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高校處分與學生權利救濟制度的完善

關于高校處分與學生權利救濟制度的完善

【字體 大 中 小 】 作者：謝太洵 時間：2010-11-15 來源：《探索》 閱讀次數：4

摘 要：2005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新規定將于2005年9月1日起施行。原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國家教育委員會令第7號)、《研究生學籍管理規定》(教學[1995]4號)同時廢止。盡管該規定對高校行使處分權與學生權利的救濟起到一定的規范作用，但是目前的高校處分與學生權利救濟制度存在諸多問題，應當完善。

關鍵詞：高校處分權 現實評價 學生權利 救濟制度

一、問題的緣起

在我國，近年來頻繁不斷的有關“受教育權”的訴訟案，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激烈討論。有資料統計顯示目前高等學校被訴主要案例按訴由不同可分為八類①：一是考試作弊被取消學位的；二是考試不及格被取消學位的；三是英語未過四級被取消兩證的；四是學校侵權未盡義務的；五是學生在校期間被無故侵害的；六是學生因違反校紀校規被退學的；七是學生非法定原因未被學校錄取的；八是學校亂收費的。上述八類糾紛涉及到了高等學校行政管理的各個方面，其中又以高等學校對學生的處分權爭議為主要表現。我們發現，在各種教育行政訴訟案件中，認為“學校侵犯學生的受教育權”幾乎是所有原告的共同理由，而以訟爭案件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則是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或裁定駁回起訴的基本理由。這說明，日益增多的教育糾紛迫切需要可以憑借的糾紛解決機制予以處理和疏通。雖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和九十年代《行政復議法》的頒布，以及《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教師法》和《高等教育法》中有關教育權利救濟制度的規定，為教育法律糾紛解決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多種備選方案和渠道，確定了制度選擇的范圍和空間。但這個貌似宏大的體系卻忽視了高校學生不服學校行政處分的救濟。學生在遭受學校開除、退學等處分時，不能提起行政訴訟尋求司法救濟。由于教育行政救濟制度的建設因為一些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激烈爭論而一再遲延。由于欠缺救濟的制度保障，學生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幾乎無權利可言。這是令人遺憾的。

教育部在2005年頒發了新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對學生與學校之間的權利義務作了一定的規定，但是，作為一部行政規章，它在解決涉及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和學生受教育權法律糾紛中的作用是有限的。限于篇幅，本文在各類教育糾紛中選擇高等學校行使行政處分權而產生的糾紛作為研究對象，以期對建立學生權益救濟制度提供一些思路。

二、高等學校對學生的處分權解析

高等學校對學生的教育管理權是高等學校自主權的組成部分，按其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學生的學籍管理權；另一是對學生的處分權。這種處分權是指高等學校依據法律、法規或其內部管理制度對違犯國家法律、法規和學校紀律的學生實施懲戒的權力，即通過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損害受教育權或者使學生喪失受教育權的一種權力。處分權與學生受教育權之間的關系是一個長期困擾大家的問題。目前，學界普遍接受的受教育權的概念是從公民與國家權利義務關系出發，強調受教育權概念中的國家積極作為的義務因素，把受教育權視為社會權。正如勞凱聲教授所言：“在法學理論中，盡管對權利的分類和表述存在不同看法和做法，但受教育權都屬于公民的基本人權這一范疇，是公民為自身利益，要求國家一定行為的權利，是公民從國家那里獲得均等的受教育條件和機會的權利。”因此，可以說“現代社會的受教育權，是指公民作為權利主體，依照法律規定，為接受教育而要求國家依法作出一定行為或履行一定義務的權利”對此，日本學者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們認為，受教育權是要求國家對教育的條件設施及對教育機會給予積極的關照，從而使之充分實現的權利。它與生存權一樣，具有要求國家給付的社會權的特點。因此，筆者認為高等學校對學生的這種處分權并不導致學生受教育權的徹底喪失，它只是對一個學生在一個特定教育機構接受教育的過程的終止。學生以侵犯受教育權為由對學校的處分提出起訴，理由并不充分。

一般認為，高校處分權的法律依據源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授權。《教育法》第28條規定，學校享有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處分的權力。《高等教育法》第4l條進一步明確高等學校的校長有權“對學生進行學籍管理并實施獎勵或者處分”。教育部《規定》第52條也秉承法律的規定，明確要求高等學校對有違法、違規、違紀行為的學生，學校應當給予批評教育或者紀律處分。從上述法律和規章規定來看，高等學校的處分權是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的。從司法實踐來看目前法院受理的主要是要求學校頒發兩證即畢業證和學位證的案件，對于學生不服學校處分而狀告學校的案件，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受理之后大多也駁回起訴。法院認為，學校根據《教育法》和《規定》，行使獨立的處分權，對犯錯誤的學生進行處分，屬于行使學校辦學自主權的內部管理行為，不屬于行政行為，自然也就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學生只能按照《規定》進行申訴。因此從理論和實務來看，似乎存在這樣一種邏輯關系：如果高校處分權屬于行政權，那么就要接受司法審查，如果高校處分權屬于高校的內部管理權，那么就被排除在司法審查之外，因而高校處分權的性質究竟如何呢？筆者認為關于高校處分權的認識從以上兩個方面來理解都是可以的，把處分權認為是一種行政權的理論依據在于這種權力來源于《教育法》和《規定》的授權，既然處分權來源于法律與規章的授權，該行為就屬于行政行為，那么就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若干解釋》)中第一條所規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不服，依法提起訴訟的，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而把處分權認為是內部管理權，理由則在于對《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規定的大學校長根據章程所獲得的學校管理權不同于行政管理權的認識，和法律對大學辦學自主權的認可和保護，因此要求司法機關尊重和保護法律賦予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對不服行政處分的案件不予受理。

筆者之所以認為兩種認識都可以理解，是因為教育糾紛表現出明顯的特殊性：既不是一般的民事糾紛，也不是一般的行政糾紛，既有涉及到“基本關系”的糾紛，又有涉及到“工作關系”的糾紛。因此教育糾紛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糾紛，既有行政法律關系的糾紛又有行政管理關系的糾紛。因此將所有發生在教育領域的糾紛都納入司法救濟范圍是很不現實的。因為學校的行政管理關系畢竟有其特殊的目的和功能，應該允許學校作為享有辦學自主權的權利主體具有一定的不受司法干預的自治權限，但這種自治權限又必須受到合理的限制。學校自主權的行使應適用“法律保留”原則，其對權利的限制應遵循正當性、不貶損性和最低性原則，而不應實質性地損害或剝奪權利本身。公民的受教育權應由司法救濟作為最終保障，而不能僅由學校自行裁決。進一步研討，筆者還認為，高校處分權的不可訴性的直接原因不在于學校處分權本身的性質，而是在于對處分權行使沒有統一的評判標準。法治的原則要求，不管處分權的性質如何，只要是權力就應當接受監督，而且必須是該權力體系以外的監督。有關高校處分權法律救濟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一個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對“有權利就有救濟”這一法律原則的漠視，還在于將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與尊重和保護學生的基本權利相對立。我們也欣喜的發現，透過法院對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案以及其他案件的司法活動，校紀處分不可訴的壁壘正在被打破。

