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創新社會管理談政府同非營利組織的互動

上海立信會計學院 1117000328 從創新社會管理談政府同非營利組織的互動

2012年11月8日，胡錦濤同志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性，非營利組織作為公民社會的標志，理當一馬當先。

然我國大陸非營利組織 “整體上出于發育不良狀態，還沒有能力自主選擇和開辟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可以說基本上正處于拾遺補缺的地位”【1林震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與我國的對策【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2 1】。因此我認為在創新社會管理中，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可以進行互動，方式可以為相互補充，相互監督。

相互補充：

相互補充的前提是相互信任。中國大陸政府的地位占對優勢，一些大規模的項目往往開展于政府和官辦民助的非營組織，某種程度上來說，政府并不信任純粹民間的組織；而非營利組織應該看到在政府部門已經了解到非營利組織在一些大事尤其是汶川大地震中顯示的強大號召力以它們的專業性，選擇信任政府。

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補充

1管理、法律制度

大陸非營利組織存在這樣一個現象：嚴格的準入制度使得一部分的非營利組織以企業的身份等級注冊。根據專家估計，目前全國尚未取得合法身份的非營利組織的數量要超過100萬。【2李珍剛 當代中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互動關系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119】同時在現行條例中規定，“在同一行政區域內，已有業務范圍相同或者相似的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沒有必要成立的，對于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申請不予批準。”【3李珍剛 當代中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互動關系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121】如上的非競爭性原則只會形成非營利組織的壟斷局面，一家獨大，競爭力下降。所以，政府應該降低門檻，并鼓勵競爭，優勝劣汰。

在法律上，《公益事業捐贈法》明確鼓勵對包括非營利組織在內的社會公益事業的社會捐贈等。但是它具有實質性作用嗎？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說：“中國雖然有很明確的稅收優惠政策，但很多人捐款之后還是沒有申請免稅，除了有不了解稅法的原因之外，也有因申請免稅手續繁瑣而放棄的。”所以，我們建議在減稅的程序上和稅法的完善上做好文章，而不是盲目要求捐贈減免稅收。

2.資金支持

非營利組織活動所需開支與它能募集到的資源之間存在巨大的缺口【4吳東民，董西明主編 非營利組織管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24】在有關非營利組織遇到的問題調查數據中，缺乏資金的比例最高達41.4%，其次為缺乏活動場所與辦公設備達11.7%，這些缺乏的固定資本也可以廣義的理解為是資金的缺乏，再次為人才的缺乏達9.9%，民間流行這樣一句話，大陸一流人才在政府，二流在營利性企業，三流在非營利性企業，而發達國家則相反。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導致一留人才往政府流動的原因，無非非營利組織的資金不夠充分，無經濟實力聘請高能力、高學歷的管理人才。建議政府委任非營利組織稍大的項目。

非營利組織作為獨立的部門，對政府進行補充的前提： 1加強人力資源管理

“公益是一個行業，是一份職業，更是一個專業。”有遠見的領導者將引導管理者向著使命前進，而好的管理者能夠從復雜的數據中整理出一套系統的制度和方法。作為組織的血肉的志愿者，流動性賦予了他們獨特魅力，然公益領域需要更多的是專業人才。所以需要建立與完善志愿者管理機制，但由于政策、資金原因，導致現今志愿活動面臨培訓費用、安全保障等問題。

2提升社會公信力

“河南宋慶齡基金會”，乍一聽，大多數人會認為是宋慶齡基金會的分部之類的，然它們兩者并無組織上的聯系。河南的宋慶齡雕像一事，正如郭美美、盧美美事件一般，已經讓公眾對慈善組織產生質疑，這類信任危機也同時在向非營利組織蔓延，非營利組織支出的不透明性也讓我們暗升疑惑。提升社會公信力，組織必須將支出透明公開。

相互監督：

既然非營利組織難以申請，那些最終成功注冊為非營利組織它們的情況如何呢？實踐表明，政府對它們的管理是很寬松的。市場和政府都會失靈，作為第三部門的非營利組織自然也存在著這方面的問題，而且因為公眾對于非營利組織投注于更多的期盼與信任，所以非營利組織的一點點違法都會傷害公眾脆落的神經。因此，需要政府法律法規上的監督，同時還需要社會第三方的監督，組織可以采取支出透明公開化，坦誠接受來自大眾的、捐贈者的監督。比如，美國有一個第三方監督機構同樣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它的職責是監督其他非營利組織。

非營利組織不以營利為目的，它應該代表著公眾的利益。如綠色和平曝美機構用中國兒童做轉基因大米試驗，呼吁中國政府調查項目全過程。非營利組織應負起監督的重則。

只有政府和非營利組織開展真正的良性互動，創新型社會才會形成，公民社會的目標也不在遙遠。

第二篇：基層政府如何創新社會管理

淺談鄉鎮開展社會管理創新

社會管理創新要注重黨的領導，以達到公平正義、社會秩序良好、公眾積極參與的新格局。

2004年6月我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2011年2月19日，胡錦濤在中央黨校提出要以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突出問題為突破口，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加強社會管理法律、體制、能力建設，維護人民群眾權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持社會良好秩序，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穩定。

