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立法法修正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決定（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決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作如下修改：

一、將第一條修改為：“為了規范立法活動，健全國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質量，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保障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二、將第五條修改為：“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堅持立法公開，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三、將第六條修改為：“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

“法律規范應當明確、具體，具有針對性和可執行性。”

四、第八條增加一項，作為第六項：“

（六）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

第六項改為第七項，修改為：“

（七）對非國有財產的征收、征用”。

第八項改為第九項，修改為：“

（九）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

五、將第十條改為兩條，作為第十條、第十二條，修改為：

“第十條 授權決定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事項、范圍、期限以及被授權機關實施授權決定應當遵循的原則等。

“授權的期限不得超過五年，但是授權決定另有規定的除外。

“被授權機關應當在授權期限屆滿的六個月以前，向授權機關報告授權決定實施的情況，并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關法律的意見；需要繼續授權的，可以提出相關意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決定。

“第十二條 被授權機關應當嚴格按照授權決定行使被授予的權力。

“被授權機關不得將被授予的權力轉授給其他機關。”

六、增加一條，作為第十三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決定就行政管理等領域的特定事項授權在一定期限內在部分地方暫時調整或者暫時停止適用法律的部分規定。”

七、將第十四條改為第十六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常務委員會依照前款規定審議法律案，應當通過多種形式征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意見，并將有關情況予以反饋；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進行立法調研，可以邀請有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加。”

八、將第二十六條改為第二十八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法律案時，應當邀請有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列席會議。”

九、將第二十八條改為第三十條，修改為：“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見比較一致的，可以經兩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后交付表決；調整事項較為單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見比較一致的，也可以經一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即交付表決。”

十、將第三十一條改為第三十三條，修改為：“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見，對法律案進行統一審議，提出修改情況的匯報或者審議結果報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對重要的不同意見應當在匯報或者審議結果報告中予以說明。對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沒有采納的，應當向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反饋。

“法律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應當邀請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成員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十一、將第三十四條改為第三十六條，增加兩款，作為第二款、第三款：“法律案有關問題專業性較強，需要進行可行性評價的，應當召開論證會，聽取有關專家、部門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方面的意見。論證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法律案有關問題存在重大意見分歧或者涉及利益關系重大調整，需要進行聽證的，應當召開聽證會，聽取有關基層和群體代表、部門、人民團體、專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社會有關方面的意見。聽證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第二款改為第四款，修改為：“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將法律草案發送相關領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及有關部門、組織和專家征求意見。”

十二、將第三十五條改為第三十七條，修改為：“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應當在常務委員會會議后將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說明等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但是經委員長會議決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的時間一般不少于三十日。征求意見的情況應當向社會通報。”

十三、增加一條，作為第三十九條：“擬提請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的法律案，在法律委員會提出審議結果報告前，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可以對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規范的可行性、法律出臺時機、法律實施的社會效果和可能出現的問題等進行評估。評估情況由法律委員會在審議結果報告中予以說明。”

十四、刪除第三十八條。

十五、將第四十條改為第四十一條，增加兩款，作為第二款、第三款：“法律草案表決稿交付常務委員會會議表決前，委員長會議根據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的情況，可以決定將個別意見分歧較大的重要條款提請常務委員會會議單獨表決。

“單獨表決的條款經常務委員會會議表決后，委員長會議根據單獨表決的情況，可以決定將法律草案表決稿交付表決，也可以決定暫不付表決，交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一步審議。”

十六、增加一條，作為第四十三條：“對多部法律中涉及同類事項的個別條款進行修改，一并提出法律案的，經委員長會議決定，可以合并表決，也可以分別表決。”

十七、增加一條，作為第五十一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加強對立法工作的組織協調，發揮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

十八、增加一條，作為第五十二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立法規劃、年度立法計劃等形式，加強對立法工作的統籌安排。編制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應當認真研究代表議案和建議，廣泛征集意見，科學論證評估，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法治建設的需要，確定立法項目，提高立法的及時性、針對性和系統性。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由委員長會議通過并向社會公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負責編制立法規劃和擬訂年度立法計劃，并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要求，督促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的落實。”

十九、增加一條，作為第五十三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提前參與有關方面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的重要法律草案，可以由有關的專門委員會或者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組織起草。

“專業性較強的法律草案，可以吸收相關領域的專家參與起草工作，或者委托有關專家、教學科研單位、社會組織起草。”

二十、將第四十八條改為第五十四條，修改為：“提出法律案，應當同時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說明，并提供必要的參閱資料。修改法律的，還應當提交修改前后的對照文本。法律草案的說明應當包括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內容，以及起草過程中對重大分歧意見的協調處理情況。”

二十一、將第五十二條改為第五十八條，第二款修改為：“法律簽署公布后，及時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和中國人大網以及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二十二、將第五十三條改為第五十九條，第二款改為兩款，作為第二款、第三款，修改為：“法律被修改的，應當公布新的法律文本。

“法律被廢止的，除由其他法律規定廢止該法律的以外，由國家主席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二十三、增加一條，作為第六十條：“法律草案與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不一致的，提案人應當予以說明并提出處理意見，必要時應當同時提出修改或者廢止其他法律相關規定的議案。

“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認為需要修改或者廢止其他法律相關規定的，應當提出處理意見。”

二

十四、將第五十四條改為第六十一條，第三款修改為：“法律標題的題注應當載明制定機關、通過日期。經過修改的法律，應當依次載明修改機關、修改日期。”

二十五、增加一條，作為第六十二條：“法律規定明確要求有關國家機關對專門事項作出配套的具體規定的，有關國家機關應當自法律施行之日起一年內作出規定，法律對配套的具體規定制定期限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有關國家機關未能在期限內作出配套的具體規定的，應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說明情況。”

二十六、增加一條，作為第六十三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可以組織對有關法律或者法律中有關規定進行立法后評估。評估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二十七、將第五十七條改為第六十六條，修改為：“國務院法制機構應當根據國家總體工作部署擬訂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報國務院審批。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中的法律項目應當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相銜接。國務院法制機構應當及時跟蹤了解國務院各部門落實立法計劃的情況，加強組織協調和督促指導。

“國務院有關部門認為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應當向國務院報請立項。”

二十八、將第五十八條改為第六十七條，修改為：“行政法規由國務院有關部門或者國務院法制機構具體負責起草，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規草案由國務院法制機構組織起草。行政法規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社會公眾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采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

“行政法規草案應當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但是經國務院決定不公布的除外。”

二十九、將第六十一條改為第七十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有關國防建設的行政法規，可以由國務院總理、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共同簽署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令公布。”

三

十、將第六十二條改為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修改為：“行政法規簽署公布后，及時在國務院公報和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以及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三

十一、將第六十三條改為第七十二條，第二款修改為：“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法律對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設區的市的地方性法規須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后施行。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報請批準的地方性法規，應當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不抵觸的，應當在四個月內予以批準。”

第三款修改為：“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報請批準的設區的市的地方性法規進行審查時，發現其同本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的規章相抵觸的，應當作出處理決定。”

刪除第四款。

增加三款，作為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除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務院已經批準的較大的市以外，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綜合考慮本省、自治區所轄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確定，并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依照本條第二款規定行使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職權。自治州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依照前款規定確定。

“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務院已經批準的較大的市已經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涉及本條第二款規定事項范圍以外的，繼續有效。”

三

十二、將第六十四條改為第七十三條，第二款修改為：“除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外，其他事項國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在國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生效后，地方性法規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相抵觸的規定無效，制定機關應當及時予以修改或者廢止。”

增加兩款，作為第三款、第四款：“設區的市、自治州根據本條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方性法規，限于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事項。

“制定地方性法規，對上位法已經明確規定的內容，一般不作重復性規定。”

三

十三、將第六十九條改為第七十八條，第三款修改為：“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報經批準后，由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布公告予以公布。”

三

十四、將第七十條改為第七十九條，第一款修改為：“地方性法規、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公布后，及時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和中國人大網、本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網站以及在本行政區域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三

十五、將第七十一條改為第八十條，第二款修改為：“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當屬于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沒有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依據，部門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或者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

三

十六、將第七十三條改為第八十二條，第一款修改為：“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

增加四款，作為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根據本條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方政府規章，限于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已經制定的地方政府規章，涉及上述事項范圍以外的，繼續有效。

“除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務院已經批準的較大的市以外，其他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開始制定規章的時間，與本省、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確定的本市、自治州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時間同步。

“應當制定地方性法規但條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規章。規章實施滿兩年需要繼續實施規章所規定的行政措施的，應當提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制定地方性法規。

“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依據，地方政府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

三

十七、將第七十六條改為第八十五條，第二款修改為：“地方政府規章由省長、自治區主席、市長或者自治州州長簽署命令予以公布。”

三

十八、將第七十七條改為第八十六條，第一款修改為：“部門規章簽署公布后，及時在國務院公報或者部門公報和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以及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第二款修改為：“地方政府規章簽署公布后，及時在本級人民政府公報和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以及在本行政區域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三

十九、將第五章的章名修改為“適用與備案審查”。

四

十、將第八十條改為第八十九條，第二款修改為：“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區域內的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

四

十一、將第八十九條改為第九十八條，第二項修改為：“

（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

第三項修改為：“

（三）自治州、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報送備案時，應當說明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出變通的情況”。

第四項修改為：“

（四）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報國務院備案；地方政府規章應當同時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應當同時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人民政府備案”。

第五項修改為：“

（五）根據授權制定的法規應當報授權決定規定的機關備案；經濟特區法規報送備案時，應當說明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出變通的情況”。

四

十二、將第九十條改為第九十九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可以對報送備案的規范性文件進行主動審查。”

四

十三、將第九十一條改為第一百條，第一款修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在審查、研究中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制定機關提出書面審查意見、研究意見；也可以由法律委員會與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召開聯合審查會議，要求制定機關到會說明情況，再向制定機關提出書面審查意見。制定機關應當在兩個月內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見，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或者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反饋。”

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根據前款規定，向制定機關提出審查意見、研究意見，制定機關按照所提意見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進行修改或者廢止的，審查終止。”

第二款改為第三款，修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經審查、研究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而制定機關不予修改的，應當向委員長會議提出予以撤銷的議案、建議，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提請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決定。”

四

十四、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零一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按照規定要求，將審查、研究情況向提出審查建議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反饋，并可以向社會公開。”

四

十五、將第九十三條改為第一百零三條，第二款修改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各總部、軍兵種、軍區、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可以根據法律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的軍事法規、決定、命令，在其權限范圍內，制定軍事規章。”

四

十六、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零四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屬于審判、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應當主要針對具體的法律條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則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情況的，應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解釋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關法律的議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屬于審判、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應當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內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外的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不得作出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

廣東省東莞市和中山市、甘肅省嘉峪關市、海南省三沙市，比照適用本決定有關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的規定。

本決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根據本決定作相應修改，重新公布。

第二篇：美國拜杜法案 立法背景、主要內容及中美比較

拜杜法案立法背景、主要內容及比較

--Bayh Dole Act(license resulting from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一、立法背景

《拜杜法案》由美國國會參議員Birch Bayh和Robert Dole提出，1980年由國會通過，1984年又進行了修改。后被納入美國法典第35編(《專利法》)第18章，標題為“聯邦資助所完成發明的專利權”。

