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校園聽證制度與大學生權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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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聽證制度與大學生權利保護

王 杰

摘要：大學法治是法治社會的重要方面。而目前我國大學對學生權利的保護重視不夠。建立和完善聽證制度是大學法治的一個重要方面，對學生的權利保護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文將對如何構建我國的大學校園聽證制度進行探討。

問題的引出：

大學生絕大多數是年滿18周歲的成年人。但他們在高校中涉及自身權益的各種場合，卻基本上被等同于未成年人。對他們的任何處罰，同學們都幾乎沒有抗爭、申辯權。2003年，中山大學舉行了全國首次學生食堂的價格聽證會。2004年初，北京市教育考試院舉行了全國首次關于處罰自考作弊者的聽證會 [1]。但迄今為止，國內沒有一所高校，在內部處罰和在招生、考試、學位、學費、教材、公寓等環節與學生發生糾紛時設有基本的聽證程序，或任何容許學生公開申辯的機會。幾年前沒得到博士學位的劉燕文繞開高校體制，提起訴北京大學的行政訴訟，轟動一時但曇花一現。大學校園聽證制度的構建對大學生權利的維護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大學生的權利及保護現狀

一、大學生應該有那些權利?

大學生絕大多數是年滿18周歲的成年人。因此，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大學生應該享有法律規定的各項權利。具體說來，大學生應該享有的權利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方面，作為公民應當享有法規規定的的權利，具體包括:受教育權、人格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財產權、等等法律法規規定的公民應當享有的權利。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中顧法律網提供更多免費資料下載

另一方面，作為受教育者的具體權利：我國《教育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權利:(一)參加教育教學計劃安排的各種活動，使用教育教學設施、設備、圖書資料;(二)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獲得獎學金、貸學金、助學金;(三)在學業成績和品行上獲得公正評價，完成規定的學業后獲得相應的學業證書、學位證書;(四)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向有關部分提出申訴，對學校、教師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五)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權利。”另外，我國《高等教育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可以申請補助或者減免學費”;第五十七條規定：“高等學校的學生，可以在校內組織學生團體。”新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五條規定：學生在校期間依法享有下列權利：(一)參加學校教育教學計劃安排的各項活動，使用學校提供的教育教學資源;(二)參加社會服務、勤工助學，在校內組織、參加學生團體及文娛體育等活動;(三)申請獎學金、助學金及助學貸款;(四)在思想品德、學業成績等方面獲得公正評價，完成學校規定學業后獲得相應的學歷證書、學位證書;(五)對學校給予的處分或者處理有異議，向學校、教育行政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教職員工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六)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權利。

二、學生和學校到底是什么關系?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學校與主管部門是行政隸屬關系，這種關系影響到校內各種主體關系，在學校與學生之間構建起“一律是我說你服從的關系”，這種絕對的行政服從關系在今天是行不通的。根據我國的法律規定，高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可以從兩方面來把握: 一方面，高校是一種教育機構，大學生是受教育者，因而高校與大學生是教育與受教育的關系。我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對于學校和學生在教育活動中的權利義務都分別作出了規定，為高校和大學生享有其法定權利、履行法定義務提供了依據。另一方面，高校是一種組織管理系統，學生是該系統中的一個要素，就是說，高校是組織者，學生是被組織者，因而高校和學生又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高校作為履行特定職能的特定主體，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職能范圍內自定規章、自主管理的特別權利，《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確規定了高校“依法自主辦學”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權利。法律也規定大學生應遵守學校的各項管理制度，承擔認可和服從學校管束的義務，否則高校有權依據自定規則限制甚至剝奪學生的權利，甚至從根本上改變學生的法律地位。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中顧法律網提供更多免費資料下載

有人認為是司法關系、合同關系，現在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公法關系。學生與學校的關系，從學生的角度看，是利用學校教育教學設施的關系;從學校的角度看，則是教育、管理和保護的關系。學校的教育、管理和保護的權利義務與學生的受教育的權利義務均來源于公法，其行為都受公法調整，這就要求雙方要正確理解權利義務的邊界，按照規定的程序，依法行使權利，依法履行義務，才能在高等學校形成教育教學和學校生活的和諧狀態。長期以來，學生與學校的關系沒有厘清，源于學校內部關系不受司法干預。1999年北京科技大學學生田永考試作弊訴學校案明確了學校管理屬于行政管理范疇，應當受司法監督。不受監督的規定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

這幾年來，隨著學生權利意識的覺醒，大學生狀告學校侵權的糾分時有發生[2]，其實，這從另一個側面來看，也是學校管理觀念滯后的一個表現。毫無疑問，目前絕大多數高校的學生管理工作，還是一種說教式的“政治工作”。學校對學生的管理依然強調意志統一和絕對的服從，這種管理思想，在學生自費入學、自主擇業前提下，顯然已經越來越不合時宜。