一、鄉鎮開展社會管理創新的背景和意義

從大環境講，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是黨為了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剛剛召開了市委三屆九次全委會明確提出要實施“共富十二條”，縮小三大差距，在全國率先舉起了縮小三大差距的大旗，而目前重慶還是一個農村人口比較多的直轄市，縮差任務十分繁重。而目前大多數鄉鎮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觀念上忽略社會管理創新，習慣安于現狀，用過去的模式進行社會管理。尤其是到鄉鎮一級，基本上是鄉鎮政府進行社會管理，社會組織和村（居）委社會管理的功能大大弱化，不少地方除政府、村社和其他依附于政府的名義上的組織外基本沒有其他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組織。而基層勞動

力的大量輸出、戶籍管理的缺陷、村社自治的乏力、社會保障的不完善、社會弱勢群體的增多、群體性事件增多、社會各種矛盾的不斷激化等一系列現象不斷顯現，已嚴重成為鄉鎮經濟社會發展的阻力，破壞了社會的和諧，因此，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已迫在眉睫，成為鄉鎮政府當今和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工作的重點。

二、鄉鎮開展社會管理創新的關鍵因素

開展社會管理創新要在堅持“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大的方針下，堅持“人”這個關鍵因素，要切實做到以人為本來開展社會管理創新，才會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社會管理的效果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好評。首先，是要改變人們的觀念，尤其是改變政府管理人員和廣大基層群眾的觀念。在一項針對政府工作人員、個體戶、農民等200人的調查中，63.9%的政府工作人員認為只有領導才會參與管理的事務，自己只需要做好本職工作就行了；48.3%的農民認為社會管理與自己無關；72.6%的個體戶和農民認為只要參政議政就是參與了社會管理；可見，對社會管理沒有一個全面的認識是當前基層開展社會管理創新存在的最大思想障礙，鄉鎮要開展社會管理創新，必須從思想上入手改變人的觀念。其次，是要強化對人的管理和服務。社會管理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要貫徹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再次，要堅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充分發揮人民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開創新形勢下社會管理新局面。要把群眾滿意不滿意作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三、鄉鎮開展社會管理創新的著力點

政府管理創新、村級管理創新、綜合治理創新

鄉鎮開展推進社會管理創新，要從思想上改變觀念，以貫徹落實市委三屆九次全委會精神為契機，結合“共富十二條”，抓住源頭性、根本性和基礎性問題，重點抓好經濟建設、戶籍制度改革、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社會治安重點地區綜合治理、互聯網的管理和創新、充分發揮村（居）委自治功能等工作。

1、推進經濟建設創新。經濟建設是一切工作的中心，鄉鎮財力有限，但涉及民生工作千頭萬緒，農業產業化培育和發展、場鎮管理和規劃、農村醫療保險、農村教育發展等各項關系到群眾切身利益的工程都需要經濟實力做后盾，上級撥款是有限的，須大力發展鄉村綠色環保經濟，大力發展產業經濟，一方面增強區域經濟實力，帶動群眾致富奔小康，另一方面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可以順利解決由貧窮帶來的低保、社保、扶助三農等一系列問題。

2、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是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同時也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產物，城市化的發展需要大批勞動力，而鄉鎮大批剩余勞動力支援城市，鄉鎮便承擔了上百萬的戶口遷移任務。由農村戶口向城市戶口轉變不但可以使社會保障欠缺的農村人口享受到城市人口的社會保障，而且可以通過農村人口的減少和農戶的增收兩個方面同時促進城鄉差距的縮小，加速共富局面的形成。

3、推進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創新。要公平對待，切實保護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從就業、居住、就醫、子女教育等基本民生入手，不斷創新統一有效管理新機制，結合城鎮化

建設，積極穩妥地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實現城鄉一體化和服務全覆蓋的人口互動管理模式，疏堵有機結合，使流動人口能夠全面參與并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生活，變流動為活力，從根本上解決流動人口不穩定和不和諧等問題。

4、推進社會治安重點地區綜合治理的創新。要將場鎮中學校、車站、集貿市場等地區的治理和城鄉規劃、地區改造相結合，在完善基礎設施、改善生活環境的基礎上，健全社會組織、延伸公共服務，切實處理好整治、服務、管理和發展的相互關系;要對小旅館、娛樂、洗浴場所等實行重點防控、過程監管，完善長效機制，突出指導服務理念。

