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部門體制心得體會：注重政府管理組織與方式創新

所謂大部門體制，就是為推進政府事務綜合管理與協調，按政府綜合管理職能合并政府部門，組成超級大部的政府組織體制。大部門體制是一種大職能、寬領域的政府事務綜合管理體制。在大部門體制下，政府部門的管理范圍較廣，職能綜合性強。如德國內政部的管理范圍涉及公務員、機構編制、移民、統計、文化、新聞、體育、國家安全、警察、救災等諸多方面。

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發達國家的政府部門普遍實行大部門體制，是市場經濟不斷完善、公民社會不斷成熟、民主政治不斷發展、信息社會不斷發展、政府管理組織與方式不斷創新的必然結果。

第一，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公民社會的不斷成熟，使原來由政府承擔的公共職能和公共事務不斷外移，企業、社會和多元化的投資主體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公共事務，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務的范圍不斷趨于核心化、中心化和綜合化。政府職能的領域客觀上縮小，為不斷減少政府機構奠定了職能基礎。市場經濟的發展還要求放松規制，不斷去除束縛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過度的政府管制；這就要求政府放棄對企業、產業和社會的過細、過度的監管，將政府工作的重心放到制訂政策和服務提供上。如日本在行政改革中，對原由政府直接經營管理的公用事業實行簡政放權，引入民間企業進行競爭，政府不再直接管理，政府相關部門只承擔法規管理、實施監控職能。因此，日本2000年將通產省與企劃廳合并為經濟產業省，建設省、運輸省、國土廳、北海道開發廳合并為國土交通省，文部省與科技廳合并為文部科學省等。

第二，當代民主政治的發展要求議會控制內閣與行政部門，這就要求各部部長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這就使部長進入內閣成為必然。部長進入內閣，同時又要保持內閣成員的數量的穩定，便于內閣協調功能與決策功能的發揮。內閣本身成員數量的限制就決定了各部部長數量的限額，從而限制了各部的數量。這是政府部門實施大部門體制的政治動力與基礎。在實行議會內閣制的英國，實行部長責任制，每個部長要為政策問題、為個人行為和過錯、為所領導的部門被指控的過錯向議會負責。

第三，地方化與權力下放的潮流是與全球化相對應的一種國際性的潮流，這一潮流要求實行職能下屬化原則，即政府公共服務的職能應該盡可能地向下一級政府轉移。下一級政府愈來愈多地承擔了教育、科技、公共事業等公共職能，中央政府職能集中于政策制訂與統一監管，中央政府事務必然縮小，中央政府機構設置必然趨于綜合化。

第四，隨著信息社會的發展，政府綜合事務在政府事務中的比例不斷上升，要求政府實施綜合決策、綜合執行與綜合管理，以便加強對政府事務的綜合協調與戰略管理。例如，為了適應信息社會傳統電信網、計算機互聯網、有線電視網三網合一的趨勢，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建立了“三網融合”的綜合電信監管體制。又如對衛生事務的管理，近年來，國外的衛生行政管理體制均呈現綜合、統一集中管理的趨勢，如英國衛生部負責制訂衛生保健總體政策和策略、執行政府醫療衛生保健預算、組織提供醫療衛生服務、負責環境衛生和食品藥品監管，等等。英國衛生部對應我國衛生、環保、藥監、質檢、民政、勞動保障等政府部門和殘聯等組織。

