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權利

中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權利

時間:2009-05-18 21:39來源:當代中國研究 作者:孫伊 點擊: 218次

女性的家庭權利是其社會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女性在家庭內的平等權利、財產權利、生育權利以及人身安全權利等。過去一百年來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社會文化這三重壓力造成了多數女性的家庭權利貧困。

女性的家庭權利是其社會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女性在家庭內的平等權利、財產權利、生育權利以及人身安全權利等。過去一百年來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社會文化這三重壓力造成了多數女性的家庭權利貧困[1].當代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主張女性要內外兼顧、工作家庭兩不誤。大部分女性除了必須在工作上努力與男性競爭外，在家庭里還要承擔大部分家務勞動。盡管社會的半數成員是女性，而女性對社會和家庭的貢獻可以說也超出男性（至少就辛勞程度而言是如此），但女權主義等現代理論及相應的研究在中國一直未獲得應有的重視，這更大程度上是社會文化觀念的約束所致。本文通過分析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歷史演變，具體考察她們的家庭權利的各主要方面，希望藉此能促進當代婦女學中家庭關系及女權問題的研究。

一、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在家庭中的地位

中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向來不高。宋代以來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摧殘女性的纏足現象，它首先是為了取悅于男子的審美需求和性欲偏好，同時迫使女性深居閨房，不問世事，禁錮家中，成為男性的家奴和性奴。[2]有西方學者認為，“纏足是一種政治機制，它反映和存續了婦女社會和心理的劣勢；纏足將婦女牢牢地固定在特定的位置、特定的功能”，而且纏足又“是公眾態度，是大眾文化──它是10個世紀中數以百萬計的婦女作為真正的女人的生活方式的關鍵所在”。[3] “五四”運動以來，纏足現象逐漸廢止，“新文化運動”帶來了許多新的風氣，但家庭中的夫權觀念、女性的相夫教子功能和女子的“三從四德”文化，在民國時期一直占據主流。在夫權主導下的家庭里，妻子必須聽命于丈夫，女兒必須服從于父母，媳婦必須聽命于公婆，許多女性的家庭權益被嚴重侵犯。尤其糟糕的是，家庭中侵犯女性權益的主要侵害者常常也是女性──如婆婆、后母。“多年媳婦熬成婆”的婆婆們經常以一種不健康的心態，重復自己的婆婆當年的壓迫手段，甚至變本加厲地侵犯媳婦的權益和人身自由。后母虐待非親生之女兒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即便在家中未遇到婆婆或后母的迫害，女性也得面臨代表父權的父親和公公的壓力，男性家長經常任意剝奪女性婚姻自主和經濟自主的權利。

1949年以后，婦女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改善，但婦女解放運動并未深入到家庭之中，政治運動的風暴也未危及家庭中男人的優越地位。雖然傳統文化鼓吹的“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文化受到明顯的沖擊，但在毛澤東時代女性卻又多了另外的“二從”，即“從國家”、“從單位 ”[4].1950年代，許多女性面臨“組織上”的壓力，在革命的名義和強制之下，被迫服從組織“分配”，與“首長”們結合。政府公然容許和容忍那些“老革命”喜新厭舊，拋棄老家的“黃臉婆”妻子，與年輕漂亮的城市小知識女性結婚。“組織上”用這種方法對那些“革命英雄”實行了性補償和性報答，但眾多小知識女性卻被“革命”當作“性禮物”和“性奴隸”無償贈與，其自由戀愛的權利被剝奪了，而“首長”們結發妻子的合法權益也被“組織上”徹底破壞了。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普遍在就業、薪資、提升等多方面對女性員工采取歧視性做法，女性不僅難找工作，而且處處受到福利和待遇上的歧視。全國婦聯2001年第二次婦女地位調查的結果表明，從1990到1999年，城市女性與男性的工資比率從77.5比100下降到70.1比100，而在農村則從79比100下降到59.6比100.女性社會地位的下降自然影響到她們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隨著城市里越來越多的女性被迫離開職場、退回家庭，城市失業者中下崗女工越來越多[5].退回家中的女性盡管不再外出辛苦工作，但心理壓力和痛苦卻成倍增加。那些仍在工作的女性則不得不降格以求，不僅被迫接受低工資、少福利的歧視，而且可能還要忍受各種性騷擾。

在農村，家庭責任承包制實行后，農民家庭普遍需要男性強勞力承擔重體力活，再加上人民公社時期的鄉村福利制度和“五保戶”制度的崩潰，農民家庭的老人贍養只能依靠兒子，出嫁的女性、離婚女性在責任田、口糧田及土地補償費方面都得不到公正的對待，于是農村中女性的社會地位明顯下降。[6] 雖然時代變了，觀念也有進步，但傳統文化對女性家庭權利的約束仍然存在，下面分析女性在家庭中的財產權利、生育權利和人身安全權利狀況的演變。

二、女性的家庭財產權利

財產的擁有、支配和繼承是衡量女性在家庭中地位與權利的重要指標。

一般而言，在傳統社會里女性沒有制度性權利去繼承家庭財產，只有兒子才有合法地占有家庭財產和分配遺產的權利。未婚女子或許可能得到一份嫁妝，而死了丈夫的女性如果留在家族里至多只能得到瞻養，但無論是出嫁的女兒還是寡婦，都無法分得家產。[7]明朝起的律令甚至苛刻地規定，倘若家無直系男性繼承遺產，就必須在侄子中過繼一個兒子作為財產繼承者，即所謂的“強制侄子繼嗣”，這種反映傳統文化習俗的律令完全剝奪并杜絕了女性的家庭財產繼承權，顯示出對女性的極端歧視。[8] 進入民國后，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新女性意識開始覺醒。1926年1月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們提出了“婦女運動決議案”，號召“反對司法機關對于男女不平等的判決”、“女子應有財產權和繼承權”。[9]1930年通過的中華民國《民法》對女性的財產繼承權利作了新的規定，提出了繼承家庭財產時的男女平權，如果家中沒有子嗣，女兒可以是法定的財產繼承人。但現實中傳統習俗仍然居支配地位。首先，傳統的分家制度繼續存在，“父親只要在生前分掉自己的財產就可以剝奪他女兒的繼承權”，女性的法定財產繼承權形同虛設。[10]其次，法律并未禁止將財產過繼給侄子的傳統，所以許多人生前將財產過繼給侄子，從而剝奪了家庭中女性繼承財產的機會。再次，盡管《民法》中規定，死去丈夫的妻子有權繼承丈夫的財產，但《民法》卻取消了丈夫死后寡婦監護其家庭財產的權力，如果她亡夫的財產已分給其他繼承人，則寡婦就無法通過立繼來確保她對財產的控制。[11]最后，《民法》剝奪了寡媳（即與亡夫父母住在一起的女性）的財產權利（包括她們的監護權和財產繼承權），這樣寡媳在公公死時就不能得到任何財產。[12] 除了法律本身存在缺陷外，民俗民風仍然保留了許多歧視婦女的現象。30年代的民俗調查顯示，鄉村婦女普遍沒有財產繼承權。[13]“滿鐵”的華北調查表明，“女子除結婚費之外，原則上不參與家產分配[14]”。在珠江三角洲的鄉村里雖然有極個別的女兒繼承家產的案例，但這并非是普遍的習俗。[15]在黑龍江，雖然在沒有男性繼承人的家庭里也存在女兒繼承財產的現象，但這種情形非常罕見。[16] 到了毛澤東時代，法律明確保障男女平等的家庭財產所有權和繼承權，而且夫妻成了家庭財產的共同所有者，夫妻可以互相繼承遺產，子女得以平等地繼承父母遺產。但由于在公有制狀態下私有財產基本上被剝奪了，同時實行低工資制度，結果屬于個人的財產和遺產微乎其微。這樣，女性的財產繼承權往往只具有法律紙面上的意義。

鄧小平時代通過的一系列民事法律對婦女（包括出嫁女和再婚寡婦）的財產繼承權有不少新的具體規定。例如，《民法通則》規定：“婦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權利”[17]；《繼承法》不僅在原則上規定了“繼承權男女平等”，同時還有如下具體規定，即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時有權處分所繼承的遺產 [18].《婦女權益保障法》中對婦女的財產繼承權的規定更加明確：“在婚姻、家庭共有財產關系中不得侵害婦女依法享有的權益”（第29條）：“農村劃分責任田、口糧田等，以及標準宅基地，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權利，不得侵害婦女的合法權益”：“婦女結婚、離婚后，其責任田、口糧田和宅基地等，應當受到保障 ”（第30條）：“在同一順序法定繼承人中，不得歧視婦女。喪偶婦女有權處分繼承的財產，任何人不得干涉”（第31條）：“喪偶婦女對公婆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作為公婆的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其繼承權不受子女代位繼承的影響”（第32條）。[19]依照上述法律，女性無論已婚未婚，均應享有與男性平等的繼承權，不因女兒出嫁便失去其財產繼承權。

但是，現實中侵犯、剝奪婦女家庭財產權利的現象和事例仍頻繁出現。特別是在農村，隨著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女性擁有、處理和繼承土地承包的權利成為女性立身存命的大事，可是各地的鄉規民約和風俗習慣仍然經常侵害女性的土地使用權，農村已婚婦女的責任田、口糧田和家庭財產繼承權實際上仍然得不到保障。例如，雖然政府宣布農村的土地承包責任制“30年不變”，但農戶之女一旦出嫁，其娘家承包的土地就會被收回，而出嫁女性能否在婆家村里分得一份土地，則取決于婆家村里有無機動土地或是否恰好遇到婆家村里調整土地。[20] 中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承包責任田、土地入股分紅、征用土地補償、宅基地分配這四大權益是農民立身存命的根本，但農村婦女這方面的權益卻往往遭到侵害。尤其是適齡未嫁女、有女無兒戶、外村娶來的媳婦和“農嫁非”的出嫁女等四類婦女，在農村承包土地的調整中她們的權益最可能被剝奪。中國經濟改革研究院課題組的問卷則顯示，有7.2%的受訪婦女目前沒有土地，其最主要的原因分別是“出嫁后失地”（占45%），“國家征用后失地”（占 17%），從未分配土地（占31%）。進一步比較得出，出嫁女、離異婦女、喪偶婦女的土地權益，前者比后者依次更沒有保障。[21] 農村婦女的財產權益受損害，與民眾的法律意識模糊、女性不懂得保護自己的權益有關。河南省濮陽市婦聯“在五縣一區選取了6個村，專門開展了一次農村婦女財產權益被侵害的情況調查。調查后發現，6個村中都存在農村婦女財產被侵害的情況，其中尤為突出的是財產繼承難和責任田、宅基田得不到落實問題。”許多農村婦女認同“嫁出去的閨女，潑出去的水”，認為女子出嫁后對父母遺產不應有繼承權，結果許多出嫁女性在財產繼承問題上選擇了自動放棄。雖然仍有 8%的婦女要求依法繼承，但她們難以抵制家族中人的反對。[22] 2002年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對西部12省（區、市）農村作了綜合調查，當問到婦女對包括土地使用權在內的財產繼承權的理解時，有 13.9%的受訪者認為“女孩”、“妻子”不能繼承土地使用權，而“男孩”和“丈夫”則可以繼承。[23]這種明顯的性別歧視觀念表明，鄉村傳統習俗對婦女財產繼承權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在少數民族地區，歧視婦女的現象就更為嚴重了。例如，鄂倫春族的財產繼承權一般仍屬于男子；云南普米族實行大家庭制，分家產時女性沒有財產繼承權。[24] 顯然，近百年來盡管中國的法律不斷進步完善，但這并不等同于觀念的進步，在東方文化深厚的人治環境中，潛規則與民俗習慣往往是超法律和超時空的。從落實女性平等財產權利的角度來看，完善法律體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進行全社會的法制教育普及和文化重建。

