，兩者的救助對象主要是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群，為殘疾人、鰥寡孤獨者、處境困難者等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服務和幫助；兩者共同的扶危濟困功能使兩者都具有穩定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公正的作用。

當然兩者也是有著明顯區別的，首先是兩者的基本觀念是不同的，雖然兩者的價值基礎都是利他主義，但是慈善事業是基于人道和同情的角度去開展工作，而社會工作則更注重于受助者的權利和救助者的義務；其次是兩者的工作方法是不同的，慈善事業主要是募捐和救濟，而社會工作有自身的一套科學的方法和嚴謹的程序，因此社會工作相較于慈善事業單一的恢復功能之外還有預防和發展功能。

從西方社會工作發展歷程可以看出，西方社會工作與善事業之間有很多相同之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西方社會工作是衍生于西方慈善事業的，但是經過多年的發展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重點，在現實中如果我們尋找它們的結合點，讓其優勢互補，為解決社會問題更具效率。2

二 我國的慈善事業與社會工作

我國是一個慈善傳統非常悠久和慈善思想非常豐富的國家，但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直沒有孕育出現代意義的社會工作，我國在歷史上是長期缺乏專業社會工作的。一直到20世紀20-30年代，一些傳教士在我國開辦社會服務，在一些大學講授社會學及社會服務等課程并開展社會服務實踐等活動，現代意義的社會工作開始出現。而嚴格意義上我國社會工作發端的標志應當是1925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改稱“社會學與社會服務系”。此時該系分設理論社會學與應用 2 劉念：《從專業社會工作角度看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社會工作》，2008年第2期。社會學兩個學科，注重培訓社會服務專業人材。

自晚清以來，天災人禍不斷，內憂外患頻仍，人民最需要慈善的時候卻成了最缺乏慈善的時候。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形成了一種“強國家——弱社會”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國家直接面對民眾，中間緩沖層面缺失，社會自治和自發組織能力受到剝奪和抑制，民間的社會公益團體的生存空間受到很大程度的壓縮而萎縮。1954年后，在極“左”思潮和路線的左右下，“慈善”更被視為舊的思想和事物而棄置，慈善事業走向停滯和衰熄。七十年代末，中國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路線的指引下，相繼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改革，這使民間組織的發展獲得了生存空間，也為民間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因社會事物的日趨紛繁復雜，政府和社會之間需要溝通中介，政府也有意識地培育了許多官方非營利組織；以“小政府、大社會”為標志的社會改革使得社會從政府手中接管了許多社會管理和協調職責。1987年，民政部也確立了社會工作的合法地位，在這種新的社會環境下，社會慈善事業重新得到了生長和發育的空間和土壤。50多年來，中國大陸的慈善事業伴隨著中國社會的滄桑巨變，先后經歷了1949—1954年的調整與改造時期、1954—1981年的衰熄和停滯時期、1981年以后的恢復與發展時期。3

（一）慈善事業及社會工作的調整與改造時期

1949 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由于遭受長年戰爭和頻繁自然災害的破壞，當時的中國社會已是千瘡百孔。而此時，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尚面臨著完成民主革命時期遺留下來的艱巨歷史任務，必須進一步建立和鞏固在全國的統治地位。為盡快在舊的廢墟上建立一個嶄新的中國，黨和政府為迅速恢復經濟秩序，發展文化、教育、衛生等各項事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鑒于當時特殊的國內外環境，政府對慈善事業既沒有下大力去恢復和重建，也沒有明令予以取締。這種不冷不熱的態度，直到1950年春夏之際一些城鄉地區出現饑荒問題時，才有所改變。其時，為了新生的政權不致發生意外不測，政府對饑荒給予了相當的重視，并采取了一些應對措施。至此，新中國對待慈善事業的方針、政策漸趨明朗：一方面是接收、改造舊社會留存下來的各種慈善機構；另一方面則是新建一批社會福利救濟機構和設施。同時，還通過剛成立的政府機關部門對失業 3 此分期參照周秋光：《中國慈善簡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工人、災民進行了一定的慈善救濟，幫助其恢復和發展生產。

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全國各地有著為數眾多的慈善團體與機構，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原國民政府在各省、縣舉辦的省城救濟院和縣救濟院以及其他慈善堂。第二類是地方紳衿興辦的帶有封建地域性的各類善堂善會，如全節堂、施棺會等。第三類就是接受外國津貼的慈善機構，這主要是一些教會醫院及育嬰堂等。解放之后，這些慈善機構，或因無人主理，或因善款匱竭，實際上已處于癱瘓或解散的狀態，即使少數尚幸存或仍在開展慈善活動的慈善機構，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波及與影響，基本處于半癱瘓狀態。對于上述各類慈善機構，政府從1950年4月起開始分別對之進行接收、改造和調整。1950年4月24日，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26日，時任政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法委員會主任的董必武在大會上作了《新中國的救濟福利事業》的報告。報告明確地闡述了新政府對于民間慈善事業的態度：“中國人民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把中國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救濟福利事業才不再是統治階級欺騙與麻醉人民的裝飾品，也不再是少數熱心人士的孤軍苦斗，而是政府和人民同心協力醫治戰爭創傷并進行和平建設一系列工作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它就有了新的意義和新的內容”。4在這個報告中，舊的福利救濟事業被看作是“統治階級欺騙與麻醉人民的裝飾品”，而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上述三類慈善機構，概無例外地要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手中，進行接收和必要的改造。同時如報告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福利救濟事業，不再是少數熱心腸人士的事，而是政府和人民和平建設的一部分。這就無形中否認了民間慈善事業的獨立地位，而將政府視為整個慈善救濟事業的主體。這就為計劃經濟時代民間慈善事業的最后衰熄奠定了基調。

建國初期，由于原有的慈善組織、機構或自行停頓，或停辦，或被政府接管、改組，變成附屬于政府部門的官方或半官方機構。因此，到1954年前后，大陸已經不再存在有完全意義上的現代民間慈善組織。雖然中國紅十字會、中國福利基金會仍有活動，亦冠之以福利機構的名目，但它們所開展的工作事務與政府部門的工作事務緊密相連，或者本身就已從屬為政府部門的一部分，已經不具有純粹的民間慈善事業的性質。可見，新中國的慈善事業在調整和改造中已與原來“慈善”的題中應有之義漸行漸遠，最后趨向衰熄也是必然的。

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1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頁。民間慈善組織的取締或消失并不代表當時中國社會已經不需要救濟和救助，相反，由于解放之前中國連年戰爭和頻仍的自然災害，救災救濟和救助工作的需求當時非常突出。那么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不久，黨和政府就開始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當時，許多福利機構和設施雖然沒有直接使用“慈善”這一名稱，但其實際工作已包涵其內容，不過帶有公辦性質或官辦的色彩而已。因此也可以說是政府用福利的形式取代民間的慈善，即將過去民間所辦的慈善內容都由政府一一包辦起來。1949-1954年，全國新建或改建666個殘老、兒童福利機構，其中收養在院撫育教養的嬰幼兒童便達25，960人，加上殘疾兒童福利機構等其他機構，解放初期國家共收養了20多萬孤兒、棄嬰、殘疾兒童和流浪街頭的兒童。5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政府還嘗試把城市貧民、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和游民組織起來，建立福利工廠，開展福利生產。這種福利設施，以組織和扶持生產自救為主，輔以必要的國家救濟，既為殘疾人就業創造了條件，又減輕了國家負擔，還為發展社會福利事業積累了一定的資金。這實際上是建國初期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一種特殊形式。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政府先后頒布了《勞保條例》和《勞保條例實施細則修正案》等相關法規。中華全國總工會即據此舉辦或委托各地方或各產業工會組織舉辦了休養院、養老院、孤兒保育院、殘廢院等集體福利設施。新中國建立后的慈善事業較之以往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即慈善已完全由政府包辦，走的是一條慈善福利國家化的道路。6但這些法令和措施對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益，調動廣大職工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也為新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二）慈善事業的停滯和社會工作的銷聲匿跡時期

