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議構建海外中國公民跨國救援機制

建議構建海外中國公民跨國救援機制

2011-05-01

中央統戰部網

九三學社浙江省特邀信息員、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王桂芬，九三學社浙江省社科支社主委、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高級會計師陳六一說,海外中國公民廣義上是指居住在中國大陸和港澳臺以外地區的、具有中國國籍和護照的中國公民。今年以來，世界多個國家、地區以華人為目標的暴力犯罪呈急速上升趨勢，海外中國公民遭受傷害、致命案件屢屢發生。本月，香港游客在菲律賓遭受劫持事件再一次敲響中國公民在海外安全問題的警鐘。無論香港還是大陸，人們的強烈反應遠超出一般劫持事件，除了對綁匪兇殘的憤怒外，更多地是對菲律賓警察處置能力的憤怒。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公民在海外的安全問題，實際上乃是我國在融入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種不可回避的矛盾。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應該具有跨國救援本國公民的風范、能力和實際行動，構建起跨國救援機制。目前，我國政府做的較好的是在異國發生重大災難或動蕩時緊急撤僑，如年初從海地撤僑、6月份從吉爾吉斯坦撤僑，都有效保障了中國普通國民的生命安全，贏得了國際國內輿論的贊譽。在此方面中國無疑正逐步與國際慣例接軌，令人鼓舞。但是，除了重大災難和動蕩外，危及中國普通公民海外安全的突發性個案，目前尚未見成熟的應對體系。

一、保護海外中國公民相關法律規則缺失或不完善

1、外交保護和領事保護的有限性。中國政府對具有中國籍的海外中國公民擁有屬人管轄權，可以對其提供領事或外交保護，但通常需滿足以下法定條件:該海外中國公民持續地保有中國國籍，用盡了當地的司法救濟，其合法權益受到了當地國家非法侵害等。是否以及何時進行外交保護需結合具體案件性質和進展綜合判斷。中國政府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可以拒絕或主動對海外中國公民進行外交保護。除外交保護以外，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政府對海外中國公民實施的是領事保護。領事保護的法律依據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與外國簽訂的領事條約等雙邊多邊協定和有關國際公約；二是國內法，包括《國籍法》、《繼承法》、《中國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海商法》等。目前，這種領事保護本身是有限度的，因為使領館在駐在國沒有行政權力，更無司法權力，不能使用強制手段，也不能干涉他國司法主權。

2、中外領事關系的不對等性。中國在外國設立的領事機構共有65個，同外國簽訂的領事條約、互免簽證協定共有140多個，但一些海外中國公民和機構所在國并沒有和中國簽訂領事條約。據司法部提供的資料顯示，截至到2009年1月，只有61個國家與中國締結了《民商事司法協助條約》、《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和《引渡條約》，其中尚有部份未生效。由于目前各國跨國救援的雙邊協議并不是很多，而我國截至到目前還沒有相關法律條文。因此，遇到針對海外中國公民的突發事件，只能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這種雙多邊法律的空白或不完善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中國政府保護海外中國公民的安全。

3、國際法的缺失。在國際法中，外國人在接受國應享受何種待遇并無統一規定，要根據接受國在不違背其所承擔的條約義務和國際法強制規則的前提下依照其國內法予以確定。而接受國完全有可能違背其所承擔的條約義務和國際法強制規則或不嚴格遵照其國內法給予外國人相關待遇，損害外國人的利益和安全。

4、國際勞工保護法的不健全。國際法的缺失也制約了境外務工保護。迄今國際上還沒有這方面的統一國際公約、協定、原則或規范以保護各國外派勞工。國際勞工組織批準的有關國際公約主要包括：1949年移民就業公約(修訂)、1949年移民就業建議書(修訂)、1975年移民工人公約、1975年移民工人建議書。它們原則性地規定了公約批準國有義務采取行動，對跨國流動人員在社會保險方面實行國民待遇，但對于具體的保障、救護等事項，并無明確規定。在對勞務案件的裁決中，由于各國法律法規在關于社會保險的設立、參加、支付等方面差異很大，特別是有關工傷事故的界定、處理規則及賠償金標準等參差不齊，很難達成統一的協定，一些接受國的雇主甚至隨意變更原有的賠償標準。

二、建立健全跨國救援機制的對策建議

雖然立法是雙邊的，但出現海外中國公民受傷害狀況，我國政府和有關機構設立應急機制和預案，能在最大程度上盡我國政府屬人管轄權職能，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跨國救援一是指間接的跨國救援，是合作的形態，在事發后的第一時間成立聯合指揮部，共同協商處置方案，選擇上策，預備下策；二是指直接的跨國救援，即本國第一時間派出武裝力量，協助當地警方進行救援行動。派遣武裝力量去海外營救是非常敏感的問題，牽扯到國家主權問題，除非該國主動提出請求，批準進入，或者兩國之間簽署相關協議，否則是不可行的。構建中國跨國救援機制應側重于前者。具體建議如下：

1、將跨國救援程序化、法制化。象遭遇重大災難或動蕩時緊急撤僑一樣，在國際法允許的范圍內，在國力允許的范圍內，對危及中國公民海外安全的突發性個案予以最高關注，給受害公民予以最大臂助。為此，必須制定《中國公民海外安全法》，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旦遭遇突發危機，即可援引該法立即啟動全套程序介入，抓緊搶救中國公民生命的每分每秒。

2、及時通過高頻的外交游說、密集的新聞轟炸施加最大限度的壓力。目的是迫使事發國重視，迫使事發國絕對保證把中國公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優先的位置。中國媒體可以第一時間飛赴現場展開全方位報道；如果因事發國的失誤導致中國公民生命的重大犧牲，中國政府保留采取對前往該國旅游及商務合作發布黑色警示等反制措施。縱然最后仍難免慘劇，中國政府極其強硬的態度，能反映出政府對同胞生命的高度關注和專業的危機處置能力，不僅是對心靈上遭受重創的中國公民的一種安慰，也是對其他恐怖分子的一種威懾，對事發國政府的一種壓力，從而間接地提升本國公民在海外的安全感。

3、快速組建境內救援協調小組。當危及海外中國公民生命安全的危機發生時，中國政府應第一時間在境內成立應急小組，與事發國應急管理機構快速溝通、協調，向事發國提供專業的救援建議和策略，請對方幫助救援。或經事發國政府特許，中國政府第一時間派出專家飛赴現場緊急指導，協助當地警方實施救援。

