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完善人大執法檢查的幾點思考

對完善人大執法檢查的幾點思考 完善和加強人大對檢察工作的監督，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必然要求。加入WTO后，檢察機關在法制統一原則和公開透明原則規制的執法環境中履行法律監督職能，更應當自覺地接受人大的監督。法治的進步和檢察權的本質屬性，要求徹底改變現階段人大對檢察工作監督存在著法律至上性與現實中的結構性弱化之間的強烈反差，真正實現人大對檢察工作監督的超系統、跨機構的現實的最高國家權威性。這既是人大司法監督職能的強化與規范化過程，也是檢察機關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健全接受人大監督機制，以監督為支持，借人大監督促檢察監督的互動過程。要使接受人大監督從自發到自覺，從被動到主動，從無序到有序，檢察機關的能動作用對于人大以及檢察機關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人大對檢察機關的監督方式有審議工作報告、人事任免、執法檢查、評議、質詢、交辦、調查、個案監督、法律監督文書等等。其中，執法檢查最為常用，而評議則正在探索并逐漸推廣。本文試針對執法檢查和評議這兩種行之有效的監督方式，從被監督者的角度，結合實踐經驗，進行利弊分析，提出規范化、制度化建議；同時，以積極主動的心態，研究檢察機關的能動作用。

一、協助人大完善執法檢查制度，促進公正執法

關于執法檢查，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93年8月制定了《關于加強對法律實施情況檢查監督的若干規定》。該規定對執法檢查的組織、活動原則、主要程序等內容進行了規范。各級人大常委會或專門委員會每年都要組織幾次執法檢查。其中專門針對檢察機關的執法檢查不多，如《檢察官法》執行情況檢查；大多數是針對某一法律如《刑訴法》的貫徹執行或某一專項行動如“嚴打”整治斗爭中的執法活動進行的系統檢查或行業檢查。執法檢查也是執法評議的基礎和依據之一，這些檢查對促進檢察機關公正執法，提高檢察隊伍執法水平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為避免執法檢查和評議流于空泛和形式，還有很多方面有待加強和改進。而檢察機關的能動作用將從中發揮積極有效的輔助功能。具體表現在：

（一）檢查主體的專業性缺陷及其克服。檢察機關及有關職能部門的業務，如不捕、不訴的法律分析、抗訴審查等具有較高的技術要求，而系統、機構之間的分工、配合、制約關系又較為復雜。執法檢查本身對監督者監督水平提出了考驗。然而，當前人大擁有的法律專業人才與其不斷強化的法律監督職能需要還有一定的差距，導致所謂的“外行查內行”現象。如在對我院的執法評議中就有人大代表把取保候審也當作超期羈押的范疇，混淆了偵查期限與羈押期限的法律概念。

在提高檢查主體的專業水準方面，檢察機關可以有以下作為：一是作專業輔導，向人大代表、委員講解有關檢察業務的基礎常識，對檢務公開和檢察工作報告包括的專業知識進行重點介紹。如我院張溫龍檢察長就曾經在全區人大代表培訓班上作關于“如何提高人大司法監督的有效性”的講座，受到人大代表的歡迎和好評。二是在執法情況報告后附注有關專業解釋和法律依據以便對照檢查。如我院將執法檢查的具體內容分項逐案列表說明，使檢查評議一目了然，簡單方便，同時也使監督者更熟悉掌握相關業務。三是建議在檢查組成員中增加司法實踐者和法學研究者的比例，使檢查組更具權威性。如我院接受人大進行執法評議時就建議邀請政法系統的法制委聘任委員參加，他們的意見、建議就具有很強的專業性。雖然上述措施并不能根本改善人大的專業化問題，但對于經驗積累和具體操作仍不乏促進和優化作用。[!--empirenews.page--]

（二）檢查內容的針對性缺陷及其克服。就針對檢察機關或政法系統的執法檢查而言，錯案追究責任制等辦案制度和辦案紀律約束最嚴格的，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以及公檢法三家矛盾最突出的執法權力和環節，才是執法監督的關鍵和實質所在。一些執法檢查在內容選擇上貪多求全，結果反而重點不突出，目的不明確，失去了督促檢查的意義。

接受人大執法檢查的目的就在于通過檢查糾正錯誤，總結經驗，防止執法權力被濫用或執法過程中出現偏差，保障公正執法。既然是監督制約機制就應當著重針對最要害最薄弱的環節，否則，忽略或規避都可能產生不公正甚至腐敗的隱患。為此，檢察機關應當主動向人大提出需要進行重點監督檢查內容的建議，并進行必要的解釋和說明。如我院主動邀請區人大進行執法檢查評議時就提供了相關的內容目錄附注說明，列舉了不捕、不起訴公開聽證、自偵案件強制措施及犯罪預防、人大交辦工作、檢察長接待日工作等方面供人大常委會選擇定奪。因為人大代表與社會各界聯系密切，具有最廣泛的代表性，最能反映人民的滿意程度。主動建議檢查內容，事實上是在自查自糾的基礎上，將檢察執法質量與效果通過人大的檢查和評議進行最嚴格的驗收。當然，這也是人民群眾的要求，是檢察權的內在必然要求。對檢查內容的建議，深層次的意義在于體現了檢察機關始終將檢察工作置于人大監督之下的端正態度和公正執法的信念。

（三）檢查形式的真實性缺陷及其克服。現實中，大多數執法檢查都經過事先長期的準備，在可預見和“包裝”的情況下，采取書面檢查、聽匯報、開座談會等形式，難免有走過場之嫌。在一些執法檢查中，作為檢查者，以完成工作計劃和上級任務的心態，要求或不希望被檢查者出現問題；而被檢查者也以應付的思想進行迎檢部署和材料準備，補缺補漏，揚長避短，報喜不報憂，結果是皆大歡喜。這顯然有損法律至上的嚴肅性和人大的權威，造成人大監督“虛化”效應。對檢察職能的全面正確履行也有害無益。

為此，檢察機關應當以平常心對待執法檢查，保持執法標準的一貫性和公開接受監督的經常性。首先要求杜絕為迎接檢查而“造假”的不良現象，敢于暴露問題，正視檢查結果。其次要深化檢務公開，把日常的執法情況通過各種形式向社會公開，經常向有關部門通報工作，定期向人大報送專項和綜合的執法質量分析、調研報告等，把定時間、定內容、定形式的執法檢查向平時的各個具體的執法行為延伸，從而使檢查評議客觀真實地反映執法質量與執法水平。最后，應當主動歡迎人大執法檢查采取暗訪式、突擊檢查式、抽查式以及交叉檢查式等不確定性形式，使檢查結果不含水份。