大陸慈善事業的興衰是與中國社會的政治變遷緊密相關的，新中國建立后，政府將原有慈善機構予以接收、改組，并逐步納入到國家社會保障與福利體制之中，慈善事業漸漸偏離其本義，衰熄的征兆已有顯露。1954年后，在極“左”思潮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之下，慈善事業被當作“舊社會統治階級麻痹人民的裝飾品”而屢遭批判，人們談慈善而色變。慈善事業由此陷入停滯，以至銷聲匿跡長達近30年之久。

20世紀50年代后期的極“左”思潮和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56 蘇振芳：《社會保障概論》，中國社會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頁。

以上相關資料見《建國初期社會救濟文獻選載》，《黨的文獻》2000年第4期。給我國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帶來了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慈善事業同樣未能幸免。從1954年至1980年的近30年里，大陸的慈善事業沒能獲得發展，而是走向衰熄，最終停滯下來。其首先表現在此時不存在任何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間慈善組織。經過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停辦、接收、改組及合并，大陸原有的慈善機構或是不復存在，或是轉變為政府的附屬機構，成為帶有濃厚官方色彩的福利保障體系的一部分。此后30年里，全國沒有出現任何一個以從事和發展慈善事業為職志的社會團體或民間組織。其次表現在，此一時期沒有出現有組織、有規模、經常性的慈善活動。在這漫長的近30年里，在中華大地上，富于慈愛之心的中國人自然不乏鄰里同事間的互濟互助式的個人善舉，但是，慈善作為一項崇高的社會救助事業，它應該具有一定的組織和相當的規模，也應當有經常性的慈善活動以及可供支配的善款來源。特別是善款來源，是辦理慈善事業的前提條件，也是尚處在發展中的中國社會所迫切需要的，可是這些都遭到排斥。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發生后，根據當時外電報道，美國、英國、日本以及聯合國等都明確表示要向中國提供緊急援助。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經驗的日本，當時的外相宮澤喜一在內閣會議提出緊急援助中國案獲通過后，立即準備了藥物、衣物和帳篷等。但所有這些外國援助，一律遭到我國政府的拒絕，而僅由民政部擔當起全部的災后救濟和孤兒撫養工作。

（三）我國慈善事業的逐漸復興和社會工作初步發展時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國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路線方針的指引下，開始對各個領域的工作進行撥亂反正。但由于受極“左”思潮影響太久太深，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恢復大陸的慈善事業仍然遇到了一些的阻力。但當時已有一部分人開始逐漸糾正了對慈善事業的誤解和偏見。這部分人主要是一些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或長期從事民政工作的老干部。他們在長期的民政工作中意識到，限于我國當時的財力狀況，單純依靠政府部門來進行社會救濟往往會捉襟見肘。并且隨著社會的轉型與變遷，社會問題也越來越突出，政府所面臨的問題也將越來越多。因此，他們試圖在救濟工作中引入民間力量，主張發展民間慈善事業。1981年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的成立至1994年中華慈善總會的創立，是慈善事業在大陸逐漸復興的15年。這期間，大陸出現了一些官方或半官方的公益性社會福利團體，也有少數幾個地區性民間慈善組織開始從事一些慈善公益活動。大陸慈善事業的復興，大致可以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的成立為起始。1981年7月28日，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在北京成立，這是建國以后中國大陸第一個以募集資金的形式，為兒童少年教育福利事業服務的全國性社會團體，是一個非營利性的社會公益組織，由此開啟了中華慈善事業發展的新篇章。繼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之后，宋慶齡基金會于1982年5月籌建成立。該基金會也主要開展少兒文教福利方面的公益事業。這期間，殘疾人福利組織亦開始重建。1984年3月，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成立，并確定了以弘揚人道主義、服務殘疾人為宗旨，從而為殘疾人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類組織還有中國紅十字會、南京愛德基金會等。此外，由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發起實施的“希望工程”也產生了很大的社會效應。“希望工程”是由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發起并組織實施的一項社會公益活動。希望工程于1989年10月正式啟動，其宗旨是：向社會各界募捐以籌集資金，幫助千千萬萬因家庭貧困而失學的孩子重返校園。希望工程項目的開展，激發了人們的慈愛之心，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海內外各界人士的踴躍捐贈。雖然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算不上一個純粹的民間慈善組織，但希望工程在集社會之力，發展貧困地區的基礎教育，保障兒童的教育權利方而堪稱典范，它也稱得上是一項“中國特色的慈善事業”。7

在資金籌措方面，這多年間也有了重大的轉變和突破，即由過去的政府全額撥款開始嘗試著向社會募集。1987年，全國進行了解放以來首次社會福利有獎募捐活動，為慈善救濟籌募到一筆可觀的善款，1991年華東大水災募得善款20多億元。進人20世紀90年以后，各省、區先后發行福利彩票，為慈善事業的復興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大陸一些慈善團體和機構的建立和發展，是大陸慈善事業復興的重要標志，同時也為中華慈善事業的進步發展奠定了初步的組織基礎。

20世紀90 年代初，大量涌現的慈善活動呼喚著更多從事慈善事業的專門機構——民間慈善組織的誕生。1993年1月8日，吉林省慈善總會在長春成立。這是大陸地區最早以“慈善”命名的社會團體。1994年4月12日，建國以來第一個全國性的民間慈善組織中華慈善總會在北京成立，擁有創始基金2，200萬元。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大陸的慈善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中華慈善 7 張奇林：《中國特色的慈善事業：希望工程》，《中國社會工作》1998年第3期。總會成立后，各地都在醞釀、籌備層次各異、規模不一的慈善組織。至2000年，全國已有26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成立了省級的慈善會、協會或總會，并作為團體會員加入中華慈善總會。在一些地方還建立起市、縣級的慈善會，如浙江紹興市各縣、區均建有慈善會，這些為數眾多的慈善組織的建立及其隨后進行的一系列慈善活動，把中國大陸的慈善事業迅速推向復興之后的新高潮。中國慈善組織已成多元化發展趨勢，不僅有混合型或綜合型慈善組織，還有專一型慈善組織和附屬型慈善組織，它們并存發展，構成了當前中國大陸慈善事業的主體8。

1998年8月16日，中國慈善總會與中國紅十字總會、中央電視臺聯合舉辦了“我們萬眾一心”大型抗洪賑災義演晚會，共籌集慈善資金6億多元(含捐物折幣，由中華慈善總會、中國紅十字總會分別接收)。為幫助災區人民重建、恢復生產和生活，中華慈善總會還與全國政協、全國工商聯、各民主黨派中央共同舉辦了“同舟共濟，重建家園”的義演活動，共接受捐款2.4 億元，書畫作品70多幅，再次掀起抗洪賑災募捐的高潮。截至1998年11月底，中華慈善總會募集的賑災捐贈款物總計達6.27億元，其中捐款3.65億元，捐物折合人民幣2.62億元，有力地支援了災區的抗洪賑災和家園重建工作。

通過98'抗洪賑災活動，中國慈善總會、中國紅十字會以其輝煌的慈善業績樹立了人道主義性質的民間慈善團體的良好形象，贏得了海內外社會各界人士的信任和贊譽，為彪炳千秋、流芳百世的“中國98'抗洪”精神中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向全社會極大程度地宣傳了慈善事業的不可替代的價值與作用，廣泛地培育了國民的慈善意識，在中國慈善事業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20世紀末21世紀初，地方性慈善會在各地的慈善工作也日趨活躍，社會影響日益擴大，主要開展了賑災募捐、扶貧濟困、助殘扶弱、安老恤孤等形式多樣的慈善活動。天津市慈善協會成立后，即發動社會力量募集資金2，000多萬元開展了13次大型社會救助活動，使15，000人直接受益。江西贛南慈善救濟會于2000年6月開展了大規模、多層次、高效益的“慈愛孤兒一日捐”活動，向當地的各企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廣泛勸募，捐一天收入，獻一片愛心。作為我國最早成立的省級慈善組織，吉林省慈善總會在1994-2000年間，先后組織和開展了“關心孤兒獻愛心”活動、“百家企業獻愛心”、“千人微笑、萬人站起來”助 8《慈善》雜志，1998——2000年各期，中華慈善總會網站（www.tmdps.cn）的“慈善公益機構”欄目。殘募捐活動。

