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辛亥革命學習資料[大全]

曾都區養老保險局辛亥革命學習資料

革命簡介：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中國爆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國主義侵略進一步加深、中華民族資本主義初步成長的基礎上發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挽救民族危亡，爭取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這次革命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君主專制制度，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爭，以辛亥革命為新的起點，更加深入、更加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名稱由來：辛亥革命作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使共和觀念深入社會中上層人士思想中。較早見諸記載的“辛亥革命”一詞，出自署名為渤海壽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記》。民初的報章，如《申報》、《大公報》以及政府公報中，“武昌首義”、“共和成立”、“民國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詞連篇累牘，而“辛亥革命”極為罕見。即便是孫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時所用名詞也沒有一定之規。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以孫中山名義發布的公文中，有“武漢首義”、“民國締造”、“民國光復”、“革

命”等說法。1917年孫中山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追述革命歷程，稱“一次革命，起于武昌，為推翻滿清之專制。二次革命，則在南京，為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而起。”不見直書“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說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開始升溫且影響日廣。1919年8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連載《民眾的大聯合》政論長文，使用武昌起義戰斗照片和繪畫雕塑作品。了“辛亥革命”一詞，并就其內涵有過精煉的闡述。1921年10月梁啟超以《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為題，發表演講，詮釋了辛亥革命內涵。第一次國共合作初始，陳獨秀撰寫《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專門探討革命失敗的原因，“辛亥革命”漸成專有名詞。

隨著北伐的節節勝利，在有關紀念中，“辛亥革命”字樣出現得特別頻繁。1930年7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革命紀念日簡明表》和《革命紀念日史略及宣傳要點》，以制度的形式明確規定了對辛亥革命的紀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詞匯，以迄于今。

革命背景：《辛丑條約》簽訂以后，在帝國主義對華投資的刺激下，中華民族資本主義有所發展，但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限制與阻礙，這是辛亥革命爆發的根本原因。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而且《辛丑條約》規定清政府必須嚴禁

中國人民和清朝官吏進行各種形式的反帝斗爭，表明清王朝成了“洋人的朝廷”，使中國社會的兩大主要矛盾合流和進一步發展，這是辛亥革命發生的具體原因。清政府“新政”和“立憲”騙局及鎮壓保路運動激化了這些矛盾，使之成為革命的直接原因。

革命經過

1、武昌起義

湖北新軍原為張之洞所練的“江南自強軍”，中下層軍官不少曾官費派日留學，因而遍布革命黨人。當中以共進會及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滲透最廣。保路運動釀成民變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軍入四川鎮壓。此時，武漢新軍大部被調入川，武漢的防務非常空虛，革命黨人認為這是發動起義的好機會。

1911年9月2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昌召開由雙方負責人和新軍代表60余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會上組建了起義的領導機構——起義總指揮部。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被推舉為總指揮，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被推舉為參謀長。共進會負責人劉公被推舉為政治籌備處總理。起義總指揮部設于武昌小朝街85號文學社機關，正值籌備處設于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起義機關定為1911年10月6日(舊歷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后因準備不足，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進會人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秘密

制造炸彈時發生事故，孫武被炸傷。俄國巡捕前來搜查，受傷的孫武和其他人脫逃，但起義的文件，旗幟等被搜走，并在相鄰的劉公住所內帶走了劉公的弟弟劉同。湖廣總督瑞澄聞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聞訊后，決定當夜發動起義，并派人給各營送信。當日晚彭楚藩、劉復基在起義總指揮部被捕、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斬首。

新軍工程營后隊正目(相當于班長)熊秉坤等人決定提早起義，并拉來隊官(相當于連長)吳兆麟作為起義軍臨時總指揮，熊秉坤為參謀長。1911年10月10日(農歷8月19日)晚間八時，程定國發出武昌起義的第一槍，起義士兵首先發難攻占楚望臺軍械庫，繼而深受文學社共進會等革命團體影響的大部分新軍共同響應。吳兆麟、熊秉坤率起義部隊攻打湖 廣總督府，在南湖炮隊的炮擊下，起義軍在次日黎明前，占領總督衙門，湖廣總督瑞澄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義軍聚集在湖北諮議局大樓會議廳，新軍八鎮十五協二十九標二營司務長蔡濟民召集會議，商討組建軍政府和推舉都督人選。除革命黨人吳醒漢、徐達明等十馀人外，還邀請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國溶以及議員，還有舊軍官吳兆麟參加。會議請湯化龍主持。吳兆麟提議由第21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擔任都督，立憲派一致擁戴，部分革命黨人也因為黃興、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劉復

