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土地征收行為的合法性和適當性

論土地征收行為的合法性和適當性 □ 周蒞春

（遼源市委黨校，吉林 遼源 136200）

摘要：為有效規制土地征收權，加強對土地征收行為合法性與適當性的審查，本文從土地征收的目的、主體和程序等幾個方面對土地征收行為的合法性進行了分析和論證，并依據行政行為合理性的內容對土地征收行為的適當性進行了分析，以期形成對土地征收行為合法性和適當性進行判斷和考量的客觀標準。關鍵詞：土地征收；合法性；適當性中圖分類號：D92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207（2009）09－0079－03收稿日期：2009－06－20 作者簡介：周蒞春（1964—），女，吉林遼源人，遼源市委黨校教授，研究方向為憲法、行政法。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口數量的增加，人地關系變得越來越緊張，這種狀況就使得農地利用中的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沖突也越來越多。再加上農地資源的稀缺性、不可移動性及自然承載力的無法替代性，對某些特定的地塊，在沒有需求彈性的情況下，國家就不得不動用法律所賦予的強制性特權來對某一特定地塊進行征收使用，以確保公共利益需要得到滿足。而土地征收權力的行使和農地權利保護又是天然的一對矛盾。因為農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在私法上是受到嚴格保護的，而公法上又賦予國家有對農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強制移轉的權力。因此，一方面，法律要以國家征地權力來滿足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必須維持個人與政府、財產權利與行政權力的關系平衡，以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而損害被征地者的合法權益。

一、加強對土地征收合法性和適當性的審查，有效規制土地征收權 在我國目前的土地征收過程中，由于缺乏憲政和法治的觀念，土地征收行為合法性和適當性標準不明晰，土地征收權濫用的現象比較嚴重，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⒈土地征收權行使范圍過寬，背離公共利益的征 收目的。

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2條第4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土地管理法》第43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國有土地包括國家所有的土地和國家征收的原屬于集體所有的土地。”可見，目前有權征收土地的主體是國家，而不是其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但由于對公共利益缺乏憲法和法律的明確界定，很容易被公共利益的范疇突破。在實際生活中，大量的非公共利益用地也靠征收來解決，從而導致征地范圍非法擴大。⒉土地征收權缺乏程序約束，違規征收現象時有發生。在土地征收領域，有關征收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規不是很完善，已有的征收程序規范比較原則，往往是以

管理為本位，而不是以權利保護為本位，導致在征收程序方面越權審批、先征后批等違法現象嚴重。大量的違法征地導致我國人地矛盾更加緊張。⒊征收補償不合理，安置不充分，因征地而引起的群體性上訪事件增多。我國目前的征地補償是按照被 征收土地的原有用途給予補償，補償標準較低。有很多失地農民成為“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游民”，生活十分困難。這種補償和安置現狀不僅對農民是不公平的，也可能帶來新的社會不安定因素。

綜上可以看出，我國土地征收權濫用的現象是很突出的，為了進一步規制土地征收行為，也為了給已經失去土地需要救濟的農民提供更加明晰的土地權利保護的法律依據，筆者對土地征收行為合法性和適當性標準進行如下的概括和分析。

二、土地征收行為的合法性標準

為了依法規制土地征收行為，有效約束征地權濫用，我國《憲法》、《土地管理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對征地的目的、行使征地權的主體、征地的程序等作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

（一）土地征收行為目的合法

土地征收權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它不需要被征地人同意就能夠產生法律效力。為了防止該項權力被濫用，首先必須在法律上設置一個標準，用以評判一項具體征地行為是否合法。土地征收權實體合法的唯一標準就是“社會公共利益”。以“社會公共利益”作為評判征地權是否被濫用的標準，符合我國《憲法》及相關法律的規定，在保障土地征收權的實施和保護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利益沖突中，是有效的“平衡劑”。⒈

“公共利益”的學理解釋。在學理上，對“公共利益”的解釋幾乎是沒有什么爭議的。著名民法學者、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孫憲忠教授、梁慧星教授等均認為，“社會公共利益”應具體包括如下事業：公共道路交通、公共衛生、災害防治、國防、科學及文化教育事業以及環境保護、文物古跡及風景名勝區保護、公共水源及引水排水用地區域的保護、森林保護等。［1］（p499）根據學者 行政法研究 79

們的考察，上述對公共利益的解釋是國際上公認的標準。在具體判斷社會公共利益范圍時，兩位學者作出的解釋稍有不同。梁慧星教授特別強調，只有全體社會成員都能“直接”享受的利益，才是社會公共利益，即使全體社會成員可以“間接”獲得的利益，如建設“經濟開發區”、“科技園區”，因具有商業目的，而不能成為社會公共利益。而孫憲忠教授則認為，“一般來說，公共利益需要納稅人的財政負擔，或者公益性的捐助支持”，即使“經營性的教育、體育、醫療等設施，不可以當作公共利益”。⒉

“公共利益”在我國立法中的地位。“公共利益”的法律地位在我國立法中得到了確立。首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該法第10條第3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其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該法第42條規定： “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第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該法第2條第3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第四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該法第20條規定：“國家對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權，在出讓合同約定的使用年限屆滿前不收回；在特殊情況下，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據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實際年限和開發土地的實際情況給予相應的補償。”第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該條例第42條規定：“國家對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權不提前收回。在特殊情況下，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國家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據土地使用者已使用的年限和開發、利用土地的實際情況給予相應的補償。”顯然，從憲法、法律到行政法規，“社會公共利益”都成為了征收土地的前提條件，并且在概念使用上都是一致的。⒊

