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縮小貧富差距與促進社會公平

淺談縮小貧富差距與促進社會公平

淺談縮小貧富差距與促進社會公平

摘要：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追求，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經濟良性運行、社會有序發展、人們和諧相處和安居樂業的社會。縮小社會差距，維護社會公平，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基礎。關鍵字：貧富差距 社會公平和諧社會

引言：社會差距是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目標的一個客觀現實，合理的地區差距既是現代政治發展的結果，反之也促進著現代政治和經濟的發展。但是社會差距是把雙刃劍，它的過度擴展也會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如果無視地區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社會差距的不斷擴大不僅會影響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發展，還會對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造成嚴重的影響。一下將通過對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和原因的分析，為我國現階段的縮小社會差距，促進社會公平的工作提出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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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分析

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共同富裕，這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從2O世紀8O年代初開始，我國實施了向“東部傾斜，梯次推進”的發展戰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工農業總產值躋身世界前列，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貧富差距懸殊問題也日趨突出：

1.1 地區經濟尤其是東、西部的經濟發展差距突出

我國1995年人均生產總值，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2.41倍，其中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貴州省的1O倍多；同年，東部的國內生產總值是西部地區的4.1倍，1998年，城鎮居民收入最高地區廣東省與較低地區甘肅省相差2.2倍多，超過了一般發達國家的水平；地區間農村經濟發展差距更為懸殊，1995年，東部鄉鎮企業總產值是西部的6.23倍，其中最高的山東省是最低的甘肅省的560.2倍；1998年，農民人均收入最高地區上海與較低地區云南相差近4倍。值得注意的是，在東、西部地區差距擴大的同時，東部地區的南北差距也在明顯擴大。1.2 城鄉差距不斷拉大

改革開放政策在農村率先推行，從1979年起到1985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到1.72：1。此后，二者差距又不斷擴大。1995年達到2.47：1，1998年增加到2.65：1，這在亞洲乃至世界都是極為突出的。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而農民不能享受的住房、醫療、物價等補貼和各種社會保險計算進去，城市居民實標收入比農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以上。1.3 行業差距比較懸殊

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的職工工資差距擴大。以全國16個行業平均工資為基數1計算，工資最低行業與最高行業之比，1978年為O.76：1.43，1995年擴大到0.64：1.43。1994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工資總額分別比1993年增長35．8％，而外資和私企的工資上升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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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1990—1996年，國有、集體和其它單位(主要是股份制和三資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由1．36：1：1.78擴大為1.46：1：1.92。1999年在15個行業中，收入最高的是房地產、金融保險等行業，較低行業為農林牧漁、批發零售業，差距都在兩倍以上。1.4 貧困群體與富裕群體階層呈現分化趨勢

一方面，我國農村還存在著不少的貧困地區，1999年，還有20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一些邊遠山區少數民族群眾的生活十分貧困。雖然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在逐年減少，但隨著下崗工人的增加，城市的貧困人口卻在增加。另一方面，十年前我國百萬富翁已超過400萬戶，千萬富翁近千戶，億萬富翁近百戶，其中，最富有者財產已達40億元以上。銀行界人士分析，占總人口15—20％的高收入層掌握著中國內地60％以上的有價證券。占全國人口不到10％ 的高收入階層，其銀行存款約占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總額的77％，而占全國人口90％ 的低收入居民僅占存款總額的23％，兩者相差約3O倍。根據國際上多年測量的數據，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為中等不平等程度。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是0.6，20世紀80年代末為0.28，1996年為0.42，1998年達0.46。顯然，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的貧富差距已超出了正常范圍。因此，解決好我國社會差距問題，不斷促進社會公平對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意義重大。

2.貧富差異加大原因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發展我國經濟，片面地強調效率問題，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對外優惠政策，同時也存在一些疏漏，在某種程度上拉大了我國的社會差距的水平。2.1 法律制度不健全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導致一些人鉆了法律的空子，為了致富而不擇手段。很多人通過各種非法手段“剝削”，大量侵吞公有財產，在短時間內暴富，使中國在短短的20年內產生了很大的貧富差距。因為頻繁的對外交易和國際資金流動極大地便利了違法致富的資金出逃，而且這種頻繁的對外經濟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機會。但是，由于我國的相關法律不夠健全，政府控告這種人的法律依據都沒有。2.2 出口退稅政策

為刺激出口所實行的不惜代價的出口退稅政策是造成兩極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稅給予的暴富機會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單據以騙取出口退稅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區”的一大賺錢機會。2.3 對加工貿易的優惠政策

這樣一種政策鼓勵了生產出口產品的企業切斷與其國內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者的聯系，它雖然有利于廣東等少數沿海地區發展加工出口經濟，卻使廣東的出口產業發展不再能帶動內地的相關產業發展和產業升級，由此而加劇了直接生產出口產品的行業和地區與其它行業與地區之間的貧富分化，使廣東的富裕與全國的經濟發展失去了關聯。2.4 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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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是對于中國來說，市場經濟是從無到有，是一個逐步建立的過程。在市場經濟建立的各個具體階段，不同社會群體的獲益程度很不相同。換言之，在市場化不同的具體階段會形成不同的、與之對應的相對富裕的社會群體。這些群體不可避免地同依舊在計劃經濟體制內的社會群體在收入上拉大差距。從一定意義上來講，誰與市場化過程能保持著同步的關系，誰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來。2.5 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引進外資，發展我國經濟，實行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這種制造貧富兩極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現在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上。對中國企業，超過一定數額的員工工資不能計入成本，而應當視為利潤的一部分，從而不僅員工應當繳納相應的個人所得稅，企業還要為此繳納相應的企業所得稅。但是這種作法卻沒有適用于外資企業給其員工的工資，外資企業的員工工資就都可以不視為企業利潤，從而不必繳納相應的企業所得稅。在這種不平等的稅收待遇下，中國企業由于稅負過重而難以提高職工工資，外資企業卻由于稅負較輕而樂于給其員工高薪。實際上，外資企業給其員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著中國政府的企業所得稅送人情。外資企業薪金普遍高于中國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造成的