三 我國慈善事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及社會工作在其中所能發揮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慈善事業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但由于歷史或現實的原因，我國的慈善事業發展仍處于不發達階段，甚至可以說是“十分落后”(中華慈善總會會長范寶俊語)的階段。總體看來，我國目前慈善事業發展尚存在下列主要問題。

第一，慈善事業的承載主體異位，嚴重制約了慈善事業的順利發展。在我國，由于體制的原因，救災、扶貧等一些社會福利性工作，原來基本上是由民政系統的各部門承擔，社會慈善事業在很長時間內基本上屬于空白。到了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國內相繼成立了一些非營利性慈善機構。這些機構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內在這一方面的不足。但由于多年以來人們慈善觀念的滯后以及國內慈善事業的起步晚和運作機制的不健全，政府仍然是慈善事業的承載主體，在慈善事業的發展方面仍然起有主導作用9。

而依據發達國家及我國發展慈善事業的經驗，慈善事業應當是社會民間的公益事業，必須堅持民間力量獨立自主發展的原則。政府只有支持和扶植慈善事業的發展，不應去干預慈善機構內部的正常運作，更不能把慈善機構當作政府部門的附屬機構。如果將慈善事業官方化或半官方化，以政府的權責滲入慈善機構運作的職權范圍，勢必影響到慈善機構開展慈善活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同時，政府一旦介入慈善事業，就必須在財政方面承擔義務，那么由此又會加重政府的財政壓力。因此有學者就認為：堅持慈善事業源于民問，由民間機構經辦并造福民間，讓慈善事業由政府行為變為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事業，把官方或半官方化的慈善團體還原為民間慈善性團體，這既是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小政府、大社會”的必然趨向。10當然，實現慈善事業的非政府化并非要完全排除政府對慈善機構的影響。政府可以通過有關政策對慈善事業進行引導和鼓勵，并通過必要的監管和評價去推動慈善事業的發展。

第二、慈善機構組織機構不健全，勸募能力薄弱，公信力相對缺乏。中國慈善機構的數量非常少，目前我國慈善機構大約100個，其中可以豁免減免稅收的僅7個，而美國1998年豁免減免稅收的慈善公益機構就達到120萬個。目前中 910 許琳：《論中國當代慈善事業的參與主體》，《西北工業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參閱鄭功成、許飛瓊等著：《中華慈善事業》，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國慈善機構動員資源的能力也不盡如意。1998年，美國豁免減免稅收的慈善公益機構掌握的資金總額為6214億美元，相當于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9%，而中國的同一指標不到0.1%。慈善機構在處理善款、辦理善務的公信力上也表現出嚴重不足，國外慈善機構在慈善資金的使用和收益上非常透明，善款被稱之為“玻璃錢”，使用的情況及時公之于眾尤其是善款的提供者更能及時準確的獲取資金的使用情況，但是在我國這一方面明顯滯后。并且國外對于善款的增值等方面已經積累出比較成熟的經驗，而我國在這一方面基本處于一片空白。

第三、慈善觀念落后、慈善意識普及率低。樂善好施、扶貧濟困、慈心為人、善舉濟世，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總體看來，我國慈善事業還處在起步階段，慈善意識普及率低，公眾特別是富裕階層的參與意識有待增強，觀念落后也是造成中國慈善公益事業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為了解社會公民對慈善事業有關問題的認知情況，2003年12月湖北省慈善總會曾在武漢開展了“慈善”問卷調查活動，共有600人接受調查，包涵了社會各個階層。“慈善”問卷調查共有13個調查項目，涵蓋了公民對慈善事業和慈善機構的認知情況、個人捐贈情況等內容。調查顯示：被調查者中超過半數以上的公民認為慈善事業屬于政府的救濟行為。知道中華慈善總會、湖北省慈善總會的人數不足一半；絕大部分被調查者雖然參加過捐款捐物活動，但主要還是通過工作單位、學校、街道、慈善組織進行捐贈，而“經常主動捐贈”的人數很少；大部分公民慈善意識普及率較低，還未形成捐款捐物、扶助弱勢群體的意識。

第四、慈善法律體系的不健全。我國目前慈善活動的開展和慈善組織的運作尚缺乏科學、規范的法律體系。我國目前還沒有專門的法規條款或行政文件慈善公益組織實體的組織和運作進行規范，如慈善公益組織制度、財務制度以及機構的活動領域，如募捐善款、救助項目開發等方面都缺乏相應的法規依據。支撐慈善事業、慈善機構的相關法律的不完備、乃至缺失，使得民間的慈善組織難以壯大。善款、善物捐贈后的稅收減免政策也不健全，目前在我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12條的規定，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的捐贈，可按稅收法規規定的比例在所得稅前扣除。這種情況，在個人所得稅法中也是如此。捐款要交個人所得稅，這種“捐贈越多交稅越多”的情況，極大的影響了捐贈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嚴重制約了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在分析了我國慈善事業發展說面臨的問題之后我們會發現，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其實已面臨了一個發展的瓶頸期，要突破這個瓶頸，將傳統的慈善事業發展成為現代意義的慈善事業，社會工作的理念、方法和人才的引入是非常重要的。綜合看來，專業化的社會工作可以在現代慈善事業中發揮如下作用：

1.專業的社會工作可以使傳統的慈善募捐和救助過程更加科學、規范，從而提升慈善事業的公信力和慈善救助的效率。專業的社會工作接案、預估、計劃、介入、評估和結案這樣一套嚴謹、科學的執行程序可以大大的提升慈善事業的公信力。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和社區工作等專業的工作方法可以支持慈善工作更合理和有效的運作，大大提高慈善事業的工作效率。

2.可以推動傳統的社會慈善向現代意義的社會慈善轉變。現代社會在飛速發展，新的社會問題也在不斷涌現，慈善事業所面臨的受助群體以及這個群體所需要的幫助也在發生變化，傳統意義上的扶危濟困、救濟物資已經無法滿足這些遇到諸多社會問題的受助者的需要。單純依靠以往的未曾受過專業訓練的志愿者，憑愛心、慈悲心和樂于助人的精神顯然也無法解決這些復雜的社會問題，專業社會工作人才的介入成為新時期慈善事業發展的必然要求。

傳統意義上慈善事業是以財物來救濟受助者，而專業的以“助人自助”為理念的社會工作者不僅可以幫助受助者解決實際困難、保障個人生活，而且可以調動受助者的內在潛能，促使其自身發展，這顯然比傳統慈善事業解決一個個體具體困難更為重要。因為后者僅僅只是解決一時的困難，而社會工作救助可以在更長時間內發揮作用。因此，社會工作所具有的預防、恢復、改善和發展功能可以推進傳統的慈善事業向更高的層次發展。

3.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可以更好的發揮慈善事業的社會功能，緩和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推進社會向良性的方向發展。社會工作有著其自身的技巧和方法，社會工作方法不僅包括一對一的個案工作方法，也包括團隊、社區等工作方法。社會工作者可以通過上述方法將一個團隊、一個社區甚至更大范圍的人們組織起來，增強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幫助其中需要幫助者找到歸屬感，也激發起那些受助者的信心，使他們互幫互助，融合成一個群體。這能有效的動員一切社會資源和社會力量來彌合社會矛盾，緩解社會對立情緒，促進社會整合，最終走向良性循環。四 我國慈善事業與社會工作的發展態勢及展望

新時期，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全面發展，社會工作和慈善事業也必將獲得飛速發展，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兩者的相互促進、相互融合的態勢也將進一步體現。筆者認為，我國的慈善事業在將來的發展中將體現出下列的態勢，第一是民營化，也即非政府化。這是慈善事業存在與發展的前提條件。雖然我國各級政府在慈善事業和慈善活動中仍扮演著過于突出的角色，但是，慈善事業民營化和慈善主體民間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并且逐步得到政府和社會的認同，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第二是系統化和專業化。我國正在形成包括國際性慈善機構、全國性慈善機構和地方性慈善，專業性慈善機構和綜合性慈善在內的慈善組織網絡，慈善事業也在逐步走向專業化。這種專業化包括人員的專業化和活動的專業化。隨著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客觀上要求大量受過專業化知識訓練的社會工作者參與到其中來。慈善機構的活動也逐步專業化，包括慈善事業的宣傳，慈善資金的勸募，慈善活動的組織等都體現出與國際接軌，逐步專業化的趨勢。第三是普及化。由于慈善事業在我國剛剛起步，其影響力和業績還非常有限。社會上大多數人對慈善事業尚缺乏全面、正確的認識，但隨著我國慈善事業的逐步恢復和發展，各種慈善活動的頻頻組織，慈善機構的積極宣傳，慈善必將走進千家萬戶，成為所有人們自覺自發的意識和行為。