（四）檢查效果的持久性缺陷及其克服。執法檢查的階段性似乎成為思 維定勢，忙過一陣下次從頭再來。一方面，是因為檢查后的分析、評價、責任追究與督促整改措施沒跟上，檢查組一走就完事大吉；另一方面則由于某些量化標準不科學，過于僵化，沒有充分考慮合理的差異進行區別對待，結果使先進更先進，落后更落后，非但不利于良性的競爭，反而挫傷了某些條件艱苦的弱勢單位。[!--empirenews.page--] 要體現執法檢查的監督作用，檢察機關還是應當從自身重視和配合上入手。首先，要堅持一檢查一整改一反饋制度，認真從檢查中總結經驗教訓，研究整改措施，狠抓落實。尤其針對人大代表對檢察工作提出的批評、意見、建議和要檢查評議中過問的具體事項，要作為督辦事項，由檢察長親自督促，指定業務骨干具體承辦，在期限內及時辦結并書面正式行文向人大報告反饋。如我院針對人大代表在執法評議中詢問的有關個案，逐一進行了書面答復，對法制委委員指出的不足之處，全部制定了詳細的整改方案，由專人負責落實，并定期反饋改進效果。其次，要將執法檢查評議中的成績與問題、表揚與批評和具體的責任人對號入座，鼓勵先進，鞭策后進，獎勤罰懶，賞罰分明。最后，要主動向人大了解檢查活動的總體情況以及其中可以借鑒的得與失，主動與其它單位橫向對比，樹立憂患意識和競爭意識。如此一來，不但檢察機關內部對執法檢查評議的不正確態度得到糾正，體現了人大監督的制約效力，從而促進執法責任的落實；對于人大而言，檢察機關對檢查評議結果的高度重視和整改落實則有助于強人化大的監督意識，維護人大監督的法律尊嚴。

二、以評議整改為契機，借人大監督促進檢察監督

關于對檢察機關的評議，包括對人大任命的檢察員進行述職評議和對檢察執法情況進行代表評議兩種。評議不僅拓展了人大在例會之外的監督權，對被評議的個人和單位也產生有效的制約，有利于促進責任制的落實。當然，實踐中也存在著一些值得研究探討的問題：如評議是一種代表活動，還是一種監督方式，還是對現有監督手段的組合？又如，評議主體是誰？絕大多數地方，參加評議的是部分代表，少數地方（如上海）是全體代表，有的地方則規定代表參加的比例（如安徽規定10%）。還有，采取哪種形式評議比較適宜？是否必須在會議（人代會和常委會會議）上進行，或者可以采取召集代表或委員開座談會、辦公會或者逐一走訪的形式。再如，評議效果如何？不具備法定人數的評議和會議外的評議，是否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在監督法出臺前，這些問題有待人大和檢察機關通過協商加以解決。

以下，筆者僅結合我院主動邀請人大對檢察執法進行評議的具體情況，談談檢察機關在評議中的能動作用。

為了保證評議結果的公正、客觀且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我院在由區人大常委會領導、法制委委員以及來自區直機關和各基層單位的人大代表進行集中評議前，建議人大發動全區人大代表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調查研究和征求意見。在評議中增加了質詢的環節，由檢察長和職能部門負責人當場解答代表和委員提出了問題。評議的結果比預想的更加嚴格，批評和建議也相當中肯，直接反映了一些檢察機關平時難以得知和掌握的情況。主要問題都集中在法律監督方面，如立案監督在監督立案后跟蹤督促公安機關偵查報捕力度不夠；又如石場非法采石致人死亡等重大責任事故沒有受到追究；再如公安機關和審判機關超期羈押現象嚴重而檢察監督不力；還有附加刑中的罰金未執行等等。事實上，這些問題檢察機關并非沒有履行法律監督職能，而是被監督者的法律意識不高，而檢察監督在許多方面又缺乏強制效力。但是在評議中由人大代表和委員們提出來，加上檢察機關進行的解釋說明，人大領導、法制委委員和與會的人大代表都形成了共識：必須加大法律監督力度，必要時由人大出面督促落實。這正是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能過程中最急需的支持。使檢察監督獲得了人大乃至廣大人民群眾的強有力的支持。[!--empirenews.page--] 評議后，我院專門就如何與人大配合加強法律監督向人大領導和法制委匯報了工作設想：一是由人大發動向全體人大代表進行法律監督的宣傳教育，密切聯系群眾為檢察機關提供案源線索，為法律監督職能的全面正確履行創造良好的執法環境。二是由人大法制委牽頭組織政法三家就有關法律監督問題舉行聯席會議，統一思想，解決分歧。三是由檢察機關定期向人大報告法律監督過程中的困難與出現的新問題，人大根據需要組織專項執法檢查，或與檢察機關共同跟蹤監督糾正違法情況。四是由人大根據檢察機關反映的有關部門和有關責任人有錯不咎問題，與對該單位的工作評議和對有關領導的述職評議相掛鉤，落實違法者的具體責任和領導責任。顯然，上述措施必將大大加強和改進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強制效力，為檢察工作提供更好的監督與支持。

第二篇：對完善人大選舉制度的幾點思考

對完善人大選舉制度的幾點思考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而選舉制度又是這一根本制度的基礎。1953年我國的第一部選舉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就明確規定了我國選舉制度的主要原則，即普遍性原則、平等性原則、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原則、無記名投票原則，具體規定了選舉的程序和方法，從而正式確立了當代中國的選舉制度。但從1957年下半年起，由于反右擴大化和“左”的錯誤嚴重滋長，尤其受十年**的嚴重干擾，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遭到了全面破壞，建立在民主和法制基礎上的選舉制度名存實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過撥亂反正，黨十分重視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把加強人大建設、修訂選舉法、改革和完善選舉制度提到了重要的義事日程。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我國的第二部選舉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對我國選舉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后又經過1982年、1986年、1995年的三次修改，使我國的選舉制度更加完善，如選舉的民主程度明顯提高、直接選舉范圍從鄉級擴大到縣級、等額選舉改為差額選舉、選舉方式一律實行無記名投票，以及候選人提名方式所作的很大改進等。

但是，審視我國的選舉制度，尚有不少問題，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還有不少距離。馬列主義關于人民代表機關選舉的基本原則-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民主選舉在我國還沒有完全實現。進一步完善我國的選舉制度，不但直接關系到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實現，同時也是完善整個人大制度的前提、基礎和切入點。