4、建議我國組建跨境營救快速反應部隊。該部隊主要由我國現役軍人，類似特警部隊組成。他們將在未來的類似事件中，發揮救人于危難的關鍵作用。結合我國日益強大和多元的外交工作，今后如果突發類似的“劫持人質”事件中，我國外交部門將于第一時間和事發國協商，提出我們有必要派出“跨境營救突擊部隊”的要求，在得到允許的前提下，進行與事發國營救人員合作解救人質，甚至獨立解救人質的任務。如果這個要求一旦被事發國當局拒絕，也至少我們在道德層面上贏得了聲譽，同時也給事發國當局無形中有“不得不處理好”的壓力。所以，建立一支富有經驗的跨境解救人質的快速反應部隊，不但能夠起到更好解救人質的目的，還可以讓我們的國家在類似的緊急危機事件的處理中，樹立起負責大國的良好國際形象。

4、簽訂雙邊協議。我國可以與安全隱患比較突出的國家簽訂合約，一旦中國公民出現意外，對方開啟綠色通道，允許我們的精銳特警參與決策、營救。這種協議能夠理順中國政府和事發國在跨國救援行動中的合作關系，并確保這種合作關系可以在今后一段時間延續下去

盡快組建專業化的海外救援部隊和海外救援公司，當中國的外交、經援、商務、勞務人員以及[1]中國的外交、經援、商務、勞務人員需要救援

目前我國和180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有大量的外交人員派駐各個建交國，同時我國還向許多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來，去國外的商務人員、勞務人員也有了較大規模的增加。然而當我國的國使館人員和各武裝派別斡旋以外，只能聯系外國的救援部隊去解救。而外國的救援部隊到達**1993年也門發生內亂的時候，在也門有中方外交人員、工程技術人員、醫療隊共計800多人需要人員。但是由于英軍兵力不足和其他原因，英方沒能兌現自己的諾言。最終數百名中方人員只好通救援隊伍到達現場必將大大減輕當地中方使館人員的壓力，大大降低中方人員所遇到的危險性。[2]海外華僑、華人需要救援

海外華僑、華人對祖國貢獻巨大。在抗日戰爭期間，世界各地華僑、華人捐助的醫療藥品、通信器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數千名南洋機工為了運輸中國急需的戰略物資奔波在印緬等公路上，有將如既往的支持祖國的建設事業。“希望工程”、“春蕾工程”...得到了海外華僑華人大力支持；當中國然海外華僑華人對祖**親獻上了一片赤子之心，那么當他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威脅時祖**親因為1998年印尼發生的事件表明：僅僅依靠外交部門的抗議、譴責是不能制止當地反華勢力對華縱觀全球數十年來的實際情況，當某國國內發生戰亂或內亂，當地政府全面癱瘓，局面完全失控的援人員（包括武裝救援人員）前去解救已經成為國際慣例。無論是像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發展中國家都曾派兵解救過自己國家的外交、商務、旅游人員和僑民。歐洲的比利時無論從國土面可是每當比利時的僑民、比裔人士的生命財產在海外受到威脅時，比利時總是毫不猶豫地派出最精簡易機場強行著陸的時候，當看到全副武裝的傘兵跳出機艙的時候，在戰火中受煎熬的比利時僑民綜上所述，如果某地再次發生反華、排華**，而當地政府對局勢完全失控，當地華僑、華人的生華僑、華人。中國政府的人道救援行動肯定會得到世界各國的理解和必要的支持。所以請有關部門具體建議：[1]海外救援部隊的目標

假設：東南亞某國發生反華、排華**，當地政府對局勢完全失控，華僑華人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空軍：

應該能夠在24小時以內向該地輸送100-300人的空降部隊（可以使用軍用運輸機或租用民航機）建造“庇護所”、劃定“庇護區”，收攏保護遭遇迫害的華僑華人；向當地反華勢力顯示中國的威懾力海軍：

應該能夠派出由大型主力艦只、后勤補給艦只組成的混編艦隊在72小時以內趕赴當地海域，輸送等到該地區局勢緩和以后，中國派出的人道救援部隊就可以撤回了

[2]海外救援公司的目標

假設：非洲某國發生戰亂、內亂，當地局勢全面失控，有大量的中方人員急需緊急撤離。由中國民航、中國遠洋公司的精干員工和大批招聘的專業人員（如退伍軍人）組建的海外救援公司應該緊急趕赴戰亂國家的鄰國，并盡可能爭得該國同意或默許，攜帶必要的輕武器和救援車輛、裝備從該國進入**國家去接回需要撤離的中方人員。海外救援公司的組建和運作可以有選擇的參考美國“黑水公司”的一些做法。

第二篇：中國海外救援機制

建議構建海外中國公民跨國救援機制

2011-05-01 中央統戰部網

九三學社浙江省特邀信息員、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王桂芬，九三學社浙江省社科支社主委、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高級會計師陳六一說,海外中國公民廣義上是指居住在中國大陸和港澳臺以外地區的、具有中國國籍和護照的中國公民。今年以來，世界多個國家、地區以華人為目標的暴力犯罪呈急速上升趨勢，海外中國公民遭受傷害、致命案件屢屢發生。本月，香港游客在菲律賓遭受劫持事件再一次敲響中國公民在海外安全問題的警鐘。無論香港還是大陸，人們的強烈反應遠超出一般劫持事件，除了對綁匪兇殘的憤怒外，更多地是對菲律賓警察處置能力的憤怒。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公民在海外的安全問題，實際上乃是我國在融入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種不可回避的矛盾。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應該具有跨國救援本國公民的風范、能力和實際行動，構建起跨國救援機制。目前，我國政府做的較好的是在異國發生重大災難或動蕩時緊急撤僑，如年初從海地撤僑、6月份從吉爾吉斯坦撤僑，都有效保障了中國普通國民的生命安全，贏得了國際國內輿論的贊譽。在此方面中國無疑正逐步與國際慣例接軌，令人鼓舞。但是，除了重大災難和動蕩外，危及中國普通公民海外安全的突發性個案，目前尚未見成熟的應對體系。

