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憲政的視角看基層民主

摘要：基層民主建設是一國憲政建設的基石，我國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基層民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從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憲政理論依據入手，簡要介紹憲政的含義、構成要素、特點及建設憲政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本文接下來分析憲政建設與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之間的關系，具體闡述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對我國憲政建設對于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

憲政制度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是純粹的舶來品，但現今經過四百多年的不斷發展，它已經成為一種惠及全人類的文明遺產。經過對幾百年的政治文明發展的研究和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憲政制度是政治文明發展的高級階段，是人類政治文明從低級到高級不斷演進的重要成果，是一種政治文明的普適性制度。基層民主建設是一國憲政建設的基石，研究它的發展現狀及其在憲政建設層面上的一些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以及能對我國的憲政建設起到一定的啟示作用。在我國加強政治文明建設，進行改革的今天，提倡建設中國特色的憲政制度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憲政的基本理論

憲政，指以憲法為前提，以民主政治為核心，以法治為基石，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或政治過程。作為一種帶有普適性的政治制度，憲政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了其他政治制度無可比擬的進步性和科學性，可以說憲政制度是人類政治文明迄今為止的最高產物

3.民主

憲政與現代的民主政治具有密切的聯系，它以民主政治為核心。憲政史對于人們已經取得的民主事實的制度化與法律化，沒有已經取得的民主事實，就沒有事實上的憲法，憲政就更無從談起。民主政治要求主權在民，國家的權力屬于人民，而政府只是國家權力的行使者，政法要受到權力的所有者----人民的制約，這與憲政的核心理念即保障人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是相通的，但不能簡單的把憲政理解為民主政治，有了民主政治并不等同于就實現了憲政，憲政除了民主政治之外，還需要法治的支撐。

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簡介

基層民主建設是一國憲政建設的基石，具體到我國，基層民主建設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基層群眾性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就是“城鄉基層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據國家法律和黨的政策，按照平等、選舉、公開、監督、多數人決定、法治等原則，按照一定程序，民主選舉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領導人，對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進行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制度、規范和實踐活動，表現為基層群眾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以及對干部的民主監督，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在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由十四大、十六大報告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基層民主的闡述，“基層”的范圍主要是指城市居民委員會、農村村民委員會和公有制企業的工會組織三個領域。十七大報告又將民間社會組織加入到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范圍。因此，我國的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就應是村委會、居委會和民間社會組織，因為民間社會組織的建設剛剛起步，而憲法明確規定的主要的形式是居委會和村委會，因此本文著重研究的也是這兩種組織形式。

三、憲政與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關系

（一）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憲政精神的集中體現

1.憲政的民主精神與基層群眾自治的關系

民主政治是構成憲政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同時也是憲政制度的核心。“民主與人權是憲政秩序產生的驅動力，是憲政秩序的根本所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憲政》指出“憲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英國、法國、美國或蘇聯，都是革命成功了有了民主事實后，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雖然憲政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主政治，毛澤東的說法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但也說明了民主政治對于憲政建設的重要性。

民主的實現形式包括兩種：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根據以往西方國家的憲政建設經驗來看，似乎間接民主的民主代議制與憲政的聯系更加緊密，大多數的憲政國家都選擇的民主代議制作為政權組織形式。

我國應實行高層民主與基層民主相結合的方式來實現民主，建國以來，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得到了國家的高度重視，各種建設已經比較完備，但對于基層民主的關注遠遠不足，造成一些地方的群眾參政議政的積極性不高，不能真切的跟受到自己的民主權利得到實現。

2.憲政的限制政府權力精神與基層群眾自治的關系

憲政產生的本意就是防止由公民選舉產生的政府反過來侵犯公民的權利，而通過制定憲法來限制政府的權力，簡言之就是建立有限政府。憲政主義限制政府的權力的具體做法是：權力制衡以及違憲審查等，而另外一種不可忽視的方法就是權力社會化。權力制衡是通過國家內部各個機關之間的權力分配達到相互制約，以防止權力一家獨大。而權力社會化是通過社會權力對國家權力進行制約。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基于國家主權范圍內的一種社會治理的方式，它是對于我國國家權力的一種補充，并沒有削弱國家權力而且對政府權力進行了制約，它必須具有合法性才能行使以上的功能。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權力來自于選舉它的基層群眾，它負責的對象也是基層群眾，政府對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工作只能進行支持，幫助或指導，而不能干涉其內部工作的進行，這就在法律上防止了政府權力的無限擴張。因此說，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體現了憲政的限權精神。

3.憲政的自由精神與基層群眾自治的關系

自由是人類一直以來不懈追求的東西，是人類對自己的終極向往，但它又是極度脆弱的，個人的自由是不可能完全實現，而過度的自由更是會造成混亂，反而無法實現自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憲政的終極目標就在于保護權利和自由。憲政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產物。自由主義倡導個人主義，提倡個人的自由高于一切，個人自主決定個人是否參與各種政治經濟活動，并認為個人的性質決定集體的性質。

自由主義理論是社會自治理論提供了一些基礎的原則，包括自由與平等、公平與正義等，這些理論也是我們建設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同時，我們對自由主義理論的觀點不能一概而不加分辨的用于指導我國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以防止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個人主義影響。