5、推進互聯網的管理和創新。互聯網已經成為鄉鎮一級群眾關心和參與一方政治經濟生活的重要手段，鄉鎮政府要提高對互聯網的認識，注重研究互聯網的內在規律和規則，充分運用法律、行政、經濟等手段，加強互聯網的建設與有效管理，特別是要認真研究和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依法保證互聯網健康有序發展。既要把網絡輿情作為聽民聲、察民意的重要渠道，又要高度重視和評估輿情影響，主動回應社會關切，有效地制定互聯網管理建設政策，正確引導網上輿論，維護網上秩序，營造有利于社會穩定的輿論環境。

6、強化村（居）委自治功能。當前很多鄉鎮政府把村（居）委視為政府的下一級機構，工作向下安排，管理向下發展，過分依賴村級組織。按照我國法律，村（居）委應當是自治組織，當前由于行政化性質的村級組織，群眾參與基層組織的熱情正逐步減退，途徑越來越狹窄，村支書“獨攬大權”等現象越來越普遍，因此，要充分宣傳群眾自治，讓群眾參與到社會管理上來，讓群眾自己管理自己，同時讓群

眾管理村級組織，群眾監督政府，充分發揮社會管理的群眾參與功能。

鄉鎮是最基層的組織機構，鄉鎮政府的創新可以讓整個社會充滿活力與創造力，整個社會管理創新得以良性發展，同時，可以更早的實現市委三屆九次全會提出的縮差功夫的目標。

第三篇：創新社會管理：實現政府社會互動下的善治

創新社會管理：實現政府社會互動下的善治

《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明確地由經濟、政治、文化三位一體發展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且第一次提出了“社會體制改革”的任務，與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相提并論，明確了社會領域的改革在整體改革中的位置，這是對改革內涵和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利益分化、價值多元、矛盾復雜、風險加大，社會整合和社會管理的任務非常繁重，構建適應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的新體制，成為加強社會建設與管理的關鍵環節。《決定》指出，“必須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整合社會管理資源，提高社會管理水平”。黨中央不失時機地提出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的任務，具有極為重大的戰略意義。這期話題我們特約專家從不同的角度探討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問題。

建立科學有效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

詹文都

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分層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發展變化，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由單位人向社區人、社會人轉變，人們因職業、行業、居住小區、戶籍、年齡、經濟收入的不同而擁有多樣化社會地位、價值觀念和利益訴求，不同人群的利益訴求表達出現了嚴重不平衡性。拓寬社情民意表達渠道，搭建多種形式的溝通平臺，建立科學有效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把群眾利益訴求納入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已成為加強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當務之急。

完善原有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讓不同人群平等享有制度資源

建國以來，我們已經建立起一整套利益表達訴求機制，它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核心，包括有政黨制度、政治協商會議、人民信訪制度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這些制度為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表達提供了基本的制度環境。但不同人群在使用這些制度資源的過程中明顯呈現出不平衡性，由于社會政治經濟地位、文化程度和利益訴求表達主體意識等的差異，城市人群和社會的精英階層利益訴求表達較為充分，而農村人群和基層群眾明顯處于劣勢，時常存在訴求表達渠道不暢、受理不力等情況，更談不上對公共決策的影響。因此，要重視建立合理平等的利益訴求表達制度，實現制度內利益訴求表達渠道的通暢。

一是要完善基層民主制度，要適當增加農村人群和基層群眾在各級人大、政協等組織的代表名額，讓不同的利益主體都有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平等機會；二是改革和完善信訪制度，嚴格執行信訪回復制度，推行信訪受理責任制和失職責任追究制度，確保基層群眾利益訴求表達渠道暢通，及時了解、處理群眾反映的問題，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訴求，預防和及時化解社會矛盾。三是落實人民群眾的決策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要完善立法和重大決策聽證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完善監督制度，不斷拓展人民群眾的監督渠道，搭建公民參政議政的平臺。只有從制度上保障落實人民群眾的話語權、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才能讓不同的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都得到充分表達。

發揮大眾媒體利益訴求表達的作用，拓寬社情民意表達渠道

廣播、電視、報紙、雜志、互聯網等大眾媒體，具有信息傳播快、傳播直接、影響廣泛等特點。隨著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它們在人民群眾利益訴求表達中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是社會監督、利益訴求表達的重要渠道。在當代，大眾媒體在群眾利益訴求表達上有其他表達渠道不可比擬的優越性。通過媒體作出的利益訴求表達，不必通過社會組織或群體的中介而可直接抵達決策層，避免了信息失真，使群眾利益要求能接近決策核心，實現自主利益的有效表達，而且很容易為黨和政府所注意和重視。因此，我們在規范現有各種利益表達方式和渠道的同時，更要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構建廣播、電視、網絡、報刊等多層次、多渠道的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表達平臺，充分發揮媒體收集信息、引導輿論和社會監督的職能。