三、高等學校處分權與學生權利救濟的現實狀況評價

2003年7月，教育部發布《關于加強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見》，2005年3月發布新的《規定》，應該說在依法治校的背景下，上述文件對現行高校紀律處分制度、學生權利救濟制度起到重要的規范作用。但是，筆者認為有必要在對高校處分與學生救濟的現實狀況加以認識的基礎上，對現行制度進行客觀評價。

高等學校對學生處分的直接依據是自身制定的校規，而間接依據就是《規定》第五十二條“對有違法、違規、違紀行為的學生，學校應當給予批評教育或者紀律處分。”紀律處分的種類分為：警告、嚴重警告、記過、留校察看、開除學籍。具體處以什么樣的處分是由學校根據學生違紀的具體情況按照校規來處理的，具體到各個學校都有差別，按照《規定》中“學校給予學生的紀律處分，應當與學生違法、違規、違紀行為的性質和過錯的嚴重程度相適應”來看，這幾種處分是按照由低到高的懲罰程度遞增的，其中《規定》第五十四條單獨列舉了學校可以開除學生學籍的幾種情形，包括：違反憲法、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破壞安定團結、擾亂社會秩序的；觸犯國家法律構成刑事犯罪的；違反治安管理規定受到處罰，性質惡劣的；由他人代替考試、替他人參加考試、組織作弊、使用通訊設備作弊及其他作弊行為嚴重的；剽竊、抄襲他人研究成果，情節嚴重的；違反學校規定，嚴重影響學校教育教學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場所管理秩序，侵害其他個人、組織合法權益，造成嚴重后果的；屢次違反學校規定受到紀律處分，經教育不改的。

考察我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內容，對學生的處分決定程序以及學生不服處分的申訴程序的規范十分原則。教育部新《規定》學校對學生的處分決定程序作了重要的改進，《規定》要求，對學生的處分做到程序正當、證據充分、依據明確、定性準確、處分適當。并在具體條文中要求學校在對學生做出處分決定之前，應當聽取學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陳述和申辯，最后在結合學生管理部門(一般為學校學生處或者學生工作辦公室)和學生申辯的基礎上由學生管理部門給予學生除開除學籍以外的一般處分，而開除學籍處分決定，由校長會議集體研究決定。按照《規定》要求，各高校若要對學生做出處分，需要出具處分決定書，并送交給被處分的學生。開除學籍的處分決定書同時要報學校所在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備案。處分決定書的內容應當包括處分和處分事實、理由及依據，并告知學生可以提出申訴及申訴的期限。各個高校還應當成立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受理學生對取消入學資格、退學處理或者違規、違紀處分的申訴。在組成方面，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由學校負責人、職能部門負責人、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組成。按照《規定》要求，被處分學生如果對處分決定有異議的，可以在接到學校處分決定書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向學校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對學生提出的申訴進行復查，并在接到書面申訴之日起15個工作日內，做出復查結論并告知申訴人，需要改變原處分決定的，由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提交學校重新研究決定。學生對復查決定有異議的，在接到學校復查決定書之日起15個工作日內，可以向學校所在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省級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一般就是省的教育廳或者教育管理委員會等屬于政府序列的行政管理部門)提出書面申訴，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在接到學生書面申訴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應當對申訴人的問題給予處理并答復。但是如果從處分決定或者復查決定送交之日起，學生在申訴期內未提出申訴，學校或者省級教育行政部門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訴。

以上是我國教育主管機關對高等學校處分學生和學生權利救濟的運行過程。教育部的《規定》表明教育行政管理機關規范高等學校處分權的態度，通過細分違紀行為的類型，嚴格處分的條件，規定明確的處分程序和學生校內申訴程序及向教育行政機關提起申訴的程序，對保障學生的權利和維護學校的教育教學活動都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由于國家關于教育行政糾紛的救濟制度本身的不完備，新《規定》的努力與要求全面解決教育行政糾紛的呼聲相比，仍然是不充分的。

無論是開除學籍的處分或者是警告處分，學生不服處分除了能夠提出申訴以外，別無它法。已經在其他管理領域廣泛適用的行政復議制度、仲裁制度、調解制度等多元、復合的救濟方式并沒有在教育糾紛解決中被采用，反映出法律救濟體系的嚴重缺陷。現行制度為學生不服處分僅僅提供了一種救濟途徑，暴露出高等院校學生處分權的立法存在缺陷。

四、建立多元化學生權益救濟機制的構想

如前述，學校對學生的處分，并不是對學生憲法上的受教育權的剝奪，而僅僅是對該學生在一個特定教育機構接受教育的過程的終止，并不涉及學生憲法權利的保障問題，因此，在構建不服處分的救濟制度上，不必要考慮憲法上的救濟即憲法訴訟或其他違憲審查方式，同時，考慮到行政處分并不是高校可以任意行使的權力，法律、法規、規章對高校行政處分權的行使規定嚴格的條件，行政處分的法定性(與法的不抵觸性)的特征，具有對行政處分實施普通法律上的救濟的條件。訴訟救濟、非訴訟救濟是普通法律救濟的兩個主要方式。就高等學校行政處分糾紛案件而言，訴訟的方式專指行政訴訟，非訴訟的方式則包括教育行政復議、學生申訴制度、教育仲裁制度、調解制度等非訴訟機制。