3.縮小社會差距，促進社會公平的對策建議

分配是社會再生產的一個必要環節，而當前，我國收入分配中出現的問題，涉及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方面面，既涉及到分配過程，又涉及到分配結果；既包括初次分配問題，又包括再分配問題；既牽扯到收入分配政策調整問題，又牽扯到稅收體制改革問題[3]?因此，必須全方位地分析，比較，探索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即正確理順分配關系，逐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解決分配領域的諸多矛盾，防止兩極分化，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社會可承受的范圍。所以,我們必須采取切實措施,加強宏觀調控,調節收入分配,防止貧富差距的無限擴大而影響共同富裕和和諧社會的目標的實現?

3.1 發展教育和經濟，擴大就業，提高勞動生產率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富的分配取決于財產所有權和財富積累的分布狀況，而收入的分配取決于知識技能，職業培訓和這些技能的市場價格。當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關鍵是發展教育和經濟，擴大就業，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不是搞平均主義。我國現階段居民收入差距是經濟發展中的差距，必須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解決。只有經濟發展了，生產率提高了，才能減輕和消除貧困，縮小貧富差距，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和和諧社會奠定物質基礎。同時，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經濟增長速度越快，吸收的就業人員就越多。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勞動力的就業狀況不可避免地與經濟波動相聯系。當經濟運行轉向不景氣時，不可避免地有大量的企業陷入困境，程度不同的減員是他們可能采取的措施之一。這就會造成失業人數大量增加。相反，當經濟開始回升時，景氣預期將促使企業紛紛擴大經營規模，紛紛雇傭勞動力，新企業也不斷涌現，這些都急劇地擴大了社會就業量[4]。就業越充分不僅為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提供經濟基礎，而且也解決了勞動力的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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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堅持效率優先與兼顧公平相結合的分配原則

在收入分配調節中，把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與勞動貢獻緊密結合起來，打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高度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注重效率、機會均等、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在再次分配中注重公平，統籌安排，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提高社會再分配能力。完善個人所得稅制，開征遺產稅、大額財產稅、特別消費稅；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通過多方面的收入分配政策，縮小收入差距，防止兩極分化。

3.3 切實增加農民收入，從根本上消除農村居民的貧困問題

農村居民的收入來源主要包括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增加農民收入應主要從工資性收入入手，尤其是外出就業的現金收入。農民外出就業的主要渠道是當前和今后農民收入的主要增長點。除此之外，以市場為導向調整和優化農業結構，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大力開拓農產品的國內外市場，減輕農民負擔，加強農村基礎建設等，都是增加農民收入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徑?

3.4 規范市場競爭秩序

嚴厲打擊以各種方式獲取非法收入和不正當收入的競爭行為，對壟斷企業建立資格審查及事后監督機制；加強對壟斷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力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通過內部監督和約束機制規范收入分配行為。從而實現生產要素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合理配置，為市場競爭主體提供比較公平的競爭環境。保護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積極營造一種使人們通過知識、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來致富的社會環境?

3.5 強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實行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在此基礎上，深化國有企事業單位和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建立以崗位工資制為主的基本工資制度，以崗定薪，適當拉開不同崗位的收入差距，對于企業要提高關鍵崗位和有突出貢獻人員的收入水平，對于機關事業單位，要在繼續增加公務員和教師工資水平的基礎上，進一步拉大職務，職稱之間的收入差距?

參考文獻：

[1] 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N]．光明日報，2005— 2—20．

[2] 劉建國.促進社會公平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J].學術平臺，2009-02-2.[3] 侯勇.在新形勢下實現社會公平協調利益分配的重要意義[J].民營科技，2009年第3期.[4] 冷溶.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03.

第二篇：縮小貧富差距論文

(一)應統籌建設城鄉社會福利制度

社會福利制度具有保障民生、促進經濟發展、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功能。巴西在發揮社會福利制度效能、消除城鄉貧富差距中的做法，啟發我國應統籌城鄉社會福利制度，以消除日益拉大的城鄉貧富差距。我國一直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使社會福利制度也呈現“二元”格局。總體看，城市社會福利無論覆蓋范圍，還是制度水平都遠高于農村。因此，縮小城鄉貧富差距，首先應在社會福利制度上打破城鄉“二元”格局，保證城鄉居民在一個公平的制度環境下參與市場競爭，讓福利制度同等地保障城鄉居民的生活，這就要求統籌發展城鄉社會福利制度。在具體的政策設計中，應建立全面、公平、適度的城鄉一體化社會福利度，打破因失業、養老、醫療、教育等不公平而導致的城鄉收入差距。加快城鄉公共衛生服 務體系建設，實現城鄉醫療資源的共享、共用；打破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以及“新農保”之間的制度障礙，實現養老保險一體化；逐步實現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其他生活救助項目的一體化，做到社會救助資金的城鄉統籌使用；實現基礎福利設施等公共服務的城鄉均等化。總之，統籌建設城鄉社會福利制度，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措施和制度保障。