一、保護海外中國公民相關法律規則缺失或不完善

1、外交保護和領事保護的有限性。中國政府對具有中國籍的海外中國公民擁有屬人管轄權，可以對其提供領事或外交保護，但通常需滿足以下法定條件:該海外中國公民持續地保有中國國籍，用盡了當地的司法救濟，其合法權益受到了當地國家非法侵害等。是否以及何時進行外交保護需結合具體案件性質和進展綜合判斷。中國政府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可以拒絕或主動對海外中國公民進行外交保護。除外交保護以外，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政府對海外中國公民實施的是領事保護。領事保護的法律依據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與外國簽訂的領事條約等雙邊多邊協定和有關國際公約；二是國內法，包括《國籍法》、《繼承法》、《中國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海商法》等。目前，這種領事保護本身是有限度的，因為使領館在駐在國沒有行政權力，更無司法權力，不能使用強制手段，也不能干涉他國司法主權。

2、中外領事關系的不對等性。中國在外國設立的領事機構共有65個，同外國簽訂的領事條約、互免簽證協定共有140多個，但一些海外中國公民和機構所在國并沒有和中國簽訂領事條約。據司法部提供的資料顯示，截至到2009年1月，只有61個國家與中國締結了《民商事司法協助條約》、《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和《引渡條約》，其中尚有部份未生效。由于目前各國跨國救援的雙邊協議并不是很多，而我國截至到目前還沒有相關法律條文。因此，遇到針對海外中國公民的突發事件，只能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這種雙多邊法律的空白或不完善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中國政府保護海外中國公民的安全。

3、國際法的缺失。在國際法中，外國人在接受國應享受何種待遇并無統一規定，要根據接受國在不違背其所承擔的條約義務和國際法強制規則的前提下依照其國內法予以確定。而接受國完全有可能違背其所承擔的條約義務和國際法強制規則或不嚴格遵照其國內法給予外國人相關待遇，損害外國人的利益和安全。

4、國際勞工保護法的不健全。國際法的缺失也制約了境外務工保護。迄今國際上還沒有這方面的統一國際公約、協定、原則或規范以保護各國外派勞工。國際勞工組織批準的有關國際公約主要包括：1949年移民就業公約(修訂)、1949年移民就業建議書(修訂)、1975年移民工人公約、1975年移民工人建議書。它們原則性地規定了公約批準國有義務采取行動，對跨國流動人員在社會保險方面實行國民待遇，但對于具體的保障、救護等事項，并無明確規定。在對勞務案件的裁決中，由于各國法律法規在關于社會保險的設立、參加、支付等方面差異很大，特別是有關工傷事故的界定、處理規則及賠償金標準等參差不齊，很難達成統一的協定，一些接受國的雇主甚至隨意變更原有的賠償標準。

二、建立健全跨國救援機制的對策建議

雖然立法是雙邊的，但出現海外中國公民受傷害狀況，我國政府和有關機構設立應急機制和預案，能在最大程度上盡我國政府屬人管轄權職能，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跨國救援一是指間接的跨國救援，是合作的形態，在事發后的第一時間成立聯合指揮部，共同協商處置方案，選擇上策，預備下策；二是指直接的跨國救援，即本國第一時間派出武裝力量，協助當地警方進行救援行動。派遣武裝力量去海外營救是非常敏感的問題，牽扯到國家主權問題，除非該國主動提出請求，批準進入，或者兩國之間簽署相關協議，否則是不可行的。構建中國跨國救援機制應側重于前者。具體建議如下：

1、將跨國救援程序化、法制化。象遭遇重大災難或動蕩時緊急撤僑一樣，在國際法允許的范圍內，在國力允許的范圍內，對危及中國公民海外安全的突發性個案予以最高關注，給受害公民予以最大臂助。為此，必須制定《中國公民海外安全法》，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旦遭遇突發危機，即可援引該法立即啟動全套程序介入，抓緊搶救中國公民生命的每分每秒。

2、及時通過高頻的外交游說、密集的新聞轟炸施加最大限度的壓力。目的是迫使事發國重視，迫使事發國絕對保證把中國公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優先的位置。中國媒體可以第一時間飛赴現場展開全方位報道；如果因事發國的失誤導致中國公民生命的重大犧牲，中國政府保留采取對前往該國旅游及商務合作發布黑色警示等反制措施。縱然最后仍難免慘劇，中國政府極其強硬的態度，能反映出政府對同胞生命的高度關注和專業的危機處置能力，不僅是對心靈上遭受重創的中國公民的一種安慰，也是對其他恐怖分子的一種威懾，對事發國政府的一種壓力，從而間接地提升本國公民在海外的安全感。

3、快速組建境內救援協調小組。當危及海外中國公民生命安全的危機發生時，中國政府應第一時間在境內成立應急小組，與事發國應急管理機構快速溝通、協調，向事發國提供專業的救援建議和策略，請對方幫助救援。或經事發國政府特許，中國政府第一時間派出專家飛赴現場緊急指導，協助當地警方實施救援。

4、建議我國組建跨境營救快速反應部隊。該部隊主要由我國現役軍人，類似特警部隊組成。他們將在未來的類似事件中，發揮救人于危難的關鍵作用。結合我國日益強大和多元的外交工作，今后如果突發類似的“劫持人質”事件中，我國外交部門將于第一時間和事發國協商，提出我們有必要派出“跨境營救突擊部隊”的要求，在得到允許的前提下，進行與事發國營救人員合作解救人質，甚至獨立解救人質的任務。如果這個要求一旦被事發國當局拒絕，也至少我們在道德層面上贏得了聲譽，同時也給事發國當局無形中有“不得不處理好”的壓力。所以，建立一支富有經驗的跨境解救人質的快速反應部隊，不但能夠起到更好解救人質的目的，還可以讓我們的國家在類似的緊急危機事件的處理中，樹立起負責大國的良好國際形象。

4、簽訂雙邊協議。我國可以與安全隱患比較突出的國家簽訂合約，一旦中國公民出現意外，對方開啟綠色通道，允許我們的精銳特警參與決策、營救。這種協議能夠理順中國政府和事發國在跨國救援行動中的合作關系，并確保這種合作關系可以在今后一段時間延續下去。