“公共利益”的層次性及對土地征收權的影響。按建設項目本身計劃審批的效力分類，可將拆遷征地的公共利益分為三個層次：其一，最高層次的公共利益。它是用國家預算內基本建設撥款進行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征地具有的利益層次。通常表現為國家重點建設工程用地。其二，中間層次的公共利益。它是地方用國家預算內各項機動財力安排的基本建設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征地具有的利益層次。通常表現為地方各級政府安排的地方重點建設項目，這類用地為數不少。其三，最低層次的公共利益。它是各地企事業單位用預算外資金、自籌資金和銀行貸款安排的基本建設項目征地具有的利益層次。通常表現為企事業單位利用自有資金安排生產和非生產性建設項目用地以及人民政府批準或城市規劃統一安排的城市居民住宅建設用地。

我國土地征收公共利益的層次性最終影響著征地權行使的基本規則，概括起來有以下三項：其一，低層次的公共利益土地征收申請，應當滿足并服務于高層次的公共利益的土地征收申請。其二，相同層次的“公

共利益”的征地申請，無抵消對方的效力，即同一層次的公共利益的建設需要征收同一土地時，應以向土地管理部門提出征地申請的時間先后順序為準。其三，公共利益的層次越低，土地征收的強制力就越弱。據此第一類和第二類土地征收具有最完整、最強大的強制力。而實踐中，第三類土地征收比第一類土地征收權更易被濫用，在土地征收立法時應制定更為嚴密的方法予以預防，以防止征地申請人借政府之力和公益之名行私利之實，并監督土地管理部門依法公平行政。

（二）土地征收行為審批主體合法 土地征收主體只能是國家。土地征收實質上是國家取得土地所有權的一種特殊方式，是國家行使其土地權力的體現，這種權力是其他任何組織與個人均不可享有的。土地作為財產權的一種重要載體，國家土地征收權力是國家征收權力的最主要形式。

征收土地屬于國家行為，征地審批權是政府代表國家行使的。根據《土地管理法》第45條第1款規定，征收土地的最低審批機關為省、自治區或者直轄市人民政府。并且省級人民政府的最高審批權僅限于基本農田以外的耕地35公頃、基本農田和耕地以外的其他土地70公頃，無權對征收基本農田進行審批。但是，即使如此，由于國務院是國家所有權的唯一代表，其自然也是國有土地所有權的唯一代表。盡管《土地管理法》賦予省級人民政府一定范圍的征地審批權，但根據其第

45條第2款的規定，省級人民政府在作出審批決定時應 依法報國務院備案。

（三）土地征收行為的程序合法

土地征收程序是土地征收主體在實施土地征收行為時必須遵守的方式、時間、順序、步驟。我國《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對土地征收的程序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根據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我國的征地審批權和農用地轉用審批權集中到國務院和省兩級政府，縣市人民政府只有執行權。基本農田、基本農田以外的耕地超過35公頃的，其他土地超過70公頃的，由國務院批準。基本農田以外的耕地35公頃以內的，其他土地70公頃以內的，由省級人民政府批準，并報國務院備案。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的道路、管線工程和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占用土地，涉及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城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為實施該規劃將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由國務院批準。除國務院審批權限以外的建設占用土地，涉及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目前，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對土地征收程序、農用地轉用程序、征地補償程序等都作了具體規定。

三、土地征收行為的適當性標準

土地征收審批行為的適當性即土地征收審批行為合理性。土地征收作為一種具體行政行為，在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征收審批權時既要考量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同時又要在自由裁量的范圍內考量土地征收的合理性。行政合理性原則是與行政合法性原則相并列的一項基本原則，而且又是對行政合法性原則的補充。它要 行政法研究 80

OntheLegalityandtheAdequacyofLandAcquisitionAct ZhouLichun Abstract：Foreffectiveregulatingthepoweroflandrequisition，andenforcingthereviewtothelegalityandappropriatenessofthebehavioroflandrequisition，thepaperanalysisanddemonstratethelegalityofthebehavioroflandcollectionthroughtherequisitiongoal，body，proceduer，ect．Meanwhileanalysistheappropriatenessofthebehavioroflandrequisitionaccordingtotherationalityofad-ministrativeacts，inordertoformtheobjectivecriterionofjudgingandmeasuringthelegalityandappropriatenessofthebehavioroflandrequisition．

