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多元文化的視角看北京市民族團結教育的開展

從多元文化教育的視角看北京市中小學民族團結教育的開展

張東輝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師，100872）

首都北京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有55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人口共58.6萬，占全市人口的4.3%（2000年第5次全國人口普查）。北京市少數民族人口呈現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全市18個區縣都有少數民族居住，城近郊區是少數民族相對集中的地區，并且在一些區縣、村鎮形成了一些少數民族聚居點。在作為各民族聚居地的國際大都市北京，開展民族團結教育不僅僅是單方面對少數民族學生的教育，更是對漢族學生的教育，增強他們對少數民族學生的尊重意識，消除各民族間存在的歧視與偏見，使少數民族學生和漢族學生共同獲得跨文化學習和交往的能力。2008年9-10月筆者作為民族教育學者參與了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民委舉辦的北京市民族團結教育示范學校的評選活動，走訪了北京市12個區縣的16所中小學，2010年3-4月筆者又參與了北京市新疆內地高中班民族團結教育工作的總結調研，深入到6所開辦新疆班的學校里進行民族團結教育經驗的座談。本文正是基于實地調查和親身參與的基礎上寫成的。

民族團結教育是以增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保持國家長遠穩定為出發點的，符合世界范圍內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與國際的教育發展趨勢接軌。北京市的民族團結教育不僅在民族學校里開展，而且在普通非民族學校里進行，這種做法符合“多元文化教育是對所有學生進行的教育”這一理念，也符合北京市少數民族人口的現狀與分布特點。目前北京市的民族團結教育在不同的學校開展得各有特色，各具所長，各學校能夠從實際出發，有重點、有針對性地開展民族團結教育。總體來看，北京市進行民族團結教育的學校可分為3大類，第一類是傳統的民族學校，如地處牛街社區的回民小學、回民中學，地處馬甸回族聚居區的海淀區民族小學等，第二類是普通中小學，但是近年來以民族教育為特色，如56中，西城區民族團結小學；第三類是承辦新疆、西藏內高班的學校，如北京潞河中學，北京西藏中學等。這三類學校雖然歷史傳統、辦學條件、學生類型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異，但是每個學校都能夠利用自身的優勢，堅持以民族教育為辦學特色，探索和實踐如何更好地為少數民族學生服務，如何建立少數民族學生和漢族學生、老師之間的融洽關系，更重要的是如何使民族團結的理念深入到每個師生的心中。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校園文化：在辦學條件的硬件設施上，各個學校均能尊重少數民族學生的飲食習慣，回族學生較多的學校多設有清真食堂，或備有清真餐，如西城區民族團結小學，宣武回民小學，回民中學等。潞河中學為了新疆班的學生吃上家鄉的囊特意從新疆請來了廚師，北京西藏中學為了每周讓藏族學生喝三次酥油茶特意買了一個單缸洗衣機為學生制作酥油茶。在校園文化建設上各校均有反映民族團結教育的窗口、走廊、展板等，如西城民族小學雖然少數民族學生的比例只有11%，但是每個班級都以一個少數民族的名稱命名，并有師生共同設計的反映該少數民族的班徽、班歌等。宣武回民小學制作了一個中國地圖，各個省份都插有代表該地區主要少數民族的小人，其教學樓的走廊里貼有師生自己制作的京劇臉譜、陶塑、剪紙等民族工藝作品。海淀區民族小學的圖書館里有較多的有關民族知識、民族風俗習慣方面的書籍，西藏中學教學樓的建筑風格就是按照藏族的特色建的，并且在學校各種標牌上都寫著漢、藏兩種語言，讓我們大開眼界。

2． 教學活動：各個學校都能在教學中滲透民族團結教育，在上課過程中充分體現中華民族百花園思想，如我們觀察的宣武回民小學的美術課就是讓學生在掌握了基本的美術圖形以后，來畫中國各少數民族服裝上的圖案，每個學生都是一個民族的代表。海淀民族小學的音樂課上老師帶領3年級的小朋友學唱蒙古風情的《我是草原小牧民》歌曲，并且教小朋友跳蒙古舞、西藏中學的政治課上老師講授“中華民族精神”時特意與今年的四川汶川地震相結合，提到重災區羌族藏族自治縣北川等地，并強調只有在全國各族人民的幫助下四川才能渡過難關。而潞河中學的政治課更是通過預科班里的新疆學生表演一個又一個具有民族特色的小品將“寬容”的中華民族精神傳遞給他們。

3． 課外活動：大多數學校都有圍繞少數民族文化，如服飾、舞蹈、音樂、節日和飲食習慣等設計的校本課程。更值得注目的是各學校的民族體育項目開發得非常好，如西城區民族小學的課間活動有蹴球、跳皮筋、抖空竹等多項小組活動，在56中學我們觀看了該校的校本課程---融合了蒙族打馬揚鞭等動作的課間操，并且觀看了一場激烈的珍珠球比賽，海淀民族小學我們觀看了一場學生表演的精彩的民族音樂盛會，在回民小學我們有幸觀看了全國冠軍該校體育老師關老師帶領下的學生表演鞠球。北京市中小學里以其特有的資源優勢開發的民族體育項目不僅對保存和發揚我國各少數民族的傳統體育項目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民族體育也成為了傳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使漢族學生和各少數民族學生親身參與和體驗幾千年來在我國繁衍生息的各民族人民中間喜聞樂見的活動。

民族團結教育的反思

一位校長在訪談中講到：“民族團結教育與學校質量全面提升的關系怎樣有機的處理好，我們還存在困惑，有待進一步學習和實踐”。這位校長的困惑不是個體或個別學校的困惑，而是民族團結教育在北京市、乃至在中國發展的瓶頸。擺在各中小學面前的問題與挑戰是：今后怎么樣開展和推進民族團結教育？

