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郎咸平:中國真正的危機是制造業危機
郎咸平:中國真正的危機是制造業危機
郎咸平:中國真正的危機是制造業危機
中國真正的危機叫制造業危機,根本不是金融海嘯,金融海嘯只是讓問題更嚴重了。
中國為什么成了出口導向的國家,因為地方政府的兩大政策,第一個是抓建設拉動GDP,另一個叫做招商引資。抓建設拉動GDP,就是地方政府通過修橋鋪路等途徑,由鋼筋水泥堆砌起來了的GDP。這就是為什么2008年我國GDP當中有57%的組成都來自鋼筋水泥,居民消費被壓縮到只占GDP的35%。2009年的情況更糟糕,全年GDP當中有67%組成都是鋼筋水泥。
因此,中國成為消費力嚴重不足的國家。對比一下,其他國家的消費占GDP的70%~80%,可見我們經濟的發展有多么扭曲和畸形。
我國地方政府瘋狂地招商引資,至于招商帶來的環境污染、資源破壞、勞工剝削,地方政府基本上不管。大力招商引資的結果就是我國產能大幅度擴張,2008年的產能已經高達GDP的70%,但2008年我們只消費了35%的產能,剩下35%消費不了的產能怎么辦呢?只有出口給外國人消費,因此不得不以出口來消化產能過剩,通過出口拉動了中國的經濟。
問題是,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是借錢的超前消費,簡稱“泡沫消費”。只要是泡沫,就一定會破裂,而金融海嘯就造成了美國泡沫消費的爆破,從而打擊了我國的出口,造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
所以到了2009年,我們的制造業更辛苦了,不僅有投資經營環境的惡化,還有產能過剩。因此,大家更不想投資了,大量制造業資金進入樓市、股市,所以從2008年11月份開始,中國的股市領先全世界回暖。為什么?制造業不想干了,把錢都拿去炒股。2009年年初開始,樓市也回暖了,為什么?制造業不想干了,把錢都拿去買高檔樓盤,又去買汽車、奢侈品,所以,中國經濟看起來回暖,其實是制造業不想干后造成的泡沫現象。
中國經濟生病了,第一個病是投資經營環境的惡化,第二個病就是產能過剩,而生病的必然結果就是發燒,但是,我們這個感覺良好的民族把發燒解讀為回暖。
當初,我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發燒現象,2010年第一季度經濟狀況終于證實了我當時的觀點,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3月底首度承認中國失業人口高達2億,而不是統計局所謂的2000萬。這個失業數字也是我2008年9月份在上海寶鋼演講時做出的預測。現在回過頭看,如果政府能夠重視我當時的預測,今天情況也不至于如此惡化。
2008年年底和去年,我們又犯了嚴重的錯誤,那就是政府倉促之間連續開了六大“虎狼之藥”,包括農業改革、醫藥改革、四萬億、十大產業振興方案、汽車家電建材下鄉、2009年六成銀行信貸投入基建。
農業改革和醫藥改革都沒能治療我們經濟的兩個病,而剩下的四大“虎狼之藥”表面上是拉動了內需,實際上是利用了明天的產能過剩,消化了今天的產能過剩。以四萬億為例,四萬億基本投資在中西部的基礎建設上。以高速公路為例,建好了之后基本沒有車在上面跑,而沒有車跑的高速公路統統叫做產能過剩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建好之后,由于不需要鋼材水泥,因此把這兩個行業打回原形成為產能過剩。
這六大“虎狼之藥”沒能治愈第一個病,卻使得第二個病——產能過剩更嚴重了。既然病更重了,那么發燒就應該更嚴重。這個持續發燒就是來源于去年剩下的四成信貸借給以國企為主的短期信貸。這些國有企業所面臨的兩個病解決了嗎?沒有。既然沒有解決,他們突然拿到這么多的銀行信貸,他們會干什么,炒股還有炒地皮,所以更多錢進入股市、樓市,就造成了更嚴重的發燒。
講到最后,你發現股市受到三筆資金的沖擊:第一筆資金,制造業資金;第二筆資金,國企手中的信貸資金;第三筆資金,逃避通貨膨脹的避險資金。這三筆資金進入股市,又造成股市的發燒現象。
樓市呢?制造業資金首先進入,逃避通貨膨脹的避險資金不敢進入實體經濟,接著進入樓市,這兩筆資金叫做投機性資金,基本上沖擊高端樓盤,所以造成了股價和樓價同時漲的泡沫現象,而且是高端樓盤拉動。這就是我們中國2010年的一大危機——資產泡沫化。
日前,美國《新聞周刊》網站撰文預測2010年十大國際事件時,將中國經濟泡沫列在第二位。
第二篇:中國危機
1、1988年10月何新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文章《當代中國政經危機與成因》,預言中國將發生**。此文震撼內外。
19**年,中國發生事變。
2、1988年何新在《中國金報》撰文稱戈爾巴喬夫改革必定失敗,蘇聯東歐帝國體系將解體。1990年6月12日,何新給國家當時最高領導同志(鄧公)寫信,預言蘇聯即將面臨解體。
