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救助管理工作困境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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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管理工作困境與對策

救助管理工作困境與對策

[提要] 救助管理是一項“以人為本”的社會救助制度，是黨和政府關心弱勢群體、保障其基本生活權益的一項重要措施，做好新時期救助管理工作是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本文通過對新形勢下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過程中所存在問題的分析，結合石家莊市救助管理工作實際，提出對策建議。

關鍵詞：救助管理；困境；建議

中圖分類號：D632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救助管理工作的困境與對策分析

收錄日期：2013年3月6日

2003年8月1日，國務院頒布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救助管理辦法》）正式實施，同時廢止了1982年國務院發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將強制性的收容遣送改為關愛性的救助管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流浪乞討人員的人文關懷，是我國社會救助制度的重大改革。隨著社會的發展，在新形勢下救助管理工作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急需探索和解決。

一、救助管理工作困境分析

（一）對職業化乞討人員管理的法規不健全，亟待整合。堅持自愿受助、無償救助原則是《救助管理辦法》的核心，是與收容遣送辦法的本質區別。但救助管理制度是一項臨時性的社會救助措施，不能持久解決問題，正如一位乞討人員所說：“救助站里再好能管我下半輩子嗎？能給我錢花嗎？在家里如果有辦法生活，我何必要出來呢？”對于另外一些長期流浪乞討人員來說，乞討本身已經成為一門職業，甚至是回報比較豐厚的職業，他們已經成為職業化乞丐，自然不會去自愿接受救助，更不愿被送回流出地。職業化乞丐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經濟欠發達省區，這些省區的部分農村有集體結伙外出乞討的傳統陋習，當地流傳著“城里磕頭，回家蓋樓”等順口溜。

據調查，多數職業乞討人員不屬于“生活無著”，不需要并且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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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政府的救助，但他們實施的有害行為確實需要加以約束和管理，而現有《救助管理辦法》多為關愛性救助的規定，在社會“管理”方面還有不少缺失。對職業乞討和有害乞討行為的管理因法律并未賦予民政、公安、城管等部門相應職能和手段，而導致各有關部門在實際執行中常處于進退兩難、束手無策的尷尬處境。職業化乞討人員普遍采取“告知不聽，救助不去，勸阻無效，制止不服”的態度，“職業乞丐”已成為一個新的管理盲區，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不和諧音符。

（二）救助條件難以把握，求助人員的甄別核實缺乏規范性操作。按照民政部《實施細則》規定，救助對象必須同時具備四個條件：自身無力解決食宿；無親友投靠；既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又不享受農村“五保”供養；正在城市流浪乞討度日的人員。但是，實際上真正同時符合上述四個條件的人員比例很小，以石家莊救助站為例：在2012年實際救助的6，589人中，長期在以流浪乞討為生的人員118人，僅占救助人員總數的1.79%；因錢物花光、丟失或被偷、被搶、被騙等造成生活一時無著，自愿求助但尚無流浪乞討行為的人員5，788人，占救助人員總數的87.84%；其他原因如公安部門送來、接群眾熱線等救助人員為683人，占救助人數的10.37%。因此，如何從工作實際出發，合理界定救助對象，做到“應該救助的得到救助，不應該救助的不予救助”還有待研究。

此外，求助人員成分復雜，動機多樣，有的為了求得救助而隱瞞個人真實情況，編造謊言；有的隨身帶有現金，因工作人員無權檢查，求助人員騙取救助時有發生。如何對求助人員進行有效甄別，有關規定需要進一步完善。

（三）落實救助管理經費有困難，人員編制不足。一是工作經費緊張。流浪乞討人員往往是跨區域流動，在安置和跨省接送問題上，民政部、財政部發布的《關于做好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中特殊困難救助對象跨省返鄉工作的通知》指出：地方各級財政部門要按照《財政部、民政部、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關于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辦法有關機構編制和經費問題的通知》要求，落實救助管理工作經費，省級財政部門應根據跨省救助任務量對跨省救助管理站予以補助。財政部督促省級財政部門落實救助管理工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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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中央財政通過一般轉移支付對中西部救助管理工作予以補助。但是，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由于財政困難，興辦救助站并維持救助日常運轉就面臨著較大的壓力，有限的經費往往只夠維持機構基本開支；二是人員編制不足。救助管理站的人員編制大部分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核實的，在收容遣送時期還能適應，改為救助管理后，由于工作性質由強制性管理改為人性化的服務型管理，需要24小時值班、街頭救助、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及肢體殘疾人員等特殊困難人員護理、跨省接送等大量業務工作，人力調配十分困難。

（四）對特殊人群的救助面臨困境。首先，對危重病人、精神病人的救助管理及安置是救助管理工作中的突出難題。作為特殊的救助管理對象，街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的救助，具有多元性、復雜性、敏感性、風險性等諸多難點。流浪乞討人員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入院治療的主要途徑是經公安部門護送而來，占到80%以上，其他是熱心群眾護送來站和接市政府值班電話、群眾熱線電話后由救助管理站接回的。目前，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經費問題突出，他們的治療過程復雜而漫長，需要較大的醫療費用；而且救助渠道單一，目前這部分人員的救助和治療由政府承擔，民間慈善機構功能遠沒有得到充分發揮。近幾年，危重病人、精神病人的數量也呈逐年上升的趨勢，以石家莊救助站為例：2010年329人，2011年378人，2012年403人。救治經費也呈逐年增加的趨勢；其次，對流浪乞討人員中未成年人的救助保護和管理教育工作也有待加強。由于大多數流浪乞討未成年人常年脫離家庭在外流浪，生存環境也使他們養成了一些不良行為習慣，挫折和磨難往往造成他們心理健康狀態不佳。如石家莊救助管理站在救助新疆籍未成年人時，由于管理人員與新疆籍未成年人語言不通、生活習慣差異較大，在身份鑒別、與接領人關系的核查和日常救助管理上都存在較大的困難，新疆籍未成年人曾經出現過絕食甚至自殘等過激事件，為促使他們以健康的心態回到社會，需要在救助管理過程中，由專業人員對他們進行必要的心理輔導和行為矯治。