1．將高等學校對學生的行政處分糾紛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行政訴訟是司法介入高等學校行政處分糾紛的具體手段，也是解決行政糾紛最重要、最具權威的最后一環，最能實現社會正義。然而，我國教育法律規范沒有規定學校對學生管理行為的司法救濟途徑。行政訴訟法也只明確規定人身權、財產權的司法救濟，同時還明確排除行政處分的司法審查。可見，在現階段司法介入高等學校行政處分案件存在著法律依據嚴重不足的問題。因此，修改現行相關的法律法規勢在必行。修改的途徑包括直接修改《行政訴訟法》，或者通過對《教育法》相關條文的修改中作出明確規定“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從而屬于《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最后一款規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的情形。對學籍管理規定進行細分也是必要的工作。學籍管理，簡言之，就是對學生身份、資格的管理。學籍管理的事項主要包括：入學注冊；成績考核與記載辦法、升級與留、降級；轉系(專業)與轉學、休學停學與復學、退學以及畢業等。學校有對違反校規、校紀以及違法犯罪的學生給予警告、嚴重警告、記過、留校察看、勒令退學和開除學籍等處分的權力。借鑒其他國家和我國臺灣地區的有益經驗，將改變學生身份的處分如取消學籍或入學資格、退學、勒令退學、開除學籍的處分列為對學生身份權的處分，被處分的學生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給予最終的司法救濟；對其他不涉及改變學生身份的處分，如降級、警告、記過、留校查看等，只能尋求非訴訟方式解決，不能提起行政訴訟。

2．將高等學校對學生的行政處分糾紛納入行政復議范圍

教育行政復議，是指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教師或學生認為具有國家職權的機關、組織及其工作人員作出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依法向作出該行為的上一級行政機關或法律、法規規定的機關提出復議申請，并由后者依法進行審查并作出復議決定的法律制度。我國《行政復議法》將教育行政行為納入行政復議的受案范圍并將保護公民的受教育權與人身權、財產權并列規定為行政機關的法定職責，這是我國法律上第一次以成文法的形式將受教育權的法律救濟納入法治化的軌道。但是，與現行行政訴訟制度一樣，行政復議機關卻不受理就行政處分提起的復議申請，這種狀況需要改變，建議將教育行政復議作為行政系統內部的監督和糾錯機制，將不服行政處分納入行政復議范疇，成為學生權益的一條重要法律救濟途徑。

3．建立開放的、具有明確程序規范的學生申訴制度

學生申訴制度是指學生在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依法向主管的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申訴理由請求重新處理的權利救濟制度。我國《教育法》第42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學生有權“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教師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學生申訴制度是一項專門性的權利救濟制度，理應成為保護學生合法權益的一條重要救濟途徑。筆者認為，構建校內申訴制度和校外(行政)申訴制度相接合的開放式申訴制度，有利于規范學生申訴活動中的包括學校、行政機關、學生各方的行為，使申訴制度不至于流于形式。

轉自 《探索》

第二篇：淺談高校學生權利救濟保障機制的完善

淺談高校學生權利救濟保障機制的完善

【字體 大 中 小 】 作者：許和山 時間：2010-11-17 來源：《中國科教創新導刊》 閱讀次數：1

關鍵詞：學生權利 高校救濟 保津機制

摘 要：高校在行使管理和辦學自主權時，應半重和保護學生權益。重視大學生權利救濟環境表機制的建設，不僅要完善校內申訴制度、健全行政申訴制度，還應該建立校國聽證制度，同時建立和完善教育仲裁制度。

我國大學生依法享有教育平等權、公正評價權、參加權、選擇權、申訴權、救濟權等，但在當前高校的管理中，由于法律制度不夠完善，管理機制不夠健全，政府監管不夠到位，救濟途徑不暢等原因，學生的實體權利、程序權利頻繁出現被侵害的現象，使大學生權利在一些層面無法得到應有的保護。

高校與大學生的關系應是一種教育契約關系，二者是擁有契約關系的平等主體。高校在行使管理和辦學自主權時，應尊重和保護學生權益，在處理違紀學生時，應當建立科學的規范和程序，真正將學生作為受教育者來對待，減少行政色彩，教育從嚴，處理從寬，堅持教育和懲戒相結合，懲戒的目的是為了教育，最終達到教育服務的目的。

為了加強學校辦學的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構建和諧的育人環境，促進大學生的健康成長，必須重視大學生權利救濟環境和機制的建設。

1、完善校內申訴制度

2005年以來各高校按照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目繼成立了申訴機構，制定了申訴辦法。校內申訴制度作為內部學生權利救濟制度，在公正、合理的前提下，可以有效地把學校有關職能機構或人員與學生的糾紛消化在內部，既保障了學生的權益，也是對高校職能部門的一種監督。以前受處分的學生對處分若有異議，只有一條途徑一與學校對簿公堂，但作為學生，他們是有所顧忌的，并不希望母校成為被告，除非迫不得已，況且打官司也是件勞民傷財的事。而學生參與申訴本身是一堂最生動的法律法規教育課，不管最后是否能改變處分結果，都讓參與者感受到了高校學生管理中的民主與公正。

目前校內申訴制度在執行過程中仍存在許多問題，如程序不規范，人員組成不合理等，導致申訴制度形同虛設。應完善校內申訴制度，建議國家教育部下達統一的行政命令，要求各高校必須根據各自校情制定《學生申訴條例》，但是基本內容應當由教育部統一規定，學校不能做原則性的修改。這些基本內容包括：申訴主體、受理申訴的條件和范圍、受理申訴的單位、申訴應提供必要證據材料、申訴處理程序、申訴評議期限、申訴結論的文書要求、申訴的效力以及不服從申訴結論可采取的其他救濟途徑。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是申訴程序的直接執行者，申訴處理委員會應當除按照有關規定要求的學校負責人、職能部門負責人、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參加外，還應當吸納法律專門人士、校外知名教育專家共同參與申訴處理；在人員比例上還應該注意合理適當，學生、法律專門人士、校外知名教育專家應該至少占名額的一半，增加教師和學生代表，讓更多的人有話語權，防止學校為維護自身權威，左右申訴結果，影響學生權益的保障。申訴委員會的程序和規則應公開，不得暗箱操作；還應嚴格執行回避制度，被申訴方不得參與委員會的任何決定。

2、健全行政申訴制度

學生的行政申訴制度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門依法處理學生申訴請求的制度。這項制度在實行過程中也面臨著舉步維艱的尷尬局面。某些學校為了保證其行使違紀處分權的絕對權威，維護學校的形象、面子，從思想上就不愿意接受當“被申訴方”，往往千方百計維持其原處分結果；另一方面，《規定》第六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省級行政部門在接到學生書面申訴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對申訴人的問題給予處理并答復”，這種處理規定太過籠統，沒有具體的申訴程序，沒有當事人的參與，僅憑內部討論就決定當事人的命運，不得不讓人懷疑它的公正性、合理性。況且學校與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存有人事、資金等方面的關聯關系，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擔心如果輕易改變或撤銷學校的處分結果，不但使學校管理工作不好開展，而且可能引起校方的抵觸情緒，影響其關聯利益，所以教育行政部門一般都會尊重學校行使違紀處分權，這將直接導致學生申訴被擱置，難以得到解決。更棘手的問題是：教育部門處理學生申訴的時候，往往做出“請學校重新做出處理”的決定，但如果原學校不予重新處理，或者“換湯不換藥”，學生應該怎么辦？“無救濟即無權利”，學生申訴中出現的問題若不解決，學生的權利仍然無法得到維護，因而完善申訴制度是必要而迫切的。