1991 年8月,蘇聯“819”政變發生,何新應某高層領導(丁關根同志)問詢而寫了一封信分析形勢并報中央領導。何新認為此次蘇聯政變不會成功。并預言:此次政 變失敗后蘇聯政局的崩盤趨勢已難逆轉,蘇聯體系將崩潰,葉利欽必將掌控實權,戈爾巴喬夫將僅成為象征性人物和下臺。
12月21日,前蘇聯11個加盟共和國首腦發表了《阿拉木圖宣言》。宣告蘇聯體制的徹底瓦解。
這年圣誕節之夜,葉利欽從戈爾巴喬夫手中接過了前蘇聯的最后一項權力——核按鈕控制權。1991年12月25日18時40分許,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辭職。
3、1991年,何新在《對我國十年改革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美國對華進行其意識形態和政治滲透的具體方法大略如下:
(1)培育一個代表美國及西方在華利益的代理集團——新買辦階層。
(2)美國以西方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工具,以現代藝術、美國文化和消費模式,作為催化媒介,誘導中國青年和知識分子,在中國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國的社會心理。
(3)在倡導“開放主義世界觀念”的旗幟下,以“世界主義”觀念,來否定以民族國家利益為本位的愛國主義觀念。(即“普世價值”)
(4)試圖徹底破壞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觀念,讓中國人將來心安理得地接受國家分裂的事態,為此而作意識形態和社會輿論的準備。
(5)以民主、人權為兩大道義鎖鏈,約束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手腳,削弱和解除中國國家制度的自衛機能。使這種自我防衛機制,喪失道義性的基礎。
(6)美國及西方公開策動中國的少數民族分立運動、并伺機準備插手支持區域性的自立運動。
美國對華進行大規模意識形態攻心和政治滲透。它要求中國政治制度按照美國標準,實施美國模式的“民主化”,在經濟上實施私有化、市場自由化,以此作為引導中國改革的三大目標。
回看我們的歷史,私有化(下崗改制)、普世價值、西藏拉薩事件、臺海問題、否定岳飛、李銀河的所謂性革命,一一發生,難道是偶然的嗎?
4、1991年11月,何新在《90年代世界戰略斗爭的焦點區域》文中預言: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東已很難再結聚為威脅美國及西方石油利益的戰略性整體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動蕩狀態在這個地區仍將長期延續下去。但是從整體看,此地區已能夠被美國和西方政治經濟力量所主導和把握。因此,此地區在90年代以 后將不再世界戰略斗爭的焦點地區。
何新說:全球戰略中心未來將東移,中國大陸及沿海邊緣區域將是未來世界戰略競爭的中心焦點,成為矛盾的敏感區和觸發點——在中國大局維持穩定而無內亂發生的前提下——中國的邊緣區域將事變不斷。即:
朝鮮半島、中南(印支)半島、港臺海區、南中國海區域以及環鄰西藏、新疆的西部區域。這些區域目前蘊涵復雜經濟、政治、主權領土爭端和民族、宗教問題,因此隨時都可能成為突發矛盾、沖突激化的國際爭端區域。
此后,朝鮮問題、南海問題、臺海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不斷涌現。
何新還針對美國開始大規模向臺灣銷售武器,認為這是一種信號。
何新預言:李登輝掌控臺灣局面后將搞臺獨,臺、陸關系未來面臨急劇裂變。
何新建議以中程導彈威懾臺灣。
5、1997年3月(亞洲金融危機前夜),何新寫報國務院領導《對我國金融領域問題的分析與建議》研究報告,建議警惕金融行業出現危機,此后,中國明顯地放慢 了關于人民幣自由兌換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進度,由于中國金融市場沒有與國際金融市場直接接軌,所以不久后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未能禍及于中國。
6、1997年3月,何新在《對我國金融領域問題的分析與建議》中指出,實施分稅制改革,建立中心與地方稅收分流的新稅收體制,使得地方政治與地方民營經濟日益緊密地結合起來,因為事實上只有民營經濟才能為地方政府提供豐厚的稅收(而多數國營經濟均瀕臨虧損或破產)。
另一方面,通過政府官員以權力對私營經濟的保護和支持,一部分官員借此獲得個人經濟收益。在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下,導致腐敗現象日益嚴重。干部階層因而將發生分化:
(一)形成了地方官僚與地方財閥相結合的地方主義勢力。
(二)出現為民營經濟利益集團直接提供政治服務的買辦官僚。
7、2001年3月,何新政協小組發言《論股市泡沫、統計失真與下崗問題》并致信朱某公,稱被媒體大肆吹噓的新經濟是莫須有的神話。預言香港不久還會發生第二次金融危機。
2002年,香港股市恒生指數由年初的11397點下滑到9072點,前三季度累計下跌2325點,跌幅達20.4%。
8、在上文中,何新還認為:決定自由市場中競爭成敗的根本因素,不是靠經濟效益,而是靠累積資本的實力和規模。資本炒作決定商品價格,而不是競爭或市場需求決定價格。
9、在此文中,何新反對對國企私有化和讓工人下崗失業的政策。他尖銳抨擊:將工人驅趕下崗,使企業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企業效益;實際上是將國有(社會)資產廉價地贈送給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時把失業者拋向社會,制造了社會不穩定的禍亂之源。
2002年以后,改制下崗政策終于有所減緩和收斂,失業引起的社會不穩定問題以及相關的社會保障問題開始得到高層的重視。
10、2003年2月20日,何新對伊拉克局勢發表評論,預言美國攻擊伊拉克根本不會有大型的、有意義地對抗性戰爭。伊拉克即將發生坍塌性的崩潰。薩達姆政權的 生存期限屈指可數。這種論點與當時央視評論等主流媒體的論調截然相反。
然而伊戰迅速結束的結果驚人地驗證了何新的該預言。
11、2003年3月,何新發表著名《論某公》文,歷數某公執政時期改革政策之誤,斷論其種種私有化及盲目市場化之激進改革如王安石新政利近害遠,竭譯而漁,必 遺患后來。
如今,教育、醫療、房改等新三座大山壓得國人透不過氣,兩極分化、貧富對峙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問題。
12、在2001年出 版的《新國家主義經濟觀》序言中,何新預警:種種跡象明確顯示,我們正處在爆發新的大規模國際金融危機的前夜。危機的焦點將集中在日元——美元——歐元的 匯率上。如果美元暴跌,一旦引致美元泡沫崩破(這個泡沫大得驚人),就必將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大災變。何新還肯定地說:在某種意義上,這一突變已經具有不可 避免性。
13、2008年,何新發表《中國人該有過苦日子的精神準備》一文,預言:國內物價和社會就業問題,未來將極其嚴峻。發生企業 大倒閉、高失業,同時伴隨高物價的經濟時代,即將到來了。過去幾年的國內經濟的表面繁榮,奢靡揮霍,廉價貨物充斥于超市的時代,就要結束。
這些話在當時仿 佛是“唱衰論”而受到譏笑。但現在對這一點,想必一切工薪階層已有切膚之痛而感同身受。
14、2008年4月何新在提交中央高層的《人 民幣升值是物價上漲全球通脹的原因之一》以及《人民幣持續升值必將引發惡性通脹》等文論中提出:人民幣持續升值會吸引外匯熱錢大規模流入,導致兌換人民幣 過量發行流動性資本失控。同時人民幣估價的一切國內商品普遍升值,也就勢必帶動中國商品對于世界其他貨幣和商品發生普遍的物價上漲。換句話說,伴隨人民幣 升值,自然意味著中國物價節節高漲。
由于中國也是世界消費品的主要出口國家,因此中國出口品的價格上漲必然拉動全球通脹。中國作為全球廉價商品供應商的時 代即將結束。
——如今伴隨著人民幣大幅升值發生的,正是中國與世界物價的不斷上揚。、2008年6月,何新在《談國際通貨膨脹與美元貶值》中指出,弱美元、高油價,這是美國國家當前核心利益的現實選擇,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國對沖投機基金。就是這些基金在石油期貨市場興風作浪導致油價飚升。
油 價上升是美國解決其龐大的國家負債的重要選擇,這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國政府未來制訂一切政策的定位點。
經過2008年下半年短暫下跌后,盡管 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終呈負增長,油價仍然從2009年2月初的34美元/桶上升至超過90美元/桶。一直以來美聯儲實施近乎零利率的大放水政策,美 元匯率連年持續走低。
16、2010年夏季,何新發表博文《想到中國未來有時想哭》。2011年春,何新發表博文《2011年中看內外 大勢》預言:預料國內物價,主要是民生用品物價在今年7月以后將會飛起來。
何新又針對當時國內外許多經濟學家唱好美國經濟以為即將復蘇的論調,預言:這場 國際金融危機方興未艾,仍遠未結束。金融大海嘯會在未來意想不到的情況下以意想不到的形態突然發生。
何新還預言:10年之內,中國與世界必有非常之變!無內變則必臨外戰。
中華民族已再次迫近最危險的時候!
何新說:如不改弦易張,通盤檢討過去10年來改革方向的失誤,未雨綢繆;則未來會如何——也許只有天知道????