建議構建海外中國公民跨國救援機制

2011-05-01 中央統戰部網

九三學社浙江省特邀信息員、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王桂芬，九三學社浙江省社科支社主委、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高級會計師陳六一說,海外中國公民廣義上是指居住在中國大陸和港澳臺以外地區的、具有中國國籍和護照的中國公民。今年以來，世界多個國家、地區以華人為目標的暴力犯罪呈急速上升趨勢，海外中國公民遭受傷害、致命案件屢屢發生。本月，香港游客在菲律賓遭受劫持事件再一次敲響中國公民在海外安全問題的警鐘。無論香港還是大陸，人們的強烈反應遠超出一般劫持事件，除了對綁匪兇殘的憤怒外，更多地是對菲律賓警察處置能力的憤怒。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公民在海外的安全問題，實際上乃是我國在融入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種不可回避的矛盾。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應該具有跨國救援本國公民的風范、能力和實際行動，構建起跨國救援機制。目前，我國政府做的較好的是在異國發生重大災難或動蕩時緊急撤僑，如年初從海地撤僑、6月份從吉爾吉斯坦撤僑，都有效保障了中國普通國民的生命安全，贏得了國際國內輿論的贊譽。在此方面中國無疑正逐步與國際慣例接軌，令人鼓舞。但是，除了重大災難和動蕩外，危及中國普通公民海外安全的突發性個案，目前尚未見成熟的應對體系。

一、保護海外中國公民相關法律規則缺失或不完善

1、外交保護和領事保護的有限性。中國政府對具有中國籍的海外中國公民擁有屬人管轄權，可以對其提供領事或外交保護，但通常需滿足以下法定條件:該海外中國公民持續地保有中國國籍，用盡了當地的司法救濟，其合法權益受到了當地國家非法侵害等。是否以及何時進行外交保護需結合具體案件性質和進展綜合判斷。中國政府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可以拒絕或主動對海外中國公民進行外交保護。除外交保護以外，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政府對海外中國公民實施的是領事保護。領事保護的法律依據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與外國簽訂的領事條約等雙邊多邊協定和有關國際公約；二是國內法，包括《國籍法》、《繼承法》、《中國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海商法》等。目前，這種領事保護本身是有限度的，因為使領館在駐在國沒有行政權力，更無司法權力，不能使用強制手段，也不能干涉他國司法主權。

2、中外領事關系的不對等性。中國在外國設立的領事機構共有65個，同外國簽訂的領事條約、互免簽證協定共有140多個，但一些海外中國公民和機構所在國并沒有和中國簽訂領事條約。據司法部提供的資料顯示，截至到2009年1月，只有61個國家與中國締結了《民商事司法協助條約》、《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和《引渡條約》，其中尚有部份未生效。由于目前各國跨國救援的雙邊協議并不是很多，而我國截至到目前還沒有相關法律條文。因此，遇到針對海外中國公民的突發事件，只能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這種雙多邊法律的空白或不完善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中國政府保護海外中國公民的安全。

3、國際法的缺失。在國際法中，外國人在接受國應享受何種待遇并無統一規定，要根據接受國在不違背其所承擔的條約義務和國際法強制規則的前提下依照其國內法予以確定。而接受國完全有可能違背其所承擔的條約義務和國際法強制規則或不嚴格遵照其國內法給予外國人相關待遇，損害外國人的利益和安全。

4、國際勞工保護法的不健全。國際法的缺失也制約了境外務工保護。迄今國際上還沒有這方面的統一國際公約、協定、原則或規范以保護各國外派勞工。國際勞工組織批準的有關國際公約主要包括：1949年移民就業公約(修訂)、1949年移民就業建議書(修訂)、1975年移民工人公約、1975年移民工人建議書。它們原則性地規定了公約批準國有義務采取行動，對跨國流動人員在社會保險方面實行國民待遇，但對于具體的保障、救護等事項，并無明確規定。在對勞務案件的裁決中，由于各國法律法規在關于社會保險的設立、參加、支付等方面差異很大，特別是有關工傷事故的界定、處理規則及賠償金標準等參差不齊，很難達成統一的協定，一些接受國的雇主甚至隨意變更原有的賠償標準。

二、建立健全跨國救援機制的對策建議

雖然立法是雙邊的，但出現海外中國公民受傷害狀況，我國政府和有關機構設立應急機制和預案，能在最大程度上盡我國政府屬人管轄權職能，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跨國救援一是指間接的跨國救援，是合作的形態，在事發后的第一時間成立聯合指揮部，共同協商處置方案，選擇上策，預備下策；二是指直接的跨國救援，即本國第一時間派出武裝力量，協助當地警方進行救援行動。派遣武裝力量去海外營救是非常敏感的問題，牽扯到國家主權問題，除非該國主動提出請求，批準進入，或者兩國之間簽署相關協議，否則是不可行的。構建中國跨國救援機制應側重于前者。具體建議如下：

1、將跨國救援程序化、法制化。象遭遇重大災難或動蕩時緊急撤僑一樣，在國際法允許的范圍內，在國力允許的范圍內，對危及中國公民海外安全的突發性個案予以最高關注，給受害公民予以最大臂助。為此，必須制定《中國公民海外安全法》，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旦遭遇突發危機，即可援引該法立即啟動全套程序介入，抓緊搶救中國公民生命的每分每秒。

2、及時通過高頻的外交游說、密集的新聞轟炸施加最大限度的壓力。目的是迫使事發國重視，迫使事發國絕對保證把中國公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優先的位置。中國媒體可以第一時間飛赴現場展開全方位報道；如果因事發國的失誤導致中國公民生命的重大犧牲，中國政府保留采取對前往該國旅游及商務合作發布黑色警示等反制措施。縱然最后仍難免慘劇，中國政府極其強硬的態度，能反映出政府對同胞生命的高度關注和專業的危機處置能力，不僅是對心靈上遭受重創的中國公民的一種安慰，也是對其他恐怖分子的一種威懾，對事發國政府的一種壓力，從而間接地提升本國公民在海外的安全感。

3、快速組建境內救援協調小組。當危及海外中國公民生命安全的危機發生時，中國政府應第一時間在境內成立應急小組，與事發國應急管理機構快速溝通、協調，向事發國提供專業的救援建議和策略，請對方幫助救援。或經事發國政府特許，中國政府第一時間派出專家飛赴現場緊急指導，協助當地警方實施救援。