Keywords：landacquisitionact；legality；adequacy 求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不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第一，依據土地征收審批應符合客觀規律的要求，我國土地征收審批行為應遵循可持續發展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基本原則之一，這是由土地的特殊重要性決定的。在我國，土地具有多重功能。土地既是重要的生產資料和財產，也是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還是重要的環境資源要素。土地問題在我國既是環境問題，也是經濟、社會問題，因此，在土地問題上引入可持續發展原則十分必要。在我國的土地征收制度中，可持續發展原則表現為兩個必須遵循的原則：⑴“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耕地保護不僅是土地管理工作的當務之急，也是今后我國經濟發展和土地管理工作面臨的艱巨任務。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18億畝耕地是未來五年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約束性指標，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紅線。根據耕地保護原則，土地征收中應盡量減少對耕地資源的破壞，實行征收后重新開墾的制度。⑵注重社會公平，保障失地農民的利益。傳統的可持續發展原則本來就很注重當代人之間的公平，主張利益的協調，在加入“以人為本”的內容后，更注重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保證社會公平。長期以來，農民為我國的工業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農民生活水平提高有限，泛濫的土地征收使農民生活雪上加霜，社會公平受到嚴重損害。如果社會公平不能保證，經濟發展的“效率”也是不穩定的。［2］（p351）因此，在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中必須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減少對農民土地的剝奪，增加土地征收補償費，多方解決失地農民的生活問題。第二，依據土地征收審批應符合立法目的的要求，我國土地征收審批行為應嚴格堅持公共利益的征收目的。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的目的性使得法定的且明確的征地范圍成為征收行使的法律基礎。為了保護農地權人的財產權利，減少征地爭議，規范政府征地行為，提高行政征收效率，維護社會發展穩定，必須對國家征收農地的范圍加以嚴格的限制。第三，依據土地征收審批應符合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我國土地征收審批行為應注重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平衡。土地征收權是一國法律授予政府的行政權力，是對個人財產權最嚴格的制約方式，因此，從征地項目的立項到最后的實施過程都應該有嚴格的法律程序規范。這些程序不僅是國家行使土地征收權力必須嚴格遵守的步驟，也是保障被征地人權利所必須經過的階段。就保障被征地人權利而言，從征地 的事前調查、征地的目的性到批準以及最后征收實施與反饋，應積極聽取農地所有和使用者的意見。同時，在征地過程中，如果被征地者私人的權利受到限制或侵害時，可以訴諸司法機關按照法定程序審查并作出最終的裁決。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對征地的監督權構成，對國家農地征收權的制約和監督，最終能夠使政府這種權力被限制在較為合理的范圍之內。第四，依據土地征收審批應符合正義的要求，我國土地征收審批行為應嚴格堅持公平、公正、合理的補償原則。土地征收補償，其目的主要在于填補被征地人因征收而在財產上所受的損失。國家對于財產征收給予合理的補償是征收制度長期存在的必要條件。土地征收補償的范圍及其標準不在于需用農地一方所獲得的利益，而在于被征收人所受到的損失。國家給予被征地人以相當的經濟補償，這是社會公平原則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實行法治的國家，法律都規定了國家對于土地征收必須提供公平的補償，以示對財產權的尊重。按照近代啟蒙思想家們的觀點，財產與生命、自由緊密聯系在一起，無償剝奪財產通常被視為與剝奪生命、自由無異。因為財產權既是個人謀生并改善生存條件的手段，也是個人免于壓迫和奴役的基本保障，政府無償剝奪公民財產是一種嚴重“違憲”的行為。土地征收是基于公共利益而實施的，當國家犧牲無責任農地權利人的合法權益以滿足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需求，從而破壞了原有利益分布格局時，就必須對受損害的被征地人以公平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公平、正義原則。否則，就會完全否定甚至是剝奪農地所有者有權憑借其對農地所有權的壟斷可獲取的相應的經濟利益，從而使其合法權益受到嚴重的侵害。因此，公平的補償就成為了土地征收制度的核心，“補償性”是土地征收制度的重要特征。我國現有土地征收的立法有很多不完善之處，而且土地征收的實踐中也存在侵害農民土地權益的違法現象，基于此，許多專家和學者對土地征收制度的研究傾注了很多心血，學界也呈現了豐富的關于土地征收制度的研究成果。但立法完善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更加完善的土地征收立法沒有出臺之前，當務之急還應該依據現有土地征收的法律對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和適當性進行嚴格規范，以切實保護被征地農民的土地權利。【參考文獻】

［1］孫憲忠．論物權法［M］．法律出版社，2001．

［2］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M］．今日中國出

第二篇：論行政證明行為的不可訴性

論行政證明行為的不可訴性

摘要：行政證明是行使證明權而非行政權的行為，行為結果不會直接影響相對人的權利義務關系。行政證明，在訴訟法上的意義僅僅是為法院審理案件提供證據。故此類行為不具有可訴性，不應當成為法院司法審查的對象。

關鍵詞：行政證明行政權 證明權不可訴

一、行政證明的概念及性質

在日常語言中,證明有以下兩種含義:第一,用可靠的材料來表明或 斷定人或事物的真實性。第二，指一切導致內心確認或者否定某種狀態的事實或者情況。1前者表達的是動詞屬性上的含義，后者表達的則是證明的名詞性含義。行政證明正是從動詞意義上來使用“證明”一詞。所謂行政證明，即是指享有國家行政權的行政主體，對法律上的事實、性質、權利、資格或關系進行甄別和認定，并將甄別和認定的結論以某種形式（如認定書等）予以表現的行為。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了穩定社會秩序，行政證明行為充當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目前，我國行政法學者對其進行專門論證的較少。關于行政證明的性質也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將行政證明行為界定為一種準行政行為。所謂準行政行為，是指行政主體針對相對人運用行政權所作的，僅以觀念表示為內容的行為。2此種觀念表示，并非重新創設公法上之權利義務關系，而系僅就存在的或形成之權利義務關系，予以觀念上之認識或澄清而已。雖有加強法律效果之作用，要與創制權利義務關系之行為本身有別。3故有的學者將行政證明行為表述為：國家行政機關單方面

作出的，自身不直接產生特定的法律效果，但對行政行為有直接影響，并間接地產生法律效果的行為。4

第二種觀點將行政證明行為作為一種具體的行政確認行為。有學者認為，根據法律規范和行政活動的實際情況，行政確認主要有如下1【英】戴維?M?沃克：《牛津法律大辭典》，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8頁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第183頁 3 胡建淼主編：《行政行為基本范疇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頁黎國智：《行政法詞典》，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頁。