第五，政府管理組織與方式創新使實行大部門體制具有了組織基礎。在當代西方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中，西方國家推行決策與執行的分離，設立了大量的執行機構，原來由政府行政機構行使的管制職能被轉移到執行機構，行政機關內行使決策職能的高級文官組織一個專門負責決策的相對較小的“核心司”，政府部長及其核心決策司集中精力負責決策和監管，集中精力負責協調事務，這就為推行大部門體制創造了條件。目前，英國約有131個執行機構；美國約有56個獨立機構和4個半官方機構，德國約有36個政府各部門直屬的聯邦高級機構與部門。行政管理技術的發展也為大部制的推行提供了技術保障，如電子政務的應用為減少管理層次、促進管理組織扁平化創造了條件；社會服務承諾制的推行，也使行政質量與效率大大提高，為推行大部門體制奠定了基礎。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政府管理組織與方式創新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這一基礎上實行大部門體制：能夠避免職能交叉，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將需要各個部門協調的事務變為部內協調的事務，減少協調的成本，提高協調的效率；便于進行戰略管理，提高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統籌安排能力；便于部長承擔政治責任與行政責任，有利于責任政府建設；綜合性強的部門，其靈活性也強；同時，也有利于形成強政府、大社會的社會治理格局。

第二篇：創新執法體制與方式

創新執法體制與方式

全力開創經開區城管工作新局面

吉林經濟技術開發區位于吉林市西北部的平原地帶，是中國東北地區唯一的國家級專利產業化試點基地，開發區行政區域面積 103平方公里，規劃開發面積 43.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8萬人,現有各類企業1189戶,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26戶。市政府很重視開發區的城管執法工作。為了進一步理順城管體制，完善城管體系，切實加強開發區城管執法工作，2007年專門成立了吉林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經開分局，并由市城管執法局選派經驗豐富、能力較強的人員擔任分局主要領導。在過去的一年里，經開分局以營造環境優勢為重點，以構建和諧城管為導向，以提升服務為主線，全力提高區內城管水平，在經開區發展的進程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加大宣傳力度，營造共建共管的輿論環境。宣傳氣氛越濃，整治效果越好；宣傳聲勢越大，執法阻力越小。經開分局成立伊始，將宣傳視為城管工作的生命線，視為與開發區各界溝通的橋梁。視為減少管理阻力、贏得群眾支持的有利武器。

開展“走訪式”宣傳活動，對區內各大企業逐一進行走訪，發放宣傳資料。與企業領導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聽取建 議與意見，解答咨詢，宣傳有關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規。

在大街小巷開展經常性宣傳活動。利用掛置宣傳條幅、設立宣傳展牌、發放宣傳單等形式，在全區內開展城管宣傳活動，與廣大群眾、商家業戶交流，收集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接受投訴，營造了濃厚的城管輿論氛圍。

加強對上對外城管宣傳。按照“多報、快報、精報”的要求，向經開區及市城管執法局報送動態信息，理論研究等材料，以引起有關領導和部門對我區城管工作的重視，贏得理解和支持。

二、轉變理念，營造優質高效的服務環境。優質高效的服務是促進管理水平提高的前提。經開分局自成立后，更新執法觀念，轉變管理理念，變管理為服務。結合開發區實際情況，推行了一系列便企、便民措施。

向各大企業發放便企服務卡，服務卡上注明負責該企業的中隊負責人姓名、聯系方式、執法職能及舉報電話。一方面可以同企業建立快捷的溝通渠道，第一時間了解企業的需要；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企業監督執法隊員的執法行為。

開通城管舉報熱線，為投訴人服務，受理社會各界對城市管理工作的投訴、舉報。確立了“有問必答、有求必應、限時必辦、投訴必究”的工作原則，無論大事小事，一律認真處理，做到件件有落實，事事有回音，既方便了投訴人投訴、提高了其參與城市管理的積極性，又為城管人員及時提 供了管理問題和線索，無數雙理性良知的眼睛促使城市管理工作不斷完善、鞏固、創新、提高。同時，分局還繼續推行網上舉報平臺，為廣大市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

三、以人為本，建立一支過硬的城管執法隊伍。一支合格的城市管理隊伍應具備四種能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城市的能力；化解矛盾、構建和諧城管的能力；與時俱進、創新工作方法的能力；奮發有為、狠抓工作落實的能力。經開分局以提高隊伍“四種能力”為目標，狠抓隊伍建設。按計劃開展了“經開分局2007業務知識全員培訓”工作，聘請相關兄弟單位業務骨干來講解實際案例。主要以提高隊員的執法水平與綜合素質，解決實際工作中出現的問題為重點，并采取了全新的培訓方法——“提問制”，分期進行閉卷考試，從而使分局執法者素質有進一步提高。同時，分局還開展了“執法業務大討論”活動，分別對以往執法中發生的問題進行反思和總結經驗，使隊員們對執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有了更深一步的思考，提高了執法隊員解決棘手問題的能力。