囿于傳統的“從嚴管理”慣性，大部分高校很少從法律角度認真思考學校與學生的關系。比如學校制定的一些規章制度、校紀校規，總是片面強調學生的義務而絕口不提其享有的權利，對法治原則的遵從不足，甚至與法治的要求背道而馳，使得高校學生工作成了法治軌道以外的一個孤島。二者的關系應該是，學生的權利多一點，學校的義務也就多一點，反之亦然。

法治是相對于人治而言的，近代意義上的法治，則是以民主政治為前提的。毫無疑問，無論學校與學生之間是身份關系還是契約關系，學生始終是弱者的角色。而民主意味著要承認學生有管理學校的權利。

從上世紀90年代末普通高校全部實行并軌招生以來，學校收取費用，并為此提供服務，學生與學校之間的關系已經是一種契約關系，而不再像以前那樣是一種縱向的服從與被服從。這樣一來，管理者的管理活動不能再是一種單純的“行政”行為，高校在學生管理工作中，更多的應該是以民事主體的身份出現，他們之間應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學校與學生之間關系的轉變，也要求我們重新審視相關的高校學生管理規定以及校紀校規。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中顧法律網提供更多免費資料下載

三、大學生權利的保護現狀：

中國目前對學生權利保護意識強烈的屬吉林大學。吉林大學提出依法治校的口號，并針對學生出版了《大學生的權利及其維護》一書。據悉，這本由吉大團委組織編寫的學生讀物，尚為國內第一部研究大學生權利的專著。書中不僅詳盡論述了大學生享有的各項權利，還通過一些典型案例講解了學生該如何有效維權。“大學生具有生活方式選擇權，例如結婚權利、戀愛權利、拒絕寢室被隨意搜查檢查權利、學習方式選擇權”。這本權利讀本似乎與3月份出臺的新版《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不謀而合。法治是相對于人治而言的，近代意義上的法治，則是以民主政治為前提的。毫無疑問，無論學校與學生之間是身份關系還是契約關系，學生始終是弱者的角色。而民主意味著要承認學生有管理學校的權利。在吉林大學，我們也看到了可喜的一面，比如說吉林大學校務委員會的成員，除校領導、資深學者外，還吸收了學生，學生代表可以直接通過校務委員會對學校的管理提出建議。而全校20名校部機關黨風建設監督員中，也有3位是學生。毫無疑問，“學生要當家，學校要守法”，這正是高校學生管理工作走向法治化的必由之路。

2005年3月29日教育部頒布了新修訂的《高等學校學生行為準則》和《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以下簡稱新《規定》)。從2005年9月1日開始，新《規定》將正式實施。新《規定》明確了對學生處分的界限，特別提出學校要成立“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而且，新《規定》區別于舊《規定》的一個重要之處是，貫徹程序正當原則，規定學校作出涉及學生權益的管理行為時必須遵守權限、條件、時限以及告知、送達等程序規則，防止學校恣意專斷地濫用學生管理權。新《規定》增設學生權益保護制度，規定學生對退學處理或違紀處理享有陳述權、申辯權和申訴權，體現了“無救濟就無管理”的法治思想。新《規定》把學校的自由裁量權限定在一定范圍之內，并要求學校遵守管理程序，其法理價值在于保持一種外部壓力，促使學校作出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可審查性，從而保障學生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新《規定》在落實學籍管理權方面實行了5個取消：取消對學生轉專業的程序、時間要求;取消對具體校務管理的要求;取消對學生學習活動統一時間的限制;取消國家對考試、補考、成績評定方式以及因學業成績留級降級、重修、退學的不及格課程門數方面的規定;取消學生在校最長學習時限的規定;取消“公共體育課不及格不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中顧法律網提供更多免費資料下載

準畢業，做結業處理”的規定。這些方面均由學校根據本校的實際情況制定具體的規定。在學籍管理方面還權于校，切實落實學校的辦學自主權，為學校尊重學生個性差異奠定了科學的基礎。新《規定》將“品行極為惡劣，道德敗壞者”可以開除學籍的規定改為“違反治安管理規定受到處罰，性質惡劣的”予以開除學籍。在新《規定》中，關于大學生的婚姻問題只字未提。新《規定》也沒有禁止大學生在校結婚后懷孕。

四、校園聽證制度對大學生權利保護的意義

從我國目前對大學生權利保護的現狀來看，雖然已經取得了可喜的進步，但許多方面仍需完善。聽證制度的缺失是一個需要關注的重要方面。聽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對大學生權利保護有著重要的意義。校園聽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大學法治的重要方面。建立了聽證制度將為大學生權利訴求提供一個可行而有效的保護。設立聽證程序，為受處罰的當事人提供了一個法定的陳述和申辯的機會。受行政處罰的當事人如果實施了行政違法行為，那就應當接受行政機關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但這并不意味著受處罰的當事人對行政機關所認定的事實和法律依據不能提出異議。因此，通過設立聽證程序，使受處罰的當事人可以運用要求聽證的權利，向行政機關陳述或申辯自已可以從輕、減輕甚至不能處罰的理由，從而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建立我國大學校園的聽證制度