四、在憲政建設的大環境下完善我國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我國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實施現狀中的存在著種種問題，這些問題已經嚴重到了影響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否能夠繼續實行下去的地步，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加快我國的憲政建設，從建設市民社會入手，從宏觀的角度在制度上和具體實施問題上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用憲政的自由民主限權精神使其煥發新的活力。

（一）、對于居民委員會法律制度建設的建議

總體來看，我國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在城市的建設要好于農村，《居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于1990年，還要早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條文規定更加簡陋只有短短的23條，大都是總括性的規定，但個地方人大大都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制定了具體的實施辦法，同時各個地方的居委會也創造出了不少的實施方法，總體的實施情況不錯。

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在城市也或多或少的存在與農村相同的問題，即法律的可操作性差，行政化趨勢嚴重，《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也已無法適應越來越復雜的社會關系，因此同樣需要制定新的法律來同意規定居委會的地位于職責，居委會產生的具體方式方法，明確其獨立性，使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在城市取得更大的進展。

（二）、轉變政府職能

要改變當前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行政化傾向嚴重的現狀，光有制度上的規定是不夠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順暢運行需要各個方面的共同作用，需要在憲政建設的大環境下逐漸理順個方面的關系，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需要政府轉變其職能。

轉變政府職能，首先要從思想觀念上入手，需要政府改變那種把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看做自己的下屬機關的觀念，要從思想上承認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合法的自治地位，改變自己以前那種搞搞在上的態度明確自己與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關系式知道與協助的關系而不是上級與下級的關系，不再把不屬于基層群眾行自治組織之策的工作強行分派給它們去做，不高不實際的檢查評選。要想改變政府機關一直以來的傳統觀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要在建設憲政的過程中，對廣大干部職工多加宣傳教育，使他們盡快轉變思想觀念，理順自己與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之間的權利與之策，以配合我國依法治國綱領的實施。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理當理論界討論的比較熱烈的問題，本文的意圖是應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放在我國憲政建設的大環境中去考慮，利用憲政的民主自由限制政府權利精神去指引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我國的憲政建設途徑應是從基層入手的漸進式發展模式，因此加強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建設就成為我國實現憲政的突破點，如何解決目前存在的各種問題，對于我國的憲政發展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周葉中.先發[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3]漢密爾頓、麥迪遜等.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北京：上午印書館，1980.[4]路易斯·亨金.憲政·民主·對外事務[M].北京：三聯書店，1996.[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16卷.[6]林尚立.當代中國政治形態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7]王叔文.市場經濟與憲政建設[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8]馬作武.清末法制變革思潮[M].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7.[9]周葉中.憲法至上：中國法制之路的靈魂[J].法學評論，1995,6.[10]路易斯·亨金、阿爾伯特·J·羅森塔爾.憲政與權力[M].傷害，三聯書店

第二篇：從基層視角看稅收管理創新

從基層視角看稅收管理創新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稅收事業發展的生命力之所在。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貫徹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這就為我們的稅收管理指明了方向。破解稅收管理難題，以“創新”促管理，充分發揮稅收職能，真正實現“聚財為國，執法為民”宗旨，是當前基層稅務機關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題。筆者就此談談個人的一些粗淺認識和看法。

一、稅收管理創新的內涵

“創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191

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的。按照他的定義,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在經濟活動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實現生產要素新的組合。在管理學中,創新是管理的一種基本職能,它是指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組合引入管理系統以更有效地實現組織目標的活動。鑒此觀點，我們認為，稅收管理創新則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稅收管理主體根據內外環境的變化,而對自身的職能定位、管理方式、組織結構、運行機制、業務流程、工作方法、技術手段等諸多方面所做出的創造性的調整和變革的過程。它涵蓋稅收征管、涉稅服務、稅務稽查、信息化建設以及內部管理等各個環節，同時包括稅收管理理念創新、稅收管理制度創新和稅收管理手段創新。它應具以下四個構成要素：

（一）稅收管理創新目標。稅收管理創新的目標與稅收中心工作緊密相連，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它以解決稅收工作難題為起點，以管理創新提升稅收征管、納稅服務、稅收執法、行政效能的水平。具體目標體現：一是稅收執法水平進一步提高,形成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的稅收執法機制；二是稅收征管質量進一步提高，確保“應收盡收”的忠實；三是征納稅成本進一步降低，稅收征管效率提升；四是納稅服務進一步優化,納稅人對稅收征管的滿意度和對稅法的遵從度明顯提升。五是內部行政管理進一步強化，行政管理和機關效能建設上新臺階。

（二）稅收管理創新主體。稅收管理創新主體是創新的具體組織者、承擔者和實施者，主要包括稅務干部與稅務機關。稅務干部作為創新個體，是創新的具體參與者與直接體驗者，主要承擔創新的開發、實施、檢驗、反饋、調整等職責。稅務機關作為創新組織，是創新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主要發揮創新的發起、計劃、評價、激勵、推廣等作用。兩者的作用缺一不可，互為補充，共同推進管理創新的順利開展。