從此何新基本失語,很少發言。但是在2010——2011兩年,何 新出版了《匯率風暴:中美金融戰爭揭秘》、《統治世界:神秘組織共濟會揭秘》、《命運與思考》等著作。
在2011年于香港出版的《命運與思考》一書中,何新說:我不講假話。但我并沒有講出所有的真話。
[附注:以上預言見何新有關著作:《新戰略論》、《致中南海密札》、《論政治國家主義》以及《何新論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何新看中國經濟》等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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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測到東歐、蘇聯劇變及對中國影響;
2.判讀出 當今世界商品經濟向資本經濟過渡;
3.認為戰略中心由中東轉移到中國;
4.預言2008金融危機,其后通貨膨脹時代,再之后的金融大海嘯;
5.揭示出 隱蔽的共濟會組織
我想這五點足以奠定何新先生的當代地位。
第三篇:郎咸平論中國經濟已經深陷危機
郎咸平論中國經濟已經深陷危機
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講座教授郎咸平2011年10月22日沈陽演講于近日盛傳網絡。
其中,針砭時弊、語氣驚人的演講內容迅速引發網絡海嘯。記者現整理郎教授部分演講內容,供讀者一睹。
實話難堪 郎咸平提四個要求
在演講前,郎咸平提出四個要求:第一,現場不能錄像;第二,不能錄音;第三,不能有媒體在場;第四,聽完演講之后絕對不能夠寫微博。他要求不要把其講的內容拿到網站上去,免得大家難堪,“因為我今天講到的都是實話,在今天這個體制之下實話是不能講的。”
他表示,中國從上說謊說到下,所有的數據他們全部造假。“你不要以為現在天下太平了,其實只是因為什么都不能報導。”
國民經濟面臨破產!
郎咸平提到,大家看到四個地方政府批準發債,可能覺得是好消息——“我告訴你?完了?兩個字。你們還敢發債啊?國民經濟面臨破產了,前景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郎咸平在講:全世界只有我們一個國家投資市場是所謂的冰火兩重天。沒有一個國家的股市象我們一樣一直下跌,而其他的市場:樓市、汽車、奢侈品、古董藝術品,持續火爆。原因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生了重病。
通脹率起碼16% 中國制造業領先世界探底
他表示,統計局發表的數據不可信,全世界沒有人真的會信。經濟增長率9.1%是假的,通脹率6.2也是假的,起碼不低于16%。
目前政府的所有政策就是在給這個生病的經濟打強心針、吃退燒藥。之所以這么做,因為他們根本不懂,中國經濟已經處在非常危險的邊緣。
全世界經濟第一個走入蕭條的就是中國,今年從7月份開始,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第一個領先全世界探底。而美國的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一直超過百分之五十,因為美國的媒體只報導負面消息,我們的媒體中報導正面消息。而銀行的市盈率一直不高即系金融海嘯的前奏。
“我們這個官員啊,這種權力的傲慢,聽不進任何反對意見,你不順著他講,他認為你是反對它!”他講通過制造業的數據,電廠、鐵礦石等都在大賠。病入膏肓的中國,病因來自于制造業危機。郎咸平表示,歷史學家評論蘇聯,指蘇聯解體只有一個原因,就是領導人非常平庸。
中國將成為最貧窮的國家
郎咸平指出,工業、礦業、農業通通沒有定價區,大量的利潤被洗劫一空,這是現代的沒有硝煙的戰爭。透過這場戰爭,中國將成為最貧窮的國家。他還指出,只要看到泡沫,就象征著更大危機的前兆。中國制造業喪失定價權,加上政府一系列錯誤設施,使制造業陷入如此的危機。
全世界有人類以來最高的稅
演講中還提到了,政府政策出現了三個最大錯誤:其中之一的是稅費太多;從世界數據來看,企業家去年交的直接稅加上間接稅占到了中國企業稅前利潤的70%;個人交的所有稅高達平均所得稅的81.6%;是全世界有人類以來最高的稅。
此外,我國還有美國的次貸危機,次貸危機的真正原因來自信托責任的破產。但就算沒有次貸危機,我們中國經濟發展也是這樣的結果,所以,我們的問題比歐洲、比英國要嚴重得多得多。我們不但有二元經濟所導致的民營經濟的全面簫條,還有不可知的未來金融海嘯的沖擊。當然這個所謂的美國的次貸危機已經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美國一旦救市失敗 中國將付慘重代價
郎咸平教授講:“因為我是真正愛國的,只有盡早告訴政府才能有英明對策。
中國產能過剩,這個問題因為全球的高負債得到的緩解,他們買了我們的產品。但只要美國人因為經濟危機不買的話,我們生產過剩的現象立刻爆炸。因為我們的消費只有30%,我們根本買不起,也買不了這么多的產品。防火墻一旦破裂,老百姓的信心一旦喪失,不再以負債的方式購買了,那么我們所面臨的是企業的大量倒閉。我都不敢想。這一刻我比誰都緊張,我一直觀察美國政府能不能成功救市,因為美國政府一旦失敗你可不要作壁上觀,你可不要嘲笑美國政府部門,我們中國將付出慘重的代價。”
目前,整個金融體系的問題,會使得各國無力再以負債的方式成長,因此,就不會再以負債的方式購買我們產能過剩所制造的產品。下一步就是政府的信用緊縮,所以說中國在全球危機中絕不可能幸免。
第四篇:郎咸平:該罵的不只是達芬奇 制造業將面臨危機
郎咸平:該罵的不只是達芬奇 制造業將面臨危機
今天透過達芬奇事件提醒全國老百姓,要輕視這種抄襲,從心里厭惡這種抄襲,因為這種抄襲讓中國損失之巨大是不可想象的。
一張單人床10萬元、一套沙發30萬元等等,達芬奇家居曾經是國內富豪們用來炫富的頂級家具品牌。近日在媒體的曝光下,達芬奇深陷產地造假、材料造假以及流程造假三宗罪。達芬奇事件出來之后,東方財富通手機炒股軟件某些股割肉出逃肯定會后悔 突發暴漲很可能不期而至股民福音:套牢股票有救了!