一、什么是聽證制度

聽證是行政機關在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決定前，由行政機關告知決定理由和聽證權利，行政相對人有表達意見、提供證據以及行政機關聽取意見、接納證據的程序所構成的一種法律制度。一般認為，聽證制度的基本內容主要是：

1、告知和通知。告知是行政機關在作出決定前將決定的事實和法律理由依法定形式告知給利害關系人。通知是行政機關將有關聽證的事項在法定期限內通告利害關系人，以使利害關系人有充分的時間準備參加聽證。告知和通知在行政程序中發揮著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溝通作用，是聽證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對行政相對人的聽證權起著重要的保障作用。

2、公開聽證。聽證必須公開，讓社會民眾有機會了解行政機關的行政決定作出的過程，從而實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中顧法律網提供更多免費資料下載

現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聽證如涉及到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聽證可以不公開進行。

3、委托代理。行政相對人并不一定都能自如地運用法律維護自已的合法權益，因此，應當允許其獲得必要的法律幫助。在聽證中，行政相對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參加聽證，以維護自已的合法權益。

4、對抗辯論。對抗辯論是由行政機關提出決定的事實和法律依據，行政相對人對此提出質疑和反詰，從而使案件事實更趨真實可靠，行政決定更趨于公正、合理。

5、制作筆錄。聽證過程必須以記錄的形式保存下來，行政機關必須以筆錄作為作出行政決定的唯一依據。

聽證制度在我國是個“舶來品”。199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實行的價格審查制度，可以說是價格聽證制度的雛形。此后，有關省市相繼建立了價格聽證制度。1996年3月通過的《行政處罰法》，首次從國家層面對聽證制度做了規定。1997年通過的《價格法》和2000年3月通過的《立法法》，又對價格決策和地方立法聽證做了規定。法律法規關于聽證制度的規定，加速了聽證程序建設和聽證制度的實施推廣。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政府部門制定了專門的聽證程序或規則、辦法。聽證在價格決策、地方立法、行政處罰、國家賠償等諸多領域被廣泛采用。如前所述，對學生的管理得許多方面(包括對學生的管理)都屬于行政行為，所以建立我國大學校園的聽證制度是可行的。

二、建立我國大學校園的聽證制度

1、適用范圍：

本人認為，大學校園聽證制度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學校內部處罰方面的聽證制度：對于考試作弊或成績評定等方面不服學校處理的;對于學校不予頒發學位證的處罰不服的;對于學校給與記過等處分不服的;等等學生均有權提請公開聽證。(2)、學校在內部管理方面涉及到全體學生利益的行政行為應當公開聽證。如在招生的過程中被認為顯失公平定的;學費雜費等費用的收取被學生及其利害關系人認為不合理的;食堂管理和收費以及飯菜價格被認為不合理的;獎學金、貸學金、助學金的評定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公寓的收費及管理被認為是不合理的;等方面學生均有權提請公開聽證。(3)、學校基礎建設重大項目等關系到學生利益一系列環節也應當建立聽證制度，要保護學生的知情權和參與管理權。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中顧法律網提供更多免費資料下載

總之，由于學校的這些行政行為關系到學生的人身權和財產權、受教育權、獲取公正評價權等等很法律保護的權利。通過聽證程序來規范學校的行政行為，可以確保學生權利有效合理的予以保護。我們不僅要仿效吉林大學讓學生參與學校的管理，而且還應當建立有效的聽證制度，真正保護學生的合法權益。

2、具體程序：

學校應當設立聽證監督委員會，由學校的知名教授擔任委員，發揮教授治校的作用，監督學校規范聽證，切實保護學生權利。如上所述，學生對學校內部處罰不服的以及對學校收費管理等方面認為不公平的均有權向申訴和聽證委員會提出申訴和聽證。對學生要求舉行聽證的，委員會應當組織學校具體部門依法舉行聽證。而對于學校在重大項目建設方面，應當在決策之前就召開聽證會面向學校師生，公開征求意見并作出規范操作的報告，已示廉潔公正。具體如下：

對于學生因不服學校行政處罰應當適用的聽證程序：(1)、學校在處罰學生時應當告知學生有要求聽證權利，受處罰的當事人(學生)如要求聽證的，應當被告知可要求聽證權利后的三天內向該行政機關提出。受處罰的當事人提出要求聽證的方式，可以是書面形式，也可以是口頭形式。對受處罰人以口頭形式提出的聽證要求，學校內部具體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應當記錄在案，以確認受處罰的當事人行使了要求聽證的權利的事實。(2)、學校內部行政機關在收到受處罰的當事人的聽證要求后，應當著手準備有關舉行聽證的事項。如，學校內部具體行政機關已經確定舉行聽證，則應當在聽證的七天前，將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通知受處罰的當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和有關人員，如受害人。為保證聽證的有效性，聽證通知應當以書面形式到達受處罰的當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和有關人員。(3)、除涉及國家機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聽證應當公開舉行。公民可以參加旁聽。新聞記者可以采訪。(4)、聽證應當由行政機關指定的非本案的調查人員主持。這種調查與審查人員的分離，有助于確認調查結果的公正性、全面性。受處的當事人認為主持聽證的人員與本案有直接的利害關系的，有權向該行政機關申請其回避。(5)、受處罰的當事人可以自已參加聽證，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參加聽證。在我國，可以充當委托代理人的有：取得律師營業執照的律師;當事人的近親屬，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中顧法律網提供更多免費資料下載

