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兩岸合作憲政民主示范縣建設

兩岸合作憲政民主示范縣建設

兩岸合作，國共合作，民共合作，如果沒有實質上的合作示范縣設立，就是無休止的爭論和爭吵。沒有憲政民主約束的爭論就是誹謗謾罵，誹謗謾罵在中國已經幾千年了，因為沒有選舉制度，也就沒有裁判，誰也不服誰。只有憲政民主選舉制度，才有政治的文明。要想兩岸合作、國共合作、民共合作在政治上取得突破，就需要設置憲政民主合作示范縣。臺灣要推廣憲政民主，大陸要引進憲政民主。對大陸來說、憲政民主好不好？沒有經歷過，所以需要臺灣人過來給我們建設一個憲政民主示范縣，大陸人親自體驗一下憲政民主，才能夠對憲政民主做出判斷和選擇。

陜西省西安市周至縣，作為兩岸合作、國共合作、民共合作，憲政民主示范縣，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陜西省周至縣，這里有中國最古老的思想家哲學家老子在這里著書立說，寫出文明古今中外的《道德經》，更有推動大中華改革的現代思想家康國剛。康國剛的日記本、研究文稿、策劃方案是官方偷竊、搶竊、騙取的重要思想，珍貴程度可見一斑。然而、這里的官員卻極端的誹謗、謾罵、欺凌現代思想家，表現了封建獨裁專制的極端野蠻、愚昧、愚蠢、落后。陜西省周至縣非常需要引進國民黨、引進民進黨，改造這種野蠻、愚昧、愚蠢的封建獨裁專制的落后。

中國的憲政民主建設最需要從陜西省周至縣開始建設。把陜西省周至縣設立為兩岸合作、國共兩黨合作、民共兩黨合作的憲政民主建設示范縣。讓這里的人民接受憲政民主的鍛煉和磨練，讓老子的思想發源地成為中國接受現代憲政民主政治文明的首選縣，是中國政治文明發展的需要。

一旦進入憲政民主狀態，政治文明才能出現，思想家才能受到應有的尊敬，中國才能進步。

陜西省周至縣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偏僻小縣，對大陸的政治和經濟局面無足輕重，離開北京也比較遠。在陜西省周至縣搞兩岸合作、國共合作、民共合作，不影響北京的局面，憲政民主示范縣建設取得成功，也可以促進北京推進中國各縣憲政民主建設的信心。

直接把周至縣交給臺灣的國民黨或者民進黨托管，讓他們在周至縣推廣他們的憲政民主經驗，周至縣的共產黨接受憲政民主的教育和鍛煉，獲得憲政民主條件下共產黨的運作經驗。也使共產黨獲得憲政民主制度中生存的信心。

真正合作起來，誹謗謾罵就消失了，爭取人民的選票就成了黨員的追求，政治文明必然形成，繼續野蠻、愚蠢、愚昧、落后，就沒有人民選舉。政治進步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就是一種自然的壓力。