（三）稅收管理創新的客體。稅收管理創新的客體即稅收管理，它是創新行為指向的具體對象，是稅務機關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對稅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全過程進行決策、計劃、組織、協調和監督，以保證稅收作用得以發揮的管理活動。具體包括了稅源管理、稅種管理、稅務稽查、納稅服務、稅收信息化建設、廉政建設、干部隊伍建設、內部行政管理等活動。

（四）稅收管理創新的內容。稅收管理創新是對稅收管理理念、體制、機制、制度、手段等方面實施全方位、深層次的改革創新。主要包括管理理念的創新、管理制度的創新、管理手段的創新等。其中，理念創新是指導，制度創新是保障，手段創新是條件。三者互為表里，相輔相成。制度創新與手段創新必須得到創新理念的引領，才不會走彎路，而理念與制度創新必須依賴于創新手段的運用，才能實現與稅收實踐的契合，但同時理念與手段的創新必須得到制度創新的配合和支持,才能更有效地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稅收管理創新的意義

（一）稅收管理創新是完成稅收中心工作的迫切需要

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傳統的稅收管理模式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確保完成稅收中心工作的壓力日益加大。從外部環境看，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的發展，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依法行政理念的不斷深入人心，稅收工作外部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稅收征管形勢越來越復雜。從內部環境看，稅源管理基礎依然薄弱，稅收執法不規范現象仍然存在，納服務內容、手段、方式還需進一步優化和完善，干部隊伍整體素質有待提高，政風行風建設、機關效能建設等尚需進一步加強。這些問題的存在，需要我們從創新體制機制和具體措施辦法入手，推進稅收管理創新，提高稅收管理應對新形勢，把握新特點，分析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能力，確保稅收中心工作任務的全面完成。

（二）稅收管理創新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

近兩年來，我們深刻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給實體經濟沖擊的現實。加上我國經濟生活中尚未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以及長期積累的產業層次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產品附加價值不高等矛盾逐步的顯現，給了我們許多深刻的認識和啟示。在危機背景下，如何充分發揮稅收職能作用，努力提高稅收管理水平，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已成為擺在國稅機關面前的重要課題。面對新的形勢，只有堅持改革創新的原則，以科學的態度學習借鑒先進稅收管理經驗，以改革的精神探索運用稅收破解經濟社會發展難題，以創新的思路建立“服務科學發展、共建和諧稅收”的長效機制，才能實現稅收管理的精益求精和與時俱進。

（三）稅收管理創新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途徑

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和轉變政府職能的方向是努力實現建設法治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和效能政府。稅務機關作為政府職能部門必須順應管理變革與創新的潮流。稅收管理創新要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契機和原則，在崗位設置、審批方式、服務理念、行政執法等方面作出相應的變革。例如，稅務行政審批權改革、稅收執法管理信息系統的應用是對法治政府在管理創新活動中的運用；同城通辦、一窗通辦、“免填單”制度、自動排號系統應用、網上辦稅服務廳等創新活動的實施是服務政府理念指導下的產物；節能降耗管理，無紙化、信息化等活動則是建立效能政府的創新典型；稅收管理員網上述職述廉，“兩權”監督、一案雙查等制度是對建立責任政府理念的回應。

三、稅收管理創新的原則

稅收管理創新不同于企業創新、技術創新，科學評價和把握稅收管理創新，在開展稅收管理創新應該遵守以下基本原則。

（一）突出實踐性

創新本身不是目的，它必須來自于實踐，也用之于實踐。稅收管理創新活動的發起、實施及效果評估都必須與各項稅收中心工作緊密結合，以解決工作實際問題為出發點，以提升稅收工作能力和水平為已任。它既是對稅收實踐經驗的總結與歸納，也是對實踐經驗的運用與演繹。堅持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堅決反對創新的“文字化”“絕對化”傾向。切忌“只要新的就是好的”、“做的好不如說的好”的觀點，人為割裂管理創新與工作實踐的聯系；切忌不顧創新對現實條件的適應性和實效性而盲目地追新求異。大量的創新工作異化為概念的炒作，必將導致創新的“形式化”和低效率。

（二）堅持持續性

管理創新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推進管理創新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切不可“畢其功于一役”。要把管理創新作為一項長期、持續的重要工作來抓，堅持與時俱進、堅持科學發展觀,走持續創新、持續發展之路，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做到居安思危，居危思進。堅持創新的持續性就必須反對創新的“功利化”和“短期化”。在評價機制的過度激勵下，管理創新目標易被扭曲，管理創新很容易帶上功利的色彩。為了追求創新短期效果、樹立創新典型，忽視創新的長期規劃，脫離工作實際，依靠行政權力的強力推動，雖經包裝后形象突出,光鮮照人，但卻經不起實踐與推敲，會很快被廢棄，管理創新則變成“勞民傷財”。