(二)充分發揮社會保險的再分配功能

收人再分配在巴西減貧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中國，再分配的減貧作用則沒有那么明顯，更多的是依靠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對通貨膨脹的控制，來達到社會減貧的目的。¨糾社會保險對個人的再分配功能體現為：不分高收入者還是低收入者，凡是參加社會保險的職工都按照工資收入的一定比例繳納社會保險費，以達到風險預防的目的。當這種風險變成事實時，根據損失大小確定補償的多少。一般來講，高收入、生活富裕的勞動者對于疾病及其他風險的承受能力要高于低收入和生活貧窮的人。因此，高收入者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多但享受的社會保險待遇反而較低，從而實現財富從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轉移，縮小貧富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我國在消除貧富差距時應十分重視社會保險制度建設，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范圍，提高較低收入水平人員的社會保險待遇，從而實現財富從富裕者手巾向貧窮者手中的轉移。以養老保險為例，我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參保人數從2000年的13 617．47Y人，增長到2009年的23 549．97)-人，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率也達到30％左右。養老保險覆蓋范圍的擴大，無疑使更多的勞動者參與到收入再分配中來，能實現財富從富裕者向貧窮者的轉移。而且，從2005年開始，我國已連續七年提高企業養老金待遇,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縮小富差距的作用。(三)整合發展城鄉社會救助制度

社會救助內容廣泛，但從當前我國社會救助的情況看，無論哪項救助活動，在城市的實施都要比農村全面且有力。而且，城鄉之間的救助資源很少能共享和統籌使用，形成城市救助資金來源廣泛、數額巨大、救助項目齊全、救助標準較高而農村救助資金來源單

一、數額較少、項目不全、標準偏低的狀況。我國可借鑒巴西“家庭補助金計劃”的社會救助做法，整合與統籌發展城鄉社會救助制度，實現農村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可繼續發揮城市吸納救助資金渠道廣、數額大的特點，做大社會救助資金的“蛋糕”。尤其是在救助資金的使用方面，要實現城鄉統籌，擴大農村社會救助的范圍，提高農村社會救助的水平，從而縮會救助的水平，從而縮小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四)促進城鄉教育的統籌發展

首先，重視和發展農村教育。由于農村教育礎差、教學設施落后、教師待遇低，教育水平和 質量一直難以與城市相比。城市在教育方面的優勢，使優秀的教學資源流向城市。農村教育質量低下直接導致鄉村勞動力文化素質的低下，并成為他們日后謀生和致富的障礙，久而久之，造成惡性循環，農村勞動力的收入逐漸與城市拉大，形成了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因此，提高農村勞動者的收入，應從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開始，應高度重視農村教育。其次，促進城鄉教育的公平化。當前的城鄉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現為：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受教育機會和權利不公平，城鄉教育發展不公平等。這些教育不公平將導致城鄉居民素質和能力的差距，最終將導致就業機會的不公和財富分配的不均，從而拉大城鄉貧富差距。因此，消除城鄉貧富差距，主要應消除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與不公平，實現城鄉教育的統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走上國富民強之路，但不容否定的是，百姓收入差距也日漸擴大。國際上，通常把0.4（用來測定社會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基尼系數的一個數值）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基尼系數應保持在0.2-0.4之間，低于0.2說明社會動力不足，高于0.4表明社會不安定。有統計顯示，目前我國差距呈現逐步擴大趨勢，造成我國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速

對于基尼系數的發布，中國國家統計局從2000年起只發布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解釋說，靠現在的城鎮住戶調查計算出來的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偏低，主要是難以獲取高收入階層居民真實的收入信息。僅看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已逼近國際警戒線。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發布的《中國農民經濟狀況報告》稱，中國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在2011年已達到0.3949。

無論基尼系數是否突破警戒線，居民實際收入增長低于GDP和財政收入增長，收入差距拉大已是不爭的事實。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最近發布的《2011中國薪酬報告》顯示，2011年，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遠遠低于財政收入和企業收入增長，使得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不升反降。該《報告》引用統計局數據測算，去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10.37萬億元，增長24.8%，增幅分別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幅的1.76倍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名義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業收入增長幅度為20%左右，也遠高于居民收入。

雖然十六大以來，我國持續推動分配改革并取得新進展，居民收入水平整體快速提高，但整體上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仍然明顯偏大。《報告》認為，過去一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狀況并沒有根本扭轉，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也將影響到經濟進一步升級和社會轉型，應加快工資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

資本收入高于工資收入

“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是事實”，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徐洪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分析說，究其原因：一是在工資性收入和資本性收入的一次性分配結構中，資本收入比重大，工資性收入偏低。二是在二次性分配中，轉移支付和稅收政策調節做得不夠，通俗說，就是“殺富濟貧”做得不夠，對低收入群體和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還需要加強。三是在經濟轉軌中，有些人抓住機會先富了起來，拉開了收入差距。四是長期以來城鎮居民、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低于經濟增長，更低于稅收增長，政府收入增長過快，居民收入增長較慢。五是我國金融體系不夠發達，老百姓投資理財的機會較少，而資本市場，比如股市也沒給股民帶來更多回報，老百姓大多只能進行儲蓄，可是銀行存款實際利率又偏低，這也造成了收入差距拉大。六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歷史欠賬多，賬戶也做得不實，影響了老百姓收入。

收入差距的形成還與國有企業和農村土地制度有關。徐洪才說，我國國有企業長期不分紅，而國有資產規模又一直在壯大，普通老百姓從中卻得不到實惠，政策在這方面也沒什么突破。還有就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沒有突破。農民的自留地、小產權土地沒進入商品流通，農民因此就沒得到級差地租帶來的增值收益。如果農民富了，消費也就火了。

“提低控高”提高百姓收入

如何遏制收入差距擴大？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主攻方向是“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為此，要下大力氣“提低控高”。其中，“提低”尤其具有緊迫性，同時也具有可行性；而調節高收入雖然具有必要性，但受客觀條件制約較大，需要從長計議多方創造條件穩步推進。因此，當前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的重點是“提低”，同時創造條件“控高”。做好上述收入分配改革工作，必須同時“治本”：在一次分配領域，其側重點應該放在更好地營造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作用上。此外，二次分配一定要解決當前存在的某些逆向分配的狀況，切實保證二次分配發揮調節初次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功能，讓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果，促進社會和諧和穩定。