加強工會、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的建設，發揮其作為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橋梁作用以高度的組織化代替分散的個體表達利益訴求，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個體利益訴求有其分散性、局部性和不可控性。在民主基礎上建立的工會、婦聯、行業協會、學會等社會組織和人民團體，往往代表特定人群的利益訴求，它們在實現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有效溝通與合作方面起著橋梁和中介作用。特別是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社會組織和人民團體的自我協調、自我管理的職能將不斷得到強化。因此，要重視社會組織和人民團體的作用，既要引導它們通過民主管理，實現自身利益訴求的自主表達、自主維護；又要引導它們有組織地通過理性的方式和渠道合理表達組織及組織成員的利益訴求。

（作者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有限政府與自治社會“強強聯合”

史傳林

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傳統體制下，我國社會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這就是政企不分和政社不分。如今，政企不分的問題經過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已基本解決，而政社不分的問題卻依然嚴重。改革社會管理體制，其實質就是要理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實現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一般來說，現代社會存在三個相對獨立的領域，這就是政治國家領域、市場經濟領域和公民社會領域。在這三個領域里唱主角的分別是政府、企業(營利性組織)和社會組織(非營利性組織)。從我國的情況來看，20多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其核心就是處理政府與企業(市場)的關系，結果是政府與企業的職能各歸其位，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現在，我們黨順應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這標志著我國的改革正從經濟領域全面轉向社會領域。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構建政府與社會關系的新模式。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社會的國家(廣義的政府)化程度很高，政府控制了幾乎所有的社會資源，承擔了幾乎所有的社會管理與服務的任務。這種政府大而強、社會小而弱的政社關系模式對于像我國這樣一個后發國家調動一切社會資源、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曾經起到過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今天，持續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已經使我國社會的資源結構和思想觀念多元化，不同群體的利益重組和社會表達以及現代公民意識的覺醒不僅使全能政府喪失了存在的邏輯，而且使公民社會的產生成為現實。因此，實現和完善政府與社會的職能分工，構建政府與社會關系的新模式就成為當下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這種新模式的主要特點就是，政府逐漸退出社會能夠進行自我管理和服務的領域，還權于社會，使社會不斷增強自治能力，政府與社會分工協作、相互制衡，在有限政府與自治社會的“強強聯合”中實現“善治”的目標。

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

管理主體的多元化是現代社會管理的重要特征。政府社會管理和社會自我管理構成了現代社會管理的主要內容。在傳統社會體制下，政府主要是運用自身的公共權力對社會的組織和公民實施行政管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十分薄弱。在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今天，傳統做法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創新政府社會管理的理念和體制勢在必行。首先，政府要盡快實現從行政管制向公共治理轉變。在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中，要樹立效率和質量意識，用有限的資源和低廉的成本創造更多、優質、高效的公共產品。政府要善于吸收現代企業經營理念，以公民滿意為公共服務的首要目標。其次，政府要調整社會管理的行為邊界，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重點向社會提供基礎性、普惠性和全局性的公

共服務。當前，要把最低生活保障、義務教育和基本醫療作為政府優先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服務事項。再次，政府要善于通過法律和政策手段對社會進行宏觀管理，盡快改變社會管理法制化嚴重滯后的局面。

發揮“第三部門”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

在我國，政府以外的各類社會組織主要包括事業單位、群眾團體、民間組織、社會中介組織等。這些社會組織構成了社會的“第三部門”，它們是現代社會管理的重要主體。它們為社會成員提供政府和市場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務，有效彌補了政府和市場的缺陷，同時還能夠表達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促進社會的互助和融合。但從現實來看，由于受制于不同的制度安排，部分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和行業協會的政府化(行政化)傾向很強，而民間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等由于受制度環境和自身條件的限制，參與社會治理的空間有限。因此，要真正發揮各類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就要積極改革和完善現有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新的社會組織。要對政府化和行政化色彩濃厚的那些社會組織進行社會化和民間化改革，實現政府和社會組織的職能歸位，使社會組織真正融入社會。政府要為各類社會組織的成長和功能的發揮創造寬松的制度環境和運行空間。政府對社會組織的信任和尊重是公民社會發育和成長的重要保證，也是“善治”的重要體現。政府要堅持培育、發展和管理、監督并重的原則，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會組織的政策，發揮各類社會組織的作用。同時，社會組織也要在內部制度、組織文化、人員素質、經費籌措、活動開展等方面加強自身建設，成為自律誠信、富有活力的社會主體。

（作者系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和諧社會需要廉價政府

段華明

廉價政府:馬克思的構想

馬克思研究社會發展規律以及巴黎公社的經驗，在評論19世紀資產階級學者的“廉價政府”這一提法時，對未來的國家(政府)進行過科學預測和構想，其中最鮮明的特征，就是廉價政府，用盡可能少的行政成本，實現最優化的行政管理。馬克思認為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限制自己的開支，即精簡政府機構，縮小其規模，盡可能減少管理范圍，盡可能少用官吏，盡可能少干預公民社會方面的事務”。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1980年8月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尖銳地指出，我們政府中存在著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公文旅行、互相推諉等弊端，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精簡這個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這場革命，讓黨和國家的組織繼續目前這樣機構臃腫重疊，職責不清，許多人員不稱職、不負責，工作缺乏精力、知識和效率的狀況，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贊同的。”