（三）倡導主動性

創新不是被動地適應，而是主動的調整。稅收管理創新不應成為工作危機下的被迫反應和上級命令下的被動應付，而是在主觀能動性的支配下，主動地學習、主動地借鑒、主動地創造。創新的主動性包括自發創新與自覺創新。自發創新是稅務機關在內外部環境條件變化后,主動實施一系列自發性的調整。自覺創新指稅務機關根據稅收管理的客觀要求和規律,有計劃地組織稅收管理創新活動，主動地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堅持創新的主動性就必須克服追求穩定和規避風險的傾向。作為管理創新主體，稅務機關出于降低風險和減少創新成本的考慮，不是積極主動推進管理創新，而往往會選擇“搭便車”、“坐、等、看”，使得稅收管理創新成為被動應付上級考核的臨時性、間斷性、次要性的工作任務。

（四）強化規范性

創新不是胡亂作為，而是一種規范化的運作。稅收管理創新必須在現有制度空間內實施，受一定規范約束，成果也必須以規范性形式固定下來。首先，稅收管理創新活動必須以稅收管理規范為前提,必須在稅收法律法規、稅收一般原則和規律的框架之內進行。無論是體制、機制變革，還是制度、手段完善，都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原則性規定，必須合理控制創新活動風險；其次，創新活動應形成一套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的運行機制，規范創新程序步驟，明確創新主體的權、責、利，確保創新活動的發起、開發、組織、實施、反饋、評價、激勵等環節的落實有力、推進有序;最后，創新的成果必須以規范性的形式固定下來，形成制度性的規定，以鞏固創新成果。這樣既又有利于成果的推廣宣傳，又可成為下一次創新的起點。

四、稅收管理創新的途徑

管理需要創新，創新同樣也需要管理。提升基層稅務機關的管理創新能力，必須加強和改善對創新活動的管理。

（一）建立獎償制度，為稅收管理創新提供動力支持

上級認同和支持是稅收管理創新的主要合法性來源。管理創新活動在資源分配、人事任免、績效評價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約于這一認同和支持。因此，必須完善制度建設，增強激勵，為稅收管理創新提供動力支持。首先應建立創新風險控制制度。通過制度的運行，合理控制創新風險，營造一個允許失敗的寬松環境,免除創新的后顧之憂；其次應建立創新成本補償（資源分配）制度。目前基層機關的人力、物力與事業發展之間矛盾比較突出，而管理創新需耗費人力與物力。因此，需要對管理創新活動給予適當的補償；最后應建立創新激勵制度。建立客觀公正的創新評價體系，讓確有成效、具有可持續的稅收管理創新經驗得到肯定,成為創新獎勵的依據。完善創新人才評價、配置和激勵機制, 使創新型人才的創新得到鼓勵、創新才能得以發揮、創新目的得以實現。

（二）拓展創新視野，為稅收管理創新提供智力支持

實現稅收管理創新持續發展,僅僅依靠稅務系統的內部力量是遠不夠的。稅務機關應構建合作開放的稅收管理創新模式，擴大創新活動的參與度，集中民眾智慧,吸收不同領域知識和有效的信息,以提升管理創新能力。具體講,一是要廣泛吸收納稅人參與稅收管理創新。通過受理納稅咨詢、企業走訪等多種途徑，充分了解納稅人涉稅需求和困難，及時發現我們稅收工作存在的不足，使稅務機關的管理創新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二是要加強與政府各部門配合。主動尋求政府其他部門對稅收管理創新的支持和建議,特別是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其他政府部門管理創新的好的做法。三是要加強與社會中介機構的合作。通過專家咨詢培訓、企業服務等形式, 充分利用外部人才和技術,借用社會力量為稅收管理創新提供新技術和新方法。

三）建立學習型組織，為稅收管理創新提供人力支持

創新歸根到底是人的“創造性”行為，稅收管理創新需要稅務干部擁有豐富稅收知識、具有較強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建立學習型組織的目的就在于提升稅務干部創新素質，挖掘培養創新型人才,這是稅收管理創新得以持續發展的關鍵。通過建立學習型組織，一方面加強創新型人才的培養, 增強干部創新意識,提升創新能力。強調終身學習、全員學習和團隊學習。注重將學習行為有效地轉化為創造性行為,而不是簡單的模仿和重復性的工作,使稅務干部對稅收管理及可能影響稅收管理的任何變化保持高度敏感,及時獲知相關知識和信息, 并自覺運用于稅收管理及其創新工作。另一方面,加強創新文化建設，營造良好的管理創新氛圍，激發創新工作熱情，變創新“獨唱”為“合唱”，促進稅收管理創新活動主動、全面、持續的開展。

（四）推進信息化建設，為稅收管理創新提供技術支持

稅收管理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信息的采集、傳輸、處理和應用的過程，信息技術已逐漸成為稅收管理的重要工具，成為稅收管理領域的重要生產力。信息化技術的運用既可以作為一種稅收征管手段，提升稅收征管效率，也可成為一種納稅服務載體，優化納稅服務水平，同時還可以進一步可以有效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稅收管理創新只有依托信息技術自動化、程式化的優勢,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納稅人、征管數據日益增多與稅收管理力量相對不足的矛盾, 進而實現稅收管理創新邊際效用最大、成本最小化,實現稅收管理水平的持續提高。同時，由于信息技術特有的使現有的管理方法和流程朝著更能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的方向發展的特點，因此，一方面，我們要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為稅收管理服務，另一方面，要以信息技術驅動稅收管理創新,引發稅收管理變革, 推動建立與信息技術發展相適應的管理理念、方式、組織模式和業務流程。