一、要進一步提高和擴大直接選舉的層級和范圍

長期以來，我國人大代表實行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的方法。盡管從1980年開始，已把直接選舉范圍從原來的鄉級擴大到縣級，但縣級以上的人大代表均由間接選舉產生，全國人大代表則由多層間接選舉產生。我國人大選舉的顯著特點也就體現為以多層次的間接選舉為主。應該說這種做法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是由我國特定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條件決定的，也是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各個領域的巨大變化，這種選舉的弊端也不斷顯現出來。一是過多層次的間接選舉不能全面確切地表達選民意愿，有時甚至會歪曲選民意愿；二是靠少數人投票決定當選人，對選舉權的普遍性和平等性造成損害；三是多層次的間接選舉必須模糊代表與選民之間的責任關系，削弱代表與選民的聯系，使選民難以對代表實行真正的直接監督。

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急需加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使廣大人民能真正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這就需要不斷完善選舉制，當前最關鍵的就是要及時提高和擴大直選制的應用層級和范圍。這既是理論上的依據，也有客觀上的需求，更有實踐上的經驗。首先，它是馬列主義選舉理論的一貫要求。馬列主義關于選舉的民主理論集中到一點，就是要真正實行“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選舉原則，并且認為新型國家的人民代表機關比資本主義議會更民主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是真正選舉產生的。列寧說過“民主是大多數人的統治。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選舉才可以說是民主的選舉。只有根據選舉法，由全體居民選出的委員會才是真正的委員會。”（注：《列寧全集》第18卷，第273頁。）列寧還說過：“從人民專制論的觀點看來，首先必須切實保障充分的宣傳自由和選舉自由，然后召開真正全民的立憲會議，這個會議應當通過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無記名投票的選舉產生，應當掌握全部權力，即完整的、統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權力，應當真正體現人民專制。”（注：《列寧全集》第9卷，第181頁。）可見直接選舉是列寧強調的真正民主原則之一。[!--empirenews.page--] 其次，過去一直強調的我國社會經濟、文化、民主意識落后和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等因素不應當成為限制提高擴大直選層級和范圍的正當理由。盡管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比較落后，但我國并不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國家，經過五十年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國的綜合國力已大大增強。人民群眾的經濟、文化等條件，已普遍提高，參政議政、當家作主的民主意識也已日益增強。再用經濟、文化、民主意識落后和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等因素來限制直選層級和范圍已顯得過時。前蘇聯在1936年就開始實行從鄉村及市蘇維埃起到最高蘇維埃止的直接選舉。那時他們的經濟、文化也非常落后，至少要比我們現在落后許多，而且幅員極為遼闊。印度也是發展中國家，人口與我們差不多，經濟、文化等條件比我們更落后，但印度在1935年就開始了省議會議員的直接選舉，1947年一獨立后就立即推行全國范圍的直接選舉。盡管前蘇聯和印度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它們的經驗至少可以說明，直選制和普選制不必完全拘泥于經濟、文化等條件的限制，關鍵還在于組織和選舉技術。

第三，我國公民已基本具備比較完全的直接選舉的知識和經驗。因為我國農村和一般城鎮，鄉級直接選舉制已運行了45年，縣級直接選舉制也已運行17年，在有下轄區的一些城市，區級直選制也已推行45年，農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民主選舉也已搞了10多年。那么多年的直選已使廣大公民積累了比較完備的選舉知識和經驗。目前，城鄉公民對提高和擴大直選層級和范圍的呼聲日漸高漲，這無疑為今后更高層級更寬范圍的直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筆者認為，提高和擴大我國直選層級和范圍的各方面條件均已日趨成熟。目前我們完全可以在兩點上取得突破。一是將人民代表直接選舉的范圍擴大到省級。除了上述的理由外，主要是因為我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平均人口為3800萬左右，平均面積為30萬平方公里。這大體相當于英國等中等國家的規模。若按單名制和人口標準劃分，每選區人口大致為9萬左右，規模也與英國等國家的選區相當。可見，省級直選制的推行在空域和人口規模上是完全可行的，而關鍵在于解決組織和技術上的問題。二是要推行鄉、縣級行政首腦直接選舉制。對此，經過10多年基層民主選舉實踐的農村公民呼聲尤為迫切。當然，這關系到修改選舉法等有關法律。

二、進一步完善修選人的提名、介紹方式

代表候選人或國家機關候選人的提名是選 舉中的又一重要程序。候選人提名過程是否民主，直接關系到整個選舉的民主實現程度。1979年尤其是1980年以來，通過對《選舉法》、《組織法》的修改，過去那種“上面定名單，下面劃圈圈”的狀況，已有很大改變。但是在候選人的提名、介紹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按選舉法規定，選民或者代表聯合提民的代表候選人，政黨、人民團體提名的候選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可在實際操作中，卻并非如此一些地方的。近幾年，選民或代表聯合提名現象不斷增多，但黨組織往往以非組織活動為名，采取多種措施，減少或消除聯合提名活動。這些措施主要有動員或勸說被聯合提名的候選人放棄提名；動員或勸說參與提名的黨員代表撤回提名，使之不符合法定人數而自然失效；在以上兩者都無效的情況下有些地方黨組織還采取突然宣布人代會休會或延期召開，或對當選的聯合提名的候選人當選后不予以確認等方式來實現自己的選舉意圖。上述種種做法，無論從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要求來看，還是從人民代表大會本質而言，都是不可取的。鄧小平同志早在40年代初就曾指出：“黨要有意識地發展民主政治的斗爭，首先要糾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斷不民主的錯誤，要使非黨干部敢于講話，講所欲講，敢于工作，不對我疑懼。做到這一步，那不僅民主政治有了內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會大大提高起來。”（注：《鄧小平文選（1938-1956）》，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頁。）[!--empirenews.page--] 可以肯定，隨著我國公民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和參政議政能力的不斷提高，今后選民或人民代表聯合推薦候選人的現象必將大大增加，甚至會超過政黨或人民團體提名候選人，這都是十分正常的現象，也是選舉民主程度提高的一種表現。只要程序和步驟合法，就不應予以指責和干涉。事實上，“聯合提名”候選人的出現，可以彌補黨組織推薦候選人時可能出現的差錯，使得上述兩種候選人展開合法的競爭，從而使各級人大選出更優秀更合格的代表或國家機關領導人，同時也能促使黨組織在推薦候選人時更加嚴格、認真，推薦出更好的候選人。

在改善對候選人的介紹方面，應采取多種方式介紹、宣傳候選人。那種不向選民或代表散發候選人的簡歷，不作情況介紹的做法，是錯誤的。應讓選民或人民代表充分了解候選人的政治立場、工作業績、從政態度、參政議政能力及工作規劃等。如在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中，我們不但可以公布名單，利用公報、廣播、黑板報、電視、報級等多種方式作間接介紹，還可以由選舉委員會組織候選人與選民見面，當面回答選民提出的問題，還可以允許候選人直接走訪選民，宣傳自己的從政態度和主張。總之，增進選民對候選人的了解，有助于選民按自己的真實意愿投票，減少盲目性。