三、女性的生育權利

百年來中國女性的生育權利一直處于被動狀態。在民國時期女性往往是毫無節制地早育、多育、密育，既無節育手段和條件，也沒有良好的接生設備和保育條件，嬰兒的出生率高、死亡率高。一項對河南省魯山縣的老年婦女調查顯示，36位60歲以上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6胎以上，許多女性因家境貧寒曾試圖墜胎，但因缺醫少藥，只能將肚子擠在水缸沿上擠壓，想把胎兒擠死，結果造成生孩子時大出血。[25]一項對云南少數民族的調查也顯示，那些60歲左右的婦女往往都是從18歲開始生育，直到閉經為止，生育年限達30年以上，成年后幾乎是在不間斷的生育、養育中度過了大半生。[26] 到了毛澤東時代，“人多力量大”成了多生政策的政治理由，于是許多女性爭當“光榮媽媽”──生得越多越光榮。這種生育政策事實上演變成一種新的強制性多育方針，結果導致中國的人口總量迅速膨脹。

1979年，面對9億人口的龐大壓力，中國政府又轉而強制實施“一胎化政策”。這是毛澤東時代鼓勵多生政策的翻版，性質雷同，其實質都是剝奪女性生育自由的天然權利。所不同的是，為了執行“一胎化政策”，各級政府動員了各種力量，駭人聽聞地全方位剝奪與侵犯婦女的生育權利，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其中最嚴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嬰被遺棄或殺害，導致中國30歲以下的人口之性別比例嚴重失調。世界各國出生嬰兒的男女性別比例一般是100比104 至107，即每出生100個女嬰就有104至107個男嬰出生，而中國的嬰兒出生性別比近年來越來越畸形。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這一比例已達到 100比116.9，而在海南、廣東等省則高達駭人聽聞的100比130以上。據估計，到2020年中國將出現近4千萬男性單身，他們將在婚育年齡時無女可娶。由此必然引發性犯罪、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等嚴重的社會危機和司法難題。[27] 大量遺棄女嬰的社會現象有很多原因，其罪魁禍首自然是“一胎化”政策，但這一政策之所以得以實施，與傳統文化和中共文化以及社會經濟等因素有關。首先，傳統文化的“重男輕女”思想根深蒂固，它并不會隨著“男女平等”口號的深入人心而自動消失。傳統文化的一大觀念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無子乃無后，無后即不孝。由于這種觀念作祟，不僅在農村，許多中小城市也大量出現遺棄女嬰的現象。一些被遺棄的女嬰被外國人領養，據統計，美國從海外領養的孩子中有25%來自中國大陸，幾乎全是女嬰。[28] 其次，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借重了毛澤東時期發展起來的專政機器和群眾動員機制，其手段之殘酷毒辣令人心寒。在農村，夜闖家門抓孕婦、拖拉機追擊逃跑的孕婦、動員警察追捕孕婦等現象比比皆是，而且對超生的夫婦實行各種無法可依的處罰，各種手段猶如“文革”再現，無所不用其極。[29]有些地方還出現政府官員將嬰兒丟進水田活活淹死，許多即將臨產的婦女也被迫墮胎，一些引產方式竟然是將食鹽水注射進孕婦的子宮。[30] 在美國，女性能否擁有人工流產的權利（墜胎權）是一種婦女權利的象征。[31]而在中國人工流產卻成了強制性政策。據統計，1971年中國的人工流產為391萬例，1981年為869萬，1991年達到1，400萬，20年內增加了近3.6倍。[32]人口統計學家認為，中國的墮胎率高居全球第一，墮胎與活產的比率是1比12.5；而在西歐，這一比率僅為1比100.[33]中國女性的人工流產率不斷上升有許多原因。在農村，多數婦女都是被迫流產，并且是在極野蠻的情況下進行，既罔顧基本人權，更無視起碼的女權。在城市，人工流產急劇增加的一大原因是男性不愿尊重女性的避孕意愿，拒絕采用避孕措施，導致非意愿性懷孕比率大幅度上升。政府政策對實施人工流產的女性也不尊重，做人工流產的女性不但不能獲得必要的休假，也不準報銷醫療費。有調查顯示，有90%做人工流產的女性無法休假，導致女性的身心遭到極大損害。[34] 女性生育權利還包括生育保障，這主要是指國家負擔女性懷孕和分娩的各類健保費用（如生育津貼、醫療護理、生育補助等），建立生育休假制度等。這是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份，更是政府的責任和義務。但目前在中國，只有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女性員工能獲得部分生育保障，而占女性人口大多數的城市家庭婦女、城市下崗女工和農村婦女則完全被排除在外，外資企業女工和私營企業女工也有相當一部分得不到生育保障。《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在生育保險目標上曾經承諾，“20世紀末在全國城市基本實現女職工生育費用的社會統籌”，直到今天這些承諾仍未兌現。[35] 1995年全國總工會女工部就女工勞動保護問題對全國部分國有、集體、私營和外商企業的9，753名女職工作了調查，發現女職工懷孕后能定期作產前檢查的僅占70％，產后檢查費用能全部或部分報銷的占65％。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與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992-2000）和《中國社會保障年鑒2000》的數據，自1994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以來，到1999年中國的職工生育保險平均復蓋率僅為 28％，至2001年年底復蓋范圍只有30%.[36] 相當多的女工、尤其是在私營企業工作的女性，在孕期得不到任何勞動保護，或者因懷孕而丟失了工作。[37]許多企業不關心員工福利，常常忽視女工的生育保險。全國總工會等單位的多項調查都表明，目前許多企事業機構都未給女性員工辦理生育保險，有些企業還要求生育期女工停薪留職。[38]此外，從農村到城市打工的“打工妹”的生育權利普遍得不到保護，企業往往以懷孕生育為理由解雇她們，結果她們為了保住工作只能放棄生育。她們既失去了在農村的家庭支撐，又未被社會保障復蓋，境遇艱難。[39]農村女性則處于社會的最低層，她們基本上被排除在社會保障和生育保障體系之外，但她們又恰恰是最需要生育保險制度幫助的群體，因為她們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缺乏必要的衛生知識、不得不承擔超負荷的體力勞動、長期營養不良，還可能有沉重的心理壓抑。[40]尤其是被稱為“超生部隊”的農村女性，為了躲避鄉村政府的計劃生育管制，她們只能東躲西藏，在生育期間得不到起碼的醫療服務，身心遭受了極大摧殘。

四、家庭暴力與女性在家庭中的人身安全權利

女性的家庭權利還包括在家庭中的人身安全權利和免受家庭暴力的自由。家庭暴力不僅是一個古老的罪惡，也是現代文明的通病。家庭暴力有許多種，本文只討論家庭中丈夫對妻子實行的暴力，并限于肉體和性虐待兩大類，不涉及精神虐待和心理侵害，因為它們很難定量分析。

2003年，全國婦聯的一項調查表明，在中國2.7億個家庭中，30％存在家庭暴力，施暴者九成是男性；發生在夫妻間的家庭暴力受害者85％以上是婦女；每年有10萬個家庭因為家庭暴力而解體。由于家庭暴力具有隱蔽性，事實上家庭暴力的發生率可能更高。[41]1990年，一項在中國11個省市所做的婦女地位調查也顯示，29.2%的女性經常、有時或偶爾挨丈夫的打。[42] 北京的“婦女熱線”在1995年對30位家庭暴力受害者作了問卷和訪談調查后發現，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均為妻子，施暴者都是丈夫，家庭暴力的發生與文化程度高低、職業類別、婚前婚后等無關，換言之，家庭暴力是跨文化水平、跨職業行業的普遍現象。例如，具大專以上文化程度者占全部被虐者和施虐者的 57%，干部在被虐者和施虐者中分別占50%和占33%，從事文化事業、技術工作、教師、干部等白領職業的在被虐者和施虐者中分別占57%和60%.大部分家庭暴力行為有次數日益頻繁、程度逐漸嚴重的趨勢。有的丈夫不僅到妻子的單位打她，而且在街上也動手打妻子，最嚴重的甚至打斷了妻子的肋骨或用菜刀砍傷妻子的手。有的妻子已被打100多次，有的一個月要被打2至3次。[43]為了擺脫丈夫的暴力，到北京大學“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尋求幫助的女性有歸國的博士、國家部委機關的司長、大學教授、人大代表、檢察院的檢察長等。[44]據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1991年至1992年間3，300件離婚案的調查，夫妻因打罵行為而提出離婚訴訟的比例高達四分之一。[45]毫無疑問，在中國家庭暴力現象具有普遍性[46].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與傳統文化、中共文化及商品文化密切相關。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三綱”，其中之一即“夫為妻綱”，旨在將妻子置于丈夫的絕對控制之下，而為了有效地控制妻子，暴力行為和懲罰被視為正常而又必要。同時傳統文化還有旨在懲罰婦女的“七出”之說，一旦女性違反這些戒條，丈夫即可休妻，而被休之妻則在家族和社會上終生受辱。傳統文化還要求女性處處自責，若被丈夫毆打，需要責備自己是否做錯了什么；若丈夫有外遇，女性則被要求檢討自己是否盡到為妻之責。這實際上是要求女性對家庭內的任何不公平遭遇只能逆來順受。這樣的傳統文化實際上是容忍、縱容家庭暴力。

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對上海、廣州、西安和濟南4個城市的調查顯示，若將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觀念與沒有家庭沖突的女性觀念相比較，可以發現前者的觀念明顯比后者傳統，更信奉“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的傳統觀念。例如，在存在暴力行為的家庭里，丈夫說了算的狀況明顯偏高，與那些沒有家庭沖突的家庭相比，在上海高12.18%，廣州高14.55%，西安則高11.11%.[47]另外，一項對55例因家庭暴力而起訴離婚的調查表明，有34.6%的丈夫男權思想嚴重，離婚理由包括懷疑妻子有外遇、嫌棄妻子生女孩等；還有19.2%的丈夫是聽從母親的話而毆打妻子，有9.6%的丈夫為了達到離婚的目的而對妻子施暴。[48] 天津市婦聯權益部在2004年組織了有關“家庭暴力受虐婦女的社會支持網絡”調查。在被調查的女性中，73%的女性有工資收入，她們之所以長期忍受家庭暴力的傷害而沒有反抗，是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如覺得丈夫打自己是家務事，說出去丟人，或為了孩子只能忍受暴力。[49]這次調查還發現，41% 受到傷害的被虐婦女具有大專以上學歷，而擁有大專學歷以上的施虐丈夫只有23%，它表明在高教育程度的女性與低文化程度的男性結合的家庭里，較容易出現家庭暴力，因為這種婚姻模式令一些男士心理不平衡，無法忍受與妻子不對等的知識和經濟水平，這種心理成為家庭暴力的催化劑和導火線。[50] 另外，中共文化的一大遺產是“單位”制度，而工作“單位”在介入家庭關系調節時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它固然能保護女性的權益，但也培養了女性的依賴心理，讓她們習慣于依賴“單位”來解決家庭糾紛。而到了鄧小平時代，就業形式多樣化了，“單位”的社會功能急劇弱化，“單位人”逐漸向“社會人”過渡，“單位”對職工在社會、家庭中的約束力越來越小。于是，許多習慣于依賴“單位”調節家庭糾紛的女性一旦遭遇家庭暴力，就失去了有效的保護。在長期的“ 單位”文化養成的依賴心理的支配下，許多女性的自我意識和自救能力弱化了，遇到丈夫的毆打只會消極對抗、忍氣吞聲，反而導致丈夫的無所顧忌、為所欲為。