二、對策建議

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結構轉型的加速時期，少數社會成員在生活無著的情況下選擇乞討以維持生存具有一定必然性，乞討現象一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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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乞討群體規模一度擴大，在所難免。面對這一社會現象，既不能視而不見、放任自流，更不能退回到“收容遣送”的老路上去。既要用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觀點，著眼長遠，標本兼治；更要著手當前，做到以人為本，積極救助，正視問題，依法管理。

（一）完善《救助管理辦法》，加快救助管理規范化、制度化建設

1、建議有關部門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修改和完善《救助管理辦法》，使之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和指導性。應修改受救助條件，擴大救助覆蓋面，將雖沒有流浪乞討行為，但因各種原因已經處于生活無著境地的求助人員列入救助對象，積極予以救助；要盡快建立省際受助人員接送機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人員接送的程序和規范，健全管理制度。

2、建議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在及時總結執行《救助管理辦法》工作實踐基礎上，緊密結合各地實際，重點解決好以下問題：（1）成立“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工作領導小組”，由當地市政府分管領導任組長，政府相關部門（民政局、公安局、城管局、財政局、衛生局、交通局等）為成員，加強對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工作的領導，及時研究解決工作中的重要問題，協調相關部門的工作，制定相關部門的職責，制定相關配套政策措施，以保障流浪乞討人員的合法權益，維護城市公共秩序；（2）更多的發揮街道、社區居委會、企事業單位等基層組織在救助工作中的作用，通過增加相應條款，賦予其相應的責任和義務。如當發現流浪乞討人員時，基層組織可及時告知、進行臨時性救助，并向有關部門報告反映、積極開展協助性工作。發現乞討人員違法行為時，應及時舉報，協助公安部門調查處理，共同維護社會秩序；（3）增加加強救助管理站防病防疫工作的專項條款。要強調衛生部門的檢查督促、防病指導的責任，加強站內工作人員自身防病保護的措施，制定救助站對求助人員要進行身體檢查的規定程序和項目，篩查傳染性疾病的患病人員。制定符合衛生防疫要求的設施設備標準，并確定達標時限，嚴防流行性傳染病在受助人員中傳播，確保站內不出現衛生安全事故；（4）盡快明確救助管理站的基本建設標準、機構編制、救助標準、經費保證，以及責任劃分、經費結算等方面的最新【精品】范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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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細則。保證各項救助管理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以確保救助管理工作協調、高效地開展。

3、建立救助管理工作社會化參與機制。要鼓勵和支持民間組織、慈善團體、宗教組織和廣大市民，通過義工服務、捐款捐物、告知引導和直接救助等多渠道、多形式參與救助工作。號召、引導市民將錢物捐贈給慈善團體和公益組織用于弱勢群體的救助，使市民的愛心既有施放之處，又能防止受騙上當，還能壓縮職業化乞討人員的生存空間。呼吁全社會共同關心、關注、支持、參與救助管理事業，建立有效而又穩妥的社會化參與機制。

（二）加強救助管理隊伍建設，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知識開展救助服務。救助管理工作是服務型的管理工作，救助管理工作人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社會工作者，為了適應新的救助管理工作的需要，有必要加強救助管理隊伍建設，使工作人員具備較高素質。

1、提高政策理論水平和職業能力。作為一名合格的救助管理人員，首先要準確理解、掌握國家有關救助管理工作的方針、政策，毫不動搖地按照黨和政府的有關政策辦事，自覺維護受助對象的切身利益；其次要有高尚的職業道德，熱愛本職工作，富有愛心，責任感強，尊重人格，保護受助者的權利；最后還要具備較強的職業能力，救助管理工作的工作對象十分復雜，對象的復雜性要求救助管理工作人員有較強的社會交往能力、組織能力及決斷能力。

2、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救助管理工作是一種典型的助人工作，搞好這項工作，工作人員必須掌握一定的關于社會與關于人的知識。要站在較高的水準上觀察、認識、分析人的行為與心理。此外，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知識開展救助服務，總結出流浪乞討人員救助服務的本土理論和方法，加強對工作人員的專業培訓。

（三）創新工作方式，與時俱進，積極有效地開展救助管理工作

1、創新工作方式。救助管理站要從特殊困難群體的特殊需求出發，逐步探索全方位、多層次的救助方式，豐富救助內容，實施人性化的救助。除日常救助外，要針對不同類型受助人員的生理、心理、文化水平、個性特征進行必要的物質幫助。綜合運用社會工作、心里輔導、技能培訓、文化教育、行為矯治、精神慰藉、法律援助等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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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論文 的工作方法，爭取逐步做到“分類救助，按需施救”，幫助流浪乞討人員早日回歸家庭、回歸社會。