隨著經濟發展，應該把普通百姓收入適當領先經濟增長2到3個百分點作為目標。老百姓收入提高后能拉動內需，也能轉變過去依靠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78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317，自2000年開始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過了0.465。此后，國家統計局竟然不再公布國內的基尼系數。此后的基尼系數大都是經濟學者的估計。中國社科院一份報告稱，2006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96。2010年，新華社兩位研究員更判斷我國的基尼系數實際上已超過了0.5。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那么什么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何縮小貧富差距？研究這些問題對于促進體制改革，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構建和諧社會意義重大。

在現階段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歷史、社會自然條件、政策的影響。我國國土面積較大，由于各地區位置、自然資源條件等差別很大，造成我國區域之間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明顯地呈現出東、中、西階梯式發展的格局。加上改革開放以來采取由東向西的經濟梯次推進和區域不平衡發展戰略，客觀上拉大了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另外之前中央對東部地區以及城市的政策優勢，使得這些地區快速發展起來，造成東西部、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

二、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秩序還未完全形成。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不斷發展完善，市場競爭機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競爭的結果導致不同勞動者或生產要素擁有者之間的收入差別。一方面，一些非經濟因素影響，使得經濟改革或體制變遷中發生了許多無序的問題，集中到尋租和設租行為、內部人控制、壟斷、腐敗等方面，成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經濟體制轉軌期間，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單位的市場化程度有差異，形成相應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

三、社會保障制度嚴重滯后。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因為種種原因遠遠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步伐，主要是因為我國人過眾多，國情復雜，從而形成我國目前的“看病難”“上學難”“買房難”新三座大山。社會保障體系對貧困地區，下崗失業人員的扶持力度也不夠大。

因此，要解決貧富差距不多擴大的問題，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國民收入初次分配要兼顧公平與效率，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差距太大，再分配糾正的成本就會過高。初次分配既要體現效率，又要體現公平，關鍵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國應國民收入依法完善企業職工工資決定、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完善并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健全工資支付保障金、欠薪應急周轉金等制度，努力促進職工尤其是一線職工工資收入與經濟社會發展和企業經濟效益同步增長。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規范社會分配秩序，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的監督和管理，強化收入分配稅收調節功能。要扭轉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就必須要充分發揮再分配的作用，關鍵是要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

第二，加強財稅調節。財政政策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強力工具。在收入方面，應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壯大中等收入群體；應充分發揮稅收調節作用，利用稅收杠桿達到“限高補低”的效果，比如完善個人所得稅收取方式、對高檔商品住房開征房產稅等。在支出方面，應建立起財政增加對民生投入的長效機制，確保財力向基層傾斜、向民生傾斜，比如硬性規定民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省（區、市）向區縣轉移支付的占比等。通過提高執法力度，減少稅收漏洞，降低中低等收入所得稅在稅收總額中的比重，開征某些特殊的稅種如遺產稅、財產稅等，縮小貧富之間的收入差距。

第三，大力促進就業創業。充分就業是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基礎。促進就業創業，一靠發展，即通過加快產業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和創業機會，比如支持內陸省份發展加工貿易和服務貿易，實現產業發展與勞動力優化配置等；二靠政策，即通過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創業政策，扶持更多新生勞動力和困難群眾就業，比如推行免費中職教育幫助農民工及新生勞動力提升就業技能，扶持微型企業發展以帶動大中專畢業生等群體創業等。“就業是民生之本”，擴大就業是縮小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徑。要逐步確立有利于擴大就業的經濟結構和增長模式，千方百計增加就業崗位，加快發展就業容量大的第三產業、中小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更多的就業增長點。

第四，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縮小貧富差距，既要治標，更要治本。要充分發揮教育作為社會公平孵化器的作用，讓更多的人享受平等教育的機會，不讓處于弱勢的社會成員輸在“起跑線”上。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關鍵是加大財政投入，補齊農村教育在“軟件”、“硬件”兩方面的“短板”，比如始終保持教育財政性投入占G D P的4%及其以上、加快推進農村中小學校舍標準化、教育照顧好農村留守兒童、完善困難家庭學生資助體系等。

第五，繼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在縮小貧富差距的思路中，不能不考慮社會保障制度問題。從實際出發，既要逐步擴大保障的覆蓋面，又要合理確定保障水平，實現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要進一步擴大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和失業保險的覆蓋面，進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要正視當前社會保障體制面臨的風險 提高政府的財政支出，切實解決困難地區的社會保障問題。在失業保障金的管理上，嚴厲打擊某些貪贓枉法者將“救命錢”挪作他用的行為。建立對弱勢群體的社會支持和幫助網絡，通過各種措施解決他們的難處。

第六，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重點在農村，最大的難點也是在農村。增加農民收入是當前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為此，應推進城市化，使農民向城市轉移，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收入問題。(1)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減少農民進城的身份障礙。(2)加快勞動就業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就業障礙。(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產權障礙。(4)建立農村社會保障的基礎框架。

第七，加強法制建設，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強市場監督和管理，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假冒偽劣等違規、違法經營行為，要強化對權力的約束，增加執行公務的透明度，制止各種亂收費、亂攤派現象，要嚴懲貪污腐敗、整治非法收入。要通過立法規定公務員個人財產申報制度，增強公務人員辦事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權力的制約機制，完善稅法，加強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條件與環境。以《行政許可法》的實施為契機，加快政府改革，減少審批項目，不斷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降低因“尋租”和“共謀”等濫用權力的行為而使“權力精英”和“經濟精英”獲得不當利益而引發的貧富差距。