即當事人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和同胞兄弟姐妹;社會團體的負責人;當事人所在單位推薦的人;經行政機關許可的其它公民。(6)、在聽證過程中，應先由本案的調查人員提出受處罰的當事人的違法的實事、證據和行政處罰的建議;然后由受處罰的當事人對此進行申辯和質證。聽證主持人可視具體情況結束聽證程序。(7)、行政機關應當對整個聽證過程制作筆錄。筆錄應當交給受處罰的當事人審核無誤簽字或者蓋章。(8)、在聽證程序結束后，行政機關應當根據<<行政處罰法>>的第38條之規定作出決定。

對學校收費管理等方面認為不公平的以及學校在重大項目建設決策等方面的聽證程序參照價格聽證程序，由聽證監督委員會主持。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在校學生均有權提出聽證要求，可選出學生代表參與;(2)、學校內部行政機關在收到受處罰的當事人的聽證要求后，應當著手準備有關舉行聽證的事項。如，學校內部具體行政機關已經確定舉行聽證，則應當在聽證的七天前，將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通知受處罰的當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和有關人員，(3)、聽證應當由由聽證監督委員會主持。(4)、學校內部具體行政機關應當向學生解釋收費等管理依據，(5)、學生應當推舉代表提出異議，(6)、學校行政機關應當對整個聽證過程制作筆錄。筆錄應當交給學生代表核對無誤簽字或者蓋章。

注釋：

[1]、《中國大學生正逐漸淪為“弱勢群體” 》 自中國新聞網 2004年09月27日

[2]、如：

一、1998年6月，北京科技大學拒絕給該校94級學生田永頒發畢業證和學位證，理由是田永在1996年2月的考試中作弊而被學校取消了學籍。1999年年初，田永將學校告上法庭。法院經過審理，判決被告北科大向田永頒發畢業證書。

二、1999年9月24日，北京大學無線電子學系電子物理專業博士生劉燕文因對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的不授予其博士學位的決定不服，而將這所著名學府推上了被告席。

三、重慶大學學生董佐在2004年5月23日畢業前一個月的英語補考中，叫同寢室同學廖某代考，結果被發現，學校隨即勒令其退學并發給他肄業證書。董佐向學校申訴無果后，將學校告上了法庭，請求法院判決被告重慶大學頒發結業證書、撤銷行政處分。董佐一審勝訴。

四、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中顧法律網提供更多免費資料下載

2004年因為雇傭“槍手”代考英語四級，四川理工學院5名大學生受到學校勒令退學處罰。申訴無望后，5名學生將學校告上法庭，要求撤銷學校處罰決定。法院認定，學校處理程序違法，判令學校重新處理。

五、河南鄭州大學學生董斐因補考作弊，被學校勒令退學。為追討繼續受教育的權利，董斐將母校告上法庭。2005年3月3日，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了一審判決，撤銷了鄭州大學對原告董斐作出的“勒令退學”的處分決定。

參考資料：

1、《中國大學生正逐漸淪為“弱勢群體”》自中國新聞網

2、朱永新：《高等學校教學管理系統研究》.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胡勁松：《論教育公平的內在規定性及其特征—法理學的視角》原載《中國教育法制評論》(第一輯)，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年7月刊

4、勞凱生：《變革社會中的教育權與受教育權：教育法學基本問題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5、[美]約翰.S.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第3版，承緒等譯，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6、鄭賢君：《公民受教育權的法律保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

7、《學生權利及其司法保護》2004年4月版

8、羅豪才、應松年主編：<<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第二篇：聽證制度

*******城鄉規劃管理局

聽證會制度

為了迅速有效地處理已批準的建設工程引起的群眾集體上訪問題，促進社會穩定，更好地為經濟建設服務，按照“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制定本制度。