在制度管理上，堅持以“百分考核”制度做為管理隊伍的有效手段并同績效工資掛鉤，獎罰分明，改進和完善了《執法分局法律文書管理規定》、《經開分局案件追辦制度》、《工作日志補充考核規定》，靠制度約束人，靠制度管理人，使城管工作逐步步入法制化、規范化、長效化的軌道。

四、依法行政、嚴格執法，打造開發區優良的投資環境。2007年，經開執法分局深入貫徹“城市管理年”的各項工作方針，緊緊圍繞著經開棚戶區改造工程、化工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城際鐵路建設工程、開發區重點工程及《市執法局關于二OO七年工作安排》所確定的各項工作任務，積極高效地開展執法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人性化拆遷，確保開發區全年拆遷工作按時保質完成。2007年，經濟開發區將化工園區改造工作作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拆遷工作任務多，工作量大的情況下，分局充分調動人力、物力資源，機關和中隊都投入到了一線執法工作中去。建立了排查機制。組織專門力量，對全部拆遷戶定期開展隱患排查行動，對有可能發生上訪、鬧事的拆遷戶進行重點排查，力爭從源頭上及時發現可能影響、干擾拆遷工作的隱患。對排查出的隱患問題，及時組織公安、司法、土管、信訪等部門，逐一分析原因，研究處理對策，逐個加以解決。建立每日例會制度，對每天的工作都進行匯總和安排，確保化工園區拆遷工作保質保量地完成。截止目前，在市局規劃大隊、指揮中心、城管治安支隊等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我分局共完成了化工園區、新村村、九東村、二臺子村、建新村、通溪村、化纖廠住宅樓、江提改造等930余處的違法建筑的拆除工作，900余戶正式房屋（經仲裁）的拆除，面積12萬余平方米，拆遷量為歷年之最且無一起上訪案件，保證了開發區棚戶區、化工園區改造工作的全面完成。

在進行拆遷過程中，分局始終按照“變強拆為自拆”的工作思路，構建和諧拆遷理念，把維護社會安定放在重要位置，堅持耐心說服在先、協調處理到位、保障及時有力，促進了拆遷工作按時順利完成。在2007年7月，對占用高速引線的3處煤廠違法建筑進行整治時，經了解得知，當事人確實沒有合適的儲煤場地，一旦強制搬遷將給當事人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經分局領導研究，協調有關部門，為當事人無條件提供了一個臨時儲煤場地。并派出鏟車、翻斗車二十余臺協助其運煤3000余噸。最后，還主動協調開發區有關部門，幫助當事人將其所儲煤炭全部賣出。這種溫情執法，人性管理的執法方式深深感動了當事人。為此，當事人給經開分局送來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感謝信。

（二）治本清源，創建整潔、有序的開發區市容環境。亮麗、整潔的市容環境是吸引外資、引企進區的重要條件之一。經開分局一直將市容整治工作作為重點來抓。

1、鞏固“松江北路”整治成果

按照開發區的要求，本著及時發現、及時查處、長效管理、杜絕反彈的原則，分局建立巡查制度，對松江北路(新江街景觀路)進行了不間斷的定期巡查。同時對市里確定的甲級一類路堅持每日巡查，嚴格控制新違法建筑的形成，全年共計對巡查發現的80余起違法行為進行了依法查處，保 證了及時發現問題并及時處理。