憲政民主建設、從陜西省開始，憲政民主建設從周至縣開始。

大中華人民改革總策劃師、和諧建國促進會主席、國共合作促進會主席：康國剛2012年12月7日18:42:16發布

第二篇：中國現狀與民主憲政

令很多人困惑不已的是：就在中國經濟以世界罕見的速率持續增長，許多領域都取得明顯進步的同時，全社會卻彌漫著一種躁動不安，仿佛危機將至的氣氛。有智者出來解惑，說這是由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回避了長期積累的社會深層次矛盾；矛盾沉積，形成潛在危機；于是出現發展與危機并存的奇觀。有人因此恍然大悟，有人卻更加糊涂：既然矛盾重重，怎么還可能快速發展？既已持續發展，怎么較之落后停滯的國家，如印度南美非洲，我們的危機感更加迫切深厚？ 在任何社會制度下，社會與政府都是一對矛盾。社會所滋生的一切矛盾危機，最終的指向都是政府。政府要么解決這些矛盾；要么暫且壓抑，實際上是將矛盾吸附上身，集中起來。當這種矛盾的能量積聚到一定程度，就會集中爆發，與它的載體--政府同歸于盡。不同的社會制度下，矛盾爆發的方式及其對政權的影響是大不一樣的。矛盾之所以構成危機，是因為它有能量。此種矛盾能量大致可分為三類： 1，體質性矛盾產生的能量：如經濟落后，資源貧乏；這都是社會本身體質不濟所形成的弊病，難以遽然改觀。2，結構性矛盾：因為社會的組織秩序制度等等，不適應于變化著的現實，從而滋生的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3，人們在現實中，對各種矛盾的感受情緒和態度，所產生的心理能量精神能量。顯然，前兩種矛盾是第三種能量得以形成的基礎，但前兩種能量最終必須通過第三種能量才能爆發出來，產生作用；第三種能量能夠加強前兩種能量的作用力度。在實行普選制的民主憲政社會，政權與政府是分離的。政府入股的是有限責任政府，政權與政府之間有著明晰的防火隔離墻。社會矛盾的積累爆發，只會促使政府下臺，權力易手；不會根本傷及政權，也不會破壞整個社會制度。同時，定期普選以多數形式表達的民眾自愿選擇的授權方式，給了社會矛盾所積蓄的心理能量一個遵循規范途徑發揮作用的機會。重新投票選擇執政者的過程，就是社會矛盾所積累的心理能量得到發泄釋放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能量的渲泄依然遵循既定的途徑和程序，仍然受到整個社會制度和秩序的約束。因此，它是溫和的，很少破壞性的，一般不會演變成全社會的危機。選舉完畢，心理能量一般也就釋放完全--都是你自己的自愿選擇，有什么好埋怨的？還不滿意的話，下回再來吧--同時，社會成員重新選擇執政者的過程，同樣也是社會就解決體質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的執政方案重新作出選擇，再次達成共識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社會關注的各項問題都會有一個令大多數人最為滿意的方案被選出；各方面都有所著落，社會趨于平靜。社會危機演變成政權危機是傳統非民主社會獨有的頑疾。在傳統社會，政權所入股的是無限責任政府;政府由政權完全授權，擁有不受限制的權力。政權與政府兩位一體，同生共死。同時，社會矛盾所聚集的心理能量沒有根本性的正常渲泄渠道（輿論放開可起一些作用；但也可能起反作用。總之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它的爆發總是在矛盾忍無可忍，制無可制之際。因此，這種爆發必然是激烈的，充滿破壞性的。心理能量所引發的社會危機總爆發，不但能摧毀政府，摧毀政權，往往同時還要摧毀政權所維護所配套的許多現有社會秩序和制度。[!--empirenews.page--]社會組織秩序和制度的建立，一個基本功能就是約束人類本身的破壞力，約束人對其他人的傷害。社會的秩序制度被打破，就相當于分子由固態解放到氣態，必然要釋放出巨大的能量。這種沒有約束的能量當然是破壞性的，社會往往因此陷入動蕩。因此，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替，無一例外都伴隨著天下大亂。而歐美等民主社會，雖然也有政府因丑聞（如水門事件）而下臺等情狀，但其間政權依然穩定，整個社會秩序制度仍在運轉，社會依然平靜。因此，可以說，號稱有著超穩定社會結構的中國傳統社會，其政治結構其實是最缺乏穩定性的。天下大亂后，雖然社會存量遭到重大破壞，社會體質性矛盾更加突出，但是矛盾所積聚的心理能量得到釋放，結構性矛盾被瓦解，社會反而趨于平穩。所謂“大亂之后，必有大治”“久亂易治”，就是這個道理。可見，社會矛盾所聚集的心理能量是誘發危機的主導因素。因此，人心向背歷來就被作為衡量政權危機程度的首要指標。“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傳統社會內，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并非沒有道理。雖然歷代圣賢都有教誡:應付危機，疏勝于堵。但由于制度的缺陷，面對王朝末期日益迫近的危機，從來也沒有人能從圣賢那里找到有效的疏通矛盾之法。因此，政權危機是非民主社會獨有的危機，也是它擺脫不去的最致命的根本性危機。一方面，政權因為應對和壓抑矛盾，吸附了社會長期積累的種種矛盾和危機因素，并通過這種吸附的聚焦作用和壓縮作用，將危機的能量顯著放大，而政權本身在危機爆發時也首當其沖;另一方面，對于民選政府，人民尚能容忍其部分失誤--畢竟是自己親手選出來的;人非圣賢，事有多端，難免有所失誤;實在不行，下次不讓他再上來就是了--對于非民選政府，正確則成為必須，成為政權正當性合理性的必要背書，政權背負著自我證明的巨大責任和壓力。這就是今日中國社會普遍感受到危機在迫近的首要原因。政權危機的爆發，有兩個社會臨界點。第一是社會矛盾的積累，使相當部分人生存條件惡化;活不下去了，于是揭竿而起。這種臨界情況多發生在傳統社會自我封閉時朝，首動者往往是社會低層，如陳勝吳廣是也。第二個臨界點是由于矛盾的積累，社會百病叢生;政府面對巨大的內外危險，無力應對，處置無方;社會普遍對政權喪失信心，不再抱有指望，于是轉而自救，寄希望于政權更替。這種情況多半有外來危機的引發，首動者往往是社會精英，如孫中山毛澤東是也。不同于民主社會普選制下的公民自愿同意公開授權的法定方式，傳統社會的政權取得常常是由武力較量來決定的。但武力的較量，其中可能也包含著人心的向背，也意味著某種變相的民眾授權;因此，不可簡單地一概視之為不正當不合法。問題是這種授權是一次性的，其合理性正當性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矛盾的滋生積累而發生變化。傳統政權形式缺乏一種自動定期地接受人民再次選擇的規范機制;實際上，不管社會危機是如何的迫切深重，政權本身是如何的臃腫腐爛，這種政權一般始終都會堅持自己自我延續的本能。這大概就是政權危機必然以沖突性破壞性形式爆發的關鍵，這也是我們今天的政治改革最終必然要面對的最根本性問題:人物有生死，世事有古今，不管再怎么擴大執政基礎，提高執政能力，政權總會有走到頭的那一天;這正如一個人不管再怎么營養鍛練，總免不了臨終一死;如果不能解決好政權怎么平穩更替的問題，人民就免不了要一次次的遭受危機折騰，社會就走不出治亂因循的怪圈，歷史就不能正常積累起進步。對于今天的中國而言，其它方法都只是治標，此處下藥才是治本。[!--empirenews.page--]如果說，政權危機聚集和加速各種社會危機的爆發是一切傳統人治社會的固有特征，那么幾千年的大國意識，100多年的對外屈辱史，今天被排擠在國際主流秩序之外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的現實，則是我們對外來競爭和壓力極其敏感，危機意識極其強烈的又一根源。這種危機意識滋生出的社會心理能量，如果沒有合適的渲泄渠道，最終會指向現有政權;它可能會推動政權危機加快奔向自己的第二個臨界點。這就是民族主義話語權對于傳統政權總是一件必備工具的奧秘所在。如果說上面兩點(政權危機和外來危機)說明了百年中國的獨有困境，那么今天的中國還應該再加上一條:以改革為旗幟的社會轉型，是一場社會結構利益的大調整。其間社會變化節奏加快，人們本來就面臨心理適應的難題，積累了相當的負面心理情緒;而且，轉型過程中的所得所失，隨著改革的進程而各有不同。當改革進入攻堅期(現在就是)，相當部分人的切身利益可能會暫時受到損害;而歷史和心理的慣性，又會把這種損害所造成的負面心理放大加強。因此，民眾的反應將極其強烈，并聚集起強大的社會心理能量;如果沒有合適的渲泄渠道，這種能量最終也會指向政權，并推動政權危機駛向它的第二個臨界點。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反腐懲貪，也是傳統政府的一大必備工具。如果在社會轉型期間，有部分人連基本生存權利都難以得到保障，社會矛盾所積累的心理能量就有可能聚集起來，將政權危機推向它的第一個臨界點。此時，政府將不得不優先考慮社會最底層的生活保障問題，社會保障體制的構建也就成為必須，此時即使可能因此而拖累改革和發展，政府也在所不惜。因此，說危機是改革的副產品，“不改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并非完全沒有道理。三大獨有的危機(政權危機外來危機變革危機)，與社會本身的矛盾交纏疊加在一起，共同構成了中國目前的險境。民眾的危機感其來有自，可以設想:如果我們沒有政權危機，縱然經濟落后一些，發展緩慢一些，社會也不可能發生顛覆;如果沒有外來壓力，人民縱然過得差一些，國力縱然弱一些，迭經**，也不會有亡國滅種之虞;如果不搞改革，人民縱然更窮更苦更沒有尊嚴自由，但如果從來就是如此，現狀即是如此，人人都是如此，不滿和抱怨，也不一定會有今天這么集中和強烈。人口資源環境經濟金融生活狀態，等等，固然都有問題，固然都潛伏危機;但最迫切的危險，還是來自上述三個方面;最核心的危機，是政權危機。前述種種潛在危機，都有可能通過改革和發展來解決;但如果不能闖過政權這一難關，就一切都是白搭。要化解政權危機，舍民主憲政外，似乎現在還別無良方;其它的方子都只是緩解癥狀，不斷根。中國如果遲早都要走民主憲政之路，就應該盡早準備，未雨綢繆。有人擔心以中國社會巨大的結構慣性，會不會死活不肯搞民主？這種擔心是多余的。民主之于中國，不是會不會肯不肯的問題，而是要不要能不能的問題。中國要不要搞民主憲政，就要問民主憲政能夠為我們帶來什么。民主憲政于今之所以成為必須，不是因為它是什么普世價值(所謂普世價值，也并沒有多少現實說服力:歷史常常會迂回而行);也不是因為它真的就能“確保公民個人對國家權力的有效控制”(這顯然有些夸大其詞。它縱或能起一些作用，也需要多種條件的配合);更不是因為它就是治理國家的最佳模式(即使它是，在特定的現實條件下，這也并不足以構成我們就要向它轉軌的充分理由--因為社會轉型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利不十，不變法;功不百，不易器”)。我們需要它，是因為它確實能夠使社會擺脫政權危機的困擾，能夠解決統治權的正當性合理性問題(合法性不是問題。從來是先有政權后有法，制度不同法也不同)。從政權的角度而言，如果現行的政治模式仍能運行下去，仍可以維持大局，向民主憲政的轉型就暫無必要;如果危機加深了，這一套運轉不靈了，國將不國了;為避免政權與社會在危機爆發下同歸于盡，自然要求法變通--在可供選擇的成法之中，以普選制為核心的民主憲政自然會成為首選。[!--empirenews.page--]“能不能”順利轉型，才是問題的關鍵。事到臨頭，往往就來不及了:新的社會秩序制度體系價值體系，要憑空創造出來;舊的保守勢力，不愿意放棄既得利益;社會轉型可能會釋放出矛盾積蓄的破壞性能量，引發潛在危機。新的制度秩序能否成功嫁接在舊的環境土壤上，確實不容樂觀。為此，政府應該具有足夠的遠見和膽魄，從現在開始就逐步開放一些公共領域，使民間力量獲得必要的自我生長發育的空間;社會上的有識有志之士，也應該及早行動起來，為未來作好準備。在這方面，張祖樺先生有個“新三民主義”(培育公民社會，啟蒙公民意識，積累民主實踐)，講得很好，可作為參考。至于改革所可能引發的并發性社會危機，確實沒有萬全之策可以應對。行路擺渡三分險，只有集合各方力量，努力將風險降至最低。社會轉型最終能否平穩著陸，還要看中國的運氣是否足夠:歷史會不會提供一個各種因緣具備，適合于解決問題的天賜良機;以及我們能不能發現和把握好這樣的機會。

第三篇：憲政三元：自由、自治、民主

我和吳稼祥認識快二十年了。在1980年代后期，稼祥一方面在體制內當著高官，一方面和學界、新聞出版界頻頻互動，不斷發表他的標新立異的文章。這是當時政治上、理論上生動活潑的一種體現，進入1990年代后就很難看到類似的情形了。稼祥宣揚新權威主義，我是不贊同的，當時曾在《經濟學周報》上組織文章批評他的觀點。

但是，這里需要指出的是，1980年代末的新權威主義與1990年代的新威權主義，表面上看有一種相似性和連續性，在精神實質上卻是南轅北轍的。稼祥當時心目中的典范是伏爾泰，在絕對王權主義的庇護下反對封建制度、貴族階層和宗教不寬容，首先確立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經濟自由，為實行主權在民、政治民主化打好基礎。由于在“新權威”的外衣里面有一顆追求自由民主的心在跳動，三年面壁后從新權威主義者轉變為聯邦主義者，就不難理解了。以何新為代表的新威權主義則不同，他們明確反對自由主義，鼓吹國家主義；他們要的不是支持自由化的“新權威”，而是能夠使中國在世界上稱王稱霸的“秦皇漢武”、“一代天驕”；他們對發揮中國勞動力資源稟賦優勢的市場經濟不感興趣，卻看好統制經濟、軍備競賽；他們厭惡不利于“統一意志”、“凝聚國力”的種種“噪音”，要求用“鎮制力量”來保障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主旋律”，誰不贊成他們就給誰扣上“漢奸”、“賣國賊”的屎盆子；他們所謂的“新”威權主義，旨在用一種國家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的“新”意識形態來取代一種國際主義的“舊”意識形態，“鎮制”的功能則維持不變。1989年事件對當代中國思想史的演變的影響是巨大的，不僅1980年代末的新權威主義不同于1990年代的新威權主義，1980年代末的激進主義、保守主義、中庸主義的涵義也不同于1990年代的激進主義、保守主義、中庸主義。

稼祥在本書中用清新易讀的語言著重闡述了兩個概念：聯邦主義和聯邦制。這種文體自然限制了對學術嚴謹性的要求，在稼祥對聯邦主義的眾多解說中，我比較贊成下面的說法：“聯邦主義的核心思想是自治”。聯邦制則是根據聯邦主義原則實行地方自治制度中的一種特定的制度安排。“逐級自治的國家雖然不都是聯邦國家，但聯邦國家一定是逐級自治的。”聯邦主義即地方自治原則是普適的，除了像新加坡這樣的島國和城市國家；聯邦制則是特殊的，雖然在大國中比較普遍。在當今世界約200個國家中只有28個聯邦制國家，但它們占了世界二分之一的土地和三分之一的人口。世界領土面積排名前7位的國家（俄羅斯、加拿大、中國、美國、巴西、澳大利亞、印度），除中國外都是聯邦制國家。世界人口排名前7位的國家（中國、印度、美國、印度尼西亞、俄羅斯、巴西），有5個是聯邦制國家，印度尼西亞也正在考慮是否改為聯邦制。此外，非洲面積最大的國家（蘇丹）和人口最多的國家（尼日利亞），歐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德國），也都是聯邦制國家。托克維爾說：小國總是要自愿聯合起來，或者被人聯合起來而成為大國，創立聯邦制就是“為了把因國家之大而產生的好處和因國家之小而產生的好處結合起來”。