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出現了幾種、幾十種、甚至上百種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共同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如何處理少數民族與主流民族的關系？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體都融入到國家一體的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中去又可以保留各個民族不同的語言和傳統文化？與此同時，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不論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都在經歷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趨同，增強了相互依賴和全球共同體思想。全球化向各個民族傳遞著這樣的信念：本土是落后的，傳統的，全球化是全世界范圍內所有部落和社會逐漸從愚昧、野蠻走向文明社會的過程。因而全球化常常是以去本土化為代價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民族教育的開展必然面臨著兩難的選擇：既要使各少數民族的孩子習得主流文化和科學知識，把他們培養成具有現代意識和融入國家一體生活的公民，又要在現代化進程中保留少數民族自身的文化遺產和族群意識。

怎么解決這個兩難問題？美國教育對世界的貢獻是提出了“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美國教育人類學家葛元德(Carol Grand)對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是這樣闡述的：“多元文化教育是基于針對所有人的多樣性力量、社會公正以及不同生活選擇基礎上的人性概念。”英國學者林茨（James Lynch）認為：多元文化教育有三個主要目標：1。積極地發展文化的多樣性；2。維護社會的平等與團結；3。實現社會公正。另外林茨還認為全球多元文化教育應達到以下八個目標：1。處理好人際關系；2。避免人類沖突；3。消除種族和民族之間的偏見和歧視；4。解決如何評估人類成功的價值；5。確定道德行為的標準；6。協調人類環境和經濟的相互依存關系；7。探討如何培養一個良好的公民素質；8。探討如何發展移民素質。他認為：多元文化教育總目標是使社會差異與社會一體化過程處于平衡和發展之中。美國著名學者班克斯(James Banks)進一步推動了多元文化教育進入學校課程，他提出了四種多元文化課程模式：1）貢獻模式；2）民族添加模式；3）轉換模式；4）社會行動模式。

我國在民族教育領域長期提倡的是多元一體教育，目的是在尊重各個少數民族文化的同時，促進各個民族的文化交流和理解，進而有利于中國各民族的團結，其基本思想精髓是“和而不同”。雖然世界各個國家因著民族構成和歷史淵源不同，其民族教育都有著自己的特色，但是我國學者萬明鋼、王鑒認為：我國也應該大力倡導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因為這一理念已經成為世界民族教育的發展趨勢，它有助于解決少數民族的邊緣化與社會隔離問題。我國的多元一體教育思想應是國際的多元文化教育在我國的本土化發展。著名民族教育專家哈經雄、滕星認為：多元文化的目的，就是以尊重不同文化為出發點，在各集團平等的基礎上，為促進不同文化集團間的相互理解，有目的有計劃地實施一種共同平等的“異文化間教育”。這一理念應該成為今后北京市民族團結教育的指導方向。

北京市的民族教育雖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不同民族的師生在首都北京這個大家庭里的團結共處，但是北京市民族教育工作的一個普遍特點是側重于外顯物，即學校的政策文本、會議材料、課程讀本、校園建設等顯性方面，而忽略對民族價值觀和民族性等隱性文化的探討，這種做法并不能讓學生真正對“異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認識。具體體現在:

1.大多數學校淡化本校學生自身的民族屬性，而抽象地談56個民族和諧共處。校園文化建設和教學活動中并不重視學生自身是什么民族的，也不結合學生自己的民族背景和文化特征來討論切身的經歷，更多的是一視同仁的教授民族知識。比如回族學生在課堂上被分配學習納西族的文化，蒙古族的學生被分配學習藏族的文化等等，這種做法雖然表面看起來對各民族學生都平等，但是很難使學生反思自身的文化，從自身的親身體驗中學習和理解和諧共處的真正含義。雖然民族示范校里的學生普遍被認為民族知識豐富，但是多元文化教育應該是超越知識性的學習，讓學生真正從心里接受和尊重來自“異文化”的人，而學校里的其他民族學生正是他們消除偏見和誤解的活生生的例子。因而不同民族的學生之間應該進行面對面的文化交流，而不是只和書本上的知識交流。

2.大多數學校的民族教育側重于對少數民族歌舞、服飾、飲食習慣、體育項目等外在生活的了解，忽視對該少數民族生活聚居區的生活環境、社會經濟發展、傳統價值觀等方面的深入探討，尤其是沒能重視不同民族學生家庭背景上的文化差異和價值觀分歧，使得多元文化教育難免流于表面。比如有些來自西藏的學生對于西藏歷史的理解與學校歷史課本的講解不一樣，類似這樣的問題似乎沒有引起學校的重視。

3.缺乏對少數民族學生民族自豪感的培養：民族團結是建立在各民族學生深切認同本民族文化、有著強烈的民族自尊心的基礎上的。但是在筆者走訪的這些學校中，只有一所學校的老師提到民族自豪感的培養，她指出：班里的一個朝鮮族學生最開始不能認同自己的民族，以為自己是漢族人，但是由于老師允許并鼓勵她學習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她開始認同自己朝鮮族的民族身份，并且主動和爸爸學習朝鮮語，還給班里的學生每個人都起了朝語名字。她的父母為此非常感謝學校的民族教育，因為這樣的民族教育使學生在融入北京的主流文化中也能夠保存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

4.缺少對民族語言的關注和雙語教學。雖然雙語教學是一個廣存爭議的做法，但是對于內高班的學生（來自新疆、西藏）卻非常現實。內高班的學生受其原有教育基礎和母語語言文化的影響，他們在北京上學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語言關。語言不通嚴重影響了他們對各科知識的學習，也妨礙了他們對新環境的適應。另外，語言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的象征，剝奪了語言權力，文化也就失去了載體。但是北京內高班的學生基本沒有或很少有學習民族語言的機會。這雖然會使他們較快地掌握漢語，但是考慮到這些學生將來要回到新疆、西藏民族地區服務自己的家鄉建設，喪失民族語言交流的能力將是一大損失。