2、拓展服務功能。救助管理站要堅持“以人為本”，拓展救助管理工作的內涵和外延，為受助人員提供更多的服務。如開通救助服務咨詢電話、實現街頭救助經常化、在市區繁華路段交通要道設立救助引導牌、發放救助引導卡以及成立未成年人保護中心和家庭暴力庇護中心，對未成年人、婦女和老年人實行保護性救助；通過為下崗失業等人員提供公益崗位，讓他們參與到救助工作中，既有效地解決了救助管理機構人員緊張問題，又保障了困難家庭的基本生活，擴大了救助服務網絡覆蓋范圍。

（四）積極發展城鄉經濟，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從源頭上根治乞討現象。治理乞討問題還要從治本上下功夫。從源頭上，全國各地政府部門必須切實負起責任，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制，加快農村社會救助制度建設，以保障貧困人口的最基本生活。同時，加大扶貧力度，通過各種途徑幫助、引導有一定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在城市，應當逐步給予符合相關條件的進城農民以市民待遇，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降低他們在城市就業的門檻；而當他們失業或陷于生活無著時，應當納入城市社會救助制度的覆蓋范圍。解決乞討問題的最根本之道，則在于加快社會結構的轉型，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并在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通過完善基于公平和公正的社會政策，將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

主要參考文獻：

[1]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國務院令.第381號.[2]齊建輝.職業乞討亟須治理[J].社會福利，2010.2.[3]湯秀娟，王霞.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現狀分析與對策研究[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報），2007.8.------------最新【精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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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農村婦女參政困境與對策

小議農村婦女參政困境

建國60多年以來，新中國為婦女參政事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貢獻：

（一）1949年 9月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 》,其中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制度。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

（二）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選舉法 》的第四條規定:“婦女有與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

（三）1954年頒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的第八十六條和第九十六條又再次重申:“婦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生活各個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

（四）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４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三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

盡管通過以上種種努力，中國目前的婦女參政狀況仍然很不樂觀。我們知道自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之后，各國紛紛采取行動提高婦女參政，我國婦女參政盡管絕對數有所上升，但在國際社會的排名卻從1995年的第12位下降到2004年的第37位。這說明與其他一些國家相比，近年來我國婦女參政的進展速度緩慢。現實政治生活中婦女的參政權利受到很多限制，即使婦女獲得選舉權以后，我們可以發現按照僅僅有法律所認可的那個選舉權，并不能夠自動地變成實際的權利，而婦女在社會生活中的許多領域仍然是不平等。而我國農村婦女的參政現狀則更是令人擔憂。

在我國廣大的農村，有21％的無土地農村婦女，有占全國90％的婦女文盲，有近65.7%的低收入婦女群體。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我國農村婦女的參政議政。總的來說，制約我國農村婦女參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農村婦女弱，首當其沖的自然就是家庭暴力方面，2010年婦女社會地位調查顯示在整個婚姻生活中曾遭受過配偶侮辱謾罵毆打限制人身自由經濟控制強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其中，明確表示遭受過配偶毆打的已婚女性為 5.5%，而農村婦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占到7.8%。這個數字之高，是我們無法想象的，在21世紀的中國農村，還有這么多的女性同胞遭受這種不公正的待遇。

農村婦女愚，在農村人們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而農村婦女的受教育程度則更為的低，2010年全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顯示，中西部農村婦女平均受教育年限為6.8 年，比京津滬和東部地區農村婦女分別低2.2 年和0.8年，比該地區農村男性低0.5年，中西部農村婦女接受過高中階段及以上教育的只占10%，遠低于京津滬和東部地區農村婦女，也比該地區農村男性低4.6個百分點。目前我國有8699萬文盲，文盲中73％是婦女；婦女文盲占婦女總數的24％左右，90％分布在農村。在農村，由于長期重男輕女封建觀念的影響，以及關于男孩的受教育回報率高于女孩的觀念的的深入人心，女孩的受教育，尤其是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遠遠低于男孩。

農村婦女窮，在我國，女性勞動收入相對較低，兩性勞動收入差距較大，同樣的，我國農村婦女的勞動報酬則相較而言更低。

而以上這些都直接或者是間接的影響著我國農村婦女參政。弱、愚、窮構成當今農村婦女的基本特征。如果說農村窮、農民弱、農業真危險，我們就要說農村婦女更窮、更弱、更值得人們去關注和幫助她們，讓她們能夠走出這種困境！在農村，她們有繁重的家庭家務負擔，她們受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制約，她們要面對尚不全面公平的選舉機制，于是她們對于農村政治復雜的人際關系和迷離的政治現象望而卻步，她們選擇回避政治傾軋和貪污腐敗，她們越來越不自信，越來越不敢站出來競選。

面對這種現狀，我們應該做的是貫徹宣傳社會性別平等主流化觀念，婦女平等參與決策，不僅是要求單純的公平和民主，也可視為是使婦女利益得到考慮的一項必要條件，如果各級決策進程沒有婦女的積極參與，并且沒有吸納婦女的觀點，就不可能實現平等、發展與和平的目標。更要推動政府各部門積極參加到促進農村婦女參政的活動中來，婦女參政沒有政府的支持，將舉步維艱，盡管憲法上有保證每個婦女參政選舉的基本權利，但是現實是殘酷的，一個國家的婦女參政程度和這個國家的政府支持程度有著極大的關系。除此之外，還應當加強農村婦女參政議政意識的培訓，她們需要支持，她們更需要自信，而我們能做的最多的，我想應該就是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去宣傳支持她們，讓她們能有自信站上競選臺，說出自己的競選詞。