這種現象一再為社會調查所證實。據前述的北京“婦女熱線”對30位被虐者的調查，有一半以上的被虐女性受到“單位文化”的影響，曾尋求“單位 ”、居委會、鄰居、工會組織和婦聯的幫助，但結果這些機構或個人一般都以“這是家庭私事為由，一推了之”。[51]另外，根據前述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的調查，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普遍不愿離婚，其比例高于沒有家庭暴力的家庭。例如，在上海，被丈夫毆打后選擇“湊合過”、不愿離婚的女性比率比正常的家庭多10.94%，在西安多18.67%；而被丈夫毆打后選擇離婚的女性比率則明顯低于正常家庭，在上海低19.92%，在廣州低25.58%，在西安低 23.11%.[52]據統計，2003年中國發生了263起家庭暴力致死案，比2000年上升了50.3%.通常，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婦女一方面無法從 “單位”得到幫助，另一方面自己又覺得投訴無門，感到無助與無能，于是忍耐就成為她們最常見的選擇。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王鳳仙指出：婦女遭到家庭暴力后，很多人都會向親屬或社會“公權力”求助，但很少能得到支援和幫助，因為整個社會都認為這是“家務事”，于是婦女只能在反抗與妥協中掙扎。[53]2003年，上海市婦聯的“反家庭暴力熱線”發現，找她們咨詢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中，70％的女性未采取報警、向居委會或“單位”反映等措施，結果司法機關無從介入。[54]在南通監獄女子分監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顯示，有23.6％的受害女性曾向娘家及親朋好友或有關機構求助，但被求助者當中有 15.6％的比率采取不答理或勸其不要聲張的態度；50％的受害女性曾迫切希望離婚，但由于得不到應有的法律、道義和行政的支持而未如愿。[55] 90年代以來，女性職工大批失業下崗，導致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急劇下降，一旦女性遭到丈夫的暴力行為，常常毫無反抗的籌碼，經濟上對丈夫的依賴導致女性只能選擇忍耐。這又鼓勵了丈夫的家庭暴力越演越烈、變本加厲。[56] 據前述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的調查，女性的經濟自主權大小與被丈夫毆打的概率成正比例關系，也就是說，女性的經濟自主程度越低，被丈夫毆打的可能性越大。例如，被丈夫毆打者的女性當中，每月在家中可以支配50元上下的人分別是52.63%（上海）、48%（濟南）、52%（西安），可以支配 51元至100元的比例為36.84%（上海）、44%（濟南）、36%（西安），而每月可以支配450元以上的女性，只占10.53%（上海）和12%（西安）。[57] 前述的天津市婦聯權益部的專項研究調查也顯示，64%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的受虐時間幾乎等同于她們的婚齡。這些受到家庭暴力傷害的婦女，年齡最大的68歲，年紀最小的只有26歲。這些女性在家庭暴力發生之初把夫妻間的“動手”當成平常事而容忍，導致家庭暴力不斷升級。[58] 家庭暴力還包括丈夫對妻子施行性暴力和性虐待。但遺憾的是，中國《刑法》236條中的強奸罪并未把婚內強奸規定為強奸罪的一種[59].一位女性知識分子向北京“婦女熱線”哭訴道，她的丈夫是性無能，但卻不斷地折磨她，“又咬又掐又抓”，“每到夜晚，他就一邊打著我、一邊罵著我、一邊咬著我 ”，“他發泄時的樣子也十分可怕，兩眼冒著兇光”，尤其令這位女士痛苦的是，她是一位受害者，卻難以得到保護和解脫，而其丈夫是施害者，卻沒有任何現存的道義和法律予以懲罰與制裁。[60] 1999年到2000年的一項有關“當代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系”調查在問卷中設了200多個問題，用隨機抽樣方法選取了5000名調查對象，回收了3820份有效答卷。這次調查發現，中國女性仍然處于一種“性屈從”的地位。例如，曾經在自己不情愿的情況下不得不過性生活的妻子占40.4%；更有甚者，曾經被迫過性生活的單身女性達到25%之多；對80%以上的女性來說，過性生活并不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興趣，而是出于“義務”、“滿足對方”、“維持關系”等等性之外的原因。[61] 中國家庭中女性缺乏平等地位、財產權利、生育權利和遭受家庭暴力等現象有一個共同的歧視基因和文化根源，那就是男女缺乏平等，包括不平等的經濟地位、不平等的主體意識以及不平等的人格尊嚴。盡管百年來中國經歷了從清朝末年到中華民國再到人民共和國的政體變遷，有關婦女權利的法律法規逐步完善，但傳統文化仍然嫁接在現代社會經濟環境上，傳統的“男尊女卑”觀念與現代商業文化中歧視女性的基因結合，使得侵害女性家庭權利的行為不僅從王朝時代延伸到當今的現代社會，而且侵害女性家庭權利的男性往往還利用現代社會的隱私原則掩蓋其行徑。這既是所有女性的悲哀，更是現代文明的悲哀。

傳統文化、中共文化和商業文化的共同作用，使無數中國女性遭遇了無窮無盡、形形色色的家庭權利之貧困。盡管表面上中國女性百年來被剝奪、侵害和排斥的家庭財產權利、生育權利和免受家庭暴力的權利，大都是以法律糾紛、經濟沖突和家庭沖突等形態出現，但在這些現象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政治文化的基因和根源。中國女性要爭取家庭地位、改善家庭權利所應努力的方向不只是法制建設，還必須重視教育普及、文化重建和社會的心靈凈化。

注釋: [1]有關傳統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文化的定義以及中國婦女權利貧困的理論概念，參見孫伊的“婦女權利貧困的制度因素”，見《民主中國》，2004年第7期（www.tmdps.cn/weizhang/default.asp？id=13132），2003年10月15日。[23]出處同上。

[24]出處同注[22].[25]河南“婦女生育與健康”課題組，“魯山縣‘婦女生育與健康’初期調查和培訓”，杜芳琴：前引書（見注[4]），頁 264-265.[26]云南“婦女生育與健康”調查組，前引書，頁274-275.[27]出處同注[6].[28]Lisa Ling，“China's LostGirls，”St.Louis Times，June 24，2004（www.tmdps.cn/bbs/ReadFile？whichfile=8132&typeid=97），2004年3月8日。[38]劉祖云、邵華：前引文。[39]劉祖云、邵華：前引文。[40]劉祖云、邵華：前引文。

[41]王有佳，“家庭暴力透視”，《人民日報/華東新聞》，2003年4月3日第二版。

[42]王行娟，“前言”，載高鳴亦、王行娟、丁寧的《“圍城”內的暴力──毆妻》（河南：中原農民出版社，1998年），頁5.[43]王行娟，“北京地區家庭暴力狀況調查”，高鳴亦、王行娟、丁寧：前引書，頁45-50.[44]“去年263名中國婦女死于家庭暴力”，《阿拉丁網站》（Aladding.com），2004年8月2日。[45]冬新，“中國家庭暴力的情況與分析”，高鳴亦、王行娟、丁寧：前引書，頁16.[46]黃先碧，“對家庭暴力的思考”，《社會科學》，1997年第10期；羅萍，“中國家庭暴力的現狀、原因及法律措施淺議”，《社會學》（報刊復印資料），1998年第4期。

[47]出處同注[45]，頁24.[48]冬新：前引文，頁27.[49]胡曼筠，“天津婦女遭家暴調查，‘甲女丁男’成新導火索”，《新華網》（www.tmdps.cn），2004年9月7日。[50]出處同上。

[51]王行娟，“北京地區家庭暴力狀況調查”，高鳴亦、王行娟、丁寧：前引書，頁54.[52]冬新，前引文，頁25.[53]《北京晚報》，2004年8月2日。

[54]王有佳，“家庭暴力透視”，《人民日報/華東新聞》，2003年4月3日第2版。[55]出處同上。

[56]王行娟，“前言”，高鳴亦、王行娟、丁寧：前引書，頁7-11.[57]冬新，前引文，頁22.[58]出處同注[49].[59]《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頁8.[60]張圣芬，“性的虐待”，高鳴亦、王行娟、丁寧：前引書，頁185-189.[61]“性屈從？──中國女性性現狀調查”，《新聞周刊》，2004年9月19日。

第二篇：淺論中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權利（寫寫幫推薦）

文章標題：淺論中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權利

女性的家庭權利是其社會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女性在家庭內的平等權利、財產權利、生育權利以及人身安全權利等。過去一百年來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社會文化這三重壓力造成了多數女性的家庭權利貧困[1].當代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主張女性要內外兼顧、工作家庭兩不誤。大部

分女性除了必須在工作上努力與男性競爭外，在家庭里還要承擔大部分家務勞動。盡管社會的半數成員是女性，而女性對社會和家庭的貢獻可以說也超出男性（至少就辛勞程度而言是如此），但女權主義等現代理論及相應的研究在中國一直未獲得應有的重視，這更大程度上是社會文化觀念的約束所致。本文通過分析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歷史演變，具體考察她們的家庭權利的各主要方面，希望藉此能促進當代婦女學中家庭關系及女權問題的研究。

一、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在家庭中的地位

中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向來不高。宋代以來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摧殘女性的纏足現象，它首先是為了取悅于男子的審美需求和性欲偏好，同時迫使女性深居閨房，不問世事，禁錮家中，成為男性的家奴和性奴。[2]有西方學者認為，“纏足是一種政治機制，它反映和存續了婦女社會和心理的劣勢；纏足將婦女牢牢地固定在特定的位置、特定的功能”，而且纏足又“是公眾態度，是大眾文化──它是10個世紀中數以百萬計的婦女作為真正的女人的生活方式的關鍵所在”。[3]

“五四”運動以來，纏足現象逐漸廢止，“新文化運動”帶來了許多新的風氣，但家庭中的夫權觀念、女性的相夫教子功能和女子的“三從四德”文化，在民國時期一直占據主流。在夫權主導下的家庭里，妻子必須聽命于丈夫，女兒必須服從于父母，媳婦必須聽命于公婆，許多女性的家庭權益被嚴重侵犯。尤其糟糕的是，家庭中侵犯女性權益的主要侵害者常常也是女性──如婆婆、后母。“多年媳婦熬成婆”的婆婆們經常以一種不健康的心態，重復自己的婆婆當年的壓迫手段，甚至變本加厲地侵犯媳婦的權益和人身自由。后母虐待非親生之女兒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即便在家中未遇到婆婆或后母的迫害，女性也得面臨代表父權的父親和公公的壓力，男性家長經常任意剝奪女性婚姻自主和經濟自主的權利。

1949年以后，婦女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改善，但婦女解放運動并未深入到家庭之中，政治運動的風暴也未危及家庭中男人的優越地位。雖然傳統文化鼓吹的“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文化受到明顯的沖擊，但在毛澤東時代女性卻又多了另外的“二從”，即“從國家”、“從單位”[4].1950年代，許多女性面臨“組織上”的壓力，在革命的名義和強制之下，被迫服從組織“分配”，與“首長”們結合。政府公然容許和容忍那些“老革命”喜新厭舊，拋棄老家的“黃臉婆”妻子，與年輕漂亮的城市小知識女性結婚。“組織上”用這種方法對那些“革命英雄”實行了性補償和性報答，但眾多小知識女性卻被“革命”當作“性禮物”和“性奴隸”無償贈與，其自由戀愛的權利被剝奪了，而“首長”們結發妻子的合法權益也被“組織上”徹底破壞了。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普遍在就業、薪資、提升等多方面對女性員工采取歧視性做法，女性不僅難找工作，而且處處受到福利和待遇上的歧視。全國婦聯2001年第二次婦女地位調查的結果表明，從1990到1999年，城市女性與男性的工資比率從77.5比100下降到70.1比100，而在農村則從79比100下降到59.6比100.女性社會地位的下降自然影響到她們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隨著城市里越來越多的女性被迫離開職場、退回家庭，城市失業者中下崗女工越來越多[5].退回家中的女性盡管不再外出辛苦工作，但心理壓力和痛苦卻成倍增加。那些仍在工作的女性則不得不降格以求，不僅被迫接受低工資、少福利的歧視，而且可能還要忍受各種性騷擾。

在農村，家庭責任承包制實行后，農民家庭普遍需要男性強勞力承擔重體力活，再加上人民公社時期的鄉村福利制度和“五保戶”制度的崩潰，農民家庭的老人贍養只能依靠兒子，出嫁的女性、離婚女性在責任田、口糧田及土地補償費方面都得不到公正的對待，于是農村中女性的社會地位明顯下降。[6]