我們所談論的是達芬奇本身的信用破產、我們老百姓崇洋媚外的消費心理以及政府監管不到位。談這些都沒有錯,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我們應該透過表面現象看本質問題,而本質意義才是我們真正應該關注的焦點。
該罵的不只是達芬奇
根據達芬奇今年上半年的數據顯示,大概有11批的家具搞了“一日游”,也就是當天出口之后當天又賣給達芬奇,這樣就變成一個進口家具賣給我們的消費者。6月23日有15個牛皮沙發借助同樣的途徑,在上海的外高橋保稅區通過“一日游”,搖身一變成了進口家具賣給我們的消費者,這個事情被一路曝光下來,到今天成為非常嚴重的問題。這個企業當然應該罵。
達芬奇代理了很多的國際品牌,如阿瑪尼、范思哲、芬迪、蘭博基尼、卡布麗緹等等,只要掛上這些品牌的名字,一個電視柜可以賣18萬元,一張床可以賣30萬元,一個沙發可以賣100萬元。達芬奇這位女老板在東莞所做的沙發,如果不掛上國際品牌最多賣一兩萬元,甚至幾千元,價格差距如此之大是此次達芬奇事件的主要原因。雖然批評她沒錯,但是更要看到如果這次她就是把幾千元成本的家具出口給芬迪、范思哲、阿瑪尼之后,再透過正常的途徑拿到中國賣給我們老百姓,中間就可以賺到幾十倍、上百倍的利潤。達芬奇所做的錯事就是把應該給國際品牌賺的幾十倍、上百倍的錢,自己中飽私囊。
大品牌憑什么壟斷定價賺暴利
達芬奇只是冰山一角,它雖然不是東西,可是背后的這些國際品牌剝削我們老百姓的情況更加嚴重。蘭寇日霜進口一公斤50歐元,換算成蘭寇50克的小包裝日霜就是23元人民幣,加上50%的關稅,總共是35元人民幣,可是在商場里賣600元。國內一件3萬元左右的阿瑪尼西裝,在美國僅售500美元,中國價10倍于美國。寶馬Z4跑車國內售價50萬元左右,美國僅售2.1萬美元,中國價4倍于美國。
這些問題的根源就在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因為有知識產權的保護,蘋果、范思哲、阿瑪尼這類的公司才會做研發,才愿意去創新,這也是他們成功的最重要的基礎。好萊塢電影的收入只占五分之一,DVD、玩具、娃娃等等才是真正賺錢的,就是因為有知識產權的保護。
不要錯讀日本安慰自己
我們總是以浮躁的心態去做事,更是以浮躁的心態去看問題。很多人認為日本抄襲之后成為一個非常富有的國家。大家千萬不要相信這種謊言,一個靠抄襲的國家能有像日本今天這樣的創意嗎?
1957年,日本推出的《出口產品檢查法》明確規定,保證日本國內產品不是西方同類產品的完全復制。同年,日本通產省成立了良好設計選擇系統以及優秀產品的認證書也就是G認證,用此來保護良好的設計。日本這種強大的知識產權保護只允許外觀的類似。
日本通過監管法令的保護、知識產權的保護,從而孕育出這個國家的高科技實力。如果我們能像日本一樣進行知識產權的保護和監管,也能推出像日本一樣的法令,到最后我們的文化創意產業會5倍地增長,電影產業會有10倍的增長。兩千萬的高級就業崗位立刻就會出來,這不就拉動我們中國經濟了嗎?這種創意產業一旦出來,你就有設計的基礎,我們中國才有可能走入到歐美各國的品牌文化。
沒有好的監管制度保護知識產權,就不會有品牌。今天透過達芬奇事件提醒全國老百姓,要輕視這種抄襲,從心里厭惡這種抄襲,因為這種抄襲讓中國損失之巨大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存在壟斷定價權的這種誘惑,再加上我們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力,會使得我們中國制造業形成一個非常可憐的危機,那就是沒有人想做研發,永遠處在價值鏈的最低端,然后投機取巧利用別人的品牌替別人打工,賺取那一點微薄的利潤,這就是我們中國制造業的現狀。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的企業根本無法轉型升級,這也決定了在制造業利潤江河日下的情況下,制造業為了不虧損一定是粗制濫造。
第五篇:中國,道德危機?
中國,道德危機?
