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毛澤東、劉少奇與1954憲法

毛澤東、劉少奇與1954年憲法

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幾十年的奮斗最終打敗了對手，于1949年10月實現了“改朝換代”，建立了“馬列主義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新國家，并把這個國家命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代意義上的“共和國”與歷史上那些皇權專制正相反，它強調所有公民都有權參與國家的法律制定、政策制定和執行，因而是一種民主的體制——由此可見，當時的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領袖是頗為“順應”浩浩蕩蕩的世界民主潮流的。

作為民主體制的共和國，其民主政治是通過立憲和行憲而達致的，也就是要實行憲政（立憲政治），這就少不了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然而在1954年以前新中國一直沒有憲法，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了新中國所應實行的政策和制度等，其某些內容條文確實有那么一點兒“臨時憲法”的意思，但它畢竟不是由代表民意的“議會”（在中國即“人民代表大會”）所制定的真正的憲法，這與實行憲政的共和國還是相當不合的。不過，在1953年以前新中國并沒有把制憲排上重要的日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認為新中國作為成熟的國家形態應該是“社會主義國家”，而“社會主義國家”是不應該存在“資產階級”的，如果過早地制憲，就不得不將中國既存的承認資本家、富農的存在與保護私有財產的現實以憲法的形式確定下來，這就會使中國以后向社會主義前進時產生某些法理上的麻煩。劉少奇在1952年10月30日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中曾比較明確地說出了這個意思：“如果我們在今后兩三年內制訂憲法，勢必重復共同綱領，承認資本家的財產及剝削雇傭勞動為合法。但是再過七八年以后，我們又要把資本家的企業國有化，再制訂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似乎是有些不好。”再加上中共領導人對當時按《共同綱領》達成的以共產黨為主、各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極力配合的“合作”局面也是基本滿意的，因此中共決定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制憲推到1955年以后再去考慮。由此可見，無論是從“法理”著眼，還是從現實出發，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都是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這個被命名為“共和國”的新中國的。

然而，中共對制憲的態度在1952年底就發生了重大變化。1952年10月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出訪蘇聯，其間與斯大林就制憲問題進行了“討論”，斯大林就提出了三點“建議”：

一、通過選舉和制憲解決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如果你們不制訂憲法，不進行選舉，敵人可以用兩種說法向工農群眾進行宣傳反對你們：一是說你們的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二是說你們國家沒有憲法。因政協不是人民經選舉產生的，人家就可以說你們的政權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綱領也不是人民選舉的代表大會通過的，而是由一黨提出、其他黨派同意的東西，人家也可以說你們國家沒有法律。”

二、解決所謂“泄密”問題。斯大林認為中國現在是各黨派的聯合政府，而“其他黨派的人很多是和英美有關系的”，所以“我感到你們有些重要機密情況外國人都知道。”

三、通過選舉實現向一黨政府的轉換：“如果人民選舉的結果，當選者共產黨員占大多數，你們就可以組織一黨的政府。其他黨派在選舉中落選了，但你們在組織政府時可給其他黨派以恩惠，這樣對你們更好。”在斯大林提的這三點“建議”之中，第一個合法性的問題只是一種面子話，因為當時包括蘇聯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一個是靠選舉建立起來的，它們從沒理會過西方世界對蘇維埃政權合法性的攻擊，而且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非常自信他們就是“人民的代表”，根本沒考慮過什么合法性的問題。第二個所謂的泄密問題，雖然當時與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他們對國家甚至對共產黨都是很忠誠的，但在當時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對峙的形勢下，尤其是中國剛剛發生過所謂“張東蓀泄露國家機密”案件（發生在1950年8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張東蓀“泄密案”，其實不過是張東蓀在無意之中與一個美籍華人談及政府預算，根本就說不上是什么泄露國家機密），這倒是不容中國共產黨人不認真對待的。不過，真正讓中共改變態度的應該是斯大林所談的最后一點，即通過看似最合理合法的選舉將還稍微有點“民主協商”味道的聯合政府改換成為一黨政府，而變成一黨政府之后，再在組織政府的時候“給其他黨派以恩惠”，由此“民主人士”被從權力結構中排除，變成了完全意義上的點綴，卻又必須對共產黨感恩戴德。這樣一舉兩得的“憲政建設”，何樂而不為呢？于是，中共領導人聽從了“世界革命領袖”斯大林的意見，決定按照斯大林提出的時間表著手“選舉”和“制憲”。

新中國的制憲過程充份體現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特色，那就是時間短、聲勢浩大及由對憲政素無研究的人來完成。憲法起草工作實際上在1953年的下半年才真正啟動，從1953年底到1954年夏天的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就完成了拿出初稿、幾次復議、將憲法草案向全國公布、中共和民主黨派的地方組織進行討論、交由全國人民討論和提交給全國人大等過程，真是進展神速。在這其間的“人民憲法大討論”中，據說有將近1億5千萬人參加，一共收集到五千九百多條意見（這些意見被分為“不正確”、“不適當”和“采用的”三類，其中大部份被視為前兩類而“剔除”了），從當時《人民日報》的報道中可以看到，從工人農民到資本家，從讀書的到教書的，從和尚喇嘛到神甫修女，似乎社會各個階層都參加了討論，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根據自身的境遇對草案跟自己有關的部份表示贊美，這景象，儼然是一場群眾性的“擁護憲法運動”。而憲法草案的起草更是“革命化”，放著當時中國許多一流的法學家不用，卻主要由陳伯達、田家英和胡喬木這三位根本沒有法學背景的毛澤東的秘書、中**內的“秀才”來做，毛澤東再加三個秀才就組成了憲法起草小組。這樣做自然是保障了起草出來的憲法在“政治上”的“正確”，但其法理的縝密和邏輯的嚴整則是跟本談不上的。