雖然時代變了，觀念也有進步，但傳統文化對女性家庭權利的約束仍然存在，下面分析女性在家庭中的財產權利、生育權利和人身安全權利狀況的演變。

二、女性的家庭財產權利

財產的擁有、支配和繼承是衡量女性在家庭中地位與權利的重要指標。

一般而言，在傳統社會里女性沒有制度性權利去繼承家庭財產，只有兒子才有合法地占有家庭財產和分配遺產的權利。未婚女子或許可能得到一份嫁妝，而死了丈夫的女性如果留在家族里至多只能得到瞻養，但無論是出嫁的女兒還是寡婦，都無法分得家產。[7]明朝起的律令甚至苛刻地規定，倘若家無直系男性繼承遺產，就必須在侄子中過繼一個兒子作為財產繼承者，即所謂的“強制侄子繼嗣”，這種反映傳統文化習俗的律令完全剝奪并杜絕了女性的家庭財產繼承權，顯示出對女性的極端歧視。[8]

進入民國后，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新女性意識開始覺醒。1926年1月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們提出了“婦女運動決議案”，號召“反對司法機關對于男女不平等的判決”、“女子應有財產權和繼承權”。[9]1930年通過的中華民國《民法》對女性的財產繼承權利作了新的規定，提出了繼承家庭財產時的男女平權，如果家中沒有子嗣，女兒可以是法定的財產繼承人。但現實中傳統習俗仍然居支配地位。首先，傳統的分家制度繼續存在，“父親只要在生前分掉自己的財產就可以剝奪他女兒的繼承權”，女性的法定財產繼承權形同虛設。[10]其次，法律并未禁止將財產過繼給侄子的傳統，所以許多人生前將財產過繼給侄子，從而剝奪了家庭中女性繼承財產的機會。再次，盡管《民法》中規定，死去丈夫的妻子有權繼承丈夫的財產，但《民法》卻取消了丈夫死后寡婦監護其家庭財產的權力，如果她亡夫的財產已分給其他繼承人，則寡婦就無法通過立繼來確保她對財產的控制。[11]最后，《民法》剝奪了寡媳（即與亡夫父母住在一起的女性）的財產權利（包括她們的監護權和財產繼承權），這樣寡媳在公公死時就不能得到任何財產。[12]

除了法律本身存在缺陷外，民俗民風仍然保留了許多歧視婦女的現象。30年代的民俗調查顯示，鄉村婦女普遍沒有財產繼承權。[13]“滿鐵”的華北調查表明，“女子除結婚費之外，原則上不參與家產分配[14]”。在珠江三角洲的鄉村里雖然有極個別的女兒繼承家產的案例，但這并非是普遍的習俗。[15]在黑龍江，雖然在沒有男性繼承人的家庭里也存在女兒繼承財產的現象，但這種情形非常罕見。[16]

到了毛澤東時代，法律明確保障男女平等的家庭財產所有權和繼承權，而且夫妻成了家庭財產的共同所有者，夫妻可以互相繼承遺產，子女得以平等地繼承父母遺產。但由于在公有制狀態下私有財產基本上被剝奪了，同時實行低工資制度，結果屬于個人的財產和遺產微乎其微。這樣，女性的財產繼承權往往只具有法律紙面上的意義。

鄧小平時代通過的一系列民事法律對婦女（包括出嫁女和再婚寡婦）的財產繼承權有不少新的具體規定。例如，《民法通則》規定：“婦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權利”[17]；《繼承法》不僅在原則上規定了“繼承權男女平等”，同時還有如下具體規定，即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時有權處分所繼承的遺產[18].《婦女權益保障法》中對婦女的財產繼承權的規定更加明確：“在婚姻、家庭共有財產關系中不得侵害婦女依法享有的權益”（第29條）：“農村劃分責任田、口糧田等，以及標準宅基地，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權利，不得侵害婦女的合法權益”：“婦女結婚、離婚后，其責任田、口糧田和宅基地等，應當受到保障”（第30條）：“在同一順序法定繼承人中，不得歧視婦女。喪偶婦女有權處分繼承的財產，任何人不得干涉”（第31條）：“喪偶婦女對公婆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作為公婆的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其繼承權不受子女代位繼承的影響”（第32條）。[19]依照上述法律，女性無論已婚未婚，均應享有與男性平等的繼承權，不因女兒出嫁便失去其財產繼承權。

但是，現實中侵犯、剝奪婦女家庭財產權利的現象和事例仍頻繁出現。特別是在農村，隨著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女性擁有、處理和繼承土地承包的權利成為女性立身存命的大事，可是各地的鄉規民約和風俗習慣仍然經常侵害女性的土地使用權，農村已婚婦女的責任田、口糧田和家庭財產繼承權實際上仍然得不到保障。例如，雖然政府宣布農村的土地承包責任制“30年不變”，但農戶之女一旦出嫁，其娘家承包的土地就會被收回，而出嫁女性能否在婆家村里分得一份土地，則取決于婆家村里有無機動土地或是否恰好遇到婆家村里調整土地。[20]

中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承包責任田、土地入股分紅、征用土地補償、宅基地分配這四大權益是農民立身存命的根本，但農村婦女這方面的權益卻往往遭到侵害。尤其是適齡未嫁女、有女無兒戶、外村娶來的媳婦和“農嫁非”的出嫁女等四類婦女，在農村承包土地的調整中她們的權益最可能被剝奪。中國經濟改革研究院課題組的問卷則顯示，有7.2的受訪婦女目前沒有土地，其最主要的原因分別是“出嫁后失地”（占45），“國家征用后失地”（占17），從未分配土地（占31）。進一步比較得出，出嫁女、離異婦女、喪偶婦女的土地權益，前者比后者依次更沒有保障。[21]

農村婦女的財產權益受損害，與民眾的法律意識模糊、女性不懂得保護自己的權益有關。河南省濮陽市婦聯“在五縣一區選取了6個村，專門開展了一次農村婦女財產權益被侵害的情況調查。調查后發現，6個村中都存在農村婦女財產被侵害的情況，其中尤為突出的是財產繼承難和責任田、宅基田得不到落實問題。”許多農村婦女認同“嫁出去的閨女，潑出去的水”，認為女子出嫁后對父母遺產不應有繼承權，結果許多出嫁女性在財產繼承問題上選擇了自動放棄。雖然仍有8的婦女要求依法繼承，但她們難以抵制家族中人的反對。[22]

2002年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對西部12省（區、市）農村作了綜合調查，當問到婦女對包括土地使用權在內的財產繼承權的理解時，有13.9的受訪者認為“女孩”、“妻子”不能繼承土地使用權，而“男孩”和“丈夫”則可以繼承。[23]這種明顯的性別歧視觀念表明，鄉村傳統習俗對婦女財產繼承權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在少數民族地區，歧視婦女的現象就更為嚴重了。例如，鄂倫春族的財產繼承權一般仍屬于男子；云南普米族實行大家庭制，分家產時女性沒有財產繼承權。[24]

顯然，近百年來盡管中國的法律不斷進步完善，但這并不等同于觀念的進步，在東方文化深厚的人治環境中，潛規則與民俗習慣往往是超法律和超時空的。從落實女性平等財產權利的角度來看，完善法律體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進行全社會的法制教育普及和文化重建。

三、女性的生育權利

百年來中國女性的生育權利一直處于被動狀態。在民國時期女性往往是毫無節制地早育、多育、密育，既無節育手段和條件，也沒有良好的接生設備和保育條件，嬰兒的出生率高、死亡率高。一項對河南省魯山縣的老年婦女調查顯示，36位60歲以上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6胎以上，許多女性因家境貧寒曾試圖墜胎，但因缺醫少藥，只能將肚子擠在水缸沿上擠壓，想把胎兒擠死，結果造成生孩子時大出血。[25]一項對云南少數民族的調查也顯示，那些60歲左右的婦女往往都是從18歲開始生育，直到閉經為止，生育年限達30年以上，成年后幾乎是在不間斷的生育、養育中度過了大半生。[26]

到了毛澤東時代，“人多力量大”成了多生政策的政治理由，于是許多女性爭當“光榮媽媽”──生得越多越光榮。這種生育政策事實上演變成一種新的強制性多育方針，結果導致中國的人口總量迅速膨脹。

1979年，面對9億人口的龐大壓力，中國政府又轉而強制實施“一胎化政策”。這是毛澤東時代鼓勵多生政策的翻版，性質雷同，其實質都是剝奪女性生育自由的天然權利。所不同的是，為了執行“一胎化政策”，各級政府動員了各種力量，駭人聽聞地全方位剝奪與侵犯婦女的生育權利，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其中最嚴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嬰被遺棄或殺害，導致中國30歲以下的人口之性別比例嚴重失調。世界各國出生嬰兒的男女性別比例一般是100比104至107，即每出生100個女嬰就有104至107個男嬰出生，而中國的嬰兒出生性別比近年來越來越畸形。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這一比例已達到100比116.9，而在海南、廣東等省則高達駭人聽聞的100比130以上。據估計，到2020年中國將出現近4千萬男性單身，他們將在婚育年齡時無女可娶。由此必然引發性犯罪、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等嚴重的社會危機和司法難題。[27]

大量遺棄女嬰的社會現象有很多原因，其罪魁禍首自然是“一胎化”政策，但這一政策之所以得以實施，與傳統文化和中共文化以及社會經濟等因素有關。首先，傳統文化的“重男輕女”思想根深蒂固，它并不會隨著“男女平等”口號的深入人心而自動消失。傳統文化的一大觀念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無子乃無后，無后即不孝。由于這種觀念作祟，不僅在農村，許多中小城市也大量出現遺棄女嬰的現象。一些被遺棄的女嬰被外國人領養，據統計，美國從海外領養的孩子中有25來自中國大陸，幾乎全是女嬰。[28]

其次，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借重了毛澤東時期發展起來的專政機器和群眾動員機制，其手段之殘酷毒辣令人心寒。在農村，夜闖家門抓孕婦、拖拉機追擊逃跑的孕婦、動員警察追捕孕婦等現象比比皆是，而且對超生的夫婦實行各種無法可依的處罰，各種手段猶如“文革”再現，無所不用其極。[29]有些地方還出現政府官員將嬰兒丟進水田活活淹死，許多即將臨產的婦女也被迫墮胎，一些引產方式竟然是將食鹽水注射進孕婦的子宮。[30]

在美國，女性能否擁有人工流產的權利（墜胎權）是一種婦女權利的象征。[31]而在中國人工流產卻成了強制性政策。據統計，1971年中國的人工流產為391萬例，1981年為869萬，1991年達到1，400萬，20年內增加了近3.6倍。[32]人口統計學家認為，中國的墮胎率高居全球第一，墮胎與活產的比率是1比12.5；而在西歐，這一比率僅為1比100.[33]中國女性的人工流產率不斷上升有許多原因。在農村，多數婦女都是被迫流產，并且是在極野蠻的情況下進行，既罔顧基本人權，更無視起碼的女權。在城市，人工流產急劇增加的一大原因是男性不愿尊重女性的避孕意愿，拒絕采用避孕措施，導致非意愿性懷孕比率大幅度上升。政府政策對實施人工流產的女性也不尊重，做人工流產的女性不但不能獲得必要的休假，也不準報銷醫療費。有調查顯示，有90做人工流產的女性無法休假，導致女性的身心遭到極大損害。[34]

女性生育權利還包括生育保障，這主要是指國家負擔女性懷孕和分娩的各類健保費用（如生育津貼、醫療護理、生育補助等），建立生育休假制度等。這是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份，更是政府的責任和義務。但目前在中國，只有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女性員工能獲得部分生育保障，而占女性人口大多數的城市家庭婦女、城市下崗女工和農村婦女則完全被排除在外，外資企業女工和私營企業女工也有相當一部分得不到生育保障。《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在生育保險目標上曾經承諾，“20世紀末在全國城市基本實現女職工生育費用的社會統籌”，直到今天這些承諾仍未兌現。[35]