單名揚 2011級法碩一班
一、前言
2011年10月13日,廣東佛山,2歲的小悅悅在相繼被兩車碾壓之后,冰冷地躺在血泊之中??10月21日,隨著一個鮮活生命的流逝,對小悅悅施以援手的拾荒阿姨被眾人贊揚,碾壓他人卻逃之夭夭的肇事司機被輿論聲討,女孩母親的監護職責也被社會關注,而更多的人則感嘆那18位路人的冷漠與無情,道德問題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近年來,隨著網絡等媒介的發展,輿論力量得到不斷壯大,一些負面社會事件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南京“彭宇案”、“郭美美事件”等的出現,讓我們不禁反思,不禁疑問,當下的中國社會真的處于道德“危機”之中嗎?中國社會真的世風日下了嗎?
二、長河落日,對傳統的沖擊與繼承
還記得在小學時代,學校組織我們觀看了一部主題電影,名為《離開雷鋒的日子》,故事中,主人公喬安山身為雷鋒的親密戰友,數十年如一日,堅守著雷鋒同志那樂于助人的可貴精神,其中他救起被撞老人反被訛詐的情景與今天的一些事件頗為相似,但是影片中他的執著與堅持最終換來的是大眾對他的尊敬和對雷鋒精神的繼承。
回溯中華五千年文明,中國傳統道德的形成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發展之路。
如果問起我們中國人,能夠詮釋傳統道德的詞匯有哪些?相信“孝慈”“愛國”“仁義”等必會高頻率地出現。而在傳統道德的形成過程中,儒家思想、佛道文化等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激烈的社會轉型期,新興地主階級與傳統的奴隸主階級之間矛盾尖銳,國家四分五裂,禮樂崩壞,諸侯混戰,民不聊生。孔子,這位在西方學者眼中,可以與耶穌并論的東方圣人,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開啟了中國傳統道德的凝結升華之路。從一定角度而言,中國兩千余年的封建社會是以儒家道德為核心而萌芽、發展、成熟和消亡的。其中,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主張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奠基之舉。此后,歷代王朝統治者雖然在尊崇程度上有所差別,儒家思想也經歷過佛道文化等意識形態的歷史沖擊,但至清末民初,其依舊是中國社會道德中的一條主線,影響著大眾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同時依靠著封建帝國對周邊國家的政治影響,也滲透到朝鮮、日本、越南等亞洲國家的文化體系之中,逐漸形成了與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對立而生的東方文明。
在中國社會對傳統道德繼承發展的道路上,近現代可稱為一個劃時代的“拐點”,而其中的五四運動更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在那個風雨飄搖,危機四伏的年代,西方的民主與科學、蘇俄的社會主義學說傳入中國并被一批批仁人志士接受和傳播,而封建主義作為社會矛盾的中心,其思想核心儒家學說便被至于爭議甚至批判的境地,其中的綱常倫理、忠君思想更是遭受著疾風驟雨般地沖擊。筆者認為,對于五四運動中“打到孔家店”等針對儒家文化的號召更應理性客觀地看待,對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作用與地位理應公正科學地予以評價。誠然,在那個廢舊立新的時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口號,蘇俄“共產主義”的理想
更有號召力和社會價值,但過于盲目地否決已有數千年社會基礎的儒家文化,極端激烈地摒棄綱常思想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眾思想的混亂,甚至影響深遠。隨著時間的流逝,那道在傳統文化上刻下的傷疤似乎一直在隱隱作痛,并產生了難以估量的負面效應。雖然儒家文化一直與封建帝王的政治功能息息相關,作為其思想工具統治民眾,但其中的孝道、仁愛、忠義等核心理念也是從人性的本身出發,引導人們的個性發展,并隨著社會現實的變化不斷調整以使自身具有普世價值。所以,如何正確看待和評價歷史,并正視其影響,趨利避害,對一個民族的振興至關重要。
新中國建立之初,人民群眾懷著對社會主義美好前景的向往,辛勤勞作,團結友愛,進而涌現出了一大批道德模范、先進標兵,王進喜、焦裕祿、孔繁森便已是耳熟能詳;而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社會發展進入了更高更快的節奏,中國社會也經歷著歷史性的轉型與變革,人民群眾的角色日益多樣化和復雜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等價值理念在推動經濟建設大步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的同時,似乎也沖淡了我們對社會理想的堅守。“社會里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這已經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即使通過調查量化,也很難使人們形成一個統一的認識。不過,“感動中國”等欄目還是讓我們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輝,感動人物對道德的堅守、對價值的追求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照亮了我們前行的路。與此同時,一些關于儒家文化的復興活動也再次引起了世人對傳統的關注,世界范圍內孔子學院的設立、對國學中儒家文化的研究新潮、以及學者(如于丹等)對儒家著作的宣傳介紹,即使有形式主義之嫌、快餐文化之弊端,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也可以起到引領大眾思維導向的作用,在引導國人繼承傳統道德、文化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三、輾轉反側,當代社會真的遭遇道德危機了嗎