在《拜杜法案》制定之前，由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產生的專利權，一直由政府擁有。復雜的審批程序導致政府資助項目的專利技術很少向私人部門轉移。截至到1980年，聯邦政府持有近2．8萬項專利，但只有不到5%的專利技術被轉移到工業界進行商業化。很多人認為，政府資助產生的發明被“束之高閣”的原因在于該發明的權利沒有進行有效地配置：政府擁有權利，但沒有動力和能力進行商業化；私人部門有動力和能力實施商業化，但沒有權利。

《拜杜法案》使私人部門享有聯邦資助科研成果的專利權成為可能，從而產生了促進科研成果轉化的強大動力。該法案的成功之處在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為政府、科研機構、產業界三方合作，共同致力于政府資助研發成果的商業運用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激勵，由此加快了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的步伐，使得美國在全球競爭中能夠繼續維持其技術優勢，促進了經濟繁榮。

二、主要內容

《拜杜法案》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一)適用范圍

該法適用于所有由政府資助的研發項目產生的發明。這里的“發明”包括所有可以申請專利或受其它知識產權法保護的成果。適用范圍包括政府機構、小企業、非營利組織。小企業、非營利性組織統稱為合同方或受資助單位。(二)受政府資助單位的權利和義務包括

及時披露研發成果的義務，選擇是否保留發明所有權的權利，選擇保留權利的單位負有申請專利的義務，選擇保留權利的單位聲明受資助的義務，報告實施情況的義務，優先發展美國產業的權利義務，以及將收益分配給發明人和用于科研、教育的義務等。(三)政府的權利包括

對受資助單位未保留的發明享有所有權、聯邦政府為美國利益在全世界付費實施該發明的權利，以及介入權(某些情況下，聯邦政府可以要求保留權利的受資助單位給予第三方實施發明的許可，或者由聯邦政府直接授予第三方實施發明的許可)等。

三、中美兩國方案效果的比較

2002年3月5日，中國科技部和財政部也聯合下發了一個“中國版”的《拜—杜法案》——《關于國家科研計劃項目研究成果知識產權管理的若干規定》。然而，時至今日，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公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我國企業獲得大學和科研機構技術支持的機會與能力在所評國家中一直排在最后幾名。而且，據世界銀行統計，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平均只有15%，專利轉化率也只有25%。核心價值幾乎完全一樣的兩項政策法規，為何在不同的國度其效果卻有天壤之別？對于正在邁向創新型國家的中國來說，這一反差又能給我們怎樣的啟示？從線性模型到產研互動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尚未散盡，美國已經開始探討科學在和平時代的作用問題。時任美國科學研究發展局主任的萬尼瓦爾?布什博士（Vannevar Bush）根據此前羅斯福總統的要求提交了一份名為《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的報告。該報告后來被譽為“美國現代科技政策的奠基石”。其主要觀點就是被廣為接受的動態“線性模型”，即通過線性序列，基礎研究向應用研究延伸，并利用從科學到技術的動力流將科學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在此過程中，基礎研究對國家整體利益的重要性被大大強調。該報告影響了美國戰后幾十年的科技政策，雖然在推動美國形成有計劃的科技政策體系方面功不可沒，但也因為導致美國產業界與學術界之間的互動降到冰點而備受詬病。

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制造”替代“美國制造”成為普通美國人心中的首選，許多科技界專家開始對此進行反思，認為當時的專利制度嚴重阻礙了美國的科技創新和國際競爭力，已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當時，美國聯邦政府下屬機構對大學的研究投入已成為美國大學研究經費的主要來源，約占60%。然而，這些資助雖然產生出了許多科研成果，轉化效率卻很低。其主要原因是，那時美國聯邦政府沒有采用統一的專利政策，在產權問題上多數聯邦機構都不愿將專利所有權交給大學，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專利許可的方式上，采取的也是非獨占性許可方式。這樣一來，不但作為基礎研究主要承擔者的大學和國立科研機構缺乏技術轉移的積極性，而且作為技術轉移對象的企業，因為希望得到的是獨占性的專利許可，所以也熱情不高。1979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第一次將專利戰略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提出，但當時的美國國會并沒有完全接受這一戰略。直到經過激烈的辯論后，《拜—杜法案》才獲得通過。

“《拜—杜法案》的核心是，將以政府財政資金資助為主的科研項目成果及知識產權歸屬于發明者所在的研究機構，鼓勵非營利性機構與企業界合作轉化這些科研成果，參與研究的人員也可以分享利益。與此同時，聯邦政府保留'介入權’，即這些機構如果未能通過專利許可方式使某項發明商業化，聯邦政府將保留該項發明由誰來繼續商業化的決定權。”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張平說。

張平告訴《科學時報》記者，《拜—杜法案》的出臺徹底改變了政府資助的研究成果的歸屬權問題，對研究型大學和國立科研機構的科研成果向企業轉移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1981年以前，美國大學每年獲取的專利數不到250件。在其后的10年間里，每年授予大學的專利數便達到了1600件，2000年達到了3000多件，其中80%為聯邦政府資助的科研成果。根據美國總審計署的統計，大學研究對于產業的貢獻從1980年的4%迅速攀升到了1990年的7%。

冷暖兩重天

“中國版”的《拜—杜法案》出臺后，同樣解決了中國專利制度上存在的類似問題。然而，與其在美國產生的效應相比，卻是“冷暖兩重天”，其背后的原因何在？

實際上，科技成果轉化難是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難題。今年8月，世界銀行公布了其對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國家中大學與產業界合作情況的研究報告。調查數據表明，大學與產業界聯手能夠產生相當可觀的創新成果。然而，同樣有證據表明，由于這一地區的企業對大學和國立科研機構研究水平不甚了解，或者自身對其科研成果的消化和吸收能力不足，導致企業和大學等研究機構間的聯系還十分微弱。此外，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競爭力報告也表明，這一地區的大學和科研機構一直以來都不能充分響應企業界的需求，在課題立項時對學術的追求超過了對商業應用本身的關注。

這樣的情況在中國也同樣存在。科技部部長徐冠華近日指出，我國很多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一些面向市場的研究缺乏明確的市場導向，使很多成果從技術標準上看不錯，甚至非常優秀，但生產成本卻很高，不具備市場競爭能力或不具備產業化生產能力，導致技術轉移比較困難。

多年來一直從事知識產權制度研究的張平也認為，之所以出現技術轉移難的問題，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知識產權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如何設計和運行這一制度。據張平介紹，我國科技成果管理體制是建國以后逐步發展起來的，包括科技成果鑒定評審、申報登記、推廣應用等。隨著1985年我國專利法實施，這一集科學、技術、經濟、法律為一體的專利制度就與傳統的科技成果管理制度并存，形成了現在我國科技成果管理的雙軌制。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許多人已經感到這種運行機制落后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并作了一些改革，但其實質內容和基本做法并沒有改變。例如，對一項應用成果的評價仍然由專家來做，標準仍然采用“國際領先、國內先進”等，至于能否轉化為生產力則無關緊要。張平認為，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何通過知識產權制度來激勵科研人員研發出有應用可能的創新成果，運用知識產權制度來管理成果和實現科技成果轉移。

商業化陷阱

《拜—杜法案》的出臺使營利行為從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研究教學本身發展到其核心活動——科學研究中，這必然導致純凈的“象牙塔”內商業氣息日益濃厚。隨著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互動頻頻，也引發了人們對這種合作是否會影響這些機構公共服務功能的擔心。

大學和企業間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它們有不同的使命、價值觀、文化，同時也要面對各自的財政及現實問題。就學術界而言，要獲得高質量的研究水平，讓同行對研究成果、技巧及方法進行公開的嚴格評價被認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且，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通常致力于長期的研究項目，還要盡可能將成果公開，以推動學術的進一步發展。而企業則傾向于聚焦短期、具體的研究活動，同時出于競爭的考慮，還要盡量將一些新的知識隱藏起來。

對大學來說，雖然通過與企業合作，可以獲得更多外部資金的支持，培養出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學生和教職員，但同時也要防止因接受委托研究而妨害學術的公正性。哈佛前校長德里克?博克就曾經說過，商業化正在逐漸侵蝕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觀，“象牙塔正面臨著被銅臭污染的危險”。在研究機構與企業合作的過程中，制定出清晰的內部規則，保證研究成果具有科學性和公正性，維護公眾的利益，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事情。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統計，在《拜—杜法案》出臺之后，美國企業界對學術研究的資金投入速度遠遠超過了其他類型的經費來源。1980年，美國企業界提供的資金支持額度還只占大學研發總投入的3.9%,2000年這一數字就已變成了7.2%。與此同時，美國聯邦政府提供的資金比例則由67.5%下降到了58.2%。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聯邦政府提供的資金支持一直是美國學術界研究經費的主要來源，這為營造獨立、穩定的學術環境提供了堅實的保證。這點和現在的中國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對中國來說，如何保持學術研究的獨立性與公正性也許是更為艱巨的任務。

第三篇：CR法案

“CR法案”

2005年3月，歐洲打火機進口商協會技術顧問洛茲專程來到“中國金屬外殼打火機生產基地”溫州，向溫州日豐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黃發靜傳遞消息稱，歐洲標準化委員會已再次把“CR法案”（ChildResistanceLaw，即兒童防護法規：售價在2歐元以下的打火機必須安裝“安全鎖”）列入其議事日程，并將對該法案進行重新修訂。

這則消息，讓曾因牽頭抵制“CR法案”而奪得2003年CCTV經濟人物的溫州煙具協會副會長、溫州日豐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黃發靜很是不安，“一旦歐盟啟動‘CR’修訂法案，溫州乃至全國打火機極有可能面臨全線退出歐盟市場的危險”。

“物美價廉”的溫州打火機為何如此懼怕“CR法案”？從表明上看，企業不過只需加裝安全鎖而已，這項操作對溫州企業來說，可謂簡單之極。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對此黃發靜一語道破玄機，關鍵是溫州幾乎所有的打火機企業，在歐盟國家并未取得產品銷售的專利權。

已占據全球市場較大份額的溫州打火機，在海外同類產品競爭中明顯具有低價格優勢，直接沖擊了國外打火機生產商的利益，這無疑是令美國、歐盟啟動“CR法案”的主要原因。據了解，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最大打火機制造基地，主要集中在浙江、廣東和福建3大片區，年產量占世界總銷售量的2/3以上。而浙江打火機出口占全國2/3左右，其中“主產區”溫州年產的金屬外殼打火機高達6億多只。

在我打火機出口保持強勁勢頭背景下，歐美同行生產商的貿易保護態度也日益強硬。此時溫州打火機海外注冊專利權缺失的“辮子”，自然就成為歐美企業限制我產品出口的主要“把柄”，但令溫州打火機企業普遍尷尬的是，全球幾乎所有的打火機專利技術，都掌握在歐美等企業手中。黃發靜說，“數量眾多的溫州企業，如要研制出每款結構、款式都不雷同的產品，那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另外，歐美專利注冊費用之高、時間之長也令溫企望而卻步。目前一款打火機專利在歐美注冊需要半年以上時間，注冊費用在3萬元人民幣左右。而一家溫州企業一般年產打火機就有上百款，全市企業年產打火機更是多達10000多款。對于規模小、實力弱且競銷激烈的溫州打火機企業來說，專利注冊幾乎等于在做“吃力不賺錢”的“傻事”。