聯邦制國家與單一制國家，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出現了明顯的趨同。前者由分散走向集中，后者由集權走向分權，演變的結果是實同名異、大同小異的合作與平衡型的地方自治格局。喻希來在《中國地方自治論》中指出：美國的“競爭型聯邦制”，德國的“合作型聯邦制”，英國的“完全的地方自治”，法國和日本的“不完全的地方自治”，經過歷史的演變，已經成為在實質上同類的地方政府制度，用美國學者奧斯特羅姆的說法，可稱之為“復合共和制”的地方政府制度。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一是分權，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有劃分明確的事務范圍，并且在各自事務范圍內，享有充分自主權；二是制衡，即地方政府有足夠的憲政保障

或政治實力，可以反制中央的隨意干預，使之不能單方面削減地方政府的自主權；三是合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某些事項上聯合作業或混合財政。因此，如果中國今后放棄單一制而選擇聯邦制，必然是出于某種特殊的需要。

按照王麗萍《聯邦制與世界秩序》一書中的觀點：聯邦制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以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為目的，是在特殊條件下形成的特殊的民族主義；與此同時，它又是一種從分散到集中的制度，由于受到歷史（四分之三的聯邦國家有殖民地的歷史）、自然、民族、政治文化、經濟和階級結構等因素的影響，有些時候以意識形態的聯邦制為基礎的制度形態的聯邦制成為民族國家構建中惟一可行的選擇。中國與那些“先邦后國”、“先國后邦”實行聯邦制的國家都不同，它有根深蒂固的文化民族主義傳統，也曾長期是一個單一制大國，如果中國實行聯邦制，惟一的理由是出于海峽兩邊和平統一的需要。大陸與臺灣在聯邦制基礎上實現“一個中國”，并不意味大陸本身先要實行聯邦制；如果大陸本身不實行完全民主化，僅有“閩粵自治”也不足以解開“臺灣死結”。臺灣的聯邦制度、港澳的準聯邦制度、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大陸其他省份的州府自治制度，各種不同的地方制度可以并行不悖，但都要遵循聯邦主義的基本原則，這將是一種符合中國具體國情的特殊政治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說，憲政就是限政，尤其是限制中央政府的權力。憲政的施行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領域。僅與個人有關的事，由個人自己作出選擇，這就是自由的原則。僅與一個社團、社區、地方（統稱為人群）有關的事，由該人群自行決定，這就是自治的原則。與一個國家所有人有關的事，由全體選民及其選出的代表決定，這就是民主的原則。上述三個領域的邊界是不清晰的，因此需要有一個處于權威地位的憲法解釋和審查機構，就事論事地不斷審核與界定上述三原則的各自有效范圍。

鄧小平在1979年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了現行體制的“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在這里要提出未來中國憲政體制的“四項基本原則”，即：第一，自由原則；第二，自治原則；第三，民主原則；第四，以上三項原則的位序原則：可以在個人自由范疇內解決的問題，不訴諸于社區自治或地方自治，可以在自治范疇內解決的問題，不訴諸于全民民主和中央治理。憲法解釋和審查機構（法院、憲法法院或憲法委員會）應根據位序原則來處理涉及人權與主權、地方與中央關系的立法、行政與司法糾紛。

上述第四原則關注的是自由、自治、民主在廣義民主價值體系中的相對權重與優位次序，而不是在實行政治轉型中的時間先后順序。我注意到，作為一個新權威主義者的稼祥提出了“先自由化，后民主化”的戰略，作為聯邦主義者的稼祥則提出“先聯邦化，后民主化”的戰略，稼祥似乎對當下就實行民主存有一種深切的憂慮。我不贊成“唯民主論”和“（民主）制度決定（一切）論”，也不贊成作為實行民主前提條件的“經濟決定論”、“文化決定論”和“（教育）素質決定論”，但尊重體制內外所有提出負責任和具有建設性的民主化戰略的人士。我期待稼祥在下一本書中，能夠奉獻他長期以來對中國民主化系統思考的結晶，并與不同意見展開積極與深入的對話。

第四篇：民族團結 兩岸合作

民族團結 兩岸合作

【熱點回放】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新疆自治區成立 55 周年◆西部大開發十周年◆十九省市對口援疆計劃啟動 三部委發文開展民族團結教育活動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正式生效◆第二屆海峽論壇在廈門舉行◆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在廣州舉行◆第十五屆臺交會在廈門舉行

【知識導航】 1.我國是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之間形成了平等、團結、互動的新型民族關系；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2.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中國解決民族問感的基本政策，也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平等、固結、共同繁榮是我國處理民族關系的原則。3.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是臃決中國民抉問及的根本途徑.國家不斷出臺政策措施支持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如：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

4、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國家通過各種政策措施，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5.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核心，始終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中國共產黨致力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6、社會主義具集中力量辦的優越性.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7、維護護民族團結，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我們要自覺做到“三個尊重”，即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尊重各民族的語言文字。

8、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兩岸關系和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9.“一國兩制”是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香港和澳門的回歸，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方針是正確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10.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心愿，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11.文化是民族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根，蘊藏著我們的民族靈魂；學習交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中華兒女的愛國情感和文化認同感。12，團結就是力量。任何事業的成功，都需要良好的合作，交流合作求雙贏。13 青少年要積極宣傳“一國兩制”對臺方針政策，擁護我國政府實現祖國統一的方針；自覺履行維護國家統一的義務，堅決同破壞祖國統一的言行作斗爭；

【中考預瀾

1、新疆、西藏少數民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原因是什么？堅持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主義道路；堅持了黨的基本路線，堅持改革開放，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黨和國家制定了符合我國國情的民族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少數民地區干部群眾艱苦奮斗和全國各民族之間團結互助大力支持等。

2.新疆、西藏自治區取得的巨大變化說明了什么？@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具有無比的優越性；@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核心，是我們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符合我國國情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等。@民族團結是國家統一、繁榮昌盛的前提和保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經驗集中一點就是毫不動掇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發展是硬道理，是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健。改革開放是揖國之路，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根本原則。

3.維護民族團結有什么重要意義？①民族團結是國家統一、繁榮昌盛的前提和保證。@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維護民族團結有利子國家的穩定和繁榮，也有利于各民族共同進步和發展。有利于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子鞏固國防，保持邊疆的穩定；有利于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有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有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4.黨的民族政策包括啵些方面的內容？@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②民族平等、團結、共同繁榮是我國處理民族關系的原則；@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作為解決中華民族問題的根本途徑；④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文化，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尊重各民族的語言文字。

為加強民族團結，實現民揀繁榮我國政府采取了邸些措施？(1)經濟方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因地制宜、，優勢互補”，.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縮小地區差距，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實現共同富裕。把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作為 決中國民問及的根本途徑，不斷出臺政策措施支持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如：·實施西部大開岌戰略.修建青藏公路、鐵路，建設“西氣東輸”工程；實施“援藏工程”；設立“少數民族扶貧專項貸款”等。)(2)政治方面：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保證少數民族人民當家作主；(如：在全國人大、政協中，各：民族代表和委員均占一定比例；大力培養和使用少數民族干部等)堅持依法治國，依法打擊破壞民族團結和制造民族分裂的犯罪

分子，維護民族團結。(3)文化方面：國家通過各種政策措施，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文化，支持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發展和創新，繁榮發展:).數民族文化事業。(如：各民族均可使用民族的語言文字進行教學。中東部地區在省級重點中學中開辦 “西藏班”、“新疆班， 等)6.如何才能更好地維護民族團結，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繁榮發展？@堅持和完善民族目域自治制度，堅持民族平等、團結、共同繁榮的根本原則。②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嚴厲打擊民森分裂活動；③加強民族團結教育宣傳，切實履行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義務.@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推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進一步提高少數民族生活水平。③進一步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尊重、保護、發展:i.數民族文化。

7.對口支援新番有娜些現實的意義？①有利于加快新疆對 o支援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提高各族群眾的生活水平；②有利干加強民族團，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③有利于國家的長期穩定和繁榮昌盛，維護祖國統一；④有利于推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等.@這也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具體行動，也是實現共同富裕，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具體體現。

8.西部大開發 10 年來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有原些？①堅持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②中央給予西部地區極大的政策支持，全國各地各部門大力支持、，!密配合；③西部地區人民發揚了 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④西部地區貫徹落實了對外開放、保護資源和環境的基本國策和科學發展觀，堅持了可持續發展戰略；西部民族地區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處民族關系的基本原則；等.9.如何進一步推動西部大開發發的實施？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落實科學發展觀，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建設生態文明；③實施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重視科技創新；@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大力發展社會事業，促進西部人民群眾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等.10.為維護民棟團結青少年應怎樣做 ？

@自覺履行維護民族團結義務，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尊重各民族的語言文字：@增強民族團結意識，軹極擁護、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堅決同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行作斗爭；③努力學習，報效國家t 11.ECFA的簽量使兩岸同胞對和平統一充滿了信心，你認為這種信心來自哪里？ ①發展兩岸關系，加強對話和溝通，最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所有中華兒女的共同心愿；②香港和泱門順利回歸后，更加繁榮穩定，說明“一國兩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為解決臺灣問題提供了很好的榜樣。@中國_I=7產黨繼續堅持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以最大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我國綜合國力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

12.全面推進和深化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有何重要意義？①有利于增進兩岸同胞的相互了解，3;增強中華兒女的愛國情感和文化認同感；①有利于實現海峽兩岸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互利共贏，實現教育資的相互開放、相互共事；③有利于為兩岸其他方面的合作創造條件，拓寬道路；③有利于拓進兩岸關系健康發展，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

13.舉辦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有何重要意義？ @有利于促進兩岸雙方就發展兩岸關系的重大問趨交流溝通，蹭進了，疑聚共識；⑧有利于促進兩岸關系不斷向前發展，實現兩岸繁榮穩定，推進祖國早日實現完全統一.14.兩岸關系取得更進一步，呈現和平發展的良好彩頭的主要原固有那些？①我國綜合國力顯著增 2，國際地位日益技高；③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心愿，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③中國政府對臺的政策和措施，得到了越來越多臺灣同胞的理解和支持；@兩岸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等.