提到“危機”一詞,不禁讓人嚴肅起來。政治危機可能引發政府的倒臺、國家的動蕩,經濟危機關乎民眾切身利益,高失業率、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等詞匯于近年來更是不絕于耳,而道德危機雖看似無形,其影響比之前兩者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其負面作用可能更加觸目驚心、令人咋舌。近年來,一些如上文所述的社會焦點事件引起了人民群眾的關注和討論,人們紛紛質疑、反思,甚至奔走呼號,“社會真的到了如此冷漠之地步嗎”、“中國真的處于道德危機之中嗎”。
想要解答以上疑問,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必不可少的,筆者認為,以下幾項因素值得參考。
(一)社會轉型中的精神陣痛
在馬克思唯物主義理論中,物質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依此而論,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必將對傳統意識形態形成有力沖擊。舉例示之,我國經濟的主導力量——各大國有企業為了適應國際競爭趨勢以及世界市場形勢的客觀變化,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進行具有攻堅意義的體制改革,力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增強自身競爭力,擺脫虧損困境,并以帶頭人的姿態引領中國經濟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變。在此過程中,豐碩的改革成果令人振奮,讓人們看到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希望,但其中出現的問題更是值得關注、引人深思。西方的市場經濟經過數百年的錘煉已經日益成熟,其公司制的管理形態及理論在我國進行國企改革的過程中逐漸被引入并發揮巨大作用,而其帶來的意識形態沖擊更對中國傳統的精神理念形成挑戰之勢。封建傳統中的集權制思維與現代西方的分權結構理論在實際操作中相互角力,博弈之下,領導腐敗、員工謀私之事例層出不窮。而在主要
矛盾之外,一些次生矛盾也倒影出道德層面的問題與缺陷,領導層基于功利、政績等方面的追求致使其與工人階層之紐帶斷裂,進而引發了一系列群體性事件。凡此種種,都揭示出,在中國社會物質形態轉換的過程中,其與意識形態的變化存在著步調上的差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作為統治階級的號召,不僅具有指示作用,在當代,似乎更多了一分警醒意味。如何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穩定人民群眾的精神世界,如何引導人們的意識形成合力,團結、友愛、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共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統治階級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也是每一位中國人需要思考和實踐的人生命題。
(二)信息時代的輿論導向
20世紀50年代末,以計算機的出現和普及為代表的信息革命出現于西方國家。而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以及世界市場的形成,中國民眾受到網絡等媒體的影響日益加深。可以說,網絡等新興媒體給中國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全方面的、革命性的變化。在中國古代社會,信息傳播的方式受生產力相對落后的影響局限于烽煙、驛站、飛鴿傳書、派遣信使、官府通告等形式,而這些傳播方式也受限于事項以及人群范圍。近現代,隨著廣播、電視等媒體的出現,公眾對信息的掌握程度得到大幅提升。而當代社會,手機、網絡等傳播媒介的發展使各種社會信息井噴式地呈現在公眾面前,讓我們更快、更多地了解到了國內、國外的一些重要事件。這種力量在帶給人們快感的同時,也發揮著一些隱性的作用。例如,在“小悅悅事件”中,媒體的廣泛宣傳使得受害者家屬得到了更多人的援助,在拯救女孩生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它也將一個社會課題擺在了公眾面前——“是什么讓18個過路人如此冷漠”。接著,人們開始反思、聲討、游行,針對道德滑坡開始一系列討論,希望能找到有效的解決之道。而反觀網絡等媒體的作用,筆者認為需要一分為
二、結合其他因素來綜合看待。一方面,隨著近年來媒體對“見義勇為”反被訛詐這樣的事件的曝光,更多的人也許是出于自我保護等角度出發,選擇“見危不救”、“見死不救”,從而又引發了另一輪媒體關于道德問題的報道,喚起了人們的“循環”思考和思想矛盾。這里,筆者認為,部分新聞媒體在關注事件本身的同時,也存在著夸大報道、失實報道等問題,而這背后可能牽扯到的是媒體對利潤、對關注度的追逐。另一方面,媒體在將焦點落到“道德”之上的同時,是否對深層次原因進行解讀,是否對解決方式進行理性探討,更值得我們去發掘。誠然,一些社會事件反映出了當下中國社會道德建設之不足,但在綜合考慮的角度下,社會發展中的制度建設、法律規范等社會力量是否也已經足夠完備,這樣的問題也許更值得我們去思考和解決。
(三)“地球村”中的思想交鋒