試分析溫州打火機面臨的是何種貿易障礙？我國應通過哪些措施積極應對？

第四篇：禁毒法案

形勢與政策：禁毒法案

信息學院

094100196

王凱強

一、禁毒法的概念

禁毒法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禁毒法即名為《禁毒法》的專門法典，我國尚缺乏。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的《關于禁毒的決定》勉強可以稱為狹義的禁毒法，但該法更準確地說只是禁毒單行法，而且目前處于有關行政處罰和行政措施的規定繼續有效，有關刑事責任的規定（已經為97年新刑法所吸收）無效的尷尬地位。

廣義的禁毒法即關于毒品的管制、毒品犯罪與毒品濫用的預防、控制與懲治（懲罰、矯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從形式上看有以下三種：一是系統的禁毒法律，即禁毒專門法典，如我國正在抓緊制定，擬于2006年頒布實施的《禁毒法》；二是單行禁毒專門法律法規，如《關于禁毒的決定》、《麻醉藥品管理辦法》、《精神藥品管理辦法》等；三是非禁毒專門法中的附屬禁毒法規范，如《藥品管理法》、《海關法》等中涉及禁毒的法律條文。本文所使用禁毒法這一概念，一般指廣義。

各國禁毒立法大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多貫徹“嚴禁”的方針，都試圖構建一個完整、嚴密的禁毒法律網絡，以有效控制毒品，如一般都針對禁種、禁制、禁販、禁吸四個環節進行立法，對毒品犯罪的處罰嚴厲等。這種立法特點，與毒品的巨大社會危害性是一致的。不過，也有少部分國家的禁毒法相對寬松，甚至有的國家還實行毒品有限合法化的政策，不過這多是因為毒品生產與貿易已經滲透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或者在毒品長期禁而不絕后所選擇的另一種無奈的毒品對策。

二、禁毒法的起源與流變

（一）毒品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中國的鴉片與罌粟，都是在唐初由阿拉伯商人朝貢給中國皇帝而逐步流傳。當時，鴉片作為一種藥物輸入，罌粟則是作為一種名貴的觀賞花草。唐至明600余年，罌粟與鴉片的藥理與作用被歷代名醫日益認識并逐步推廣。一些中醫開始利用罌粟籽和殼作為與其它中藥配伍的藥材。明朝，在追求享樂的氛圍中，鴉片成了貴族熱衷的“神品”，逐步形成了一個吃鴉片的階層。鴉片從藥用品蛻變為奢侈品。清朝初年，吸食鴉片之風由臺灣、廈門等地傳入內地，逐漸成為當時社會的不良習俗。清朝中葉后，鴉片貿易成為西方列強對華政策。到1835年，據估計中國吸毒人數已經劇增到200萬人以上，吸食者幾乎包羅各種職業、各個階層。19世紀30年代后期，鴉片問題開始動搖清朝封建統治基礎，關系到國家與民族生死存亡。有的學者推測，在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的吸毒者可能超過400萬人。

毒品的逐步泛濫及其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日益巨大的負面影響，成為中國禁毒法誕生的催化劑。

（二）中國禁毒法的起源與清朝的禁煙 法 1．世界上第一個禁煙令及其發展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曾下令將進口鴉片的稅率提高1.5倍以減少鴉片的進口量，但鴉片輸入有增無減。雍正七年（1729年），中國皇帝頒布了世界上第一個禁煙令，規定鴉片不準銷售鴉片，違禁者枷號一月，發配充軍；私開煙館者，首犯判役刑監候，從犯杖責一百，流放邊疆。并責令地方官員及海關監督如有不切實履行職責，縱容私運者，要嚴加處罰者，不得寬貸。次年，又頒布專門針對臺灣的禁令：“臺灣流寓之民……販賣鴉片煙者，亦分別治罪。”

干隆和嘉慶年間，清政府又多次發布禁止鴉片販運、進口、罌粟種植及吸食鴉片的法令。嘉慶繼承了雍正以來對“興販鴉片”和“開設煙館”的處罰規定，還第一次把矛頭指向了外國對華的鴉片貿易，從關稅表中剔除了鴉片，禁止鴉片進口，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打擊外商的走私鴉片活動。同時明確規定禁止在國內種植罌粟，任何購買、運輸、銷售鴉片的行為都是非法行為。此外，嘉慶還頒旨令刑部制定了《吸食鴉片煙治罪條例》，把禁煙范圍從過去的單純禁止販賣擴大到禁止吸食，首開以刑法手段制裁吸毒者的先河。

道光皇帝繼續推行禁煙政策，在禁煙立法方面多有作為。道光三年（1823年），發布《失察鴉片條例》，以后年年下達禁煙上諭。道光十一年（1831年），公布禁種條例。同年，又頒布禁吸條例。1838年，又頒布《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將清廷歷次發布的有關禁販、禁吸、禁種的規定合編為39條，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綜合性的禁煙法典。

19世紀30年代后期，在鴉片問題上經過“弛禁”與“嚴禁”之爭后，清政府明確了“嚴禁”的政策。這一方面促進了中國禁毒工作的深入和禁毒法的進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也深化了中國與英、法等外國列強之間的矛盾2．鴉片戰爭及鴉片貿易的合法化

兩次鴉片戰爭，以中國慘敗而告終。1858年11月，清政府分別與英法美訂立《通商章程善后條約》，這標志著鴉片貿易的合法化。隨后，又解除了禁吸、禁販、禁種、禁制的法令，開始了中國近代史上的所謂“弛禁”時期。清政府從禁煙到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直到發展成鴉片稅成為財政支柱，這是一種悲劇性的轉變。3．清朝末年的禁煙法令

在施行新政的背景下，1906年9月清政府提出“十年禁煙計劃”，開始了清政府的第二個禁煙時期。清政府頒布《禁煙章程十條》，此后又連續發布《稽核禁煙章程》、《禁煙查驗章程》、《禁煙議敘議處章程》、《購煙執照章程》、《管理售賣膏土章程》等專門法令；1907年所定《新刑律》專列鴉片煙罪；1909年10月民政部與修訂法律大臣又會訂《禁煙罰懲條例》；此外，清政府還加強了禁煙國際合作，例如1907年簽訂了《中英禁煙條約》；1909年在上海召開萬國禁煙會議，形成了決議案九款，相對完備的禁毒法律體系初步形成。清末的這次禁煙運動成效顯著，而完善的禁毒立法是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原因。

從清代禁毒立法狀況來看，中國是世界上頒布禁毒令最早、最多的國家，也是禁毒法律體系最為嚴密的國家。盡管從總體上看，中國近代禁毒史基本上是一場悲劇，但是中國早期的禁毒法制實踐，客觀上也為中國禁毒法的發展與完善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三）民國時期的禁煙法

辛亥革命勝利后，民國政府繼續推行禁煙政策。1912年3月2日，孫中山即頒布禁煙令。袁世凱竊國之后，繼續實行禁煙政策，除了繼續沿用清朝禁毒法令，還發布了一些新的禁煙法令，并批準了《海牙禁煙公約》。民國初年的禁煙包括禁種、禁運、禁售和禁吸四方面，主要法令有《暫行新刑律》、《禁種罌粟條例》、《嗎啡治罪條例》等。南京國民政府仍較為重視禁煙立法。初期所頒布的禁煙法令主要有：《禁煙暫行章程》（1927年9月）、《修正禁煙條例》（1927年11月）、《中華民國刑法》（1928年）第271－277條之鴉片罪、《禁煙法》（1928年9月，共7條，主要內容為限令自1929年3月1日后，全國一律禁止吸食）、《禁煙法施行條例》（1928年9月，共7章19條）、《厲行禁絕鴉片及其它代用品實施辦法》（1929年6月）、《修正禁煙法》（1929年7月）等。1935年，國民政府推出“六年禁煙計劃”，在六年禁煙時期（1935－1941年），發布了大量禁煙法令。僅在六年禁煙初期(1935－1937年)所頒布的重要禁煙法令就有近30項，如《禁煙實施辦法》（1935年4月，對鴉片的種、運、售、吸四個方面，做了詳細規定）、《禁毒實施辦法》（1935年4月，對嗎啡、海洛因、紅丸等毒品限禁最重，規定吸食烈性毒品者必須在1935年內自動投戒，違令者送戒毒所；如1936年仍有吸毒者將處5年以上徒刑，制造、運輸、販賣毒品者處死刑）、《檢舉煙民登記辦法》（1936年）等。在六年禁煙后期（1938－1941）頒布的重要禁煙法令也有十余項，如《修正禁煙治罪暫行條例》（1938年4月）、《修正禁毒治罪暫行條例》（1938年4月）、《檢查各省市煙民暫行辦法》（1939年10月）等。抗張時期遷都重慶后，國民政府又制定了“三年禁煙善后計劃”，在此期間繼續完善了有關禁煙法令。

不管是嚴禁還是弛禁，至少從表面上看，民國時期歷屆政府均堅持了禁煙政策。由于毒品日益泛濫的嚴重現實，以及禁煙立法技術的日趨成熟，不管是數量還是質量，這一時期的禁煙立法較之清代，都有較大的發展。然而，遺憾的是，由于政府腐敗、外患、內戰等各種原因的交織，到1949年，國內罌粟種植面積竟高達2000萬畝，吸毒者達2000萬之眾。嚴酷的現實表明，舊中國無法解決沉重的毒品問題。

（四）建國初期至20世紀70年代后期的禁毒法 中國共產黨歷來堅持嚴厲禁毒的方針，早在根據地時期就發布了不少的禁毒法令，如陜甘寧邊區《禁煙禁毒條例》（1942年）、《查獲鴉片毒品暫行辦法》（1942年）等。新中國成立后，立即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禁毒運動，并制定發布了不少禁毒法令。1950年2月24日，發布《關于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規定了全國的禁毒綱領。1952年7月30日，中央批準了公安部的《關于開展全國規模的禁毒運動的報告》。同年10月，政府院又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毒犯條例（草案）》18條。在中央禁煙立法同時，各大行政區也配套發布了相關禁毒法令，如《西南軍政委員會關于禁絕鴉片煙毒的實施辦法》（1950年7月31日通過，1950年12月19日修正）、《西南區禁絕鴉片煙毒治罪暫行條例》（952年12月28日西南軍政委員會公布）、《內蒙古自治區禁絕鴉片煙毒實施辦法》（1951年4月14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頒發）、《關于嚴禁鴉片煙毒及其它毒品的命令》（1952年2月9日東北人民政府發布）、《西北軍政委員會關于禁絕鴉片煙毒的實施辦法》、《華北區禁煙禁毒暫行辦法》、《東北禁煙禁毒貫徹實施辦法》等。

建國初期禁毒法體現出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全國法與地方法結合，緊密結合禁毒斗爭形勢需要的顯著特點，并以運動式的方式全民踐行。盡管由于歷史的原因，當時的禁毒法較為粗糙，但為禁毒運動的開展和打擊毒品犯罪分子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1953年，中國政府向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無毒國。新中國能在短短三年內禁絕毒品，禁毒法功不可沒。