民族教育在現代化、全球化的沖擊下不能片面強調少數民族自我文化的意識，更不能成為阻止他們融入國家主流文化和國際社會的因素。但是民族教育并不是就此失去了活力，而是應該成為針對所有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因為跨文化交往能力將成為每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現代知識和技術以及現代生活方式的新一代人參與社會生活須具備的基本能力。這也許就可以解決北京市中小學在如何協調民族教育與學校質量全面提升方面的困惑。

作者聯系方式：

張東輝，中國人民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學院博士。郵編：100872;Email: donghuiz@ruc.edu.cn;電話：***，010-82502337；研究方向：比較與國際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第二篇：換一種視角看教育

換一種視角看教育

俗話說:“思想有多遠，路就能走多遠”，觀念決定行動。實施新課程，教師的教育理念更新顯得非常重要。

一、教育觀問題——根雕原理

根雕藝術家去尋找樹根之前，不會去構想好根雕形象后，再按圖索驥去找相似的樹根，而是在找到樹根之后，依據樹根的形狀去雕塑。這說明教育工作者的任務是創造適合學生發展的教育，不是選擇適合教育的學生。教育者應樹立人人都能成功的學生觀，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學生的優點，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學生的缺點。

二、主體觀問題——過河原理

有一則寓言說：一位教授坐上一條小船過河，在船上教授高談鴻論，滔滔不絕，教授向船夫提出的問題，船夫要么回答不上來，要么回答得前言不搭后語，教授很生氣，說:“你這個船夫素質太差勁，怎么連起碼的語法都不通。”船夫聽了并不理會。這時，船駛到河中間，風也大了，浪也大了，小船眼看就要翻了。船夫問教授:“你會游泳嗎？”教授嚇得面如紫色說:“我不會！快救救我！”一個巨浪打來，小船翻了，教授葬身魚腹。船夫憑著自己游泳的本領游上了河岸。這則寓言以坐船的和撐船的各有各的優勢，告訴我們，每位學生都有自己的優勢智能，教師不能以統一目光看待學生，唯一方法教育學生，唯一標準評價學生，所有學生都是學習過程的主體，要在微觀領域推進教育均衡發展。

三、發展觀問題——圖釘原理

我們把圖釘帽比喻為學習基礎，圖釘尖比喻為學習特長，就可看出，圖釘帽和圖釘尖是不可分離的，人才也是堅實的素質基礎和良好的個性特長的統一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是使學生的素質基礎和個性特長都得到充分發展的教育。

四、教學觀問題——飲茶原理

有這么一位侍從，在他主人比武結束后，先給主人泡了一杯淡淡的涼茶，主人一口把茶喝完了，接著又給主人泡了一杯香香的溫茶，主人分兩口喝完，最后給主人泡了一杯濃濃的熱茶，主人慢悠悠的品味著，對侍從大加贊賞。飲茶是如是，教學活動也就應當從實際出發，適應學生的不同要求，要堅持共性教育與個性教育的結合。

五、動力觀問題——蛙跳原理

有兩只青蛙掉入深坑，跳不上來，在一片“不要跳了”的吶喊聲中，一只青蛙死在坑中，一只青蛙跳出了深坑。原來跳出來的青蛙是聾子，它把“不要跳了”當成“加油”聲。這個寓言故事說明，形成引導和激勵機制是發揮學生主體作用的重要途徑，學校教育要建立以鼓勵為主的激勵機制以增強學生發展優勢和提升弱勢的信心。

六、師生觀問題——釘孔原理

有一個人老犯錯誤，他問一位長者怎么辦？長者告訴他:你犯了一次錯誤就在樹樁上釘上一個釘子，改正一個錯誤就拔掉一個釘子。他聽了很受啟發，以后每犯一次錯誤就在樹樁上釘上一個釘子，直到樹樁釘得滿滿的。他看到滿滿的釘子，覺得實在不能再犯了。下決心改正錯誤，爾后他每改正一個錯誤，就在樹樁上拔掉一個釘子，最后樹樁上一個釘子也沒有了，他非常高興，去向長者表示感謝。長者沒有接受他的感謝，要他回去看看樹樁上留下了什么。他看了后說，樹樁上留滿了釘孔。是啊，改正錯誤容易，而因錯誤導致的傷害卻是永遠無法抹平的。在學校中教師和學生應該建立起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在終身學習社會，接受學校教育不止是人生的準備階段，更是人生的一個組成部分，要最大限度的減少“師源性”情感傷害。

七、評價觀問題——羅森塔爾效應

羅森塔爾是美國的一位心理學教授，他來到一所普通中學，在一個班里隨便地走了一趟，然后就在學生名單上圈了幾個名字，告訴他們的老師說，這幾個學生智商很高，很聰明。過了一段時間，教授又來到這所中學，奇跡發生了，那幾個被他選出的學生現在真的成為了班上的佼佼者。羅森塔爾教授這時才對他們的老師說，自己對這幾個學生一點也不了解。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是“期望”這一神奇的魔力在發揮作用。羅森塔爾教授是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在人們心中有很高的權威，老師們對他的話都深信不疑，因此對他指出的那幾個學生產生了積極的期望，像對

待聰明孩子那樣對待他們，而這幾個學生也感受到了這種期望，也認為自己是聰明的，從而提高了自信心，提高了對自己的要求標準，最終他們真的成為了優秀的學生。

評價是期望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羅森塔爾效應告訴我們，學校的評價指標體系引導著教育的方向，必須高度重視評價指標體系的科學性；評價方式影響著教育的效果，必須高度重視評價方式的人性化；要將績效性評價與發展性評價統一起來，以通過評價激勵進取。

八、過程觀問題——木碗原理

“木碗”故事是講，有一對年青父母，因長輩手發抖常打碎瓷碗，就改用木碗給長輩盛飯，他們的兒子也動手做木碗，問曰:“給你們將來用”。這則故事起碼說明以下兩個問題：一是體驗是學生發展的重要過程，教師在教學中要為學生創造良好的體驗環境；二是教師的行為是學生行為判斷的重要體驗依據，俗話說“教師的影子，就是學生的樣子，教師的步子，就是學生的路子”，要把師德建設放在教育工作的重要地位，要強調新形勢下的身教重于言教。