對于我國慈善事業的民營化、專業化、系統化和普及化，社會工作是大有可為的。有學者提出在推動慈善事業發展方面，社工可以扮演四個角色，即慈善文化的倡導者、慈善政策的推動者、慈善活動的落實者和慈善活動的專業訓練者11。新時期兩者的融合和相互促進將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

1.慈善事業將成為社會工作的重要工作領域。

我們從西方社會工作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西方社會工作就是衍生于西方慈善事業的，只是在后來的發展進程中沿著各自的軌跡發展，并形成了各自的發展特色和優勢，但在現實中一直起著相互促進的作用。在當代社會，基于共同的利他性價值理念和共同的救助目標兩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融合的趨勢。就我國目前社會發展狀況而言，由于助人濟困目標的一致性，慈善事業已經成為社會工作發展的重要領域之一。前民政部崔乃夫部長在1991年7月 11 劉斌志：《推動慈善事業發展社工扮演四個角色》，《社會工作》，2008年第2期。5 日中國社會工作者協會成立大會上講話就指出：“社會工作是一種幫助人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工作。它幫助社會上的貧困者、老弱者、身心殘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預防和解決部分因經濟困難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會問題；開展社會服務，完善社會生活功能，提高全社會的福利水平和社會生活素質，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和諧一致促進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2.社會工作的專業工作方法和理念必將有力的促進新時期慈善事業的專業化發展和效率的提升。

由于體制因素與歷史原因，我國的公民社會意識不強，依賴國家、政府的傾向明顯，加之慈善組織本身管理體制和人才吸納體制的制約，我國慈善機構中大多數工作人員是由當地政府民政部門的干部組成，難于吸納具有專業理念和技能的專門人才，造成了慈善工作無人做、不會做、做不好的現象，影響了慈善事業及慈善組織規范有序地發展，無法適用新時期我國社會的需要。因此，專業化的社會工作理念和方法成為現代慈善事業發展的內在需要，隨著最近幾年國家和社會對社會工作專業的重視，我國社會工作獲得了較大發展，許多高等院校開始開設“社會工作”專業，這些獲得過良好專業訓練的社工人才進入到慈善事業發展領域，必將很好的促進新時期慈善事業的發展和善務效率的整體提升。

3.新時期我國慈善事業和社會工作統一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歷史任務之中。

一直以來,慈善事業都是在人道主義精神的指引下開展的充滿愛心的社會公益事業，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救助困難群體及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而社會工作是在利他理念的指引下,通過理論體系的建構和專業人才的培養，幫助社會上的貧困者、老弱者、身心殘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預防和解決由此類人群因未妥善處理而造成的社會問題；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和諧一致促進社會的穩定與發展。這兩者與我國目前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任務是相統一的。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慈善組織必將在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而正在積極推進的社會工作制度建設又將為傳統的慈善事業發展提供新的動力和生力軍，兩者的融合必將很好的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正如民政部副部長李立國所說，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有團結友愛、樂善好施、和衷共濟的優良傳統，各種義善之舉對減輕民眾疾苦、幫助困難百姓安居樂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歷史時期，隨著中國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空間會越來越大，也必將對中國的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加快發展慈善事業和社會工作，弘揚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整合、豐富社會保障資源，必將有力的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第二篇：慈善事業促進和社會工作科2020年上半年工作總結

慈善事業促進和社會工作科2020年上半年工作總結

上半年,慈善事業促進和社會工作科在局黨組的堅強領導和省廳慈善事業促進和社會工作處的具體指導下,認真貫徹落實各級決策部署和工作要求,牢固樹立“民政為民、民政愛民”工作理念,努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緊緊圍繞和服務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主動適應疫情防控新常態,科學發展、改革創新,志愿服務、慈善事業和社會工作等發展穩步推進,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提供了有力支撐。

一、上半年工作完成情況

(一)慈善事業發展漸入正軌。一是廣泛宣傳。積極推進慈善組織登陸使用“慈善中國”平臺,組建市直慈善組織工作群,及時轉發各級通知要求,大力宣傳慈善法、《慈善組織公開募捐管理辦法》和《xx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辦法》等各項政策法規,解讀重點法律條款,使慈善組織知法懂法遵法守法;開展優秀慈善典型事跡及個人宣揚,積極申報參加“中華慈善獎等慈善表彰項目,推廣我市先進慈善組織和慈善楷模,激發慈善“內動力”。二是嚴格監管。嚴格慈善組織資格認定和公開募捐備案、管理,要求慈善組織定期公布捐贈收入和支出明細,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并接受捐贈人和社會的監督;嚴密組織慈善組織2019年報年檢,規范慈善資金使用,加強慈善組織自我監督和外部監督,今年以來,未接到投訴舉報信息。三是倡導捐贈印發《關于動員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參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告》,動員慈善資源發揮自身優勢、匯聚人民群眾愛心,依法有序參與新冠疫情防控和脫貧攻堅,定期開展扶貧濟困、愛心捐助等慈善活動。疫情發生以來,全市各類慈善組織、各級紅十字會累計接收疫情防控專項捐款XXX余萬元、各類物資xxx萬余件(套)。

(二)社會工作建設實現突破。出臺《2020年社會工作人才工作要點》《關于開展2020社會工作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培訓的通知》,就加強社會工作人才培養儲備和使用引進提升社工人才隊伍服務能力等作出明確。創新“國際社工日”宣傳展示活動,加大對社會工作的宣傳科普,提升廣大群眾對社會工作者的知悉度,讓群眾了解社工隊伍、參與社工活動、成為社工人才;落實《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實施方案》中眀確的“取得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證書的社區專職工作者增加崗位補貼”規定,積極申報參加全省社會公益服務“十百千”工程持續推進“牽手計劃”;有序開展全省第二批“三社聯動”工程試點建設,探索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聯動機制,構筑以城鄉社區為平臺、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為支撐的城鄉社區治理體制,合力營造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區生活共同體,不斷促進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截至目前,“三社聯動”工程試點建設已開展“同心彩繪文明進社區點亮樓道文化助創建”、關愛失獨老人、“防疫有我愛衛同行”鄰里守望暖心相助”鄰里節等活動50余場次,受到市領導高度評價,獲得群眾一致好評。疫情防控期間,積極引導社會工作機構和社會工作人才在做好自身防護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專業優勢,積極協助各級黨委、政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宣傳排查及捐贈物資轉運分發等工作,積極為一線醫務工作者、患者及家屬、居家隔離人員、社區困難群體等提供心理輔導、關愛幫扶等服務傳播抗“疫”正能量,激發社會抗“疫”信心,用實際行動踐行社工理念,展示新時代社會工作者的風采。