五種具體形式：確定、認定（認證）、證明、登記、鑒證等。5

第三中國觀點認為行政證明行為是行政處理的一種形式。行政處理，是指行政主體應相對人申請或依職權處理有關特定相對人權利義務的具體行政行為。并且認為，行政處理的形式很多，主要有征收、發放、登記、許可、鑒定、命令、證明……。6

還有學者認為行政證明從屬于行政措施7，也有人認為是一種行政許可。8

以上幾種觀點，有一共同之處，即都將行政證明行為界定為一種具體的行政行為，從屬于其他一些行政行為。歸根結底，行政證明行為是一種行政行為。

筆者認為，行政證明行為并不是行使行政權的結果，不同于通常意義上的行政行為。

二、行政證明的主要類型

三、行政證明的不可訴性

四、行政證明糾紛的救濟途徑 5

6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第283-284葉必豐：《行政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182頁皮純協主編：《中國行政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114頁楊中文、胡東主編：《行政法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頁

第三篇：農用地轉用和土地征收工作情況總結

農用地轉用和土地征收工作情況總

結

農用地轉用和土地征收工作情況總結

農用地轉用和土地征收工作情況的報告

近年來，我市認真貫徹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精神，堅持從健全制度，完善機制入手，依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計劃，依法按程序進行農地準用和土地征收，切實抓好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征地補償、就業安置和住房安置等工作，妥善解決被征地農民的現實問題和長遠生計。維護了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促進了成都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一、基本做法

建立了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

為了維護被征地農民合法權益，保障被征地農民長遠生計，我市制定了《成都市已征地農轉非人員社會保險辦法》和《成都市征地農轉非人員社會保險辦法》，分別于3月15日和7月1日開始實施。《辦法》規定，已征地農民的社保資金籌集，采取由政府出一點、被征地農民出一點、土地收益補一點的辦法解決。這兩個《辦法》把新征地和已征地的農轉非人員全部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使我市的全部被征地農民都享受國家規定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鎮職工住院醫療保險的待遇。不僅解決了新征地發生的農轉非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而且將過去已征地的農轉非人員納入了社保范圍，妥善解決了歷史形成的已征地農民非常關注的社會保障問題。《辦法》以1月1日為界，將被征地農民分為兩大類，根據區域、年齡、性別和征地時間的不同，對處于勞動年齡階段的征地農轉非人員促進其就業并建立社會保險，對超過勞

動年齡階段的征地農轉非人員保障其基本生活和基本醫療，使被征地農民的權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為妥善解決全市1991年以來的已征地農民的社保資金，市縣兩級政府將累計籌集近40億元，作為全市已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補貼。

穩步提高征地拆遷補償費用

2月，市政府制定了《關于成都市征地補償安置辦法實施中有關具體問題的意見》，對78號令中存在的住房安置補賠償標準相對經濟發展水平偏低等不足進行了完善。被征地農民選擇貨幣化住房安置的，可享受8000元/人的獎勵；自拆遷通知之日起在規定時限內簽訂安置協議并交出舊房的，可享受1000-3000元/人不等的獎勵；選擇現房安置確需過渡的，按每人每月200元發給過渡費，過渡期超過12個月的加倍支付過渡費。

今年，我市結合征地實際情況，對青苗補償、地上建筑物補償、零星樹木補償和種植戶補償標準做了重新修訂，修訂后的標準在原有標準基礎上提高了

1－2倍，較大幅度地提高了被征地農民獲得的補償費用。去年底我根據修訂情況編制上報了《成都市征地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標準修訂方案》，今年3月已經省政府批準并下發了我市《征地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標準修訂方案》。我市在嚴格執行新標準的同時根據經濟發展水平每三年調整一次，并報省政府批準，確保我市征地工作順利開展。

妥善解決被征地農民拆遷安置問題

在征地安置實施中，為提高廣大被征地拆遷農民的積極性，促進被征地農民的穩定，我市制定實施了以下獎勵政策：農房安置實行貨幣化安置或現房安置，被安置對象可自主選擇安置方式。鼓勵貨幣化安置，選擇貨幣化安置的，一次性按8000元/人獎勵；制定了農房搬遷及獎勵政策。規定選擇貨幣化安置或現房安置方式，自拆遷通知之日起10日內簽訂安置協議并交出舊房的按3000元/人獎勵，20日內簽訂安置協議并交出舊

房的按1000元/人獎勵。選擇現房安置需過渡的，按每人每月200元發給過渡費。這一政策的出臺，實際上大幅度提高了中心城區被征地農民的拆遷補償和安置標準，有力地推進了征地拆遷工作的開展，有效緩解了被征地農民住房困難的問題，既有利于推動征地工作，為經濟發展提供用地保障，又增加了被征地農民的實際收入。

提高農遷房建設標準

在征地拆遷安置中堅持“先補償安置，后實施拆遷”的原則。農遷房選址依據城鄉建設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優先將區位條件、環境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塊用來安置被征地農民。農遷房建設使用國有土地，房屋規劃設計方案充分考慮被征地農民生活習慣。農遷房建設實行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其質量標準不能低于經濟適用房。