九、教育價值觀問題——分蘋果原理

在美國，一位死囚和一位部長都有分蘋果的體驗。死囚的媽媽，因為死囚謊稱要把大蘋果讓給弟弟而分給他大蘋果，所以死囚經常說謊最終成為死囚；部長的媽媽，給幾個孩子公平競爭，看誰

鏟草坪又大又干凈，誰贏了，誰得到大蘋果。所以部長一生誠實守信，用優異的績效博得大眾好評，而成為部長。這則故事告訴我們，使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是教育價值的最重要體現，教育應當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要加強德育體系、德育點和德育場的研究，以增強價值觀教育的自覺性。

十、方法論問題——穿越玉米地原理

穿越玉米地要比什么呢？第一個要比誰穿越得快；第二個要比在穿越的過程中誰掰的玉米多；第三個是比過程當中，玉米葉子可能會刮傷皮膚，穿越過去看誰身上的傷口少。這就是平常所說的速度、效益和成本的關系問題。成熟的企業都知道速度、效益和成本必須要全面、整體考慮。

速度、效益和成本也是教學過程中必須考慮的三個要素：速度可看作學習時間；效益可看作學習結果；成本可看作學習體驗。這三者是相互關聯、相互制約的，它們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學習時間是前提，學習結果是關鍵，學習體驗是靈魂。教學必須綜合考慮這三個因素，提高學習效率，增進學習結果，強化學習的積極體驗。

第三篇：從基層視角看稅收管理創新

從基層視角看稅收管理創新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稅收事業發展的生命力之所在。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貫徹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這就為我們的稅收管理指明了方向。破解稅收管理難題，以“創新”促管理，充分發揮稅收職能，真正實現“聚財為國，執法為民”宗旨，是當前基層稅務機關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題。筆者就此談談個人的一些粗淺認識和看法。

一、稅收管理創新的內涵

“創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191

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的。按照他的定義,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在經濟活動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實現生產要素新的組合。在管理學中,創新是管理的一種基本職能,它是指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組合引入管理系統以更有效地實現組織目標的活動。鑒此觀點，我們認為，稅收管理創新則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稅收管理主體根據內外環境的變化,而對自身的職能定位、管理方式、組織結構、運行機制、業務流程、工作方法、技術手段等諸多方面所做出的創造性的調整和變革的過程。它涵蓋稅收征管、涉稅服務、稅務稽查、信息化建設以及內部管理等各個環節，同時包括稅收管理理念創新、稅收管理制度創新和稅收管理手段創新。它應具以下四個構成要素：

（一）稅收管理創新目標。稅收管理創新的目標與稅收中心工作緊密相連，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它以解決稅收工作難題為起點，以管理創新提升稅收征管、納稅服務、稅收執法、行政效能的水平。具體目標體現：一是稅收執法水平進一步提高,形成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的稅收執法機制；二是稅收征管質量進一步提高，確保“應收盡收”的忠實；三是征納稅成本進一步降低，稅收征管效率提升；四是納稅服務進一步優化,納稅人對稅收征管的滿意度和對稅法的遵從度明顯提升。五是內部行政管理進一步強化，行政管理和機關效能建設上新臺階。

（二）稅收管理創新主體。稅收管理創新主體是創新的具體組織者、承擔者和實施者，主要包括稅務干部與稅務機關。稅務干部作為創新個體，是創新的具體參與者與直接體驗者，主要承擔創新的開發、實施、檢驗、反饋、調整等職責。稅務機關作為創新組織，是創新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主要發揮創新的發起、計劃、評價、激勵、推廣等作用。兩者的作用缺一不可，互為補充，共同推進管理創新的順利開展。

（三）稅收管理創新的客體。稅收管理創新的客體即稅收管理，它是創新行為指向的具體對象，是稅務機關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對稅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全過程進行決策、計劃、組織、協調和監督，以保證稅收作用得以發揮的管理活動。具體包括了稅源管理、稅種管理、稅務稽查、納稅服務、稅收信息化建設、廉政建設、干部隊伍建設、內部行政管理等活動。

（四）稅收管理創新的內容。稅收管理創新是對稅收管理理念、體制、機制、制度、手段等方面實施全方位、深層次的改革創新。主要包括管理理念的創新、管理制度的創新、管理手段的創新等。其中，理念創新是指導，制度創新是保障，手段創新是條件。三者互為表里，相輔相成。制度創新與手段創新必須得到創新理念的引領，才不會走彎路，而理念與制度創新必須依賴于創新手段的運用，才能實現與稅收實踐的契合，但同時理念與手段的創新必須得到制度創新的配合和支持,才能更有效地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稅收管理創新的意義

（一）稅收管理創新是完成稅收中心工作的迫切需要

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傳統的稅收管理模式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確保完成稅收中心工作的壓力日益加大。從外部環境看，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的發展，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依法行政理念的不斷深入人心，稅收工作外部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稅收征管形勢越來越復雜。從內部環境看，稅源管理基礎依然薄弱，稅收執法不規范現象仍然存在，納服務內容、手段、方式還需進一步優化和完善，干部隊伍整體素質有待提高，政風行風建設、機關效能建設等尚需進一步加強。這些問題的存在，需要我們從創新體制機制和具體措施辦法入手，推進稅收管理創新，提高稅收管理應對新形勢，把握新特點，分析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能力，確保稅收中心工作任務的全面完成。

（二）稅收管理創新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

近兩年來，我們深刻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給實體經濟沖擊的現實。加上我國經濟生活中尚未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以及長期積累的產業層次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產品附加價值不高等矛盾逐步的顯現，給了我們許多深刻的認識和啟示。在危機背景下，如何充分發揮稅收職能作用，努力提高稅收管理水平，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已成為擺在國稅機關面前的重要課題。面對新的形勢，只有堅持改革創新的原則，以科學的態度學習借鑒先進稅收管理經驗，以改革的精神探索運用稅收破解經濟社會發展難題，以創新的思路建立“服務科學發展、共建和諧稅收”的長效機制，才能實現稅收管理的精益求精和與時俱進。