第八，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監管。當前，政府對壟斷行業高收入的調節，只限于個人所得稅，這既不會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潤的壟斷利潤，也不會對職工的高收入發生較大的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借鑒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以法律和規則的形式，對政府壟斷的范圍和壟斷價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國際慣例提高一些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引入競爭機制，縮小國家壟斷性行業的范圍，減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對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行業，要加強對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該行業與其他行業收入差距過大。

第九，加快西部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步伐，縮小地區經濟差距。國家應加大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加強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外地投資者到中西部投資，通過各種形式增強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實力，以經濟發展帶動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長，縮小與東部發達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加強制度建設，杜絕腐敗和非法收入的渠道；加強收入管理，提高稅收的再分配作用；加快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和城市化進程，切實保證社會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

共同富裕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因此促進經濟發展，增加人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對實現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至關重要。

第三篇：促進社會公平論文

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是關鍵

摘要：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我國在不斷加強社會主義體制建設的同時，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不斷在科技文化衛生方面取得長足的發展。但是在我國綜合國力快速提高的同時，我國人均GDP卻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甚至落后于部分亞洲中等國家。在社會矛盾方面，社會各階層的矛盾經過長期的積累，尤其以社會公平問題為突出，亟待解決。本文意在客觀評價我國民生以及社會公平問題現狀，并提出可行性建議。

關鍵詞：民生問題 社會公平

一、我國的民生問題及社會公平問題現狀

（一）我國的民生問題及現狀

民生問題是指百姓的基本生計。到了20世紀20年代，孫中山給“民生”注入了新的內涵，并將之上升到“主義”、國家方針大政以及歷史觀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孫中山對民生問題較為經典的解釋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民生是社會一切活動的原動力。”

民生問題，簡單的說，就是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最主要表現在吃穿住行、養老就醫子女教育等生活必需上面。民生問題也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同黨的性質、宗旨和目標一脈相承。教育是民生之基，就業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會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網。這四大問題都是民生的基本問題。

如今我們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然要求把民生問題擺在突出位置。民生問題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和關鍵所在，它事關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目標及動力。民生問題是社會建設的首要內容，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解決好民生問題，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長遠性指導意義。中國要持續穩定發展就必須不斷改善民生。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經濟和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國家綜合實力不斷增強，我國已實現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的歷史轉變，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我們更應該清楚地看到，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比較薄弱，特別是民生問題還面臨著許多新課題、新矛盾。現在人民依然面臨著就醫難，買房難，行路難，學生面臨就業難等等一系列問題。

在眾多民生問題中，社會公平問題尤為突出。

（二）我國的社會公平問題及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得益于鄧小平新的社會主義公平觀，社會生產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在實踐過程中，由于公平兼顧得不夠，社會公平的發展落后于生產力的速度，由此出現了大量的不公現象。

1．經濟方面，社會分配方式的不公平。分配方式是否公平可以直接體現出一個社會是否公平。按照鄧小平社會主義公平觀的理念，現階段的分配方式是按勞分配。從理論上說，按勞分配適合當今的中國國情，可以而且應該予以堅持。但在實踐當中卻出現了分配不公的現象。分配不公平直接表現為不同群體的人民群眾收入水平分化嚴重，貧富差距逐漸擴大:

(1)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水平差距越來越大。各種不同性質企業之間的收入越拉越大，尤其是一些國有壟斷企業像石油、電信、銀行等的收入普遍高于普通企業。而在企業內部，管理者與一般的工作人員的收入差距也完全背離了按勞分配的原則;

(2)整體上看，農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越來越大。不僅在絕對收入方面，如果考慮到社會保障如教育、醫療、養老等隱形收入方面，農民更是遠遠落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3)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尤其是東部沿海的發達地區和西部地區相比，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在拉大。

也因此，“孔雀東南飛”的現象仍在持續，也就造成了今天所謂“東部像歐洲，西部像非洲”的尷尬境地。

2．政治方面，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權利占有不公平。隨著分配方式的不公，中國出現了不同的階層，不同階層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這種不公平一方面表現為上面所論述的收入不公平，以此為基礎產生了所謂的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二者之間對立明顯。強勢群體一般收入高且位高權重，掌握著國家的政治權利，有著較大的社會影響力。這也決定了他們占據著較多的社會資源，以此為基礎又可以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收入和權力。與之相對，位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數量卻在逐年增加。他們在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社會中的地位每況愈下。更加不公平的是，社會并沒有為他們提供可行的訴求途徑，于是大眾對他們的了解也越來越少。由此也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導致許多的弱勢群體已經被社會邊緣化。目前經濟、政治方面不公平現象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和歷史原因:

(1)我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尤其是建設社會公平方面缺少必要的經驗。盡管我們對“平均主義”進行了撥亂反正，但又碰到了新情況和新問題;

(2)全球范圍內的社會公平不容樂觀。在以資本為主導的世界范圍內，貧富差距，尤其是發達國家與最不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國家、地區權利的爭斗導致了國家之間的權利也越來越不平等，很多國家已經沒有了國際話語權。在此形勢下，堅持改革開放的中國難免受到影響;

(3)缺乏行之有效的保障社會公平的相關機制。當今的政府以促進社會進步、促進經濟發展為主要任務，以GDP為目標，讓中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但同時相關的社會公平制度的建設卻嚴重滯后，領導不重視社會平均建設。當社會出現嚴重不公平的時候，由于相關法規政策不夠健全，根本無從下手解決。歸根結底，其實就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公平觀出現了問題。要想徹底解決目前的社會不公，必須在原有公平觀的基礎上根據新的現實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公平觀。