基、楊宏勝被害，孫武被炸傷，蔣翊武被迫逃跑，沒有更好的人選表示同意，因此會議通過了以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

10月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復。晚上成立謀略處。在謀略處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即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公布軍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為黃帝紀元4609年。軍政府建立參謀部、軍務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諮議局大樓為辦公地，以十八星旗為軍旗。謀略處以軍政府名義發布《布告全國電》，《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電全國。

10月12日，革命黨人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二標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趙承武等在漢陽發動起義，光復漢陽；隨后趙承武率起義軍攻占漢口。至此，武漢三鎮全部掌握在革命軍手中。

2、臨時政府的成立

11月27日 黎元洪電各省都督，告以漢陽失守，請速派兵來援。

11月28日 各省代表會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開第一次會議，議決臨時政府成立以前，由鄂軍政府代行中央軍政府職權。

12月1日 鄂軍政府與袁世凱簽訂停戰協議。

12月2日 江浙聯軍攻克南京。

12月2日 各省代表會正式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12月3日 各省代表會議決臨時政府設于南京。

12月4日 留滬各省代表開共和聯合會大會，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并推大元帥組織臨時政府。

12月4日 各省代表會議決議和條款四條，以伍廷芳為代表與袁世凱議和。

12月5日 清廷授袁世凱為議和全權大臣，袁次日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南下議和。

12月7日 海軍開代表會，公舉程壁光為海軍總司令。海軍全部反正。

12月12日 十四省代表齊集南京開會。

12月17日 各省代表會改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

12月18日 “南北和談”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議事廳開始舉行。

12月20日 六國駐滬總領事照會南、北和談代表速定和議。

12月25日 孫中山歸國抵上海。

12月25日 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在南京開正式選舉臨時大總統會，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2月29日 南北議和代表在上海達成召開國民會議公決“國體”協議。

12月29日 袁世凱拒絕接受“南北和談”商訂的國民會議召集辦法。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正式成立。袁世凱準唐紹儀辭職，并電告伍廷芳以后直接電商南北和談事宜。

1912年 1月2日 直隸灤州新軍起義。

1912年 1月2日 南京臨時政府正式成立，辛亥革命結束。

辛亥革命的意義

首先，辛亥革命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了統治中國近代長達270多年的腐敗屈辱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對此后中國憲政與法治發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與地方關系等都起到了關鍵的影響，對中國的外交，中國的邊防形勢都有重大影響。辛亥革命后，南北議和后，產生的北洋政府，在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條約和提高國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權利，在以后的歷史進程中，無論誰想做皇帝，無論誰想復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對下迅速垮臺。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局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民國建立以后，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產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

第四，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起了推動作用在亞洲的歷史上也是一次偉大的轉折。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辛亥革命在亞洲打響了民主的第一槍。

辛亥革命對中國的影響

辛亥革命帶來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被推翻，意義是很深遠的，幾千年來被認為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專制獨裁政治，被宣布為罪惡的、黑暗的政權，這是對以往政治是非的一個根本顛覆。二是過去被認為是卑賤的、可以任意生殺予奪的“愚民”、“草民”，被宣布為國家的主人。這是對以往政治是非的又一個根本顛覆。

辛亥革命為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辛亥時期的革命志士們，始終把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作為自己追求的目

標。他們一方面深信，只要推翻了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中國一定能夠在經濟發展中取得“異常之速度”，在短期內“迎頭趕上”甚至超過西方國家;一方面通過發展經濟，努力改善民生，“為人民謀福祉”。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為了振興實業，成立實業部，先后頒布一系列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法令，使當時的經濟發展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民國初年，現代工業無論在數量、規模、范圍還是影響上都大大超過晚清幾十年的總和，教育事業、新聞出版事業、醫療事業等也都有了明顯的進步。這就為以后的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