（三）稅收管理創新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途徑

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和轉變政府職能的方向是努力實現建設法治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和效能政府。稅務機關作為政府職能部門必須順應管理變革與創新的潮流。稅收管理創新要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契機和原則，在崗位設置、審批方式、服務理念、行政執法等方面作出相應的變革。例如，稅務行政審批權改革、稅收執法管理信息系統的應用是對法治政府在管理創新活動中的運用；同城通辦、一窗通辦、“免填單”制度、自動排號系統應用、網上辦稅服務廳等創新活動的實施是服務政府理念指導下的產物；節能降耗管理，無紙化、信息化等活動則是建立效能政府的創新典型；稅收管理員網上述職述廉，“兩權”監督、一案雙查等制度是對建立責任政府理念的回應。

三、稅收管理創新的原則

稅收管理創新不同于企業創新、技術創新，科學評價和把握稅收管理創新，在開展稅收管理創新應該遵守以下基本原則。

（一）突出實踐性

創新本身不是目的，它必須來自于實踐，也用之于實踐。稅收管理創新活動的發起、實施及效果評估都必須與各項稅收中心工作緊密結合，以解決工作實際問題為出發點，以提升稅收工作能力和水平為已任。它既是對稅收實踐經驗的總結與歸納，也是對實踐經驗的運用與演繹。堅持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堅決反對創新的“文字化”“絕對化”傾向。切忌“只要新的就是好的”、“做的好不如說的好”的觀點，人為割裂管理創新與工作實踐的聯系；切忌不顧創新對現實條件的適應性和實效性而盲目地追新求異。大量的創新工作異化為概念的炒作，必將導致創新的“形式化”和低效率。

（二）堅持持續性

管理創新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推進管理創新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切不可“畢其功于一役”。要把管理創新作為一項長期、持續的重要工作來抓，堅持與時俱進、堅持科學發展觀,走持續創新、持續發展之路，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做到居安思危，居危思進。堅持創新的持續性就必須反對創新的“功利化”和“短期化”。在評價機制的過度激勵下，管理創新目標易被扭曲，管理創新很容易帶上功利的色彩。為了追求創新短期效果、樹立創新典型，忽視創新的長期規劃，脫離工作實際，依靠行政權力的強力推動，雖經包裝后形象突出,光鮮照人，但卻經不起實踐與推敲，會很快被廢棄，管理創新則變成“勞民傷財”。

（三）倡導主動性

創新不是被動地適應，而是主動的調整。稅收管理創新不應成為工作危機下的被迫反應和上級命令下的被動應付，而是在主觀能動性的支配下，主動地學習、主動地借鑒、主動地創造。創新的主動性包括自發創新與自覺創新。自發創新是稅務機關在內外部環境條件變化后,主動實施一系列自發性的調整。自覺創新指稅務機關根據稅收管理的客觀要求和規律,有計劃地組織稅收管理創新活動，主動地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堅持創新的主動性就必須克服追求穩定和規避風險的傾向。作為管理創新主體，稅務機關出于降低風險和減少創新成本的考慮，不是積極主動推進管理創新，而往往會選擇“搭便車”、“坐、等、看”，使得稅收管理創新成為被動應付上級考核的臨時性、間斷性、次要性的工作任務。

（四）強化規范性

創新不是胡亂作為，而是一種規范化的運作。稅收管理創新必須在現有制度空間內實施，受一定規范約束，成果也必須以規范性形式固定下來。首先，稅收管理創新活動必須以稅收管理規范為前提,必須在稅收法律法規、稅收一般原則和規律的框架之內進行。無論是體制、機制變革，還是制度、手段完善，都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原則性規定，必須合理控制創新活動風險；其次，創新活動應形成一套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的運行機制，規范創新程序步驟，明確創新主體的權、責、利，確保創新活動的發起、開發、組織、實施、反饋、評價、激勵等環節的落實有力、推進有序;最后，創新的成果必須以規范性的形式固定下來，形成制度性的規定，以鞏固創新成果。這樣既又有利于成果的推廣宣傳，又可成為下一次創新的起點。

四、稅收管理創新的途徑

管理需要創新，創新同樣也需要管理。提升基層稅務機關的管理創新能力，必須加強和改善對創新活動的管理。

（一）建立獎償制度，為稅收管理創新提供動力支持

上級認同和支持是稅收管理創新的主要合法性來源。管理創新活動在資源分配、人事任免、績效評價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約于這一認同和支持。因此，必須完善制度建設，增強激勵，為稅收管理創新提供動力支持。首先應建立創新風險控制制度。通過制度的運行，合理控制創新風險，營造一個允許失敗的寬松環境,免除創新的后顧之憂；其次應建立創新成本補償（資源分配）制度。目前基層機關的人力、物力與事業發展之間矛盾比較突出，而管理創新需耗費人力與物力。因此，需要對管理創新活動給予適當的補償；最后應建立創新激勵制度。建立客觀公正的創新評價體系，讓確有成效、具有可持續的稅收管理創新經驗得到肯定,成為創新獎勵的依據。完善創新人才評價、配置和激勵機制, 使創新型人才的創新得到鼓勵、創新才能得以發揮、創新目的得以實現。

（二）拓展創新視野，為稅收管理創新提供智力支持

實現稅收管理創新持續發展,僅僅依靠稅務系統的內部力量是遠不夠的。稅務機關應構建合作開放的稅收管理創新模式，擴大創新活動的參與度，集中民眾智慧,吸收不同領域知識和有效的信息,以提升管理創新能力。具體講,一是要廣泛吸收納稅人參與稅收管理創新。通過受理納稅咨詢、企業走訪等多種途徑，充分了解納稅人涉稅需求和困難，及時發現我們稅收工作存在的不足，使稅務機關的管理創新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二是要加強與政府各部門配合。主動尋求政府其他部門對稅收管理創新的支持和建議,特別是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其他政府部門管理創新的好的做法。三是要加強與社會中介機構的合作。通過專家咨詢培訓、企業服務等形式, 充分利用外部人才和技術,借用社會力量為稅收管理創新提供新技術和新方法。