2、對高速立交橋下的露天市場進行了取締遷移，至今未發現反彈現象，達到了預期效果。

3、對經開區所有圍擋廣告進行排查，對不符合標準及違章設立的進行拆除。同時，對工業園內的野廣告進行了粉飾，全年共粉刷野廣告1000余處。

4、對工業園區內的露天燒烤進行了整治，取締了園區內的所有露天燒烤。

5、自2007年7月開始，對工業園區內運輸散流體行為進行了全面整治。針對年內園區內破土開工的施工工地較多且九站地區沙場較多，是市區內建筑用沙的主要供給地之一，分局一方面派中隊在重點路段死看死守，嚴查重罰；另一方面，從源頭抓起，派專人走訪了全區內26個沙場及十余個施工工地，同負責人簽定了責任書，同時加強建筑施工工地出入口管理，硬化出入口，做到車輪不帶泥，出入口無污水、棄料，并給在區內運輸散流體車輛全部安置了苫蓋設施，現已基本杜絕了散流體散落污染路面的行為。

6、對全區內的廢品收購站點進行了集中整治。由于歷史原因及城鄉結合部的地域特點，整治廢品收購站點工作可以說是困難重重。經分局領導班子研究，制定了切實可行的整治計劃。首先，執法隊員深入各個站點踏查動員，摸清收購站底數及基本情況。然后，協調有關部門停止辦理審批手續，同時聯合工商、公安等部門對站點進行詳細排查，對存在違規行為的收購站點堅決查封。在各部門的大力協助下，此項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得到了市整改辦的高度評價。

成績只能代表過去，我們的城管工作任重道遠，只有立足科學發展，堅持改革創新，不斷探索管理新思路，研究管理新情況、解決管理新問題，城管工作才能不斷取得進步，城區管理水平才能逐步提高。在新的一年里，經開分局將按照經濟開發區政府的工作部署，結合市城管執法局的具體工作要求，創建性的開展工作，為經濟開發區的快速發展，我市經濟建設的全面提升提供有力保障！

第三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體制創新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體制創新

王一鳴

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成本資源和要素的高強度投入，并由于資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無論從保持我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還是促進經濟協調發展來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刻不容緩。經濟增長方式從本質上決定于經濟體制，推動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關鍵在于增進市場資源配置功能，加快推進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投融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一、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基本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經濟增長雖有起伏，但一直處于快速增長態勢之中。1979～200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增長3％左右的速度。但是，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建立在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基礎上的，表現出兩個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成本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高強度投入，經濟高速增長付出的資源和環境代價過大。

以“十五”時期為例，中國能源、電力相對于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比“九五”時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產量增長1倍多，水泥產量增長79％，鋼材產量增長187％。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煤炭、鋼鐵、鐵礦石、氧化鋁、銅、水泥消耗最大的國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國。200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總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達到24.6億噸標準煤，大約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鋼材消費量達到3.88億噸，大約占世界消費量的30％；水泥消耗12.4億噸，大約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資源，污染物的排放日趨嚴重，生態環境形勢十分嚴峻。近年來，中國環境治理和生態建設上的投入明顯加大，但仍趕不上粗放型增長造成的破壞。2005年，我國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萬噸，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酸雨區面積約占國土面積的30％。第二，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加劇了經濟內外失衡即投資與消費失衡和內需與外需失衡。

同樣以“十五”時期為例，投資增長相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高于“九五”時期1倍以上，投資增長明顯偏快，投資率呈現不斷上升趨勢，成為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特征。根據中國統計年鑒計算，2001～2006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2.2％，遠遠高于按現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3.3％的速度，投資率從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個百分點，但消費率卻從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了11.4個百分點，其中居民消費率下降到歷史最低點，僅為36.4％。投資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持續的投資高增長，不斷轉化為生產能力和供給能力，使資本形成率不斷提高，而最終消費率的下降使最終消費能力相對于生產能力不斷萎縮，在國內市場難以消化不斷擴張的生產和供給能力的情況下，過大的生產和供給能力通過擴大出口來釋放，必然加劇外貿順差擴大和國際收支不平衡。2001～2006年，中國外貿順差由225.5億美元提高到1775億美元。