第三篇：從基層視角看稅收管理創新

從基層視角看稅收管理創新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稅收事業發展的生命力之所在。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貫徹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這就為我們的稅收管理指明了方向。破解稅收管理難題，以“創新”促管理，充分發揮稅收職能，真正實現“聚財為國，執法為民”宗旨，是當前基層稅務機關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題。筆者就此談談個人的一些粗淺認識和看法。

一、稅收管理創新的內涵

“創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1912 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的。按照他的定義,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在經濟活動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實現生產要素新的組合。在管理學中,創新是管理的一種基本職能,它是指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組合引入管理系統以更有效地實現組織目標的活動。鑒此觀點，我們認為，稅收管理創新則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稅收管理主體根據內外環境的變化,而對自身的職能定位、管理方式、組織結構、運行機制、業務流程、工作方法、技術手段等諸多方面所做出的創造性的調整和變革的過程。它涵蓋稅收征管、涉稅服務、稅務稽查、信息化建設以及內部管理等各個環節，同時包括稅收管理理念創新、稅收管理制度創新和稅收管理手段創新。它應具以下四個構成要素：

（一）稅收管理創新目標。稅收管理創新的目標與稅收中心工作緊密相連，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它以解決稅收工作難題為起點，以管理創新提升稅收征管、納稅服務、稅收執法、行政效能的水平。具體目標體現：一是稅收執法水平進一步提高,形成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的稅收執法機制；二是稅收征管質量進一步提高，確保“應收盡收”的忠實；三是征納稅成本進一步降低，稅收征管效率提升；四是納稅服務進一步優化,納稅人對稅收征管的滿意度和對稅法的遵從度明顯提升。五是內部行政管理進一步強化，行政管理和機關效能建設上新臺階。

（二）稅收管理創新主體。稅收管理創新主體是創新的具體組織者、承擔者和實施者，主要包括稅務干部與稅務機關。稅務干部作為創新個體，是創新的具體參與者與直接體驗者，主要承擔創新的開發、實施、檢驗、反饋、調整等職責。稅務機關作為創新組織，是創新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主要發揮創新的發起、計劃、評價、激勵、推廣等作用。兩者的作用缺一不可，互為補充，共同推進管理創新的順利開展。

（三）稅收管理創新的客體。稅收管理創新的客體即稅收管理，它是創新行為指向的具體對象，是稅務機關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對稅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全過程進行決策、計劃、組織、協調和監督，以保證稅收作用得以發揮的管理活動。具體包括了稅源管理、稅種管理、稅務稽查、納稅服務、稅收信息化建設、廉政建設、干部隊伍建設、內部行政管理等活動。

（四）稅收管理創新的內容。稅收管理創新是對稅收管理理念、體制、機制、制度、手段等方面實施全方位、深層次的改革創新。主要包括管理理念的創新、管理制度的創新、管理手段的創新等。其中，理念創新是指導，制度創新是保障，手段創新是條件。三者互為表里，相輔相成。制度創新與手段創新必須得到創新理念的引領，才不會走彎路，而理念與制度創新必須依賴于創新手段的運用，才能實現與稅收實踐的契合，但同時理念與手段的創新必須得到制度創新的配合和支持,才能更有效地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稅收管理創新的意義

（一）稅收管理創新是完成稅收中心工作的迫切需要

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傳統的稅收管理模式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確保完成稅收中心工作的壓力日益加大。從外部環境看，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的發展，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依法行政理念的不斷深入人心，稅收工作外部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稅收征管形勢越來越復雜。從內部環境看，稅源管理基礎依然薄弱，稅收執法不規范現象仍然存在，納服務內容、手段、方式還需進一步優化和完善，干部隊伍整體素質有待提高，政風行風建設、機關效能建設等尚需進一步加強。這些問題的存在，需要我們從創新體制機制和具體措施辦法入手，推進稅收管理創新，提高稅收管理應對新形勢，把握新特點，分析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能力，確保稅收中心工作任務的全面完成。

（二）稅收管理創新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

近兩年來，我們深刻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給實體經濟沖擊的現實。加上我國經濟生活中尚未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以及長期積累的產業層次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產品附加價值不高等矛盾逐步的顯現，給了我們許多深刻的認識和啟示。在危機背景下，如何充分發揮稅收職能作用，努力提高稅收管理水平，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已成為擺在國稅機關面前的重要課題。面對新的形勢，只有堅持改革創新的原則，以科學的態度學習借鑒先進稅收管理經驗，以改革的精神探索運用稅收破解經濟社會發展難題，以創新的思路建立“服務科學發展、共建和諧稅收”的長效機制，才能實現稅收管理的精益求精和與時俱進。