辛亥革命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作出了積極貢獻。在辛亥革命的準備時期，革命派曾提出過“反滿”的口號。這個口號自然有它的歷史局限性，但其實質還是反對以滿族貴族為最高統治者的封建獨裁政權，而不是反對滿族這個民族。到了清王朝覆亡后，革命派就立即高舉民族平等的大旗，強調消除民族矛盾、促進民族和睦。

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辛亥革命后10年，中國共產黨誕生。這兩個重大歷史事件之間，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內在聯系。辛亥革命導致的思想解放，為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政治和社會學說的傳播提供了環境和條件;辛亥革命追求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夢想的破滅，促使人們在懷疑和失望中另覓新路，為選擇社會主義打下了思想基

礎;辛亥革命后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壯大了無產階級的力量，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階級基礎;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活動家有一部分是積極參加辛亥革命甚至在同盟會時期就擔負重要領導責任的、有一部分是受到辛亥革命重大影響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也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干部條件。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始終把自己為之奮斗的事業視為辛亥革命的繼續和發展，并公開聲稱，現代中國人，都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所繼承的，就是辛亥革命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就是為爭取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中國共產黨不僅把舊民主主義革命發展到新民主主義革命，而且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基礎上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是一個創舉。

革命領導人孫中山先生的主要歷史功績 孫中山一生的功績可以總結為三方面：

（1）發動和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

（2）維護民主共和制度，反對北洋軍閥復辟帝制和獨裁的斗爭；

（3）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推動國民大革命的開展。

我國主要領導人對辛亥革命領導人孫中山先生的都有很高的評價

（一）毛澤東作為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曾經高度評價孫中山先生及其領導的辛亥革命。毛澤東曾稱孫中山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中華民族革命的領袖”“中國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等。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這篇光輝著作中，毛澤東再次指出：“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

（二）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也曾對孫中山先生及辛亥革命給予高度評價。1987年2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加蓬總統邦戈時指出：“中國從鴉片戰爭起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成了世界著名的?東亞病夫?。從那時起的近一個世紀，我國有識之士包括孫中山都在尋求中國的出路。” 1981年10月9日，北京一萬多人隆重集會，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鄧小平、葉劍英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出席。在談到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時，鄧小平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繼承和發展了孫中山的革命事業。”

（三）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對孫中山先生及辛亥革命也給予了高度評價。2001年10月9日，中央又隆重舉行了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大會。江澤民在談到

辛亥革命的歷史貢獻和作用時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動政府，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辛亥革命，極大地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為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打開了新的視野。辛亥革命，開始了比較完全意義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雖然它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但為中國的進步潮流打開了閘門。”在談到對孫中山先生的評價時，江澤民指出：“孫中山先生是杰出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他在我國各族人民和一切愛國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先驅們為中華民族建立的歷史功績彪炳千秋”

（四）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也高度評價了孫中山先生及其領導的辛亥革命。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黨的十七大、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和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先后多次對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貢獻及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給予高度評價。在2011年10月9日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胡錦濤指出：“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站在時代前列，“高揚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斗爭旗幟，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政治綱領，率先發出?振興中華?的吶喊，希望推動中華民族擺脫封建專制統治和外國列強侵略，推動

中國跟上世界發展進步的步伐、躋身世界先進行列。孫中山先生以自己的模范行動實現了?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的誓言。” 在談到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時，胡錦濤明確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雖然由于歷史進程和社會條件的制約，辛亥革命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但它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為中華民族發展進步探索了道路。”

首義精神

什么是首義精神？不同時代，人們對此有不同的闡述。上世紀40年代，辛亥志士張難先將其概括為四點：勇敢、廉潔、公正、恬淡。而在當代，人們對首義精神的發掘就更深更廣，“敢為天下先”的首義精神得到普遍認同。

“敢為天下先”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其勇于創新的首創精神和改革精神。辛亥革命是一次劃時代的創新和改革，它所要革除的君主專制是一個延續了幾千年的制度，所要創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種全新的制度，盡管困難重重，歷