在整個制憲過程中，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位中共最高領導人兵分兩路：毛澤東親自掛帥憲法起草工作，劉少奇則主持選舉及開會等具體事務。據某位“憲法學家”披露說，毛澤東在1954年憲法制定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所舉的兩個例子，其一說：“原憲法草案中曾指出?這是我國的第一個憲法?，毛澤東認為不妥，他指出中國過去有9個憲法，要尊重歷史，不能背叛歷史，并強調說此句?不改不行?。”其二是說：“當時有些人提議將這部憲法命名為?毛澤東憲法?，但被毛澤東拒絕了，認為這樣寫不科學、不合理。”而劉少奇領導的選舉工作也很有“創舉”，“為了加快進度，基層選舉在黨和政府組織提名候選人之后，選民以舉手表決的方式選出代表”，這種“當面鑼對面鼓”式的選舉方式對向無民主傳統、重人情講關系的中國人來說還真是一大考驗呢。

經過一番緊鑼密鼓的“籌備工作”，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終于如期召開。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產生了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一直主持選舉工作的劉少奇當選為第一屆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至此，新中國的首次制憲過程全部完成。

對于這神速地制定出來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當時和后來的宣傳機構和教科書都給予極高的贊譽，說它“對新中國憲政影響久遠”。僅僅從該憲法的條文來看，它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并明確了公民基本權利不容侵害，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還算是比較“完備”的，如果真能照此執行，中國也許能夠逐步地走向憲政國家。但是，這部憲法被制定出來并不是為了限制國家機關和政黨的權力，而是某個政黨用來達成自己目標的工具，其中明確規定某個政黨是“領導”，如此一來，那些“看上去很美”的條文就只能在紙上存在了。

當年，毛澤東在憲法草案正式通過后的一次會議上講：“這部憲法是過渡時期的憲法，大概可以管15年左右。”看來他還是過于“謹慎”了，事實上，從這部憲法通過之日起，它就似乎只是存在于一本小冊子中，并沒有真正起過作用。就在憲法通過次年的1955年，胡風等人因為幾封朋友之間的私信而被毛澤東親自定為“反革命集團”投入監牢，憲法第九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的規定沒人提起；1957年，數十萬知識分子因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向黨提意見”而被打成“右派”，許多人遭變相監禁和發配，當時劉少奇等許多中共高層領導人對“反右派”也頗為積極，憲法第八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準不受逮捕”的條文形同虛設；在以后的歷次“運動”中，數不勝數的人遭受不公正的打擊、迫害、監禁、管制，“文革”中更發展到隨意抄家、打人乃至殺人，憲法有關“公民權利”的條文成了笑柄。從這些歷史事實可以發現，19547年憲法的“工具”作用也為時很短，它很快就成了廢紙。

對1954年憲法的誕生，做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和劉少奇自然是“功勛卓著”，而對憲法的名存實亡，他們兩位也責有攸歸。他們一手建立了“共和國”，親自領導了憲法的制定，但他們骨子里對憲政沒什么真正的認識，他們只是把憲法當成為自己的政黨爭取最大權力的工具，當成實現自己“宏偉理想”的手段，而沒有將它看成是應該盡力去維護和實現的目標。其實光從內容來說，這個憲法有許多地方就不符合現代憲政民主的真義，但即便是這樣一個憲法，他們制定了它，卻又帶頭違背了它，把它束之高閣。毛澤東后來曾不無自得地說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實際上道出了毛澤東時代國家政治體制的實質。

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有能力的人，他們都知道一點兒憲法在共和體制下的作用，但也許是深受幾千年專制皇朝“法制”傳統的影響，他們把自己擺在了憲法的規范之外。不過，在必要的時候他們也不妨“用”一下憲法，因為畢竟在他們看來它還算是一個“有用”的工具。1960年代，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位就都曾把1954年憲法當武器使用于黨內政治斗爭中：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歷時一個多月的工作會議，當時也許是因為毛澤東主動稱病退了“二線”，也許是因為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毛在“大躍進”中的“失誤”不滿，也許是以為這只是中央書記處召集的一般匯報會，主持會議的鄧小平在會前就對毛澤東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但毛還是去參加了，并在會中與劉少奇就“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誰為主”的問題發生了爭執，一向說一不二的毛澤東為此勃然大怒，第二天就一手拿著中**章、一手拿著1954年憲法到會場興師問罪：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你們一個不準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準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么剝奪黨章和憲法給我的權利？這次政治斗爭到兩年后就引發了“文化大革命”，自然是毛澤東獲得了勝利，但他的勝利并不是也不可能靠1954年憲法的威力而取得，而是憑著手中掌握的權力資源和運籌帷幄的謀略“斗”出來的。無獨有偶，劉少奇兩年多后也疾呼起憲法的“尊嚴”來。1966年“文革”爆發，劉少奇被毛澤東欽定為“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在黨內受到沉重打擊，后來甚至把他交給“造反派”組織進行“批斗”，飽受人身侮辱和摧殘。1967年8月5日，劉少奇再也忍不住了，在又一次批斗會結束、被押回辦公室后，他拿出1954年憲法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么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他這話其實是說給毛澤東聽的，但憲法沒能避免他這位“國家主席”和“共和國公民”最后的悲慘下場，因為這憲法自從1954年誕生之日起就在他與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被當成了印在紙上裝點門面的東西，它從來就沒有過至高無上的權威。毛澤東和劉少奇，他們兩位都知道“憲法的尊嚴”和“公民的權利”，但在他們領導下的中國卻出現了“無法無天”、公民權利可以任意損害乃至自身權利也難保的現狀，這真是發人深省，應該在中國憲政史上記上最沉重的一筆。

第二篇：毛澤東、劉少奇故居觀后感

毛澤東、劉少奇故居觀后感

五一假剛過，在學院領導的關心下，在老師的帶領下，我們學校組織全體大一新生對毛主席的故鄉-韶山和劉少奇故居參觀及學習。

早上差不多一小時車程后，我們來到目的地寧鄉劉少奇故居。劉少奇同志故居”是1982年冬鄧小平同志親筆題寫。我們走進故居，可以看到這個院子里有“劉少奇同志舊居”的門匾，這塊門匾是1959年故居開放時懸掛在槽門上的。劉少奇的故居和毛主席故居風格十分相似，都是南方常見的普通的農家住房，背倚蒼松翠竹，面臨荷塘，里面的小木床、煤油燈、土爐灶、農具等，一切都樸實而清幽。而這棟普通農舍不同的是它也同少奇同志一起經歷了輝煌而坎坷的歲月，可它依然基本保持著120多年前的原始風貌。在對劉少奇故居參觀后，我深切的感到了他的氣質、他的自身修養及他對黨員修養提高而不折不扣的努力。劉少奇為把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為鞏固和發展黨的隊伍付出了畢生的精力。他對黨的建設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有重要建樹，特別是他的關于黨員修養的理論，不僅為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和毛澤東建黨思想作出了獨創性的貢獻，而且也教育了整整一代共產黨人。