政策具體實施中，由于區域差異、房屋戶型結構限制等原因，部分區縣特別是中心城區對被征地農民住房安置普

遍超過人均35m2的標準，達到甚至超過40m2/人，戶均安置住房1-2套，總面積105-150m2。

多種渠道促進被征地農民再就業

我市制定了《關于促進城鄉充分就業的意見》、《關于失地無業農民再就業有關問題的通知》。對依法從事個體經營的被征地農民，3年內免交登記類、證照類和管理類的各項行政事業收費，并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再就業小額貸款扶持，用工單位享受國家對城鎮下崗失業人員的補貼優惠政策。政府土地出讓收益和籌集的促進再就業資金中安排一定比例資金，專項用于被征地農民再就業的技能培訓補貼、職業介紹補貼、社會保險補貼、小額貸款擔保貼息等。各區縣還采取規劃市場、商業娛樂街，社區就業等辦法，為被征地農民提供就業機會。

總體上講，成都市的征地補償安置工作是規范有序開展的，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健全，征地補償費用足額及時到位，住房安置遺留問題得到妥善解

決，沒有產生新的拖欠問題，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得到了有效保護，工作成效明顯。

二、保障措施

嚴格執行“五個不準”規定

在征地拆遷補償安置工作中，認真堅持“五個不準”規定，即補償安置政策不落實的不準拆遷，農民安置房點位不落實的不準拆遷，不按程序公告的不準拆遷，補償安置資金不到位的不準拆遷，項目用地補償安置資金未能足額撥付給征地單位的不準拆遷。

依法完善征地安置補償工作管理體制

首先是進一步明確征地管理責任單位，明確征地拆遷安置實施主體，不準企業或中介組織介入。二是建立征地工作重大問題集體決策制度和征地補償安置工作督察制度。三是農遷房建設工程必須以公開招標的方式優選施工單位。四是加強財務管理，對征地資金進行全過程監督審計，嚴把征地補償安置

款支付關。五是抓好征地拆遷補償安置中的黨風廉政建設。

堅持按規劃用地，依法按程序征地

成都市切實利用土地衛片檢查以及相關專項檢查契機，嚴肅查處并糾正各類違反土地規劃和產業發展規劃、以租代征、非法將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非法供地、嚴重侵犯農民利益等非法批地、供地、占地行為，堅持按照規劃用地，依程序征地。通過規范用地和管地，進一步促進了征地安置補償工作的規范實施。

三、存在問題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現行的征地安置補償政策逐步暴露出一些不足和問題。

一是征地補償標準與被征地農民的期望還有一定差距。現行的征地安置補償標準，雖然在執行過程中已進行了提高，但仍不能完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廣大被征地農民也對修訂政策的訴求也相當強烈。

二是住房安置實際執行標準不統一。中心城區各區在執行住房安置政策時，均不同程度提高了現行規定標準。雖然提高了補償標準，有利于推動工作開展，但是由于各區之間的提高幅度不盡相同，導致相鄰區域的農民相互攀比，給78號令的正常實施帶來一定沖擊。

四、下一步工作重點

下一步工作中，我們將繼續以貫徹國務院28號文件為工作主線，認真執行國家土地宏觀調控的政策，落實國家嚴格土地管理的措施，做好現行征地安置補償政策修訂工作，做到依法用地和管地，實現好、維護好廣大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進一步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修訂完善征地安置補償政策

圍繞現行征地安置補償政策在實際征地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我市對《成都市征地補償安置辦法》和《成都市征地農轉非人員社會保險辦法》進行修訂，具體如下：

1、土地補償

新辦法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計算土地補償費，按法定6－10倍的高限10倍確定補償倍數；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補償費按耕地標準計算。土地補償費與土地面積相掛鉤。對人均土地面積不足畝，按畝計算。避免了因人均土地面積差異造成人均所得補償費用懸殊太大的矛盾。新辦法明確規定土地補償費支付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用于分配給被征地需要安置的人員。

2、安置補助

新辦法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四川省%26lt;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26gt;實施辦法》規定的標準計算征收土地的安置補助費，主要用于繳納被征地需要安置人員的養老保險費、醫療保險費和失業保險費，以及發放就業補助金或生活補助費。

3、農民社會保險

新辦法在《成都市征地農轉非人員社會保險辦法》基礎上作了進一步完善，即：

原一類人員，由過去為其繳納10年基本養老保險和10年住院醫療保險改為10年基本養老保險和10年基本醫療保險。

原二、三類人員，改為為其一次性繳納15年基本養老保險費、15年基本醫療保險費和領取額為24個月的失業保險費。

原四類人員，在為其一次性繳納領取額為24個月的失業保險費的同時，按每人3萬元標準發給一次性就業補助金。

原五類人員，按每人萬元標準向其本人或法定監護人發給一次性生活補助費。

此外，新辦法還規定發給的一次性就業補助金或生活補助費標準，每年按統計，隨成都市上年城鎮職工平均工資增長比例順比提高。

4、住房安置

在住房安置補償上，充分考慮我市產權制度改革，對農村土地和房屋進行

確權登記并發證的情況，新辦法在78號令基礎上作了較大修改。

首先，新辦法對拆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業人口住房，以《農村房屋宅基地使用證》或《房屋所有權證》載明的正房建筑面積為依據，人均建筑面積在60平方米以內的，采取還房方式安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業人口《農村房屋宅基地使用證》或《房屋所有權證》載明的正房建筑面積超出人均60平方米的，超出部分按地上附著物正住房屋相應建筑結構的補償標準給予補償。其次，新辦法對未在農民集中居住區安置住房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業人口進行住房安置作了特別規定，選擇現房安置的，按人均平方米增加修建經營性用房，作為被安置人員的共有資產，量化股份，由所在地街道1 2 下一頁