盡艱險，但革命友人仍然堅持不懈，不屈不撓，終于達到革故鼎新的目的。

“世人未為我敢為，天下未發我首發”，這就是首義的“敢為天下先”的首義精神。這種精神具有爆發力、原創力，是一種寶貴的人文精神。參加辛亥革命的湖北革命友人和全國的革命志士一樣，是一群以近代知識分子和革命軍人為主導的愛國進步群體，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懷著一心救國赤子情懷，投身到民主革命當中，發動了武昌起義，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隨著時代的發展，這股熾烈愛國精神日益成為我們民族永恒的感召力量。今天，我們要完成祖的統一大業，仍然要高舉這面大旗，把中華兒女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來。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更是需要以愛國主義為力量源泉。

我個人認為，在高度弘揚“敢為天下先”的首義精神的同時，也要大力弘揚“勇敢、廉潔、公正、恬淡”的精神。特別是為人民服務的廣大國家干部，更要學習和借鑒這種精神。勇敢地與腐敗勢力做斗爭，廉潔自身，為官對民公正、身心恬淡，同時具有創造力。這樣首義精神必將成為中華民族光耀千秋的精神財富。

第二篇：辛亥革命資料

辛亥革命的現實啟示

黃瀟倩 201221443

5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不僅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大的現實啟示。

第一，我們要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完成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孫中山先生堅決主張和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反對一切分裂祖國的行為，他說：“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兩岸同胞都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者，完成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這是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遺愿，是兩岸同胞的共同任務。

第二，我們要記住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與廣大人民群眾保持血肉的關系。辛亥革命失敗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廣泛發動人民群眾參加革命。而密切聯系廣大人民群眾是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法寶”之一。“黨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來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務人民、是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我們黨是執政黨，“脫離群眾是我們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目前，在我們黨的干部隊伍中，有的人利用人民給予的權力，以權謀私，搞權錢交易，貪污腐化，不關心群眾疾苦，這是引發人民群眾對黨不滿的重要原因。“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我們黨一定要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這是執政黨最可靠最牢固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

第三、要高舉人民民主的旗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辛亥革命勝利原因之一，就是高舉“民主”、“自由”的旗幟、戰勝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當年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權主義”、主張“民主、自由權利”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現在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國人民享受的民主，自由的權利要比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多得多，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我國人民通過人大、政協、司法機關、輿論監督及其他渠道，反映人民的意愿，行使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取得重大的進展，當然，我們現在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離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還有很遠的距離，目前我國的社會民主政治制度，在保障人民民主權利方面，還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不斷地進行政治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民主制度是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四，我們要學習和發揚孫中山先生勇于探索救國救民的愛國思想、革命意志和進取精神。孫先生為了推翻封建帝制在中國的統治，從1907年至1911年發動了8次武裝起義，雖然起義失敗了，都不能動搖他的革命意志，直至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他一生追求真理，不斷進取，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奮斗終生。今天，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定會遇到國內外各種困難和阻力，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孫中山先生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要“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