20世紀60年代初期以后，私種罌粟和販毒在部分地區出現反復。針對這一現象，1963年5月26中共中央為頒布了《中央關于嚴禁鴉片、嗎啡毒害的通知》，規定嚴懲私藏毒品、吸食毒品、種植罌粟、私設地下煙館、販賣毒品等犯罪行為；規定對吸毒犯應強制戒毒，對已吸食鴉片或打嗎啡針等毒品成癮者，必須指定專門機構嚴加管制，在群眾監督下，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限期強制戒除，在吸毒嚴重的地區可以集中戒除；規定凡自己吸食毒品，但自動交出毒品并坦白交待其犯罪行為者，可從寬處理。1973年1月13國務院又頒發了《關于嚴禁私種罌粟和販賣、吸食片等毒品的通知》，通知重申1950年《關于嚴禁片煙毒的通令》，要求發動群眾同私種罌粟和販賣、食鴉片等毒品的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規定嚴懲偷運、販運毒品犯罪行為，對吸毒者實行強制戒毒。

總體而言，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由于對毒品的有效控制及法制建設的滯后，我國禁毒立法的數量不多。在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的立法思想下，禁毒法規還明顯具有粗而不細的特點。

三、現行禁毒法律體系

從上文對我國禁毒法發展的歷史回顧中，可以發現禁毒法與禁毒工作之間所存在的密切關系：禁毒立法是禁毒工作的基礎，禁毒斗爭形式的嚴峻化必然促進禁毒法的完善與發展，而禁毒立法是否完善并得以較好的執行的則是禁毒工作成效的重要標志。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我國禁毒法的發展，同樣印證了這一規律。

1979年，云南省永德縣明朗鄉破獲被認為是我國自1952年禁絕毒品以來的第一起毒品案件，此后又陸續在全省查獲鴉片1.6萬兩，毒品的大量查獲，標志著我國無毒史的悄然結束，毒品再次成為曾經毒害深重的中國不得不正視的問題。同時，毒品死灰復燃的趨勢，也促進了禁毒立法工作的再次展開。從1979年《刑法》規定制造、販賣、運輸毒品罪，1981年《國務院關于重申嚴禁鴉片煙毒的通知》的發布，到199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禁毒的決定》、1995年國務院制定《強制戒毒辦法》，再到1997年新《刑法》專設毒品犯罪章節、2003年司法部發布《勞動教養戒毒工作規定》，20余年來，我國禁毒法律體系重新得以初步構建，并日益完善和發展。目前《禁毒法》已經列入本屆人大立法規劃，預計2006年頒布實施。這一禁毒專門法典的通過，必將使我國禁毒法制建設跨上新的臺階，極大的促進我國禁毒工作的發展。

從不同角度，可以對我國現行禁毒法律體系的基本構成作不同的分析：

1．從立法主體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為國際公約、法律、行政法規與部門規章、司法解釋及司法機關規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五個基本構成部分，這是對禁毒法的最基本分類。（1）國際公約

1909年2月，第一次國際禁毒會議“萬國禁煙會議”（又稱“國際鴉片會議”）在上海召開，中、日、英、法等13個國家參加。會議雖然沒有簽署正式條約，只是形成了決議案九條但是這次會議拉開了國際禁毒合作的序幕。1912年，第一個國際禁毒公約《海牙公約》簽訂。此后，國際禁毒合作與國際禁毒立法發展迅速，國際社會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禁毒國際公約。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際社會有關毒品和毒品犯罪的國際公約、協定及議定書共約17個。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個：《經<修正1961年麻醉品單一公約的議定書>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單一公約》、《1971年精神藥物公約》和《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品和精神藥物公約》。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我國已經分別于1985年6月12日（前兩個國際公約）、1989年9月4日（后一個國際公約）參加或者批準了這三個國際公約。因此這三個國際公約屬于我國禁毒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有責任和義務遵守和執行。（2）法律

法律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并通過的基本法律，其法律效力僅次于憲法，普遍施行于全國。

現行禁毒法律主要有三部：○1《刑法》（1979年通過，1997年修改，第六章第七節“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191條洗錢罪）；○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1990年12月，共16條）；○3《治安管理處罰條例》（1994年，第24條“禁吸”、第31條“禁種”）。其中僅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為專門的禁毒單行法律，其它法律只有部分內容是關于禁毒問題的規定，即只有一些附屬禁毒法條文，或者與禁毒密切關聯。（3）行政法規與部門規章

由國務院及其各部委、直屬機構制定并施行全國，其法律效力低于法律。比較重要的有《麻醉藥品管理辦法》（1987年）、《精神藥品管理辦法》（1988年）、《強制戒毒辦法》（1995年）、《戒毒藥品管理辦法》（1995年）、《強制戒毒所管理辦法》（2000年）、《勞動教養戒毒工作規定》（2003年）等。

（4）司法解釋及司法機關規范性文件等

司法解釋，是指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1981年6月10日）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對屬于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進行的解釋，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屬于檢察院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進行的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十二省自治區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會議紀要》（1991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1994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毒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幾個問題的答復》（1995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向他人出賣父輩、祖輩遺留下來的鴉片以及其它毒品如何適用法律的批復》（1988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販賣假毒品案件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1991年4月2日）等等。司法機關規范性文件，其含義比司法解釋廣，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國家安全部制定通過的并可施行于全國的規范性文件，如規定、決定、解釋、批復、通知等。因此，從邏輯上講，司法機關規范性文件，包括司法解釋在內。例如《公安部關于貫徹執行<強制戒毒辦法>有關問題的通知》（1996年5月30日）、公安部《關于毒品案件立案標準的通知》（1988年7月13日）、《公安部關于對用于毒品犯罪的他人財物是否應予沒收的批復》（1992年8月4日），等等，都屬于司法機關規范性文件。（5）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 地方性法規是由省、自治區、直轄市或者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制定。如《江蘇省禁毒條例》（江蘇省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于1999年12月21日通過，自2000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安徽省禁毒條例》（安徽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2003年8月23日）、《湖南省禁毒條例》（2004年1月6日經湖南省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四川省禁毒條例》（1993年10月28日四川省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根據1997年10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關于修改〈四川省禁毒條例〉的決定》修正）等。地方政府規章是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所制定。如《陜西省戒毒所管理辦法》（陜西省人民政府，1992年7月20日）、《廣東省戒毒所管理辦法》（廣東省政府，1993年1月30日）、《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禁毒的通告》（1995年4月26日）、《南京市政府關于查禁毒品的通告》（1995年8月5日）等。

與其它省市相比較，上海的地方性禁毒立法較為滯后。

2．從部門法的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為刑法、行政法兩大基本組成部分。

部門法又稱法律部門，是指一個國家根據一定的原則和標準劃分的本國同類法律規范的總稱。部門法所指同類法律規范，不包括國際法，僅指國內法；不包括已經失效的法，僅指現行法；不包括將要制定但尚未制定的法律，僅指已經頒布生效的法律。我國法律體系包括憲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經濟法等法律部門。

禁毒刑法主要是指《刑法》第七節“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和191條（洗錢罪）。禁毒行政法則較多，包括《強制戒毒辦法》、《麻醉藥品管理辦法》、《精神藥品管理辦法》等專門禁毒行政法規，以及《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關于禁毒的決定》等中有關禁毒的行政法規范。

3．從禁毒法適用地域范圍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為全國性禁毒法和地方性禁毒法兩大基本構成部分。

全國性禁毒法是由中央國家機關所制定，適用于全國。如《刑法》、《關于禁毒的決定》等。地方性禁毒法則由地方國家機關制定，其適用范圍限于地方。如《云南省嚴禁毒品的行政處罰條例》（1989）、《甘肅省人大常委會關于查禁毒品的規定》（1990）、《四川省禁毒條例》（1993）等。

此外，還有其它一些分類方法，例如根據“禁吸、禁販、禁種、禁制”的“四禁”方針，把禁毒法分為禁吸法、禁販法、禁種法、禁制法，等等。

四、禁毒法的主要內容

（一）毒品的法律管制 1．毒品的法律定義

什幺是毒品？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對其作出不同的界定。根據我國現行禁毒法律規定，毒品是指國家依法管制的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精神藥品和麻醉藥品。《關于禁毒的決定》規定：“毒品是指鴉片、海洛因、嗎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國務院規定管制的其它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列舉了5種毒品。1997年新《刑法》第357條第一款：“本法所稱的毒品，是指鴉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嗎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國家規定管制的其它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新列舉了甲基苯丙胺（冰毒，這是有針對性的，因為苯丙胺類藥物濫用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益泛濫的新型毒品。

從毒品的法律定義，可以概括出毒品的兩個基本的特性：一是成癮性，即須屬于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精神藥品和麻醉藥品。二是法律管制性。這種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藥品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嚴格管制，國家不進行嚴格管制的藥品，即便屬于能夠形成癮癖的精神藥品和麻醉藥品，在法律上也不認為是毒品。理解毒品的法律管制性還必須注意一點，國家進行嚴格管制的藥品，必須在被非法使用的情況下，才從藥品轉化為真正意義上的毒品。如果是對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精神藥品和麻醉藥品依法使用，如以醫療為目的合法適用，則尚不能定性為毒品，而還只是藥品。

2．我國關于毒品管制的法律法規 毒品與藥品之間只有一步之隔，防范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藥品蛻變成毒品，是各國禁毒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我國關于毒品管制的法規主要有《藥品管理法》、《麻醉藥品管理辦法》、《精神藥品管理辦法》、《戒毒藥品管理辦法》等。

1984年9月20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七次會議通過了《藥品管理法》，2001年2月28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十次會議對該法進行了修訂。《藥品管理法》關于毒品的管理規定主要有三條：第35條規定：“國家對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醫療用毒性藥品、放射性藥品，實行特殊管理。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制定。”第45條規定：“進口、出口麻醉藥品和國家規定范圍內的精神藥品，必須持有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發給的《進口準許證》、《出口準許證》。”第54條規定：“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醫療用毒性藥品、放射性藥品、外用藥品和非處方藥的標簽，必須印有規定的標志。”

為了嚴格管理麻醉藥品，保證醫療、教學、科研的安全使用，1987年11月28日國務院發布了《麻醉藥品管理辦法》，該辦法共8章38條。《麻醉藥品管理辦法》把麻醉藥品界定為“連續使用后易產生依賴型、能成癮癖的藥品”（第2條），包括“阿片類、可卡因類、大麻類、合成麻醉藥類及衛生部制定的其它易成癮癖的藥品、藥用原植物及其制劑”（第3條）。1996年1月，衛生部公布了《麻醉藥品品種目錄》，列出了阿片、古可葉、可卡因等118種麻醉藥品。《麻醉藥品管理辦法》從麻醉藥品的種植和生產、供應、運輸、進出口、使用等方面，對麻醉藥品的管理進行了規定。

1988年12月27日，國務院又發布了《精神藥品管理辦法》，這一辦法分為8章，共計28條。《精神藥品管理辦法》把精神藥品界定為“直接作用于中樞神經系統，使之興奮和抑制，連續使用能產生依賴性的藥品”（第2條）。1996年1月，衛生部公布了《精神藥品品種目錄》，列出了布苯丙胺、巴比妥等第一類、第二類精神藥品119種。《精神藥品管理辦法》從精神藥品的生產、供應、運輸、使用、進出口等方面，對精神藥品的管理進行了規定。為了嚴格對于毒品的法律管制，我國法律法規還對易制毒化學品，如醋酸酐、乙醚、二氯甲烷等做了嚴格管理的規定。如《關于禁毒的決定》第5條規定：“對醋酸酐、乙醚、二氯甲烷等用于制造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的物品，應當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嚴格管理，嚴禁非法運輸、攜帶進出境。”目前，《易制毒化學品管理條例》正在起草之中。如果此條例通過實施，我國對毒品的管制立法將更為完善。