總之，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基本特征，不僅帶來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外部約束性不斷加劇，而且使潛在風險和外部壓力也不斷加大。

二、傳統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

從我國今后一個時期的發展環境看，過去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因素和外部條件正在發生變化，有的正在接近拐點，從各方面因素和條件判斷，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首先，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開始減弱。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較快增長的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重大改變。一是勞動力供需總量和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加之不斷完善社會保

障制度和公共服務，使勞動力社會成本上升壓力加大。根據測算，我國勞動人口數量可能在2013年從增長變為穩定，然后逐漸下降。同時人口老齡化將加快，勞動力總量和結構都將發生明顯變化。換言之，隨著“人口紅利”逐漸耗竭，勞動力成本勢必會加快上升。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和矯正土地價格扭曲，土地成本將趨于上升。三是對能源和礦產資源需求迅速增加，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提高，將使資源成本有較大上升。四是用經濟手段加大環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內部化”，將明顯加大環境成本。因此，我國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變化，如果不加快轉變傳統增長方式，并隨著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減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就難以持續。其次，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極限。無論是土地資源、水資源，還是主要礦產資源，我國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資源的自然稟賦條件較差，主要資源的國內保障能力脆弱。隨著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和工業規模迅速擴大，能源資源消耗量還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如果說以往緩解資源環境矛盾還有較大回旋空間，但發展到今天，一些地區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已逐步逼向極限，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延續傳統的增長方式，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資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極限和邊界，引發系統性風險，付出的代價將是難以估量的。這就要求我們把資源環境壓力釋放的過程轉化為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這必定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但已經沒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資持續高增長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必然加劇投資與消費失衡，造成不斷擴大的生產和供給能力與最終需求的缺口難以通過最終消費的增長予以消化。投資高增長必然帶來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情況下，我國每百元投資品中，用在工業設備上的不過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當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鋼材。我國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鋼材約占40％，與投資的高增長不無關系。投資增長過快，還會使資本相對于勞動的收益提高，使少數人獲益，進而加劇全社會收入差距擴大。

第四，出口過快增長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大。出口持續高速增長，不僅造成貿易條件惡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劇了內需與外需的失衡。雖然在全球化的環境下，過剩的生產能力可以在國際市場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確吸納了中國很大一部分過剩產能，但這只能減緩和拖延我國產能過剩矛盾顯性化和引發危機的程度和時間。出口過快增長，造成過大的貿易順差，還會加劇國際貿易摩擦和人民幣升值壓力。雖然我國貿易額占世界比重僅為7％左右，但對我們的反傾銷案件卻高達15％。我國過度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是在開放環境下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表現形式之一。延續這種增長方式，不僅國內能源資源無法支撐，而且國際市場也越來越難以承受這樣大規模、低水平、同質化的出口數量擴張。

綜上所述，從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條件變化看，再按傳統增長方式發展下去，很難持續。如果經濟增長不能從主要依靠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轉向主要依靠技術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從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轉向投資與消費、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我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就會逐步枯竭，即使在一定時期仍可以實現高速增長，但終究將難以持續。一旦出現系統性風險，就可能引發“高速增長期”的終結。

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場功能

傳統經濟增長方式與我們的發展階段有關。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通常是“黃金發展期”，同時由于經濟增長總體上還處于“投資和要素驅動型”而不是“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型”階段，往往也是投資強度最大的時期，是資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強度最大的時期。我們不能脫離發展階段討論經濟增長方式問題。但是，即使與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比，我國增長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體制條件，主要癥結是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資源要素價格扭曲；財稅、投融資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資源配置權過多過大，使生產要素升值和資源環境壓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層面擋住，沒有通過價格信號傳遞給市