第五篇：憲法、憲政與民主的關系

憲法、憲政與民主的關系

一、憲法的學理界定

（一）憲法詞義的演變

近現代意義的憲法，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后演變為英文constitution，其本來意義為組織、結構等。在西方，最早使用“Constitutio”一詞的是古羅馬的西塞羅。他在《國家論》（De Re Publica）一書中，用以表示平民的權力是構成羅馬人統治之源泉的國家狀態。在中世紀，“Constitutio” 是用以限制教會和王權的國王制定法，如英國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克拉倫登法（constitution of Clarendon）。在1610年，懷特洛克（whitelocke）在平民院的演說中，明確指出：未經議會同意的課稅，違反了王國統治的本來架構，意指違反了constitution（基本法）。英國是最早使用近現代意義憲法的國家。從中世紀以后，英國建立了代議制度，確立了國王未得到議會之同意不得征稅和立法的原則，英國人把這種確認代議制度和限制王權的法律稱之為本國特有的“Constitution”。在近代社會，實定法意義之憲法的標志性成果是英國1689年的《權利法案》和美國1787年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按照薩托利教授的觀點，近代意義的憲法包含兩個基本要素：限制政府權力和保障基本權利。

憲法一詞，在我國古代典籍中就有之，如《尚書》中的“監于先王成憲”，《史記》中的“懷王使屈平造為憲令”，《唐書》中的“永垂憲則，貽范后昆”，《唐熙字典》把“憲”解釋為“懸法示人日憲”。這里的“憲、憲令、憲制”，指的都是典章制度或普通法規，不是近現代意義的憲法。又如日本圣德太子的“十七條憲法”等。這里的憲法是指尊貴的法和重要的法，但不是指近現代意義的憲法。在亞洲，最早使用近現代意義憲法的國家當屬日本。在1873年，日本學者林正明翻譯了“合眾國憲法”、“英國憲法”等。于是，憲法在日本廣為流傳，并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來。

中國使用近現代意義的憲法一詞，始于19世紀中葉。近代改良主義思想家鄭觀應赴日本考察回國后，提出了立憲法和實行議會政治的主張。他在《盛世危言》一書中，首次使用“憲法”一詞，要求清政府“立憲法”、“開議會”，實行君主立憲。1908年，清政府為敷衍民意，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于是，憲法在中國也成為特定的法律術語。

（二）憲法概念的學說簡評

憲法是一個背負2500多年歷史的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概念。迄今為止，中外學者界定憲法的學說很多，這里介紹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供讀者參考。

第一、憲法與憲法律。德國學者施密特在《憲法學說》一書中首先提出了憲法（憲章）、憲法律（憲法法規），并將憲法分為絕對意義的憲法和相對意義的憲法。在他看來，絕對意義的憲法是制憲權主體（君主或人民）就自身政治存在的類型和形式作出的一次性政治決斷，決定性地創制了政治共同體的生存方式，從這個意義上看，憲法就是國家本身及其政體形式，也是一種動態的生存原則體系，具有根本法地位。但是，絕對意義的憲法作為一種原則體系，只是一種應然或者觀念性的東西。1相對意義的憲法是指個別的憲法律或者說具有形式化標記的憲法。由于相對意義的憲法具備形式上的特征，與形式化的憲法律相混同，于是他又進一步區別了形式意義的憲法和形式意義的憲法律。成文憲法就是形式意義的憲法，因為成文憲法是一個完備的統一體，自身設定了繁復的變動條件和程序，具有絕對憲法概念的意義，具有可證實性、穩定性等特點。當然，成文憲法的內容除了絕對意義的憲法原則的條文化之外，還包括了個別的憲法律，如宗教制度、學校自治等等。2他還認為，魏瑪憲法作為一次性政治決斷的憲法或者一種原則體系的內容包括：民主制、共和制、聯邦制、議會制、法治國等等。這些內容首先是絕對意義的憲法，當制憲權主體頒行成文憲法之后，它們由應然狀態轉化為實定憲法狀態。即便如此，它們也不是憲法律，也不是一般的法律，更不是綱要或宣言，相反，它們是德國人民的具體政治生存形式，構成了憲法的實質。3在他看來，憲法和憲法律的區別表現為：（1）憲法作為一種政治決斷是憲法律和一般法律生效的前提條件，而不管它處于應然狀態還是處于成文的形式化狀態；（2）憲法只能由制憲權主體修改或者重新決斷，而不能由代議機關修改，代議機關只能修改原則體系以外的憲法律；（3）在緊急狀態之下，憲法不能被破壞或者中止實施，但憲法律可以被臨時中止執行；（4）真正意義上的憲法訴訟所依據的只能是作為政治決斷的憲法，而 12 參見（德）卡爾·施密特著：《憲法學說》，劉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頁。

前引書，第15-117頁。3 前引書，第28-29頁。不是單個的憲法律。1施密特關于憲法和憲法律的區分學說，也引起了凱爾生等人的批評。凱爾生認為，所謂原則無非是一種自然的法規則，如果沒有與實證的法律規范結合，沒有任何意義。但是，奧地利公法學者墨克爾則認為，在憲法之外，尚有產生憲法內容的更高原則的存在，而且是不能改變的憲法原則。

2施密特的憲法概念包含了對憲法的分類，他首先提出了憲法和憲法律，然后又將憲法分為絕對意義的憲法和相對意義的憲法，最后對憲法和憲法律進行了區別。施密特的憲法是什么？本文贊同墨克爾的觀點，憲法就是一套決定國家生存的原則體系。廣義的憲法包括憲法和憲法律。

第二、形式意義的憲法與實質意義的憲法。形式意義的憲法指的就是成文憲法典，其必須具備三個特質：（1）必須是成文的法典；（2）其效力高于普通法律；（3）其修改程序異于普通法律。3這一概念是由施密特首先提出來的，日本學者蘆部信喜進一步區分了形式意義的憲法與實質意義的憲法概念。蘆部教授認為：實質意義的憲法包括：固有意義的憲法和立憲意義的憲法，前者是指政府權力的組織化，是任何一個國家或者任何一個時期的憲法都具有的內容；后者是指18世紀末市民革命之后頒行的限制政府權力、保障人權的憲法，例如1787年的美國憲法和1791年的法國憲法等。從形式和性質上看，立憲意義的憲法一般屬于成文憲法和剛性憲法，但也有例外，如英國憲法屬于立憲意義的憲法，其特點則是不成文的和柔性的等。進而，在蘆部教授看來，實質意義的憲法還包括憲法慣例和議會頒布的具有憲法內容的法律等。4蘆部教授的觀點目前在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法學界占據主導地位。臺灣學者劉慶瑞也認為：實質意義的憲法注重憲法的實質內容，不問其形式是否成文，也不問其名稱是什么，只要其內容涉及的是國家的基本組織及其活動原則的法律，都是憲法。

蘆部教授的憲法概念，既重憲法形式，又重憲法內容，是從形式和內容雙重視角，對憲法所做的界定。形式意義上的憲法就是具有根本法效力的成文憲法典；實質意義的憲法是指包括成文憲法典在內的所有規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所以，也可以說一個兼具狹義的和廣義的憲法概念。

第三、法源意義上的憲法、意識形態上的憲法和制度意義上的憲法。日本 12 前引書，第30-32頁。

參見吳庚著：《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民書局2004年版，第20-21頁。3 參見林子儀等著：《憲法---權力分立》（修訂二版），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頁。4 參見（日）蘆部信喜等著：《憲法》（第三版），林來梵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4-6頁。學者渡邊洋三在《1980年代的憲法》一書中，將憲法分為：法源意義上的憲法、意識形態上的憲法和制度意義上的憲法等三種形式。第一和第三種意義上的憲法具有形式化的特征，但意識形態的憲法廣泛的存在于人們的觀念和意識之中。因此，討論憲法概念，僅僅注重法典化的概念和制度化的概念是不夠的，還得考慮意識形態的憲法，只有對這三種意義上的憲法進行綜合界定，才是完整意義的憲法概念。1