三）建立學習型組織，為稅收管理創新提供人力支持

創新歸根到底是人的“創造性”行為，稅收管理創新需要稅務干部擁有豐富稅收知識、具有較強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建立學習型組織的目的就在于提升稅務干部創新素質，挖掘培養創新型人才,這是稅收管理創新得以持續發展的關鍵。通過建立學習型組織，一方面加強創新型人才的培養, 增強干部創新意識,提升創新能力。強調終身學習、全員學習和團隊學習。注重將學習行為有效地轉化為創造性行為,而不是簡單的模仿和重復性的工作,使稅務干部對稅收管理及可能影響稅收管理的任何變化保持高度敏感,及時獲知相關知識和信息, 并自覺運用于稅收管理及其創新工作。另一方面,加強創新文化建設，營造良好的管理創新氛圍，激發創新工作熱情，變創新“獨唱”為“合唱”，促進稅收管理創新活動主動、全面、持續的開展。

（四）推進信息化建設，為稅收管理創新提供技術支持

稅收管理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信息的采集、傳輸、處理和應用的過程，信息技術已逐漸成為稅收管理的重要工具，成為稅收管理領域的重要生產力。信息化技術的運用既可以作為一種稅收征管手段，提升稅收征管效率，也可成為一種納稅服務載體，優化納稅服務水平，同時還可以進一步可以有效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稅收管理創新只有依托信息技術自動化、程式化的優勢,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納稅人、征管數據日益增多與稅收管理力量相對不足的矛盾, 進而實現稅收管理創新邊際效用最大、成本最小化,實現稅收管理水平的持續提高。同時，由于信息技術特有的使現有的管理方法和流程朝著更能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的方向發展的特點，因此，一方面，我們要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為稅收管理服務，另一方面，要以信息技術驅動稅收管理創新,引發稅收管理變革, 推動建立與信息技術發展相適應的管理理念、方式、組織模式和業務流程。

第四篇：從基層視角看稅收管理創新

從基層視角看稅收管理創新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稅收事業發展的生命力之所在。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貫徹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這就為我們的稅收管理指明了方向。破解稅收管理難題，以“創新”促管理，充分發揮稅收職能，真正實現“聚財為國，執法為民”宗旨，是當前基層稅務機關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題。筆者就此談談個人的一些粗淺認識和看法。

一、稅收管理創新的內涵

“創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1912 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的。按照他的定義,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在經濟活動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實現生產要素新的組合。在管理學中,創新是管理的一種基本職能,它是指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組合引入管理系統以更有效地實現組織目標的活動。鑒此觀點，我們認為，稅收管理創新則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稅收管理主體根據內外環境的變化,而對自身的職能定位、管理方式、組織結構、運行機制、業務流程、工作方法、技術手段等諸多方面所做出的創造性的調整和變革的過程。它涵蓋稅收征管、涉稅服務、稅務稽查、信息化建設以及內部管理等各個環節，同時包括稅收管理理念創新、稅收管理制度創新和稅收管理手段創新。它應具以下四個構成要素：

（一）稅收管理創新目標。稅收管理創新的目標與稅收中心工作緊密相連，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它以解決稅收工作難題為起點，以管理創新提升稅收征管、納稅服務、稅收執法、行政效能的水平。具體目標體現：一是稅收執法水平進一步提高,形成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的稅收執法機制；二是稅收征管質量進一步提高，確保“應收盡收”的忠實；三是征納稅成本進一步降低，稅收征管效率提升；四是納稅服務進一步優化,納稅人對稅收征管的滿意度和對稅法的遵從度明顯提升。五是內部行政管理進一步強化，行政管理和機關效能建設上新臺階。

（二）稅收管理創新主體。稅收管理創新主體是創新的具體組織者、承擔者和實施者，主要包括稅務干部與稅務機關。稅務干部作為創新個體，是創新的具體參與者與直接體驗者，主要承擔創新的開發、實施、檢驗、反饋、調整等職責。稅務機關作為創新組織，是創新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主要發揮創新的發起、計劃、評價、激勵、推廣等作用。兩者的作用缺一不可，互為補充，共同推進管理創新的順利開展。

（三）稅收管理創新的客體。稅收管理創新的客體即稅收管理，它是創新行為指向的具體對象，是稅務機關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對稅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全過程進行決策、計劃、組織、協調和監督，以保證稅收作用得以發揮的管理活動。具體包括了稅源管理、稅種管理、稅務稽查、納稅服務、稅收信息化建設、廉政建設、干部隊伍建設、內部行政管理等活動。

（四）稅收管理創新的內容。稅收管理創新是對稅收管理理念、體制、機制、制度、手段等方面實施全方位、深層次的改革創新。主要包括管理理念的創新、管理制度的創新、管理手段的創新等。其中，理念創新是指導，制度創新是保障，手段創新是條件。三者互為表里，相輔相成。制度創新與手段創新必須得到創新理念的引領，才不會走彎路，而理念與制度創新必須依賴于創新手段的運用，才能實現與稅收實踐的契合，但同時理念與手段的創新必須得到制度創新的配合和支持,才能更有效地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稅收管理創新的意義

（一）稅收管理創新是完成稅收中心工作的迫切需要

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傳統的稅收管理模式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確保完成稅收中心工作的壓力日益加大。從外部環境看，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的發展，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依法行政理念的不斷深入人心，稅收工作外部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稅收征管形勢越來越復雜。從內部環境看，稅源管理基礎依然薄弱，稅收執法不規范現象仍然存在，納服務內容、手段、方式還需進一步優化和完善，干部隊伍整體素質有待提高，政風行風建設、機關效能建設等尚需進一步加強。這些問題的存在，需要我們從創新體制機制和具體措施辦法入手，推進稅收管理創新，提高稅收管理應對新形勢，把握新特點，分析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能力，確保稅收中心工作任務的全面完成。