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公平社會

繼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之后,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又強調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是黨的第四代領導集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思考的新突破。深刻理解和把握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涵和特征，對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意義重大。

針對上述的不公現象，國家領導人已經認識到了分配方式的不公是其根源所在。因此，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基礎上，黨的十六大又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分配原則;黨的十七大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和諧的基礎必須是公平，反過來和諧也是公平的表現形式。如果能夠實現人與人、階層與階層、地區和地區之間的和諧相處，即使社會公平程度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那也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因此，“和諧”是社會主義公平觀的最新理論創新，是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公平的最新理論總結。要想促進社會公平，實現社會和諧，必須要做到要做到以下三點:

1．形成科學的分配政策。社會分配方式是直接調節社會公平的杠桿。目前的分配方式不公平，調整目前的分配政策，建立科學的分配制度勢在必行。首先，要維護初次分配中的公平正義:按照“按勞分配”的原則，依法打擊過高收入，依法調高過低收入，保障各個城市的最低收入標準的實行情況;對于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狀況，尤其是對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進行嚴格的監管和審計，并進行輿論監督。其次，重點在于以國家為主導的二次分配:要切實落實“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分配原則，保障分配政策向弱勢群體傾斜，保護弱勢群體的經濟和政治權利，拉近不同階層之間的經濟政治距離，以有效保證社會公平。2．正確處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關系。此原則對中國近30年來的生產力的突飛猛進貢獻良多。以前將“公平”擺在后邊，只是作為一種附庸的“兼顧”，因此不能引起人們的重視。到了今天，我們的生產力當然也要繼續發展，但應該把“公平”放到突出的位置。要注重效率，同時更加注重公平。甚至在這個特殊的時候，可以把公平放到前面，為了公平可惜犧牲某些效率，以解決目前越來越突出的社會公平問題。孔子兩千年前的那句“不患寡而患不均”至今仍不失其大智慧。

3．提高公共管理機關的廉潔程度，建設廉潔政府。從上述兩點可以看出，建設社會公平的主導是政府。因此，政府的行政水平成為社會公平與否的關鍵所在。目前，民眾對政府的最大要求就是要公平、廉潔。黨政干部必須奉公守法，清明廉潔，不以手中的權力謀取個人私利，才能真正做到公平。試問，如果政府都不公平，何來社會公平?

三、結語

從上文的論述中可以發現，公平觀在人類社會中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其始終受制于特定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分配方式是一個社會是否公平的直接體現。目前我們正在全力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了我們社會公平的建設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另一方面，我們完全可以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根據我國目前的現實發展狀況，在原有的社會主義公平觀的基礎上，打造新的社會主義公平觀。在新公平觀的指導下，以社會的首次分配為突破口，同時加大對國民二次分配的調整，以更快地實現社會公平，早日實現共同富裕。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安巧珍。國內社會公平現況及問題[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12（11）。【3】劉桂蘭。構建和諧社會 促進社會公平[J]。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2005（3）。【4】張立剛。馬克思社會公平觀三論及其當代意義[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0（6）。

【5】http://baike.baidu.com/view/919903.htm

第四篇：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

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

《左傳》有云：“如樂之合，無所不諧。”古人用詩一樣的語言描繪了如同音樂般美好的和諧社會。而在當今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經成為了我們時代的主旋律。縮小貧富差距，從而減少由此所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無疑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的加快，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和思想觀念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種經濟的空前高速增長所帶來的社會變革，很容易在一定時期內造成社會貧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擴大。這就要求我們政府，更加強調政府的服務功能，積極采取有效措施，縮小貧富差距。

首先，我們政府應該健全完善社會保障機制，特別是強化對最弱勢群體救助的服務職能。

進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殘疾人福利就業、貧困生助學貸款、農村合作醫療等社會保障機制，強化對最弱勢群體救助的服務職能，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環節。由于我國有些社會保障機制還需求一個摸索和完善的過程。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優先考慮保障民政系統對最弱勢群體救助機制。特別是對老少邊窮地區的民政部門給與一定的資金傾斜。

其次，我們應當積極努力縮小城鄉差別、區域差別。

我們要積極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的方針，加快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機制，推動各地區共同發展。加大對欠發達地區和困難地區的扶持。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資金重點用于中西部地區，盡快使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設施得到改善，逐步縮小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差距。

再有，我們應當有效減少各種不合理“暴富”現象。

少數人的違法行為以及行業壟斷、行業不正之風等各種不合理“暴富”現象，不僅加重了社會貧富差距，同時也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各級政府應進一步引進競爭機制，打破行業壟斷所造成的不合理差別。各級執法機關要嚴厲打擊靠不正當手段斂取不義之財暴富的違法行為。

溫家寶總理曾經說：“我有一個夢想，就是讓每一個中國公民都不會因沒錢看病而發愁。”短短的一句話，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充分表達了黨和政府對群眾的關懷和體貼。我國地域廣闊，現在正處于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任務艱巨而繁重，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任重道遠。

第五篇：縮小貧富差距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淺析縮小貧富差距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摘要：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的趨勢。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重要基礎的內涵。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關鍵是制度，只有從市場行為、稅收、就業與社會保障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從根本上縮小貧困差距，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關鍵詞：和諧社會；貧富差距；制度安排。

貧富差距的適度存在是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1]。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財富一般是最貧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國這個比例甚至達10倍。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市場經濟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此同時，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趨勢，其分化程度已遠遠超過發達國家水平。如果將收入界定為由工資、工資外收入、實物補貼、福利、資本收入與贈予等構成的話，那么富裕階層與貧困階層的收入差距將更大[2]。學者們認為，當前正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也是現代化發展關鍵時期，同時也是社會問題多發、社會最不穩定時期[3]。如果制度得當，則能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反之，則會出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拉美化”現象：經濟社會發展脫節，社會各階層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劇，社會經濟發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在該時期，妥善解決好貧富兩極分化的制度問題，對于黨提出的和諧社會建設，意義十分重大。