1995年全國總工會女工部就女工勞動保護問題對全國部分國有、集體、私營和外商企業的9，753名女職工作了調查，發現女職工懷孕后能定期作產前檢查的僅占70％，產后檢查費用能全部或部分報銷的占65％。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與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992-2000）和《中國社會保障年鑒2000》的數據，自1994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以來，到1999年中國的職工生育保險平均復蓋率僅為28％，至2001年年底復蓋范圍只有30.[36]

相當多的女工、尤其是在私營企業工作的女性，在孕期得不到任何勞動保護，或者因懷孕而丟失了工作。[37]許多企業不關心員工福利，常常忽視女工的生育保險。全國總工會等單位的多項調查都表明，目前許多企事業機構都未給女性員工辦理生育保險，有些企業還要求生育期女工停薪留職。[38]此外，從農村到城市打工的“打工妹”的生育權利普遍得不到保護，企業往往以懷孕生育為理由解雇她們，結果她們為了保住工作只能放棄生育。她們既失去了在農村的家庭支撐，又未被社會保障復蓋，境遇艱難。[39]農村女性則處于社會的最低層，她們基本上被排除在社會保障和生育保障體系之外，但她們又恰恰是最需要生育保險制度幫助的群體，因為她們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缺乏必要的衛生知識、不得不承擔超負荷的體力勞動、長期營養不良，還可能有沉重的心理壓抑。[40]尤其是被稱為“超生部隊”的農村女性，為了躲避鄉村政府的計劃生育管制，她們只能東躲西藏，在生育期間得不到起碼的醫療服務，身心遭受了極大摧殘。

四、家庭暴力與女性在家庭中的人身安全權利

女性的家庭權利還包括在家庭中的人身安全權利和免受家庭暴力的自由。家庭暴力不僅是一個古老的罪惡，也是現代文明的通病。家庭暴力有許多種，本文只討論家庭中丈夫對妻子實行的暴力，并限于肉體和性虐待兩大類，不涉及精神虐待和心理侵害，因為它們很難定量分析。

2003年，全國婦聯的一項調查表明，在中國2.7億個家庭中，30％存在家庭暴力，施暴者九成是男性；發生在夫妻間的家庭暴力受害者85％以上是婦女；每年有10萬個家庭因為家庭暴力而解體。由于家庭暴力具有隱蔽性，事實上家庭暴力的發生率可能更高。[41]1990年，一項在中國11個省市所做的婦女地位調查也顯示，29.2的女性經常、有時或偶爾挨丈夫的打。[42]

北京的“婦女熱線”在1995年對30位家庭暴力受害者作了問卷和訪談調查后發現，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均為妻子，施暴者都是丈夫，家庭暴力的發生與文化程度高低、職業類別、婚前婚后等無關，換言之，家庭暴力是跨文化水平、跨職業行業的普遍現象。例如，具大專以上文化程度者占全部被虐者和施虐者的57，干部在被虐者和施虐者中分別占50和占33，從事文化事業、技術工作、教師、干部等白領職業的在被虐者和施虐者中分別占57和60.大部分家庭暴力行為有次數日益頻繁、程度逐漸嚴重的趨勢。有的丈夫不僅到妻子的單位打她，而且在街上也動手打妻子，最嚴重的甚至打斷了妻子的肋骨或用菜刀砍傷妻子的手。有的妻子已被打100多次，有的一個月要被打2至3次。[43]為了擺脫丈夫的暴力，到北京大學“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尋求幫助的女性有歸國的博士、國家部委機關的司長、大學教授、人大代表、檢察院的檢察長等。[44]據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1991年至1992年間3，300件離婚案的調查，夫妻因打罵行為而提出離婚訴訟的比例高達四分之一。[45]毫無疑問，在中國家庭暴力現象具有普遍性[46].

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與傳統文化、中共文化及商品文化密切相關。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三綱”，其中之一即“夫為妻綱”，旨在將妻子置于丈夫的絕對控制之下，而為了有效地控制妻子，暴力行為和懲罰被視為正常而又必要。同時傳統文化還有旨在懲罰婦女的“七出”之說，一旦女性違反這些戒條，丈夫即可休妻，而被休之妻則在家族和社會上終生受辱。傳統文化還要求女性處處自責，若被丈夫毆打，需要責備自己是否做錯了什么；若丈夫有外遇，女性則被要求檢討自己是否盡到為妻之責。這實際上是要求女性對家庭內的任何不公平遭遇只能逆來順受。這樣的傳統文化實際上是容忍、縱容家庭暴力。

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對上海、廣州、西安和濟南4個城市的調查顯示，若將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觀念與沒有家庭沖突的女性觀念相比較，可以發現前者的觀念明顯比后者傳統，更信奉“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的傳統觀念。例如，在存在暴力行為的家庭里，丈夫說了算的狀況明顯偏高，與那些沒有家庭沖突的家庭相比，在上海高12.18，廣州高14.55，西安則高11.11.[47]另外，一項對55例因家庭暴力而起訴離婚的調查表明，有34.6的丈夫男權思想嚴重，離婚理由包括懷疑妻子有外遇、嫌棄妻子生女孩等；還有19.2的丈夫是聽從母親的話而毆打妻子，有9.6的丈夫為了達到離婚的目的而對妻子施暴。[48]

天津市婦聯權益部在2004年組織了有關“家庭暴力受虐婦女的社會支持網絡”調查。在被調查的女性中，73的女性有工資收入，她們之所以長期忍受家庭暴力的傷害而沒有反抗，是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如覺得丈夫打自己是家務事，說出去丟人，或為了孩子只能忍受暴力。[49]這次調查還發現，41受到傷害的被虐婦女具有大專以上學歷，而擁有大專學歷以上的施虐丈夫只有23，它表明在高教育程度的女性與低文化程度的男性結合的家庭里，較容易出現家庭暴力，因為這種婚姻模式令一些男士心理不平衡，無法忍受與妻子不對等的知識和經濟水平，這種心理成為家庭暴力的催化劑和導火線。[50]

另外，中共文化的一大遺產是“單位”制度，而工作“單位”在介入家庭關系調節時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它固然能保護女性的權益，但也培養了女性的依賴心理，讓她們習慣于依賴“單位”來解決家庭糾紛。而到了鄧小平時代，就業形式多樣化了，“單位”的社會功能急劇弱化，“單位人”逐漸向“社會人”過渡，“單位”對職工在社會、家庭中的約束力越來越小。于是，許多習慣于依賴“單位”調節家庭糾紛的女性一旦遭遇家庭暴力，就失去了有效的保護。在長期的“單位”文化養成的依賴心理的支配下，許多女性的自我意識和自救能力弱化了，遇到丈夫的毆打只會消極對抗、忍氣吞聲，反而導致丈夫的無所顧忌、為所欲為。

這種現象一再為社會調查所證實。據前述的北京“婦女熱線”對30位被虐者的調查，有一半以上的被虐女性受到“單位文化”的影響，曾尋求“單位”、居委會、鄰居、工會組織和婦聯的幫助，但結果這些機構或個人一般都以“這是家庭私事為由，一推了之”。[51]另外，根據前述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的調查，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普遍不愿離婚，其比例高于沒有家庭暴力的家庭。例如，在上海，被丈夫毆打后選擇“湊合過”、不愿離婚的女性比率比正常的家庭多10.94，在西安多18.67；而被丈夫毆打后選擇離婚的女性比率則明顯低于正常家庭，在上海低19.92，在廣州低25.58，在西安低23.11.[52]據統計，2003年中國發生了263起家庭暴力致死案，比2000年上升了50.3.通常，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婦女一方面無法從“單位”得到幫助，另一方面自己又覺得投訴無門，感到無助與無能，于是忍耐就成為她們最常見的選擇。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王鳳仙指出：婦女遭到家庭暴力后，很多人都會向親屬或社會“公權力”求助，但很少能得到支援和幫助，因為整個社會都認為這是“家務事”，于是婦女只能在反抗與妥協中掙扎。[53]2003年，上海市婦聯的“反家庭暴力熱線”發現，找她們咨詢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中，70％的女性未采取報警、向居委會或“單位”反映等措施，結果司法機關無從介入。[54]在南通監獄女子分監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顯示，有23.6％的受害女性曾向娘家及親朋好友或有關機構求助，但被求助者當中有15.6％的比率采取不答理或勸其不要聲張的態度；50％的受害女性曾迫切希望離婚，但由于得不到應有的法律、道義和行政的支持而未如愿。[55]

90年代以來，女性職工大批失業下崗，導致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急劇下降，一旦女性遭到丈夫的暴力行為，常常毫無反抗的籌碼，經濟上對丈夫的依賴導致女性只能選擇忍耐。這又鼓勵了丈夫的家庭暴力越演越烈、變本加厲。[56]

據前述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的調查，女性的經濟自主權大小與被丈夫毆打的概率成正比例關系，也就是說，女性的經濟自主程度越低，被丈夫毆打的可能性越大。例如，被丈夫毆打者的女性當中，每月在家中可以支配50元上下的人分別是52.63（上海）、48（濟南）、52（西安），可以支配51元至100元的比例為36.84（上海）、44（濟南）、36（西安），而每月可以支配450元以上的女性，只占10.53（上海）和12（西安）。[57]

前述的天津市婦聯權益部的專項研究調查也顯示，64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的受虐時間幾乎等同于她們的婚齡。這些受到家庭暴力傷害的婦女，年齡最大的68歲，年紀最小的只有26歲。這些女性在家庭暴力發生之初把夫妻間的“動手”當成平常事而容忍，導致家庭暴力不斷升級。[58]

家庭暴力還包括丈夫對妻子施行性暴力和性虐待。但遺憾的是，中國《刑法》236條中的強奸罪并未把婚內強奸規定為強奸罪的一種[59].一位女性知識分子向北京“婦女熱線”哭訴道，她的丈夫是性無能，但卻不斷地折磨她，“又咬又掐又抓”，“每到夜晚，他就一邊打著我、一邊罵著我、一邊咬著我”，“他發泄時的樣子也十分可怕，兩眼冒著兇光”，尤其令這位女士痛苦的是，她是一位受害者，卻難以得到保護和解脫，而其丈夫是施害者，卻沒有任何現存的道義和法律予以懲罰與制裁。[60]

1999年到2000年的一項有關“當代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系”調查在問卷中設了200多個問題，用隨機抽樣方法選取了5000名調查對象，回收了3820份有效答卷。這次調查發現，中國女性仍然處于一種“性屈從”的地位。例如，曾經在自己不情愿的情況下不得不過性生活的妻子占40.4；更有甚者，曾經被迫過性生活的單身女性達到25之多；對80以上的女性來說，過性生活并不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興趣，而是出于“義務”、“滿足對方”、“維持關系”等等性之外的原因。[61]

中國家庭中女性缺乏平等地位、財產權利、生育權利和遭受家庭暴力等現象有一個共同的歧視基因和文化根源，那就是男女缺乏平等，包括不平等的經濟地位、不平等的主體意識以及不平等的人格尊嚴。盡管百年來中國經歷了從清朝末年到中華民國再到人民共和國的政體變遷，有關婦女權利的法律法規逐步完善，但傳統文化仍然嫁接在現代社會經濟環境上，傳統的“男尊女卑”觀念與現代商業文化中歧視女性的基因結合，使得侵害女性家庭權利的行為不僅從王朝時代延伸到當今的現代社會，而且侵害女性家庭權利的男性往往還利用現代社會的隱私原則掩蓋其行徑。這既是所有女性的悲哀，更是現代文明的悲哀。

傳統文化、中共文化和商業文化的共同作用，使無數中國女性遭遇了無窮無盡、形形色色的家庭權利之貧困。盡管表面上中國女性百年來被剝奪、侵害和排斥的家庭財產權利、生育權利和免受家庭暴力的權利，大都是以法律糾紛、經濟沖突和家庭沖突等形態出現，但在這些現象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政治文化的基因和根源。中國女性要爭取家庭地位、改善家庭權利所應努力的方向不只是法制建設，還必須重視教育普及、文化重建和社會的心靈凈化。

注釋:

[1]有關傳統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文化的定義以及中國婦女權利貧困的理論概念，參見孫伊的“婦女權利貧困的制度因素”，見《民主中國》，2004年第7期（），2001年8月7日。