（二）稅收管理創新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

近兩年來，我們深刻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給實體經濟沖擊的現實。加上我國經濟生活中尚未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以及長期積累的產業層次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產品附加價值不高等矛盾逐步的顯現，給了我們許多深刻的認識和啟示。在危機背景下，如何充分發揮稅收職能作用，努力提高稅收管理水平，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已成為擺在國稅機關面前的重要課題。面對新的形勢，只有堅持改革創新的原則，以科學的態度學習借鑒先進稅收管理經驗，以改革的精神探索運用稅收破解經濟社會發展難題，以創新的思路建立“服務科學發展、共建和諧稅收”的長效機制，才能實現稅收管理的精益求精和與時俱進。

（三）稅收管理創新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途徑

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和轉變政府職能的方向是努力實現建設法治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和效能政府。稅務機關作為政府職能部門必須順應管理變革與創新的潮流。稅收管理創新要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契機和原則，在崗位設置、審批方式、服務理念、行政執法等方面作出相應的變革。例如，稅務行政審批權改革、稅收執法管理信息系統的應用是對法治政府在管理創新活動中的運用；同城通辦、一窗通辦、“免填單”制度、自動排號系統應用、網上辦稅服務廳等創新活動的實施是服務政府理念指導下的產物；節能降耗管理，無紙化、信息化等活動則是建立效能政府的創新典型；稅收管理員網上述職述廉，“兩權”監督、一案雙查等制度是對建立責任政府理念的回應。

第五篇：從政治文化視角看中國的和平崛起daying

從政治文化視角看中國的和平崛起

“政治文化是指一個國家各階級、民族、社會團體和社會成員，在一定生產方式、一定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歷史和現實環境中形成的有關國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傾向和政治價值趨向的總和。”[1] “和平崛起”是“特指從1978年底中共11屆3中全會開始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通過改革開放，在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的發展中，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及其他所堅持的發展道路。”[2]

近代國際關系歷史表明：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往往使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轉換，利益重新分配，以至于導致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劇變動，引發與原有大國之間的矛盾沖突加劇，甚至引發大戰。大英帝國的建立和維護依靠其數百年的殖民征戰和掠奪，德日的崛起曾引發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被視為高度文明的美國的崛起，同樣揮舞著“大棒”，離不開“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外交作風，在海外頻繁采取政治和軍事干涉，更為世人指責。正是依據歷史經驗，國外一些人士擔心中國崛起必然會挑戰現有國際秩序，這也是“中國威脅論”之所以甚囂塵上的客觀原因。中國政府適時提出“和平發展”新理念，旨在告訴世人，中國崛起的本質之處，是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和平與發展這一歷史趨勢的前提下，在與其他國家實現互利和共贏的基礎上，實現中國綜合國力的全面增長和發展。

從政治文化視角來探討中國外交中的和平崛起戰略之所以非常必要，是因為這樣的分析角度和視野，有助于人們從一個更廣泛的背景上或者更深入的層次上來理解把握國家的對外政策和對外關系。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是國家發展對外關系的主要目的，然而，當今國際語境下某些言論如“中國威脅論”卻混淆視聽。眾所周知，判斷國家利益以及實現和擴大國家利益，深受一國決策者及其國民觀念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在這些觀念因素中，源于該國該民族的歷史、傳統與現實生活的政治文化，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因素。

“從國家層面上看，由于各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比較穩定的政治文化價值體系，并以這些價值體系來指導和規范自己的政治行為。”[3]和平崛起這一戰略的提出，反映了我國的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這一外交政策的制定與我國愛好和平的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反對霸道、實施王道的和平主義”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是中華民族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崇尚和平，追求大同世界既是傳統中國外交思想的深層結構，也是傳統中國外交實踐行動的指南。“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后，馬克思主義政治文化、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和現代先進科學文化相結合的獨具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化成為當代中國的主流政治文化。”[4]“和為貴”、“天下大同”的傳統政治文化是中國外交戰略制定的傳統思想淵源，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和平發展的思想是中國外交戰略的直接思想依據和理論基礎。

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作為價值體系，它影響到人們怎樣看待自己，怎樣看待自己的國家，以及怎樣看待本國與他國的關系。“仁、義”作為中國傳統民族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深深影響著中國對自己和對其他民族、國家的認識、評價。中國傳統政治在理解國與國關系時更強調每個國家有著不同的責任，大國保天下，小國保家園，兩者相互依存。這是一種將大國利益與小國利益視為一體的天下整體觀。譬如，歷史上的中國曾處于東亞朝貢體制的中心，一度是萬國朝拜的對象。然而在國際關系中，中國更多地是強調國家間的友好、大小國家平等的道義原則。對來中國的朝貢者，中國往往回饋以更多的贈禮，從未因其比自己弱小而心生鄙視之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中華民族的崛起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中國的崛起并不是一個新的課題，最近它之所以特別引人關注，是因為中國提出了 “和平崛起”的新道路。中國堅持和平崛起，具有重要的意義和良好的國際反響。“為了實現中國和平崛起，有必要堅持科學發展觀，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保持經濟和社會的協調、全面、持續發展；要處理好與現有國際秩序和大國的關系，為中國崛起創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積極改善與鄰國的雙邊關系，在保證地區安全方面“有所作為”，為中國崛起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還要盡最大的努力爭取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5] 中國的和平崛起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主題，多極化趨勢日趨明顯的國際語境下提出的。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在《文明沖突論》中，講了三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儒家文明）之間不可避免將要到來的摩擦與沖突，甚至有意設計了讓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相互發生碰撞的形態，以此作為對西方決策者控制全球文明沖突的主要決策之一。由此可見，政治文化的差異是引起國家間對立和沖突的深層文化根源。伴隨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我們如何克服這一不利因素，從文化的視角上，對我國外交上倡導的多極化需要詳細的闡釋，與此相關的我國實行多邊外交，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滲透于其中的文化因素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中國人倡導的多極化，并不是一味以反對現存秩序為目標，而是要在認清和平與發展大局的前提下，以負責任的大國的姿態，對現有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加以漸進的改革。”[6]這在實現中，由于文化的差異，也許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諸如“中國威脅論”。如果我們想在反對霸權主義的旗幟下倡導多極化，就不應該簡單將“多極”解釋為一種力量的對峙狀態，而應當將它視為“一種嶄新的追求，一種有別于強權政治時代的追求，一種謀求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多樣性的國際關系格局。總之，“多極化”的實質，是國際關系的多樣化和多元化，而非世界列強之間權力的再分配。”[7]“多極化”戰略的提出，體現了擁有悠久歷史和文明傳統的中國人所具備的政治智慧，反映出改革開放后中國人的前瞻遠囑。中國的和平崛起，不僅不會引起人們的擔憂和成為其他國家的威脅，反而會增強世界的和平力量，令周邊地區和整個世界變得更加繁榮與穩定。這在我國外交成果中，屢次得到證明，歐盟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連續出臺幾個對華長期戰略，表現出了新崛起的東方巨人的看重??東盟近些年來一直渴望與中國就南海行為規范達成共識甚至協議，因為這個以東南亞中小國家為主體的區域性組織非常明白，沒有中國的人可及參與，任何涉及南海的安全措施和集體協定都是沒有意義的。中國的變革與壯大，給中國也給世界帶來了變化。這也是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這個國家書寫人類歷史、貢獻國際發展的基礎。