(三)志愿服務工作進展明顯。堅持把志愿服務工作作為服務人民群眾、推進爭先創優的有力抓手,依托社區志愿服務中心以節日和重大突發事件為主軸,圍繞扶貧、扶老、助殘、助學疫情防控等主題,開展形式多樣的志愿服務活動;鼓勵支持社工機構建立志愿服務隊伍,推廣“社工+志愿者”模式,發揮社會工作人才專業作用;開通志愿服務問題答疑熱線,及時處理志愿服務信息系統操作常見問題;建立通報制度,每月對各縣(市、區)注冊志愿服務組織數、志愿者人數、志愿服務項目數和服務時長等進行通報;釆取“志愿者+APP模式,開設社區雷鋒廣場或志愿服務廣場,廣泛宣傳志愿服務精神及活動內容,動員廣大群眾主動參與到志愿服務體系之中,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全國文明城市創建作出了突出貢獻。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志愿服務隊伍XXX支,實名注冊志愿者XXX萬余人(占全市總人口的XXX%)發布志愿服務項目ⅩXX萬余個,開展志愿服務時長XXX萬小時。疫情防控期間,積極發動志愿者通過發放倡議書、一封信以及小喇叭巡邏廣播等形式,強化疫情防控決策部署和預防常識宣貫,提醒群眾做好衛生防護并注意身體狀況。組織志愿者深入鄉社區、指定醫療點、交通卡口等,積極協助開展排查登記、體溫測量、人員勸離、秩序維持等工作;做好居家隔離群眾生活及家政服務保障工作,提供生活、醫藥等用品及物資購買等服務;引導專業志愿者參與公益心理咨詢服務熱線,緩解一線醫務工作人員和武漢返鄉人員心理恐慌、恐懼等心理問題。根據省民政廳通知,為XXX名參與疫情防控的志愿者購買確診新冠肺炎住院津貼和交通工具意外傷害保險;積極響應民政部與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聯合開展的“攜手同心助戰疫關愛保障行動,為參與疫情防控的社區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和志愿者辦理“專屬保險+關愛補助”。

二、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一)慈善事業發展方面。慈善事業仍處于起步階段,部分慈善組織不懂政策規定,僅憑“直覺”開展工作,不愿意申請公開募捐資格證書;部分慈善組織行政色彩過于濃厚,缺乏專業人才,組織開展慈善活動的技能水平較低;慈善組織監管多以行政監督居多,尚未建立健全的行業自律機制,主動公開信息、主動接受新聞媒體和公眾監督不夠;普遍的慈善觀念尚未形成,民眾主動參與捐贈的積極性不高。

(二)社會工作發展方面。部分民眾對“社會工作者”理解認識不清,了解不多,對社會工作關注度、支持度不夠;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較少,社工機構規模小,難以與社區、社會組織、志愿者等形成緊密聯系,社工機構生存存在一定困難,社工人才得不到培養鍛煉;取得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證書的社會工作從業人員總量偏少,且多數分布在社區,沒有接受過系統的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服務水平不高。

(三)志愿服務發展方面。部分群眾對志愿者事業了解不夠、存在偏見,全市注冊志愿者參與活動率不高;部分志愿服務活動主要按照各級要求和工作任務開展,有強烈的行政色彩因素,居民參與積極性不高;大多數志愿服務組織尚未建立健全統一規范的培訓機制、激勵機制、項目機制和檔案管理制度等,志愿服務團隊凝聚力不夠。

三、下半年工作打算

(一)推進慈善事業發展。積極宣貫落實慈善法、《慈善組織公開募捐管理辦法》和《xx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辦法》等各項政策法規,采取各種形式宣揚慈善活動的意義、成效,營造濃厚慈善文化氛圍。培育慈善組織規范發展,動員慈善資源依法有序參與新冠疫情防控和脫貧攻堅。嚴格慈善組織資格認定和公開募捐備案、管理,定期公布捐贈收入和支出明細,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并接受捐贈人和社會的監督。

(二)加強社會工作建設。落實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知識更新工程,加大社會工作高層次人才培養,鼓勵引導社會工作者參加職業水平考試,開展社會工作專業培訓,提高考試通過率;持續推進全省第二批“三社聯動”工程試點建設、“牽手計劃”和全省社會公益服務“十百千”工程,籌劃開展全市“三社聯動”工程試點建設。

(三)深化志愿服務實踐。宣傳貫徹好《xx省志愿服務條例》,推廣使用全國志愿服務信息系統,年底前全市城市社區注冊志愿者占社區居民人口比例不低于XXX%,農村社區不低于XXX%。推行“社會工作者+志愿者”協作模式,提升志愿服務專業化水平,助力疫情防控和全國文明城市創建。引導志愿服務活動記錄文件規范化、活動時長錄入常態化、隊伍管理制度化發展。

第三篇：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漫談

題目：論六大關系

摘要：慈善是指在慈悲的心理驅動下的善舉。它包括兩層意思，一是慈悲的心理，二是善舉.真正意義的慈善行為應是一種不附加要求的施舍。施舍本身就是一種快樂，一種滿足，一種對他人，對公眾，甚至對整個社會都有積極意義的事。福利是指生活上的利益。社會福利是指國家依法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證一定生活水平和盡可能提高生活質量的資金和服務的社會保障制度。公益則最早是伊斯蘭教法專用語。阿拉伯語的意譯，原意為“公共利益”或“福利”。現代公，關乎益是指有關社會公眾的福祉和利益。所以，可以這樣講，慈善與福利事業，皆可歸結到公益事業中去，兩者都是有關社會大眾利益社會大眾幸福的事業。（在本文中，將把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統稱為公益事業。）

那么，既然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都是與社會大眾息息相關的方面。而社會大眾既包括平民，富人，也包括許多處于弱勢的群體。在其中，政府部門與相關的公益機構起到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調和、領導作用。而經濟則是公益事業開展的主要媒介。所以，正確看待公益問題，首先要正確了解平民、富人、弱勢群體、政府部門、相關公益機構以及經濟這六者與公益事業之間的關系。

正文：慈善是指在慈悲的心理驅動下的善舉。它包括兩層意思，一是慈悲的心理，二是善舉.真正意義的慈善行為應是一種不附加要求的施舍。施舍本身就是一種快樂，一種滿足，一種對他人，對公眾，甚至對整個社會都有積極意義的事。福利是指生活上的利益。社會福利是指國家依法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證一定生活水平和盡可能提高生活質量的資金和服務的社會保障制度。公益則最早是伊斯蘭教法專用語。阿拉伯語的意譯，原意為“公共利益”或“福利”。現代公，關乎益是指有關社會公眾的福祉和利益。所以，可以這樣講，慈善與福利事業，皆可歸結到公益事業中去，兩者都是有關社會大眾利益社會大眾幸福的事業。（在本文中，將把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統稱為公益事業。）

那么，既然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都是與社會大眾息息相關的方面。而社會大眾既包括平民，富人，也包括許多處于弱勢的群體。在其中，政府部門與相關的公益機構則起到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調和、領導作用。而經濟則是公益事業開展的主要媒介。所以，正確看待公益問題，首先要正確了解平民、富人、弱勢群體、政府部門、相關公益機構以及經濟這六者與公益事業之間的關系。

一、弱勢群體與公益事業

首先，顯而易見的，弱勢群體在公益事業中往往被定位為被幫助和被慈善的群體。社會上，不論是公益的個人還是民間團體，或者政府機構，往往會著重考慮和優先考慮這部分人的福利待遇，我們可以看到：對于婦女兒童，國家機構頒布了各類與他們相關保護法，并且還有相關的婦女兒童協會幫助保護婦女兒童的權益；對于流浪人員，各類收容所層出不窮；對于殘疾人和老人，也有他們相應的保護協議與各類優惠政策等等。

但是，我們想，難道弱勢群體只能夠處在一個被幫助被慈善的地位嗎？其實不然，弱勢群體只是相對而言較為弱勢，而且并不是說就全面弱勢。在汶川地震救災募捐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位流浪街頭只能以行乞為生的老人，他卻將自己全部的收入捐給了救災。因為他知道，自己只是貧窮缺少財物，而災民，失去的卻不僅僅是錢財，還有親人??