憲法賦予每個公民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然而在新中國成立了60余年之后我們再回頭看，中國婦女的參政議政狀況并未得到多大的改善。農村很窮，農民很苦，而農村婦女更需要我們的關注。人人生來平等，一個國家的發展不是靠一種性別的努力或者政治壟斷就可以的，人類的發展更是需要全人類的共同推動。解決農村婦女的問題，保護好她們的這一權益，不僅關系到調動她們投入新農村建設的積極性，而且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平安與和諧。

—— 張朝娟

10人力資源管理2班 學號：100701086

第三篇：失獨家庭困境分析與社會救助對策研究

失獨家庭困境分析與社會救助對策研究

作者簡介：許悄然，衡高強，南京郵電大學，專業：公共管理。

摘要：失獨父母已經成為社會最弱勢、最需要社會支持的群體之一。怎樣使失獨者這一龐大的群體能夠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依、老有所終是一個嚴峻并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家庭和社會問題。本文通過關于對失獨家庭現狀、面臨的困境等相關研究，進一步健全失獨家庭救助體系，加大對失獨家庭的扶助力度，提供有針對性的社會服務和支持，幫助失獨家庭擺脫困境，重建生活自信。

關鍵詞：失獨家庭；社會救助；問題；對策

一、研究背景

我國著名人口學專家易富賢在其研究領域依據一些研究資料和人口普查數據推斷，一些年后的中國將增至1000多萬個失獨家庭。失獨群體為中國的計劃生育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養老問題應由國家、社會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從改革開放初期到2012年底，中國大部分城市和地區提高了對失獨家庭的扶助標準。重慶市規定失獨家庭可獲得每人每月260元的扶助金，河南省的規定為每人每年6000元的補助。其中，陜西省的經濟補貼最高，農村失獨家庭和城市失獨家庭除了可以一次性得到20000元與30000元的扶助金補貼外，一年每人的扶助金標準也分別提高到了9600元和12000元。但人口專家、學者、部分失獨家庭認為社會救助遠遠不夠，不足以解決失獨家庭在養老、經濟、情感等方面的困境。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在實行了長達了16年之后于2012年6月首次迎來了第一修正案，然而，這份規模龐大的修訂草案雖然在表面上重新做出了政府關于對老年人養老問題的部分界定，但是它并沒有對失獨老人的相關保障做出具體說明。

失獨家庭帶來的問題逐漸引起了社會學者的廣泛關注。趙仲杰（2009）認為獨生子女的去世是家庭解體和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李蘭永、王秀銀（2009）提出政府和社會不應只關注失獨家庭經濟和物質上的救助，心理上的慰藉也不能忽視。吳敬東、王藝穎（2013）強調了經濟、心理、養老機制三方面的重要性。黃建（2013）認為政府部門應該承擔起責任主體的角色，構建社會保障網，幫助失獨家庭實現自我救助。方曙光（2013）通過對合肥市失獨老人社會支持現狀的分析研究，發現失獨老人有相當一部分在主觀支持（自身心理因素）、客觀支持（經濟與物質狀況）和支持利用度（政府、社區、失獨父母）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6]。孫煒紅（2014）認為健全和完善養老服務機構、放寬生養、收養政策等一系列措施緩和失獨家庭面臨的養老困境損失。

二、我國失獨家庭現狀分析

1.家庭結構缺失，生活缺乏保障

根據我國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的失獨家庭的數量每年大約新增7.6萬個。而據專家推測，目前，中國的失獨家庭實際已經超過了百萬，其數目仍在持續增加。孩子是構成獨生子女家庭三角結構穩定平衡的重要基礎，由于獨生子女的突然性亡故使得原本穩固的內部結構出現破裂，因此從根本上動搖了家庭三角結構的穩定性甚至瀕臨瓦解。由于大部分失獨者已喪失再生育功能，80%以上的失獨者自身也認為再無精力與體力撫養孩子，家庭撫育贍養功能也由此缺失。另一方面，養老院門檻過高，超過一半的失獨者對養老院的經費、設施、人際問題表示擔憂，最終被迫處于老無所養的狀態。家庭結構缺失的同時，后續的日常生活成為又一大難題。據有關資料顯示，58.2%的老年人在生活上不能自理，需要接受外來的幫助，衣食起居缺乏保障。實證調查中發現失獨老人年齡段在54-63歲超過樣本總體的67%，失獨群體中慢性病的發病率超過60%。失獨老人醫療費用支出較高，政府給予的扶助金顯得杯水車薪，失獨家庭面臨醫療和生活的窘境。

2.經濟困窘，狀況堪憂

我國的養老體制仍不健全，截止2010年，在我國老年人口中，24.1%的老年人將退休金作為主要生活來源，40.7%的老人不能自給自足，需依靠家庭其他成員的贍養。在失獨老人中很大一部分是農村人口，其生活主要來源是來自獨生子女的經濟補貼。子女亡故后，有相當一部分人處于沒有經濟來源的窘境之中，城市的政府扶助金普遍比農村高。以南京市為例，2014年南京市失獨者每人每月可領取500元的政府扶助金，但相對于日益高漲的物價水平，政府的扶助金微不足道，不足以維持正常的生活開銷。城市失獨家庭主要依靠退休金維持日常開銷，在退休后生活貧困現象較為突出。實證調查發現失獨家庭大都以養老金和特別扶助金為主要收入來源，其中58%將養老金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特別扶助金占35.7%，僅有4.3%的家庭選擇了低保金，在社會保險方面，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所需繳納費用相對較高，失獨家庭繳納比例較低。16.7%的失獨者表示在子女亡故后仍有負債，生活比較艱辛。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失獨家庭生活的基本開銷得不到保障，其經濟狀況堪憂，養老經濟困境更為嚴重。