場主體。而在現有政績考核體制下，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過度強調“趕超”和“跨越式發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動發展，客觀上延緩了增長方式轉變進程。經濟增長對資源和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主要原因是資源和要素價格扭曲。長期以來我國水電油等資源性產品和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價格受政府管制明顯偏低，勞動力相對過剩也使工資水平難以上升。資源和要素價格過低，使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和要素的投入，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提高緩慢。而在生產效率沒有明顯提高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推動實現較快的經濟增長，又會進一步加劇經濟增長對資源和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由于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被人為壓低，不僅使投資成本低、投資需求過熱，而且使資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快速擴張，導致貿易順差過大、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入、外匯儲備的不斷累積和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在一定條件下，這必然引發流動性過剩問題。

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從根本上說也與行政管理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有直接關系。長期以來，我國各級政府扮演著重要的經濟建設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卻不到位。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業園區和城市建設，而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等公共服務支出嚴重不足。近年來，政府財政收入超常規增長，比如2006年財政收入達到3.87萬億元，如果再加上約1.2萬億元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和1萬億元的收費等預算外收入，實際的政府所得份額可能要占國內生產總值近30％，政府所得份額不斷增大，在政府職能尚未轉變的條件下，必然直接和間接地推動投資高增長和投資率的攀升。同時，為了追求經濟的高增長，地方政府往往通過優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資，設立大量以出口為導向的開發區，造成國內資源配置向出口部門傾斜，也加劇了經濟增長對出口部門的依賴。

因此，我國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進市場功能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從已經完成工業化進程的發達國家來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一個漸進的市場化過程，也就是在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中，企業在市場機制和競爭壓力下，逐步加快技術進步和節能降耗，政府通過立法和制定政策、設立技術標準等手段，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逐步推進，但這種模式所需時間較長。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20世紀60年代，前蘇聯在與美國的抗衡中意識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較短時期內解決這個問題。但由于過度強調政府的作用，強制在某些部門推進技術進步，沒有從調整體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約束和動力機制，直到前蘇聯解體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在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程中，要重視發揮政府的積極引導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場機制，增進市場功能，以體制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四、以體制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要任務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和重大突破，從根本上取決于體制創新，重點是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深化財稅體制和投資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和完善政績考核機制，構建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

（一）改革資源價格形成機制

資源價格偏低，利用資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補償，必然誤導資源性產業過度發展，致使產業結構升級缺乏壓力和動力。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扭曲，造成對資源過度需求和浪費，客觀上刺激了經濟的粗放型增長。而資源產權制度缺失，所有者權益得不到體現，是資源價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條件。

改革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就要使各種資源價格不僅反映稀缺程度，還要充分反映市場供需，反映生態和環境成本，打破資源開發壟斷和市場分割格局，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在充分競爭中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務是，根據煤炭、石油、天然氣、金屬礦、水資源等不同資源的屬性，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氣、金屬礦、土地、水資源等各種資源的價格形成機制，價格改革收益用于資源節約技術開發和生態環境治理，以及對低收入者的補償；理順資源稅和資源費的關系，較大幅度地提高資源稅率，增加對資源開采地區的補償，在條件成熟時把礦產資源補償費與資源稅整合起來；在部分壟斷性領域放寬市場準入，打破壟斷，鼓勵競爭，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資源市場；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形成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逐步包括產權界定、產權配置、產權流轉、產權保護的現代資源產權制度。資源價格改革涉及利益結構的調整，短期內會遇到一些阻力，還會帶來低收入者承受能力問題，但不下決心推進這項改革，價格扭曲狀況便很難扭轉，轉變增長方式也很難落到實處。

（二）改革財稅體制

現行的財稅體制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結構沒有作相應調整，近年來，對地方的轉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資上調和社會保障補助，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雖然增長較快，但遠不能滿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稅為主體的財稅體制，客觀上刺激了地方不顧資源和環境條件，盲目發展財政增收效應大的傳統重化工業。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迫切要求對現有財稅體制進行新一輪戰略性調整。