這是從社會學和政治學視角對憲法概念的表述，為我們理解憲法提供了更深層次的要求。

第四、國家憲法與后國家憲法。當代德國學者Ingolf Pernice在《歐洲和國家憲法法》一文中提出了國家憲法和后國家憲法的概念。他認為，傳統意義的憲法概念與國家聯系在一起，憲法就是國家之法；國家是憲法的必要前提，沒有國家就沒有憲法；但是，隨著歐洲憲法的已然存在，傳統意義的國家憲法概念已經不是憲法概念的準確定義了，于是他提出了后國家的憲法概念。在他看來，后國家的憲法概念指涉的客體是超國家的共同體、傳統意義的國家和市民之間公共權力（不是國家權力）、責任和義務關系等。至于后國家憲法如何界定，他提出了一個“作為自治進程的憲法”概念。他認為：傳統意義的憲法概念，只強調人民一次性的政治決斷（如施密特）是不夠的；現代意義的憲法概念，除了公共機構的組織化、合法化以及公權力相對市民的界限和作為“自我立法”的規則等之外，還包括一個動態的市民自治過程。他說：“憲法不是靜態的，而是在每天的公民表決中動態發展的政治一體化秩序，”“憲法不是片面的規定，而是在法律上加以安排的交互秩序，”“憲法是對作為程序結果以及作為同時不斷變化著的一體化程序的價值共識的表達，在社會群體的差異和矛盾中被展開、協商并加以解決。”2

Pernice 的憲法概念是針對歐盟憲法這個特例展開的，由于歐盟目前還是一個開放性的體系，所以作為歐盟章程的憲法當然也不是封閉的概念，但是他提出了一個“后國家的憲法”概念，并將憲法界定為靜態的規則體系和動態的市民自治過程之統合，給我們提供了認識憲法的新視角。的確，傳統意義的憲法概念僅僅是一個國內法概念，無法解釋《聯合國憲章》的地位和效力；而且，12 參見徐秀義、韓大元主編：《現代憲法學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頁。

引自韓大元主編：《比較憲法---憲法文本與憲法解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3頁。從部門法的角度，有國際刑法、國際商法和國際經濟法等，為何沒有國際憲法呢？當然，憲法是對人民主權（國家主權）的根本鎖定，如果承認國際憲法的存在，傳統意義的主權又如何界定？哈貝馬斯的程序性人民主權理論可否解答這一問題？

（三）多維的憲法概念

憲法是什么？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將憲法、憲政和政體三個詞混同使用，上述學者對憲法的界定，雖然頗有代表性，但是對憲法的內涵、外延的表述也極不相同。由此看來，企圖從一個角度對憲法做出一個完整的定義，實為困難。韓大元教授在《現代憲法學基本原理》一書中說：“同任何事物一樣，確定憲法定義時不必追求統一、劃一的模式和標準。”本文贊同這一說法，并以通常的認知視角，從憲法的內容、形式、本質和功能等方面，界定憲法，同時，進一步穿插性地介紹一些相關學者的觀點。

第一，從憲法的內容上說，憲法與國家不可分離，有國家就有憲法。但是，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國度，由于憲法與國家的關系樣態不同，憲法的內容也有區別。在前近代社會，盡管古希臘和歐洲城市國家的公民有參政權以及古羅馬公民有財產性權利，但總體而言，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等權利還處在混沌狀態，那時的憲法僅具有政府機構的創設功能，憲法的內容也只包括國家機關的設置和權力分配等，即“固有意義的憲法”。近代以來，隨著自然權利說、人民主權學說、分權學說和社會契約論的出臺，憲法成了人民統治政府的根本大法，也就是人民與政府制定憲法契約，以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公民權利，即“立憲意義的憲法”。德國學者耶林涅克從內容上界定憲法具有代表性。他說：憲法是“是規定最高國家機關及其履行職能的程序，規定最高國家機關的相互關系和職權，以及個人對國家政權之原則地位的各種原則總和。”

第二，從憲法的形式來看，實定意義的憲法總是通過一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即使采用不成文憲法的英國也在不同時期頒行了各種憲法性文件，同時，還有憲法慣例、憲法判例和憲法解釋等。瑞士學者波爾高德就曾從形式上對憲法做過界定，他指出：憲法“是一種根本法，政府據之而組織，個人和法人的權利也據之而確定，它可以是一個成文的文件，一個詳細的文件，或幾個由主權者同時制定的文件，也可以是一組法律、命令、司法判例和慣例等”。

第三，從憲法的功能上看，憲法是法律的法律，具有造法功能；憲法是國 家權力的構造書，具有政府組織功能；憲法更是公民權利的保障書，具有保權功能；憲法的核心功能是限制國家權力。亞里士多德早在《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政體（憲法）為城邦一切政治組織的依據，尤其著重于政治所由以決定的最高治權的組織。”漢密爾頓還明確提出了“限權憲法”的概念，他認為：“限權憲法系指為立法機關規定一定限制的憲法。”布朗戴爾也認為：憲法是“強調對政府活動進行限制，給予公民以最大限度的自由的強制性規范。”德國學者Kortmann將憲法的功能劃分為三個部分：即機構組織的形成功能、政府權限的分配功能、權力相互之間以及相對于市民之權力的控制、緩和功能。羅隆基在《論人權》一文中把法律分為憲法和普通法，并認為：“憲法是人民統治政府的法，而普通法是政府統治人民的法。”

第四，從憲法的本質上看，當代中國早期學者從憲法的階級本質來界定憲法。例如，何華輝教授在所著的《比較憲法學》一書中指出：“憲法是集中表現統治階級意志的根本法。”吳家麟教授在主編的《憲法學》一書中說：“憲法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現”。目前學界討論憲法本質的學者不多，但也有少數學者論及。例如，李龍教授認為，憲法是各種社會力量對比關系的表現。董和平教授認為：憲法的本質就是民主法，包括三個遞進的層次，即民主形式、民主內容和民主根源。本文認為：討論憲法的本質實有必要，盡管西方學者一般不涉及憲法本質的論述，但是在多元社會，憲法反映各種社會力量的對比關系，是客觀的事實，如美國1787年憲法就是大州與小州、蓄奴州與自由州以及聯邦派與反聯邦派博弈的結果。

綜合上述，憲法的內容包括：國家體制（政體、水平式權力機關體制、垂直式權力機關體制），國家機關（機關的形態、組織、權限及活動原則等）、基本權利（保障性原則、構成性規則、限制性規則等）和憲法程序（憲法制定程序、違憲審查程序、選舉程序以及國家權力運行性程序等、）等；憲法的形式有：憲法典、憲法性法律、憲法解釋、憲法慣例、憲法判例等；憲法的功能為：國家機關的組織功能、國家權力的分配與控制功能和基本權利的保護功能等；憲法的本質為：各種社會力量對比關系的表現。

憲法的定義：憲法是構造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各種效力不同、形式各異的法律規范的綜合體。狹義的憲法就是憲法典，廣義的憲法除憲法典之外，還包括一切涉及到國家機關的組織、權限和運行程序，以及基本權利保護 方面的法律、慣例和判例等。

二、憲法與憲政的關系

（一）憲政的概念

憲政源于英語Constitutionalism 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的中文翻譯，將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譯成憲法政府、憲法統治或憲政，似沒有爭議，但是，Constitutionalism則有多種中文表述。一方面是因為這個詞與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在英文法學著作中交替使用，另一方面是因為在漢語詞匯中沒有完全對應的表達，所以，目前有譯成憲法主義、憲政主義、立憲主義或憲政等。本文采用憲政或憲政主義的譯法。在西方，自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開始，憲法、憲政和政體等概念交替使用，不加區別。迄今為止，盡管也有不少學者討論了憲政的概念，也主張憲法和憲政的區別，但是，由于不少學者從動態上界定憲法，導致了憲法與憲政的混同。因此，如何界定憲政以及同憲法有何區別，一直是有爭議的問題。下面介紹幾種主要的觀點。

1．靜態意義的憲政概念。認為憲政是一種憲法制度和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如丹·萊夫（D.Lev）認為：“憲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鉗制政治權力的公共規則和制度。”又如雷喬迪（T.Raijchaudui）認為：憲政是一種制度安排和較好的政治條件。再如屠義方認為“憲政是用憲法明定政府職權的范圍及其行使的方法，并保護人民的自由權利。”

2．動態意義的憲政概念。認為憲政是一組約束政府權威的規則的發展和政府行為的運行過程。如卡爾·J·費里德希（Carl.J.Friederich）認為：“憲政是對政府最高權威加以約束的各種規則的發展，成為一個主導的歷史力量。”又如郭道暉教授認為“憲政是以實行民主政治和法治原則，以保障人民的權力和公民的權利為目的，創制憲法（立憲），實施憲法（行憲）、維護憲法（護憲）和發展憲法（修憲）的政治行為的運作過程。”