3.心理遭受創傷，飽受精神折磨

獨生子女在亡故后，“心理受損”成為失獨父母面臨最為嚴重的問題，在失獨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會產生頭痛、失眠、焦慮、情緒壓抑等現象，也普遍存在著孤獨、自卑、抑郁等較嚴重的心理問題，長時間不能走出失去子女的陰影。在湖北省對三百多位失獨父母調查中，76.9%的調查者表明患有心理抑郁癥，心理呈現正常狀態的人群僅占總體的11.4%。實證調查發現，22%的失獨父母至今仍在極度悲痛中，難以擺脫。56%的父母現接受現實，仍有隱痛。僅約11.1%的失獨者可以走出失獨的陰影。獨生子女的意外去世（特別是較大年齡獨生子女的亡故）使得這部分家庭從此以后永久地進入了空巢期，父母精神受到沉重打擊，內心創傷無法愈合，長時期處于悲傷絕望之中。有關數據表明，71.9%的失獨家庭認為他們面臨的最艱難的是“如何解決因子女亡故導致長期處于情緒低落”的問題，在調查中我們發現有61.1%的受訪者表明在逢年過節時心里最失落與痛苦，失獨者面臨著精神崩潰的風險。

4.社會融入困難，喪失自我價值

獨生子女亡故后，其父母的心態普遍比較自卑，因害怕看到社會上異樣的眼光而選擇拒絕與其他人交往和聯系，長期以往，越來越缺乏與社會的溝通。實證調查發現，有87.5%的失獨老人表示“不愿意出門”，66.2%表示“不愿意與以前認識的人打招呼”，主要害怕談論涉及有關子女的話題[11]。22.2%的受訪者在除原有的社會關系外表示不愿再拓寬交往圈，只愿與親朋好友來往其他一概拒絕。33.3%的受訪者表明在失獨后害怕社會交往，已經不和任何人來往，甚至已經搬家。在情感能量的角度上，獨生子女家庭在失獨后會經歷原有交往互動鏈條斷裂、社區逃離到加入組織并參與其中和原有社會關系重構的過程，但情感能量相對較低的失獨家庭可能面臨邊緣化，甚至與社會脫離的風險。在難以再次融入社會的同時，失獨者本身自我價值感大幅度降低甚至喪失，一半以上的受訪者表示生活無意義，對于再融入社會的難度也因此加大。

三、建立失獨家庭社會救助體制的對策與建議

失獨家庭為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做出了重要貢獻，當他們在中老年遭遇失獨風險、生計變得不可持續時，政府有責任和義務分擔失獨家庭的風險，為失獨家庭建立可持續的應對失獨風險的社會救助制度。

1.明確政府角色，發揮主導作用

失獨家庭面臨老無所依的養老風險，失去了子女的經濟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經濟狀況較差，生產和生活出現困難。國家應承擔起相應責任，為他們養老、經濟和心理提供長期幫扶制度。政府須從制度上完善并清晰明確政府對失獨家庭的救助責任，另一方面，需從立法層次上對失獨家庭的救助實現具體化、公開化、可操作化，做到在實際生活中對失獨家庭扶助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2.依托社區資源，充分發揮社區優勢

以社區服務為主要依托，致力于重新構建失獨家庭的精神家園。積極利用現有政策、資金等優勢，在社區養老的體系之上，推進社區功能的發揮，以社區為基礎進行相關的友好扶助以及院舍服務，為失獨家庭提供社區救助服務。動員親朋、鄰里乃至志愿者等各種社會力量幫扶失獨老人，讓失獨者可以心有所依；依托居家養老服務網絡體系，逐步完善與失獨者的親情聯系、牽手服務等制度，有效進入并參與社會互動。

3.發揮非政府組織的專業作用，建立社會支持體系

（1）建立心理救助機制。

以民間團體為依托，形成社會支持力量。民間社會組織既是連接政府與公民的橋梁，又是公共服務生產的核心主體。民間組織具有靈活性和專業性的特點，他們可以根據老人們的特殊需求，開展有針對性的心理疏導，義務巡診、免費體檢、臨終關懷等多元化服務，幫助失獨者打破自我封閉的枷鎖，重新回歸社會。

（2）健全社會支持網絡。

社會網絡理論認為，社會支持網絡具有緩和壓力、全面保護兩大功能，是補足日常社會服務的一種有效的支持模式（戴維?A?哈德凱瑟等，2008）。社會工作者一般采取互助網絡、自愿聯盟策略、個人網絡策略、鄰里援助網絡、社區授權等方法幫助失獨群體解決實際困難。因此，社會網絡理論的重視及采納對失獨群體的社會工作發揮著積極地作用，它能夠系統而專業的分析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聯系，拉近失獨者與社會大眾、失獨者與失獨者、失獨者與社會工作者之間的相互溝通及理解。