不僅如此，弱勢群體中，許多身殘志堅的人們，也一直都在積極努力的搞創業。殘奧健兒們，也可以為祖國爭得榮譽！

所以，在公益事業中，弱勢群體雖然需要關懷和幫助的地位，但不是說弱勢群體就不能為別人為社會發光發熱。在小悅悅事件中，那么多身體健康，衣著整潔的人們來來往往的路過受傷的小悅悅身邊，卻沒有一個人伸出援手。而也是一位拾荒老人，她卻將小悅悅救了起來。可見，弱勢群體在公益事業中的地位，不僅僅是受助群體，還可以是施助群體。

二、富人、平民與公益事業

在生活中，我們經常聽到的是，某某富人捐資多少多少萬救助多少多少需要幫助的人。說到公益，大家普遍想到的是以明星、名人、大企業為代表的“富人”捐款，人們習慣于通過所謂“富人”之間捐款數額的對比來定義誰的慈善做的更好。但真正成熟的公益模式并不是富人慈善而是人人慈善，不是少數人做了很多，而是很多人每人做一點的“平民慈善”，只有得到全體平民百姓的認同和支持，才能形成一種自覺的、互助友愛的社會慈善氛圍。

從傳統意義上講，富人作為少數卻占有大多數利益的群體，他們理應承擔起更大的責任來。我們國家實行的經濟政策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富人作為先富起來的這一部分人，他們的致富，是建立在另外的一大部分人放棄先富機會并且積極支持這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條件上的。先富帶后富，這是國家和人民對于富人們的期望，也是富人們應當承當的責任，富人們，不能忘了根本。

而就我國公益事業發展現狀來講，僅僅富人慈善、富人公益還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應看到，平民慈善對一個國家來說更為重要，慈善需要全民參與，不僅僅是富人，所有的人都可以做慈善，一個健康的慈善是全民參與的慈善。平民慈善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有專家曾經算了這樣一筆賬:“目前我國城市生活的人口是5億人,如果每人一年捐100元錢,僅此一項全國每年就能募集到500億元善款。”所以,與其坐而指責富人寡善,不如起而付諸行動,愛心不分大小,匯聚起來便是一股洪流。假如平民慈善形成了大氣候,即便有個別富人為富不仁又算得了什么呢？須知，平民才是社會的主體，號召每一個人都行動起來，整個社會就都充滿了慈善與公益的芬芳。

所以，富人慈善我們要繼續鼓勵，平民慈善我們也要大力發揚。公益，是每一個人的事！

三、政府部門與公益事業

在社會公益事業中，政府部門無疑起到了一個保護和導向的作用。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陸續制定和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事業捐贈法》《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等涉及公益事業捐贈、稅收、所得稅與社團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和條例。但針對目前中國公益事業的發展狀況，這些法律法規對于規范、保護和促進公益事業發展的力度依然有所欠缺。當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事業捐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有關稅收優惠政策的規定不甚合理，存在優惠額度偏低、操作程序繁瑣等問題，無形中降低了人們特別是富人捐贈的積極性。

所以，政府部門還應該繼續加強立法來強化社會的慈善公益意識、確立慈善機構的獨立法人地位、調整政府與公益組織的關系、規范慈善事業行為，應當將促進慈善事業發展列為各級政府的一項職責，政府應將慈善事業的發展目標和具體規劃融入到社會發展的規劃中，對發展慈善事業所需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統籌安排，鼓勵社會各界加大對慈善事業的投入。比如媒體在公益廣告方面的投入，科研機構在發展慈善事業理論研究上的投入，相應一些對弱勢群體上崗就業與自主創業的優惠政策等。同時，向公眾對其所捐贈款物的知情權和監督權提供保障，保證從捐贈到款物落實全過程的透明性。

四、相關公益機構與公益事業

首先，公益機構應當是公益事業執行的主體，是公眾對于公益事業的核心代表機構，應當盡最大可能代表社會最廣大公眾對于公益事業的意愿和希望，也應當盡最大可能代表需要公益事業關懷與幫助的群體的利益。

但機構本身是不具有任何行為能力的，公益機構也一樣，是需要人力來運作的。就我們國家目前現狀看來，由于相關制度的缺失和個別人的一己私利，造成了相關公益機構的信譽缺失，給我國的公益事業帶來了巨大沖擊。郭美美事件后，有網上調查表明，80%以上的網民表示不會再捐款給紅十字會，而事實上，郭美美事件之后的一個月內，紅十字會捐款額一度為零。

所以，公益組織的公開透明，建立和完善以慈善業務年審為主要手段的監管制度，重點加強對公益慈善類組織的信息披露、財務報表和重大活動的監管，相關政策亟待出臺。

五、經濟與公益事業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個國家，它的公益事業必然是與其經濟發展相一致的。即便是美國，如果沒有強大經濟的支持，它的公益事業也一定不會發展的如火如荼。美國的公益事業，也是隨著其經濟的發展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美國人高端的公益素養，也是隨著經濟的滿足，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試想一下，如果一個人連一日三餐基本溫飽都解決不了，他即使有公益之心，也沒有那個公益之力，更何況，在溫飽無法滿足的條件下，又能有幾個人會有強烈的公益之心呢？美國不是天生就是天堂，美國人也不是天生的慈悲心腸，美國之所以是天堂，美國人之所以高高在上像救世主，完全是因為他們有這個經濟基礎，美國人的公益，沒有必要因為經濟而掣肘。

不論我國公益事業發展到什么地步，經濟發展狀況始終是決定我國公益事業發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個人認為，經濟發展甚至制約了公益事業的發展。就課堂上的案例舉個例子，關于農民工子女和空巢老人的問題，有人提議出臺相關政策，更改戶籍管理制度和就學制度，以便讓更多的農民工子女、老人可以來城市，和家人在一起生活。那我就想問了，假使這些制度通過了，農民工子女老人也都來到了城市，可是來到城市以后，他們是否能負擔得起高昂的城市生活費用？是否有這么一個適當的居住條件給他們？而農村閑置的土地又該如何解決？這一項福利措施，帶來的是更多的問題！那么，歸根結底，還應該是經濟問題。且不說，在農村經濟發展強盛的情況下農民工是否會大批外出，單單是在足夠的經濟基礎上農民工子女見一次父母就絕對不會那么艱難！所以，歸根結底，還是我們的經濟發展跟不上啊。

總結：中國的公益事業，不僅僅需要富人承擔責任，更需要全民行動，讓整個社會動起來。公益事業，是每一個人的事，所以，全民公益亟待發展；公益事業，不只是錢的事，所以，請伸出你的雙手扶助比你更弱勢的人；公益事業，是經濟孕育的產兒，所以，大力發展經濟，才是最大的慈善，才是最有效的公益！參考文獻：1.《富人慈善能否救中國公益》法制晚報

第四篇：中國慈善事業與美國的比較

理念的不同

巴菲特：我為什么捐掉99%的財富

2010年08月31日08:21人民網-《國際金融報》2006年，我曾作出承諾，逐漸將我持有的所有伯克希爾·哈撒韋股票捐贈給慈善基金。這個決定讓我再開心不過。

現在，蓋茨夫婦和我正在要求幾百位美國富豪至少為慈善事業捐出50%的個人財富，所以我還是重新解釋我的意圖及其背后考量為宜。

首先，我承諾，在我有生之年或大去之際，我將把至少99%的個人財富捐獻給慈善事業。以美元衡量的話，這筆錢誠然可觀，但從相對價值角度出發，每天都有許多人向他人贈予更多。

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常常為教會、學校和其他機構作貢獻，從而放棄了原本可以用來惠及自己家庭的物質財富。他們對貧乞者的接濟和給聯合之路勸募協會的捐款，意味著放棄看電影、去餐廳就餐或其他個人享樂。相形之下，我的家人和我兌現捐贈99%財富的承諾則不需以犧牲需要或想要的東西為代價。

更何況，這一捐贈也不會讓我放棄最珍貴的資產，即“時間”。有許多人，其中也包括我的三個子女，都為幫助他人奉獻了大量時間與才華。這種贈予往往遠比金錢更有價值。對一個在困境中掙扎的孩子來說，從一個充滿愛心的良師益友處獲得培育，遠比得到一張支票更珍貴。我的姐姐桃樂絲每天都對一些人施以援手，我在這方面則做得很少。

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拿出一大堆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憑證，這些“提款存單”變現之后可以換成各種資源，從而讓那些沒能抽中人生上上簽的人獲得些許補償。

目前為止，我已經捐贈了20%的個人股票（包括來自我過世的妻子蘇珊·巴菲特的股票）。剩下的股票，我會每年捐出4%。在資產清算后最遲10年，我希望我所擁有的伯克希爾股票能夠悉數投入慈善事業。這些錢將不會用做長期性捐贈基金，我希望它們能用來解決人們的眼前需求。