第四篇：農用地轉用和土地征收工作情況總結

農用地轉用和土地征收工作情況的報告

近年來，我市認真貫徹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國發[2004]28號）精神，堅持從健全制度，完善機制入手，依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計劃，依法按程序進行農地準用和土地征收，切實抓好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征地補償、就業安置和住房安置等工作，妥善解決被征地農民的現實問題和長遠

生計。維護了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促進了成都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一、基本做法

（一）建立了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

為了維護被征地農民合法權益，保障被征地農民長遠生計，我市制定了《成都市已征地農轉非人員社會保險辦法》和《成都市征地農轉非人員社會保險辦法》，分別于2004年3月15日和7月1日開始實施。《辦法》規定，已征地農民的社保資金籌集，采取由政府出一點、被征地農民出一點、土地收益補一點的辦法解決。這兩個《辦法》把新征地和已征地的農轉非人員全部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使我市的全部被征地農民都享受國家規定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鎮職工住院醫療保險的待遇。不僅解決了新征地發生的農轉非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而且將過去已征地的農轉非人員納入了社保范圍，妥善解決了歷史形成的已征地農民非常關注的社會保障問題。《辦法》以2004年1月1日為界，將被征地農民分為兩大類，根據區域、年齡、性別和征地時間的不同，對處于勞動年齡階段的征地農轉非人員促進其就業并建立社會保險，對超過勞動年齡階段的征地農轉非人員保障其基本生活和基本醫療，使被征地農民的權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為妥善解決全市1991年以來的已征地農民的社保資金，市縣兩級政府將累計籌集近40億元，作為全市已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補貼。

（二）穩步提高征地拆遷補償費用

2003年2月，市政府制定了《關于成都市征地補償安置辦法實施中有關具體問題的意見》，對78號令中存在的住房安置補賠償標準相對經濟發展水平偏低等不足進行了完善。被征地農民選擇貨幣化住房安置的，可享受8000元/人的獎勵；自拆遷通知之日起在規定時限內簽訂安置協議并交出舊房的，可享受1000-3000元/人不等的獎勵；選擇現（建）房安置確需過渡的，按每人每月200元發給過渡費，過渡期超過12個月的加倍支付過渡費。

今年，我市結合征地實際情況，對青苗補償、地上建（構）筑物補償、零星樹木補償和種植戶補償標準做了重新修訂，修訂后的標準在原有標準基礎上提高了1－2倍，較大幅度地提高了被征地農民獲得的補償費用。去年底我根據修訂情況編制上報了《成都市征地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標準修訂方案》，今年3月已經省政府（川府函[2008]88號文）批準并下發了我市《征地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標準修訂方案》。我市在嚴格執行新標準的同時根據經濟發展水平每三年調整一次，并報省政府批準，確保我市征地工作順利開展。

（三）妥善解決被征地農民拆遷安置問題

在征地安置實施中，為提高廣大被征地拆遷農民的積極性，促進被征地農民的穩定，我市制定實施了以下獎勵政策：（1）農房安置實行貨幣化安置或現（建）房安置，被安置對象可自主選擇安置方式。鼓勵貨幣化安置，選擇貨幣化安置的，一次性按8000元/人獎勵；（2）制定了農房搬遷及獎勵政策。規定選擇貨幣化安置或現（建）房安置方式，自拆遷通知之日起10日內簽訂安置協議并交出舊房的按3000元/人獎勵，20日內簽訂安置協議并交出舊房的按1000元/人獎勵。選擇現（建）房安置需過渡的，按每人每月200元發給過渡費。這一政策的出臺，實際上大幅度提高了中心城區被征地農民的拆遷補償和安置標準，有力地推進了征地拆遷工作的開展，有效緩解了被征地農民住房困難的問題，既有利于推動征地工作，為經濟發展提供用地保障，又增加了被征地農民的實際收入。

（四）提高農遷房建設標準

在征地拆遷安置中堅持“先補償安置，后實施拆遷”的原則。農遷房選址依據城鄉建設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優先將區位條件、環境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塊用來安置被征地農民。農遷房建設使用國有土地，房屋規劃設計方案充分考慮被征地農民生活習慣。農遷房建設實行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其質量標準不能低于經濟適用房。

政策具體實施中，由于區域差異、房屋戶型結構限制等原因，部分區（市）縣特別是中心城區對被征地農民住房安置普遍超過人均35m2的標準，達到甚至超過40 m2/人，戶均安置住房1-2套，總面積105-150m2。

（五）多種渠道促進被征地農民再就業

我市制定了《關于促進城鄉充分就業的意見》、《關于失地無業農民再就業有關問題的通知》。對依法從事個體經營的被征地農民，3年內免交登記類、證照類和管理類的各項行政事業收費，并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再就業小額貸款扶持，用工單

位享受國家對城鎮下崗失業人員的補貼優惠政策。政府土地出讓收益和籌集的促進再就業資金中安排一定比例資金，專項用于被征地農民再就業的技能培訓補貼、職業介紹補貼、社會保險補貼、小額貸款擔保貼息等。各區（市）縣還采取規劃市場、商業娛樂街，社區就業等辦法，為被征地農民提供就業機會。

總體上講，成都市的征地補償安置工作是規范有序開

展的，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健全，征地補償費用足額及時到位，住房安置遺留問題得到妥善解決，沒有產生新的拖欠問題，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得到了有效保護，工作成效明顯。