三、把差額選舉真正落到實處

作為一種現代民主選舉制度，差額選舉自1979年實行以來，不僅在縣鄉換屆選舉中得以“兌現”，而且在選舉省級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和“一府兩院”領導，全國人大代表和常委會委員時也得以落實。1979年，經過對有關法律的修改和制定，我國開始實行人民代表和省以下行政首腦的差額選舉。尤其是1986年修改地方組織法時，明確規定了地方國家機關領導人選舉的差額幅度，即人大常委主任、秘書長、省長、自治區主席、市長、州長、縣長、區長、鄉長、鎮鄉、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數一般應多一人；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副省長、自治區副主席、副市長、副州長、副區長、副鄉長、副鎮長的候選人數應比應選人數多一至三人；人大常委會委員的候選人數應比應選人數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并沒有完全按照法律去操作。尤其是對地方國家機關正職領導人實行差額選舉還比較稀少。據1995年的統計，全國僅有12個省的人大常委會主任，8個省的省長，15個省的法院院長和11個省的檢察院檢察長實行差額選舉。可見我們還沒有把差額選舉真正按法律要求予以落實。即使在差額選舉中，違法選舉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如在代表和國家機關組成人員的差額選舉中，搞“暗箱”操作，甚至公開或半公開地安排差選，有些基層單位甚至竟任命在 當地落選的縣長、鄉長候選人為書記職務；有的地方對選民或代表聯名推薦的候選人當選后，不予承認或不及時給予相應的政治和生活待遇等。

實行差額選舉是搞好選舉的關鍵之一。真正實行差額選舉是健全制度，實現選舉人意志和提高選舉民主程度的重要措施。因為在等額選舉中，另選代表候選人以外的人，當選的可能性很小，選民不得不勉強投贊成票，從而影響民主權利的行使。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差額選舉，黨推薦的候選人也要通過選舉，接受選民和代表的選擇，從而體現了對人民意志的尊重。因此，真正實行差額選舉，有利于加強群眾對干部和代表的監督，增強他們的對下負責意識和群眾觀點，而且還有利于發現和選拔人才，把“人民公認”的人選進各級領導班子。我們必須按法律的規定真正落實差額選舉。對此憂心忡忡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在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堅持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黨的領導原則的前提下，在根本不存在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與共產黨爭奪領導權、執政權的現實條件下，真正落實差額選舉，根本不會影響黨的執政地位，反而有利于增強政治活力，增強黨的生命力。[!--empirenews.page--]

四、適度引入競爭機制

有位憲法學家說過，沒有差額的選舉，不是真正的選舉；沒有競選的差額，也不是真正的差額。

長期以來，競選被當成資產階級民主的特有形式而被視為禁區，不敢跨越。誠然，競選是由資產階級首先在政治生活中加以廣泛運用的，但這并不等于競選就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品。事實上，競爭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和動力，事物之間缺乏競爭就會喪失生命力。我國正在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而市場經濟本質上說就是競爭型經濟，只有競爭才能促進經濟繁榮、社會發展。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又是經濟的集中體現。以競爭為本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在政治領域適度地引入競爭，尤其是要引入競選機制。

中國共產黨對競選也并不陌生。早在延安時期，我黨就組織搞過競選，并提倡過競選。當時的《陜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選舉條例》就對競選作了專門規定，選舉單位“可提出候選人名單及競選綱領，進行競選活動，在不妨害選舉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和阻止。”

隨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不斷推進，尤其是十億農民經 過十多年基層民主選舉的訓練，城鄉公民目前對在選舉中適度引入競爭機制呼聲很高。可以預測，在人大選舉制度中適度引入競選，是今后選舉工作的必然趨勢。根據條件逐步推行適度的競選，可以有效地激發選民或代表的選舉熱情，增添選舉活力，拓寬選舉范圍，提高選舉質量，為候選人創造公平競爭的舞臺，選出高素質的人民代表和領導干部。當然，我們不能照搬和模仿西方的競選制度，而應揚長避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創造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競選制度。

第三篇：人大常委會完善執法檢查幾點思考(精)

人大常委會完善執法檢查幾點思考

人大常委會完善執法檢查幾點思考

執法檢查是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開展監督工作的重要措施和途徑，我國憲法規定：“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有權在本行政區域內保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的遵守和執行”。執法檢查作為人大監督的一種形式，對于保障法律法規的遵守和執行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在實踐中，人大執法檢查能力跟理論上存在巨大的差距，這

種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過分側重于執法檢查形式

地方人大每年進行的執法檢查，過早地將執法檢查的通知下發到各被檢查單位，被檢查單位早已習慣了一貫的檢查模式，有一套應付檢查的經驗，有的甚至于檢查匯報材料每年也是大同小異，只是在形式上重新包裝，工作重點側重于標語，布置現場，安排檢查吃、住、行、禮上，一些執法檢查往往是坐在室內聽，隔著玻璃看，車水馬龍轟轟烈烈，實際很難了解到真實情況。

二、執法檢查主體、客體不明確

（一）執法檢查主體應該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可在實際操作中，執法檢查往往是兩三個部門聯合檢查，有人大同政府聯合組織檢查，也有人大同政協聯合檢查，還有人大同執法部門聯合進行檢查，這種聯合檢查混淆了人大法律監督主體地位，使執法部門即被檢查對象在一定程序上成為實際的檢查主體，人大執法檢查變成了執法部門系統內部對下級的檢查，降低了人大執法檢查的法律地位和權威性。執法檢查客體缺失，有的法律沒有明確規定負責實施的主管部門，如工會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分別由工會、共青團、婦聯負責組織實施，而這些機關不是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為不是行政行為，也不接受人大監督，由于沒有明確的執法機關，涉及這些法律實施的執法檢查就難以開展，這些法律貫徹實施效果佳。

三、執法檢查重點不突出，匯報材料不健全

一是反復檢查，同一部法律本級人大要組織檢查，上級人大也要組織檢查，由于沒有時間上的統一布置，一部法律往往要重復檢查幾次。二是檢查法律數量多，沒有側重點，既有縣級人大的自查，也有上級人大統一組織的執法檢查，一年之中要檢查和配合檢查的數量很多。三是被檢查單位的匯報材料過分強調取得的成績，對存在的問題沒有引起足夠的認識，今后的改進措施更是一筆帶過，有的單位則把執法檢查匯報當做工作總結，報喜不報憂，所以緊緊從匯報中很難發現問題，一些執法檢查在檢查前沒有開展調研，或者調研的力度不夠，不全面了解法律法規的實施的情況，以致執法檢查總結檢查情況時，只是把被檢查單位的匯報材料再加工然后反饋給執法部門。