擁有某些東西，確實能讓我的生活更有滋味，但擁有過多反讓我吃不消。我想有一架昂貴的私人飛機，但若擁有好幾處房產，就會成為一種負擔。很多時候，擁有越多財富，越會淪為財富的奴隸。我最珍視的財富，除卻健康，還有那些幽默有趣、個性多彩、長久相伴的朋友們。

在這個國度，那些在戰場上挽救他人生命者會被授予勛章，好老師會被回報以學生家長的感謝信，而那些能夠發現公司股票錯誤定價的投資者，則會被饗以數億資財。一言以蔽之，命運的安排反復無常，無人能確定誰會抽到上上簽。

我和我的家人不會為我們的非凡好運感到罪惡，相反，我們充滿感恩。假使我們把多于1%的財富花在自己身上，我們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并不會因此加強。然而，剩下的99%財富卻能對他人的健康與福祉產生莫大影響。這一現實為我和我的家人指明了道路：留下的財富夠花即可，其余則贈予社會，去滿足更多需求。這份捐贈誓言，就是我們踏上慈善

陳光標:在巨富中死去可恥去世后將捐全部財產

2010年09月06日02:51揚子晚報谷岳飛

昨日，有著“中國首善”之稱的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光標，在其公司網站上刊出了致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的一封信，陳光標在信中指出，當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能夠把財富歸還世界，是一種高尚和偉大。”所以，“在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將不是捐出一半財富，而是向慈善機構捐出自己的全部財產。”昨晚，本報記者就相關問題專訪了陳光標。

■“裸捐”信全文

尊敬的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先生：

作為美國首富和“股神”，你們最近在全球掀起一股慈善風暴，希望世界各國億萬富豪行動起來，將自己半數財富捐贈出來，支持慈善事業，讓我非常敬佩和感動。

去年11月3日晚，我接受比爾·蓋茨先生邀請在北京進行私人會晤，就慈善事業進行了親切交流。這次又應你們共同邀請再商慈善事業，感到非常愉快和高興。今天，當你們來到以“勤勞、智慧、善良”聞名于世的中國時，我在此鄭重宣布：將做第一個響應并支持你們行動的中國企業家。在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將不是捐出一半財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機構捐出自己的全部財產。這也是我給你們兩位先生中國之行的見面禮。

地球是我們人類共同的家園，世界各國無論富人還是窮人都是一家人。只是由于每個人的起點不同，機遇不同，分工不同，所以在擁有財富數量上有了差別。事實上，在中國，每一個企業家的發展都離不開國家政策的支持，離不開穩定的社會環境，更離不開廣大普通員工的辛勤勞動。所以，每個富人應該意識到：能夠成為富人是幸運的，但你擁有的財富絕不可以僅僅屬于自己個人，你有責任為他人，為社會，多做一些事，更多地回報社會。

我作為一個富人，絕不做財富的守財奴。目前我每年都在把公司一半以上的利潤拿出來做慈善。2009年我們公司凈利潤4.1億，我捐出去了3.13億，捐出

凈利潤的77.6%。財富是什么？我認為，財富是水，是身外之物。如果有一杯水可以一個人喝，有一桶水可以存放在家里，要是有一條河就該與大家分享。從1998年做企業以來，我每天都在奔跑中，沒有休息過一個周末。為了公司的發展，我總是精打細算，將每一分錢用在該用的地方，因為我要將節省下來的每一分錢用于慈善事業。我認為，慈善不是一時一地的，它永遠沒有終點，我做企業十年來，到目前，累計向社會捐贈款物13.4億，直接受益者超過70萬人，今后我還將一直這么堅持下去的。

我一直認為，人的一生是短暫的，當我們活著的時候，能夠轟轟烈烈地為自己的國家干一番事業，創造財富，創造就業，創造文明和進步，無疑是幸福和快樂的，同樣，當我們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能夠把財富歸還世界，讓更多遭遇不幸和貧困的兄弟姐妹共享，自己清清白白地離開這個世界，更是一種高尚和偉大。相反，如果在巨富中死去則是可恥的。

人類的慈善是不分國籍的，世界會因為我們的慈善行動而多一些和諧，多一些平等，多一些愛，并且會變得更加美好。這正是我們共同的期望。祝你們永遠健康快樂！

你們的中國朋友 陳光標

2010年9月

四問陳光標為何“裸捐”

“將對財產進行公證，接受全社會監督”

1、為什么要全捐？

去年，陳光標和比爾·蓋茨在北京一家酒店會晤，兩人交流了兩個多小時。陳此次是應比爾·蓋茨的邀請而來。昨晚，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陳光標表示，那次見面給他的促動很大，在西方富人回饋社會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而在中國只有百分之一的富人選擇回報社會，兩者的差距讓人心寒。據陳介紹，當時比爾·蓋茨邀請其赴京會面的主要目的就是商量怎樣把中國的慈善事業做好。如此種種，陳光標決定在中國富人圈中率先站出來，以促進更多的富人投身中國慈善事業。

2、陳光標全捐是多少？

陳光標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他在全國十多個城市有600多臺大型設備，在北京、上海、香港、南京等地購置有辦公樓，再加上其他固定資產和現金一起，大約有50多個億。這就是他目前的全部家當，陳光標表示，近期內，他將在江蘇乃至全國找一家最權威的公證處，對他的財產進行公證，以讓全社會來對他進行監督。陳光標表示，目前自己年富力強，未來爭取要創造更多的財富，從中國首善變成全國首富，而所有掙回來的錢，他死后都將一分不留，全部捐獻給社會。

3.是否經過家人的同意？

陳光標介紹，起初他原本想捐出百分之九十五，給孩子和家人留下百分之五，但最終讓他下定決心全捐的還是孩子，“我在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他現在學習成績不錯，德智體各方面素質都很高，我覺得他只要繼承我吃苦耐勞的精神，未來的人生路上靠自己肯定沒問題。”陳光標表示，他也不是沒給孩子留下點什么，“我給他的是精神財富，是榜樣的力量，而這種東西是無價的”，陳光標說。至于妻子，陳介紹，他妻子在家排行老小，自小家境就不錯，因此對錢沒什么概念，其家人也不缺錢，“目前為止，我一共捐出了十多個億，但兩人間沒有因此吵過一次。”陳光標告訴記者，其父母對此也很是支持，老人都覺得這樣有意義。

4.全捐目的是什么？

陳光標表示，相信中國的有錢人看見這條新聞后會有所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可恥”。陳光標介紹，他家人中不全是有錢人，親妹妹陳春華洗碗已經十一年，現在一個月能掙一千五，最開始一個月甚至才七八百塊錢；他的弟弟至今還在做保安，每個月最多也就兩千塊錢。一開始，弟弟妹妹也未必理解他的做法，“一開始很怨恨，后來慢慢的好了點”，“一是因為文化水平有限(兩人均小學文憑)，他們只有這個料；另一方面，作為富人還應該有大胸懷，不應僅僅關注自家的家常里短。”陳光標說。

慈善與政商關系的不同

巴菲特：與政商沒有任何瓜葛

巴菲特做慈善，與政治和商業沒有絲毫關系，僅僅與他個人有關。他的錢以個人名義捐給蓋茨基金會，而蓋茨基金會是和微軟完全沒關系的非政府公益組織。巴菲特和蓋茨的捐贈，既不會帶來政治地位，也不會帶來商業利益，可以說是純公益的。

陳光標：與政商緊密結合在汶川地震之前，陳光標和他的公司鮮為人知，之后則聞名全國。打開江蘇黃埔公司的網站，“總裁簡介”、“集團簡介”、“公司新聞

渠道的不同

巴菲特：通過基金會

獲得巴菲特捐贈的蓋茨基金會，粗看和一家公司沒啥區別。有董事會，聘請了CEO和工作人員，有經過審計的財務報表，只不過它的“業務”不是為了營利，而是兩個：

第一，吸收更多的慈善資金以及增值已有的慈善基金；

第二，運作慈善項目，慈善項目有范圍有計劃。

陳光標：主要是單打獨斗

陳光標的慈善由他個人主導，慈善捐贈基本是親自出馬。慈善項目四處出擊，計劃性少而隨意性多。雖然陳光標也在訪談中提到過“公司基金會”，但是查不到任何這個基金會的資料，大概即便有，也是公司里輔助陳光標做慈善的一個團隊吧。當然中國的土壤和美國不同，建立蓋茨那樣的慈善基金會也是不可能的。財務約束力的不同