二、保障措施

（一）嚴格執行 “五個不準”規定

在征地拆遷補償安置工作中，認真堅持“五個不準”規定，即補償安置政策不落實的不準拆遷，農民安置房點位不落實的不準拆遷，不按程序公告的不準拆遷，補償安置資金不到位的不準拆遷，項目用地（單獨選址）補償安置資金未能足額撥付給征地單位的不準拆遷。

（二）依法完善征地安置補償工作管理體制

首先是進一步明確征地管理責任單位，明確征地拆遷安置實施主體，不準企業或中介組織介入。二是建立征地工作重大問題集體決策制度和征地補償安置工作督察制度。三是農遷房建設工程必須以公開招標的方式優選施工單位。四是加強財務管理，對征地資金進行全過程監督審計，嚴把征地補償安置款支付關。五是抓好征地拆遷補償安置中的黨風廉政建設。

（三）堅持按規劃用地，依法按程序征地

成都市切實利用土地衛片檢查以及相關專項檢查契機，嚴肅查處并糾正各類違反土地規劃和產業發展規劃、以租代征、非法將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非法供地、嚴重侵犯農民利益等非法批地、供地、占地行為，堅持按照規劃用地，依程序征地。通過規范用地和管地，進一步促進了征地安置補償工作的規范實施。

三、存在問題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現行的征地安置補償政策逐步暴露出一些不足和問題。

一是征地補償標準與被征地農民的期望還有一定差距。現行的征地安置補償標準，雖然在執行過程中已進行了提高，但仍不能完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廣大被征地農民也對修訂政策的訴求也相當強烈。

二是住房安置實際執行標準不統一。中心城區各區在執行住房安置政策時，均不同程度提高了現行規定標準。雖然提高了補償標準，有利于推動工作開展，但是由于各區之間的提高幅度不盡相同，導致相鄰區域的農民相互攀比，給78號令的正常實施帶來一定沖擊。

四、下一步工作重點

下一步工作中，我們將繼續以貫徹國務院28號文件為工作主線，認真執行國家土地宏觀調控的政策，落實國家嚴格土地管理的措施，做好現行征地安置補償政策修訂工作，做到依法用地和管地，實現好、維護好廣大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進一步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一）修訂完善征地安置補償政策

圍繞現行征地安置補償政策在實際征地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我市對《成都市征地補償安置辦法》和《成都市征地農轉非人員社會保險辦法》進行修訂，具體如下：

1、土地補償

新辦法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計算土地補償費，按法定6－10倍的高限10倍確定補償倍數；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補償費按耕地標準計算。土地補償費與土地面積相掛鉤。對人均土地面積不足0.6畝，按0.6畝計算。避免了因人均土地面積差異造成人均所得補償費用懸殊太大的矛盾。新辦法明確規定土地補償費支付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用于分配給被征地需要安置的人員。

2、安置補助

新辦法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辦法》規定的標準計算征收土地的安置補助費，主要用于繳納被征地需要安置人員的養老保險費、醫療保險費和失業保險費，以及發放就業補助金或生活補助費。

3、農民社會保險

新辦法在《成都市征地農轉非人員社會保險辦法》基礎上作了進一步完善，即：

（1）原一類人員（男60周歲、女50周歲），由過去為其繳納10年基本養老保險和10年住院醫療保險改為10年基本養老保險和10年基本醫療保險。

（2）原二、三類人員（男滿40不滿60周歲、女滿30不滿50周歲），改為為其一次性繳納15年基本養老保險費、15年基本醫療保險費和領取額為24個月的失業保險費。

（3）原四類人員（男滿18不滿40周歲、女滿18不滿30周歲），在為其一次性繳納領取額為24個月的失業保險費的同時，按每人3萬元標準發給一次性就業補助金。

（4）原五類人員（不滿18周歲），按每人1.8萬元標準向其本人或法定監護人發給一次性生活補助費。

此外，新辦法還規定發給的一次性就業補助金或生活補助費標準，每年按統計，隨成都市上年城鎮職工平均工資增長比例順比提高。

4、住房安置

在住房安置補償上，充分考慮我市產權制度改革，對農村土地和房屋進行確權登記并發證的情況，新辦法在78號令基礎上作了較大修改。

首先，新辦法對拆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業人口住房，以《農村房屋宅基地使用證》或《房屋所有權證》載明的正房建筑面積為依據，人均建筑面積在60平方米以內的，采取還房方式安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業人口《農村房屋宅基地使用證》或《房屋所有權證》載明的正房建筑面積超出人均60平方米的，超出部分按地上附著物正住房屋相應建筑結構的補償標準給予補償。其次，新辦法對未在農民集中居住區安置住房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業人口進行住房安置作了特別規定，選擇現房安置的，按人均10.5平方米增加修建經營性用房，作為被安置人員的共有資產，量化股份，由所在地街道辦事處組織經營，收益用于被安置人員生活補貼；選擇貨幣補償的，按人均10.5平方米,以上一統計經濟適用房平均價格計算給予一次性補貼。第三，新辦法規定土地被征收前，已在農民集中居住區安置住房的人員，不再安置住房；將持有《農村房屋宅基地使用證》或《房屋所有權證》的非農業勞動者納入住房安置對象。