[31]LucinaCisler，“UnfinishedBusiness：BirthControlandWomen'sLiberations，”inSisterhoodisPowerful：AnAnthologyofWritingsfromtheWomen'sLiberationMovement.ed.RobinMorgan.（NewYork：RandomHouse，1970），p.309.[32]全國婦聯“婦女生育與健康”項目組，“婦女生育與健康項目簡介”，杜芳琴：前引書，頁284-285.[33]出處同注[30].[34]出處同注[32]，頁286.[35]劉祖云、邵華，“讓生育保障制度走近農村婦女”，見《中華女性網》（www.tmdps.cn/gb/2003/12/25/zgfnb/fnqy/），2003年12月25日。

[36]出處同上。

[37]山水云間，“中國婦女究竟撐起多大的天？”，下載自《人民網/強國論壇》（http://bbs.people.com.com/bbs/ReadFile？whichfile=8132&typeid=97），2004年3月8日。

[38]劉祖云、邵華：前引文。

[39]劉祖云、邵華：前引文。

[40]劉祖云、邵華：前引文。

[41]王有佳，“家庭暴力透視”，《人民日報/華東新聞》，2003年4月3日第二版。

[42]王行娟，“前言”，載高鳴亦、王行娟、丁寧的《“圍城”內的暴力──毆妻》（河南：中原農民出版社，1998年），頁5.[43]王行娟，“北京地區家庭暴力狀況調查”，高鳴亦、王行娟、丁寧：前引書，頁45-50.[44]“去年263名中國婦女死于家庭暴力”，《阿拉丁網站》（Aladding.com），2004年8月2日。

[45]冬新，“中國家庭暴力的情況與分析”，高鳴亦、王行娟、丁寧：前引書，頁16.[46]黃先碧，“對家庭暴力的思考”，《社會科學》，1997年第10期；羅萍，“中國家庭暴力的現狀、原因及法律措施淺議”，《社會學》（報刊復印資料），1998年第4期。

[47]出處同注[45]，頁24.[48]冬新：前引文，頁27.[49]胡曼筠，“天津婦女遭家暴調查，‘甲女丁男’成新導火索”，《新華網》,2004年9月7日。

[50]出處同上。

[51]王行娟，“北京地區家庭暴力狀況調查”，高鳴亦、王行娟、丁寧：前引書，頁54.[52]冬新，前引文，頁25.[53]《北京晚報》，2004年8月2日。

[54]王有佳，“家庭暴力透視”，《人民日報/華東新聞》，2003年4月3日第2版。

[55]出處同上。

[56]王行娟，“前言”，高鳴亦、王行娟、丁寧：前引書，頁7-11.[57]冬新，前引文，頁22.[58]出處同注[49].[59]《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頁8.[60]張圣芬，“性的虐待”，高鳴亦、王行娟、丁寧：前引書，頁185-189.[61]“性屈從？──中國女性性現狀調查”，《新聞周刊》，2004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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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與地位(精)

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與作用

要了解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認識家庭中 的女性都包括什么。它包括:祖母、外祖母、母親、媳婦、女兒等。對于已婚女性來說,她 在家庭中身兼母親和妻子的 雙重重要角色,對家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可是很多人都 說,女人在家不就是做做家務、帶帶孩子么,很多女人也這 樣認為,從思想上就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真的是這 樣么?真的只是帶帶孩子做做家務這么簡單么?其實不然, 我從下面幾個方面分析一下,就能看出,女性在家庭中的作 用非常重要。

簡單的概括就是 女性是構建和諧家庭的基礎力量

社會如大海,家庭像港灣,女性是港灣的守護者。老人 要在此安度晚年,孩子要在此培育成長,事業之舟要在此補 充給養、維護修整。女性作為母親,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 在青少年教育中,家庭與學校的教育責任同樣重要。家庭教 育是“人之初”的教育, 是生活化的教育, 母親是孩子性格、習慣、品格的教導者和示范者。是孩子的啟蒙老師。女性作 為妻子、作為人母,以往更多地承擔家務勞動,而新社會、新形勢下的現代家庭,對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代女性 的家務必須從傳統的“圍繞灶臺轉”賦予新的內容,讓有知 識、有道德、有修養的女性引導家庭成員自強自立、積極進 取,以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構筑幸福美好的生活、精神充

實的具有較高生活層次的現代家庭,女性便成為構建和諧家 庭的基礎力量。具體分析一下:

一、女性是家庭穩定的重要保障者。

家庭的主要關系就是夫妻關系和親子關系,而女性在這 些關系中均占很大比例,所以一個家庭的穩定與否,某種意 義上取決于女性作用的發揮。夫妻關系是家庭關系的核心。夫妻關系默契,必然會為子女心理,生理及智力發展營造融 洽的和諧家庭氛圍。反之,子女的方方面面就會遭受不良影 響。

二、女性是對子女進行教育的主要承擔者和實施者。我們從古今中外的家庭事例可以看到這樣的事實:一個 人的成長、性格的養成、人生價值觀的培養,跟母親(包括 繼母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當然也包括生活在一起的祖母 或外祖母的影響。但主要是來自母親的影響。

可是如果繼續深入追究下去,這個所謂的母親,其實當 初也是一個女孩子而已,也是一個生活在母親影響之下的女 兒、一個小女孩。也就是說,今天的一個母親,當她還是一 個女兒的時候,就已經在接受她的母親的影響了。

不僅如此,一個還沒有自己孩子的女人、女孩、女子, 在沒有成為母親之前,她就已經在成長為一個合格的或不合 格的母親了。也就是說,一個女孩成為什么樣的母親,并不

是從生孩子那一刻開始的,而是這個女子過去所有年月的人 生修養的總的結果,就是她今天的這個樣子。而祖母或外祖 母,則是母親這個角色的延續。

毛澤東之所以成為新中國的締造者,因為他有一個慈悲 助人的母親。愛迪生之所以成為偉大的發明家,因為他有一個自信自 強樂觀的母親。拿破侖希爾之所以成功學的鼻祖,因為他有一個民主平等愛心的繼母。家庭是塑造人, 教育人的第一所也是最重要的一所學校。《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提出:“家庭是人們接受道德教 育最早的地方。”而母親由于其雙重身份,其作用又是最重 要的。母親是孩子最好的老師,中國有句俗話“看孩子,先 看娘”,可見母親對孩子的有著其極其巨大,深刻、久遠的 影響,而且對孩子的智力、意志、情感、品性等方面有著難 以估量的作用。可見,母親的教育、教化直接影響下一代的 成材與否。

(三女性是家庭成員情感的呵護者和治療者。

家庭永遠是人情感的棲息地和避風港。家庭所提供的特 有的溫馨和諧氛圍是家庭成員身體、心理健康發展所必不可 少的環境。而女性天生所具有的似水柔情和親合力使其成為

家庭成員在疲憊、失落、苦惱和難過的時候永遠值得信賴的 安全港灣。(四 女性是家庭財富的創造者和管理者。

家庭自古以來就是滿足個人生存和發展需求的重要場 所。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家庭的生產功能日趨虛弱,而 消費功能越來越突出。家庭的日常開銷,父母對子女的撫養 教育及其子女對父母的贍養扶助,都是一項重要的開支。它 需要全體家庭成員為此努力。由于女性的解放,她們很多已 走出家庭,在社會的不同行業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家庭 財富創造和積累作著貢獻。隨著女性素質的提高,加上其天 生具有的特質,女性能夠對家庭的經濟結構即家庭成員的收 入結構、家庭的消費結構和家庭經濟的組合方式作出合理的 統籌安排。量入為出,實現收支平衡;根據生活需要安排消 費,爭取最佳效益;以身作則,實現家庭經濟的民主管理。從上述幾方面,我們可以明確的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 就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是極其重要的。

那么下面我們要討論的就是在家庭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 用的女性們的地位的演變史。

自古以來中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向來不高。宋代以來 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摧殘女性的纏足現 象,它首先是為了取悅于男子的審美需求和性欲偏好,同時 迫使女性深居閨房,不問世事,禁錮家中,成為男性的家奴 和性奴。有西方學者認為,“纏足是一種政治機制,它反映

和存續了婦女社會和心理的劣勢;纏足將婦女牢牢地固定在 特定的位置、特定的功能”,而且纏足又“是公眾態度,是 大眾文化──它是 10個世紀中數以百萬計的婦女作為真正 的女人的生活方式的關鍵所在”。

“五四”運動以來, 纏足現象逐漸廢止, “新文化運動” 帶來了許多新的風氣,但家庭中的夫權觀念、女性的相夫教 子功能和女子的“三從四德”文化,在民國時期一直

占據主 流。在夫權主導下的家庭里,妻子必須聽命于丈夫,女兒必 須服從于父母,媳婦必須聽命于公婆,許多女性的家庭權益 被嚴重侵犯。尤其糟糕的是,家庭中侵犯女性權益的主要侵 害者常常也是女性──如婆婆、后母。“多年媳婦熬成婆” 的婆婆們經常以一種不健康的心態,重復自己的婆婆當年的 壓迫手段,甚至變本加厲地侵犯媳婦的權益和人身自由。后 母虐待非親生之女兒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即便在家中未遇到 婆婆或后母的迫害,女性也得面臨代表父權的父親和公公的 壓力,男性家長經常任意剝奪女性婚姻自主和經濟自主的權 利。

1949年以后,婦女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改善,但婦女解放 運動并未深入到家庭之中,政治運動的風暴也未危及家庭中 男人的優越地位。雖然傳統文化鼓吹的“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文化受到明顯的沖擊,但在毛澤東時 代女性卻又多了另外的“二從”,即“從國家”、“從單 位”。20世紀 90年代以來,企業普遍在就業、薪資、提升

等多方面對女性員工采取歧視性做法,女性不僅難找工作, 而且處處受到福利和待遇上的歧視。全國婦聯 2001年第二 次婦女地位調查的結果表明,從 1990到 1999年,城市女性 與男性的工資比率從 77.5比 100下降到 70.1比 100,而在 農村則從 79比 100下降到 59.6比 100。女性社會地位的下 降自然影響到她們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隨著城市里越來越 多的女性被迫離開職場、退回家庭,城市失業者中下崗女工 越來越多。退回家中的女性盡管不再外出辛苦工作,但心理 壓力和痛苦卻成倍增加。那些仍在工作的女性則不得不降格 以求,不僅被迫接受低工資、少福利的歧視。

在農村,家庭責任承包制實行后,農民家庭普遍需要男 性強勞力承擔重體力活,再加上人民公社時期的鄉村福利制 度和“五保戶”制度的崩潰,農民家庭的老人贍養只能依靠 兒子,出嫁的女性、離婚女性在責任田、口糧田及土地補償 費方面都得不到公正的對待,于是農村中女性的社會地位明 顯下降。

進入新世紀以來,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隨著 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我國社會迎來了一個思想大解放、社 會大變革、經濟大發展、生活大改善的充滿生機

和活力的黃 金時代。現代女性以家庭中男女平等為起點,積極參與經濟 建設,接受現代信息,適應發展形勢,重新認識自己在社會 和家庭中的地位和價值,特別是對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進行

全新定位,既保持了舊女性的傳統美德,又體現了現代女性 的心智與才情。一是“女主內”的觀念被重新定義。新中國成立前, “男 主外、女主內”、“男治國、女持家”的角色定位,沿襲數 千年不變,形成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束縛著一代又一代的 婦女。改革開放后,廣大婦女大膽地沖出家門,步入社會, 走進新朝代,在婦聯“雙學雙比”、“巾幗建功”的大旗召 喚下,涌現了一大批奮發有為的“女能手”、“三八紅旗 手”以及有較高政治覺悟的女領導干部,她們的才干得到了 社會的肯定和男子的尊重。但是深受傳統文化熏陶的現代女 性作為妻子、母親、媳婦,永遠都是家庭的支柱。她們在事 業上拼搏得可歌可泣的時候,仍然懷著一顆充盈著母愛的 心。“相夫教子”不僅是幾千年歷史帶給她們的情結,也是 現實社會對她們的殷切期望。在社會角色與家庭角色沖突不 可避免的時候,很多女性做出了大氣度的選擇:內外兼修。出則“巾幗不讓須眉”;入則“賢妻良母孝媳”。