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論中，治理成為政府公共管理的追求和目標，其最高價值取向是善治，就是政府與公民共同對公共生活實施管理。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有效性，即管理的效率，它既包括管理機構合理設置、管理程序科學，也指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

官民比例畸高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的嚴重隱患

20多年來，我國進行了多次機構精簡工作，數據顯示，政府在近幾年內裁減了50％的公務員。然而，于今我們所看到的事實是，官民之比為1:26，不僅很大一部分行政費用被人頭費擠占，造成國家財政負擔沉重，而且行政效率總體水平偏低，不少地方和部門的政府機關仍然習慣于文山會海式的施政手段，不講實效，更無計算行政成本的觀念和制度，造成不同程度的浪費。據報道，僅黨政機關的公車消費和公款吃喝，一年的總數高達6000億元以上。官民比例畸高，行政開支居高不下，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不平衡，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的嚴重隱患。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所當然地要求精干并且高效的政府，即馬克思主張的廉價政府。也就是政府行政設置協調簡便，人員精干，減少環節和渠道，減少時間和空間上的周旋，縮短流程，提高行政活動的技術含量，從而減輕財政開支負擔。

小政府、大社會有助于和諧社會的形成過去的政府對社會公共事務大包大攬，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不僅造成政府運轉的高成本，而且削弱了社會自治能力。在我國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的今天，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應在以政府為主導的前提下，吸納非政府的社會組織和廣大公眾的參與，著力構建小政府、大社會。經驗證明，大政府、小社會是運作和管理成本很高的模式，而小政府、大社會則是比例比較合適的模式，有助于和諧社會的形成。大社會就是社會組織要發育起來。從治理國家來講，黨和政府是主導；從管理社會來講，社會組織是主力。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轉型，引人矚目地出現了眾多的社會組織。當前，社會組織應當努力克服依賴性，增強自主意識。政府應當大力扶持社會組織，伸出雙手歡迎社會組織的參與。市場、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是互補、互動的關系，三者相互促進，在動態的相互交往中構建起現代化的社會部門結構。

一個高價政府所管理的社會是不可能和諧的。只管大政方針和提供公共服務，不包攬其他社會職能，提高自身的行政能力的廉價政府，乃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和諧社會需要廉價政府，和諧社會也蘊涵著對廉價政府的期望與信心！

（作者系中共廣東省委黨校現代化戰略研究所所長、教授）

著力建設服務型政府

唐昊

目前，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復雜程度增強，社會對政府服務功能的要求也在快速增長，但我國政府重管理輕服務的傳統則與這種現實需求極不匹配。由于政府服務功能不足，難免造成社會治理的困難。政府服務功能不足，定將對社會治理產生廣泛的不良影響。這已經成為一種政治共識。

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脫節與矛盾

中國政府的層級是當今世界最多的——有5級之多。中央政府一般只能管到省部級，省再管地市，地市管縣，縣再管鄉。這種層層節制、只向上負責的管理流程造成信息和權力傳遞的雙重困難:越是上級政府，越不直接面對民眾，關于民眾的信息也大都來自下級政府的匯報。這種責任和權力逐級下放、而全國財政卻逐級向上集中的情況，使得基層政府失去了服務能力、基層治理毀壞嚴重。現在鄉鎮一級有2/3負債累累，很多地方基層政府失去了它的服務能力，農村水利工程失修嚴重。

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遇到瓶頸

目前，中國民營經濟已占GDP的48.5％，上繳稅收占全社會的37％，是中國經濟中比重最大、活力最強、成長最快的部分。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仍未建立起現代民營經濟的政府服務和管理體系。行政壟斷、行業壁壘和地區封鎖，市場準入限制多，制約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在一些行業和領域，雖在準入政策上無公開限制，但實際進入時限制頗多。現有法律法規和政策對民營企業在銀行貸款、土地征用、稅收、人才使用、營業范圍、市場準入等方面具有天然的封閉性，從而極大地降低了民營企業進入市場交易的機會，使得民營企業無法得到充分成長。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民營經濟在未來將遇到跨國公司的激烈競爭，這除了要加強企業自身的改革與發展外，關鍵是政府要盡快轉型，盡快建設起服務型政府，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排除障礙，優化環境。