一、召開聽證會工程必須具備的條件

（一）已經縣規劃管理部門批準；

（二）建設單位尚未開工建設或已按規劃要求施工未發現違法行為；

（三）周圍居民對已審批工程的合法性有可能產生異議引起集體上訪或已經引起集體上訪，雖經信訪部門解釋集體上訪有升級趨勢的。

二、確定聽證會的程序

（一）對已批準建設尚未開工符合上述條件的工程由局辦公室提出召開聽證會建議，報主管局長批準后由局辦公室會同業務股室落實有關事宜。

（二）來訪接待部門對已有群眾來訪符合上述條件的工程認真核實后，填寫集體上訪問題處理意見單（或領導包案問題通知單），提出召開聽證會的意見。

（三）將填好的處理單呈報主管領導批示，由辦公室轉包案領導簽署意見后交承辦業務股室落實。

（四）業務股室具體經辦人與建設單位聯系并落實聽證會的時間、地點、參加人員等事宜。

三、聽證會參加人員范圍

（一）與該工程相關建筑居住的居民群眾或群眾代表；

（二）項目所在地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縣信訪局、派出所；

（三）局業務股室工程項目審批經辦人、監察大隊、局信訪接待室。

四、聽證會的召開

（一）按事先定好的時間，局信訪接待室召集并組織我局參加聽證會人員準時到會；

（二）聽證會由信訪接待室與工程所在地信訪辦主持；

（三）局工程審批股室就工程審批的依據和群眾提出的問題進行報告和解答。

五、聽證會后的延伸工作責任

（一）聽證會后局信訪接待室負責向上訪群眾出具正式書面處理意見書；

（二）負責整理聽證會議召開情況，通報縣相關部門；

（三）負責整理有關材料歸檔備查。

第三篇：聽證制度比較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與國外聽證制度比較

一、聽證制度的適用范圍比較

? 美國

? 1946年美國正式制定并頒布《聯邦行政程序法》，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規定了行政聽證程序，使之成為行政決策程序的一個重要環節，由此成為世界各國建立聽證制度的典范。

? 美國隊行政聽證適用范圍的規定涉及兩種情形：

?（1）行政機關裁決具體事項；

?（2）行政機關制定法規。

日本

? 為了提高行政決策的質量，日本廣泛實行了聽證制度，從國會委員會審查案到行政機關制定命令，行政聽證制度均適用。日本行政機關做出的處分對當事人產生的不利影響程度較高時，應當使用聽證制度。

? 日本《行政程序法》規定聽證可由行政機關認為需要時使用，“屬下列情形之一時，必須采取聽證程序：

?（1）擬作出直接剝奪相對人的資格或地位的不利處分時；

?（2）擬作出撤銷許可證等不利處分時；

?（3）相對人是法人時，擬作出命令解任董事，解任從業人員，或者命令除名其會員的不利處分時；

?（4）行政廳認為適當時，也可以實施聽證。——這是賦予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可以在法定范圍之外舉行聽證。

德國

? 在聽證范圍上，德國既具有一般規定，又對具體事項做出了細致的規定，也就是說，德國在聽證制度適用范圍上受到了限制，不像美國和日本那么廣泛。

? 1976年《聯邦德國行政程序法》規定，其聽證范圍使用行為標準，也就是說，在作出對參與人的權利產生影響的行政決定之前，就應當給他提供陳述對為自己辯駁的機會。兩德統一之后，德國于1992年制定并通過了新的《行政程序法》。

? 德國的聽證分為兩種：適用于一般程序的聽證；適用于正式程序的聽證。其中德國《行政程序法》第28條分別對這兩種聽證做了明確規定，同時還規定了一些免除聽證的例外情形。

二、聽證主持人比較

? 美國

? 在美國，除非另有法律規定由其他人主持聽證外，正常情況下都由行政法院來主持聽證，即美國的聽證主持人采用行政法官制。

? 行政法官主要具有三方面的特點：

? 第一，地位的相對獨立性；

? 第二，在主持聽證時，行政法官需遵循禁止單方面接觸原則；

? 第三，在主持聽證時，行政法官需遵循職能分離的原則；

? 第四，行政法官公正地主持聽證。

日本

? 在日本，基本上由行政機關的首長或指定的人員擔任聽證主持人。? ? ? ?

? 德國

? 《日本行政程序法》規定聽證主持人的職權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當會做出與利害關系人有不利影響的處分時，若聽證主持人認為必要，則可以要求利害關系人參加聽證；

（2）當聽證主持人認為必要時，擁有允許當事人或參加人與助理人共同參加聽證會的權利；

（3）當聽證主持人根據聽證結果認為有必要繼續進行聽證時，可以制定新的聽證日期，或者在當事人不出席聽證的情況下終結聽證以及制作記載，聽證審理經過的聽證調查書或制作記載關于當事人及參加人的主張是否合理的報告書；

（4）同時還規定了不能主持聽證的人員類別。

德國的聽證主持人一般由行政機關的首長或者指定人員擔任，且聽證主持人并沒有被賦予決定的權力，只享有組織聽證的權力。聽證程序的結果僅作為決策的參考，最終的決定權還在于官署。

? 由于行政機關是程序的主人，而聽證主持人僅是代表行政機關主持聽證，故聽證主持人的選任是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

? 德國《行政程序法》第68條規定，聽證主持人的職權為：

?（1）決定是否允許其他相關人員參與聽證（在當事人沒有提出異議的情況下；

?（2）制作聽證筆錄；

?（3）對聽證秩序負責。

三、聽證代表比較

? 美國

? 由于美國利益表達的多元化以及聽證制度比較寬松，其聽證代表的范圍正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

? 1962年美國聯邦巡回法院在一個判決中明確提出：只要不影響行政決定的順利進行，任何利害關系人都擁有要求參加聽證的權力。也就是說，從直接利害關系人到間接利害關系人都可以成為聽證代表。