4、建議我國組建跨境營救快速反應部隊。該部隊主要由我國現役軍人，類似特警部隊組成。他們將在未來的類似事件中，發揮救人于危難的關鍵作用。結合我國日益強大和多元的外交工作，今后如果突發類似的“劫持人質”事件中，我國外交部門將于第一時間和事發國協商，提出我們有必要派出“跨境營救突擊部隊”的要求，在得到允許的前提下，進行與事發國營救人員合作解救人質，甚至獨立解救人質的任務。如果這個要求一旦被事發國當局拒絕，也至少我們在道德層面上贏得了聲譽，同時也給事發國當局無形中有“不得不處理好”的壓力。所以，建立一支富有經驗的跨境解救人質的快速反應部隊，不但能夠起到更好解救人質的目的，還可以讓我們的國家在類似的緊急危機事件的處理中，樹立起負責大國的良好國際形象。

4、簽訂雙邊協議。我國可以與安全隱患比較突出的國家簽訂合約，一旦中國公民出現意外，對方開啟綠色通道，允許我們的精銳特警參與決策、營救。這種協議能夠理順中國政府和事發國在跨國救援行動中的合作關系，并確保這種合作關系可以在今后一段時間延續下去。

第三篇：春運期間構建鐵路梯次退票機制建議

春運期間構建鐵路梯次退票機制建議

【摘 要】 本文結合春運期的特殊時期和乘客心理分析，提出在春運期間建立四級階梯式鐵路梯次退票制度，拉長退票時間段，在不同階段退票收取不同的退票費，避免人為因素造成的運輸資源浪費和利益損失。

【關鍵詞】 退票制度；階梯式；退票周期；旅客心理

自2011年后半年開始，TVM 機和互聯網等多種鐵路售票渠道的快速發展，給旅客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同時，2011年9月25日退票費標準的下調，又極大地減小了退票代價。[1]根據鐵路部門統計，2013年春運期間日均退票量是日常退票量的3倍，同比增長110%。退票時間集中在開車前24小時以內。在開車前24小時以內退票的比例為73.5%，24―48小時退票的比例為11.7%，48小時以上退票的比例為14.8%。2013年9月1日起，鐵路旅客退票和改簽改為在開車時間前，可到任意車站辦理。開車前48小時以上退票，收取票價5%退票費，開車前24―48小時，收取票價10%，開車前不足24小時，收取票價20%。

一、春運期間退票存在的問題

春運期間，退票量陡增的現象并不意味著春運壓力的消釋，而是與乘客購票方式和心理有關。[2]

1、退票量徒增的原因

在春運購票難和退票費標準降低的背景下，許多乘客都會采取優中選優的購票方式。首先通過網絡或者電話搶到一張票來“保底”，之后再繼續搶票，最終選擇最優車票，再將其余車票退掉。然而鐵路規定，旅客要求退票時，應當在購票地車站或票面始發站辦理。代售點是不能辦理退票手續的。在春運期間，大多數乘客會選擇乘車當天來火車站，順便退掉多余車票。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由于有些乘客所在地距離火車站較遠，并且春運期間車站人流量較大，退票不夠方便，很少有人愿意為了退票特意到車站窗口跑一趟；第二，在缺乏約束的情況下，部分乘客為了多給自己一些選擇的空間，不會積極退票。

2、退票存在的問題

原本為方便乘客購票，鐵路擴展更多的售票渠道，將春運預售時間延長，同時還降低退票費，但隨之而來是退票的新問題。上述乘客這種購票方式和心理，會直接造成其他乘客春運購票難上加難的問題。[3]由于多余的車票未能及時回到銷售系統中，其他乘客就存在買不到票的問題，同時導致車廂坐席的空缺，造成乘客購票不便和客運虛糜的新問題。

二、春運期間梯次退票分析

目前，鐵路部門已出臺針對退票問題的政策，在任意車站可辦理退票，從一定程度上方便乘客退票。但在春運期間，梯次退票的時間選取是否能有效加速車票周轉值得研究。加速車票周轉最有效的辦法是加速多余車票盡快回到售票系統中。在春運的背景下，48小時以上退票費為5%，是否能夠有效鼓勵乘客盡快退票。

1、乘客心理

按照一般乘客心理，人都是有惰性和期望心理。在春運期間，仍有大部分乘客會在退票費漲前，通過網絡和電話爭取訂到適合的車票，并且在最后時刻做出決定和實施退票。例如，一個乘客期望買到14號早上從西安出發至廣州的臥鋪。若他訂到的都是其他車次車票，那么他很可能會在11號晚才決定最后選擇的車次，并退掉其他車票。而這位乘客退掉的車票對于其他乘客而言，僅剩兩天時間安排出行計劃。

2、退票周期

由于鐵路運能總體上難以滿足需求，在春運、暑運和小長假、“黃金周”等高峰期間，仍然存在“一票難求”的現象，高峰期間的大量退票更加劇這種緊張狀況，[4]而在春運期間這類問題尤為突出。因此，在春運期間的退票周期應該區別于其他時期，周期應該適當延長，從而更好的引導旅客提前退票，加快車票周轉，讓二次購票時間更加充裕，方便其他旅客出行。

三、春運期間階梯式退票制度

采用階梯式退票制度需滿足乘客購票的基本需求，并通過提高超退票限制期以上部分的退票費用，以達到引導乘客“及時退票”的目的。[5]考慮春運期間退票周期的特殊性，因此階梯制度需細分為四級模式比較符合乘客購票心理和行為的需求。[6]春運期間，代售點和車站部分售票窗口預售期為18天，網絡訂票和電話訂票提前到20天。以18天為基準，四級模式為：

1、距離開車時間15天以上，可以免退票費

春運期間，購票難的壓力較大，第一級模式可容許乘客有三天的考慮時間，并更多傾向于積極鼓勵性質。

2、距開車時間15天以內5天以上的按5%收取退票費

第二級模式仍然鼓勵人們盡量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使鐵路資源更有效的利用。

3、距開車時間5天以內1日以上的按10%收取退票費

此時退票周期略長，第三級模式需帶有約束性質。

4、距開車時間1天以內的按20%收取退票費

第四級模式，由于退票周期過長，應帶有強制約束性質。

實施梯次退票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勵更多乘客及早退票，加快車票周轉，引導旅客增強購票計劃性，避免運力浪費。[7]因此，鐵路部門應聯合各類媒體，大力宣傳梯次退票的積極作用，方便乘客出行。[8]

四、小結

通過對鐵路梯次退票進行研究，結合春運期的特殊時期和乘客心理分析，探索周轉時間長的梯次退票制度，以期在春運期間更有效加速車票周轉，方便乘客購票出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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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靜（1986-）女，陜西西安人，西安鐵路職業技術學院，碩士，研究方向：運輸經濟.