現在,大部分女性在家庭事務中由原來的聽令執行、具 體操辦偏向于自主決策、承擔責任。如參加社會勞動,成為 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與丈夫一起規劃家庭發展遠 景,決定消費支出。協調家庭內部人際關系,應對各種家庭 變故等,使“女主內”的“主”字實實在在地顯示出女性沉 著堅韌、細心周到的特質。已不局限于當好“大后方”,分

享“軍功章”,“母憑子貴”、“妻以夫榮”。現代女性更 多的是重視自身的成長以及家庭成員的平等互助,那種“成 就你,犧牲我”的做法,不再是“賢妻良母”的必然選擇。由傳統的“每個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個好女人在默默 的支持著”,變成了更多的女性選擇了與男性一起并肩作 戰,共同打拼天下,成就事業,更多的成為了男性事業上的 左膀右臂,家庭中的知心愛人。而傳統的“男主外,女主 內”,也被重新定義,更多的變為男人在外面聯系業務,女 人在家中管理生產,女性真正實現了在家庭和事業中的“半 邊天”。她們的家庭都幸福美滿,女性在家中也得到男性的 尊重。

二是“多重角色”互動,巧奏家庭和諧曲。女性的感情 豐沛、溫柔細膩, 更有利于她們在家庭中扮演“多重角色”, 為每個成員構建一個溫馨的精神家園。隨著經濟的發展,人 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日趨上 升,家庭成為人們休養生息、孕育與傳遞文化的搖籃。拿破 倫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推動搖籃的手是推動地球的 手”。而輕輕推動這個搖籃的,非女性莫屬。現代人在對名 利的追逐疲憊之時,轉向對身體、心理健康的日益重視,這 時, 女性在家庭中適時扮演了“家庭護士”、“心理醫生”、“營養師”等角色,更多的女性更加注重自己的內外兼修, 注重學習。女性以真善美的心靈,美化著家居環境,提升著 家庭的文化品位,凈化著家庭乃至社會的空氣。在對家庭和

諧幸福的執著追求中,女性也在不斷地提高自身的素質和修 養,完成一次次鳳凰涅磐。

我們常用“家庭主婦”來形容一個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 和作用。“主婦”意味著女人已經翻身得解放,從“半邊 天”的角色走向了主人的位置。所以,“主婦”二字,一定 程度上,說明了女人在家庭中占有主體地位,發揮著主導作 用。女人的獨立與自由,是社會的一種進步,但隨著時代的 發展,由于人們婚姻觀、人生觀、價值觀等的不同,男女所 構成的夫妻關系,盡管從法律的角度上講是平等的,但由于 感情、經濟、性格等因素的介入,一個女人在家庭中做“什 么樣”的太太,細細推究,還是有類型可分的。下面我們就 來看一下女人在家庭中的十種地位 :

1、女皇型

小事情都由自己做主,男人在家中根本沒有說話的權利,甚 至沒有自由,凡事都得經太太同意才能做。這是典型的“女 強男弱”型的家庭關系,一般是由于男人很窩囊,或者是男 人太愛自己的妻子,過分嬌縱的緣故而形成的。

2、保姆型

女人由于經濟地位的不獨立,或者是男女雙方的地位懸 殊太大,或者是女人在性格中的過分懦弱,在家中處于弱勢 地位,長期形成了逆來順受的習慣,而把自己變成了全家人 的保姆。這樣的太太,對上要侍奉公婆,對下要撫育孩子, 對老公還要百依百順。是純粹的忘我型,沒有自我的女人。這種類型的太太,其實也還包括那些“全職太太”。全職太 太看起來似乎是養尊處優,實際上,只不過是具有主人地位 的高級保姆。

3、管家型

太太是家里的財政部長,統籌安排全家的收支。象一個 單位的會計出納人員,精打細算,但一般是真正過日子的好 手。因為是管家,所以還是把做主的權利讓給老公,而把自 己的意見擺出來即可。這類太太大多辦事果斷干練,但因為

免老太婆式的嘮叨

4、伙伴型

也可稱為是合作型的,夫妻之間的關系如同合作伙伴, 經濟各自對立,財產實行公證,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分的 清清楚楚。家庭支出實行 AA 制。贍養老人撫養孩子所需要 的經費,都實行各自承擔的方式。這種類型的夫妻關系,多 出自于再婚家庭,但未來的發展空間很大。

5、情人型

多為兩地生活的夫妻,當然也包括不受法律保護的事實 婚姻中的名副其實的“情人”。兩地生活的夫妻, 由于工作、房子、再婚等客觀因素,造成了兩個人相聚的困難,因此這 種太太在法律保護的婚姻內,占據了主婦的地位,實質上和 老公的關系卻如同情人, 聚少離多。而陳倉暗渡的“情人” 型的太太,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名不正言不順,恐怕只 能被冠以“二奶”的稱號。如果想要變成正宗的太太,還需 要繼續努力。

6、留守型

這類太太,在家庭中依然是“主婦”的地位,但實質上 卻如同是花瓶一樣的擺設。因為老公要么是遠渡重洋,要么 是在外面已經又筑新巢。由于財產、孩子、名譽等問題,不

實亡的家庭。

7、合同型

一紙婚書,不過是簽訂了永久或者是短期的合同。當初 結婚并不是出于兩情相悅,而是由于為了達到自己的某種目 的。這種婚姻帶有很大的功利性,所以夫妻之間的關系,只 是履行了一種法律上的義務。這種家庭極不穩定, 也不安寧, 日子要么過得如一灘死水, 要么是小吵天天有, 大吵三六九。一朝時機成熟,合同撕毀的非常容易。

8、依附型

這種太太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從感情上,都有很強的 依賴性。把男人當作了自己一生的靠山,男人是真正的家庭 支柱。而一旦離開了男人的呵護,自己就無所適從。如果是 經濟上的依賴, 表現為女人生存能力很差, 生活上很難自理;而如果是情感上的依賴,這樣的女人多為嬌生慣養,當然也 包括懶惰的女人。

9、知己型

這類太太和老公的關系很密切。夫妻之間心有靈犀,配 合默契。女人不僅能理解自己的老公,而且能適時地為老公 準備好一切,并且無論是在事業還是生活中,都是老公的好 助手。與老公常常保持朋友間的真誠,親人間的愛護,情人 般的激情。家庭生活既充實又浪漫。

10、親人型

這類型的太太,與老公的關系,既有母子,又有兄妹, 甚至還有父女般多種成分混合在一起。是真正的血脈相連, 水乳 龘 交融。在這樣的家庭中,女人大多很溫柔,也善于思 考,能把家庭經營的和 龘 諧而穩定。讓男人感覺到是一種真 正的幸福。

作為已婚女性,我們在家庭中應該成為哪種太太呢?而 我們又怎樣成為一名合格的太太呢? 實踐證明女性作為母親和妻子的雙重角色,是“和諧家 庭”的核心,對和諧家庭氛圍的營造、良好家風的形成以及 家庭成員素質的提高有著至關重要和無可取代的作用。女性 在家庭中擁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的作用,歸結到一點, 女性的文明進步帶動家庭的和諧。一個家庭主婦的素質對她 的父母、配偶和子女都有巨大的影響,從某種程度上說,她 直接影響三代人的生活質量,影響家庭的和諧程度。所以, 提高女性綜合素質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那么女性應當具有什么樣的素質才能更好的發揮其作 用,促進家庭和諧呢?(一 科學文化素質。教育子女是一項及其復雜的工程, 由于母親這一身份的特殊性,使其成為這項工程中最主要的 角色。母親的素質決定子女的素質,決定著國家的希望,女 性是產生希望的希望。女性素質越高,她就越明了家庭和社 會的關系,家庭對于社會的重要性,其協調家庭各種關系的 能力、管理家庭事物的能力、撫養子女的能力和其合理運用 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就越強,這樣,家庭的氛圍就 越融洽、溫馨、和諧。反之,則是家庭悲劇一幕幕的上演, 社會的不和諧之音越來越多。

(二思想道德素質。家庭倫理道德是維系家庭關系、保障家庭溫馨幸福和社會文明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隨著社 會的急劇發展,在現代家庭中夫妻沖突愈演愈烈,各種夫妻 矛盾不斷升級。加上中國已經進入 “未富先老” 的國家行列, 老齡化問題也日益嚴重,老人的精神贍養問題面臨著巨大挑 戰。而具有高尚道德的婦女在家庭中能夠尊老愛幼,相夫教 子、勤儉持家、團結鄰里等, 對整個家庭成員產生重大影響, 為構建和諧家庭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不斷覺醒的主體意識。在新時期女性只有對自身 在社會中的角色做出合理定位,強化自身的社會意識和自我 權益受到侵犯時,自覺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才會以積極 進取的姿態參與社會競爭, 發揮其自主性、積極性、創造性。為此,女性要自覺擺脫各種封建殘余思想,克服依附男性的 觀念。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和創新能力。

怎樣才能讓女性具備這樣的素質呢?（一、必須打牢提高女性的理論根底

一個家庭主婦的文化素質對她們的父母、配偶和子女都 有巨大的影響,女性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三代人的生活質 量,影響家庭的和諧程度。因此必須加強理論知識學習,廣 大女性要通過學習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了解新時 期社會發展的主旋律,用科學的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不斷 提高自身政治理論修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二、必須提高女性的思想道德素質

現代婚姻家庭是以情感和義務為基礎,家庭中的愛心和 責任感是不可分割的。家庭倫理道德是維系家庭關系、保障 家庭溫馨幸福和社會文明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家庭是人們

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女性具有雙重身份,其作用是最 重要的。喬治—赫伯特曾經說過,一個好的母親抵得上學校 的 100個老師。德國教育家福祿培說

過:“國家的命運與其 說掌握在當權者手中,倒不如說是掌握在母親手中”。女性 的思想道德素質,對于和諧家庭的創建有著難以估量的作 用。女性要從自己做起,不斷加強品性修養,培養高尚的道 德情操,為在家庭中形成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儉持家、鄰里團結的良好家風做出自己的努力。家庭關系要以平等為 前提,優育與厚養相結合,科學和樂觀相結合,實現家庭和 諧與社會和諧協調發展。

3、必須提升女性業務技能

近年來,各級婦聯組織開展各個階層多個層面的學習培 訓活動,加強對女性的業務知識培訓 , 為女性提高自身技能 搭建平臺無疑,這是一個良策。女性自身應通過參加不同層 次、不同類型的女性群體的學習和培訓活動,加強相互間交 流互動,強化社會實踐,在三個文明建設的一線大顯身手, 展示風采,多作貢獻。提高自己適應外部變化、理智化解家 庭矛盾的能力,為提高每個家庭成員素質、適應社會奠定基 礎。

4、要在現代女性中提出“在家庭中成長、提升家庭質 量”的新主張。目前,現代女性對事業促進自我進步已經形 成共識,卻對家庭對自我成長的作用缺乏概念。事實上,我

們今天談女性對家庭的作用與家庭對女性的作用是相互的，相輔相成的。明確這一點，將使女性在事業與家庭之間獲得 才智與情感雙重的發展與成熟。

6、要在現代女性中倡導“做知識主婦、情趣主婦、快樂 主婦”。在家庭中建立互動關系，重視溝通與分享，使家成 為所有人的快樂源泉和情感歸屬。廣大婦女要樹立現代家庭觀念，學習科學教子的知識和 方法，崇尚科學、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追求充實健康的 精神文化生活，充分發揮女性在構建和諧家庭構建中的積極 作用，從而促進家庭和諧，乃至社會和諧，推進社會的文明 進步。16

第四篇：女性權利 女性地位英語演講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girls, we must realize where we are now.In the summer holiday, I attended my older sister's wedding.During her speech what an old lady said was very impressive.She said that women's status has been improved notably since in the ancient times women are not allowed to say a word in the wedding.Yes, I do confess.Women's status has been improved.Yet does it mean that man and women are totally equal? Of cause not.We must realize that there is still a mountain of sexist convinced that women are 60% of a person.Unfair treatment toward women can be found in many spheres.In the occupational area, there is a tragic barrier that closes the door on women.Luckily, some women overcome all the difficulty in the way, but limited tear-drenched money makes them inferior than man, and women are always the first one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layoffs and cutbacks.As for the education, a statistic shows that city man's schooling level is generally higher than women.This situation is even worse in the country area.But what makes man's hair stand on end is about the housework.Man thinks it is an unalterable principle that women do the housework.Obviously, old cultural suicide is drinking women's blood.However, we cannot sit still waiting for death.We must rise up with a firm sense of self-esteem and say to ourselves and to the world, “I am a person I am a queen”.We must study hard and work hard to improve the condition of women.We must try our best to create a bright tomorrow that man and women are equal!