4.失獨家庭自我救助，提高自身養老能力

動員失獨家庭建立互惠互助的支持機制，實現自我救助。親朋好友，社區以及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和深度介入，對于失獨群體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這些都是外因條件，并不能從本質上解決問題。在幫扶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內部條件還在于失獨者自己的努力和自我救贖，在這一過程中，只有失獨家庭做到自我釋然，才算真正意義的自我救贖。所以，作為失獨家庭本身應該從經濟，心理，生理等多個方面進行自我救助。（作者單位：南京郵電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公共管理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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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曙光，社會支持理論視域下失獨老人的社會生活重建[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3（4）

第四篇：困境兒童救助工作現狀與思考

近年來，**市始終把關注、推動兒童健康成長作為重點民生工程來抓，多措并舉為兒童特別是困境兒童辦好事、辦實事，全市兒童生存發展環境得到進一步改善。但是，由于受各種內外因素影響和制約，**市仍有部分兒童還存在生活困難、家庭教育缺失、學習受阻、身心發展不健全等諸多不容樂觀的問題。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市困境兒童生存現狀和發展需求，為困境兒童提供更多的幫助，今年4月**市婦聯有針對性的對全市困境兒童生活學習等發面狀況開展了專題調研。

一、**困境兒童現狀

**市現有總人口14萬，約有兒童4.2萬人。2012年4月數據統計，全市共有困境兒童2431人，其中貧困家庭兒童1746人，殘疾家庭兒童153人，單親家庭兒童409人，留守兒童100人，流動兒童179人。

二、**市困境兒童面臨的主要困難

1.貧困家庭兒童。據統計，**市現有貧困家庭兒童1746人，大多分布在農村各學校。此類家庭經濟來源單

一、不穩定，且具有雙重性，即大多數家庭屬于殘障、單親或因病返貧家庭。這些兒童不僅面臨物質生活匱乏，進一步生存發展空間狹小，同時也存在性格障礙、心理偏差失衡等問題，無法持續完成學業，易與社會發展脫節，出現貧困導致教育的缺乏，教育的缺乏又導致貧困的惡性循環。2.智障及患病兒童。我市目前在冊殘疾家庭困境兒童約150人，目前均能就學接受義務教育。為保障殘疾兒童受教育權利，**市專門建立一所特殊教育學校，學校特教班現有學生16名，其中多是生理缺陷兒童或智障兒童，如盲啞兒童、殘疾兒童，這部分兒童上學不僅要有專人看護，還要進行行為訓練等形式的技巧培訓，一方面家庭負擔重，無力再讓兒童繼續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教育資源不足，經費緊張，無法滿足兒童成長各項需求。

3.留守流動及單親家庭兒童。家庭結構不全、家庭環境不穩定形成了留守、流動、單親家庭兒童這一特殊群體。這類兒童由于缺乏社會重視、家庭關愛、家長監管和專業心理輔導，普遍存在學習成績不佳、性格發育不健康、生活習慣差等問題。目前**市已建立動態管理機制，為摸排出的100名留守兒童、179名流動兒童、409名單親家庭兒童建立了檔案，下一步將有針對性的開展困境兒童家庭教育培訓、“大手拉小手”結對幫扶等活動。

三、**市困境兒童救助工作開展情況

1.扎實開展“春蕾計劃”活動。**市積極推進“春蕾計劃”縱深發展，活動自2001年在全市實施以來，累計資助春蕾女童2436人次，發放助學金104.088萬元；修建“春蕾小學”4所，籌集建校款95萬元；舉辦“春蕾計劃”實用技術培訓班，免費培訓學員237人，累計評選優秀春蕾女童50余人。“春蕾計劃”已經成為婦聯工作的品牌工程，成為凝聚社會奉獻愛心的公益平臺，成為一項社會支持、群眾滿意的公益品牌。2.廣泛開展“恒愛行動”系列活動。“恒愛行動”活動在我市開展以來，累計發放毛線300斤，回收新毛衣300余件，接收捐贈的全新毛衣、鞋帽、圍巾和書本近2000件。活動不僅為本市困難家庭兒童、孤殘兒童和特教學校的兒童送去愛心，還為革命老區孤殘兒童送去了溫暖；不僅為困難家庭兒童、孤殘兒童家庭解決了實際困難，同時也為愛心人士搭建了一個關愛孤殘兒童的慈善平臺；不僅實現了物質增值，更實現了精神增值、社會資本增值和人的能力的增值，目前此項公益活動已成為針對孤殘兒童的一項關愛品牌。

3.積極創建“農村留守兒童”之家。為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切實改善農村留守兒童發展狀況，**市各級上下聯動，于2009年在留守兒童較為集中的七里鎮中學、孟家橋中學建立了兩所“留守兒童之家”，目前各項工作已步入正常軌道，管理機制逐步完善，達到了有一個穩定陣地、有一支教育隊伍、有一個“一幫一”形式的“三個有”和有一個好的組織領導、有一套好的工作方案、有一種扎扎實實的工作作風、有一些實實在在的工作成果的“四個一”工作要求，社會成效顯著。4.關愛幫扶等社會救助扎實推進。一是積極拓寬捐助渠道。**市婦聯組織充分把握機遇，牽線搭橋，精心運作，向上爭取資金的同時大力爭取企業和個人支持，如吸引**立新超市等愛心企業、劉艷等愛心人士共同參與，為**市捐資助學活動的開展增添了活力和光彩。二是開展“愛心助春蕾”、“圓夢大學”等捐助活動。如：2009年組織機關干部對莫高鎮因交通事故父母雙亡的楊玉婷同學進行生活幫扶募捐，籌集資金2.4萬元。三是大力營造關愛弱勢群體氛圍，積極動員市直機關各部門、單位等與困境家庭結對幫扶，傾力幫扶困境兒童家庭。