（三）稅收管理創新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途徑

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和轉變政府職能的方向是努力實現建設法治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和效能政府。稅務機關作為政府職能部門必須順應管理變革與創新的潮流。稅收管理創新要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契機和原則，在崗位設置、審批方式、服務理念、行政執法等方面作出相應的變革。例如，稅務行政審批權改革、稅收執法管理信息系統的應用是對法治政府在管理創新活動中的運用；同城通辦、一窗通辦、“免填單”制度、自動排號系統應用、網上辦稅服務廳等創新活動的實施是服務政府理念指導下的產物；節能降耗管理，無紙化、信息化等活動則是建立效能政府的創新典型；稅收管理員網上述職述廉，“兩權”監督、一案雙查等制度是對建立責任政府理念的回應。

第四篇：從民主執政視角看政治協商的意義

2013年全國社會主義學院系統理論研討會

暨中國政黨制度研究中心第11屆年會征文

從民主執政視角看政治協商的意義

崔玨

（廣州市社會主義學院，廣東 廣州）

摘要：政治協商作為國家政治層面的協商民主，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政治協商是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進行政治參與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共執政民主性的重要體現，是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的必要環節。對于一個長期執政的發展中大國的領導黨，政治協商更有助于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對提高中共的執政能力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政治協商中國共產黨民主執政

雖然中西方都有協商民主理論，但中國現實政治中協商民主的發展具有內源性。政治協商作為國家政治層面的協商民主，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在當時還不具備進行全民普選，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情況下，各方達成共識，由政協制定共同綱領，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承擔創建新中國的使命。協商產生的民主聯合政府，獲得了全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可以說，這是在政治協商的基礎上締造政治合法性。經過60多年發展，政治協商從內容到形式不斷豐富和完善，是我國基本政治制度——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內容，是國家政治層面的協商民主，發揮著協調政治關系、優化決策方案、擴大政治參與、鞏固統一戰線的功能。

政治協商的主體包括中共、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對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來說，政治協商是他們進行政治參與的重要途徑，而對處于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政治協商是將民主原則和民主程序貫穿于執政過程的一種形式，對于實現民主執政具有積極意義。

一、政治協商是中共執政民主性的重要體現

新中國成立后，走上執政地位的中共一直將民主貫穿在其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中，強調 1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① 政治協商是民主精神的集中體現，也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周恩來在新政協會議籌備過程中強調：“新民主主義議事的特點之一，就是會前經過多方協商和醞釀，使大家都對要討論決定的東西事先有個認識和了解，然后再拿到會上去討論決定，達成共同的協議。”② 凡是重大議案提出，事先都經過各方協商、討論是新中國一系列重大問題順利取得共識的重要原因。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毛澤東曾在多個場合指出，我們的政府“是跟工人、農民、資本家、民主黨派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③ 當時的雙周座談會、協商座談會、最高國務會議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協商形式。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社會的橫向結構為基礎，政治協商制度以廣泛的界別代表為特征，使新中國的政權建立在堅實的社會基礎和廣泛的民意基礎之上。

今天，中共“已經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一個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一個在受到外部封鎖的狀態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在全面改革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④ 作為一個超大社會、超大國家的執政黨，能否始終代表最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是對其執政能力的考驗。只有在執政過程中切實代表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執政黨才會獲得廣泛支持和擁護。因此，執政黨應更多地創造和搭建民眾政治參與的制度平臺，建立暢通的利益表達渠道，充分了解各個政黨、階層、群體的利益訴求，進行有效社會整合。政治協商契合了民眾政治參與的需求，也是中共民主執政的內涵之一。

目前，我國政治協商有兩種主要形式：一是中共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通過民主協商會、談心會、座談會等形式，就國家大政方針、國家事務管理等方面的問題進行協商；二是中共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通過政協各種會議、專題調研報告、政協委員提案等，就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進行協商。政治協商首先在執政黨和參政黨之間建立了制度化的溝通對話機制，形成了一種嶄新的黨際關系模式，為一黨執政注入了民主元素。此外，通過政治協商，中共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人士就國家和地方的重大事務展開充分討論，出謀獻策，既適度滿足了發揚民主、擴大參與的需要，也有助于減少社會分化、增進社會共識，使黨的方針政策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可見，政治協商是執政黨發揚民主、有效整合社會政治資源的良好平臺。自2009年開始，全國各地陸續出臺《政治協商規程》，推動了政治協商的落實和程序化。十八大召開前夕，廣州市對試行3年的《政治協商規程》作了修訂，細化了兩種政治協商的程序，尤其是協商成果辦理與反饋的程序，并在民主黨派的建議下增設“重大事項決策

協商信息公開制度”、“政治協商督辦落實聯席會議制度”，目標就是推動政治協商成為一種可操作的民主和有效的民主機制。

在實踐中，每逢重大方針政策、發展規劃出臺前，中共領導人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代表人士協商座談已成為常態。每年年初召開的“兩會”，更成為國內外矚目和廣大民眾寄予厚望的民主盛會。會議期間代表委員們反映社情民意，廣泛討論國計民生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各級領導聽政于民，問計于民，集中體現了我國兩項基本政治制度依托“兩會”形成的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體現出執政黨組織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保證人民通過法定程序參與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的民主執政方式。