第三篇：辛亥革命手抄報資料

辛亥革命手抄報資料辛亥革命，是指發生于中國農歷辛亥年(清宣統三年)，即西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制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狹義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農歷八月十九)夜武昌起義爆發，至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前后這一段時間中國所發生的革命事件。廣義上亦可指自19世紀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滿清統治在中國出現的連場革命運動。作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的帝制，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使共和觀念深入社會中上層人士思想中。作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對中國國內的民族關系及同時期亞洲其他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僅結束了此前立憲派實行君主立憲的努力，而且對此后中國憲政與法治發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與地方關系等都起到了關鍵的影響。背景變革之道：從洋務運動到君主立憲1840年發生的鴉片戰爭，一般認為是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中國長期的閉關自守終于被迫劃上句號。國內部分官員及知識分子開始明白，不變革便不足以應對中國所面臨的千載未逢的挑戰。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緒初年)的洋務運動，是一場由清室自發的改革。其重點為改良生產技術，透過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試圖以興辦工商業來加強中國的國力。然而中國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再敗于日本，顯示只限于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并未能根本改變中國自北宋以來重文輕武的觀念，19世紀后期迅速強大的德國與日本在社會上卻充斥濃厚的軍國主義色彩，養成做事一板一眼的風氣習慣。自1895年的公車上書，在知識分子中普遍出現要求更深層的改革。當中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物成為維新派，主張在體制內的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國，在皇權之下大幅改變政治及社會制度。維新得到光緒皇帝的支持，而得以在1898年開展戊戌變法。但是進行103天以后，因清室內保守勢力發動政變而告流產。部分維新人物流亡海外后，主張繼續維持皇室；實行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將政治實權逐漸交出至民選政府，主張這種變革方法的當時被稱為“保皇黨”或“立憲派”。立憲運動是中國清朝政府繼自強運動（洋務運動、1861年－1895年）、維新運動（1895年－1898年）之后推動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國成為君主立憲政體的國家。1911年5月8日（宣統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廢除軍機處，發布內閣官制與任命總理、諸大臣。成員名單中過半數為清宗室（皇族）與滿人，被譏嘲為「皇族內閣」。立憲派、輿論對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滿，認為清政府實無誠意推行憲政，乃逐漸同情、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臺，中華民國就此誕生。在推翻清朝的斗爭中，革命黨人曾經先后發動十次武裝起義，屢次失敗，而又能屢次重起，海外華僑的大量經濟支援，實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對于海外華僑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爭中的作用，孫中山曾經用這樣一句言語表達：華僑是革命之母。文化形勢：排滿思潮與民族國家滿漢種族問題，因清初長期的盛世，在文字獄的壓抑以及剃發制度的影響之下，到了清中葉的思想中，已經幾乎不成問題。絕大多數的漢人對于統治者為滿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但隨著清朝統治的日漸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國革命中，漢滿問題開始再度抬頭。到了1890年代以后，排滿思想更是再度大興。明末遺老的著作成為當時人的重要思想資源。例如原本并不著名的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重新被發現，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們的重要讀物。許多革命人士更是藉反清復明思潮來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傳著作有鄒容的《革命軍》等，對于年輕的革命參與者們造成很大的影響。雖然一些革命家如孫中山在種族革命之外，所強調的是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源動力仍是排滿反滿的思潮。推翻滿清后，口號也迅速地從「打倒韃虜」改為「五族共和」，以求統一分崩離析的中國。西學東漸是指近代西方學術思想向中國傳播的歷史過程，作為史學術語，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兩個時期之中，歐洲及美國等地學術思想的傳入。1900年中國因爆發義和團事件，導致八國聯軍入侵，朝廷內部頑固保守勢力也受到嚴重打擊，在改革勢力的呼吁下，慈禧同意開始推行康梁在戊戌變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為清末新政。其中影響最大的政策，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廢除了延續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開始興辦新式學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國已經有6萬多所新式學堂。廢除科舉后，大量以參加科舉謀求官職的傳統文人失去了出路。此外，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預備仿行憲政」，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即立憲運動。其后各省選出了以地方士紳為主要成分的諮議局代表，這些各省的實權人物，要求清政府加速推行制憲，成立責任內閣，但屢為清政府所阻。正在訓練中的北洋新軍清朝末年，以八旗、漢人綠營為主的舊式軍隊已失去戰斗力。平定太平天國時倚靠的主要是地方團練武裝。甲午戰爭后，因舊式軍隊已落伍，加上為免兵權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決定對陸軍進行全面改革，計劃在全國練新式陸軍36鎮，以取代八旗、綠營及地方的防營。當中北洋新軍6鎮直屬朝廷，由袁世凱所編練的“武衛右軍”擴編。其馀各省亦由地方巡撫、總督負責編練新軍。為了培養新軍的軍官，各地開辦了許多新軍學堂。部分地方的新軍(如張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區)大量起用留學生為軍官；相反，北洋新軍中留學生卻極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組編好的部隊已達整編16鎮和10余個協、營。總評：立憲與新政成了催命符。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革命團體革命的主要組織有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以及后來成立的中國同盟會。除此以外，還有共進會，文學社，同盟會中的丈夫團等。興中會主要在華南一帶開展活動，光復會在江蘇，浙江，上海一帶開展活動，華興會主要在湖南開展活動，共進會在長江流域開展活動，而后來成立的同盟會是全國革命力量的一個松散同盟，同盟會會員還在各地建立了各種同盟會的外圍組織。革命的領導者主要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蔡元培、趙聲、章炳麟、陶成章等。政治主張：民族革命VS民主革命 前排左起:楊鶴齡、孫中山、陳少白、尢列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張有推翻滿清統治，恢復漢人江山，建立共和體制等。成立于1894年11月24日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成立于1904年2月15日的華興會的政治主張是“驅逐韃虜，復興中華”。1905年8月20日成立的中國同盟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其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被認為是民族主義，“創立民國”被認為是民權主義，“平均地權”被認為是民生主義。但是革命黨在宣傳政治主張時，更多地是宣傳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內容，這樣能夠煽動起民眾的反滿情緒，更重要地是能最大程度上的團結各種力量。至于清朝覆滅后，采取什么樣的政治制度，進行什么樣的社會改革，當時的人都認為等取得成功以后再考慮。發展歷史 陳天華1890年代，不少人開始主張以暴力革命徹底推翻由滿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類似法國及美國的共和政體。最早主張革命的人多數集中在海外，以留學生、華僑青年為多。最早期的革命團體亦是在海外成立，當中由楊衢云、謝纘泰等為骨干的輔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屬香港。而孫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組織興中會，為革命籌措經費。二者后來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繼續稱之為興中會，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廣州發動武裝起事(史稱「第一次廣州起義」)，但并未取得成功。孫、楊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緝，并被香港當局禁止入境。孫中山于1895年在倫敦為清廷所綁架，事件成為國際新聞，孫亦因而聞名國際。楊衢云則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殺。1900年，華北爆發義和團事件。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舉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的辛丑條約簽訂后，國內的知識分子更感受到中國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自甲午戰爭起，中國派往海外留學的學生大量增加，當中以日本為數最多，1904年時一度達到二萬多人，不少為官費留學。革命的思想在留學生中廣為散播，主張革命的學生成立各種團體，發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當中章炳麟、鄒容、陳天華等在日本非常活躍。后來不少留學生歸國，成為國內革命組織的骨干。1901年，忽有東西各報傳聞清廷欲將廣東割讓予法國，廣東籍留日學生遂請馮斯欒、鄭貫