我國貧富差距現狀的分析。

1.1 相關數據分析。

對貧富差距現狀的界定分析，主要是從當前學者們比較認同的基尼系數分析與統計局的數據對比分析中反映出來。

1.1.1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我國總體居民基尼系數在1994年達到峰值0.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379, 1998年0.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會學家的調查數據顯示差距更大： 1980年，中國大陸的基尼系數約0.3,到1988年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434以后逐年攀升，2005年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點[4]。

1.1.2 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擴大。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25 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4 567.1元）的5.6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純收入8 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純收入1 182.5元）的7.2倍。

1.1.3 農村內部差距擴大的同時，城鄉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212 4,1994年就到了0.32,1999年又上升到0.336 1。從實際收入看，以2007年為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 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

1.2 基于社會發展現實矛盾的分析。

1.2.1 政府財富增長過快，政府占有社會財富過多 2007年，世界銀行發布了2份極具震撼力的報告。第1份關于俄羅斯經濟狀況的報告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第2份報告涉及中國，在2001年至2005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口的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中國30年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財富。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后，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才增1.2倍。在中國，超過76%的資產是政府擁有的，民間只有不到25%的資產。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曾載文披露，2004年中國公車消費4 085億元，公款吃喝2 000億元，公費出國3 000億元，中國每年“三公消費”近9 000億元。因此，在政府過度占有社會財富、政府支出不受納稅人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納稅人事實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錢供養著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

1.2.2 社會財富通過權力尋租越來越集中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撰寫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摘要指出：根據恩格爾系數和其他一些消費特征進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階層中存在大量隱性收入，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而不是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而不是按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推算的21倍。由于數據不充分，難

以重新計算基尼系數，但肯定會明顯高于世界銀行計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國城鎮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這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敗、土地收益流失、企業用于行賄的旅行和娛樂支出、壟斷行業灰色收入等，數額已接近3萬億元，占了4.4萬億元遺漏收入的大部分。這說明中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存在巨大漏洞和嚴重制度缺陷。

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從以上數據中可以看出，貧富差距充分體現社會不公，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社會不和諧因素也在不斷增加。黨的十六大四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達到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目標，就必須按照公正原則，形成合理的分配體系，努力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這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各個子系統協調發展的重要課題。

2.1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經濟和諧的必然要求。

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努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5]。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和諧是整個社會和諧的基礎。沒有經濟和諧就沒有經濟效率，整個社會的運轉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質支撐。

在經濟系統內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環節必須有機銜接，順暢循環，否則，再生產過程就不能正常進行，整個國家的經濟將會出現負增長。國外的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收入差距過大的國家，經濟增長率趨于緩慢。中國自己的發展經歷也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這一趨勢。首先，貧富分化必然導致需求不足、消費疲軟，容易形成經濟萎縮。經濟學理論認為，在既定財富規模條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消費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趨勢[6]。其次，貧富分化影響經濟結構的優化。從產業結構變動與發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過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必然會出現產業發展自動圍繞小部分人的需求傾向。有限的資源及資金將主要流向奢侈品生產部門及相關服務部門，并形成畸形擴張。而窮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來滿足他們生活需求的輕工業部門以及以輕工業部門發展需求為發展基礎的機電等基礎工業部門必然相對萎縮，產業結構也必然無法優化。

2.2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階層和諧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下崗失業人員也隨之增加，城市貧困人口已成為新貧困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利益關系方面講，貧富兩個階層間常常存在矛盾和沖突。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中，在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并不是由全體社會成員來共同承擔，也不是根據各個利益群體在改革中的獲益多寡來承擔。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競爭劣勢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別脆弱的貧困階層承擔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價，為改革發展和富裕階層的崛起換取了時間和空間[7]。和諧社會則要求社會各階層之間應該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動結構。確切而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應當具有如下標志：（1）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開放和平等進入；（2）各個階層應當得到有所差別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報；（3）社會各階層之間應當保持著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如果能夠通過相關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建設起實現互惠互利的公正規則，在不斷增進高收入階層利益的同時，使貧困階層的處境也隨之得到不斷改善，逐漸縮小兩極分化的巨大鴻溝，那么，就能夠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團結和有效合作，避免階層之間產生不滿、抵觸甚至是反抗的惡性互動，營造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8-9]。

2.3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社會穩定的有效措施。

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歷來是社會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剝奪理論指出，利益被相對剝奪的群體可能對剝奪他們的群體懷有仇視或仇恨心理。當弱勢群體將自己的不如意境遇歸結為獲益群體的剝奪時，社會中就潛伏著沖突的危險，甚至他們的仇視指向也可能擴散。猶如經濟學上的“木桶效應”，水流的外溢取決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塊木板，社會風險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會群體身上爆發，從而構成危及社會穩定，影響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隱患。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領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現象已經引發了許多沖突，如農村對非法收費的反抗，城市領域的勞動糾紛、社會犯罪等[10]。如果政府在一段時期內不能將改革的利益較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階層與受損階層之間的差距變得不可接受，整個政權的道德基礎就將發生動搖。歷史經驗昭示我們，沒有哪個政權可以在經濟嚴重不平等下維持政治穩定。

而只有實現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才能融洽協調，人們的心情才會舒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整個社會才會和諧穩定。因此，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效措施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努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3 縮小貧富差距的對策建議。