第四篇：構建工會困難職工幫扶機制取得成效建議

按照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建立困難職工幫扶中心的要求，**工會于2003年建立了困難職工幫扶中心，經過兩年來的運行，各項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社會影響不斷擴大。

**工會成立的全盟第一家困難職工幫扶中心，得到了全總、區總的大力支持，中心共投入資金20萬，辦公場所300平方米，抽調專職干部4人，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根據我盟實際和自

身能力，分別開展了困難職工生活救助、信訪接待、政策咨詢、職業培訓及困難職工子女上學救助等項工作。幫扶中心自成立以來已累計救助特困職工家庭740戶，發放救助款30萬元。接待來信來訪21人次，救助困難職工子女上大學156人，發放助學款15.6萬元。為困難職工群體提供了直接、快捷、方便的服務，有效的緩解了職工的困難。在提供救助的同時也迅速拉近了工會組織與職工群眾的距離，在此基礎上我們面對這項新的工作，解放思想、勇于探索，首創的“中心加基地”模式，被自治區總工會列為全區幫扶中心工作四大模式之一，分別在《內蒙古工運》、全總辦公廳再就業辦公室工作情況交流上進行了報道。通過兩年來的實際工作，我們也深深感到雖然各級政府也都制定出臺了不少社會救助政策，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化，大批下崗失業人員涌向社會，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員因種種原因導致生活極度困難，他們仍然要到工會尋求“娘家人”的關心和救助，而工會自身經費有限，社會捐助更少，這給工會的幫扶工作增大了壓力和難度。要想做好這項工作，存在著很多我們自身無法解決的困難。

一、困難職工幫扶中心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

按照全總和區總的要求，建立和規范困難職工幫扶中心是工會新時期，新階段履行維護職能的有效載體，困難職工幫扶是工會維權工作的新生事物，處于起步摸索階段，由于受人力、物力、財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幫扶中心的功能發揮，尤其是對困難職工的物質幫 助距離職工群眾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幫扶中心的運行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面對眾多需要救助的困難職工，由于資金不足，幫扶作用和幫扶效果都受到很大的影響，幫扶中心開展的職業介紹、職業培訓、再就業基地建設也都因資金的短缺而受到影響。

二、幫扶資金籌集難度大

我盟地處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相對落后，同時我盟也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各項工作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致使工會開展的各項扶貧幫困工作政府支持的資金寥寥無幾，加上各系統各部門也不斷向社會及各單位開展捐款活動，長此以往，職工對各種募捐活動產生抵觸情緒，致使幫扶資金的籌集難度越來越大。自工會開展幫扶救助工作以來，當地政府組織了一次各行政、事業、企業單位幫扶資金的籌集活動，共籌集資金90多萬元，作為扶困基金，至今我們還在用這筆基金維持著日常的救助工作。每年的元旦、春節慰問，特困職工子女助學都是從扶困基金中列支，現在財政扶困基金帳戶只有不足50萬元了，逐年減少而沒有注入，早晚會坐吃山空。

三、幾點建議

1、建立多渠道籌集扶困資金的長效機制。足夠的資金保證是實施扶貧幫困工作的關鍵所在，多渠道廣泛籌集幫扶資金，把困難職工幫扶中心辦成“政府行為”、“工會行動”的社會公益性事業。幫扶資金的籌集主要應從以下六個方面加以考慮，一是政府財政支持；二是社會籌集；三是職工互助互濟；四是工會經費補給；五是動員干部職工捐助；六是以“中心加基地”的模式，即，困難職工幫扶中心本著一個中心若干基地的原則建立再就業基地，資金實行股份制，由當地政府、工會幫扶中心、錄用的下崗職工集資入股，各入股方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實行公司制形式管理，各基地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自我發展，滾動式經營。通過再就業基地創收的資金，一部分設立再就業基金，一部分注入幫扶中心作為扶困基金的經費積累，從而達到中心與基地協調發展，這樣即解決了部分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同時也使幫扶中心的資金細水長流，源源不斷。錫盟工會在“中心加基地”的模式中已大膽嘗試，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

2、建立完善的扶貧幫困機制。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不斷建立和完善，困難職工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就業難、就醫難、子女就學難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面對這種情況，工會組織應該認識到幫扶救助困難職工不是短期行為，臨時救濟，而是一項長期的穩定的能夠發揮長效幫扶功能的幫扶體制，必須加強困難職工幫扶體系建設，不斷構建困難職工幫扶長效運行機制的工作思路，以健全的工作機制，明確的工作職責，規范的工作程序，專業的工作隊伍，全力幫助困難職工解決生產和生活的最低需要問題，推動困難職工幫扶體系建設逐步走上規范化、制度化和社會化的進程。

3、幫扶中心要圍繞當地黨委和政府的工作大局，工會的中心工作，廣大困難職工群眾的實際需求來開展，切實體現出幫扶中心救急濟難、排解矛盾、拾遺補缺、方便快捷的工作特點，要成立工會幫扶工作領導小組統一領導和協調幫扶中心工作，定

第五篇：自上而下地構建中國公民社會結構

自上而下地構建中國公民社會結構

托馬斯·海貝勒

在展開本文的論述之前，我們首先要回答：中國是否確實存在、發展著公民社會？我認為，中國目前還沒有公民社會，但正在出現公民社會的結構。這兩者之間有很大區別。從公民社會的定義來看，它涉及的范圍是那些介于國家和私人（或家庭）之間的活動。在西方公民社會的概念中，它具有幾個最基本的特征。第一，在西方概念里，國家、家庭和私人活動是相互分離的，在某種情況下彼此聯系，共同作用；第二，西方概念里的公民社會指的是獨立于國家的社會活動。但是我們可以對現代化有不同的定義，為什么不可以發展出不同于西方語境的公民社會概念呢？我認為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對公民社會可以有不同定義，也正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已經出現了公民社會的基本結構。

我的基本論點是，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模式是自上而下推進的，這不同于歐美的自下而上模式。我們在中國任何地方都能夠發現，一些公民社會的基本結構正在形成，但不同于西方公民社會發展的是，這些結構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基于此，我提出，中國的公民社會是一種專制模式，或可以稱之為狹隘的公民社會模式，它呈現出自上而下的特征。