日本

? 日本的聽證代表所代表的利益相當廣泛，不僅包括所有的利益相關人，而且對專家學者非常重視。

德國

? 德國的聽證代表范圍相對而言也是比較廣泛的，既包括直接的利益相關人，還包括權力或利益受到間接影響的相關人。

第四篇：聽證制度

由來：聽證會起源于英美，是一種把司法審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聽證會模擬司法審判，由意見相反的雙方互相辯論，其結果通常對最后的處理有拘束力。在中國，除了行政程序中有聽證制度外，立法中也有聽證制度，已經有多個地方的人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規時進行了聽證。

聽證會是一個新生事物，因此有必要明確它的含義。聽證會有幾層意思：第一，立法聽證是由誰來聽？示范稿規定是由立法機關的主體來聽證，不是工作人員來聽證。

第二，聽證會聽什么？既包括對與立法有關的客觀事實的描述和反映，又包括聽證陳述人從自身出發提出的包含個人價值取向的主觀意見；

第三，聽證會與其他聽取意見的方式，如座談會、論證會相比，最大的區別在于公開性，聽證陳述人是從報名的公眾中產生的，而不是由會議的舉辦者在小范圍內邀請的，會議的舉行也是公開的，允許公眾旁聽，允許記者采訪和報道；

第四，強調聽證會的作用，聽證會中獲取的信息和公眾意見，應當作為立法的重要依據。對聽證會中公眾反映強烈的、重要的意見，法案沒有采納的應當作出說明。

聽證是掌握權力的決策者聽取公眾意見的一種方式，也是公眾參與立法和公共決策的一種途徑。然而，這樣一套有利于科學與民主決策的制度設計，在實際操作中卻幾乎陷入可有可無的境地。

從早期的圓明園湖底防滲膜事件、廈門PX項目和六里屯垃圾反焚燒事件，再到近年來發生的一些影響較大的環境事件，如果在項目建設前期，真正做到聽取民意，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事態惡化，使項目去留決策過程更科學、更民主。

啟動聽證程序誰說了算？

目前召開的各類聽證會，鮮有公民個人提議召開的。在重大環境決策中，公眾因為不知道自己擁有可以提起聽證的權力，往往在項目上馬后才提出反對意見，喪失了參與決策的主動權。

我們越來越不會開會了？

聽證會上，跑題、超時、攻擊、被打斷的現象時有發生，少數公眾在參加對某個項目的聽證會時，還會把所有對社會的不滿都講出來，偏離了聽證的目標。

程序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

利害關系人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充分表達意見，聽證陳述人無法最大限度地代表不同的民意，政府部門有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之嫌。

聽證制度之所以出現如此多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嚴謹的程序制約和制度性保障。“只有按照預設的程序，經過充分的表達后，立法或決策才能被認為具有法律上的正當性”。

誰有資格出席聽證會？

在近年來召開的聽證會上出現了一些怪現象，聽證代表并不是直接利害關系人，代表數量并沒有根據不同的利益群體進行嚴格限定，無法最大限度地反映不同聲音。

“如果聽證會的場地和時間允許，應當盡量滿足利害關系人出席環境行政許可聽證會的要求，而不應不區分實際情況就死板地規定聽證會最多有幾人出席，超過幾人申請時就應該推舉代表。必須在盡量滿足利害關系人的出席請求、更充分地聽取多方意見的聽證宗旨的指導下，因地制宜、靈活機動地確定聽證會座席數量。”

公眾的意見能被采納多少？

作為聽證會參加人，公眾很想知道，大家提出的意見都是怎么被處理的？方案的確定是不是采納了聽證會意見？如果不是，為什么？

在聽證會結束后，公眾該如何監督政府的決策過程呢？很多國家采取的方式是將公眾的評議或評議的摘要、解釋，公布在登記通報中。李楯在其《關于制定聽證規則，以制度保障公眾參與立法決策的建議》中提出，聽證會結束后，聽證會舉辦者應制作如實、全面反映聽

證會情況及尚須搞清問題的聽證會報告書，面向社會公布；聽證會允許公眾旁聽和傳媒報道；聽證會的全程記錄、聽證會報告書、書面證言、證據及其他材料，及與聽證相關的工程規劃、環境評估等資料，全部存檔，并允許公眾查閱、復制。同時，聽證機關還對公民采納和不采納的理由通過網絡向社會公開。“就是相當于將聽證會放在一個開放透明的環境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現利益尋租、貪污腐敗行為。”

信息公開是基礎，找好定位是關鍵。程序正義第一位

聽證會是法治社會的一種游戲規則，中國目前還缺少充分發揮聽證制度的基礎和土壤。法治社會由法制和國民的法律意識所構成。法制是由立法、司法整個系統所建造起來的一種法律制度，從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立法是做得比較好的，與美國相比都不遜色。美國的憲法才不到5000字，而中國的憲法遠不止這個字數；我國法律基本上沒有大的空白，美國有的法，中國基本上都有。但是，較之于法治傳統悠久的國家，我們的法制特點是偏重于實體法