3．涵涉靜態和動態意義的憲政概念。認為憲政是憲法確認和規定的民主政治制度及其實施。如張慶福教授認為：“憲政就是憲法政治，以憲法治理國家。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用憲法這種根本大法的形式把爭得的民主體制確認定下來，以便鞏固這種民主體制，發展這種民主體制。”又如李龍教授認為“憲政是以憲法為前提，以民主政治為核心，以法治為基石，以保障人權為目的政治形態和政治過程。” 比較而言，上述三種代表性的觀念均有道理。但是，第三種觀點同時注重了憲政之靜態的規則體系和動態的運行過程，應為更加合理。本文認為：憲政是一個西域概念，具有特定的內涵，即限制政府權力；憲政的外延比憲法更加寬廣，是一個動態與靜態、價值、規范與事實的綜合體。所以，憲政就是一組靜態的規則體系、動態的運行過程以及二者結合形成的憲法秩序的有機整合體。憲政的靜態表征是：一系列確認和規定限制和鉗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憲法規范；憲政的動態表現是指憲法規范的創制、實施、維護和發展的過程、方式和方法等；憲政的結果狀態就是憲法規范的實施和實現形成的有條不紊的憲法秩序。憲政的內涵要素包括：憲法、限權、民主、法治、人權等，其中憲法是前提、限權是核心、民主是基礎、法治是保障，人權是目的。概括地說，憲政是以憲法為前提，以限權為核心，以民主為基礎、以法治為保障，以人權為目的的法律規范體系及其運行過程和結果的有機整合體。

（二）憲政的構成

關于憲政的構成，目前許多學者認為，憲政就是有限政府，即通過憲法規范政府的組織和權限，建構一個有限政府，保障基本權利。美國學者路易斯·亨金則提出了憲政的七個要素：國民主權、憲法至上、法治政府、權力分立、司法獨立、違憲審查和人權保障等。中國臺灣學者林子儀教授認為，憲政主義就是建立有限政府，以保障人民權利的一種憲政理念，具體包括民主、法治、權力分立和正當程序等。1我國學者李龍教授認為，憲政的要素包括，憲法、民主、法治和人權等。

憲政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系，其內涵和外延十分寬廣，所以討論憲政的構成問題，僅僅就內涵要素進行羅列，尚不夠全面。這里從憲政的內涵要素和外部構造兩個方面加以分別討論。

1、憲政的內涵要素

本文認為：憲政的內涵要素包括：憲法、限權、民主、法治、人權等四個方面。

（1）憲法是憲政的前提。因為憲法是憲政內涵的限權、民主、法治、人權三要素的規范化、制度化，也就是說憲法是憲政的物質載體和實施的根基。具體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理解。第一、沒有憲法就沒有憲政，有人認為沒有憲法 1參見林子儀等著：《憲法---權力分立》（修訂二版），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0-11頁。也有憲政，其理由是，英國無成文憲法卻有憲政。我認為這種理解是片面的，因為英國無成文憲法但有憲法性文件、憲法慣例、憲法判例等，這些也是憲法。還有人認為：一國在憲法產生之前的立憲運動也是憲政的表現，難說誰先誰后的問題。本文認為，憲政是動態和靜態的有機整合，僅有立憲運動可能是一國憲政的開端，但不能說這個國家就有了憲政。第二、有憲法不一定有憲政，因為憲法有良憲和惡憲之分，而且即便有了一部良好的憲法，但這部憲法未能在社會實踐中得到貫徹落實，當然不能說就有了憲政。同時，如果一國憲法確認的是專制獨裁統治（如羅文斯頓的語義憲法），國家權力沒有限制、公民權利沒有保障，這樣的憲法在社會實踐中得到了貫徹落實，也不可能有憲政。如清末政府、北洋軍閥等都曾制定過憲法，但就沒有憲政；又如希特勒統治時期就有憲法，但不能說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就有憲政。

（2）限權是憲政的核心。限權，即限制政府權力，在古羅馬西塞羅、波利比阿的筆下就有過討論。近代立憲主義憲法就是限權之法。限權作為憲政的核心，主要表現為：首先憲法確認和規定了國家權力的界限和范圍。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不得僭越。法國1789年的《人和公民權利宣言》第3條規定：“整個主權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國民。任何團體、任何個人都不得行使主權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超越憲法和法律確定的界限和范圍而行使權力屬于違憲。越權無效是英國憲法遵循的一項基本原則。其次，憲法確認了權利制約原則，構造了分權型政府體制，實行國家權力體制內的制約或制衡，這是限權政府的核心和靈魂。再次，憲法賦予公民和社會團體以參政權、表達自由等，建構了社會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最后，憲法規定了國家權利運行程序性原則，如正當程序原則等，為國家權力的運行提供了程序性的制約和保障制度。

（3）法治是憲政的保障

憲政以法治為保障主要表現為：第一、作為憲政之前提的憲法及其確認和體現的原則和精神有待于普通立法和司法予以貫徹和實施。僅有憲法，沒有普通立法、執法和司法，行憲只是一句空話，憲政也是一個空中樓閣。第二、從憲法到憲政必須通過憲治的橋梁作用，而憲治是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沒有法治和憲治，當然也說不上憲政。第三、有些國家沒有專門的憲法監督和訴訟制度，維護憲法的任務完全是通過普通法的訴訟來完成的，如英國和中國。可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法治之為憲政的保障作用就更為明顯了。第四、憲政 與法治的內涵和外延多有交叉和重合的地方，而且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孰輕孰重，十難分明；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法治的內涵和外延比憲政的寬廣，也就是說相對一個民主國家而言，其民主的政治體制和人權的保障體制之實施和實現，法治比憲治和憲政的途徑更多，力度更大，效果更好。

（4）人權是憲政的目的

首先，人權是憲政的邏輯起點。李龍教授在所著《憲法基礎理論研究》一書中，列專章討論了憲政規律。他認為早期憲法的重點是保護人權，例如法國1789年的《人和公民權利宣言》規定：“凡權利無保障??就沒有憲法。”憲法自近代以來，經過了人權立憲、政治立憲、經濟立憲等不同階段，盡管各個階段的價值側重點也不完全一樣，但是人權問題始終是憲法的出發點。1從制憲的角度看，近代以來的憲法創制，無不是為了限制國家權力，以保障公民權利。從修憲的角度看，隨著一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和進化，人權的范圍不斷地擴大，如隱私權、環境權和發展權等，為憲法的修改和完善提供了邏輯基礎。

其次，人權是憲政的終極歸屬。通常說，憲法是一張寫著公民權利的紙。準確地理解，這只是從文本憲法的字面上看的。如何使載有公民權利的一紙憲法變為現實的權利，只能仰賴憲法的運行。從行憲的角度上看，憲法的適用和遵守，可以帶來憲法諸價值的現實化，而人權則是諸價值的落腳點和歸屬。從護憲的方面看，通過違憲審查，制止違憲的法律法規在現實生活中盛行，能夠規制國家權力的正當運行，以保證人權的實現。

再次，人權是憲政的價值核心。憲法的價值包括民主、法治和人權等。其中，民主和法治等相對人權來說，只是手段和工具而已。就憲法的民主價值而言，民主價值的實現，一方面表明人民參政權的落實；另一方面也表明民主價值中介的其它人權價值的實現。再就憲法的法治價值而言，人權是法治的基本價值形態，憲法實施的直接效果是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有序化，即法治化，自然也保證了人權價值的現實化。

（5）民主是憲政的基礎（見下文的討論）

2、憲政的外部構造

憲政的外部構造是指構筑一國憲政體系的各個要素的表層結構。關于憲政 1 參見李龍著：《憲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頁。的外部構造問題，目前為止，中外憲法學者涉足的并不多見。我國憲法學者鄒平學在《憲政的經濟分析》一書中認為：憲政的層面結構表現為憲政規范、憲政體制、憲政文化三個方面。這是對憲政結構的有力見解。但是，憲政文化的界定比較混亂，容易造成誤解；同時憲政的生命在于動態的運行過程；所以關于憲政的表層結構問題，我認為至少應包括：憲政觀念，憲政規范，憲政程序和憲政秩序等四個方面。

憲政觀念是指人們對憲政的認知、體悟所產生的理念、情感、態度、價值取向和學說理論等主觀心理因素的整合體，是憲政的內涵要素，即限權、民主、法治、人權等的觀念化形態。憲政觀念的產生和形成是人類社會進化的結果，是一國憲法和憲政形成和發展的心理準備，更是一國憲政體制得以實施和實現的必要條件。

憲政規范是指憲政觀念的規范化和制度化，是憲政內涵的限權、民主、法治、人權的物質載體，是憲政秩序形成的前提和基礎，也是憲法程序得以啟動和運行的保障。憲政規范集中表現在成文憲法之中，憲法性法律、憲法慣例、憲法判例等予以必要的補充。憲政規范是立憲的結果和標志，是行憲的前提和依據，是憲政觀念外化為各種原則和制度的表征。

憲政程序是指憲政規范創制、實施、維護和發展的過程、順序、方式、方法和時限等的總和。憲政程序是憲政規范轉化為憲政秩序的橋梁和紐帶，是憲政動態化的集中反映，是憲政的生命。沒有憲政程序，憲政規范所確認和規定的各種民主政治制度和人權保障制度難以實施和實現，憲政秩序終歸不能在一國建立和形成。

憲政秩序是指憲政規范通過憲政程序的運行達到和形成的一種有條不紊的狀態。憲政秩序是憲政規范現實化的標志，是檢驗一國民主、法治、人權保障的直觀依據，是憲政在表層方面的終極性追求。當然，憲政秩序不可能是一個恒定的狀態，它總是在不斷的發展和完善。

上述憲政外部構造的四個要素之間的關系為：憲政觀念是基礎，憲政規范是前提，憲政程序是動力，憲政秩序是標志。四個要素之間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相互交織在一起，相對憲政而言，缺一不過。