下面討論中國的公民社會能否形成和得到發展。

第一部分：中國公民社會的概念

在已有關于中國公民社會能否形成和發展的討論中，正反雙方各執己見。反對的理由主要有：第一，公民社會僅和民主制度相聯；第二，在中國還沒有形成國家和社會的相互分離；第三，中國是個執政黨控制的國家，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但與此同時，也有三條理由支持中國公民社會存在的可能：第一，中國學者已經對“公民社會”進行了探討，我認為西方學者應該對此引起重視，因為中國的學者已經采用了公民社會的概念并做出了相關論證，我們必須接受這一事實；第二，公民社會結構的出現可以先于民主化進程，因此，即便在權威控制階段，我們仍然可以發展出公民社會的結構；第三，中國已經具備了產生公民社會的先決條件。

引言中已經提到，中西公民社會概念的內涵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國，“公民社會”這個概念指的是社會公眾，而“市民社會”多指城市居民而非農民或農村地區的人口。中國的公民社會概念呈現出非對抗性，即國家和社會不是對抗性的兩面，而在西方國家，國家和社會的對抗性是公民社會概念的重要部分。在中國語境下的公民社會定義中，我們發現國家和公民社會是相互交織和相互影響的。因此我認為中國公民社會結構的產生更多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過程。

為什么公民社會的概念內涵在中西方產生這種差異？一方面，中國仍處于國家體制機制建構的進程中，包括法律體系在內的各種體系的運作尚待改進，目前對有關法律法規等問題做出的任何改變都有賴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行為，這可以用政府組織和民眾的“文明競爭力缺乏”來解釋。另一方面，中國正經歷著時代性的價值觀轉變，這使得國家和民眾都有必要學習和內化新的社會準則，公共領域和公共控制等新興詞匯正伴隨著網絡和非政府組織的興起而出現。

基于這些差異性，我研究中國公民社會發展中關注的主要問題是：是否有這樣的領域出現，它一方面不完全自治，另一方面又不與國家保持完全一致，換言之，它不完全依賴于國家，同時也不完全與國家割離。我試圖確證，在中國是否已經出現那些自治社會領域的核心基礎。我定義的中國公民社會是：在黨政國家之外出現了公共領域。

第二部分：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可能性：理論框架與應用

學者們認為，東歐后社會主義國家和前蘇聯國家中公民社會出現的歷史經驗，為公民社會發展提出了一個理論框架。這一框架顯示，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社會需要四個先決條件：企業文化、公民文化、話語文化和日常文化。我將在中國的現實語境和當下情況中對這些概念進行解釋和對照。簡單地說，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和企業家存在的經濟領域。公民文化指的是政體、社會。話語文化是指社會意識、社會知覺和政治文化。日常文化指的是有關日常生活和日常行為發展的問題。下面我將這四點放在中國社會中具體加以說明。

企業文化

改革開放后中國發展了私有制，并完善了相關法律、提升了公民權，這些都是發展公民社會的先決條件。眾所周知，中國政府從80年代開始發展市場經濟，使私營企業進一步復蘇，中國企業私有化也日益成熟，這是公民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公民社會發展要求企業文化、公民文化等四種文化的發展，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典型的公民社會發展是與社會環境的發展緊密相關的，但是由于公民社會具有不同特征和構成，因此說它僅和社會環境相關是過于片面的。自我雇傭和私營部門的發展意味著私營企業家的出現，這大大推動了企業文化的形成，私營企業家不僅具有經濟功能，同時也具有社會和政治功能，他們是推動創新的改革者，是目標和結果導向的群體，具有高個人主義傾向的競爭意識和理性計算。他們不僅在經濟領域，更在社會領域樹立了一種關注社會發展的行為模范。值得一提的是，私營企業家正在形成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中國的企業家中已經逐步出現社會責任感意識。

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的發展與公民的出現直接相關，沒有公民就不可能出現公民社會，公民社會與公民的出現緊密相連。那么現在中國是否有公民呢？首先來看“公民”的定義，“公民”有四個特征，第一，他們有參與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可能性。第二，他們要有較高的生活水平，因為參與社會問題需要時間、金錢和資源的投入。第三，他們具有公民意識，這就是說他們是志愿參與各種社會問題的，而不是為自己、家庭、客戶或者所在社區謀取一己私利，這意味著公民需具備公民責任感和文明競爭力。第四，他們具有公民權。

如何才能培養公民？首先要提高公民參與，我們現在有村民直選，有城市街道社區的直接或間接選舉，也有NGO、非政府組織，可以說具備了公民參與的可能性和機會，因此“公民”正日漸形成。第二，現在城市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已經有了顯著提高，達到城市中產階級水平，他們大多開始關注社會問題。第三，在志愿活動方面中國較為欠缺，據統計，2007年中國有1.7%的人口參加過志愿活動或志愿組織，而在德國這個比例約為49%。但這與中國的歷史有關，在歷史上，由于體制原因中國人普遍缺少參與社會管理的熱情，鄉村地區的人很少關心與自身無關的人或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我發現，在一些街道社區，所謂的志愿組織并不是完全志愿性的，因為在大部分城市里志愿者都是黨員，或是那些靠低保生活、收入來源于政府的人們。第四，中國的公民權目前也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我認為現在中國只形成了初級階段的公民文化，也就是說中國的公民文化是由“不完全的公民”所形成的。此外，個體自主性的發展也十分重要，它是指人民能夠對生命和生活有自己獨特的見解，這有別于道德時代人民生活全交給國家負責的觀念。事實上，隨著收入的提高，中國人對生活有了自己的見解，并關心起國家和社會問題，這對發展公民社會來說是非常有利的。曾有論者認為，個體自主性存在于某種組織自主性之中，那么在中國，人民是否經歷了從“群眾”到“公民”的轉變。“群眾”是政治術語，而“公民”是法律術語，從政治到法律，從“群眾”到“公民”存在著巨大的轉變。所謂的“弱公民”是指，伴隨著時代進步、參與度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志愿性社團的出現，中國已經出現了一些“公民”的特征，但是“弱”的，而不是“強而明顯”的。

話語文化

話語文化具有四個特征，第一是知識分子話語，第二是對于不同看法和多元化觀點的接受和包容，第三是對批評性聲音的接受，最后是開明自由。我將這四個特征總結在一張圖上（參見圖1）。