最后來到了毛澤東故居——韶山，下車后在導游的帶領下我們來到銅像廣場。寬闊的毛主席銅像廣場上人山人海。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懷著敬仰與懷念，熱愛與感激之情，匯聚在偉人的銅像下，用自己的方式懷念著這位永垂不朽的韶山的兒子－－一位真正的偉人。經過一個半小時的排隊后，我們參觀了毛澤東故居。是一套普通的兩家合居的湖南民居。住房依托青山，面臨小塘，可謂依山傍水。幾間青石泥墻和黑木灰瓦搭建的大房，呈“門”字型排列，正中是供奉著神靈或先人牌位的大堂，兩邊則分布著主人的臥房、灶間和雜房，土漆方桌、鏤空合床，都是19世紀初典型的湖南農村家庭的用具和擺設。

毛澤東的成功，真正在于他的實事求是和巧妙的中西融合，和超乎常人的堅強的毅力、堅韌和博學。所以，是什么造就了毛澤東，又是什么讓西方歷史學家一直不可思議的中國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想是毛澤東從中國一種現實的出發，用理論與實際最為巧妙的結合，融合了堅強、自信和堅韌。但由于時間關系我們么沒來得及去參觀毛澤東紀念館了。這是一點遺憾。

在上午我們參觀毛主席故居的過程中，我更加深刻的知道了我們的幸福生活是來之不易的，最為21世紀大學生的我們，更要珍惜我們現在的幸福生活，也更要好好學習。在參觀完毛澤東故居后，我們又馬不停蹄的坐車趕往花明樓，去參觀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已故國家主席劉少奇同志的故居所在地，1898年11月24日，劉少奇就在這尋常的小山沖里誕生了，他同樣是在中國現代史上寫下了非凡篇章的偉人。我們先是懷著虔誠的心情來到了劉少奇銅像前，同樣，獻花的人們也是很多。然后我們來到了劉少奇紀念館，這里和毛主席紀念館一樣，介紹了劉少奇主席的革命史及展示了一些革命遺物。

一天下來，在烈日下，我們雖然很熱，也很累。但是我們是受益匪淺的。

通過參觀兩位主席的故居，讓我不但被共和國兩位偉大的領導人物個人魅力所折服，更讓我感覺到了共產黨實事求是、不斷提高自身修養的先進本質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作為一個追求進步的年輕人，我會不斷的學習，并在學習和生活中堅持實事求是原則，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和修養，更好地堅持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在實踐中完善和提高自己。

物信1111班周玉

2012年5月13日

第三篇：劉少奇在黨內的崛起及后期與毛澤東的矛盾產生

劉少奇在黨內的崛起及后期與毛澤東的矛盾產生

劉少奇是湖南人，他不僅和毛澤東是老鄉，而且很早就有淵源。劉少奇和毛澤東最早的合作大概要算早期的安源大罷工時期。

1922年初，擔任中共湘區書記的毛澤東派劉少奇等到安源從事工人工作。劉少奇從創辦工人子弟學校和工人夜校著手，逐步建立了黨團組織。1922年5月，劉少奇領導建立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9月，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在當時的工人運動中，安源路礦大罷工堅持時間最長、成績也最為顯著。劉少奇出色的宣傳組織才能也給毛澤東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了井岡山，而劉少奇則長期在白區堅持地下斗爭，成為中共在白區斗爭的出色領導人。

受“左”傾錯誤路線壓制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之前和到達陜北之初，劉少奇雖已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他的地位和作用在黨的領導層中并不突出。這種情況的出現，首先當然是因為領袖人物的成長需要一個過程，但除此以外，還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一是在上世紀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黨內基本上一直由“左”傾錯誤路線所統治，劉少奇的正確主張和領導才干受到壓抑和打擊。劉少奇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對“左”傾錯誤路線的弊端洞若觀火，經常對中央乃至共產國際的“左”傾思想和政策提出批評，從而不斷招至錯誤批判。1932年3月14日，臨時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指責劉少奇領導的中央職工部和全總黨團已經陷于“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之中”，并撤銷了劉少奇職工部部長的職務。二是在蘇區時期和長征前后，劉少奇仍然以負責工會工作為主，這限制了其對黨和紅軍的影響力。在1935年底之前，由于戰爭環境和農村環境的限制，劉少奇始終沒有得到一個能夠施展身手、充分發揮領導能力特別是組織工作能力的舞臺。

長征出發前，毛澤東擔任當時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是政治局委員，而劉少奇當時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林彪當時是中央紅軍主力部隊紅一軍團軍團長，鄧小平則是總政治部秘書長兼《紅星報》總編。

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毛澤東、劉少奇、林彪、鄧小平都參加了，其他人的職務沒變，只是鄧小平此時擔任了中共秘書長。

在遵義會議上，劉少奇在發言中，明確地表示支持毛澤東，擁護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傾軍事路線。多年以后，毛澤東在回憶遵義會議時，曾對斯諾說：“他（指劉少奇）表現還是不錯的，在那個時候這是很寶貴的。”

1936年10月，長征結束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時，劉少奇的名字沒有出現在主力紅軍的組織序列里，而毛澤東、林彪、鄧小平的職務都發生了變化： 毛澤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林彪：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校長

鄧小平：中國工農紅軍紅第一方面軍第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

長征結束后，劉少奇繼續在白區領導地下工作，直到1941年，他的名字才又一次被國內外所關注。這年1月6日，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新四軍遭到國民黨軍隊九倍兵力的圍攻，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突圍時被叛徒殺害。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由陳毅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在蘇北重建新四軍軍部，這是劉少奇短暫軍事生涯的開始。重新打開白區工作局面