五、執法檢查整改意見沒有落實到實處

執法檢查后，雖然強調了對執法部門發現問題的跟蹤督促整改，但是在執法檢查過程中礙于情面，沒有將發現的問題，特別是尖銳的問題全部反饋給執法部門，只是泛泛而談，針對問題所提的改進工作建議，一般性、原則性、客 套話語比較多，剛性、可操作性的整改具體措施要求比較少，再就是對整改建議提出后，沒有一抓到底，對整改情況跟蹤督促不夠。

執法檢查過程既是對“一府兩院”工作的監督過程，也是對法律本身的審視和完善過程，其效果如何直接影響到整個人大的形象和權威，筆者認為，要提高執法檢查的實效，要從以下幾個環節上下功夫。

一、突出執法檢查重點。在我國代表是兼職的，人大對“一府兩院”工作的監督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無論從人力、能力和時間上都不允許。因此，人大對“一府兩院”的執法檢查應有所側重，一是新近頒布的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貫徹執行情況。二是與當前中心工作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貫徹實施執行情況。三是人們普遍關心而實際比較薄弱的工作所涉及的法律法規規章的執行情況。四是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所涉及的法律法規和規章的執行情況。

二、規范執法檢查形式。一是執法檢查盡可能地上下聯動進行，上級人大常委會每年執法檢查內容應在年初的工作計劃中確定，并盡早通知下級人大，以便他們確定檢查的內容，與上級人大步調一致，有利于解決問題。采取上下聯動的方式組織代表直接參與，有利于充分發揮代表的主體作用。一方面使執法檢查能夠比較充分地反映代表的意愿和人民群眾的要求，具有廣泛的代表基礎，另一方面，有助于各級人大的相互配合相互協調，提高執法檢查的效果。二是要力戒形式主義，多提倡實事求是，輕車簡從，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綜合運用座談會、個別走訪抽樣調查、實地考察等多種形式，盡可能掌握全面、真實的第一手材料，把執法檢查的過程變為體察民情、反映民意的過程，同時檢查組的人員不宜過多，應本著減輕被檢查單位負擔的方針。

三、突出跟蹤檢查，督促政府及其有關部門落實整改措施

執法檢查的目的在于督促法律法規的貫徹實施，執法檢查的過程一般只是發現問題，提出整改的要求，而問題是不是解決了，執法狀況是不是改進了才是執法檢查的關鍵所在，所以，執法檢查必須落實到整改上，整改是執法檢查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是最重要的部分。整改的落實情況要限期向常委作出報告，常委會認為必要時可組織力量對整改情況進行跟蹤檢查，逾期不改或整改不力的，常委會可以依法提出質詢或組或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對拒不整改的領導者，常委會可以依法撤銷或罷免其職務。

四、健全完善執法檢查制度

一是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對

執法檢查的內容、性質、范圍及糾正違法問題的程序、效力、方式、被檢查單位的職責、義務及不接受檢查的處罰原則等作出明確的規定，使執法檢查活動制度化、法律化。二是完善執法檢查的制度，在行政執法部門實施執法責任制，在司法機關實施錯案追究制度，各執法單位年初制定執法責任制制度。與政府簽訂責任狀，把執法責任制的落實情況做為監督檢查的內容之一，把監督人和監督事有機結合起來，強化監督力度，還要督促行政執法、司法部門建立與完善相關的制度，把行政司法人員的執法情況與他們的升遷獎懲掛起鉤來，做到獎懲分明，以調動執法、司法人員嚴格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積極性，通 過執法檢查，也可以發現法律法規本自不完善的地方，有利于法律的修改完善和我國法律制度的完備。

五、執法檢查要與普法教育和輿論監督相結合

人大執法檢查不僅肩負著促進法律、法規實施的重任，而且兼有提高全民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的目的，所以執法檢查要與法制宣傳教育相結合，使執法檢查的過程成為法制宣傳教育的過程。執法檢查還要與輿論監督緊密結合，充分發揮報刊、電視廣播等宣傳輿論工具的作用，一方面要加強憲法和有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加強對執法中的好人好事的宣傳報道，另一方面，對執法檢查中發現和提出的問題進行曝光，選擇重大的典型違法案件，通過新聞媒介公開披露，以案釋法，使廣大干部群眾受到具體生動的法制教育。

第四篇：完善鄉鎮人大制度的思考

完善鄉鎮人大制度的思考

鄉鎮人民代表大會處在民主政治的最基層，但它的組成人員約占全國各級各類人大代表的80%，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政治經濟社會不斷發展，長期以來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愈顯突出，制約了其職能作用的發揮。

一、目前鄉鎮人大建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經過20多年的建設、改革和發展，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斷地健全和完善，權力機關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逐步提高和發揮。但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和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是認識不到位，影響鄉鎮人大的地位和作用。

部分干部群眾認為鄉鎮人大就是一年開一次會議，走走過場，也決定不了什么大事。一些政府機關工作人員把鄉鎮人大組織的視察、檢查和評議看成是挑刺找毛病，忽視監督作用發揮。加之，鄉鎮人大只有主席1人，力量薄弱，個別年齡偏大，思想上缺乏積極性，有退居”二線”的意識。社會上對鄉鎮人大的重要性和地位作用認識不到位，表現在行動上就是對人大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直接影響鄉鎮人大作用的發揮，地位的提高。

（2）、是工作開展不平衡。

鄉鎮黨委支持、政府配合好的人大工作開展得就比較好。根據我縣情況看，工作開展得好的占三分之一，處于一般的占三分之一，差的占三分之一。有些鄉鎮平時安排人大主席包村、包項目，還有的安排管后勤，大部分時間搞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搞人大工作時間不能保證。

（3）、是人代會開得不夠規范。

大部分鄉鎮人代會不少于兩天的時間不能保證。審議時間、醞釀候選人的時間安排得很少，有些不足兩個小時。鄉鎮人代會要聽取和審議哪些工作報告，法律規定比較原則，雖然地方組織法和甘肅省鄉鎮人大工作條例統一作了要求，但個別鄉鎮還是不夠重視。加之鄉鎮財政體制變動，財政報告有無必要，認識也不統一。每次人代會都作了決議，但對決議的落實不夠到位。

（4）、是受經費制約，正常活動難以開展。

大多數鄉鎮由于經費困難，難以保證人代會會期，個別鄉鎮人代會的報告、會議的各種材料沒有經費給代表印發，會議時間不夠，也是受經費的制約。閉會

期間，代表活動受經費的制約，開展很少。學習資料匱乏，無錢訂閱報章雜志，影響代表的學習培訓。按規定代表參加會議，參加活動的誤工補貼無法落實。總之，經費困難，不僅制約人代會會期無法保證，而且代表活動無法正常開展，影響鄉鎮人大作用的發揮。