總體上說，新辦法較大幅度地提高了征地補償安置標準，反應了我市當前的補償安置水平。

（二）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征地矛盾

一是進一步做到依法用地和管地，堅決杜絕因各類違法用地導致侵害被征地農民權益的事情發生。二是盡快建立健全裁決機制，使被征地農民對其有爭議的問題有統一規范的解決標準。對現行法律法規沒有明確界定的內容，也通過裁決機制來解決。三是加強征地安置補償信訪處理工作，嚴格按照國務院《信訪工作條例》和《成都市逐級信訪制度》的規定，進一步暢通群眾訴求渠道，妥善將各類問題和矛盾化解在基層，維護好社會穩定。

第五篇：關于完善稅收征收制度和土地制度

一般來說,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投資、出口與內需。因此,人們往往將投資需求、出口需求與消費需求統稱為經濟增長的三大“發動機”。但中國經濟增長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奇跡,則主要依賴于投資驅動與出口拉動。

投資驅動增長是過去從蘇聯引進的模式,在計劃經濟下是非常普遍的做法,起初的動因是國家工業化戰略。確立市

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以后,這一模式事實上未發生根本轉變。長期的投資擴張,在拉動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導致產業結構的演進與變遷已經形成了明顯的“工業增長偏好”的路徑依賴和消費與需求的不足。為了解決因市場容量約束引發的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又向東亞國家學來了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即,過度投資形成的過剩產能,以大量出口廉價制造品的形式加以釋放,以此來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

于是,“資本擴張型”和“出口導向型”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兩個顯著特征。

我國經濟增長的特征是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用的結果

上述增長特征,是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用的結果:

(1)財政包干與分稅制的激勵。從1980年開始的財政分權改革到1994年實行的財政“分灶”體制(分稅制),有著特別的制度激勵。分稅制改革之前,地方財政收入在總財政收入中的比重接近80%,分稅制改革后,迅速下降到45%左右。而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則從1978年的52.6%上升到2007年的76.9%。“財權上移”、“事權留置”,形成了地方財政收入和支出間的巨大缺口。在行政等級、政績考核、事權問責、任期制度等政府治理制度背景下,彌補缺口成為了地方政府的基本沖動,于是,地方政府將經濟目標———財政收入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2)稅制本身的制度激勵。各級政府的主要預算內財政收入,大概一半以上來自生產型的增值稅,即稅收的多少是跟產值的多少直接聯系在一起的,這就使得各級政府官員通過手里掌握的配置資源的權力(對重要資源的壟斷與管制:如土地、礦藏等),大量投入資源,努力招商引資,極力追求產值的增長。

(3)由于政績的考核及其干部的任期制度,導致了政府行為的短期化與預期不足,因此,追求gdp的數量擴張與粗放的“工業增長偏好”,成為其內在沖動。

(4)招商引資的競爭。由于gdp的增長依賴于投資與出口,所以“招商引資”成為政府的重要工作,且成效的高低與所提供的“優惠條件”密切相關。于是,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增長轉化為優惠條件的“區際競爭”,且這一競爭因政府行為短期化以及對企業進入“快見成效”的渴望進一步“加劇”。

(5)“優惠條件”引發的增長路徑。優惠條件競爭導致了政府競相提供廉價資源及其他低門檻準入。包括:一是提供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而低勞保、低工資又加劇了購買力不足,鼓勵出口成為被迫選擇。二是提供廉價的原料性自然資源以及土地資源,包括“低地價”甚至“零地價”,于是“區際競爭”又轉化為對農地的侵蝕及其租金享益的“競賽”,進而導致了資源的浪費與環境的破壞。

(6)預算外財政收入則依賴于獲取“征地價格剪刀差”,從而進一步使土地掠奪與占用在已有的經濟增長路徑依賴下雪上加霜。于是,“低價征用農地———土地廉價出讓———招商引資———增加產值———謀求政績與財政收入”以及“壟斷土地一級市場———拍賣優質土地吸引開發商———獲取土地轉讓費以及房地產開發稅費”成為了兩條并行的邏輯鏈條。

增長方式轉型在本質上是個制度問題,必須從制度創新上著手

中央從1995年就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久轉而無根本效果”。關鍵在于: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體制格局沒有根本性轉變。模式上表現為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體制上表現為政府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對要素流動的管制、對經濟活動的過多干預；產業上表現為數量上的粗放擴張、對gdp的數量追求；發展格局上表現為對資源的掠奪、對環境的破壞,并進一步加劇發展的不平衡。

增長方式轉型在本質上是個制度問題,或者說是個體制機制問題。因此,必須從制度創新上著手。目前的重點是:

第一,建立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分稅制度。新的分稅制度必須具備這樣的特點:一是公平性,保證制度安排的起點公平、調整過程公平以及結果公平；二是對稱性,保證財權與事權的對稱；三是激勵相容性,既要激勵地方政府關心當地經濟發展和財力壯大,同時也有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實現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民眾的共贏。

第二,堅持和完善稅收征收制度。生產型增值稅的弊端是不利于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抑制了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的積極性,特別不利于基礎產業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新的“消費型增值稅”已于2009年1月l日

起實施。盡管還存在進一步完善的必要性,但其制度效應必將推進自主創新、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

第三,完善土地制度。一方面必須實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按照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的要求,立足保障和促進科學發展,努力轉變現行用地方式；另一方面必須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以公開規范的方式轉讓土地使用權,通過土地價格的市場生成,在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的同時提升用地成本,從而避免對土地資源的過度占用。前者是從管制的層面強化節約用地,后者是從市場的層面激勵有效用地,從而瓦解現行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背后的邏輯鏈條。促進土地利用方式的創新和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意在加快經濟增長由外延擴張向內涵挖潛、由粗放低效向集約高效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