瓦窯堡會議結束后，中共中央開始考慮如何重新打開白區工作的局面。由于受到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30年代前期黨的白區工作遭受嚴重損失，黨在白區的組織所剩無幾。1935年底，中央政治局根據張聞天的提議，一致同意派劉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華北，領導北方局的工作。1936年1月，劉少奇化名胡服，動身前往華北局所在地天津。劉少奇積極采取措施恢復和整頓華北黨的組織，又建立了山東省工委和河南省工委。這樣，在華北的一些主要省市都恢復或建立了黨的省一級組織，為華北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證，也為后來開展華北抗日游擊戰爭奠定了基礎。

此外，劉少奇還根據中央交給的任務，派了少數干部前往香港、廣州、上海、武漢等中心城市，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這些工作，使在白色恐怖下和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下損失殆盡的白區黨組織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并重新恢復生機和活力，為黨從“蘇區的黨”發展成為全國性的黨作出了重要貢獻。全面深入批判王明的第一人

延安時期，黨在思想建設方面所取得的一個重要成就，就是通過整風運動，批判和清算王明的“左”傾錯誤路線，進一步確立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路線對全黨的領導。鮮為人知的是，劉少奇是全面深入批判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第一人

劉少奇最早對王明“左”傾錯誤路線進行全面地批判，是在1936年4月初發表的《肅清立三路線的殘余——關門主義冒險主義》一文中。它批判的重點并不是立三路線，而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及在這次會議上占據統治地位的王明“左”傾錯誤路線。這在黨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37年2、3月間，劉少奇連續給張聞天寫信，闡述在國共兩黨即將再次合作的新形勢下，應該如何吸取歷史教訓，避免重犯“左”傾錯誤。

此外，劉少奇還在黨的會議上多次闡明他對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看法。由于劉少奇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還比較有限，而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根深蒂固，再加上他的批判過于直接和尖銳，引發了一些干部的不滿和批評。但他對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批判，進一步受到全黨矚目。對華北、華中抗日根據地貢獻突出

1937年4月底，劉少奇從華北回到延安，先后參加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劉少奇又離開延安返回華北，于7月底到達山西太原。

劉少奇重建了北方局的領導機構，出任書記，領導華北抗日斗爭。1938年底，劉少奇又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原局書記，又承擔起了發展華中、開辟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重任。

為貫徹發展華中的方針，劉少奇于1938年11月和1939年12月兩次深入華中。此后一直以中原局（后改稱華中局）書記的身份坐鎮華中，一直到1942年3月回延安參加黨的七大。這兩年多的時間，特別是1940年，是華中抗日根據地創建和發展的關鍵時期。獲得中共領導層認可

劉少奇對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作出的重要貢獻，提高了他在黨內和八路軍、新四軍中的威望。黨內對劉少奇的思想水平和領導能力形成較為一致的看法，是在1941年9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上。會上，中共領導層對于王明錯誤路線達成了基本一致的認識，劉少奇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確性也得到了凸顯。包括陳云、任弼時在內的不少與會者，都對劉少奇的思想水平和領導能力給予高度評價。

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后，劉少奇在黨內地位的提高已成定局。1942年底劉少奇返回延安后，不到3個月時間，中央領導機構即進行了改組，劉少奇進入了中央書記處，并成為黨內地位僅次于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

延安整風運動中，劉少奇回到延安，參與了整風運動，毛澤東正是在此時進一步了解到劉少奇過人的能力。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重大改組。會議決定劉少奇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從此，劉少奇躋身中央核心領導層，并奠定了黨內第二號人物的地位。此之謂劉少奇在延安的崛起。在1945年舉行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正式進入中共領導核心層。在七大上，毛澤東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劉少奇作了《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劉少奇在報告中說：“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這是毛澤東思想被第一次正式的提出。

當年6月1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出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不僅進入中央領導核心，而且名次還排在周恩來前面。須知，周恩來從二十年代起就是中共的重量級領導人物。排名的變化標志著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形成。多年以后，毛澤東對蒙哥馬利元帥說：“我們和蘇聯不同，比斯大林有遠見。在延安，我們就注意這個問題了，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 毛澤東所說的“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指的就是當時已經選定劉少奇為接班人了。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便請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在蔣介石進攻延安時，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帶領人民解放軍轉戰陜北，而中央的日常工作則委托劉少奇和朱德處理。從這幾點上看，毛澤東確實是把劉少奇作為接班人培養的。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

盡管在中共七大和政協第一屆會議上，朱德排名都在劉少奇之前，但很顯然，接班人是劉少奇。因為從年齡上看，朱德比毛澤東大七歲，而劉少奇和毛澤東雖屬同齡人，但比毛澤東小五歲。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在大會選出的幾位副主席中，劉少奇排在第一位。

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也就是在這一年，毛澤東決定退居二線，專心研究全局性的工作，而一線工作則由劉少奇來主持。劉少奇此時不僅穩居第二號人物的位置，而其接班人的地位也為國人所共知。所以當蒙哥馬利1961年訪華問起誰是毛主席的繼承人時，毛澤東毫不猶豫的答道：“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毛澤東的話清楚的表明了劉少奇接班人的地位。而這一地位從1945年延安時期起就形成了，直到“文革”被打倒，劉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保持了整整二十一年之久。毛澤東與劉少奇：分歧的由來和演變

分歧的緣起：農業互助組織要不要提高一步 解放戰爭后期，中國共產黨在其領導的解放區推行土地改革，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開始被廢除，轉而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新中國成立后，土改進程進一步加快，數以億計的農民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土地。這種以農民個體所有、個體經營為基礎的土地制度既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同時也產生了另一方面的問題，這就是在生產經營中產生了貧富分化。面對這種情況，黨內出現了不同看法，毛澤東與劉少奇也存在不同的意見。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給中共中央、華北局寫了一份題為《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報告認為，隨著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農民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怎么辦呢？報告提出，必須在互助組織內部，扶植與增強新的因素，以逐步戰勝農民自發的趨勢，積極地穩健地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級一些的形式。報告提出了兩條具體措施:增強公共積累；逐步地加大按勞分配的比重。報告還提出，對于農業的私有制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該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在接到山西省委的報告后，華北局負責人薄一波、劉瀾濤立即找劉少奇請示。劉少奇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觀點，認為現在采取動搖私有制的步驟，條件不成熟。1951年7月3日，劉少奇在山西省委的報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圖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的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同年7月5日，劉少奇在中南海春耦齋為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課時再次嚴厲批評了山西省委的觀點。劉少奇之所以如此重視并反復批評山西省委的觀點，是因為在他看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應該分為兩步走:先實現工業國有化，而后再實現農業集體化。農業的集體化依賴于工業國有化。“因為離開城市工人階級、離開強大的國家工業，鄉村農業集體化就不可能。”正是出于上述考慮，劉少奇主張先讓農村個體經濟發展一個時期，富農也允許其存在、發展，不應急于動搖農村的私有制基礎。這就是劉少奇批評山西省委報告的深層原因。