（5）、是代表素質不高。

鄉鎮人大代表由于受文化程度、社會活動能力等方面的限制，素質普遍不高。有的政治責任感不強，認識不到自己所肩負的使命；有的把代表看成榮譽稱號，缺乏代表意識；有的缺乏最基本的文字和語言表達能力，開會從不發言，很難勝任代表職責；有的社會活動能力較差，無法代表廣大選民的意愿。由于受代表素質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使鄉鎮人大職權的正常行使受到了限制等。

二、加強鄉鎮人大建設的幾點建議

（1）實行基層人大代表部分專職化

專職代表制理論是建立在社會分工原理與政治職業化的基礎之上，認為專職代表合乎現代社會復雜性、多樣性、流動性程度越來越高的要求，能夠更有效地代表社會公眾進行管理。議員是否專職，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議員的素質水平、議會的工作效率、監督力度和民主程度。實行專職代表制可以進一步強化人大的功能和作用，強化縣鄉級人大的監督職能，解決人大代表兼職下的現實困境。實行代表專職化，在受監督、對人民負責的情況下，可以加強代表同選民的聯系，使代表更能體察民情、了解民意，做選民利益的代言人。從目前的情況看，在縣鄉人大中實行專職代表制十分迫切和必要。因為縣鄉人大代表是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的，代表與選民之間容易形成直接的責權和牢固的利益紐帶，不但有堅實的群眾基礎和政治合法性基礎，而且也具有較為可靠的組織保障。縣鄉人大專職化，面臨著財政上的制約，這決定了其現實可能性或可行性較小。但是，困難的存在并不能因此而拒絕制度的改進，其解決辦法可以推行相配套的改革措施，首先是大幅度縮減縣鄉人大代表的名額，合理確定人大代表的數量，使縣鄉人大變成一個實質性的、精英化的議事機構。要科學地確定代表數量，就應該遵循一定的原則，一是代表應有廣泛的代表性，二是代表數量必須便于開會。根據有關專家的研究，縣級人大代表的數量應該不超過200人，鄉鎮人大代表50人足矣其次是建立離任的專職代表的生活保障和退休金制度，以解決代表的后顧之憂。最后，應建立人大代表的連選連任制度。如果代表能充分履行自己的職責，忠實地反映民意，那么可以在下一屆選舉中繼續擔任人大代表。

（2）是要認真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依法搞好鄉鎮人大工作。

提高全社會對鄉鎮人大地位、作用的認識。鄉鎮人大是我國最基層的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充分發揮鄉鎮人大的作用，對于加強基層國家政權建設，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組織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要加強這方面的宣傳教育，使全社會了解鄉鎮人大的地位和作用。要依照憲法和地方組織法以及省鄉鎮人大工作條例的規定，不斷健全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首先，搞好換屆選舉，選好代表，配備好班子，要選配文化層次高，能力強，群眾威信好的干部擔任鄉鎮人大主席、副主席，要按照法律規定，既要選配主席，還要選配副主席1至2人，設專職辦事人員，這樣才能加強鄉鎮人大的領導力量。其次，鄉鎮人大代表和從事人大工作的干部要加強學習、培訓，提高政治素質和法律知識水平，熟悉人大工作的程序。第三，要加強制度建設。健全和完善鄉鎮人大工作的各項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鄉鎮人大工作的質量。現階段鄉鎮人大從召開會議到組織代表開展活動都很不規范。要從會議的內容、制度方面建立一套比較完善的符合鄉鎮人大實際的工作程序，以保證鄉鎮人大能夠完整地履行好職責，要從組織代表視察、檢查、評議方面形成一套切實可行的制度，真正解決人大監督可有可無，監督軟化的問題，使人大代表的監督作用真正的發揮出來。

（3）大力培養選民權利意識及理性參與意識

權利意識淡薄是選民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多數選民還沒有認識到選舉是自己的神圣權利，加之現行選舉制度仍然有很強的組織安排的色彩，致使選民的選舉熱情不高，代表選舉缺乏足夠的動力。為此，首先要繼續堅持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選民權利意識歸根結底來源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及由之而來的利益多樣化。市場經濟本質上有著對平等、競爭、自主等的訴求，權利意識的產生也根源于對利益的維護和對平等公正的渴求。市場經濟帶來普遍經濟繁榮的同時，也促使社會利益日漸多樣化、分化，在此條件下，不同利益群體的存在促使選

民關注自身利益的維護與代言問題，選民的權利意識必定不斷增強。其次，要認真對待基層民主實踐。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指出：“美國的地方分權制度直接產生了民主的訴求，培養了鄉鎮民主自治的精神，它像一所學校訓練公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這種培養和訓練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在小事情都沒有學會使用民主的老百姓怎么能在大事情上運用民主呢”。“人民插手公共事務，往往會把事情搞得很糟。但是，不擴大人民的思想境界，不讓人民擺脫陳規舊套，他們就參與不了公共事務”。同樣，我國的基層民主的意義也在于此，以村民自治、社區自治、基層人大代表選舉等體現的基層民主實踐必須不斷推進和強化，它們都是民主訓練的大學校。只有公民在管理自身事務中學會了民主參與和民主管理、民主決策以及民主監督的方法，適應民主的生活習慣以及學會民主的細節與技術后，高層次的大范圍的民主實踐才更有實踐和民情基礎。民主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不在于轟轟烈烈的整體推進，而在于一個一個最微不足道的個案積累和公民的自覺踐行。在現行的文本制度內，遵循個案的漸進的發展方式，可能更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設”其三，健全法制，切實加強公民政治權利和人權保障。第四次修憲，已將”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寫進《憲法》第十三條。承認并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是對選民權利及權利意識的最好的培養與維護。只有從法律制度上承認并接納公民的利益訴求，公民的權利意識也才能更好地伸張和維護。