首先，應該加強行政申訴機構的建設。申訴受理機關不應當由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擔任，建議國家教育部在全國范圍內設立一個專門處分評價委員會，各省設立分會，專門受理學生申訴案件。該委員會獨立于當地行政機關、高校，其資金、人事等關系由教育部直接管理，直接對國家教育部負責，委員會的成員應該由專業人員擔任，如法律工作者、教育專家、社會學者等等。由于該委員會獨立性高，處理申訴的中立性、專業性強，因此申訴處理結果更公平。其次，應明確其受案范圍。教育行政申訴的受理范圍應該主要包括：學生對學校做出的處理或處分不服的；學生因學校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請求的。最后，對其處理申訴案件的程序加以規范。由教育部統一制定該處分評價委員會受理申訴案件的具體程序，申訴應以書面的形式提出，并附交有關的證據材料。申訴受理審查、申訴處理都應以書面的形式做出決定，通知申訴人和被申訴人，并在一定時限內完成。對有關申訴請求，委員會應當根據具體情況分別做出維持、責令限期改正、撤銷原處理決定和在管理權限內做出變更的決定，該申訴結論對學校有強制執行力。

3、建立校園聽證制度

所謂聽證是行政機關在做出影響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決定前，由行政機關告知決定理由和聽證權利，行政相對人有表達意見、提供證據以及行政機關聽取意見、接納證據的程序所構成的一種法律制度。聽證制度為受處罰的當事人提供了一個法定的陳述和申辯的機會，從而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近年來，聽證制度在我國逐漸流行，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政府部門制定了專門的聽證程序或規則、辦法，聽證在價格決策、地方立法、行政處罰、國家賠償等諸多領域被廣泛采用。

學校管理許多方面都屬于行政行為，所以建立大學校園的聽證制度是現實可行的。2003年，中山大學舉行了我國首次學生食堂的價格聽證會。2004年初，北京市教育考試院舉行了全國首次關于處罰自考作弊者的聽證會。但至今沒有一所國內高校，在處罰學生和在招生、考試、學位、學費、教材、住宿等環節與學生發生糾紛時設立聽證程序，或給學生公開申辯的機會。

大學校園聽證制度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人手：一是規則制定階段的聽證制度：主要是與學生相關的新規則制定方面的聽證制度，不是不宣而告地通知學生將實施什么制度，而是應該在學生的參與下制定規則，多方面征求老師、學生的意見；學校基礎建設重大項目等關系到學生利益的也應當建立聽證制度，公開征求意見，保護學生的知情權和參與管理權；二是規則實施過程中的聽證制度的建立，學校對學生處罰方面的聽證制度：對考試作弊或成績評定等方面對學校處理有異議的，對于學校不予頒發學位證的處罰不服的，對于學校給予記過等處分不服的等等；學校管理方面涉及到全體學生利益的行政行為，如在招生的過程中被認為有失公平的，學費、雜費等費用的收取被認為不合理的，食堂管理及飯菜價格被認為不合理的，獎學金、貸學金、助學金的評定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公寓的收費及管理被認為是不合理的方面，學生均有權提請公開聽證。

4、建立和完善教育仲裁制度

仲裁是仲裁機關根據當事人的協議或有關法律規定，對當事人雙方發生的爭議，以第三者身份進行調解，做出判定或者裁決的一種法律制度。教育仲裁是指是指根據教育法律的規定，當學生對學校做出的處理和處分不服或認為學校侵犯其權利，與學校發生糾紛時，依法向教育仲裁機構申請仲裁，由教育仲裁委員會依據教育法律法規對其進行調解、裁決的一系列活動。教育仲裁具有行政和司法雙重特征。教育仲裁制度具有公正度高、程序靈活與執行迅速等優點，為世界各國所普遍采用。但是目前國內對于教育仲裁制度的建設還相當落后，即使已建立這種機構，在實踐中也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教育仲裁作為教育糾紛訴訟的前置程序，能及時、有效、公平、合法地對教育糾紛加以處理，有以下兩大優點：一是高效率。教育仲裁制度具有靈活性，只要當事人同意，可以避免很多訴訟程序的“繁文褥節”。由午學生在校就讀時間一般只有三、四年，如與學校產生糾紛，采用漫長的訴訟途徑會給學生心理上造成巨大壓力，也會給學習和就業帶來消極影響。采用仲裁可避免過多的教育糾紛進入訴訟程序，可以節約有限的司法資源。二是公正公平。教育仲裁不是“對簿公堂”，不像訴訟那樣具有強對抗性，又具有保密性，仲裁是召集各方專家、學者在一起，就爭議事項進行論證，在保證程序的可預見性的前提下，對當事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保持獨立性的專家裁決。

進行教育仲裁的仲裁員應由高校與科研機構中具有高級職稱以上的專家學者受聘組成。教育仲裁機構可由政府授權設立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其具有雙重身份和雙重職能。它既是仲裁委員會的日常辦事機構，組織仲裁事宜，又是教育行政部門的職能機構，督促學校履行生效的裁決。教育仲裁應有專門的仲裁法與仲裁規則，并以憲法、法律和教育類法規為裁決依據。教育仲裁制度的建立，在設置上是行政仲裁，在運行上是民間仲裁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中出現的教育糾紛通過仲裁的方式加以解決，是高等教育管理專業性的要求。由于高等教育的復雜化和專業化，教育糾紛的解決需要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員，教育仲裁方式下，仲裁機構組成人員的專業性可以為一些糾紛的正確解決提供良好的基礎，所以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也應當把教育仲裁救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作為改革內容的一部分。可以通過加強和完善教育仲裁立法等形式，使之成為和學生申訴制度、司法救濟制度等緊密配合的權利救濟制度。

《中國科教創新導刊》2010年01期

第三篇：大學生權利救濟制度

論大學生權利救濟制度的現狀及完善

摘要：本文對我國高校學生權利救濟的現狀進行了分析，鑒于欠缺救濟的制度保障，學生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幾乎無權利可言，提出了建立大學生權利救濟機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指出此舉是增強學生法制觀念，維護學生合法權益，有利于高等教育法治化進程的重要途徑。關鍵詞：權利救濟 申訴制度 高校處分權 公助救濟 公力救濟