毛澤東得知此事后，立即找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談話，表示“不能支持他們的意見，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據薄一波回憶，在談話中毛澤東批評了互助組不能成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毛澤東的道理說服了劉少奇等人。這次談話后，劉少奇命人向馬列學院一班學員收回了7月5日在春耦齋發給他們的材料。圍繞山西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爭論就此結束。事情雖然過去了，但這件事也暴露了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驟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上存在著深層分歧。

分歧再現：階級斗爭與經濟建設誰是中心、誰是主要矛盾

關于解放以后的主要任務、中心工作，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觀點本是一致的。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曾指出，黨在城市、在老解放區的“中心任務”、“中心工作”，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劉少奇也持同樣的觀點。1949年6月，劉少奇在一份提綱中指出，戰爭快要結束了，“今后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恢復與發展中國的經濟”。同年8月28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東北局干部會上講話時說：“在國內，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我們的任務就一直是經濟建設，使中國工業化。” 1951年7月5日，劉少奇在為馬列學院學員作報告時又說：“在建設時期，除開必要的國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設均配合經濟建設，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一時期毛澤東與劉少奇在解放后的主要任務、中心工作這些問題上，認識是完全一致的。

分歧是在黨的“八大”后出現的。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他在報告中說，隨著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還說：“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斗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這個報告，是由劉少奇主持起草，經毛澤東反復審閱定稿的。大會結束前一致通過了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這個《決議》是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由陳伯達、胡喬木負責起草的。其間，毛澤東多次約陳伯達、胡喬木談決議的修改問題。在經過各代表團、各小組和常委會的討論后，毛澤東批示：“照此付印，付翻譯。”《決議》批準了劉少奇所作的政治報告，并對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確概括，決議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個判斷與政治報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與劉少奇的觀點相吻合。然而，八大閉幕不久，毛澤東便對《決議》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產生了疑問。據王光美回憶，在八大結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劉少奇說，黨的八大關于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劉少奇十分震驚，答道：“呦，《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么辦？”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特別是反右派運動開始后，毛澤東完全動搖了對八大關于主要矛盾的判斷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時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實際上改變了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根本上動搖了八大路線的根基。劉少奇出席了這次會議，但沒有講話。重提階級斗爭，并把它視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是毛澤東在指導思想上向“左”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既為此后近二十年的失誤種下了禍根，也為日后毛、劉之間出現更大分歧埋下了隱患。分歧加劇：如何評價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工作

1958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對于“大躍進”及隨之而來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劉少奇的態度是積極的，并沒有反對。比如1958年7月5日，他在北京市石景山發電廠同干部座談時說：“有的國家人才少，勞動力少，困難一些，我們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現在看來趕上英國不是十五年，十五年是要超過美國。大家的干勁這么大，干起活來，不計上下班，干完算數，有這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了。”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當時劉少奇的頭腦也是比較“熱”的。鄧小平后來曾這樣回顧和評價這段歷史:“‘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說話。”可見，在發動“大躍進”的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并無意見分歧。分歧是在如何評價這段時間的工作上出現的。

眾所周知，從1958年開始，由于“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和瞎指揮盛行，給國民經濟造成嚴重損失。首先是工農業比例嚴重失調。從1957年到1960年，我國重工業增長2.3倍，農業卻下降22.8%。其次是農業遭到嚴重破壞。以糧食為例，1957年我國糧食產量3901億斤，1958年4000億斤，1959年下降到3400億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億斤，1961年則又減少到2710億斤。由于糧食大幅減產，城鄉人民平均糧食消費量減少，一些地方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據1960年的正式統計，當年全國總人口比1959年減少一千萬。本想讓人民快一些過上好日子的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面對如此慘痛的事實，陷入了深深的思考。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共七千多人，史稱“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提交書面報告。這個報告是由劉少奇、鄧小平親自主持起草，毛澤東修改定稿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在大會作報告時，沒有念事先起草好、并已印發大會討論的書面報告，而是對報告中涉及的一些問題作說明。實際上是另作了一個口頭報告。分歧就出在口頭報告中。劉少奇的口頭報告提綱雖然經過毛澤東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但劉少奇在1月27日做口頭報告時有許多發揮，有些提法、判斷毛澤東事先并不知曉，有些話，在當時聽起來未免有些刺激性，令毛澤東不快。比如劉少奇說，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這無疑是對大躍進的嚴厲批評。又比如劉少奇在談到錯誤和成績的比例時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于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系，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系。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劉少奇的這些話，盡管今天看來完全正確，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還是極為罕見的，很有刺激性。因為在我們黨內，首先拿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來比喻成績和缺點的關系的恰恰是毛澤東，而且是經常這樣講。現在劉少奇說“不能到處這樣套”，這在客觀上就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況且他是在那樣一個場合講的，可以說是在全黨面前。毛澤東的心情可想而知。再比如關于造成困難局面的原因，劉少奇說有天災，也有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人禍。二者哪個是主要的呢？各地情況不一樣，應具體分析。他說，有些地方工農業減產，天災是主要的；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些話突破了毛澤東的估計，毛澤東聽了自然不會高興。還比如，劉少奇在講到“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時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斗。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后，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雖然從字面上看是講三面紅旗“現在都不取消”、“繼續保持”，但言外之意無疑是說這些東西有問題，只不過有些問題一時還看不清，等過5年、10年再“做出結論”。這些話，對于把“三面紅旗”看得很重很重的毛澤東來說，當然不順耳。雖然毛澤東沒有正面評價劉少奇的口頭報告，但是我們可以從他對林彪的講話的高度評價中，間接感受到他對劉少奇講話的不滿。1962年1月29日，林彪在全體大會上講話。他講話的基調同劉少奇完全不一樣，帶有明顯的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色彩。與劉少奇不同，林彪在講話中首先全面肯定了“三面紅旗”，他說：“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在談到這幾年的困難時林彪又說：“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依靠和相信黨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后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反之，他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事情就要出毛病。”在林彪講話之后，毛澤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于黨的路線，關于黨的軍事路線。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同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審閱了林彪講話整理稿之后致信田家英、羅瑞卿，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贊賞之情溢于言表。兩個講話，對其中的一個不評價，對另一個則極其欣賞，毛澤東的態度不是非常明顯地體現出來了嗎？