被動應付不可取，事先告知有必要。

聽證制度在我國的實踐

北京《法制建設》2007年第2期 北京市政府法制辦副主任 李富瑩

聽證，通常是指決策機構在做出直接涉及公眾利益的決策時，聽取利害關系人、社會各方以及有關專家學者意見，以實現良好治理的一種必要的規范性程序設計。近年來，隨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的廣泛應用，社會關注度較高，質疑其公正性的聲音也隨之而來。本文擬結合聽證制度在我國的實踐，嘗試從法律制度層面提出完善聽證制度的一些建議。

一、聽證制度的由來

聽證制度源于西方法制比較健全的國家，其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國自然法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即：非經聽取意見，不得作出不利于當事人的決定。它要求任何權力必須公正行使，無論法官判案還是行政裁決，只要對當事人作出不利的決定，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

從歷史發展的軌跡看，西方的聽證制度最初僅適用于司法領域，后來由于其在維護民主、踐行法治、保障人權等方面的獨特作用，逐漸被運用到行政程序和立法程序中，成為約束國家機關活動的普遍性程序規則。1946年美國公布的《聯邦行政程序法》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了行政聽證程序，這部法典對后來其他國家的行政聽證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立法聽證同樣出現在美國，二戰后開始在亞太地區及其他一些殖民地地區逐漸流行開來。

二、聽證制度引入我國的發展進程

（一）制度層面

從制度建設角度看，最早將聽證制度引入我國的是1996年10月1日正式實施的行政處罰法。行政處罰法第42條明確規定，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組織聽證。

之后，1998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價格法將價格聽證引入我國。價格法第23條規定，制定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應當建立聽證會制度，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主持，征求消費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論證其必要性、可行性。

2000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立法法將立法聽證引入我國。立法法第34條和第58條都規定，立法過程中的聽取意見可以采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

2004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行政許可法又將聽證制度引入行政許可領域。

（二）政策層面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廣泛建立聽證制度：“各級決策機關都要完善重大決策的規則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和社會聽證制度，......，防止決策的隨意性。”

2004年、2005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都強調，要建立健全社會聽證制度，讓人民群眾更廣泛地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

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也要求：社會涉及面廣、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決策事項，應當向社會公布，或者通過舉行聽證會等形式廣泛聽取意見。

三、聽證制度的目的與功能

關于聽證制度的目的與功能，大概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可以使社會中相關利益群體或者個人在決策過程中能有機會平等地表達意見，有效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從而讓最終的決策有利于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二是，可以讓普通公眾通過聽證形式有機會直接或者間接地參與到關系其切身利益的決策過程中，改變決策僅由官員單方面主導的局面，實現政府與公眾的直接溝通、互動和信任，實現公眾對社會事務管理的參與。三是，通過聽證形式增加那些不涉及國家機密和個人隱私、不會因公開影響社會秩序的決策的透明度，改變暗箱操作，為公眾有效參與和監督決策提供前提條件。四是，通過聽證形式在決策過程中聽取包括有關團體、專家學者等各方面意見，特別是與決策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的意見，盡最大可能實現決策的理性化和科學化，把決策變成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過程。五是，通過完善的聽證程序規范，保證有關決策嚴格依據有關法律和程序進行，避免決策由少數人或者少數部門主觀臆斷或者任意作為，提高決策的合法性和規范化程度。

簡單地說，聽證制度的核心目的與功能在于，在一個嚴格設定的法律秩序框架中，聽取并充分考慮與決策有利害關系的各種利益訴求，從而使決策獲得合理性和正當性的支持，進而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四、聽證制度在我國實踐中反映出的主要問題

考察聽證制度在我國的實踐，應當說，聽證在不同程度地實現前述目的與功能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特別是在包括價格聽證在內的公共決策領域，在其他領域社會反響似乎沒有那么強烈。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行政許可、行政處罰涉及的直接利害關系人往往是個別人或者是比較有限的社會群體，除此以外的其他人一般不太關注，社會反應和報道自然就少一些；立法聽證的事項雖然涉及面較廣，但專業性、技術性較強，普通民眾往往也不太關心。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社會公眾對立法以外的公共決策關注度非常高，尤其是價格聽證，因為價格問題關系每一名社會成員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切身利益，其任何變動都會牽動公眾的神經，而且價格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每個人都能從各自的角度談出其不同的看法、認識和感受。

從包括價格聽證在內的公共決策領域的聽證實踐看，反映出的主要問題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哪些公共決策事項在決策作出前，應當采取聽證方式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帶有一定的隨意性。除價格法外，現行法律法規對適用聽證的公共決策事項范圍沒有明確、具體和硬性的規定，已有政策文件的規定在措詞上往往比較抽象、原則和籠統，比如，在實際工作中，哪些屬于“重大事項”，哪些屬于“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事項”，似乎沒有固定和一致的理解和說法，這在客觀上造成社會公眾認識上的部分偏差，認為公共決策是否聽證完全為決策者所左右和操縱。