巴菲特：畢馬威審計的財務報告

打開蓋茨基金會的網站，可以找到由會計事務所畢馬威審計的財務報表和活動報告。收入包括投資了哪些債券，獲益多少，免稅多少等；支出包括各項慈善項目的花費、行政管理費用、納稅（這一項其實是負的，因為慈善是要免稅還有優惠）。

可以說來的每一分錢和去的每一分錢都有據可查。

陳光標：主要依靠口述

陳光標的慈善支出，主要依靠他自己的介紹和媒體報道、以及公司網站上登出的部分單據。由此就出現了表述前后不一，報道互相矛盾，金額無據可查的問題。登出的單據由于沒有審計，也被人指出“捐給了不同的省份，但是最后收款收據簽字人的筆跡都是類似的”之類的問題。當然這并不能說明捐贈真的就名不符實，而是缺乏精細化運作的慈善，在財務上難免混亂

對慈善項目的產權不同

巴菲特：不擁有產權

蓋茨基金會可能拿巴菲特的錢捐建一座圖書館，但是不管是巴菲特還是蓋茨基金會不可能成為這座圖書館的所有者。基金會也可能獎勵一項創新項目，但是不代表這個項目就會成為基金會的。

陳光標：對一些項目擁有產權

陳光標在老家泗洪捐贈的老年活動中心和農貿市場，產權所有人分別是他自己和他的弟弟陳景標，然后據說免費或者補貼給他人使用。2009年1月，陳光標捐資1.3億元在南京捐建防災減災培訓中心（左圖），免費為大中小學生、民兵預備役人群普及防災減災知識共，培訓費用全免。不過樓里辦公的是陳光標公司的團隊，有公司的榮譽室等，這座大樓是捐出去之后又租來使用，還是陳光標本身就擁有產權

第五篇：淺析中國慈善事業現狀與發展

淺析中國慈善事業現狀與發展

摘要：2008年以來，冰川、汶川地震、西南旱災、玉樹地震??這一系列不行的天災引發了一股慈善潮，促進了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但中國的慈善事業依然還是停留在以明星效應和個別企業短期捐款為主，沒有形成制度化，長期化的格局，而郭美美事件的爆發則是讓中國紅十字會陷入了信任危機，公眾之所以抓住紅十字不放，與其說是對紅十字的不滿，不如說是對整個慈善制度的質疑、對慈善機構運作不透明的憤怒。

關鍵字：中國慈善事業信任危機社會分配發展制度化意識 對于我國而言,在市場經濟建立健全并逐步使一大部分公民走向富裕的同時,也出現一些社會難題。據中華慈善總會公布的數據表明，截至2004年底，中國慈善機構獲得的捐助總額約50億元人民幣，僅相當于中國2004年GDP的0.05%。而美國同類數字為2.17%，英國為0.88%，加拿大為0.77%。不可否認,我國現在的慈善事業處于初級階段, 由于傳統慈善意識深受封建等級觀念和傳統倫理思想的影響,慈善主體慈善意識具有封閉性、狹隘性、內斂性等特點,這在一定程度上已不能適應現代慈善事業的發展需要,傳統慈善意識遭遇到了現代困境，造成了我國慈善事業的內動力不足，雖然近年來也在逐步完善,但在很多地方依然存在著不足,經常性的捐款較少,政府的行政干預過多、慈善事業水平還比較低,缺乏相應的慈善文化等問題依然是慈善事業發展的絆腳石。

清華大學教授寧向東對《中國企業家》說，毋庸置疑，中國現階段的慈善事業還處在一種粗放、原始的階段；而在參與慈善事業的各類主體中，商業力量、財富階層雖往往成為其中奪目的明星，但囿于各種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實則有限。這就是今天中國慈善的真實面目，是謂“真相”。除了來自外部的政府動員和社團勸募而不得不做的捐贈之外，中國富豪們的慈善動因主要受憐憫心的驅使，而這難免使他們的慈善行為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大多數人在慈善事業上并沒有一個完整而系統的規劃。

由于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的現實國情,在當前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完善的情況下,為了解決這些層出不窮的問題,慈善事業的發展就變成一種必然,其在社會民生中的重要作用也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慈善事業被經濟學家譽為“社會的第三次分配”,特別是在社會保障制度不太健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中國,慈善事業肩負了更多的責任。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慈善事業是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的崇高事業。各級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大力倡導文明新風，高度重視慈善事業，不斷完善政策措施，把各方面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為發展我國慈善事業，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作出更大貢獻”。在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我們要深刻認識新時期慈善事業的重要性，并以實際行動推動慈善事業的發展。

一、慈善事業需要在宣傳上、政策上扶植、支持

著力培養慈善組織，增強全社會的慈善意識，鼓勵各收入階層人士以多種方式積極參與慈善事業。建立激勵機制，吸引、鼓勵企業和高收入人群積極參與。培養人們的慈善道德觀念，強化慈善意識，激發民間組織和社會各界的愛心和參與慈善事業的熱情，形成致力慈善事業光榮、神圣的社會氛圍和風氣。

二、立法促慈善透明化發展

中國目前仍沒有一部統一的慈善基本法,與慈善相關的各種法律制度分散在位階不同的法律法規中,而這些法律法規的內容還存在著沖突,法律制度還存在錯位、缺失和相關制度不配套的情況。因此,制定一部綜合性的慈善基本法和完善相關配套制度建設,對于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是十分必要和緊迫的。

對于社會組織，尤其是公益慈善組織自身，應該把公開性、透明度作為自己存在發展的生命力，應當是有所遵循的。透明公開是現代慈善的靈魂，慈善機構只有配備“玻璃口袋”才能讓公眾捐得放心；職業化、專業化保證善款能被高效使用，專業素養、職業道德，是問心無愧提取管理費的前提；破除雙重管理體制、放開公募權利，才能激發蘊藏于社會的慈善力量，形成更具活力的“慈善市場”。

三、慈善事業健康發展需要有關部門加強引導、監督，建立健全對慈善機構的監督機制，促進慈善機構嚴格自律。

對于那些“害群之馬”要嚴加懲戒、決不姑息；對于非法運作的慈善組織要堅決予以取締。倡導慈善事業“陽光操作”，規范社會募捐行為，強調自愿捐助，不搞官辦、不搞攤派、不下指標，完善社會捐贈資金、物品的管理，建立社會公示制度，接受社會監督，增強社會慈善事業公信力。

慈善事業是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的崇高事業，是彰顯人性光輝、實現公平正義的陽光事業，發展慈善事業已寫入“十二五”規劃，需要全社會的鼎力支持、熱情參與和積極推動。

四、慈善事業的民間化轉型

反思自身，我們缺乏的是對慈善超市更人性化的定位。單純的施舍，僅僅能解一時所需，處理不當，還會傷害接受者的自尊。而好意慈善組織通過銷售捐贈物品，將資金用于為困難人群提供職業培訓、就業機會，這樣“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思路，基于平等的互助原則，也是現代慈善精神的意義所在。

要想慈善超市持久發展、永葆活力，關鍵在于讓慈善意識深入人心。在好意慈善超市，人人都能成為捐助者，也能成為參與者，消費者不光是窮人，捐助者不僅是富人。中國慈善超市要避免曇花一現，根本上是要推廣“人人都能做慈善”的理念，喚醒“人人都來做慈善”的行動意識，吸引更多困難群眾參與到慈善超市的建設中，形成以普通人群為主的志愿者隊伍，在救人、自助、互助中實現可持續發展。

展望中國的慈善事業，那會是一片美好的藍天。只要各方面都做到位，慈善事業在中國將會蓬勃發展。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中國的不斷發展與壯大，當我們與其他國家齊頭并進的時候，決不能在慈善事業方面落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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