分歧公開化：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圍繞當時的主要矛盾、運動的性質及搞法的問題，兩位偉人的分歧暴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

1962年8月北戴河會議和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后，毛澤東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越來越嚴重，認為階級斗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必須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一次，開一次大會就講一次。正是出于抓階級斗爭的考慮，從1963年初開始，毛澤東發動了一場以“四清”（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分工，1964年12月以后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和“五反”（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于毛澤東發動的這場運動，劉少奇是贊成的、積極的。他對“敵情”的估計甚至還有甚于毛澤東，比如毛澤東在1964年6月8日的一次小型會議上說，“我看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里，掌握在敵人手里。”稍后，劉少奇到外地視察。當他聽到有的干部對毛澤東的判斷有懷疑時便予以嚴厲批評，他還說：“我也希望沒有三分之一，問題是三分之一打不住。”基于這種認識，劉少奇滿懷激情地投入到領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工作中去。所以說，在開展和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這樣一場運動的問題上，劉少奇與毛澤東并無分歧，分歧是后來出現的。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了近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集中研究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問題。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產生了重要分歧，并且逐步公開化。他們的分歧主要表現在這樣三個問題上：

第一，主要矛盾。在我國的主要矛盾問題上，毛澤東的觀點是始終如一的。從七屆二中全會到八屆三中全會，再到八屆十中全會，他一直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對此，劉少奇是十分清楚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后，劉少奇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特別是農村的主要矛盾產生了新想法，并提了出來。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的一次會議上，當毛澤東講到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劉少奇插話說，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黨外矛盾的交叉，或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矛盾很復雜，還是有什么矛盾解決什么矛盾為好，不要什么都上升為敵我矛盾。對劉少奇的插話，毛澤東非常不滿。因為在毛澤東講話時劉少奇徑自插話表述相反的觀點，這在過去是沒有的。1964年12月2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發生了當面的意見沖突。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較為詳細地記述了這次沖突。毛澤東要劉少奇主持會議，劉執意不肯。毛澤東便要他先講話。會議進行過程中，當劉少奇講到農村的主要矛盾如何表述時，毛澤東未予理會，繼續著他的話題。劉少奇再次把話題拉到主要矛盾問題上，以商量的口吻說：“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有人表示贊成。毛澤東說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實際上是不同意。討論中，毛澤東始終盯著“當權派”問題不放，避而不談主要矛盾問題。稍后，劉少奇又以肯定的語氣說：“四清與四不清，這是主要的，當然還有其他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接著問：“矛盾的性質是什么？”劉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當即反問：“什么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么性質？”劉少奇說：“總不是社會主義。”毛澤東又跟了一句：“是資本主義性質。還加個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搞個資本主義就差不多了。”這次的意見沖突顯然令毛澤東非常生氣，并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戰略性判斷。

第二，運動的性質。如何界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這是一個和如何判斷這個運動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及其特點緊密相連的問題。早在1964年8月初，劉少奇就指出：“現在的敵我矛盾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以人民內部矛盾出現的，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的，在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和黨內矛盾中，包含著一部分很危險的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和黨內矛盾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我們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任務，??就是要解決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和黨內矛盾，同時要把這一部分隱藏在人民內部和黨內的敵我矛盾清查出來，并且加以解決。”同年10月24日，劉少奇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個指示中進一步說：“當前我們國內的敵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內部矛盾出現的，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的。敵我矛盾同人民內部矛盾、同黨內矛盾交織在一起。”正是在長期思考的基礎上，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提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這一觀點遭到了毛澤東的強烈反對。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澤東71歲生日。晚上，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請部分中央領導同志、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及一些勞模、科學家吃飯，過生日。名單是毛澤東親自定的。他讓錢學森、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和他坐在一桌，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安排在別的桌子上。往常在這種場合，毛澤東總是談笑風生。這一次卻是一臉嚴肅。席間，毛澤東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他說，有些人一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一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么樣呢？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接著便十分嚴厲地指出：“說什么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宴會的氣氛可想而知。據參加了這次宴請的薄一波回憶說：“席間鴉雀無聲。”

12月28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繼續召開。開會前，毛澤東向身邊工作人員要去兩本書：《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會議上，毛澤東繼續就運動的性質問題批評劉少奇，他說，我們這個運動，它的名字就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運動，不是什么黨內外矛盾交叉或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的教育運動。毛澤東十分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問題的性質。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會議臨近結束時，毛澤東把話題轉到他帶的那兩本書上。他說：“我是沒有話了。如果還要講幾句，就是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有一本書叫《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一百頁到一百零四頁，你們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一條，這個條文叫第八十五條，中間講道，‘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條講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么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毛澤東的這一大段話，實際上是說他作為黨員，有參加黨的會議的權力；作為公民，有發言的權力。這主要是針對鄧小平和劉少奇的。因為在這次會議召開之前，負責會議具體組織工作的鄧小平鑒于以往一般會議毛澤東大多不參加，而這次會也是以討論具體工作、聽取各地匯報為主，所以鄧小平提出，如果毛澤東有事可以不參加會議。劉少奇呢，主要是因為前幾次會議上在毛澤東講話時他多次插話，闡述不同意見，或者是在他自己講話時毛澤東插話，不知道毛澤東還沒有講完，自己就又接著講起來。這使毛澤東大為惱火。這種帶有一定意氣成分的不滿，加上對一些重大分歧的過重判斷，使毛澤東對劉、鄧產生了極大的誤解，越來越把矛頭指向他們，特別是劉少奇。