一、李自重、王寵惠、馮自由、梁仲猷諸人發起「廣東獨立協會」，主張廣東省向滿清政府宣告獨立。1904年，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開戰(日俄戰爭)，滿清政府劃出部分國土讓兩國交戰而自稱保持中立；皇室內更有人稱滿清的國土“寧贈友邦，不予家奴”，令革命救亡的呼聲更高。各種革命團體亦于此時紛紛在國內出現。最主要有黃興領導的華興會(1904年在長沙成立，成員有黃興、劉揆

一、宋教仁等，以湖南青年為主)，以及陶成章、蔡元培領導的光復會(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為會長。成員包括秋瑾、章炳麟等，以江浙青年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樣的革命小團體，如江蘇的勵志學會、強國會，四川的公強會，福建的益聞會、漢族獨立會，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會，廣州的群智社等等。這些革命團體不一定互相隸屬，而且多數帶有地方色彩。但大致上他們都有相同的目標：謀求推翻滿清、恢復漢人原來的江山、建立類似美國的共和制國家。當中推翻滿清的訴求著重滿漢之分；而要求恢復的江山亦只限以漢人為主的十八省，東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內外蒙都被排除。排滿的態度正與中國各地方地下幫會“反清”傳統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組織都有借助秘密會黨的勢力進行革命。例如華興會與哥老會，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系；而孫中山亦為洪門致公堂的會員。孫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在8月20日于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并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綱領，在《民報》(原名《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華興會機關刊物，同盟會成立后易名為《民報》)上闡述了這一觀點。同盟會積極宣傳他們的思想，大力推動群眾的覺醒。《民報》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編下，由胡漢民、汪精衞等執筆，與主張保皇、由康有為、梁啟超執筆的《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成為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同盟會在1907年雖曾一度再次分裂(孫中山因未經眾議收受日本政府資助，自光復會退出。孫中山與汪精衞、胡漢民等于南洋另組總部；黃興則繼續支持孫中山), 但在革命中仍起極為重要的作用。1906年2月，日知會在武昌召開成立大會，由劉靜庵主持。到會的還有孫武、張難先、何季達、馮牧民等百馀人。后來日知會成為同盟會湖北分會的機關。1906年起，陳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組織成立黃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學團體，1909年又組織成立南社，通過文學創作傳播新思想。1907年7月，在東京的部分同盟會會員主張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劉揆