四、困境兒童救助工作的思考和建議

目前，困境兒童救助工作還存在一定的困難和問題，如救助工作的覆蓋面與困境兒童實際需求差距較大，救助工作的長效機制還未完全形成，資金募集和運行機制需進一步完善等等。根據調研情況，提出如下建議：

1.提高認識，增強責任感，積極營造關愛困境兒童社會氛圍。開展“困境兒童救助工作”是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婦女兒童根本利益的生動體現，是為群眾解難的“民心工程”，為做好、做實困境兒童救助工作，必須要建立長效機制，使救助工作可持續發展；要圍繞困境兒童開展更深入的調研，針對他們的特殊困難、實際需要和成長要求，爭取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和廣泛關注困境兒童，保障困境兒童享有的權利；促進救助工作與政府政策有效對接，使救助工作從婦聯自發的公益活動變為政府及職能部門的長期職責和自覺行為；要充分發揮網絡媒體優勢，大力營造關愛困境兒童氛圍。

2.整合資源，建立社會化、全方位救助新模式。困境兒童救助工作作為一項社會工程，需要全社會的共同關注和支持，要以推動解決困境兒童的實際困難為重點，積極探索救助模式，充分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開展各類幫扶活動，努力推動改善困境兒童的生存環境和生活狀況；要善于“借勢”，做好“聯”字文章，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努力推進“救助工作”；要整合優勢資源，加大資金籌措力度，爭取有關非政府組織、國際合作項目的扶貧資金，實行項目化運作；要大力爭取政府及職能部門在扶貧、社會救助、大病救助等方面的資金傾斜，探索出一條全面救助、綜合服務的新路子。

3.堅持持續發展理念，不斷拓寬困境兒童救助內容和范圍。要根據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及時調整幫扶重點，拓寬救助內容和范圍；要認真履行救助職責，定期為他們送去知識與溫暖，積極幫助他們解決生活與學習中的困難；要在幫扶內容上，從錢物幫扶延伸到情感與物質同時幫扶，實現開展困境兒童心理幫扶工作的專業化、標準化和職業化，彌補其監護人或臨時監護人因親情溝通不足而留下的缺陷，促進困境兒童的心理幫扶工作走上制度化、規范化和科學化軌道。

4.規范運作管理，促進困境兒童救助工作扎實有效開展。要建立完善科學、系統、規范化的管理機制和運行機制，救助工作始終堅持“四個到位”和“三個清”，即：調查研究到位、宣傳發動到位，工作落實到位，典型挖掘到位；困境兒童底數清，愛心捐款賬目清，善款使用效果清；要在困境兒童調查研究、救助款申請發放和救助反饋工作環節，強化管理，嚴格監督，保證救助工作持續健康扎實有效開展，把好事辦好、辦實。

在各方努力下，**市困境兒童生活、學習等狀況雖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地區經濟不發達，全市困境兒童數量多、受助渠道狹窄等因素影響，救助工作的覆蓋面與困境兒童實際需求差距較大，仍需多方努力,進一步加大對困境兒童受助力度，不斷改善和優化其成長環境，實現困境兒童健康成長、全面發展。

第五篇：救助管理工作經驗交流

救助管理工作中滯留受助人員安置工作的幾點思考

XX區地處浙東沿海，地理條件得天獨厚，以港口和臨港工業為優勢產業，區域內設有國家級的經濟技術開發區、保稅區，社會經濟發展迅猛，吸引了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其數量甚至超過了本地戶籍人口數。流動人口不斷涌入我區，一方面

他們為區域的經濟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一些社會問題也隨之凸顯出來，流浪乞討人員和精神病人的數量也隨之增加，給我區的救助管理工作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由于救助管理站是屬于臨時性救助機構，根據《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十二條規定：救助站應當根據受助人員的情況確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過10天。絕大部分的受助人員救助期限都不會超過10天，可是由于種種原因，總會有少數受助人員滯留于救助管理站。所謂滯留受助人員，就是受助人員在救助管理站或者救助管理站指定的救助醫療機構內接受救助的時間超過了規定的期限，工作人員卻無法核實受助人員的身份及流出地信息，導致無法護送其返回原籍地。這類人員基本都是殘障人士，有些是身體殘疾，有些是癡呆傻人員以及精神病人。特別是被惡意遺棄的危重病人、精神病人、癡呆傻人員，更是無法查實其家屬及戶籍地。根據救助政策規定，這類人員都是屬于完全救助人員，應按照“先救治，后救助”的原則對其實施救助，他們的醫療和生活費用都由救助管理站承擔，我區救助管理站每年光花費在精神病醫院的救助經費就高達百萬之多，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這些滯留受助人員不僅加大了救助站的工作難度，還加重了地方政府的經濟負擔。

根據《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十五條規定：對因年老、年幼或者殘疾無法認知直接行為、無表達能力，因而無法查明其親屬或者所在單位，也無法查明其戶口所在地或者住所地的，由救助站上級民政部門提出安置方案，報同級人民政府給予安置。