在高校學生管理工作實踐中，我們發現很多學生往往是在受到退學、開除、取消入學資格、取消畢業(學位)證書授予資格等直接影響到學生求學、就業等切身利益的處分之后，才會到學校或教育主管部門尋求權利救濟。換言之，在我們現在的教育管理環境與教育文化背景下，學生不到萬不得已，一般是不會主動提出權利救濟的。而一旦學生提出權利救濟時，又得不到實現。如，近來出現的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案，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拒絕頒發博士畢業證書及訴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案，重慶某學院“女大學生懷孕被開除”案，??這一系列案件，標志著高等學校開始走出象牙塔，接受法治的考驗。論文論文參考網大學生維護自身權利意識的淡薄，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思。因此，建立并完善大學生權利救濟機制是當前教育法治化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權利救濟的含義及大學生權利救濟機制的現狀

1、權利救濟的含義

高校學生的權利一般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作為公民所享有的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政治權利與民事權利；二是受教育者作為學生享有的權利，即教育法律法規規定的受教育者作為學生區別于其他公民應該享有的權利。當受教育者的權利被損害或侵害時，應有相應的救濟措施。

“有權利就必須有救濟”，無救濟則無權利。救濟是對已發生或業已造成傷害、危害、損失或損害的不當行為進行糾正、矯正或改正。也就是說，當公民的權利受到侵害時，可以從法律上獲得解決，或請求司法機關及其他機關給予解決，使受損害的權益得到補救。根據法律規定，公民權利救濟有三種方式：一是私力救濟，指由受害人本人或利益關系人直接向實施侵權行為的人進行反擊和懲罰，在法治社會私力救濟基本上被廢除，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有法律明確授權的情況下才能進行，如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二是公助救濟，也稱“類法律方式的救濟”，如針對民事糾紛的調解，由保持中立的第三入主持和調解下，由雙方當事人協商解決糾紛；三是公力救濟，也就是法律救濟，如司法救濟，通過訴訟的形式，由國家司法機關解決糾紛。其中，法律救濟被認為是最有力量和最終的救濟手段。高校學生適用的法律救濟主要有行政救濟和民事救濟兩種形式，行政救濟主要包括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民事救濟主要指民事訴訟。

2、大學生權利救濟機制的現狀

從理論的角度而言，當高校學生的合法權益受到學校管理行為的侵犯后，在教育領域的救濟途徑有兩種：一種是法律救濟，法律救濟又可分為行政救濟與民事救濟；二是一種特殊的救濟制度，向學校內特定部門或上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訴，即學生申訴制度。

現實是：一方面，迄今為止我國現行教育法律體系尚未設定法律救濟程序，高校處分權沒有可訴性。由于高校學生因學校管理不當提起的訴訟大部分屬于行政訴訟的范疇，而我國《行政訴訟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已將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限制為具體行政行為，并將內部行政行為明確排除在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之外，這為高校學生通過訴訟途徑維護合法權益帶來了很大的障礙。近年來頻繁不斷的有關“受教育權”的訴訟案，就涉及到了高等學校行政管理的各個方面，其中又以高等學校對學生的處分權爭議為主要表現。在各種教育行政訴訟案件中，認為“學校侵犯學生的受教育權”幾乎是所有原告的共同理由，而以訟爭案件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則是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或裁定駁回起訴的基本理由。這說明，日益增多的教育糾紛迫切需要可以憑借的糾紛解決機制予以處理和疏通。雖然20世紀80年代《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和90年代《行政復議法》的頒布，以及《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教師法》和《高等教育法》，以及2005年3月教育部頒布的新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有關教育權利救濟制度的規定，但這個貌似宏大的體系卻忽視了高校學生不服學校行政處分的救濟。學生在遭受學校開除、退學等處分時，不能提起行政訴訟尋求司法救濟。由于欠缺救濟的制度保障，學生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幾乎無權利可言。

另一方面，學生申訴制度作為唯一的權利救濟途徑，也基本上是無章可循。高校學生申訴制度是指大學生在接受教學管理的過程中，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或認為學校和教師侵犯了其合法權益而向有關部門提出要求重新作出處理的制度。《教育法》只是簡略地提及，舊的《學生管理規定》規定了“對學生的處分要適當，處理結論要同本人見面，允許本人申辯、申訴和保留 留不同意見。對本人的申訴，學校有責任進行復查”，新的《普通高校學生管理規定》盡管對建立學生的申訴制度作了明確的規定，但地方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及高校在具體落實中還沒有進一步細化、完善。學生申訴有關制度建設的滯后，已經成為影響學生實現該項權利的主要問題。具體表現在：

(1)我國行政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定的訴訟上的申訴權利，都有明確的受理申訴的機關，而教育法的規定，只是將申訴這一由憲法賦予的公民基本權利具體化為一種非訴訟的學生申訴權利。有關的制度建設嚴重滯后，學校中至今缺乏甚至沒有受理學生申訴的專門機構，“申訴無門”的現象十分嚴重。

(2)教育法規定的申訴范圍只限于“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從而難以充分保障學生多方面的合法權益，使大量的有關學生權利的糾紛不能合法地通過申訴渠道得到解決。

(3)缺乏甚至沒有規范的可供選擇的申訴形式，權利受到侵害的學生不知道如何主張和實現自己的申訴權利。因此，為了維護大學生的合法權益，推進教育法治的進程，就必須建立大學生權利救濟機制。

二、建立學生權利救濟機制的必要性

1．建立大學生權利救濟機制是維護學生合法權益的重要途徑

學生在違反紀律時，學校可以運用管理權對其進行處罰，甚至可以剝奪學生的受教育權，將學生開除出校。對學校的行為，即使是違法或不當，學生也不能否認其效力或加以抵制，而只能事后通過各種救濟途徑加以解決。法律賦予學校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為學校的教育管理預留了一定的伸展空間的同時，也常常被學校作為尋求其行為合法的依據。學校往往只重視自己的權力，而忽視受教育者的權利。學生懾于不能領取畢業證、學位證，或被開除學籍、勒令退學等對學生的名譽及將來的就業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的后果，往往不敢對抗學校的權力。我們必須承認在依法治校目標的實現過程中，民主思想、平等觀念、權利意識、法治理念在高校管理中尚未完全培植與滲透；由于高校與學生之間存在著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學生群體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方面處于相對弱勢地位，高校學生權益救濟途徑及其作用仍相當有限。