第五篇：淺析民政部門在構建和諧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

淺析民政部門

在和諧家庭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要]隨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目標的提出，和諧家庭建設也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重要課題之一。在和諧社會、和諧家庭建設進程中，民政部門扮演著不可或缺和舉足輕重的角色，發揮著基礎性的兜底式的作用。本文結合民政部門的工作任務和職責，就民政部門在和諧家庭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初探，以推進民政工作順利開展。

[關鍵詞]民政部門和諧社會和諧家庭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目標，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也是一項十分重要的系統工程。家庭是人們生活的基本場所，稱之為社會細胞、也稱為驛站，家庭和諧是社會和諧的根本。民政工作作為實踐“三個代表”、落實科學發展觀和體現“執政為民”的重要方面，作為社會和諧的基礎工程、社會穩定的“減震器”，改革發展的“助推器”，在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諸城中地位重要，職能明確，作用明顯。本文就在構建和諧家庭建設進程中，民政部門所處的地位與作用作了一些調研和思考，旨在為推進新時期民政工作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提高認識，準確定位，找準民政部門在和諧家庭建設中的著力點 朱德同志曾說，民政部門是人民群眾的組織部。民政工作的對象是廣大人民群眾，無論是社區建設、救災救濟、城市低保、社會福利、優撫安置、老齡工作，還是婚姻登記、殯葬改革、兒童收養等，都與人民群眾的利益密切相關，其中不少工作還直接為孤寡老人、殘疾人、孤殘兒童、下崗失業人員、災民等困難群眾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因此，從工作性質上講，民政部門是困難群眾和社會弱勢群體在思想上的知情人、感情上的貼心人、呼聲上的代言人、權益上的維護人、排憂解難的辦事人、黨的溫暖的傳遞人，是救助弱勢群體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織保障。

和諧家庭是以家庭成員的全面發展為基礎，家庭成員之間、家庭與社會之間、家庭與自然之間相互和諧，是新型文明家庭模式。隨著社會的發展，各種社會矛盾浮出水面，產生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傳統的道德逐漸弱化、新的道德規范遲遲不能成形，直接影響和諧家庭建設。要解決這些新問題，除了政策、法律要適應時代的新要求外，民政部門要下大氣力以保障和維護群眾的切身利益為重點，不斷促進和諧家庭建設。

（一）民政工作的對象決定民政部門在和諧家庭建設中的“橋頭堡”作用

毛澤東同志曾說過：“民政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基本職責是以民為本、為民解困，直接面對基層群眾，直接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緊密相連，擔負著維護和保障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困難群眾基本生活權益的重要職責。隨著社會加型加劇、城市建設進程加快，家庭的發展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男女兩性發展不平衡、單親家庭生活、重癥兒救助、困難家庭優扶等 1

等問題都需要民政部門維護和保障，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民間組織管理、婚姻登記等民政工作幾乎覆蓋了全體社會成員。因此，將“保障民生、維護民利、落實民權”的要求落到實處，對于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二）民政工作的內容決定民政部門在和諧家庭建設中的“潤滑劑”作用

民政部門作為政府管理有關社會行政事務的職能部門，主管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區建設、民間組織、優撫安置、區劃地名、婚姻、殯葬等20多項工作，主要職責就是關注民生、發展民主和服務社會。可以說，民政工作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基點，是實現社會安定有序的基石，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基礎，是和諧家庭建設的潤滑劑。推動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實施，有利于提高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維護了婦女的權益，保障了家庭的和睦；健全社會救助體系，解決好城鄉困難家庭、弱勢群體的救助工作為化解城鄉社會各種矛盾，順利推進和諧家庭建設創造了良好社會環境；將維護好老年人和兒童的合法權益放在建設“和諧家庭”的重要位置、廣泛開展雙擁優撫安置工作，以保障老年人、兒童和廣大優撫對象的合法權益，及時化解和排除各種矛盾，有利于家庭和諧，更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團結。做好上述工作，能夠讓困難群眾、困難家庭充分感受黨和政府的溫暖，有助于緩解干群關系。

（三）民政工作的地位決定民政部門在和諧家庭建設中的“主力軍”作用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人民群眾的思想空前活躍，價值取向出現了多樣化，家庭成員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需求呈現多樣性；社會生活、生產方式的變化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等等給家庭領域帶來了一些沖擊和不和諧因素。民政部門作為主管社會行政事務的職能部門，在新形勢下，其自身的地位、職能、服務對象等明顯發生變化。一是地位提升。民政工作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的聯系明顯加強。城鄉居民最低生產保障、民間組織管理、扶貧濟困、擁軍優撫、殯葬改革等工作，有利于繼承和發揚傳統美德，形成社會主義道德新風尚。二是職能加強。民政工作涉及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是和諧社會、家庭建設的基礎。民政部門通過便捷高效廉潔的社會管理和熱情周到的公共服務，不斷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提高社會組織程度、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產業經濟發展提供組織保障；進一步落實和維護老年人、殘疾人、流浪乞討人員等社會特殊群體基本生活權益，使他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促進形成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相處。三是任務加重。隨著社會轉型、城鄉房籍制度的改革以及社區建設，原來的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工作轉變為民政牽頭、塊塊為主、社區承辦，民政部門的工作領域進一步擴大，社會管理和服務任務加重。

二、改善民生、落實民權、維護民利，充分發揮民政部門在和諧家庭建設中的“減震器”作用

民政工作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基點，是實現社會安定有序的基石，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基礎。民政工作事關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事關社會管理、民主政治建設，是和諧家庭建設的題中之義。因此，民政工作在協調利益、化解矛盾、促進和諧家庭建設中承擔著非常重要的任務。同時，做好民政工作，對維護諸城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解決民生，為和諧家庭建設奠定堅實的群眾基礎。民政工作與人民群眾的利益息息相關，必須著眼于促進社會公平，關注困難群眾，關注弱勢群眾，實實在在為他們排憂解難。實現家庭和社會的和諧發展離不開完善的社會救助體系，完善的、相互配套的社會救助是實現和諧的基本保障。近年來，民政部門在建設社會保障體系、解決困難群眾生產生活問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與日益增長的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不在一定的差別，民政部要求進一步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制度健全、相互銜接的新型社會救助體系，有效保障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權益，在保障民生方面發揮“兜底”作用；大力發展以扶老、助殘、救孤、濟困為重點的社會福利事業，切實提高孤老殘幼等特殊群體的保障水平；深化改革，完善優撫安置政策，逐步建立優撫安置的保障機制，切實維護優撫對象的合法權益，為和諧家庭建設奠定基礎。

（二）落實民權，為和諧家庭建設搭建綜合平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十七屆四中全會正致力探索以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中國式民主政治道路”。發展基層民主，落實好民主權利，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在要求，也是和諧社會和家庭建設的重要保證。男女平等、兩性和諧是構建和諧家庭、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一個和諧的社會必然是一個人人享有平等的機遇和權利，各盡所能、各得其所的社會，也必須是一個注重男女公平、平等、和諧發展的社會。通過完善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機制、健全婦女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建立健全家庭矛盾調處機制和家庭文化建設機制，形成一種包容、豁達、健康、文明、科學的生活方式，保證家庭的和諧穩定；通過進一步健全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規范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形式、內容和程序，能夠形成有效協調利益、化解矛盾、排憂解難的機制，激發廣大農村群眾民主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引導農民以理性合法形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規范有序參與村務決策和管理，增強農村基層的凝聚力和創造力，促進人際關系和家庭關系的和諧健康發展。

（三）維護民利，為和諧家庭建設消除矛盾隱患。民政部門在體現社會成員公平正義、協調理順分配關系、平衡不同群體利益關系，妥善解決和化解人民內部矛盾上，具有其他部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民政工作許多事務涉及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對老百姓提出的問題，工作人員需要確實做到有求必應，有問必答。暢通政府調解和司法救濟途徑，把暢通信訪渠道作為保障群眾民主權利，落實群眾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增強政府工作透明度的一項重要措施來抓。高度重視民政來信來訪，實行信訪責任制，對群眾反映的現象和事實，在調查核實的基礎上，給予答復，有明確法律依據的，依據法規條文辦事，沒有政策法規要求的，應參照有關要求予以特殊處理，在不違反法規的前提下，做到急事急辦，特事特辦，平常事按時辦，切實當好在民事糾紛、政事紛爭上的裁決員。變“上訪”為“下訪”，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切實維護民利。

三、強化隊伍、依法行政、廉潔從政，為發揮民政部門在和諧家庭建設中的作用提供組織保證

當前急速變化的社會經濟環境，使當代中國婚姻家庭也處在巨大的變化之中，經濟的多元化帶來了觀念的多元化，人們對待婚姻家庭有了新的追求，但同時面臨的新問題，如家庭中婚姻關系不穩定因素增多，導致穩定性下降；家庭教育失當，子女教育出現重智育輕德育、重個性輕社會的不良現象；家庭暴力，侵害兒童、婦女和老人合法權利的現象時有發生；道德失范、誠信缺失、拜金主義和理想信念動搖等等，嚴重影響了家庭的和諧。民政部門作為人民群眾的組織部門，在新的形勢下工作任務越來越繁重，地位越來越重要，作用越來越突出，建設一支政治強、作風硬、業務精的民政干部隊伍是完成各項工作任務，推動民政事業不斷向前發展的迫切需要。

（一）要切實樹好形象。民政部門、民政工作者要在為民求和諧中樹立起推動工作的形象，對人民負責的形象和公正廉潔的形象。做到“以人為本、為民解困”。低保戶、五保戶、重點優撫對象、單親家庭、婦女兒童等社會弱勢群體反映訴求和維護自身權利比較弱，需要黨和政府給予多方面的關心和照顧，需要民政部門作為代言人。民政工作者就要把關注弱勢群體作為本職責任，并做必須從思想上真正明確人民群眾是黨的執政基礎，載舟之水；必須把對人民群眾充滿深厚感情作為一種責任；必須把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愿望當作第一信號；必須提高與人民群眾互相溝通的能力和水平。

（二）要切實端正作風。民政部門要把群眾的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把為群眾排憂解難作為第一要務，把群眾滿意度作為工作的第一標準。真正做到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解決民生、落實民權、維護民利。各級領導要率先垂范，端正領導作風，民政工作人員要有強烈的責任心和積極干事創業的精神，在工作中自覺形成竭誠為民的作風、求真務實的作風、科學嚴謹的作風、依靠群眾的作風、民主平等的作風、廉潔自律的作風。按照政治堅定、求真務實、勤政廉潔、開拓創新的要求，不斷開創民政工作的新局面。

（三）要切實發揮作用。各級民政部門在和諧社會、家庭建設中應突出職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要做好城鄉困難家庭的救助工作；要將維護好老年人和兒童的合法權益放在和諧家庭建設的重要位置；要將婚姻登記、殯儀服務列入和諧家庭建設的重要內容；要落實、保障好優撫對象的合法權益。同時，加快推進軍休工作融入社區的改革步伐，研究探索軍休干部分散安置管理的新路子，使民政部門真正成為維護婚姻家庭的“穩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