目前滯留人員的安置問題在在全國救助系統中都是一個難題。大部分救助管理站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受助人員長期滯留站內的現象，現根據國家相關政策法規并結合我區實際和前期的安置經驗，本人便在此粗淺地談談如何能更好地解決站內長期滯留受助人員的問題。

對城市流浪乞討人員實施救助與安置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要想推動救助與安置工作又好又快地發展，需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充分認識做好滯留人員安置工作的重要意義，以創新思維積極探索新形勢下滯留人員安置方式與途徑。同時也要看到，做好新形勢下滯留人員安置工作僅僅依靠救助管理站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上下一心、多方努力。

首先，要加強和完善救助管理站的軟硬件設施建設，具備規范標準的救助場地、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科學完善的管理制度是解決滯留受助人員安置問題的基本保障。按照救助政策，受助人員一旦進站接受救助，救助管理站就應對受助人員的人身安全負完全責任，所以一個規范的救助場地，一支綜合素質過硬的救助隊伍、一系列科學完善的管理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受助人員超過規定期限后，不安全因素就相對增大，所以加強站內的軟硬件建設就尤為重要。我區救助管理站自成立以來，一直使用的是由一幢單身宿舍樓的二樓簡單改造而成的老房，總使用面積不過200平方米，屬于過渡性臨時用房。由于條件限制目前無法實行辦公區和救助區、男救助區和女救助區的分區管理，許多救助設施無法設置，存在諸多安全隱患。我站在硬件方面的不足，促使我們只能從更加注重軟件建設方面去加以彌補，所以我站一直狠抓安全這根高壓線，根據我站實際情況不斷加強工作人員的安全意識培養，完善規章制度，強化責任意識。建站以來，我站從未出現過安全方面的問題。今年，我站在局領導的重視下已通過選址新建規范化救助管理站的立項申請，在不久的將來一個規范合理的救助管理站將會為長期滯留人員的救助提供更好的基礎性保障，也將使我區的救助管理水平更上一個臺階。

其次，各部門通力合作，加強電子信息化建設，拓展查找渠道，這是解決滯留受助人員安置問題的重要前期工作。滯留受助人員身份信息的核查是一項艱巨而繁雜的工作，僅僅依救助管理站單方面努力是不夠的，必須與公安、網絡、媒體等相關部門單位協同查找，充分利用公安身份信息查詢系統和網絡媒體的媒介作用，多渠道獲取滯留受助人員身份信息。民政、公安可以聯手打造一個全國性的失蹤人員查詢系統，各救助管理站可以依托這個平臺發布滯留受助人員的照片、音像等資料，利用好網絡的巨大傳播作用，一方面可以讓人們更加快捷地從滯留受助人員里面找到自己需要查找的失蹤人員，另一方面救助管理站可以通過網民提供的反饋信息核查到滯留受助人員的身份信息，充分實現資源共享、信息互補。

第三，科學配置醫療衛生資源，合理分流醫療機構內的滯留受助人員，這是解決滯留

受助人員安置問題的重要補充。對因患有精神疾病被我站救助并在指定的精神病院接受治療的流浪乞討人員，建議可以根據病情區別對待。對于那些長期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的癡呆傻人員，如果病情穩定，按照醫囑可以轉入福利院觀察治療的應及時轉入區內福利院，一方面減輕了精神病院人滿為患、床位緊張的壓力，同時也節省了醫療資源，還相應地節省了救助經費，減輕了

地方財政的壓力。目前我站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的精神病人已達40人，上半年費用將近100萬，因為精神病的可治愈率并不高，按照常理，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的流浪乞討人員將越積越多，費用也將逐年攀升，所以科學合理地分流部分病人進福利院也是當務之急。

第四，完善中央財政經費補助制度是解決滯留受助人員安置問題的重要保障。隨著創建和諧社會的不斷深入，救助管理工作越來越受到全社會的認同和重視，從去年開始，中央財政有針對性地下撥流浪乞討人員救助補助資金，這充分反應出中央對救助管理工作的充分肯定。目前救助補助資金的使用是專款專用，下撥資金的額度主要取決于各地救助量的多寡，對于解決各地的滯留受助人員的安置問題并未起到實質性的幫助，本人以為，中央財政應加大對滯留受助人員安置經費的傾斜力度。因為目前全國性的安置難問題跟區域經濟的不平衡緊密相關，各地都不敢也不愿在安置滯留受助人員工作上爭先創優，因為這不僅會增加地方財政負擔，而且也可能導致本地滯留受助人員激增的尷尬局面，使該地區成為流浪乞討人員的主要流入地。設想如果中央財政能根據各地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有差別地在滯留人員安置數量上予以適當的資金補助，為地方財政解決后顧之憂，這將從根本上解決各地的安置難問題。

滯留受助人員的安置工作是一項惠民愛民工程，是以人為本的生動體現，也是創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各級政府應在加大安置資金投入、完善軟硬件設施的基礎上，進一步規范民政、公安、城管、衛生、財政等相關政府部門的管理權限和責任，建立或利用協調機構對各部門進行更好的協調。當然，民政部門作為救助制度的執法主體，應該綜合負責滯留人員的救助與安置工作，并對其進行指導、監督。救助管理站則要發揮主力軍作用，具體負責滯留者的救助與安置工作，且須主動與其他部門聯系、溝通。同時救助管理站在安置滯留人員的過程中，要積極爭取全社會共同關心、支持、參與滯留人員安置事業，發動全社會力量參與救助與安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