2．建立大學生權利救濟機制是增強學生法治觀念，開展依法治校的重要途徑

通過合法正當途徑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是強化學生的法治意識、公民意識和法律意識的過程。法治化是高校管理的改革目標和努力方向。在傳統的教育體制下，中國的高等教育是以公辦為主、具有福利性質的教育，學生接受高等教育基本上不交費或只交一部分費用。在這種情況下，高等教育管理部門都比較漠視學生的權利，學生習慣循規蹈矩。久而久之，學生自身應有的權利被漸漸地忽視了，這種權利意識的淡薄，直接導致了學生走入復雜的社會后生存與競爭能力的不足。但是，在“依法治國”的今天，在繳費上大學的前提下，高校學生的權利意識得到了普遍提高，權利救濟意識也得到了普遍增強。因此，高校學生如何進行權利救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3．建立大學生權利救濟機制是高校處分權納入司法審查范圍的保障

迄今為止，我國現行教育法律制度中尚未設定司法救濟程序。當受處分學生不服處分決定時，很少能申請進行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最典型的案例是“重慶某高校女學生懷孕被退學案”，該生在學校申訴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法院認為該案不屬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駁回起訴。致使該生不能獲得司法救濟。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的內部紀律處分與學校給予的行政處罰界定不清，所以在司法實踐中法院一般認為學校對學生的處分不屬行政處罰，不能使其進入行政訴訟程序。在這樣的情況下，其結果是學生不能提起行政訴訟，高校處分權也不能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使高校成為不受司法監督的特殊主體，學生無法獲得司法救濟。

4．完善我國建立大學生權利救濟機制的立法規定

《教育法》第四十二條第四款規定：受教育者享有“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的權利。《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六十四條規定：“處理結論要由本人見面，允許本人申訴、申辯和保留意見，對申訴學校有責任進行復查”。法律、法規雖規定學生有“申訴權”、“對申訴學校有責任進行復查”，但由于僅兩個法條對學生申訴制度作出的規定過于籠統、簡約，所以在實踐中難以操作。無論是開除學籍的處分或者是警告處分，學生不服處分除了能夠提出申訴以外，別無它法。已經在其他管理領域廣泛適用的行政復議制度、仲裁制度、調解制度等多元、復合的救濟方式并沒有在教育糾紛解決中被采用，反映出法律救濟體系的嚴重缺陷。新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對學生與學校之間的權利義務作了一定的規定，但是，作為一部行政規章，它在解決涉及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和學生受教育權法律糾紛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三、建立大學生權利救濟機制的可行性

1．教育部關于建立學生申訴制度的規定

從制度環境來看，我國已具備建立學生申訴制度的法律依據。《教育法》第42條規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權利。．．．．．．．(四)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教師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

為了保護受教育者的合法權益不受到學校處分失實或失當的侵害，新的《學生管理規定》就學校對學生的處分決定程序作了重要的改進。《規定》要求，對學生的處分做到程序正當、證據充分、依據明確、定性準確、處分適當。

(1)權利告知：告知學生可以提出申訴及申訴的期限。(第59條)

(2)機構設置：學校應當成立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第60條)

(3)人員組成：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應當由學校負責人、職能部門負責人、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組成。(第60條)

(4)受理范圍：受理學生對取消入學資格、退學處理或者違規、違紀處分的申訴。(第60條)

(5)申訴時效：

校內申訴：接到學校處分決定書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第61條)

申訴復查：接到書面申訴之日起15個工作日內，作出復查結論并告知申訴人。(第62條)行政申訴：接到學校復查決定書之日起15個工作日內。(第63條)

申訴答復：接到學生書面申訴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應當對申訴人的問題給予處理并答復。(第63條)

(6)申訴期限：從處分決定或者復查決定送交之日起，學生在申訴期內未提出申訴的，學校或者省級教育行政部門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訴。(第64條)

2．關于建立學生聽證制度的規定

聽證的內涵是“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尤其是在作出不利于當事人的決定前應聽取意見。它淵源于英美普通法上自然正義觀念的聽取兩方面意見之法理。所謂聽證指的是權力主體在作出影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決定之前，給相對人提供發表意見、提出證據的機會，并對特定事項進行質證、辯駁的程序性法律制度。聽證制度原只適用于司法審判，后逐步推廣應用于立法和行政領域。由于教育法的授權，使得本不是行政機關、不享有行政執法權的高校成為授權行政主體，高校與學生的部分法律關系成為準行政關系，因此聽證制度在高校管理中的引入也就順理成章。新的《學生管理規定》中“學校在對學生作出處分決定之前，應當聽取學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陳述和申辯”之條款的設立，為在高校學生處分過程中引入聽證制度提供了實施依據。

四、完善大學生權利救濟機制

1．建立和健全學生申訴制度

學生申訴制度是一種特殊的非訴訟權利救濟制度，即學生維權的準司法程序制度。根據受理學生申訴的部門不同，可以把學生申訴制度分為行政申訴制度和校內申訴制度。學生或其監護人認為學校工作人員和教師侵犯了學生合法權益時，適用于校內申訴制度；學生或其監護人認為學校侵犯了學生合法權益或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時，則適用于行政申訴制度。

學校應成立專門的申訴機構——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受理學生對取消入學資格、退學處理或者違規、違紀處分的申訴。在組成方面，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由學校負責人、職能部門負責人、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組成。學生對校方的各種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并損及學生個人利益，可向學校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提出申訴，學生對申訴處理委員會作出評議決定后不服，可向學校再次申請評議。評議決定作出后，除退學、開除學籍、勒令退學評議決定可提起行政訴訟外，其它各種評議均為終局性的評議決定，該決定一旦生效，當事人必須履行，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2．建立和健全學生聽證制度

聽證程序的實質與要義是聽取當事人的意見，這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和內在體現。作為正當法律程序的核心，聽證所蘊涵的公開、參與、民主等價值構成了程序法治的生命源。其對行政民主、法治、保障人權的作用愈來愈突出，聽證自身所具有的獨立于實體結果的程序價值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并在當代法治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在學校作出處分決定前通過增設聽證環節，給予學生申訴的機會，與在學校作出處分決定后通過學校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給予學生申訴的機會相比，其維權效果更好，有利于避免事后矛盾的糾纏、積聚。理由是聽證環節的設置，將確保校方在作出處分決定前能充分聽取當事雙方的陳述、申辯、質證，達到“兼聽則明”、“懲前毖后”的雙重效果。