第三，運動的搞法。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毛澤東把運動的實際領導權交給劉少奇。在指導運動的過程中，劉少奇逐步形成了一些他認為比較好的方法。主要是兩條：一條是大兵團作戰，即集中力量打殲滅戰。他主張把各縣的工作隊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隊也分配到地委，在省委、地委帶領下集中搞一個縣。當時，甚至出現了派一萬多人的工作隊到一個縣搞社教的情形。另一條是扎根串連，下去蹲點。1964年7月2日，劉少奇在召集出席河北省委工作會議的地委書記座談時說：“所謂蹲點不是到點上聽聽匯報又回來了，而是從扎根串連開始一直到四清搞完為止，一直搞下來，取得完整的經驗。這樣，我們各級黨委才能真正領導好這次革命。”從理論上來講，要指導運動，了解情況，倡導到下面扎根、蹲點，并不錯。但是非常不應該的，是劉少奇在闡述扎根串連的重要性時，輕易否定了毛澤東歷來倡導的“開調查會”的調查方法。劉少奇說：“現在，調查農村情況、工廠情況，在許多情況下，用那個開調查會的方法，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現在要做調查研究，對于許多單位，應該去搞社會主義教育，搞‘四清’，搞階級斗爭，搞干部參加勞動，發動群眾，扎根串連，這樣做，你才可以把情況搞清楚。”這當然容易引起毛澤東的不快甚至誤解。實際上，毛澤東也確實很早就對劉少奇的某些做法有意見。1964年8月30日，在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這樣的話：“派一萬多人的工作隊下去，傾盆大雨，是不是徑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園大隊實際上是少奇同志親自指揮，王光美每月匯報一次，河北省就沒有一個人能指揮？”后來，到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會議時，毛澤東的不滿終于公開化了。

1965年1月3日晚，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會議上說，有同志提出打殲滅戰，怎么打？集中一萬五千人，搞一個小縣，二十八萬人口，搞了幾個月還搞不開，我看是搞了煩瑣哲學。他還說，扎根串連，冷冷清清，這個空氣太濃厚了。這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方法要改。1月5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對前一段運動的搞法提出批評，說現在的問題是工作隊的人數很多，按兵不動，人海戰術。

1965年1月14日，連續召開了將近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通過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的一些問題》（即通常所說的“二十三條”）后結束。毛澤東與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所形成的裂痕是巨大的。盡管會議結束后劉少奇主動找毛澤東談話，做了自我批評，但從歷史事實看，毛澤東并未完全消除對劉少奇的誤解。1970年12月18日，當毛澤東的老朋友、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問他是在什么時候明顯地感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時，毛澤東答道：“那就早口羅。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可見在那時毛澤東就已下定了打倒劉少奇的決心。(稿件來源: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以前，劉少奇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號領導人。中共建國前，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工作。二十年代曾在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接受教育。四十年代中共延安整風時期，劉少奇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反對王明教條主義集團，并于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上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作了系統論述，奠定了他在中共黨內的地位。一九五九年，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從六十年代初起，劉少奇全面主持恢復整頓工作，旨在修補大躍進造成的災難后果，取得了一定經濟收效。自此，劉少奇較注重經濟建設的方針同毛澤東的激進路線發生摩擦。鑒于蘇聯赫魯曉夫在斯大林身后批判斯大林的教訓，毛澤東將劉少奇看作是潛在的中國的赫魯曉夫，并以防止修正主義為名，發動文革。劉少奇于是成為文革的第一號對象－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一九六八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出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被押送到河南開封一座監獄“監護”，負責看守的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汪東興等人拒絕為其提供一切必需的醫療條件。十一月十二日凌晨四時，劉少奇因病不準醫治去世，終年七十一歲。劉少奇之死同千千萬萬個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的生命一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悲劇。但是，作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之死使得這種悲劇具有觸目驚心的典范意義。他的死不僅充分地展示了當時中國毫無個體權利的制度現實，也是長期意識形態統治和個人崇拜發展到頂峰的結果。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劉少奇被紅衛兵批斗打傷之后，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表示，“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沒有千千萬萬個普通公民的尊嚴，國家主席的尊嚴也不一定有保障。

第四篇：淺談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

淺談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

榮澤東、張長劍、劉玉恒

（鄭州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摘要：毛澤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創立者，是中國革命道路的開辟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探索者。雖然，毛澤東在晚年發動了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造成了十年之久的社會**，給黨、國家、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初期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遵義會議以后，他是對共產黨及其軍隊的發展直至最后在大陸獲得勝利這段時期的共產黨最重要的領導人。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推翻國民政府，取得了在中國大陸的政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把中國建設成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中國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而形成的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歷史文化

毛澤東的功過就社會原因而言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國社會、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植根于中國無產階級的素質結構之中，他建立功勛的那些素質中正包藏著令他犯嚴重錯誤的負面規定和隱性原因。對于毛澤東思想，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作為后人，對這樣一個歷史人物我們必須要從全面的角度去看待他的作為，對他進行科學、合理、正確的評價。在新的世紀里，我們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毛澤東思想依然有著重要的當代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毛澤東思想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前進的動力

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毛澤東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輝典范。

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人，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思想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真正的理論家，要能夠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各方面做出合乎實際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毛澤東適應時代的要求，最先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毛澤東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與“左”傾冒險主義進行了堅決斗爭，明確提出反對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響亮地喊出了反對本本主義的口號，他注重調查研究，強調實事求是，這就使他能夠深入了解中國國情，明確提出要根據中國的實際選擇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毛澤東帶領全黨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贏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巨大成就。正是由于毛澤東勇于開拓進取，善于創新，敢于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才創立了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毛澤東思想，黨的七大把它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當今乃至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所從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說到底，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毛澤東思想和科學發展觀與毛澤東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直接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繼承與發展，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

二，毛澤東廉政思想對加強黨的建設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中國共產黨從此成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地位的變化，使黨面臨著許多新的考驗和嚴峻挑戰。如何防止中國共產黨腐化變質，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從嚴治黨，對黨員干部進行經常性的廉潔自律教育的思想。