一、焦達峰、張伯祥、孫武等人在東京成立共進會。共進會性質及綱領與同盟會幾乎相同，但不直接隸屬同盟會。共進會是武昌起義的領導組織之一。1911年1月30日，振武學社改名為文學社，推舉蔣翊武為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復基為評議部長。文學社為新軍內青年軍人組織，旨在通過滲透到新軍中，掌握武裝。文學社是領導武昌起義的另一個領導組織。階層和群體 支持革命的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回國的學生及知識分子、會黨群眾、海外華僑、新軍、農民、游民、外國人等。新興知識階層以留洋學生和新式學堂學生為主體。科舉制度廢除后，清政府興辦新學并鼓勵留學，很多年輕士子或進入新式學堂，或留洋學習。在陶成章的倡導下，很多士子捐官學軍，到日本學習軍事，如徐錫麟等。1900年代，中國出現了留日熱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學生已經累計萬人多，在日本留學生周圍，集結了一大批反清中堅力量。1908年起，革命黨人將發動群眾起義的重點轉向新軍。革命黨人在新軍內進行秘密的革命活動，向士兵進行革命的宣傳。由于科舉制度被廢除，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投入當時興辦的新軍當兵，成為新軍中的有生力量。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和許多骨干如劉堯澄(劉復基)、詹大悲、王憲章、張廷輔、蔡大輔、王文錦都是投營當兵的青年。后來組織武昌起義的文學社、共進會很早就同新軍建立了聯系。除了中國人及華僑外，支持及參與辛亥革命的還有部分外國人；當中以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參與最為積極。不少革命組織都是在日本成立和運作；而中國同盟會亦是在支持革命的日本人撮合下在東京成立，部分日本人更加入同盟會成為會員(甚至包括日本社會思想大家北一輝，后于日本二二六事件后被判死刑)。在多次革命起義中都有日本人直接參與，部分更在起義過程中犧牲。宣統三年(1911年)5月所成立的內閣竟然是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13名內閣成員中有8名是滿族其中還有5名是皇族，該內閣被稱為「皇族內閣」，這樣的結果更使立憲派人士大為失望。也因此種下在武昌起義之后，各省士紳由支持立憲轉而附和并支持革命。點擊本文《辛亥革命手抄報資料》中的圖片可以查看原圖。

第四篇：學習辛亥革命思想匯報

學習辛亥革命思想匯報

敬愛的黨組織：

星期六早上我跟著黨校的同學一起來到辛亥革命紀念館，回顧了那段光榮的歲月，學習了革命前輩為了人民的幸福拋頭顱撒熱血的革命精神，收獲很多。

中國是一個長期受封建主義統治的國家。中國的封建君主**制度，如果從秦始皇算起，到辛亥革命也有二千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在君主**制度下，皇帝是至高無上的。雖如此，也有人起來反抗，但是，往往在**了舊的皇帝之后，建立的卻是封建君主**制度。辛亥革命發動時卻與以往不同，要在人們的意識中徹底否定君主制，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而孫中山破天荒地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政治主張。而這一切要做起來又談何容易呀，當時的中國已經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每一次的革命都會遭受到各種反動勢力的壓迫。我們的革命前輩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勇敢的去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為中華民族的未來奮斗。

孫中山等革命前輩當年舍生取義的鬧革命到底為了什么呢?我覺得他們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為了民族的強盛，為了人民都能過上好日子。這種為人民服務、為祖國奮斗的精神在任何時候都不會被人們遺忘。作為一個積極要求加入中國***的我更是被這種精神感染，認識到自己肩上的歷史使命。

人民群眾不僅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創造主體，而且是推動社會變革和歷史前進的根本力量。在現在這個和平的年代，我們的歷史使命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是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不能變。我要永遠都要把黨和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集體的利益, 他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斷地學習掌握為人民服務的本領，發現和從事適合自己的為人民服務職業，把人生事