3．明確高校處分權性質與行使行政權的條件和范圍，暢通學生行政訴訟途徑

學生不服學校處分不能提起行政訴訟，也不能進入司法救濟程序的主要原因是高校處分權性質不清。司法實踐中

更多的是把高校處分權看作是學校內部的紀律處分，而不是高校“行政處罰”。此，首先要將高校處分權的性質明確界定為行政處罰權，那么學校的所謂“紀律處分”才能定性為行政處罰。事實上現行法律已將一部分由教育行政部門行使的部分行政權授權由高校行使，如學業證書和學位證書授予權、學籍管理權和處分權等，雖然處分權性質規定不明確，但實際上就是行政處罰。

第四篇：關于完善高校學生權利救濟機制的理性思考

關于完善高校學生權利救濟機制的理性思考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 10-11-04 16:01:00 ] 作者：湯幫耀 岳柳 徐輝 編輯：studa090420

(二)加強教育立法

目前高校對學生行使處分權的法律依據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還有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教育行政部門和各高等學校根據上述法律法規制定的實施細則。但是，上述法律法規與當代法治的發展要求還有很大差距，有些規定表述得過于抽象，缺乏具體程序規定；有些規定顯得過時，不能適應高等學校的發展。不少高校的實施細則存在著與高位階的法律法規相抵觸的情況：有些規定得過低，有些處分過嚴。為此，必須清理現有法律法規，及時進行有效的修補工作，有針對性地對過時的、不完整的內容進行全面修改和補充完善，將一些新的需要保護的權利義務關系適時納入法制軌道，將抽象的、原則性的表述明確化、具體化，增強教育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同時，要進一步建立完備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規體系，使高等教育法律關系主體及相互間的權利義務有明確的法律界定和運作規范，包括一方面加強教育立法工作，填補教育法律法規體系的空白，如制定專門的《學生法》和《學生申訴條例》等；另一方面對現有的法律和規章進行憲法審查，不得與《憲法》相抵觸。

(三)建立教育仲裁制度

教育仲裁制度作為學生申訴與訴訟的銜接制度，具有自身優勢，主要表現為：(1)有利于及時解決教育糾紛，化解學校與學生的矛盾。教育糾紛發生后，雙方當事人在協商不成的情況下，可以提起教育仲裁．教育仲裁委員會按照及時、有效、公平、合法的原則迅速地加以處理；(2)有利于節約訴訟成本。教育仲裁作為教育糾紛訴訟的前置程序，使得一部分教育糾紛案件在仲裁階段就得以解決，減輕了當事人的訴訟負擔，節約了訴訟成本；(3)有利于充分發揮教育行政機關的職能作用，更好地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建立教育仲裁制度是對教育申訴救濟后續的一種補救，是對行政訴訟和行政復議缺陷的彌補，是高校學生法律救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不違反司法最終原則的前提下，通過教育仲裁委員會處理教育爭議具備合憲性和合理性，這一方式既能維護國家權力的完整性和受限制性，又能充分體現現代法治對以受教育權為核心的學生合法權益的維護。

(四)完善現行高校學生權利救濟機制

我國針對受教育權實施行政救濟的途徑主要有學生校內申訴、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三種救濟渠道，但都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需要進行完善。

1．完善學生申訴制度

各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應成立教育行政申訴機構，合理劃分教育行政申訴管轄范圍，規范申訴的程序，建立教育行政申訴聽證制度。高校學生對高校作出的紀律處分不服或因高校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受教育權等合法權益提起申訴，受理申訴機構應是教育行政申訴機構，否則學生遇到類似權利受侵害的情況便不知如何維權。同時，在高校學生行使申訴救濟權利的過程中，由于學生處于弱勢地位，教育行政機關不宜對教育糾紛進行封閉式處理，只告知學生申訴處理結果，不告知申訴處理的程序以及學生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因此，應通過申訴聽證會等制度，保證申訴處理的公正、公開，保障學生應有的知情權、申辯權等各項權利。

2．擴大行政復議的范圍

國家要對教育行政復議的復議內容、處理程序、受理部門、受理時限、處理結果等作出明確規定，教育行政部門必須充分履行行政復議職責，遵循公正、合法、及時、準確等原則，應避免各部門相互推諉或官官相護的狀況；應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職責權限，對學生申請復議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判明其是否合理、合法，處理結果要清楚明了，即或堅持、或改變或撤銷原處理結果。

3．充分發揮行政訴訟在大學生維權過程中的作用

目前理論界認為司法可以干預高校事務的范疇有：入學、轉學、退學、畢業、學位授予、勒令退學、開除學籍、社會活動(涉及憲法規定的政治權利部分)等。因此，法律部門必須明確大學自主管理范疇和司法能夠干預的范疇；同時也要明確司法受理部門、具體審查程序、處理時限、最后結果等，都要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只有將高校管理的司法審查范圍及其學生的權利救濟在立法上作出明確規定，教育行政訴訟才能對學生權利救濟予以最徹底、最權威的保障。

4．正確使用民事訴訟救濟手段

高校與學生的關系不僅有隸屬型的，也有平權型的。當處于糾紛中的校生關系為平權型關系時，這種糾紛則應采取民事訴訟途徑，這樣才能更好地對學生進行權利救濟。如在教學管理過程中教師對學生造成的傷害，學校教學設施對學生造成的傷害以及因高校的管理活動而侵害到學生的隱私權等。在這些糾紛中，學生對高校提起民事訴訟更能實現權利的充分救濟。

(五)建立高校學生教育救濟途徑之間的合理聯系

校內申訴機構受理高校學生的申訴后逾期未作處理的，或者久拖不決的，學生可向行政申訴機構提請申訴。行政申訴機構受理學生的申訴后，逾期未作處理的，或者久拖不決的，學生可以向其所屬的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申請復議，或根據不同的情況分別采取以下的救濟渠道：一是申請教育仲裁；二是對涉及侵犯學生人身權、財產權的行為，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三是對高校對其作出開除學籍的處分或作出拒絕發放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的決定不服的，認為嚴重侵犯其受教育權的，應當向上一級教育行政機關申請復議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四是學生對高校對其作出一般違紀處分不服的(但未嚴重侵犯其受教育權的)，可向行政申訴機構再次申訴，行政申訴機構作出的處理決定應為終局決定。在建立起規范、有效的法律救濟制度后，鼓勵學生先窮盡申訴、復議的救濟途徑，再提起行政訴訟。

總之，實現高校學生權利救濟，首先須對我國教育法律法規體系和相關法律法規加以完善，這是根本之策。其次，應該徹底解決高校與學生權利糾紛的可訴性問題，在充分尊重學術自由和高校自治的前提下，明確界定司法審查的范圍，這是實現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的關鍵。