從根本上說，貧富分化的擴大絕不是市場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必然結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場經濟國家的財富和收入分配是較為平等的。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問題。事實表明，經濟增長本身并不能自動解決不平等問題。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擴大會妨礙市場化改革和未來經濟的長期增長。只有當政府消除貧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時，改革開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貧富分化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領域里的公平、公正問題，這一問題反映的是中國社會在快速轉型時期社會優化與社會問題并存、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并存的局面[11]。順利推進社會優化和社會轉型，研究和解決社會不公問題，降低社會代價，解決這一問題，主要應從以下幾方面采取積極措施：

3.1 建設健全法律體系，規范市場行為。

仔細分析公眾對貧富分化的心態，可以發現，大多數公眾不滿或仇恨的并不是貧富的分層現象，更多的是對富人致富的途徑和方式的質疑。“富人的錢，干凈嗎”成了公眾普遍的疑問。而一個個“問題”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證了公眾心中的疑問。權力尋租、裙帶資本主義、腐敗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眾強烈不滿，并且使現存的貧富差距在大眾心理上進一步放大，產生“示惡效應”和法不責眾心理。這主要是由于市場機制尚未完全建設起來，相應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夠投機鉆營、違法經營以及權力市場化，導致經濟秩序混亂造成。因此，要嚴厲打擊以各種非法方式獲取非法收入的行為，堵塞各種非法收入的來源渠道；要完善和規范生產要素市場，使按資本、技術等要素分配的行為趨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場，包括經營者市場和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既要加強立法，健全經濟法規，避免法律漏洞，又要嚴格執法，加大對擾亂市場經營秩序、違規經營、偷稅漏稅、假冒偽劣、金融犯罪等的打擊力度；既運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也要運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見的手”，雙管齊下，以此來規范市場經營秩序，縮小貧富差距。

3.2 合理運用稅收制度，加大調節力度。

稅收系統是國家執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礎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稅收行為，一方面可以對先富階層實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為各項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然而，我國采取通過對高收入者征收調節稅，來對低收入者進行轉稅支付方法的調節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出來，稅收系統的征稅能力和效率相對低下。盡管我國實行了新的個人所得稅法，但在征管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主要是個人所得稅2 000元起征點過低，缺乏對收入監控的基本能力，稅制及片收、處罰等手段也相當無力，致使高收入群體的偷逃稅現象極為普遍，導致對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調節。鑒于這種狀況，目前應該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設居民收入監測制度。建設居民收入監測體系，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設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還在于為我們準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

其次是要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適當提高起征點。目前我國執行的個人所得稅2 000元起征點偏低，要適當調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同時，目前應下大力氣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強現金管理，大力推進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結算制度；盡快實現不同銀行之間的計算機聯網；在個人存款實名制基礎上，對個人金融資產、房地產及汽車等重要消費品也實行實名登記制度；建立健全海關、工商、勞務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駐外機構以及公檢法等部門向稅務部門提供有關人員經濟往來和收入情況信息的制度等，有了這些制度的保障，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才能順利推進[12]。

再次是要改革稅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設新的稅種。我國現行的稅收征管辦法是由稅務部門直接向納稅人征收，這樣收稅人和納稅人之間缺乏監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稅現象。

應改革稅收制度，建設和推行個人應征稅收入申報制和稅務代理制，逐步建設起由企業、個人申報，審計和稅收代理業務，形成納稅人、代理人和收稅人三方相互制約的機制，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同時，適時開征股票交易凈收入所得稅、遺產稅、贈予稅、個人財產稅、奢侈消費稅以及壟斷企業特權經營企業特別稅等，以加大收入調節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機制，使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趨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階層的收入過快增長，防止兩極分化。

3.3 拓寬就業渠道，優化就業環境。

就業是民生之本，國家應把提高就業率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這一方面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解決我國二元結構矛盾，努力減少低收入人群，提高貧困者收入的有效途徑。解決就業與再就業問題，需要從拓寬就業渠道、優化就業環境兩個方面花大力氣，下大功夫。從拓寬就業渠道角度看，政策取向應該是：選擇以增加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實施就業密集型或勞動密集型行動計劃。具體而言，一是充分挖掘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內部潛力，發展多種經營，盤活企業閑置資源，通過主輔分離和輔業改制，安置富余人員，減少推向社會的下崗人員；二是在財政、金融、稅收等方面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和扶持非公有制經濟、中小企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三是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盡可能兼顧能夠有效擴大就業的工程項目；四是拓寬國內跨地區勞務市場和國際勞務市場。

從優化就業環境角度看，主要政策應包括：一是在宏觀環境方面，各地區、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都應制定相應的就業計劃和目標，采取切實有效措施，逐步落實、實現。二是要健全完善城鄉統一、內外開放、平等競爭、規范有序的勞動力市場。

三是要為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提供及時充分的就業信息、就業培訓服務，使勞動者能夠及時得到就業機會并具備良好的就業條件。四是制定實施推動就業的優惠政策，如實施免征所得稅，鼓勵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自辦企業。

3.4 建設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作為一種社會福利機制，是近代工業社會的產物，它的實質和功能都是為了解決在社會變遷和轉型過程中由于社會貧富差距而引起的社會貧困以及社會發展問題。因此，社會保障具有安全閥、減震器和減壓閥的作用。當前，在解決貧富差距這個難題時，我國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保障的這些功能，在調節收入分配的同時，加快建設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體系，以保障處于社會低層的城鄉居民的基本生活，避免轉型時期出現暴富者對社會財富的瘋狂掠奪和貧困階層生活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形。我國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還很不完善，難以保障低層城鄉居民的基本生活。特別是農村社會保障還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主要還是依靠以集體土地承包經營為基礎的家庭保障模式。因此，當前要加快在農村建設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養老和醫療保障制度等，并加以切實落實。同時，在城市居民中，應通過實行最低工資保證制和最低生活保障線制，使失業職工、困難企業職工、退休職工及喪失勞動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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