社會危機治理不善

最近幾年，我們目睹了一系列社會危機治理不善的例子，SARS危機就集中暴露了我國衛生防疫管理體系的不完善、信息披露機制的不健全、危機處理流程不專業。其他如禽流感

疫情、吉化廠爆炸、哈爾濱停水、連續性礦難等，如此頻密的社會危機實際上也意味著政府日常管理不善。

限制了社會自我服務、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

在社會治理問題上，西方國家更多地依靠公民社會自己的組織(非政府、非營利組織)在社會層面發揮自主治理的功能。在中國，社會組織和公民也正在成為有主體資格和獨立行為能力的對象，他們發揮著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作用。政府應對這些社會自治組織堅持培育發展和管理監督并重的政策，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加強自身建設，提高其效率和自律性。目前相關政策對NGO(非政府公共部門)的成立和發展還有諸多不完善。如中國特有的社團登記制度，要求新成立的社團必須有掛靠單位才能成立，而且一個領域只能有一個社團存在，以致許多社團因為找不到掛靠單位或某領域官辦組織的存在而無法生存，阻礙著那些力圖服務于社會的組織的成立和運作。把著力建設服務型政府作為一種政府戰略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指出，“加強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必須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整合社會管理資源，提高社會管理水平，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在服務中實施管理，在管理中體現服務。”這不但強調了政府應該“為人民服務”的神圣職責，而且把這種思路明確為一種政府戰略，即著力建設服務型政府，更加注重履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應該說，這才是所謂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的關節點所在。

第四篇：從菲特臺風談政府危機管理

從菲特臺風談政府危機管理

“菲特”它的意義是一種美麗芬芳的花，但浙江寧波余姚卻因它而經受了一場巨大的考驗。

受臺風“菲特”影響，余姚遭遇建國以來最大降雨量，姚江余姚段水位亦創新高。據了解，此次，余姚過程降雨量超過496毫米，局部地區超過700毫米。余姚主城區近70%面積受淹，城市交通基本癱瘓，部分區域停水停電。余姚電視臺、余姚政府官方網站等對外發布信息的渠道都因機房受損而被迫關閉。

面對此次罕見的暴雨，余姚政府的應急系統亦備受質疑。根據寧波官方的信息，目前，余姚市、鎮兩級的飲用水、食品、麻袋等各類防汛救災物資儲備充足，隨時可以為搶險救災工作提供有效保障。然而這與網上大量求助信息并不相符，很多群眾通過網絡微博等渠道發布求救信息，現在最缺少的就是食物。

“政府應急預案現在肯定都很完備，但是政府更應該提高相應的應急救援能力，讓預案真正發揮作用才是根本目的。”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胡稅根教授指出。

菲特中的余姚所出現的種種問題，其實反映出是政府對危機管理所產生的問題。綜合近期信息可知余姚政府對菲特臺風的危機管理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政府對危機應對準備不充分。因對降兩量預計不足，沒有準備充足的應急措施。

2、政府對臺風“菲特”的善后工作的公開信息透明度不強。如網上微博信息與政府公

開信息有所沖突。

3、政府雖有應急預案，但其應急救援能力不高和執行力度不夠。

菲特雖走了，但危機常在，而現代政府危機管理能力是衡量政府行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尤其是對我國這樣一個處于經濟社會轉型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社會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就可能危及到政治穩定；同樣，對于重大自然災害如果處理不力，也會嚴重損害政府形象。因此，當前特別要加強政府危機意識以及提高政府危機管理的能力。那么政府危機管理如何進一步提高，需采取那些措施呢？

總結發達國家危機管理的經驗教訓，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借鑒和啟示。

1、對于重大災害尤其是可預測的自然災害，思想上高度重視是政府應對危機的出發點。對于可預測的自然災害，任何人都決不能掉于輕心，尤其是政府領導人，切不能抱著僥幸心理來面對自然災害。同時，政府不能因為擔心人們恐慌而掩蓋事實，更不能為了便于管理而封鎖信息。在自然災害面前，政府及時把信息告訴民眾，并組織疏散或撤離，是尊重生命的表現。

2、無論是社會危機或自然災害，充分細致的防災準備是危機管理的關鍵。

3、設立常設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危機管理機構，是救援效率及災后重建的組織保證。在災害面前，“時間就是生命”是至理名言。但贏得時間不是主觀愿望就可以達到的，必須有強有力的組織，而政府就是危機管理的重要主體，是組織和實施救援的重要領導力量。在美國，處理危機的政府管理部門是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4、政府間的協調配合，是戰勝重大災難的力量源泉。從中央政府來說，深入災區一線了解一手信息，是作出正確決策的關鍵；而發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則是幫助災區渡過難關的力量源泉。

5、不斷總結每次危機管理的經驗與教訓，是提升政府危機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徑。事后對政府危機管理手段、方法深刻反思、總結、甚至追究相關責任人責任的基礎上，才使得政府危機管理能力不斷得到提升，其體制也日趨完善。

第五篇：社會管理-創新社會管理體制 為政府“瘦身”

創新社會管理體制 為政府“瘦身”

2010年11月08日 04:46成都日報

轉變政府職能，推動社會建設與發展，需要從過去的“大政府、小社會”實現向“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多方共管新格局轉變。