（二）毒品違法行為的處罰與矯治 毒品違法行為是指觸犯國家禁毒法，但尚未達到刑事犯罪程度的行為，主要包括違反毒品管制的行為和吸毒行為兩大類。這里所說的違反毒品管制的行為，具體包括違法種植、生產、供應、運輸、進出口、使用（不包括吸食）行為。所說的吸毒行為，主要是指行為人本人違法吸食毒品的行為。實施毒品違法行為的，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根據我國禁毒法的規定，這種法律責任主要以治安行政處罰的形式來實現，主要包括警告、罰款、拘留、沒收、強制戒毒、勞動教養、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七種措施。1．違反毒品管制行為的處罰

對于具有違法種植、生產、供應、運輸、進出口、使用（不包括吸食）行為尚不夠刑事處罰行為的單位和個人，可以給予警告、罰款、拘留、沒收、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等行政處罰：

《關于禁毒的決定》第6條規定：“非法種植罌粟不滿五百株或者其它毒品原植物數量較小的，由公安機關處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三千元以下罰款。”第12條規定：“對查獲的毒品、毒品犯罪的非法所得以及由非法所得所獲得的收益、供犯罪使用的財物，一律沒收。沒收的毒品和吸食、注射毒品的器具，依照國家規定銷毀或者作其它處理。罰沒收入一律上繳國庫。”

《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31條規定“嚴厲禁止違反政府規定種植罌粟等毒品原植物，違者除鏟除其所種罌粟等毒品原植物以外，處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單處或者并處三千元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非法運輸、買賣、存放、使用罌粟殼的，收繳其非法運輸、買賣、存放、使用的罌粟殼，處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單處或者并處三千元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精神藥品管理辦法》第22條規定：“凡違反本辦法的規定……由當地衛生行政部門沒收全部精神藥品和非法收入，并視情節輕重，給予非法所得金額五至十倍的罰款，停業整頓，吊銷《藥品生產企業許可證》、《藥品經營企業許可證》、《制劑許可證》的處罰。”

《麻醉藥品管理辦法》第30條規定：“凡違反本辦法的規定……可由當地衛生行政部門沒收全部麻醉藥品和非法收人，并視其情節輕重給予非法所得的金額五至十倍的罰款，停業整頓，吊銷《藥品生產企業許可證》、《藥品經營企業許可證》、《制劑許可證》的處罰。” 除行政處罰外，還可以給予行政處分。《麻醉藥品管理辦法》第31條規定：“對利用工作方便，為他人開具不符合規定的處方，或者為自己開具處方，騙取、濫用麻醉藥品的直接責任人員，由其所在單位給予行政處分。”《精神藥品管理辦法》第23條規定：“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開具不符合規定的處方，或者為自己開具處方，騙取、濫用精神藥品的直接責任人員，由其所在單位給予行政處分。”

2．關于吸毒行為定性之爭及我國禁毒法的立場

在我國歷史上，吸毒曾經被定性為刑事犯罪，要受到相應的刑罰制裁。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吸毒則是一種違法行為，并不構成刑事犯罪。

近年來，隨著毒品日益泛濫，有的學者提出吸毒犯罪化的建議，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主要理由在于：（1）吸毒是一種無被害人犯罪，吸毒者本身也是毒品的受害者，有些吸毒者還是被引誘、教唆、欺騙或強迫而染上毒癮。可以說絕大多數吸毒者都是欲罷不能。（2）從違法行為轉化為犯罪行為，是一種重刑化作法，有悖于刑罰的謙抑性。而且，對于吸毒行為，重罰無助于毒癮的戒斷。（3）我國吸毒人數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群體，犯罪化將徒增數百萬罪犯，一方面會帶來法不責重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這種標簽化效應，也將給吸毒者的矯治和回歸社會造成極大的障礙。（4）以刑罰制裁吸毒者在法理上欠缺充足的依據。絕大多數吸毒者染毒的起因是好奇、趕時髦、擺闊、治病、賭氣等，少有危害國家興衰、禍及民族安危或者破壞社會秩序等加害動因。從醫學的角度說，吸毒是一種疾病，吸毒者不過是病人。在國外，還存在毒品合法化的觀點，在筆者看來，這是一種對我國禁毒工作有啟發，但并不現實的觀點。

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法規規定，吸毒被視為一種應當受到法律制裁的違法行為，對于吸毒人員可以給予警告、罰款、拘留、沒收、強制戒毒、勞動教養處罰： 《治安管理處罰條例》（1994年）第24條規定：“有下列妨害社會管理秩序行為之一的，處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罰款或者警告：“……

（三）違反政府禁令，吸食鴉片、注射嗎啡等毒品的”。《關于禁毒的決定》（1990年）第8條規定：“吸食、注射毒品的，由公安機關處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單處或者并處二千元以下罰款，并沒收毒品和吸食、注射器具。吸食、注射毒品成癮的，除依照前款規定處罰外，予以強制戒除，進行治療、教育。強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實行勞動教養，并在勞動教養中強制戒除。” 《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2002年）第9條規定，對年滿十六周歲“吸食、注射毒品成癮，經過強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應當依法決定勞動教養”。第44條“決定勞動教養的期限，應當與違法犯罪嫌疑人的違法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動機、社會危害程度及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相適應，確定為一年、一年三個月、一年六個月、一年九個月、二年、二年三個月、二年六個月、二年九個月或者三年。”

（三）毒品犯罪的刑法控制

毒品犯罪是毒品犯罪是指違反國家禁毒刑法規定，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由于毒品犯罪的巨大社會危害性，各國刑法無不把它作為重要內容。禁毒刑法在禁毒法律體系中也都居于核心和最后保障法的地位。

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代二次會議制定頒布的《刑法》中，只有第171條僅規定了制造、販賣、運輸毒品罪，不但條文數量少、罪名少，處刑也偏輕。這主要是因為這部刑法典在制定的時候，我國還基本上處于“無毒國”的狀態，雖然20世紀六七十年代毒品犯罪案件偶有發生，但在當時毒品并非演變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20世紀80年代之后，毒品犯罪日益嚴重，粗陋的刑法規定難以應對禁毒斗爭形式需求。為此，有關部門陸續頒布了《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1982年3月）、《海關法》（1987年1月）、《關于懲治走私罪的補充規定》（1988年1月）、《關于禁毒的決定》（1990年12月）等，對毒品犯罪刑事立法進行了補充和修正，提高了毒品犯罪法定刑和禁毒刑事法網的嚴密性。

1997年新《刑法》吸收了和整合了各禁毒單行刑法、附屬刑法規范的規定，專列“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一節，大大提高了我國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水平。根據新《刑法》等禁毒法規定，我國關于毒品犯罪的刑法規定，充分體現了“嚴禁”的刑事政策，具體表現在設計嚴密罪名體系，設置嚴厲刑罰兩方面。1．罪名嚴密

從《刑法》關于毒品犯罪罪名的設置來看，體現了試圖編制嚴密法網的良苦用心。從毒品犯罪罪名設置來看，具體有以下罪名：

（1）消費型毒品犯罪。具體包括○1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罪，○2強迫他人吸毒罪，○3容留他人吸毒罪，○4非法提供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罪四個罪名。

（2）經營型毒品犯罪。具體包括○1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2走私制毒物品罪，○3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4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5非法買賣、運輸、攜帶、持有毒品原植物種子、幼苗罪五個罪名。

（3）持有型毒品犯罪。包括非法持有毒品罪。

（4）破壞禁毒活動型毒品犯罪。具體包括○1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2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毒贓罪，○3洗錢罪三個罪名。2．刑罰嚴厲

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刑種涵蓋了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管制、拘役五種主刑，以及沒收財產、罰金等主要附加刑。（2）對于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犯罪定性不定量，規定無論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第347條）；對多次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未經處理的，毒品數量累計計算（347條第1款）；對于影響量刑輕重的毒品數量的計算，實行以查證屬實的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數量計算，不以純度折算的辦法（357條第7款）。（3）刑罰的適用上也體現了從重從快思想。毒品犯罪是歷來是嚴打的對象，云南、廣東、廣西、四川、甘肅等省、自治區對于毒品犯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案件，只需高級法院即可核準，而不需要最高法院核準。

五、禁毒法的完善與展望

（一）現行禁毒立法的特色與不足

我國現行禁毒立法的特色可以概括為一句話：貫徹嚴禁方針，刑事法與行政法結合，全國法與地方法并舉。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嚴禁方針一直成為我國禁毒立法的指導方針，具體表現在禁毒法網日趨嚴密，對于毒品犯罪的處罰嚴厲等方面。現行禁毒法律體系中，刑事法和行政法相結合，以刑罰和行政處罰為后盾。在全國性禁毒立法的同時，地方性禁毒法也獨樹一幟，特別是在云南、廣東等省市，地方性禁毒法的發展既起到了與全國法配合的作用，也促進了全國法的完善，并為全國禁毒法的完善提供了實踐經驗。在日益嚴峻禁毒斗爭形式的催逼下，盡管我國禁毒立法工作不斷進步和發展，但總體而言禁毒立法是我國目前禁毒工作中急需加強的薄弱環節。其不足指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禁毒立法滯后于禁毒工作實踐，前瞻性不足。回顧20余年來我國禁毒立法工作，可以發現一個顯著的特點，即立法工作對禁毒斗爭形式的估計不足，總是落后于禁毒工作實踐，禁毒立法工作處于疲于應付的狀態。如1979年刑法典僅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第171條規定了制造、販賣、運輸毒品罪一個罪名，并規定“制造、販賣、運輸鴉片、海洛因、嗎啡或其它毒品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并處罰金”，“一慣或大量制造、販賣、運輸前款毒品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并處沒收財產”。不僅法網疏漏，而且處刑偏輕。為了彌補這一漏洞，不得不通過《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關于懲治走私罪的補充規定》、《海關法》等，試圖嚴密法網、加重刑罰。不適當地把毒品犯罪規定在《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中，明顯體現出禁毒立法的倉促性和應急性。再如新刑法頒布后，我國禁毒工作主要法律依據——《關于禁毒的決定》長期處于刑事責任規定部分失效，而有關行政處罰和行政措施的規定繼續有效的尷尬狀態。此外，現有立法對戒毒機構的設置、強制戒毒期限的設定、強制戒毒費用的支付、戒毒人員回歸社會后的管控幫教等規定，也已經不能適應并規范禁毒工作實際。

其二，總體上，現有立法數量較少，立法級別較低（多為部門規章、地方法規），而且凌亂不成體系，特別是缺乏一部適應當前禁毒工作形勢、統領全局的綜合性禁毒法。

其三，現有禁毒立法以刑事立法為主，側重點在于打擊毒品違法犯罪，而對于毒品預防、禁毒宣傳教育、禁毒組織、禁毒保障機制等問題均缺乏統一、協調性的規定。其四，現有立法側重于毒品供給環節違法犯罪的控制，而忽視針對消費環節毒品控制的法律規定。