第二，由于缺乏統一的程序規則，實踐中，聽證程序五花八門，不規范。這主要表

現為：

1、聽證代表的產生方式主要由聽證組織者確定，即所謂的“官定”模式，常被批評為更多地體現著官方的自主性；

2、聽證代表的廣泛性、代表性受到質疑，有些代表甚至被批評為是“決策者的代言人”；

3、聽證過程中，聽證代表特別是弱勢一方的知情權、質證權、辯論權等參與權，沒能獲得應有的保證。

第三，聽證與最終的公共決策之間的相關性缺乏制度保障。這主要表現為：

1、聽證后形成的聽證報告未對聽證中反映的意見特別是反對意見作出負責任的、積極的回應，或者給予合理的說明和解釋；

2、聽證后作出的決策與聽證中反映的意見形成“兩張皮”的現象，聽證會更像一種公眾發泄不滿情緒的合法場所。因此，社會公眾暴露出對聽證的一種“審美疲勞”，有的聽證甚至被認為基本上是“做秀”、“走過場”，聽證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受到極大質疑。

五、幾點建議

近年，公共決策領域聽證實踐中反映出的諸多問題已引起國務院領導的高度重視。據了解，從2006年下半年開始，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按照國務院領導的指示要求一直在抓緊起草有關規范聽證制度的政策文件，2007年有望出臺。在該文件正式出臺前，建議地方的聽證實踐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做些嘗試：

一是為更好地發揮公眾在確定聽證決策事項上的主動性、主導性，可以參照市政府向社會征集為市民應當辦哪些實事的做法，就地方權限范圍內哪些具體公共決策事項在決策前應當舉行聽證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在征集意見的基礎上，將那些事關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利益的事項，影響面廣、社會關注度高的民生事項，以及各方利益群體意見分歧比較大的事項確定為聽證決策的議題。

二是在聽證代表的選取上，應當確保將受政策調整影響的直接利害關系人和其他相關利益群體獲得足夠、充分的代表名額，在此基礎上，在各利益群體內部，盡可能采用相對客觀、不易被人為因素控制的隨機抽樣方法具體確定各方的聽證代表。

三是在舉行聽證前，應當要求提出政策建議的一方充分披露信息，避免其利用強勢地位壟斷信息而導致利益受影響方在聽證的起點上就處于不利地位；聽證進行中，應當保證各方聽證代表享有平等的發言權，對利益受影響一方的聽證代表應當給予特別的關照。

四是凡不涉及國家機密和個人隱私的決策事項的聽證，應當邀請媒體公開、全程進行現場報道，讓公眾了解聽證的具體情況和會上的主要意見，既便于社會監督，也有利于贏得公眾的信任。同時，應當允許公眾自由旁聽。

五是聽證后形成的聽證記錄要全面、準確和客觀，并向社會公開，允許公眾免費查閱。

六是聽證后作出的決策應當向社會公布，并附有詳細的決策報告。決策報告應當對聽證中反映的各種意見作出積極回應，對意見采納情況作出解釋和說明，特別是對不同意見要給予認真、審慎的考慮，避免“選擇性聽取”，應當以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向社會表明，聽證上反映的所有意見都得到了決策者的認真對待，即使有些訴求并沒有在決策中全部得到滿足。

第五篇：聽證制度

學易解析09年公考申論熱點系列：聽證制度

一、聽證制度的類型

立法聽證（包括國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的聽證）、行政決策聽證（包括行政法規、規章、規劃和其他抽象行政行為、政策的聽證）、具體行政行為聽證（包括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行政征收、行政給付等行政處理決定的聽證）。

二、聽證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與缺陷

1.具體行政行為聽證的適用范圍過窄，抽象行政行為的聽證范圍不全面；

2.聽證主持人員的資格規定不明，素質不高，相對獨立的地位沒有確立；

3.聽證代表篩選程序空白，參與人僅限于行政相對人，對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保護不足；

5.行政聽證程序中舉證責任不明確，聽證筆錄的效力未作規定，聽證程序與行政決定權力的抗衡機制無法保障；

6.法律對聽證主持人是否應當寫出聽證報告以及聽證報告的效力未作規定，致使聽證作用未能有效發揮；

7.各地區、各部門制定的行政聽證配套制度存在條塊矛盾；

8.聽證會結果不公開，缺乏有效監督。

三、原因分析

1.重實體、輕程序的落后法制觀念；

2.程序對權利的保障作用還未充分發揮出來；

3.非法而卻有效的途徑選擇使得合法的法律救濟途徑得不到有效的發揮；

4.公民的法律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薄弱的法制現狀。

四、對策

1.建立公正、公開的聽證代表篩選程序；

2.做好聽證程序化和規范化工作；

3.公開聽證結果。

五、聽證制度的意義

聽證制度是現代民主政治和現代行政程序的重要的支柱性制度，對于保障公民參與國家管理，保障國家管理的民主性、科學性、合法性和合理性，保護公民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有著極為重要和不可為其他制度所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