第五篇：我國的貿易救濟制度逐步建立與完善（模版）

1997年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標志著中國貿易救濟法律制度的建立。2007年是我國開展貿易救濟實踐的10周年。在這10年期間，貿易救濟制度從無到有、從起步到較為成熟、從學習借鑒他人經驗到自成體系，經歷了不平凡的發展歷程。貿易救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舉措，是按照WTO規則完善外貿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職能的一項重大改革，顯示我國政府運用國際通行規則維護公平貿易秩序的執政能力顯著提高。這個制度在保護國內產業合法權益方面取得了突出效果，促進了國內產業又好又快的發展。值此承前啟后之際，我們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回顧了10年工作的經驗，以求繼往開來。

我國貿易救濟法律規則的制定與演變

貿易救濟法律制度包括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在發達國家已有近百年歷史，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經濟競爭的日益加劇，這項制度被各國普遍重視，在國際貿易領域廣泛采用。而近年來，中國則是被采取貿易救濟措施的首要目標國。融入全球化的經濟體制參與國際競爭，首要任務就是創建符合國際規則的經濟與法律體制。

我國創建貿易救濟制度時，正處在“入世”談判的關鍵時期，對外貿易形勢十分復雜。根據承諾，我國將逐步取消配額與許可證制度，平均進口關稅將在入世5年內從15.3%降至10%以下；與此同時，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進口產品以不公平貿易方式，搶奪我國市場，給國內產業安全帶來嚴峻挑戰，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的貿易救濟法律制度來維護國內產業的利益。

法律法規是實施貿易救濟的依據。10年間，我國建立和完善的貿易救濟法律體系有1部法律、3部行政法規、26部部門規章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其法制化進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頒布法規，奠定基礎。1997年3月25日，國務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該條例是第一個用貿易救濟措施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規，開啟了我國貿易救濟法律實踐，具有重要意義。它兼顧實體和程序，對反傾銷和反補貼的申請、立案、調查、裁決、征收反傾銷稅及復審做出詳細規定，既為政府部門提供工作依據，也為受傾銷或補貼進口損害的企業提供維權工具，奠定了貿易救濟工作的基礎。

第二階段：制定條例，構建框架。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削減關稅，取消配額，放開市場準入，面對可能出現的大量低價進口產品涌入我國市場，形勢緊迫，國務院及時應對，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補貼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障措施條例》。這三部條例是針對三種貿易救濟手段的單行法規，互有關聯，又分別規范，共同構建了我國貿易救濟體系的基本框架。

第三階段：細化規則，完善體制。2004年，全國人大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國務院修訂了反傾銷等三部條例，并由新組建的商務部，統一實施貿易救濟措施，建成責權明晰、反應靈敏的貿易救濟體系。10年中，我國共對來自24個國家和地區的進口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48起（按照WTO統計方法為150起）。保障措施案件調查一起。貿易救濟在實踐中得以運用，促進了公平競爭，有力地維護了貿易秩序。此外，最高法院在2003年頒布實施了兩部關于反傾銷和反補貼行政訴訟的司法解釋，建立起貿易救濟措施的司法審查制度。

調查機關的變遷沿革

我國貿易救濟體系建立中，正逢政府機構改革、轉變職能的大背景。在精簡機構中，貿易救濟隊伍卻不斷壯大。其根本原因是，我國政府充分認識到貿易救濟工作在開放型經濟中起到維護產業安全的重要作用。

負責傾銷調查與裁決的部門在2000年以前是原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條法司。2001年11月，為適應加入世貿組織以后新形勢的需要，原外經貿部成立進出口公平貿易局；2003年3月，該局劃轉至國務院新組建的商務部，繼續負責傾銷調查與裁決。

產業損害調查最初由原國家經貿委負責。1998年3月，原國家經貿委在對外經濟協調司成立了國家經貿委反傾銷反補貼辦公室，并于當年9月成立了反傾銷反補貼產業損害調查與裁決委員會；在此基礎上2000年11月原國家經貿委成立產業損害調查局；2003年3月，該局劃轉至新成立的商務部，繼續負責貿易救濟案件的產業損害調查與裁決工作。

維護產業安全工作的拓展和創新

在做好貿易救濟工作的同時，我國調查機關堅持與時俱進，不斷開拓創新，深入研究理論，開辟了維護產業安全的新領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建立了“一體兩翼”維護產業安全工作體系。經過不懈努力，目前形成了以商務部為主體，地方商務主管部門、商協會、中介組織為兩翼的工作機制。產業安全事關相關產業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維護產業安全工作涉及中央、地方和行業等方方面面，該機制一方面將貿易救濟、產業損害預警等維護產業安全工作效果發揮到基層，落實到企業；另一方面通過借助外腦，充分發揮各類社會資源作用，為我所用，形成合力。目前，優勢互補、資源整合、雙向溝通的完整高效的維護產業安全工作體系日臻完善。

其次，創建了我國產業損害預警機制。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維護產業安全更是如此。2001年開始建立的產業損害預警系統由預測、預警、預案、預控四個部分組成。主要通過對國際經濟發展變化和重點行業、重點商品進出口等異常情況的監測，分析其對國內相關產業的影響，及時發布預警信息，制定應對預案。這項工作得到了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曾連續3年被列入國務院工作要點。目前，產業損害預警系統監測范圍已覆蓋汽車、石化、紡織、鋼鐵等重點行業，并形成了網站（中國產業安全指南網）、分析報告（產業損害預警報告）、通氣會等多層次，多角度的信息服務模式。預警系統初步實現了準確預警、及時預警、科學預案和有效預控的預期目標。

第三，加強貿易救濟理論研究，取得突出成果。在積極開展貿易救濟實踐的同時，著力抓好理論研究工作，力圖提高貿易救濟的質量與水平。截至2007年底，共形成課題報告和研究成果67篇，覆蓋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損害預警系統、鋼鐵產業等眾多領域；發表《業務研究》42篇，重點鉆研了同類產品、損害認定、低稅原則、公共利益等貿易救濟調查中的核心概念；從2005年起，連續3年開展貿易救濟研究征文活動，向67名優秀撰稿人頒發“中國貿易救濟研究獎”，在國內外獲得熱烈反響。

總的來看，自1997年以來，我國貿易救濟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并且各項工作都取得了長足進展，但我們必須保持清醒頭腦。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科學分析我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和新機遇、新挑戰，”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我們應該認識到相對其他WTO主要成員還有不小差距，如法律法規有待于細化和完善、工作體系有待于加強以及社會認知度不夠等。針對我國貿易救濟工作面臨的新形勢和存在的不足，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我們將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借鑒各國成熟經驗，不斷完善我國貿易救濟制度和實踐，以更好地保護國內產業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內產業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