其五，現有禁毒法律法規之間矛盾、不協調現象突出。如關于自愿戒毒、強制戒毒、勞教戒毒三種戒毒模式之間的法律規定協調性不足，造成三種戒毒模式各自為政，沒有形成統一的戒毒立法體系和工作體系。審視現有禁毒法，可以發現：自愿戒毒實際上沒有法律依據，強制戒毒并不是完整的戒毒，勞教戒毒則側重于處罰而不是戒毒。再如有的禁毒法規還存在違反《立法法》的現象。其六，現有禁毒立法的理念需要更新。例如對于吸毒人員的處置仍以處罰為主，而不是矯治；戒毒費用還主要是由吸毒人員承擔；禁毒立法在指導思想上過于理想化，回避毒癮戒斷必然具有的高復吸率這一客觀現實，片面追求毒癮戒斷率。

（二）禁毒法的未來展望 1997年，江澤民同志在聽取全國禁毒工作匯報時語重心長地指出：“現在不把販毒、吸毒問題解決掉，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涉及到中華民族興亡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必須提到這樣的高度來認識。”2003年，胡錦濤同志批示：“禁毒工作必須持之以恒，毫不手軟”。毒品的巨大危害性及禁毒工作的極端重要性顯而易見，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加強和改進禁毒工作，有效控制毒品日益泛濫的勢頭。筆者認為，當前最為緊迫的是必須加強禁毒法制建設，以制定專門《禁毒法》為契機，重構我國禁毒工作體系，建立全國法、地方法有機配合，刑事法與行政法協調一致的禁毒法律體系，促進我國禁毒工作的現代化轉型。據悉，《禁毒法》已列入本屆人大和國務院的立法計劃，目前《禁毒法》的調研起草工作正在抓緊進行，將于年底起草完畢，力爭于2005年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2006年頒布實施。筆者對未來《禁毒法》提出如下建議： 目前，《禁毒法》立法工作正在抓緊進行。筆者認為《禁毒法》應當具備以下基本特點：（1）綜合性。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合一，綜合規定禁毒組織、對毒品違法犯罪的打擊、戒毒體系、禁毒社會工作、禁毒宣傳、禁毒經費等，成為我國禁毒工作的根本大法；（2）整合性。《禁毒法》應當整合現有禁毒法律法規、禁毒資源，以健全禁毒法律體系和禁毒工作體系；（3）針對性。《禁毒法》應當有針對性的解決我國禁毒斗爭所面臨的新問題和目前禁毒工作實踐所面臨的困難；（4）前瞻性。《禁毒法》應當前瞻我國禁毒工作的未來發展。《禁毒法》應當側重解決以下問題：（1）轉變禁毒工作理念。應當樹立控制毒品問題以預防為主、禁毒工作重心定位于毒品消費環節、正視戒毒客觀存在的高復吸率與禁毒斗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等現代禁毒工作理念、嚴厲打擊毒品犯罪，矯治吸毒人員；（2）統一與完善禁毒領導機構。解決各地方禁毒領導機構的不統一問題，建議樹立禁毒工作的政府責任原則，改變一些地方將禁毒委辦公室設置在政法委的不適當做法，自上而下統一設置專門的政府禁毒機構；（3）嚴密打擊毒品違法犯罪的法網。建議將購買毒品配方、出售制毒配方等行為規定為刑事犯罪；（4）肯定與推廣禁毒工作成功經驗，建立禁毒社會工作模式。建議吸收上海成功經驗，明確規定建立預防和減少犯罪體系，建立禁毒社工隊伍，推行禁毒社會工作，建立禁毒社會工作模式；（5）加強禁毒工作中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及禁毒執法監督；（6）建立禁毒工作經費保障機制。建議建立國家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家屬或者吸毒者個人的多方位、多層次、多渠道的禁毒經費保障體制，擴大禁毒經費的社會來源，加強禁毒經費使用監督。

第五篇：經濟法案例題

經濟法案例思考題

1、甲、乙、丙3個國有企業投資設立有限責任公司丁，該公司設立董事會，成員為14人。其中由甲企業原副總經理3人、財務主管2人，乙企業原總經理、副總經理5人，丙企業原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人員4人組成。公司章程規定，董事每屆任期4年，連選可以連任，4個以上董事可以提議召開董事會，董事長有權解除董事職務。董事會同時決定設立監事會，成員為6人，其中1人為財務負責人。

問：在以上公司設立過程中有哪些行為違反《公司法》的規定？ 答案：（1）有限責任公司董事會人數應為3—13人，本案為14人。

（2）董事任期最多不得超過3年，本案董事任期4年。

（3）董事會無權解除董事職務。

（4）董事會無權決定監事會的設立，應由股東會設立。

（5）財務負責人不得兼任監事。

2、王某、張某、陳某及吳某4個人擬共同設立一生產塑鋼窗的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為110萬元。王某以勞務出資，作價人民幣10萬元；張某以現金30萬元出資；陳某以其所有的房產作價40萬元；吳某以其塑鋼窗實用新型技術作價30萬元。張某將現金存入準備設立的有限公司的臨時帳戶；吳某將其實用新型辦理了財產權轉移手續。經全體出資人同意，陳某未辦理房屋變更登記。王某召集并主持了首次股東會議。4人擬定了一份公司章程，推選張某為董事長，并由其在公司章程中簽字、蓋章，然后將公司章程及其他材料報送企業登記主管機關審查。

問：本案中該公司的設立中有哪些違反了《公司法》的規定？ 答案：（1）王某以勞務出資不合法。

（2）全體股東的貨幣出資金額不得低于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的30%，本案中的貨幣出資未達到30%

（3）股東出資應辦理財產權轉移手續，本案中陳某未辦理房屋產權變更登記違反了有關規定。

（4）首次股東會會議由出資最多的股東召集和主持，本案中陳某出資最多，應由其召集和主持。

（5）公司章程應有所有股東的簽名和蓋章，本案中只有張某的簽名和蓋章。3、2002年初，9家國有企業共同設立“盼盼奧運紀念品有限責任公司”。公司章程的部分內容是：公司股東會召開臨時會議，須經代表1/2以上表決權的股東、1/2以上的董事或1/2以上的監事提議召開。在申請公司設立登記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指出了不合法之處，予以糾正。2002年3月，盼盼奧運紀念品公司依法設立登記設立，注冊資本為6000萬元。其中甲以工業產權出資，協議作價金額1200萬元；乙出資1400萬元，是出資最多的股東。公司設立后，由甲召集和主持了首次股東會會議，設立了董事會，全部由出資的股東組成。5月，盼盼奧運紀念品公司董事會發現，甲作為出資的工業產權的實際價額顯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的價額，董事會提出了解決方案，即：由甲補足差額；如果甲不能補足差額，則由其他股東按出資比例分擔該差額。2003年5月，公司董事會擬定了一個增加注冊資本的方案，將公司現有的注冊資本增加到6500萬元。增資方案提交到股東會討論表決時，有7家股東贊成，占表決權總數的63%；有4家股東不贊成，占表決權總數的37%。股東會通過了增資決議。2004年3月，盼盼奧運紀念品公司因業務發展需要，依法成立了榆林分公司。榆林分公司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因違約被訴至法院，對方以盼盼奧運紀念品公司是榆林分公司的總公司為由，要求盼盼奧運紀念品公司承擔違約責任。

根據上述事實及有關法律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1）盼盼奧運紀念品公司設立過程中有哪些不合法之處？為什么？（2）盼盼奧運紀念品公司的首次股東會議是否合法？為什么？（3）盼盼奧運紀念品公司董事會組成是否合法？

（4）盼盼奧運紀念品公司董事會關于甲出資不足的解決方案的內容是否合法？（5）盼盼奧運紀念品公司股東會作出的增資決議是否合法？（6）盼盼奧運紀念品公司是否應替榆林分公司承擔違約責任？ 答案：（1）關于召開臨時股東會會議的提議權的規定不合法。代表1/10以上表決權的股東，1/3以上的董事，監事會或不設監事會的公司的監事提議召開臨時股東會會議的，應當召開。本案中規定代表1/2以上表決權的股東，1/2以上的董事或1/2以上的監事可以提議召開臨時股東會會議，是不符合規定的。

（2）首次股東會會議由甲召集和主持不合法。應由出資最多的股東召集和主持。

（3）不合法。該公司是國有性質的有限責任公司，董事會應有職工董事。

（4）不合法。出資不實的，應當由交付出資的股東補繳其差額，公司設立時的其他股東對其承擔連帶責任，而并非由其他股東按出資比例分擔該差額。

（5）不合法。股東會對公司增資作出決議，必須經代表2/3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本案中同意的股東代表的表決權未達到2/3。

（6）應當。分公司可以依法獨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但不具有法人資格，其民事責任由設立該分公司的總公司承擔。

4、甲、乙、丙、丁、戊擬共同組建一有限責任性質的飲料公司，注冊資本200萬元。其中甲、乙各以貨幣60萬元出資；丙以實物出資，經評估機構評估為20萬元；丁以其專利技術出資，作價50萬元；戊以所掌握的客戶來源出資，作價10萬元。公司擬不設董事會，由甲任執行董事；不設監事會，由丙擔任公司的監事。飲料公司成立后經營一直不景氣，已欠A銀行貸款100萬元未還。經股東會決議，決定把飲料公司唯一的盈利的保健品車間分出來，另成立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保健品廠。后飲料公司增資擴股，乙將其股份轉讓給潮流公司。1年后，保健品廠也出現嚴重虧損，資不抵債，其中欠B公司貨款達400萬元。問：

（1）各股東出資是否符合《公司法》規定？

（2）飲料公司的組織機構設置是否符合《公司法》規定？

（3）

飲料公司設立保健品廠的行為在公司法上屬于什么性質的行為？設立后，飲料公司原有的債權債務應如何承擔？

（4）乙轉讓股份時應遵循股份轉讓的何種原則？

（5）A銀行如起訴追討飲料公司所欠的100萬元貸款，應以誰為被告？為什么？ 答案：（1）符合。

（2）符合。股東人數較少或者規模較小的有限責任公司可以不設董事會和監事會。

（3）屬于公司分立。分立前飲料公司的債權由飲料公司和保健品廠共同或者按約定享有，債務應當由飲料公司和保健品廠承擔連帶責任。

（4）應經其他股東的過半數同意，并且其他股東在同等條件下有優先受讓權。

（5）A銀行可以飲料公司和保健品廠為共同被告；也可以飲料公司或者保健品廠的任何一方為被告，因為二者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5、衡水市有兩家生產經營電池產品的企業，擬設立一股份公司，總注冊資本為900萬元，每個企業各認募300萬元。在經過該市工商局同意后，正式開始籌建。2個發起人各認購300萬元，其余300萬元向其他企業募集，并規定：只要支付購買股票的資金，就即時交付股票。且為了吸引企業購買，可將每股1元打8.5折。1個月后，發起人召開創立大會，但參加人所代表的股份總數只有1/3多一點。主要是有兩個發起人因客觀原因不能繼續參與經營，抽回了其股本。創立大會決定仍要成立公司，就向公司登記機關提交了申請書，但公司登記機關認為根本達不到設立股份公司的條件違法之處甚多。此時，發起人決定放棄，宣布不成立公司了，各人的股本也隨即退回。但這樣一來，公司在設立過程中所產生的各項費用及以公司名義欠的債務達10萬元，加上被退回股本的發起人以外的認購人要求賠償利息損失3萬元，合計13的債務，各發起人誰也不愿承擔。各債權人到法院狀告發起人，要求償還債務。發起人辯稱：公司不能成立，大家都有責任，因此各自損失各自承擔。現問：