圖1中國的話語文化（見附件圖1）

圖1的底部是四個對決策具有影響的群體，他們組成了政治話語。公共知識分子非常接近于政黨，他們對中國的政治、社會發展提供許多有別于政黨的見解和看法；智囊團則負責向政府或者政黨提供決策建議；互聯網聊天組（網民）的出現極其重要，他們對公共決策和國家領導產生影響；最后是所謂的網絡社會運動，參與者雖然只在網絡空間中交流，在現實世界中并不碰面，但他們有著共同的社會主張。來自這四個群體的改革意見只要遵從了黨的方針路線的，或者說具有“政治上的正確性”，那么就能夠被黨政國家所接納。中國以外的國家都難以理解這種國家和社會知識領域的相互聯系方式，同樣他們也很難發現知識分子、社會和國家在不同領域之間的相互聯絡。在我看來，互聯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共領域，它所創造的公共空間是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前提。截至去年年底，中國有2.5億的互聯網用戶，最近幾年，互聯網用戶的數量幾乎每隔18個月就要翻一翻。絕大多數互聯網用戶都是年輕人和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只有少部分在農村地區。那些在網上討論政治問題的互聯網用戶都是溫和的，他們不贊成體制改革而主張改善治理，將善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或政治互動的最終目標。在西方國家，我們曾討論過互聯網是否會導致技術決定論的問題，技術決定論意味著互聯網的使用將改變政治結構和政治系統性思維。在我看來，這不是個問題，在中國尤其如此，因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對改變政治體制不感興趣，他們只希望當前的政治體制變得更加有效，也就是將政府從統治變成善治。另一方面，互聯網創造了新的政治參與渠道，它具有高度的政治透明度和社會批判性，在德國，我們稱之為Gesellschaftskritik。互聯網提供了獨立的公共領域，盡管目前存在著對互聯網的極端控制，但我認為事實上互聯網是無法被完全控制的，它為社會組織提供了新的機遇，為社會聯網提供了新的形式。

以2007年廈門PX項目為例。當時廈門政府決定建立PX工廠，PX是一種用來制造塑料制品的化學元素，它具有致癌性。這一事件的背景是，臺灣的PX工廠被關閉并移至泰國后，泰政府出臺了新而更嚴格的環境準入政策，這導致PX工廠被迫轉移至廈門。在市政府規劃中，PX工廠將建立在廈門北部的一個居民小區，但這一事件很快被廈門大學的公共知識分子通過互聯網和移動網絡告知所有廈門人民，當然也包括PX工廠存在的潛在危害。廈門只有一個環境方面的非政府組織，在該組織無法得到廈門政府對此事件的回應后，即將有關情況告知了廈門以外的相關非政府組織，緊接著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的非政府組織在互聯網上發布此事件，廣泛提醒民眾注意PX工廠的危險。此外，盡管廈門本地主流媒體并未發布記者的相關報道，但廣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報紙卻刊發了關于PX項目的稿件，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不允許在本地發布的新聞卻在其他城市得到了公布。在互聯網和其他媒體的共同關注下，廈門PX事件迅速傳遍了整個中國，2007年6月，大約1萬人在廈門進行了示威游行，并導致政府被迫擱淺PX工廠的設立計劃。目前，PX工廠已經另外選址建立。

圖2廈門PX項目（見附件圖2）

日常文化

日常文化就是中國政府所稱的“文明社會”。其特征在于：第一，同感，意味著人們能夠了解其他人的感覺、想法，并在其行為中表現出規律、準時等；第二，國家嘗試擯棄舊有的道德規范，重塑公民價值觀及其行為模式，建立新的道德標準；第三，“文明競爭力”，這是指公民對社會相關問題給予關注，包括公共精神的建立。公民不僅僅關心和自己有關的個人問題、家庭問題，包括收入、單位等，同時開始日益關注涉及社會多數群體的公共問題。這意味著公民責任感的出現。此外，“文明競爭力”還指對于不同觀點的接納。一個社會總會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聲音，公民必須學會接受其他人對國家、社會的不同觀點。同樣，一個社會也必須學會接受來自其他社會的觀點。最后，關心國家和社會還意味著和平解決沖突，杜絕暴力行為。

當今中國，所謂的“治理述性（governmentality）”正在日益發展壯大，“治理述性”的概念在歐洲國家的發展給了我們一定啟示。我認為，治理述性是一種能夠讓公民反對或支持國家政策的治理手段，它能夠將國家層面的政策轉化為地方或社區的政策，從而更好地得到回應。治理述性有以下特征：首先，通過個體的自我調節，讓人們堅持政府政策并貫徹執行；第二，通過引導和修正使個體忠實于政府政策。因此，治理述性是一種強化個體參與政府事務的手段，它使得人們決心堅持政府政策并自覺對政策保持一致。在我看來，理解治理述性對了解中國政府的合法性非常重要。

結論：中國政府需要為公民社會發展創造條件

黨政國家決定了公民社會結構將自上而下得到推進。20世紀80年代，地方官員和地方黨組織是地方發展的領頭人。90年代后，私營企業得到發展，中國有了公民參與的基礎，并出現了村民選舉和街道選舉，同時出現的有各種社會組織、智囊團等。發展到21世紀，街道社區產生并得到不斷發展，許多志愿性的社會活動、志愿組織不斷發展壯大，并培養了新的價值體系。現在，9月20日被確立為“公民道德宣傳日”，表明國家正在扮演為公民樹立道德規范和新價值體系的角色。這些核心要素的產生和發展，表明了中國公民社會結構的存在。

最后讓我們回到公民社會自上而下發展的話題。在中國文明競爭力較為欠缺的情況下，國家需要在公民社會構建過程中扮演工程師的角色。即便是在西方非常發達的概念里，完全自由的公民社會還不存在，在發展中的中國，政府更需要發揮一切職能扮演好政治建筑師的角色。換言之，“現在城市居民的參與意愿和參與質量還不是很高，因此，政府需要發揮推動作用，開展自上而下的過程敦促公民參與。此外，政府有責任幫助公民提高他們的參與能力。”1997年，世界銀行提出國家必須處于激活狀態。我的觀點是，既然完全自由條件下的公民社會還沒有形成，中國政府作為一種發展機構，必須為以自上而下為結構的公民社會的發展創造條件。

（作者系德國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杜伊斯堡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東亞所長。本文由石文景根據作者2009年3月1日于浙江大學勞動保障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演講整理而成）浙江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 2009-3-24 本網站發布時間:2009-4-7 13: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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