業建立在牢固的為人民服務的基礎上。通過為人民服務而勤勞致富永遠是人間的陽光大道。這條道是人間正道，走為人民服務之路大有作為。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他只要有了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道德和實際行動，那就必定會成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從我做起, 從每一件小事做起。勇敢的面對學習生活中的困難，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變成自覺的行動和目標, 為我們的國家民富國強做出我應有的貢獻。

第五篇：辛亥革命

迷霧后的盛裝舞者

--《辛亥 搖擺的中國》讀后感

如果說歷史是一場舞蹈，時間是舞臺上的迷霧，歷史事件是迷霧后的盛裝舞者，她的舞姿或嫵媚、或超然、或激揚、或低迷……然而，坐在觀眾席上，我不在乎她的舞姿是什么，我在乎的是她的身份-----盛裝舞者！我看不到她的真實面貌，因為她是帶著面具的盛裝舞者！誰能看破這盛裝，這盛裝背后不戴面具的裸舞者，才正是最真實的歷史，不化妝的歷史，最初的歷史。

讀張鳴老師的《辛亥 搖擺的中國》，也許正統的近代史學者稱其為荒謬，然而，也許，這就是歷史的本來面貌。

在讀完這樣一本書后，我的感想有以下幾點：

第一、辛亥革命是一場有點失敗的社會變革。它并沒有使得中國走向富強，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國廣大人民的負擔和中國社會的混亂。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國走向了分裂，剛起步的民族資產階級在長達半世紀的動蕩之中消耗跆盡，艱難生存的民族企業在戰火紛飛中蕩然無存。

第二、中國的改革長久以來，是不能激進的。也許在那一刻，和辛亥革命一樣，我們達到了目的，看似光明在現，然而，實際上，在那一絲絲的光亮之后，是無窮盡的黑夜。正如書中張鳴教授這樣說道：“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而今的中國正處在政治改革的關鍵時刻，我們該如何進行政治改革？我們的體制應當做出怎樣的改變？如何推動社會的轉型的變革？穩健的改革還應當是我們的選擇，法律體系的改革還應當實在首位，改革就是放權，但不能放的是軍隊的權力，若不然，像清室放棄了軍事的領導權，最后還是不是受制于袁世凱。

第三、就是辛亥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在世界處于一個動蕩期，中國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而中國的君主立憲已經不能使得中國的資產階級不能等待，歷史的車輪在迅速的前進，腐朽的君主政體已經不能承擔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任務，而帝國主義列強的貪婪使得中國必須有人能過站出來引領中國前進，亂世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是必須進行的，哪怕不是辛亥年，也會進行。

第四、歷史應該如何介紹，如何將一個真實的歷史留給后世。曾經有人說過：不存在歷史，只存在史觀。我以為，對待歷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們是應該統一眾人的看法，還是放任不管，任由發展？我以為，歷史無論時間多久遠，濃霧有多重，裝束多盛，但是，歷史是不會改變的。裸舞者，這是我們要看到的，裸舞者，是我們應當留給后世的。辛亥革命不僅僅只應該著眼于歷史上的辛亥年，而是應當看看前后五十年內的近代歷史，辛亥革命不能單純的說是失敗的或者是成功的，因為，它畢竟推翻了帝制，因為它畢竟使得民主意識在社會上覺醒，但是，它同時使中國進入了軍閥混戰，人民流離失所的時代，它畢竟導致了外蒙古的獨立，它的革命不具有徹底性，它沒有貫徹它的政治綱領，沒有使中國走向富強，反而帶進了動蕩。

張鳴教授的《辛亥 搖擺的中國》給了我們一個新的視角來看待辛亥革命，也給了我們一個新的視角來看待歷史。我們不應該只是拘泥于教科書式的陳詞，而應該通過不同的角度來看歷史，這樣的歷史才會更加清晰，我們才能還原歷史的真相。

撥開歷史的迷霧，辛亥革命到底是怎樣的？在這場中國歷史無法避開的一筆里，歷史是在怎樣的舞蹈？中國的各個階層又是在進行怎樣的思考？外國人又是如何看待這樣一件事情？在夜深人寂的時候，我望著夜空，誰能給我一個答案？我又給如何追尋這樣的答案？ 在辛亥革命的一百年后的今天，我憑空祭奠那些辛亥革命中先烈們。愿英烈們百年后能夠安眠于中華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