（1）本案的股份公司成立過程中有哪些違法之處？

（2）本案兩個發起人是否應承擔公司不能成立時所產生的債務？為什么？（3）發起人以外的認購人的利息損失應當如何解決？ 答案：（1）①公司登記之前不可以向認股人交付股票，只能交付認股書；②股票不可以打折發行；③創立大會應有代表股份總數過半數的發起人、認股人出席方可舉行；④發起人擅自撤資違法。

（2）應當承擔。公司不能成立時，對設立行為所產生的債務和費用負連帶責任。

（3）發起人之間為連帶賠償責任。公司不能成立時，對認股人已繳納的股款，負返還股款并加算銀行同期存款利息的連帶責任

6、下列哪些做法符合《公司法》關于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的規定： A、李某因為買房于2006年4月借了一筆本金為6萬元，年利率為15%的高利貸，需要在2008年北京開奧運會時還款。現其所在的公司以其背負個人債務數額較大為由，解除了其公司副經理的職務

B、孫某于2005年12月擔任一家私營化工企業的廠長。因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使該企業負債累累，積重難返，終于在2006年4月破產，孫某也因此離職。現擔任一家國有獨資公司的副董事長

C、萬某于2006年12月擔任了一家有限責任公司的董事長，該公司曾于2006年3月以實物券的形式發行過債券，并由公司經理趙某在債券上簽了字。后經工商局查明，萬某在提交的有關公司設立登記的材料中弄虛作假，隱瞞重要事實獲得了公司登記，情節嚴重。工商局因此吊銷了這家公司的營業執照。8個月后，另一家上市公司聘任萬某擔任公司的副總經理

D、高某于1995年11月因犯集資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2006年5月高某被國有資產監督機構委派到一家國有獨資公司擔任監事會主席一職

答案：B

7、甲實業有限公司等3家國有企業，擬設立一家以技術產業為主的乙股份有限公司。乙公司擬籌集股本總額4億元，其中，發起人甲公司擬以廠房、設備、專利技術、土地使用權和部分現金作出資，并將成為乙公司第一大股東。3家發起人為籌辦乙公司，共同制定了公司章程，并向登記機關提出了設立公司的申請。請回答：

（1）對甲等3家國有企業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請，公司登記機關的下列何種答復是正確的？

A.設立股份有限公司一般至少應有5家發起人，3家發起人不能設立股份有限公司 B.發起人可以為2-200人 C.因為是國有企業改建為股份公司，故乙公司只能采用發起設立方式 D.國有企業改建為股份公司，發起人若少于5人，應采用募集設立方式

（2）甲公司擬認購乙公司股份1億元以成為第一大股東，但其主要是以廠房、設備、專利技術和土地使用權等非貨幣形式出資。對甲公司的這種出資，下列何種意見符合《公司法》的規定？

A.進行評估作價，核實財產，并折合成一定股份

B.考慮到專利技術的市場前景，允許高于評估值協商作價 C.專利技術的出資比例可超出其注冊資本20%的比例限制

D.必須依法辦理廠房、設備、專利技術和土地使用權的財產權轉移手續（3）乙公司召開創立大會時通過了公司章程，但參會股東僅代表乙公司股份總額的60%，公司登記機關按該章程準予乙公司登記并頒發營業執照后，該章程效力如何？

A.對乙公司產生效力

B.只對召開公司創立大會時的股東有約束力 C.乙公司的董事、經理和監事必須遵守 D.對乙公司的債權人也有一定的約束力

（4）現乙公司業已成立，其股票獲準上市交易，大股東甲公司欲將其持有的1億股法人股減少至6000萬股。對甲公司減持股份的計劃，下列說法何者正確？

A.甲公司須經乙公司股東大會同意才能出售其所持股份 B.甲公司要等乙成立1年后才能出售其所持股份

C.甲公司原則上只能原價出售股份，若加價出售，應征得乙公司董事會的同意 D.甲公司必須將其法人股分期分批出售，不得一次性出售 答案：（1）B（2）ACD（3）AC（4）B

8、某股份有限公司于2001年3月28日召開董事會會議，該次會議召開的情況以及討論的有關問題如下：

（1）股份公司董事會由7名董事組成。出席該次會議的董事有董事A、董事B、董事C、董事D；董事E因出國考查未能出席會議；董事F因參加人民代表大會不能出席會議，電話委托董事A代為出席并表決；董事G因病不能出席會議，委托董事會秘書H代為出席并表決。

（2）出席本次董事會會議的董事討論并一致作出決定，由于本公司未彌補的虧損達股本總額三分之一，于2001年6月2日舉行股份公司臨時股東大會，除例行提交有關事項由該次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外，還將就下列事項提交該次會議以普通決議審議通過，即：修改章程中規定的董事人數。

（3）根據總經理的提名，出席本次董事會會議的董事討論并一致同意，聘任張某為公司財務負責人，并決定給予張某年薪10萬元；董事會會議討論通過了公司內部機構設置的方案，表決時，除董事B反對外，其他均表示同意。

（4）該次董事會會議記錄，由出席董事會會議的全體董事和列席會議的監事簽名后存檔。現問：（1）根據本題要點（1）所提示的內容，出席該次董事會會議的董事人數是否符合規定？

（2）指出本題要點（2）中不符合有關規定之處，并說明理由。

（3）根據本題要點（3）所提示的內容，董事會通過的兩項決議是否符合規定？并分別說明理由。

（4）指出本題要點（4）的不規范之處，并說明理由。答案：（1）出席該次董事會會議的董事人數符合規定，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的董事出席方可舉行。董事F電話委托董事A以及董事G委托董事會秘書H代為出席董事會會議不符合有關規定，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會議時，可以書面委托其他董事代為出席。

(2)于2001年6月2日舉行股份公司臨時股東大會不符合規定。臨時股東大會應當于法定事項發生之日起2個月之內舉行。將修改章程事項提交股東大會并以普通決議通過不符合規定。該項內容應當以特別決議通過。

（3）出席本次董事會會議的董事討論并一致通過的聘任財務負責人并決定其報酬的決議符合規定。該決議事項屬于董事會職權范圍的內容。批準公司內部機構設置的方案不符合規定。董事會決議必須經全體董事的過半數通過；公司董事由7人組成，董事B反對該事項后，實際只有3名董事同意，未超過全體董事的半數。

（4）董事會會議記錄有兩處不規范。會議記錄應有會議記錄員的簽名；該次會議記錄無須列席會議的監事簽名。

9、甲公司出售一批襯衫，每12件裝一紙箱，乙公司向甲公司發電報訂購2400件，甲公司回電告知單價，并說有充足現貨，一個月內保證可以到貨。乙公司復電：“此價格可以，但請將12件裝一紙箱的包裝改為10件一箱的包裝。” 甲公司收到乙公司的電報后沒有回電。一個月后，乙公司去甲公司提貨，甲公司說，雙方意思表示不一致，合同沒有成立，故他們沒有責任。（D）A、根據合同意思表示真實的要求，此合同沒有成立 B、乙公司的要求改包裝的電報只能是反要約

C、只有合同的全部條款完全一致，合同才能成立 D、只要合同的主要條款一致，合同就能成立，故此合同成立

10、甲鞋店于1月6日向乙鞋廠發函要求購買1000雙男、女式時裝鞋，式樣及質量要求與乙鞋廠一周前送去的樣品一樣。單價為男鞋120元，女鞋110元，貨款在貨到后15天內一次付清，并請對方在1月底前答復。

乙鞋廠于1月8日收到甲鞋店的購買信息，因廠長外出參加展銷會不在廠里，廠推銷員李某根據自己的工作職責，在調查了解了市場價格后，于1月27日以郵寄平信的方式向甲鞋店提出：“該類時裝鞋無論男、女鞋，出廠價均為120元，而且必須購買2000雙時，才能以此價成交。”

1月28日，乙鞋廠廠長從展銷會回來，說展銷會上這種時裝鞋供不應求，價格還在不斷上漲，以每雙120元的價格賣出太虧了。于是于當天通過傳真的方式，以展銷會定貨量已滿為由，告知甲鞋店不再供貨。

甲鞋店在收到樣品已決定購貨，而且滿以為其按鞋廠的價格一定可以成交，所以做廣告等造成了經濟損失，故要求鞋廠賠償。推銷員李某于1月27日寄出的平信，到達乙鞋店所在地的時間為1月30日9時。（ABD）

A、鞋廠已經及時向對方通知了不欲訂合同的意思表示，對方在合同締結之前自作主張打出廣告，經濟損失應由自己承擔。

B、鞋店并不能因為自己發出了要約，且該要約已生效，而要求鞋廠承擔任何法律責任。C、鞋廠修改了鞋店所發出的要約中關于數量條款的內容，故其已形成了一個新的要約，鞋店的要約因反要約的出現而失效。

D、鞋廠的要約，到達受要約人，即生效時間為1月30日，而該鞋廠撤回要約的通知于1月28日到達受要約人，符合要約撤回的條件，其要約在發生效力之前即失效。

11、李某是沿海某地的一個漁民，一日清晨，他從海上打魚歸來，共捕得黃花魚6000余公斤。下船后，李某即寫了一張便條給其老關系客戶某水產品商店，告知商店他今日打魚歸來，共計有黃花魚6000余公斤，價格為每公斤15元，如有需要，請派人前來購買。請人當天下午將便條送達至商店。

一般講，4月天打回的魚可以存放2天，商店由于現金周轉問題，決定第二天上午再派人前去購買。然而，由于魚產品價格上漲，當日下午，李某便將6000余公斤的黃花魚以每公斤18元的價格全部賣給了另一水產品商店，且沒有通知原水產品商店。待第二天上午商店派人前去購買時，黃花魚已賣盡。雙方遂起糾紛。

本案應當認為（BCD）。

A、李某在商店前去購買之前，即商店作出承諾之前，以賣出貨物的行為發出了撤銷要約的通知，雖未送達商店，但李某也不再受該要約的拘束。

B、李某對水產品商店發出了要約，要約中沒有對承諾期限做出規定且要約表明，商店承諾的表示可以通過直接派人購買這一“行為”的方式作出。根據本條的規定，商店只要在“合理期限內”派人去購買李某的黃花魚，即可視為作出并送達了承諾，從而達成交易。

C、商店在18日上午前去購買的行為符合這一要求，雙方買賣合同應當有效成立。D、李某沒有在合理的期限內，保留足夠的貨物供相對人購買，應負違約責任。

12、農民賈某有一幅齊白石的畫，由于賈某文化不高，并不知道該畫的價值，一日，干部劉某下鄉檢查工作見到此畫，劉某便以極低的價格買下了這幅畫，后來，賈某看電視才知道了齊白石畫的價值，便找到劉某要求退畫，劉某拒絕，為此，賈某訴至法院，要求劉某返還該畫，正確說法是(C)A、齊白石的畫價格很高，雙方以口頭合同形式成交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故賈某有權要