首先，對黨員干部進行經常性的廉潔自律的思想。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常常把黨群關系比作魚水關系，認為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他要求全黨時刻記住為人民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和政府的權力是人民給的，必須用來為人民服務，特別在執政的情況下更不能脫離群眾。為此，毛澤東主張用整風的形式來加強對黨員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通過開展廣泛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使廣大黨員干部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入的認識，提高思想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從而為黨員干部保持先進性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其次，從嚴治黨，依法嚴厲懲治腐敗，依照黨紀國法嚴厲懲治腐敗，是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的鮮明特點。再次，黨的高級領導干部要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廉潔自律，黨的自律應從黨的領導人和高級干部做起。毛澤東一生嚴于律己，潔身自好，其自律的人格風范堪稱一代楷模。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雖然是黨的領袖和國家的元首，但他仍然保持者戰爭年代艱苦樸素的作風。毛澤東一貫堅持原則，從不以權謀私，他雖關心親友和同學，只是讓他們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盡其所能，決不使用人們賦予的權力給他們以特殊照顧，毛澤東的表率作用，對推動全黨的自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不堅決懲治腐敗，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就會受到嚴重損害，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現在，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還十分繁重，在新的形勢下繼續加強執政黨的建設顯得愈加重要。毛澤東的廉政建設的理論和實踐，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特別是在深入展開反腐敗斗爭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毛澤東的人民內部矛盾學說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 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中》，深入闡述了人民內部矛盾學說。毛澤東還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并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方法：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互相監督，長期共存，等等。進入新的世紀，面對國際國內新的形勢和任務，黨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它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適應了我國改革開放處于攻堅階段、發展進入關鍵時期、穩定面臨新的矛盾的客觀要求，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構筑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目標。

只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才能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只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才能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的利益，才能把人民群眾的利益實現好、維護好、保護好。只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才能克服社會不公正現象，才能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實現社會的平等。四，毛澤東的人生價值思想對青年的成長史重要的啟迪

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人生價值的依據在于人的社會性，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人生的價值在于創造，人在社會實踐中是否正確發揮自己的自覺能動性，是人生價值大小的依據。現在，我們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舊的人生價值體系受到嚴重嚴重沖擊，而適應新的形勢發展需要的人生價值思想體系還沒有完全確立起來，導致人們的思想呈現混亂狀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條件下，在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堅持毛澤東人生價值思想的主導地位，因為只有堅持毛主席提倡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作為人生價值導向，才符合當代歷史發展的趨勢，才能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澤東的人生價值觀，對于當代青年樹立遠大理想、堅定革命信念、形成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有著重要的啟示。當代青年，應把個人的奮斗目標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結合起來，自覺地處理個人與國家、集體的關系，堅持共產主義理想與現階段社會實踐的統一，為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不斷前進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參考文獻：

【1】《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9年7月第2版.【2】《中國近代史綱要》，2009年7月第3版.【3】《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五篇：毛澤東與井岡山

毛澤東與井岡山

井岡山斗爭歷時兩年零四個月,在此期間，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井岡山前委、湘贛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在領導創建井岡山根據地建黨、建軍、建政的過程中，始終把干部的培養和管理工作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在實踐中，毛澤東提出了一整套關于干部隊伍建設的措施，并一以貫之。井岡山不僅是中國革命道路的發源地，也是培養造就大批開國將帥的搖籃。從井岡山斗爭鍛煉成長起來的大批德才兼備的政治軍事人才，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今天，我們重溫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的干部管理，具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1928年4月，毛澤東、朱德兩部在井岡山勝利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稱中國紅軍第四軍，原工農革命軍軍官教導隊隨之更名為“中國紅軍第四軍軍官教導隊”，并于1928年8月在井岡山茨坪再次開辦。軍官教導隊的學員，一部分是紅四軍各連隊抽調來的軍官，一部分是地方派去的工農干部，學員絕大部分是黨員，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特別注重政治上的純潔性。“教導隊的開辦，主要是由于當時革命發展，需要干部。當時紅軍在井岡山粉碎了湘贛兩省敵人二次‘會剿’后，革命根據地和革命武裝力量得到很大發展，形勢的發展需要相當多的軍事干部。”（3）我們可以從毛澤東寫給中央的報告中看到，報告中多次提到干部缺乏的問題。“下級干部死傷太多”；“此間地方工作，需人尤其迫切”；“軍官及政治工作人員之缺乏達到了極點”；“派可充黨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來”；“多派連排長以上的軍官來”。（4）但是，由于敵人的封鎖和交通的不便，能派到井岡山來的干部相當之少，根據形勢的需要，只能在斗爭中不斷地選用和培養內部干部。于是，毛澤東等人通過各種形式在根據地內選拔、培養和訓練干部。隨后的井岡山革命斗爭中，在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井岡山前委和紅四軍軍委的領導下，紅四軍教導隊得到了不斷的發展。紅四軍在黨的“六大”會議上決定：“此后軍委須經常成立政治訓練班，陶鑄黨務工作人材。”（5）“軍事技術須加強訓練，對于下級干部的軍事指揮更應注意，方足健壯紅軍戰斗力。”（6）另外，湘贛邊界黨的二大會議中也決定：“特委要辦經常訓練班，各縣亦應盡量多辦短期訓練班，造就干部人才。”（7）在這些會議精神的指導下，各地區和軍隊都廣泛開展了的干部訓練，培養了大批的優秀干部。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紅五軍，1928年冬，彭德懷率紅五軍上井岡山后，根據中共井岡山前委的決定，在紅四軍軍官教導隊的基礎上，正式創辦了中國紅軍的第一所學校——井岡山紅軍學校。對黨員干部進行系統的培訓，既訓練政治素質，又訓練工作能力和軍事指揮能力。為了抓好學校的教育培訓工作，紅五軍還專門把準備派往前線擔任軍事指揮員的優秀指揮員參謀長王展程和副參謀長陳毅安留下任教。紅軍學校的創辦，為軍隊和黨的基層組織培養了大量的組織人才和軍事指揮人才。

從紅軍教導隊的創建到紅軍學校的興辦，足以說明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和湘贛邊界特委，為紅軍和地方培養了一大批急需的軍事、政治干部，為鞏固根據地的斗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通過舉辦軍管教導隊、政治訓練班、紅軍學校等各種形式，培養和提高了干部的政治素養和軍事才能，造就了井岡山斗爭時期的大批優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