近年來，錦江區一直致力于有關“小政府、大社會”的生動探索和實踐。

2008年，錦江區開始著手街道管理體制改革，拉開了街道管理改革創新的大幕。從街道職能轉變到社區新型治理機制的構建，從培育發展社會組織到積極吸納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短短兩年，在轉變政府職能、探索社會管理創新和城市新型管理機制上，錦江區實現了三步走。

改革，系統、有序地推進社會管理制度創新，建立了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共建和諧社會的良好局面。

2010年11月5日，錦江區政府機構改革動員大會召開。錦江區將深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作為本次機構改革的核心和首要任務，更加強化對全區經濟社會事務的統籌協調，更加強化執法和監管體系，更加強化社會管理，更加注重公共服務，更加關注基層治理機制建設，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作用。在轉變政府職能的路徑上漸行漸遠的錦江區，這次改革也打上了“縱深推進”的標記。

我們相信，錦江區的改革仍將持之不懈。而其步入深化、走向全新的改革和探索，更加值得我們期待。

A街道職能之變

從抓經濟轉向

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

在錦江區，街道辦事處的職能之變，始于2008年。

作為市委、市政府確定的全市街道辦事處職能轉變試點之一，2008年6月，錦江區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街道辦事處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決定》，將街道辦原來承擔經濟管理職能徹底剝離出來劃歸區政府相關部門。

改革后，街道主要負責基層黨建、城市管理、公共服務、社區建設、安全監督、應急管理、社會穩定、社會治安綜合治理8個方面35項具體職責，工作重心從發展經濟轉移到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上來。

相應的機構改革接踵而至。區上成立了社會建設工作委員會；在機構設置上，及時調整街道內設機構，撤銷經濟發展科，成立社會事業科、社會管理科。與此同時，全區16個街道設立28個社區公共服務站，作為政府在社區的服務窗口。在財力保障上，按照“明確職能、核定人員、保證財力、獎勵先進、逐年增加”的原則，將各街道的預算管理體制由“一級財政管理體制”調整為“部門預算管理體制”。

通過內部機構調整和機制調整，改革的方向直接面向社區、面向院落、面向轄區內老百姓。

相應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向轄區內群眾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內容在不斷豐富；為改革提供的資金日趨有保障，人力保障也日趨完善。

為組建起職業化、專業化的社區公共服務隊伍，錦江區財政和人才隊伍向街道和社區傾斜，共擇優聘用428人充實到社區工作，并提升了社區工作人員待遇；同時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將新增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投入公共服務，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費用納入財政預算，并形成長效增長機制，年均增長達到41.5%。

與此同時，為更好地承接街道辦事處剝離出來的經濟工作職能，2009年9月，錦江區按照產業發展規劃，打破街道行政區劃，將全區劃分為5個經濟功能區，成立管委會負責相應區域內產業發展規劃、招商引資以及為企業提供專業化服務等工作。

公共服務與經濟工作職能相分離，真正實現了“術業有專攻”。街道辦事處主任們普遍反映：“職能轉變后，城市管理、社區就業、社區穩定、社區救助以及提供公共服務成為我們最關心的事”。

B社區治理更新

構建

“小單元治理”新模式

社區居委會，原本是群眾自治組織。但長期以來，由于職責不清，社區居委會在職能上存在著錯位、越位和缺位的現象，承擔著大量行政事務。

在完成角色轉換的各個街道，開始把工作重心轉向引導和帶動社區摸索如何實現自治。改革的觸角，順理成章地延伸到了社區。

以創新社區治理機制，加強社區建設作為重要內容，重點打造“三架馬車”，建立以社區黨組織為領導核心、以社區居民（代表）會議和社區居民委員會為自治基礎、以社區公共服務站為服務平臺的新型基層治理結構。

2008年10月，錦江區下發《關于完善城鄉社區治理機制，進一步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意見》，并且配套出臺了《社區工作準入審批暫行辦法》等一攬子辦法。

突出社區黨組織的核心領導作用，將治理單元劃小，細化到院落、樓棟，甚至某個群眾性團體，構建起院落黨支部“一轅牽引”、院落議事會和自管小組“兩翼平衡”的治理模式，這項實踐成果后來被總結為“社區小單元治理”模式。

為延伸街道辦事處在社區履行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責，全區設立了28個社區公共服務站，辦理與社區居民民生事務密切相關的勞動保障、社會救助、殘疾、教育等14個部門5大類62項服務事項。

通過社區工作準入、政府有償購買服務、吸納社會組織參與管理和服務等措施，徹底改變了社區承擔大量政府行政事務性工作的現狀。這意味著社區居委會可以從以往繁雜的任務中解放出來，專心做好社區居民自治工作。

社區治理的變革，帶來全區60個社區的巨大變化。通過社區治理機制的探索，錦江區理順了社區黨組織、社區居委會、社區公共服務站等社區組織的職責和關系。2009年底，錦江區被評為“全國和諧社區建設示范城區”。