（4）是要不斷增強鄉鎮人大工作的生機和活力。

在體制方面，鄉鎮黨委要重視人大工作，注意協調黨委、人大、政府三者之間的關系，一視同仁，著力解決鄉鎮人大工作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鄉鎮政府要擺正位置，自覺接受人大的監督，配合支持人大依法履行職責，在經費上、時間上、交通工具等方面給予幫助支持。縣級人大常委會要把指導鄉鎮人大工作擺上議事日程，精心安排，抓好學習交流培訓提高，幫助解決鄉鎮人大工作中業務不熟的問題。作為從事鄉鎮人大工作的同志，要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學會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水平。在具體工作中要注意處理好三個關系。一是處理好與黨委的關系。重大問題及時請示匯報。爭取黨委對人大工作的重視和支持。這是做好人大工作的重要保證。二是處理好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鄉鎮人大和鄉鎮政府工作職責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它體現的是法律關系，不是個人行為。人大要敢于監督，善于監督，政府要注意自覺接受監督，聽取意見、建議，認真改進工作。三是要處理好參與中心工作和本職工作的關系。鄉鎮人大主席、副主席要搞好本職工作，圍繞人大工作的重點，采取開展代表活動，督促人代會決議、決定的貫徹執行，督促辦理代表議案、意見、建議等方式，推動鄉鎮工作，也要積極參與黨的中心工作，發揮自己的作用。要不斷探索和吸取鄉鎮人大工作的經驗，豐富代表活動的內容，改進工作方法，不斷增強鄉鎮人大工作的生機和活力，使鄉鎮人大的地位逐步得到提高，作用得到較好地發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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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青松。論鄉鎮人大民主建設的路徑及其拓展[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9（5）

第五篇：關于對完善人大選舉制度的幾點思

對完善人大選舉制度的幾點思考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而選舉制度又是這一根本制度的基礎。1953年我國的第一部選舉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就明確規定了我國選舉制度的主要原則，即普遍性原則、平等性原則、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原則、無記名投票原則，具體規定了選舉的程序和方法，從而正式確立了當代中國的選舉制度。但從1957年下半年起，由于反右擴大化和“左”的錯誤嚴重滋長，尤其受十年**的嚴重干擾，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遭到了全面破壞，建立在民主和法制基礎上的選舉制度名存實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過撥亂反正，黨十分重視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把加強人大建設、修訂選舉法、改革和完善選舉制度提到了重要的義事日程。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我國的第二部選舉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對我國選舉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后又經過1982年、1986年、1995年的三次修改，使我國的選舉制度更加完善，如選舉的民主程度明顯提高、直接選舉范圍從鄉級擴大到縣級、等額選舉改為差額選舉、選舉方式一律實行無記名投票，以及候選人提名方式所作的很大改進等。

但是，審視我國的選舉制度，尚有不少問題，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還有不少距離。馬列主義關于人民代表機關選舉的基本原則-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民主選舉在我國還沒有完全實現。進一步完善我國的選舉制度，不但直接關系到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實現，同時也是完善整個人大制度的前提、基礎和切入點。

一、要進一步提高和擴大直接選舉的層級和范圍

長期以來，我國人大代表實行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的方法。盡管從1980年開始，已把直接選舉范圍從原來的鄉級擴大到縣級，但縣級以上的人大代表均由間接選舉產生，全國人大代表則由多層間接

選舉產生。我國人大選舉的顯著特點也就體現為以多層次的間接選舉為主。應該說這種做法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是由我國特定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條件決定的，也是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各個領域的巨大變化，這種選舉的弊端也不斷顯現出來。一是過多層次的間接選舉不能全面確切地表達選民意愿，有時甚至會歪曲選民意愿;二是靠少數人投票決定當選人，對選舉權的普遍性和平等性造成損害;三是多層次的間接選舉必須模糊代表與選民之間的責任關系，削弱代表與選民的聯系，使選民難以對代表實行真正的直接監督。

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急需加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使廣大人民能真正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這就需要不斷完善選舉制，當前最關鍵的就是要及時提高和擴大直選制的應用層級和范圍。這既是理論上的依據，也有客觀上的需求，更有實踐上的經驗。首先，它是馬列主義選舉理論的一貫要求。馬列主義關于選舉的民主理論集中到一點，就是要真正實行“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選舉原則，并且認為新型國家的人民代表機關比資本主義議會更民主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是真正選舉產生的。列寧說過“民主是大多數人的統治。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選舉才可以說是民主的選舉。只有根據選舉法，由全體居民選出的委員會才是真正的委員會。”(注：《列寧全集》第18卷，第273頁。)列寧還說過：“從人民專制論的觀點看來，首先必須切實保障充分的宣傳自由和選舉自由，然后召開真正全民的立憲會議，這個會議應當通過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無記名投票的選舉產生，應當掌握全部權力，即完整的、統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權力，應當真正體現人民專制。”(注：《列寧全集》第9卷，第181頁。)可見直接選舉是列寧強調的真正民主原則之一。

其次，過去一直強調的我國社會經濟、文化、民主意識落后和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等因素不應當成為限制提高擴大直選層級和范圍的正當理由。盡管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比較落后，但我國并不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國家，經過五十年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國的綜合國力已大大增強。人民群眾的經濟、文化等條件，已普遍提高，參政議政、當家作主的民主意識也已日益增強。再用經濟、文化、民主意識落后和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等因素來限制直選層級和范圍已顯得過時。前蘇聯在1936年就開始實行從鄉村及市蘇維埃起到最高蘇維埃止的直

接選舉。那時他們的經濟、文化也非常落后，至少要比我們現在落后許多，而且幅員極為遼闊。印度也是發展中國家，人口與我們差不多，經濟、文化等條件比我們更落后，但印度在1935年就開始了省議會議員的直接選舉，1947年一獨立后就立即推行全國范圍的直接選舉。盡管前蘇聯和印度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它們的經驗至少可以說明，直選制和普選制不必完全拘泥于經濟、文化等條件的限制，關鍵還在于組織和選舉技術。

第三，我國公民已基本具備比較完全的直接選舉的知識和經驗。因為我國農村和一般城鎮，鄉級直接選舉制已運行了45年，縣級直接選舉制也已運行17年，在有下轄區的一些城市，區級直選制也已推行45年，農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民主選舉也已搞了10多年。那么多年的直選已使廣大公民積累了比較完備的選舉知識和經驗。目前，城鄉公民對提高和擴大直選層級和范圍的呼聲日漸高漲，這無疑為今后更高層級更寬范圍的直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筆者認為，提高和擴大我國直選層級和范圍的各方面條件均已日趨成熟。目前我們完全可以在兩點上取得突破。一是將人民代表直接選舉的范圍擴大到省級。除了上述的理由外，主要是因為我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平均人口為3800萬左右，平均面積為30萬平方公里。這大體相當于英國等中等國家的規模。若按單名制和人口標準劃分，每選區人口大致為9萬左右，規模也與英國等國家的選區相當。可見，省級直選制的推行在空域和人口規模上是完全可行的，而關鍵在于解決組織和技術上的問題。二是要推行鄉、縣級行政首腦直接選舉制。對此，經過10多年基層民主選舉實踐的農村公民呼聲尤為迫切。當然，這關系到修改選舉法等有關法律。