（三）憲法與憲政的關系

1、憲政與憲法的聯系（1）從邏輯上說，憲法是憲政的前提和基礎，沒有憲法也就沒有憲政；而憲政則是憲法的動力和支柱，沒有制憲和修憲，憲法就無法形成和完善，沒有行憲和護憲，憲法就是一紙空文和變得滿目蒼遺。

（2）從內容上說，憲法的內容直接決定憲政的內容，憲法條文是憲政內涵要素的物質載體，而觀念形態的憲政又會影響和制約憲法；同時秩序形態的憲政又是檢驗憲法的標尺。

（3）從價值上說，憲法和憲政的價值表征和價值目標是基本一致的，即都是以追求和實現限權、法治和人權為價值目標的。

2、憲法和憲政的區別

由于憲政的表層結構要素之一憲政規范與憲法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二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側重點不同而己。

1．從表現形態上看，憲法是靜態的規范總和，而憲政則側重于憲法規范的運行過程及其結果。

2．從內容范圍上看，應該說憲法所確認和規定的各種民主政治制度和人權保障制度均是憲政的內容。但由于憲法是靜態的規范體系，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滯后性，而憲政側重于動態的運行過程，所以憲政的內容相對憲法的內容來說，具有較大的可變性和超前性。因此，憲政在運行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兩種現象：一是縮小了憲法的內容，二是擴大了憲法的內容。當然，二者的根本內容是不能變的。這種現象在憲政剛起步和尚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存在，而且在憲政成熟也很發達的國家也不少見，如美國最高法院在審查違憲案件過程中創設了不少憲法中沒有的制度，就是很好的例證。

3．從價值表征上看，應該說，憲法和憲政的價值表征是一致的。但近現代憲法的實踐表明，有不少專制獨裁者借用憲法一詞作為標簽確認和追求個人專制獨裁統治，當然是與憲政的價值目標相背的。因為憲政的內涵要素是相對確定的，不具備限權、法治、人權等要素的，就不是憲政。我們常說有憲法不一定有憲政就是這個道理。

4．從二者同民主的關系上說，二者對民主的偏離和整合程度是有差異的。近代憲法是民主的產物，也即沒有民主就沒有憲法。但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憲法走向憲政的歷程中，常常會出現斷帶現象，即有憲法不一定有憲政，所以憲法民主并非必然形成憲政民主。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憲法所確立的 民主體制，可能是極權型民主體制，也有可能是分權型民主體制，顯然一個體現極權型民主體制的憲法是不可能產生以限權為核心的憲政的。也因如此，歐美多數學者告誡說，憲法與憲政在詞源上的同一性不一定導致民主政治上的一致性。

三、憲政與民主的關系

（一）民主的含義

民主”一詞源于古希臘語，16世紀由法語的democratie演變為英語，即democracy。“民主”的詞源由希臘語的demos（人民）和Kratos（統治）兩詞構成。民主的原始含義就是人民的統治。現在的表述有：“多數人的統治”、“全民的統治”、“人民同意的政府”、“民有、民治和民享的自治政府”等。從外延上說，民主首先是一種體制，即民主政體，以區別于君主政體或貴族政體。作為一種體制，民主意味著國家權力源于人民，人民直接行使國家權力（如古代雅典民主），或者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代表（議員）以及總統或者執政黨（通過政黨領袖）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除外，民主還表現為民主原則、民主程序和民主方式等。

從內涵上說，民主的核心內容是人民的政治參與，人民參與的廣度和深度是檢驗民主的標尺。參與的廣度包括參與主體的廣泛性和參與事項的廣泛性。前者是指參與決策的人民在數量上越多而且代表性越強就越民主；后者是指人民或其代表參與決策的事項越廣泛就越民主。參與的深度首先可以通過參與的廣度來衡量，即參與的主體和事項越廣泛，民主就越具有深度；其次可以通過人民（代表）參與同一事項的過程和范圍來確定。

相對傳統民主而言，現代民主的含義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發展。首先，傳統民主的核心內涵，強調公民的政治參與，包括選舉投票、公共決策、表達自由和人民陪審等領域和方式。盡管也強調公民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但是不注重公民參與的力度和效度。如果公民參與了選舉投票和公共事務決策，可是公民在參與的全過程中沒有表達意見的機會或者自說自話，公民參與徒具形式，公民只是被動的接收器，有參與的行為，沒有參與的意志。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協商民主理論，強調公民參與的協商性，即公民在參與的過程中，通過對話、辯論和溝通等方式，表達意見，增進理解，融合意志，協調利益，促進和諧。參見（美）科恩著：《論民主》，聶崇信等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6-31頁。其次，現代民主更強調公民參與的經常性、過程性和動態性。英國學者赫爾德稱“自由民主制的‘動態和諧平衡’。”1美國學者科恩則認為：民主是一種過程，“民主過程就是某一種行為。”“我們不能只是占有它，樹立它，而是要繼續不斷地在行動中實現它，體驗它。”再次，現代民主理論更強調民主的受益功能。自利動機是人的本質屬性，任何人不管是“性善”還是“性惡”，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無不受自我利益的驅動，如果無利可圖，他們要么放棄參與，要么玩世不恭，這無疑是對政治參與的褻瀆。公共選擇論者認為，選民是理性的經紀人，是不無道理的。所以，薩托利更直白地說：在自由民主的兩個組成要素（對民眾的保護和民眾的權力）中，“民眾的保護便是必要的和決定性要素。”

（二）民主的分類

1、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這是根據人民行使權力的方式所作的分類。前者是指人民直接行使國家權力，具體涵義有二：一是在具體問題上由人民以直接民主的方式作出決定；二是從體制上說，由人民直接立法和直接處理行政事務，例如雅典民主。直接民主的表現形式有直接選舉、直接立法、全民公決等等。后者是指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代表（議員）和行政首腦代表人民議決事項和處理行政事務，所以也稱代議民主。從理論上說，代議民主標志著人民與代表之間形成了主人與仆人關系或是委托代理關系（也有人稱之為信托關系），所以代表作為仆人或受托人應受作為主人或委托人的人民之監督。

直接民主形成于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城邦國家。近代以來，盧梭、馬克思、麥克弗森等都主張直接民主。從實踐層面上看，自17世紀英國的代議制度確立之后，直接民主體制已不復存在，但在具體制度上看，仍然有直接選舉、全民公決和直接議事等直接民主形式。代議民主產生于17和18世紀的英國和美國。現代所有民主國家從體制上說，都是代議民主，但在具體制度上說，也存在著前述的直接選舉和全民公決等直接民主形式。

2、自由民主與極權民主：這是從民主體制層面上所作的分類。自由民主是指在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體制之下，個人自由和權利是至高無上的，人民參政

所謂“動態的，因為它為個人自由地自我發展提供條件；和諧的平衡，因為基于平等交換基礎上的競爭性政治和經濟關系，明顯地使得（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在很多方面顯得多余了。” 引自（英）赫爾德著：《民主的模式》（最新修訂版），燕繼榮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05頁。引自（美）科恩著：《論民主》，聶崇信等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40頁。3引自劉軍寧主編：《民主和民主化》，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44頁 目的在于保護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等權利。自由民主由邊沁、密爾等創立，現代自由民主可能呈現多種面向。總體上說，現代自由民主從體制上主要是自由民主憲政；從價值上，必須是以維護個人自由、權利和尊嚴為最高價值目標；從制度上實行代議制度、政黨制度、分權制衡、地方自治、司法獨立、違憲審查和多元主義等。

極權民主也稱“一元民主”或“大民主”，具體是指在國家權力體系中存在著一種權力處于頂峰，統涉中央和地方的其他 一切權力，由某一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同時它又是民主的，因為這一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在極權民主體制下，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受到嚴厲的限制。作為一個理論上的概念，極權民主首先是由以色列的民主理論家塔爾蒙提出來的。但從理論淵源上說，極權民主源于盧梭的“公意”理論。從實踐上說，古希臘的公民大會是極權民主的初始體現。法國大革命之后的雅各賓民主是極權民主的典型代表。在現代社會，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是極權民主的一種表現。

3、聚合民主與協商民主：這是根據人民的意志表達和計算方式的不同而作出的分類。聚合民主是協商民主理論家在批判自由民主和精英民主的基礎之上提煉和整理出來的概念，具體是指選民或其他程序參與人按照原始的意見和偏好投票和表決，程序的組織者按多數決原則計算選票和表決票，以確定當選者和議決結果。協商民主則是指選民或其他程序參與人在作出投票和表決之前，通過自由對話等方式表白自己的原始偏好并通過溝通辯論方式促進偏好的轉換，達至合理偏好的形成和民主決策的最優化，最后在此基礎上投票表決，也按多數決原則計算結果。比較而言，前者是原始偏好的聚合，后者是修正偏好的集結；前者的程序參與人只是程序鏈條的連接者或者采取類似于機器人的作法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偏好；后者的程序參與人應通過對話、溝通和辯論之后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偏好。