通過加強對社區工作指導，建立健全社區各項會議和工作制度，暢通社區居民意見建議表達、收集渠道，使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到社區建設中來，進一步完善了基層民主建設，人民群眾的滿意度也顯著提高。

C社會組織激活

實現“民管民，非管非”

職能轉移，誰來承接？

在順利完成街道職能轉變、社區角色歸位的同時，錦江區的實踐者發現，面對利益多元、生活多樣的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社會組織作為政府與市場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如何培育社會組織，如何引導社會組織積極參與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成為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所在。

去年底，錦江區區委、區政府出臺 《關于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的意見》以及《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項目指導目錄》等一攬子相關配套文件。

在制度設計上完成規范后，今年3月，錦江區啟動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改革，探索新形勢下社會建設和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新路子。

改革最先在7個街道辦事處開展試點。每個街道層面，都建立“一站兩中心”，即社區公共服務站和社區綜合文化活動中心、社會組織指導服務中心，實現了民間組織管理服務民間組織，非盈利機構管理服務非盈利機構的“民管民，非管非”的“孵化器”模式。

實踐中，登記制度成為體制破解難題。錦江區在全市率先實行登記備案雙軌制，由重入口登記向準入和日常監管轉變。

在為社會組織發展“松綁”的同時，嘗試引入群眾評審機制，從人選、登記、公示、審核四個方面嚴格把關，保證社會組織的質量，建立可進可退的通道。

從“孵化”到培育，錦江區已經探索出了社會組織發展的全新路徑，社會組織的力量迅速壯大起來。

僅今年上半年，錦江區登記類社會組織231家，其中試點以來新增20家；備案類社會組織從無到有，發展到169家。

在推進政府職能轉變過程中，政府的一些職能向社會組織釋放和轉移。錦江區為此建立了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渠道和機制，通過建立完善相關制度，明確政府購買項目內容，細化購買服務流程，將政府不必直接組織實施或由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參與，可以更好地滿足社區居民公共需求的一些具體事務，交由社會組織來組織實施。目前，區級相關部門及街道已實施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項目45項，涵蓋了社會管理、社會事務、衛生教育、文化體育、就業保障等多個方面。

而另一方面，通過實施政府購買服務，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社區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改革，社會組織的造血機能和服務能力進一步增強。

錦江區有關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的試點工作，引起了從省、市到中央相關主管部門的高度關注，一個個調研組紛至沓來，對錦江區的改革進行微觀聚焦。5月12日，民政部有關領導到錦江區調研時提出，要及時總結錦江區培育發展社會組織和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成功經驗，并向全國進行推廣。

D改革路徑日漸清晰

三項改革

環環相扣一脈相承

不難看出，錦江區進行的街道辦事處職能轉變和社區新型治理機制，為實現政府職能轉變，引導社會組織積極參與管理打下了基礎，而培育和引導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又為政府“瘦身”提供了可能。

三項改革環環相扣，一脈相承，錦江區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路徑日漸清晰。

眼下，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正在全市上下如火如荼地展開。改革的初衷，在于理順職責關系，提高行政效能，強化政府責任和義務；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快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構建體現本級政府功能特點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歸宿，在于變經濟建設型政府為公共服務型政府，最終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新格局。

這也正是錦江區歷時兩年創新探索的目標所在。

記者發現，在錦江區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中，不少亮點引起了多方關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錦江區民政局加掛社會組織管理局的牌子。對于這一在西部地區首開先河的創新舉措，有關負責人認為，加掛牌子是一個開始的信號，進一步明確了社會組織的培育發展、管理服務和監督職能。下一步，在社會組織管理方面，該區將進一步完善工作機構，成立區社會組織聯合會和區社會組織服務中心，強化對全區社會組織的統籌規劃、登記備案、監督管理、協調指導等管理和服務職能。

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的努力，不僅僅在于此。

在《錦江區人民政府機構改革方案》中，脈絡清晰可見：積極探索政府職能轉變的方法途徑——以轉變街道辦事處職能為突破，以完善功能區管理體制為抓手，以加快社會組織培育為載體，以大部門管理體制改革為關鍵，以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為切入，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基層管理體制，促進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有效強化，政府監管職能不斷優化，基層民主自治逐步深化。

“把不該由政府管的事項轉移出去，把該由政府管的事情界定清楚。”錦江區編辦有關負責人介紹說，按照這一思路，編制部門將重新梳理相關部門的職能職責，盡快制定“三定”規定。

在前期改革的基礎上，下一步，錦江區將全面規范政府部門職責，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凡是公民、法人和社會組織能夠自主解決的事項都應轉移出去，切實減少政府對企業和社會的直接干預。進一步清理和精簡行政權力事項，規范行政審批行為，減少行政管制。對政府不必直接組織實施的社會事務，引入市場機制，大力培育社會組織參與運作，更好地發揮公民和社會組織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

全方位改革和一系列改革舉措正有序推進，錦江區的探索，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