美著名國際政治學家基·歐漢教授：“所謂多邊主義，指的是多個國家組成的集團內部，通過某些制度安排，協調各國政策的一種實踐。二戰之后，多邊主義在世界政治中逐漸變得重要，它不僅表現為日益增多的多邊會議和議題，也體現在多邊性的國際組織之數量的擴展上。”中國是一個在全球安全領域負有重要責任的大國，它對于本身所處地區的安全和世界格局的穩定有著日趨重要的意義。比如，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和唯一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不支持美國反導系統的合法化，對朝核問題的解決，在這些事件中，中國運用包括多邊外交在內的各種形式，或中介斡旋，或間接協調，或直接干預，與周邊鄰國和世界主要大國進行了溝通合作，消除安全隱患及緩和不利形勢，增強我國在各種國際事務上的發言權和影響力。“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保持謙虛謹慎的外交風格和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

在實施中國“和平崛起”戰略中，中國的經濟外交十分活躍，在亞洲多邊合作中表現得搶眼。一方面，中國積極為東亞地區更緊密的區域合作獻計獻策。另一方面，中國采取切實步驟，強化與東亞國家之間的互利合作。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的發展所帶來的經濟實力的擴大，凸顯了中國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的地位。中國給東亞提供的市場份額已經超過日本。中國在東亞合作中首先起到了穩定大局和凝聚人心的作用。中國的積極參與和推動，正是東亞合作近幾年開展得如火如荼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近幾年的東亞領導人的有關會議上，中國提出了20多項關于加強東亞合作的建議。正是這種互利互惠的合作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合作在朝建立經濟一體化方向發展。中國與東盟的自貿區協議加強落實，溫家寶總理2003年11月初在中國與東盟峰會上說，中國計劃在2005年把中國和東盟的全年雙邊貿易額，從目前的700億美元增加到1000億美元。2003年10月初中日韓三國領導人發表《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溫家寶總理代表中國就今后三國的合作提出四點建議。中國實施的“振興東北”戰略為三國合作提供新的機遇。中日韓三國的攜手，預示著東北亞合作進程即將啟動，將對促進該地區共同發展與共同繁榮產生積極和深遠的影響。[8] 中國的和平崛起正是一種有大國風范的外交表現。在王逸舟先生的《全球政治與中國外交》一書中，對大國風范有如下的定義：首先，“有大國風范的外交，并不簡單等同于現實里的強權政治。” [9]觀之美國的外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它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反面教材，它毫無疑問是一個超級大國，但是它的單邊霸權行為充滿了強權政治的氣息，受到廣泛的批評，在伊拉克問題上表現尤為嚴重。其次，“真正的大國風范是一種內在的規定性，是一種建立在充分的自信心之上的氣度，是一種強有力的內部機制、綜合而超群的國家實力與外部享有廣泛聲望等要素之間互動形成的風格。”[10] 中國與非洲國家共建集體對話機制,減免了 31個非洲國家對華債務 105 億元人民幣，展現出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有責任、有道義的外交風范。[11]對待周邊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同樣給予力所能及的援助。譬如中國免除印度洋海嘯受災國斯里蘭卡全部到期的政府債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反映出一種大同文化，這種政治文化重視全球的共同利益和雙贏結局，注意發掘合作的潛力和抑制麻煩的產生，是一種真正求同存異的哲學。

中國的和平崛起實際上指的是中國崛起的過程將是和平地進行的，或是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的。從政治文化視角分析中，可以發現文化的巨大作用，在中國從地區大國走向世界大國的歷史進程中，文化要素不僅直接關乎中國國家安全利益的整體維護，還直接作用于國家綜合國力的增長和國家利益的海外拓展，關系著崛起的中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為國際社會所接受和認可，所以從政治文化視角上對外交戰略進行分析很有必要。

[1] 詹玲

《構建中國和平崛起過程中的政治文化》

[2] 鄭必堅

2004年博鰲亞洲論壇“中國和平崛起與經濟全球化”圓桌會上的發言，“中國和平崛起與亞太地區的機遇”

[3] 亢升

《政治文化與外交之相關性探析》 [4] 彭春艷

《政治文化差異與中日外交》 [5][8] 源于網上文摘

[6] [7] [9] [10] 王逸舟

《全球政治與中國外交》 世界知識出版社 [11] 黃澤全

中非合作論壇 后續行動成果顯著

人民日報,2003-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