二、政治協商是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的必要環節

一般來說，執政黨組織政府后，其主要活動就是提出政策主張，以實現黨的基本目標。執政黨的決策不同于一般政黨的決策，它必須整合社會各方面的利益，盡可能均衡地體現社會各階層、群體的愿望和要求。美國政治學者阿爾蒙德曾指出，只有在政治體系吸納較多的輸入資源（參與、支持、認同等）之后，輸出的政治產品（政策）才具有較廣泛的整合性。也就是說，政治參與和決策優化之間有著很大的關聯性。

在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當中，中國共產黨既是執政黨，也是領導核心，“由于黨處在國家權力系統的最高層級，這種最高的決策權、領導權、指揮權、否決權的運用，必然形成對行政、立法、司法等機關的支配。”⑤ 因此，它在國家決策體制中處于核心地位，是我國政府決策過程中最重要的決策主體，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和監控中起著主導作用。黨對國家事務實行政治領導的主要方式是：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變成國家意志。黨制定出具有綜合指導性和根本性的總政策，掌握國家和社會生活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外形勢呈現多變性特點，經濟社會生活呈現多元性特點，利益關系呈現多樣性特點，公共問題的復雜性需要我們黨把決策建立在民主化的基礎上，以確保決策的科學性。推進決策的民主化，要在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上取得新的進展，民主參與在政治決策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視。早在1986年黨和政府就明確地將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并提出了兩條措施：一是建立包括咨詢系統、評價系統、監督系統和反饋系統的較完善的決策支持體系；另一條就是加強以政協為中心的民主協商制度。近年一些地方領導提出要把政協建設成為改革創新的智庫，就是要充分發揮政協代表性廣泛、智力密集的優勢以及協商議事的民主氛圍，為執政黨和政府科學決策發揮咨詢和參謀作用。

中共中央在2005、2006年先后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和《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都明確指出，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就重大問題在決策前和決策執行中進行協商，就能避免協商活動成為先有意向，后通過協商這一形式賦予其民意基礎的形式主義的參與方式，使政治協商更有成效。中共十七大報告進一步強調政治協商是中共實行科學決民主決策的重要環節，是中共提高民主執政能力的重要途徑。

政治協商有助于優化政策輸入模式。政策始于問題，之所以需要某項特定的公共政策，就是因為需要解決某種特定的實際問題。如何認識社會問題，如何篩選問題，誰參與篩選問題，不同的方式將導致政策方案的大相徑庭。我國政策系統主要屬于內部輸入模式，利益要求不是由政策系統外部的社會利益群體輸入到系統中去，而是主要由執政黨和政府主動進行利益要求的認證和利益綜合的輸入，政策問題的確認和解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黨和政府對問題的重視程度。在我國政策問題構建環節上公眾議程尚未有效建立的情況下，各民主黨派、各界代表人士通過政治協商平臺，善于認識問題，適時提出問題，對突破傳統政策輸入模式，推動政策的發展和完善有重要價值。

其次，政治協商有助于優化決策方案。政治協商的各種制度安排使民主黨派成員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廣泛參與政策過程，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提高了政策過程的開放程度。在政治協商活動中，各民主黨派都十分重視發揮集體智慧，對協商議題反復討論，集思廣益，力求在協商中提出能代表黨派聲音又切實可行的政策意見。，從近年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情況看，各民主黨派更注重以專業性研究成果支撐參政議政，使政策建議成為有價值的決策參考。因此，政治協商對于優化決策方案，提高執政黨決策的科學化水平的作用日益凸顯。

三、政治協商有助于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

一個政黨成為了執政黨，就意味著掌握了公共權力。執政黨與公共權力的關系大體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政黨與公共權力之間的界限，或者說政黨對公共權力施加影響的邊界；二是政黨運用公共權力的能力；三是公共權力對執政黨的腐蝕和影響。這三方面都是衡量一個政黨執政方式和執政水平的重要尺度。⑥ 雖然民主被普遍理解為“人民的統治”，現代社會民主發展亦重視擴大參與，在現實政治中，民主政治的關鍵不在于也不可能是多數人直接掌握和行使公共權力，而是要確保掌握公共權力的少數人，受到社會監督，不濫用權力。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在實踐中我們看到，不少執政多年的大黨老黨，因腐敗現象泛濫而招致人亡政息。盡管從客觀上看，一黨處于絕對優勢地位時，對執政黨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很大程度上要靠執政黨自身，但建立起來自社會不同方面、不同層次的約束機制依然十分必要，民主執政一方面是擴大參與，另一方面就是制約權力。

“中國的政黨制度，一方面源于各社會政治力量聯合對政治協商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面源于中國共產黨一黨領導和執政對民主監督的內在要求。”⑦ 在我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處理黨際關系的基本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互相監督是合作共存的價值和意義所在。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實行的互相監督，由于中共是長期執政的大黨，是多黨合作中的領導黨，因此更加強調民主黨派對中共的監督。這種監督是屬于從權利出發、以批評、建議方式進行的監督。同時又是以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為依托，以國家政府系統為活動平臺的有組織的體制內活動，影響力自然不能等同于其他社會監督，是在與執政黨通力合作的基礎上，在參政的獨特空間內對執政黨和政府進行的高層次的政治監督。