求劉某返還該畫

B、雙方是自愿進行買賣，劉某并未威脅、欺騙賈某。故賈某無權要求劉某返還該畫

C、因為雙方的口頭合同的履行違背了公平原則。所以，賈某有權要求劉某返還該畫

D、雙方合同既已成立，賈某就不應反悔，只能怪自己文化低

13、某偏僻鄉村，陳某取妻李某多年無子，后經醫院檢查發現陳某無生育能力，陳某治療多年無效深感愧對祖先，鄰居齊某俊朗健壯，陳某便向齊某要求請其代為生子，齊某開始反對，后經陳某一再懇求，并且在李某也同意后，陳、齊、李三人達成了生子協議：該協議規定，李某懷孕后，齊某可得到2000元人民幣，但不得與李某繼續來往，否則，齊某將賠償陳某5000元人民幣，三個月后，李某懷孕但其間與齊某感情日深，以致難以分開，數月后，李某生下一子，齊李二人經常暗度陳倉，終被陳某發現，李某決心與陳某離婚，并公開宣布孩子是齊某之子，陳某見此同意離婚，但要齊某依協議拿出5000元賠償費，后因齊某拒絕，陳某向法院提起了訴訟。下列說法正確的是：(C)A、三人簽訂的生子協議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礎上簽訂的，應受法律保護 B、陳某依約要求齊某賠償5000元的要求，于法有據，應予支持

C、陳某、齊某、李某間的生子協議嚴重違背了我國的社會公德，是典型的無效合同，不產生法律效力

D、齊某先行違約，又與李某私通，于情于理應承擔全部責任，應賠償陳某5000元的賠償費

14、甲廠欲向乙廠訂購一套設備，經雙方討論，甲廠將一份載明價格、交貨時間、設備的安裝調試等方面內容的合同簽字后交給乙廠，乙廠廠長因出國未能簽字，但保證回國后立 即簽字。甲廠怕影響生產，又口頭上要求對方做采購原料，組織人力等工作。乙廠依照甲 廠要求做了準備，后甲廠又與丙廠接觸，因丙廠開價低于乙廠，甲廠遂與丙廠簽訂了訂購 合同，同時，甲廠又向乙廠發出傳真，要求撤銷與乙廠的合同，乙廠不同意，并由廠長委 托的副廠長在合同書上簽字，由于甲廠不履行合同，乙廠訴至法院。下列錯誤的說法是（ABCD）

A、因為甲、乙兩廠沒有正式合同，所以，甲廠的行為并無過錯

B、丙廠在此案中也有過錯，它不應再與甲廠訂立合同 C、訂立合同應以自愿為基礎，乙廠不應強迫甲廠執行合同

D、乙廠在合同上的簽字是在甲廠提出撤銷合同的意思表示后，是沒有效力的

15、請看下列一組電文，A與B之間的合同是否成立？為什么？

（1）A于星期三向B發出電報：“松香W級100噸，每噸4000元，現貨現金交易，星期五電復有效。”

（2）B于星期四復電報：“松香W級，100噸，每噸4000美元，你能否同意兩個月內交貨？”

（3）B于星期五下午一時二十五分，在沒有收到A的復電的情況下，立即發出接受電報：“松香W級，100噸，每噸4000美元，現金現貨交易，我接受。”

答案：A與B之間的合同不成立。A于星期三向B發出一個要約，B于星期四的復電對該要約進行了實質性變更（變更了交貨期），是一個新要約，原要約失效。B于星期五的接受電報是對星期三的要約的回復，但原要約已失效，因此對該電報內容只能視為一個新要約，而A并沒有對該要約回復，故合同沒有成立。16、1996年7月11日，A公司應B公司的請求，發出“優質大豆1.5萬噸，每噸5000元，本月底復到有效”的要約。B公司接到要約后，于7月20日電傳A公司要求增加數量，降低價格，并延長要約的有效期，A公司最后將產品數量增加到2萬噸，價格降為每噸4500元，并將有效期延長至8月10日。8月3日，B公司再次回電，稱“接受你方條件，請提供原產地證明和衛生檢疫證明，適合運輸的良好包裝”，但A公司對此未予答復。B 公司隨即又組織資金，并于8月10日將貨款匯至A公司的帳戶，A公司接到匯款后馬上電告B公司，由于市場行情的變化，引起大豆的價格上漲，已將貨物賣給他人，B公司接電報后要求A公司繼續履行合同。問：（1）B公司8月3日回電是否構成承諾？為什么？（2）A、B公司之間的合同是否成立？為什么？

（3）若合同成立，成立時間從哪日起計算？合同內容以誰為準？

（4）B公司要求A公司繼續履行合同的要求是否合理？其是否還能要求其他補救方法？ 答案:（1）B公司8月3日回電構成承諾。因為B公司雖然對要約內容作了修改，要求提供產地證和衛生檢疫證明，但不屬于實質性變更。對非實質性變更，除非要約人在不過分遲延的時間內表示異議，否則合同成立。本案中，A公司未予答復，視為未表示異議，因此B公司承諾有效。

（2）A、B公司之間合同成立。因為既然B公司8月3日承諾有效，說明雙方已形成合意，合同即告成立。

（3）合同成立時間是8月3日，合同內容以變更后的內容為準。

（4）B公司要求A公司繼續履行合同是合理的，因為合同已經成立，A公司將貨物轉賣他人的行為構成違約。另外，B公司除要求實際履行外，還可以采取損害賠償的救濟方法。

17、某甲和某工廠訂立一份買賣汽車的合同，約定由工廠在6月底將一部行使3萬公里的卡車交付給甲，價款3萬元，甲交付定金5000元，交車后15日內余款付清。合同還約定，工廠晚交車一天，扣除車款50元，甲晚交款一天，應多交車款50元；一方有其他違約情形，應 向對方支付違約金6000元。合同訂立后，該卡車因外出運貨耽誤，未能在6月底以前返回。7月1日，卡車在途經山路時，因遇暴雨，被一塊落下的石頭砸中，車頭受損，工廠對卡車進行了修理，于7月10日交付給甲。10天后，甲在運貨中發現卡車發動機有毛病，經檢查，該發動機經過大修理，遂請求退還卡車，并要求雙倍返還定金，支付6000元違約金，賠償因其不能履行對第三人的運輸合同而造成的經營收入損失3000元。工廠意識到對自己不利，提出汽車沒有辦理過戶手續，合同無效，雙方只需返還財產。問：（1）汽車買賣合同是否有效？（2）甲能否要求退車？

（3）甲能否請求工廠支付違約金并雙倍返還定金？（4）甲能否請求工廠賠償經營損失？

（5）甲能否同時請求工廠支付6000元違約金和支付每天50元的遲延履行違約金？ 答案：（1）汽車買賣合同合法有效。

（2）甲能夠要求退車，解除合同。

（3）甲不能同時請求支付違約金并雙倍返還定金。

（4）甲能夠請求工廠賠償經濟損失。因為該經濟損失屬可預見的可得利益損失，依法應予賠償。

（5）甲能夠同時請求工廠支付6000元違約金和支付每天50元的遲延履行違約金。因為這兩個違約金屬于不同性質，并不沖突。

18、S省某建筑工程公司因施工期緊迫，而事先未能與有關廠家訂好供貨合同，造成施工過程中水泥短缺，急需100噸水泥。該建筑工程公司同時向A 市海天水泥廠和B市的豐華水泥廠發函，函件中稱：“如貴廠有300號礦漬水泥現貨（袋裝），噸價不超過1500元，請求接到信10天內發貨100噸。貨到付款，運費由供貨方自行承擔。”

A 市海天水泥廠接信當天回信，表示愿以噸價1600元發貨100噸，并于第3天發貨100噸至S省建筑工程公司，建筑工程公司于當天驗收并接收了貨物。

B市豐華水泥廠接到要貨的信件后，積極準備貨源，于接信后第7天，將100噸袋裝300號礦漬水泥裝車，直接送至某建筑工程公司，結果遭到建筑工程公司的拒收。理由是：本建筑工程僅需100噸水泥，至于給豐華水泥廠發函，只是進行詢問協商，不具有法律約束力。豐華水泥廠不服，遂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要求依法處理。

問：（1）豐華水泥廠與某建筑工程公司之間是否存在生效的合同關系？（2）某建筑工程公司拒收豐華水泥廠的100噸水泥是否于法有據？（3）豐華水泥廠能否請求建筑工程公司支付違約金？（4）對海天水泥廠的發貨行為如何定性？

（5）海天水泥廠與建筑工程公司的合同何時成立？合同內容如何確定？

（6）設建筑工程公司收到海天水泥廠的回信后，于次日再次去函表示愿以噸價1500元接貨，海天水泥廠收到該第二份函件后即發貨100噸至建筑工程公司。那么，二者之間的合同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則何時成立？合同內容如何確定？ 答案：（1）豐華水泥廠與建筑工程公司之間存在有效的合同關系。

（2）建筑工程公司拒收豐華水泥廠水泥的行為構成違約。

（3）豐華水泥廠不可以請求建筑工程公司支付違約金，但可以請求其賠償因其拒收行為致豐華水泥廠的損失。

（4）海天水泥廠的發貨行為是要約行為。

（5）海天水泥廠與建筑工程公司之間的合同于后者接收貨物時成立。合同內容除價款為 噸價1600元外，其余依建筑工程公司的第一份函件內容為準。

（6）海天水泥廠與建筑工程公司之間的合同成立。合同成立時間為海天水泥廠收到第二次函件后發貨時。合同內容除價款為噸價1500元外，其余依建筑工程公司的第一份函件內容為準。

19、甲公司因轉產致使一臺價值1000萬元的精密機床閑置。該公司董事長王某與乙公司簽訂了一份機床轉讓合同。合同規定，精密機床作價950萬元，甲公司于10月31日前交貨，乙公司在收貨后10天內付清款項。在交貨日前，甲公司發現乙公司經營狀況惡化，通知乙公司中止交貨并要求乙公司提供擔保，乙公司予以拒絕。又過了一個月，甲公司發現乙公司的經營狀況進一步惡化，于是提出解除合同。乙公司遂向法院起訴。法院查明：（1）甲公司股東會決議規定，對精密機床等重要資產的處置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2)甲公司的機床原由丙公司保管，保管期限至10月3日，保管費50萬元。11月5日，甲公司將機床提走，并約定10天內付保管費，如果10天內不付保管費，丙公司可對該機床行使留置權。現丙公司要求對該機床行使留置權。

依據合同法和擔保法回答下列問題：

（1）甲公司與乙公司之間轉讓機床的合同是否有效？為什么？（2）甲公司中止履行的理由能否成立？為什么？（3）甲公司能否解除合同？為什么？

（4）若甲公司要求乙公司提供擔保時，乙公司即予以提供了相應的擔保，甲公司應負什么義務？

（5）設法院查明，乙公司實際上并不存在經營狀況惡化的情形，則甲公司應負什么責任？（6）丙公司是否享有留置權？為什么？（7）丙公司能否行使留置權？為什么？ 答案：（1）合同有效。因為雖然甲公司董事長越權，但乙公司并不知情，甲公司董事長的越權行為仍然有效。

（2）成立。這是先履行合同義務人行使不安抗辯權的行為。

（3）甲公司可以解除合同。因為不安抗辯權人在對方于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可以單方解除合同。

（4）甲公司應立即恢復履行合同。（5）甲公司應負遲延履行的違約責任。

（6）丙公司依法享有留置權。因為作為保管人，依保管合同依法享有該權利。

（7）丙公司不能行使留置權。因為留置權的行使以留置權人占有留置物為前提，現甲公司已經提走留置物，丙公司無法行使留置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