交通工具的發展,通訊方式的變革,讓各國之間的交流更加便利,世界人民處于更加開放的環境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的GDP逐年攀升,國際影響也日益加強,意識領域的國際交流更是此起彼伏,中國的一代又一代人在繼承本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也面臨著對西方文化價值觀的選擇。在中國人的眼中,“百善孝為先”、集體主義、勤儉等是傳統道德的重要內容,與此相對應,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獨立、個人主義和“超前消費”等觀念看似則背道而馳,也在實際生活中影響著中國大眾的思維和行為方式。“5·12”地震中,“范跑跑”事件一度使得輿論嘩然,人們都在質疑身為師長的他為何在危難關頭會有如此舉動,而當事人范美忠的回應更是值得反思。然而,這卻是當代中國社會里,道德領域價值觀沖擊的真實寫照,是追求“自由公正”更有說服力,還是“先人后己”更值得頌揚,一時間莫衷一是。現代文明之中,社會尊重個體合法、合理的多樣化選擇,這是保障人權之所在,也是人性本
質的一種必然反映,而提倡“禮義廉恥”、“包容厚德”的中華文明也正經歷著這樣一種選擇的劇痛。在選擇與揚棄的過程中,不同道德價值觀之間的博弈將決定一些焦點事件的社會效應,怎樣去規范和引導,以達到理性與感性的有機結合,實現中華精粹和西方瑰寶的完美調配,才是解決當前中國社會道德問題的方向所在。
在思考一些負面社會事件的時候,多角度、多層次地分析原因之所在,將有助于認清事件背后的本質。而在思考過以上問題之后,筆者認為,討論中國社會是否處于道德危機之中已經不再是首要問題,因為“道德危機”本身并不存在統一的評判標準,作為人類意識領域的重要一環,其更難以像經濟指標一樣進行量化分析。所以,我們關注的焦點應集中于中國社會的道德現狀存在哪些問題,以及我國道德建設該何去何從。
四、長風破浪,道德發展方向之我見
在普遍聯系與發展的理論中,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之中。道德,作為一種調節人們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的社會規范、意識形態,其依舊存在于一定的環境之中,與其他因素相互影響,彼此共生。如何進行我國當下的道德建設,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探索。
(一)營造良好的現實環境
作為社會調控方式之一,道德與法律、國家制度等規范共同影響著社會的發展變革。道德,作為人民群眾內心的意識,其制約途徑主要是個人的良心勸導與社會的輿論譴責,相比法律的國家懲罰手段,其強制力和威懾力要薄弱很多。在生產力尚未達到高度發達、人民意識水平參差不齊的情況下,單依靠道德力量來規范顯然遠遠不夠。所以,國家在制度建設方面的完善合理,在法律設立及實施中的嚴格劃一,將有利于道德發揮其內在的規范力量,通過多樣化的手段解決社會變革中的道德問題。
(二)積極借鑒,繼往開來
如筆者第二部分所述,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道德,在經歷了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提倡、頌揚、質疑和批評之后,如何由當代中國人更好的評價與繼承,是一個關乎道德體系建設的核心問題。盡管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中孕育的西方核心文化價值觀對于當代的國家建設,社會發展,個體成長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在思想交鋒的過程中,若迷失自我,盲目推崇,則勢必導致中華文明的衰微,必將阻礙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合理地分析中西文化、道德中的價值差異,從實際出發,在繼承優秀傳統道德的同時,積極借鑒,才能開辟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真正為社會大眾認可和接受的道德建設之路。
(三)明確媒體道德責任,正確利用輿論導向
在道德體系建設中,新聞媒體將發揮重要的宣傳和監督作用,客觀、及時地對善良、友愛等優秀品質進行褒揚,以及對自私、貪婪等惡劣品質給予批判,將有助于社會大眾明晰
善惡,分清良莠,規范自身行為,以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同時,應建立媒體監督機制,杜絕對網絡等媒介的惡意利用、嚴禁肆意炒作以混淆視聽,通過立法、行政等手段規范新聞媒體的道德責任,正確引導社會大眾,積極發揮輿論的導向作用,并建立和完善輿情解決機制。
(四)共產黨員發揮模范作用,社會成員堅守自身責任
作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自身隊伍的建設、紀律的維持將對社會大眾產生重要影響。黨員,尤其是領導干部對具體工作的奉獻精神,對個人作風的嚴格把持將起到立竿見影的示范作用。反之,腐敗行為、政績工程、“官本位”等不良現象只會增加群眾對國家的失望情緒、對社會主義道德的質疑程度和對統治階層的不信任感。此外,每一位中國人都應實踐自己對美好道德的信仰,學校之教育,家庭之培養,工作單位之循循善誘,社會組織之宣傳引導將形成道德體系建設之合力,使優秀傳統與現代文明和諧發展。
綜上所述,道德體系建設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亟待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伴隨著時代的進步,文明的發展,道德水平理應更上一層樓。因此,我們每一位中國人應仿先賢、開后世,擔當起“匹夫之責”,以助我泱泱中華早日實現民族復興之夙愿。
參考文獻
[1] 李萍,《中國道德調查》,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5年。
[2] 劉時工,《道德的個人與邪惡的群體》,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3月第33卷第2期。
[3] 蔣德海,《道德死了,司法能獨活?》,檢察日報,2011年第003版。
[4] 馬慧茹,《醫治道德危機媒體大有可為》,德州日報,2011年第002版。
[5] 汪玉凱,《中國社會轉型是“雙轉交織”》,北京日報,2011年第021版。
[6] 諶娟,劉海元,《中西道德文化差異管窺》,黑龍江史志,2010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