二、進一步完善修選人的提名、介紹方式

代表候選人或國家機關候選人的提名是選舉中的又一重要程序。候選人提名過程是否民主，直接關系到整個選舉的民主實現程度。1979年尤其是1980年以來，通過對《選舉法》、《組織法》的修改，過去那種“上面定名單，下面劃圈圈”的狀況，已有很大改變。但是在候選人的提名、介紹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按選舉法規定，選民或者代表聯合提民的代表候選人，政黨、人民團體提名的候選人，具有完全平

等的法律地位。可在實際操作中，卻并非如此一些地方的。近幾年，選民或代表聯合提名現象不斷增多，但黨組織往往以非組織活動為名，采取多種措施，減少或消除聯合提名活動。這些措施主要有動員或勸說被聯合提名的候選人放棄提名;動員或勸說參與提名的黨員代表撤回提名，使之不符合法定人數而自然失效;在以上兩者都無效的情況下有些地方黨組織還采取突然宣布人代會休會或延期召開，或對當選的聯合提名的候選人當選后不予以確認等方式來實現自己的選舉意圖。上述種種做法，無論從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要求來看，還是從人民代表大會本質而言，都是不可取的。鄧小平同志早在40年代初就曾指出：“黨要有意識地發展民主政治的斗爭，首先要糾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斷不民主的錯誤，要使非黨干部敢于講話，講所欲講，敢于工作，不對我疑懼。做到這一步，那不僅民主政治有了內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會大大提高起來。”(注：《鄧小平文選(1938-1956)》，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頁。)

可以肯定，隨著我國公民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和參政議政能力的不斷提高，今后選民或人民代表聯合推薦候選人的現象必將大大增加，甚至會超過政黨或人民團體提名候選人，這都是十分正常的現象，也是選舉民主程度提高的一種表現。只要程序和步驟合法，就不應予以指責和干涉。事實上，“聯合提名”候選人的出現，可以彌補黨組織推薦候選人時可能出現的差錯，使得上述兩種候選人展開合法的競爭，從而使各級人大選出更優秀更合格的代表或國家機關領導人，同時也能促使黨組織在推薦候選人時更加嚴格、認真，推薦出更好的候選人。

在改善對候選人的介紹方面，應采取多種方式介紹、宣傳候選人。那種不向選民或代表散發候選人的簡歷，不作情況介紹的做法，是錯誤的。應讓選民或人民代表充分了解候選人的政治立場、工作業績、從政態度、參政議政能力及工作規劃等。如在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中，我們不但可以公布名單，利用公報、廣播、黑板報、電視、報級等多種方式作間接介紹，還可以由選舉委員會組織候選人與選民見面，當面回答選民提出的問題，還可以允許候選人直接走訪選民，宣傳自己的從政態度和主張。總之，增進選民對候選人的了解，有助于選民按自己的真實意愿投票，減少盲目性。

三、把差額選舉真正落到實處

作為一種現代民主選舉制度，差額選舉自1979年實行以來，不僅在縣鄉換屆選舉中得以“兌現”，而且在選舉省級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和“一府兩院”領導，全國人大代表和常委會委員時也得以落實。1979年，經過對有關法律的修改和制定，我國開始實行人民代表和省以下行政首腦的差額選舉。尤其是1986年修改地方組織法時，明確規定了地方國家機關領導人選舉的差額幅度，即人大常委主任、秘書長、省長、自治區主席、市長、州長、縣長、區長、鄉長、鎮鄉、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數一般應多一人;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副省長、自治區副主席、副市長、副州長、副區長、副鄉長、副鎮長的候選人數應比應選人數多一至三人;人大常委會委員的候選人數應比應選人數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并沒有完全按照法律去操作。尤其是對地方國家機關正職領導人實行差額選舉還比較稀少。據1995年的統計，全國僅有12個省的人大常委會主任，8個省的省長，15個省的法院院長和11個省的檢察院檢察長實行差額選舉。可見我們還沒有把差額選舉真正按法律要求予以落實。即使在差額選舉中，違法選舉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如在代表和國家機關組成人員的差額選舉中，搞“暗箱”操作，甚至公開或半公開地安排差選，有些基層單位甚至竟任命在當地落選的縣長、鄉長候選人為書記職務;有的地方對選民或代表聯名推薦的候選人當選后，不予承認或不及時給予相應的政治和生活待遇等。

實行差額選舉是搞好選舉的關鍵之一。真正實行差額選舉是健全制度，實現選舉人意志和提高選舉民主程度的重要措施。因為在等額選舉中，另選代表候選人以外的人，當選的可能性很小，選民不得不勉強投贊成票，從而影響民主權利的行使。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差額選舉，黨推薦的候選人也要通過選舉，接受選民和代表的選擇，從而體現了對人民意志的尊重。因此，真正實行差額選舉，有利于加強群眾對干部和代表的監督，增強他們的對下負責意識和群眾觀點，而且還有利于發現和選拔人才，把“人民公認”的人選進各級領導班子。我們必須按法律的規定真正落實差額選舉。對此憂心忡忡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在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堅持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黨的領導原則的前提下，在根本不存在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與共產黨爭奪領導權、執政權的現實條件下，真正落實差額選舉，根本不會影響黨的執政地位，反而有利于增強政治活力，增強黨的生命力。

四、適度引入競爭機制

有位憲法學家說過，沒有差額的選舉，不是真正的選舉;沒有競選的差額，也不是真正的差額。

長期以來，競選被當成資產階級民主的特有形式而被視為禁區，不敢跨越。誠然，競選是由資產階級首先在政治生活中加以廣泛運用的，但這并不等于競選就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品。事實上，競爭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和動力，事物之間缺乏競爭就會喪失生命力。我國正在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而市場經濟本質上說就是競爭型經濟，只有競爭才能促進經濟繁榮、社會發展。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又是經濟的集中體現。以競爭為本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在政治領域適度地引入競爭，尤其是要引入競選機制。

中國共產黨對競選也并不陌生。早在延安時期，我黨就組織搞過競選，并提倡過競選。當時的《陜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選舉條例》就對競選作了專門規定，選舉單位“可提出候選人名單及競選綱領，進行競選活動，在不妨害選舉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和阻止。”

隨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不斷推進，尤其是十億農民經過十多年基層民主選舉的訓練，城鄉公民目前對在選舉中適度引入競爭機制呼聲很高。可以預測，在人大選舉制度中適度引入競選，是今后選舉工作的必然趨勢。根據條件逐步推行適度的競選，可以有效地激發選民或代表的選舉熱情，增添選舉活力，拓寬選舉范圍，提高選舉質量，為候選人創造公平競爭的舞臺，選出高素質的人民代表和領導干部。當然，我們不能照搬和模仿西方的競選制度，而應揚長避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創造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競選制度。你好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