人們通常認為權力制約應該是不同政治力量或權力勢均力敵，旗鼓相當，才能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中共是執政黨，民主黨派是參政黨，目前中共擁有8200多萬黨員，8個民主黨派總共只有近90萬成員，其政治地位、組織規模以及擁有的資源都不對稱，監督和制約自然無從談起。但我們看到，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中的民主監督作為非對稱性權力制衡，對執政黨的權力運作仍具有監督和制約功能，具體表現在：通過政治協商、參政議政等途徑，對憲法和法律法規的實施情況、國家方針政策的貫徹情況、各級領導干部遵紀守法的情況進行反饋，為國家權力監督體系提供信息，推動問題的解決；對公共決策和決策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失誤，對各項方針政策貫徹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對違法亂紀、貪污腐敗的行為，實事求是地提出意見和批評，引起執政黨和政府的重視并予以解決。政治協商所蘊含的民主監督是否有效力，關鍵在于監督的機制和程序是否健全和完善，監督的主體是否具備足夠的政治能力和水平。

中共從成為執政黨開始，就強調黨的權力來自人民，權力只有置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有效監督之下，它的運行才能保持應有的公正性。加強對公共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任務，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根本要求。我國目前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大的權力監督、中共的黨內監督、政府的行政監督、司法檢察機構的法律監督、審計和統計部門的專業監督、媒體網絡的輿論監督、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的民主監督、社會層面的群眾監督等構成的監督體系，目的就是要確保權力正確行使，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民主監督作為政黨間的一種政治監督，雖然不具有質詢、罷免、彈劾等剛性約束，但它是中共與民主黨派之間為致力于共同目標和事業而展開的黨際互動行為，它所擁有的高層次的政治話

語權具有很強的影響力，是中共民主執政的必要條件和有力保障。

2013年6月

①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27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② 蕭超然主編：《中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專題資料匯編》，第7頁，華文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78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第26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⑤ 李景鵬：《權力政治學》，第223-224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⑥ 王長江、姜躍等：《現代政黨執政方式比較研究》，第54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⑦ 林尚立、肖存良.統一戰線與中國發展[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190.

第五篇：從基層看管理

從基層看管理

管理是指在一定組織中的管理者，運用一定職能和手段來協調他人的勞動，使別人同自己一起高效率地實現組織既定目標的過程。管理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行為。管理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我們無時無刻都在學習，也無時無刻都在運用。只是管理的運用需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也就是運用的時機，運用的行業或地點和運用的人群。就管理而言，最終的目的是希望能達到預期的管理效果，那不如逆向思維，從被管理者的角度看也就是從基層看管理，了解真正的“民意”，以求達到我們的管理目的。

以我之見，從基層看管理，不需要繁瑣的管理程序，也不需要高端的管理技能，只是需要六子箴言即“溝通、鼓勵、公平”。

溝通是為了一個設定的目標，把信息、思想和情感在個人或群體間傳遞，并且達成共同協議的過程。不管是同事關系，還是上下級之間的關系，溝通是最好的關系橋梁。都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說溝通是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唯一標準。

同事之間有了矛盾，大家需要心平氣和的坐下來，談談事件的起因、經過，并且共同商討出一個解決問題的結果。這就是溝通，也是我們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還有就是上下級之間的附屬關系，當上級也就是管理者對下級也就是被管理者做出工作吩咐時，需要考慮被管理者的各類因素，因此需要同被管理者溝通協調工作，以求到達理想的管理效果。與此同時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應經常溝通，一來是隨時可以了解自己團隊的動態變化，二來是隨時可以了解工作、生產的狀況。

鼓勵即激發和勉勵，也指振奮精神，正所謂鼓勵使人進步，打擊使人落后，無論在什么地方，人們都把由衷的夸獎和鼓勵做為心靈的甘泉。

記得微軟公司的一名高層管理者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公司的員工，工作熱情積極度很高，不僅僅是我們為他們提供舒適安逸的工作條件，也不是豐厚的福利和待遇，更重要的是我們經常鼓勵和夸獎我們的員工”。每個人都有虛榮心，當自己得到了同事或者領導的肯定、夸獎和鼓勵時，人的神經會自動產生荷爾蒙，使人心情愉悅，做什么工作都得心應手。所以適當的鼓勵將會使管理和生產更上新的臺階。

公平是指公正、不偏不倚，一般是指所有的參與者（團體或者個人）的各項屬性（人事、財力和物力）得到平均、合理、廣泛的狀態。公平一般是在理想的狀態下實現的，但是正真意義上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即使如此，我們廣大的員工還是希望能得到相對公平的待遇，所以這是我們管理者必需重視的。

管理者在處理問題時應做到合情合理，不能偏袒某一方或是某一個人，讓他們承受應有的責任或享受應有的權利。所謂“公者無私之謂也，平者無偏之謂也”（何啟）。既是這個道理了。

管理的法則無窮無盡，關鍵是在于一顆為他人著想的心。我相信“溝通、鼓勵、公平”這三把利劍將是管理者必需具備的能力，同時也是被管理者的夙愿。當他們三者被融為一體，正真用到工作上的時候，那么一個嶄新的團隊、一個嶄新的企業將以它獨特的姿態展現在人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