4、精英民主與草根民主：這是根據民主的主體性特征和技術性特征所作出的分類。精英民主是指現代民主隨著選舉政治和政黨政治的產生和發展逐漸演變為政黨競選和精英角逐的場所，人民的統治也成了精英的統治；相對精英而言，民主就是市場，適用優勝劣汰的規則；相對選民而言，民主意味著定期挑選精英來統治自己。草根民主，也稱平民民主，是與精英民主相對應的一個概 念，主要是指社會基層民眾的民主。古希臘民主是平民民主的具體表征。在現代社會，以麥克弗森為代表的參與式民主主張場區民主和社區民主，也屬于平民民主，由此可知，平民民主指的就是直接民主。相比之下，精英民主是20世紀早期由馬克斯·韋伯和熊彼特提出來的一個概念，他們認為，在現代社會，隨著管理的科層化和技術化，平民參政已經是昨日黃花，社會精英把持著政治市場，通過競選輪番執政，平民如果說有民主的話，也只是選擇決策者并制約其過分的行為而已。既然精英統治者是由平民選舉產生的，那么精英民主也不能沒有平民民主，進而精英民主也屬于間接民主。

5、實體民主與程序民主

實體民主是包括民主體制和公民的實體民主權利。前者包括古希臘的直接民主體制、近現代的代議民主體制和地方團體的自治體制；后者包括公民直接參政的權利，例如選舉權、公共事務表決權和表達自由等。程序民主是包括國家權力運行的民主程序和公民參政的民主程序等。前者有制憲和修憲程序、民主立法程序和地方團體民主議事程序等；后者有公民選舉程序和公共事務議決程序等。實體民主和程序民主在古今西方民主體制中都是存在的。但是，在英美國家，程序民主更具有古老的傳統和更強的生命力，因為英語民族信奉“自由的歷史是程序保障的歷史”。所以，他們自古就有自然公正原則或正當程序原則。在現代社會，哈貝馬斯提出了程序性人民主權理論。他認為：人民在相互交往中對話和辯論并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達成共識，人民主權變成了人民的交往性權利，即程序性權利。以哈貝馬斯、羅爾斯等為代表的協商民主理論家都是程序民主的代表

（三）民主與憲政的關系

在政治制度史上，古希臘和中世紀意大利城市共和國是人類民主體制的試驗場，是純粹民主體制的典型代表。在那里，公民大會和城市管理理事會（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是最高權力機關，執掌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權力，雖有500人評議會或行政官員負責行政兼司法，但是，除了絕對服從最高權力機關之外，沒有獨立決斷的權力，更談不上權力制約。如果說有權力分工和制約就是憲政的話，古羅馬的混合政府兼具制約均衡功能的體制，當屬人類憲政體制的開端，中世紀英國的《自由大憲章》確立的限制王權的大會議制度，也是憲政體制的有力嘗試。18世紀以來，隨著英、美、法等國憲法的出臺，民主和憲政的結合成為人類政治社會自此不逾的追求。由于各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差異，民主和憲政之結合的程度和方式在不同文化圈和不同國家尚有區別。美國學者墨菲在《大陸法、普通法和憲政民主》一文中指出：大陸法國家有很好的民主傳統，但缺乏憲政的機制；大陸法制度過分強調主權者（人民）的特權，過分強調議會至上，把最高立法者從國王變成了民選的議會。1墨菲教授的指責和評判不無道理。盡管實現民主和憲政的有機結合是一個復雜而艱巨的工程，但是首先理解民主與憲政各自的內涵和外延并把握它們的性格特點和基本功能等，以尋求解決之道，是很有意義的。

1、民主與憲政的區別

第一、民主是指國家權力的來源問題，憲政是指國家權力的運行問題。民主意味著，國家權力源于人民的委托授予；同時國家權力的運行不得違背民意，否則人民有權解除委托，重新組建政府；民主的核心在于人民的參與，人民參與的深度和廣度，是衡量民主的基本尺度。憲政具體表現為人民的權力在國家機關之間的分工和制約，憲政的核心是限權，即限制國家權力，可以說憲政是以限權為核心、以民主為基礎、以法治為保障、以人權為目的的立憲政治。

第二、二者的人性基礎不一樣。民主基于“性善論”的考量，推定人民能夠在理性思考的基礎上做出合理的決策。雅典民主奉行的第一原則是公民美德，亞里士多德稱之為“共同的善”，美國大法官布蘭克認為在自由選舉的國家有服從法律的“良民”。憲政的人性基礎則為“性惡論”，憲政論者認為，人類自亞當、夏娃以來就存在著罪惡的一面，即“原罪”，不管是世襲的國王還是民選的總統，其本性都是野心勃勃、貪得無厭的，有權力就會濫用權力，應當予以制約，所以杰斐遜明確地說：“在權力問題上，請別再奢談對人類的信心，讓憲法的繩索來約束人類的罪惡行為罷。”

第三、民主過分地相信主權者人民或其代表機關，并推崇直接民主和議會至上。盧梭強調直接民主體制是最好的，只有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有效的法律，他認為英國人在選舉過后就是奴隸。當直接民主在地廣人多的現代國家存在諸多障礙時，他們又退而求其次，崇尚代議民主，英國和德國的議會至 1 參見公共論叢：《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221-229頁。上、法國的民選總統至上，就是著例。憲政論者認為，人民自己也好，民選的議員和總統也好，都不是天使，都會無休止的追蹤權力和利益，都會犯錯誤，因此，主張權力分立、相互制約甚至制衡，尤其強調非民選的法官通過司法審查制約議會和總統的立法權和行政權。

第四、民主對程序情有獨鐘，民主論者認為一項法律或者決策只要是通過公開程序做出來的，就是合理的，因為程序公開體現了“看得見的正義”。憲政論者則否認程序的首要地位，他們認為看得見的東西不一定就是真實的，程序的公開性避免不了“多數人的暴政”。所以，他們強調：建立議會兩院制和司法審查等，以矯正程序民主的不足和缺陷。從實證層面上看，重程序價值的獨立性是英美普通法的傳統，但是，兩國的制度設計區別很大。在英國，正當程序只是程序性原則；在美國，正當程序即是程序性原則，也是實體性原則。同時，在英國，議會制定的法律至高無上，司法機關無權審查矯正；在美國，總統有權拒絕批準國會制定的法律，法院有權審查裁決國會法律的合憲性。

第五、民主與憲政的負面價值不一樣。就民主而言，現代民主就是一個競選市場，同經濟市場一樣，存在著諸多不確定因素，如社會壓力、利益誘惑和信息不暢等，選民在理智與情感、公益與私利、責任與放任之間偏向于后者，做出非理性的選擇，因為選舉是主觀的心理判斷和客觀的秘密投票，選舉規則管不著。同時，競選更是政黨操控的機器、精英角逐的場所和老板投資的錢莊，現代選舉表面上看是選民投票直選，實際上是老板花錢、政黨操控、選民點頭，精英輪流坐莊。民主以多數決為原則，當少數人的意見和利益缺乏可行的表達機制時，形成多數人的暴政是必然的。就憲政而言，憲政強調權力分立、相互制約，容易導致相互扯皮、無人負責，影響效力，結果可能會出現政府無能甚至無政府狀態；憲政允許非民選的法官審查裁決民意機關的法律違憲無效，當合憲標準不明確，法官素質低下時，容易導致司法霸權或者司法獨裁。

2、民主與憲政的聯系

第一、民主是憲政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現代立憲主義國家，民主與憲政的關系是源與流的關系，即民主涉及的是國家權力的來源問題，憲政指的是國家權力的運行問題，可以說沒有民主，就沒有憲政。首先，國家權力源于人民的授予。各國憲法在序言或者總則中開宗明義的指出，國家的一切權力 來源于人民，即民主原則；同時各國憲法還具體規定了人民組建政府的選舉原則和方式，以及各具體機關的權限范圍等。其次，國家權力的運行不得違背民意。按照洛克的政府委托說，人民與政府之間基于憲法契約建立了委托代理（或者信托）關系，政府機關不得違背人民的意志，恣意妄為，否則人民有權解除委托，重新組建政府。很多國家憲法和選舉法都規定了罷免制度、彈劾制度，有少數國家還規定了人民對政府的抵抗權等。再次，民主是檢驗憲政的標尺。民主的核心在于參與，人民參與的深度和廣度，既是衡量民主的基本尺度，也是檢驗憲政的主要基準。

第二、憲政是民主的保障。首先，憲政鎖定了民主價值。憲法規定了人民主權、正當程序、權力分立、責任政府、人民陪審和及基本權利等。同時憲法規定了嚴格的修憲程序，用以限制民意機關或其他國家機關隨意修改。其次，憲政對民主的矯正功能。例如，美國普通法院和德國憲法法院審查國會立法和總統行政的合法性與合憲性，對民意機關違背民意的法律和政策，宣布無效或者責令修改等，矯正了民主自身的缺陷，防堵了多數人的暴政。

第三、民主和憲政的終極價值取向是一致的，即承認、尊重、保護和實現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民主、憲政和人權都是憲法的基本價值，但相對而言，民主和憲政只是實現人權的工具。民主賦予人民自主立法、選舉和罷免政府官員的權利，實現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從和自我保護，減少和杜絕了專制的法律和獨裁的官僚，正如杰斐遜所說“人民是他們自己權利最安全的保險箱。”憲政則通過限制國家權力、防止濫權和恣意行為、矯正民主缺陷等手段，排除國家權力對人民權利和自由的干預和侵害，補償和賠償人民因公權力遭受的損害。總的來說，民主和憲政，一個是積極的賜予，一個是消極的防堵，共同完成了人權的國家保護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