財稅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在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權責的基礎上，相應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責任和轉移支付力度；加快增值稅轉型，逐步提高直接稅收的比重，建立直接稅和間接稅合理配置的稅制結構；改革完善資源稅、開征環境稅，建立健全資源環境稅收制度；開征物業稅，逐步建立以財產稅為主體稅種的地方稅收體系；適當整合專項轉移支付項目，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與主體功能區管理相適應的財稅體制，增加對限制開發區域、禁止開發區域用于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補償的財政轉移支付；擴大預算管理范圍、建立預算編制與執行分離的監督機制，完善財政預算管理制度。

（三）深化投資體制改革

投資體制改革已經取得積極進展，但現行投資體制還不能完全適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與投資體制配套的土地管理和環境管理體制改革滯后；投資管理責任缺乏約束，政府投資的公共性不強，公共決策機制缺失。

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必須加快土地管理、環境管理等相關配套制度改革，增強改革的系統性和協調性。進一步推進投資體制改革的重點是，健全公共投資決策機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決策責任追究制度，約束投資決策中的機構利益行為，逐步改變目前各級政府投資決策機構“權重責少”的狀況；增強政府投資的公共性，逐步消除城鄉間、地區間和不同收入群體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完善政府預算體系，將土地出讓收益、政府性基金、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等預算外收入納入預算內管理，切斷盲目擴大城市建設規模、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樓堂館所的主要資金來源；建立公共投資穩定增長的機制，增強支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能力；強化投資監督體系建設，通過提高投資決策透明度、增強內部監督機構的獨立性、增強地方人大對重大項目的監督作用，發揮媒體的監督作用。

（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過去28年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與各級政府的積極努力和發揮的重要作用是分不開的。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場調節功能逐步增強，現有的政府管理體制、方式、職能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的變化和要求。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滯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滯后，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

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和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要求，建立決策科學、權責對等、分工合理、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加快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潔政府和效能政府。主要任務是，完善中央政府宏觀調控體制、機制和方式，提高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效率，增強涉外經濟管理職能，保持內外經濟協調和國際收支基本平衡；調整和明晰地方政府經濟調節職能；增強市場監管職能，構建行政執法、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群眾參與相結合的市場監管體系；加強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人民生活問題上；建立決策、執行、監督相互協調又適度分離的運行機制；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等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提高社會組織對政府職能轉移的承接能力。

政府政績考核機制是影響政府行為的重要因素。要完善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實施重要指標統計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機構、專業組織和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評價機制。切實提高約束性指標行政問責的效力，并逐步將單位生產總值能耗、能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減排、生態環境、耕地保有量等指標納入政府考核體系中去，增強各級政府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和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五）構建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也是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我國增長方式轉變不理想，除了政府管理、市場體系等因素外，企業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國有企業改革仍未到位，政企不分尚未消除，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約束激勵機制不完善，對市場信號不能做出正確反應；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產業集中度不高，產品結構單一；民營企業多數以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技術含量低，管理水平不高，仍帶有粗放經營的特征。

構建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要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重點推進國有大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的改革，加快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國有經濟布局，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增強內部約束機制；深化壟斷行業企業改革，放寬市場準入，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積極推進企業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和整體技術水平，培育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進一步消除制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各種體制性障礙，促進民營企業制度建設和管理規范化，提高集約經營水平。與此同時，要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和失業保險制度建設，逐步擴大覆蓋面，為產業結構調整、企業重組和人員退出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第四篇：政府創新與績效管理

政府創新與績效管理

1010670247劉曉爽

當前，我國正處于加快發展的關鍵時期，改革攻堅任務艱巨，對外開放面臨新形勢。這對加強政府創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政府創新是社會創新的表率，建設創新型國家，要求我們有一個創新型的政府。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創新，對社會進步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各級政府在社會的各種創新中，特別是在制度創新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歸根結底要通過政府來實現

創新型政府的主要特征，就是政府部門將創造性的改革作為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服務質量、增進公共利益的基本手段。一個創新型的政府，必須在體制和機制方面對公共服務部門進行持續不斷的改革和完善，因此它必然是一個改革型的政府；一個創新型的政府，必須隨時破除那些僵化的和不合時宜的觀念和制度，因此它必然是一個開放型的政府；一個創新型的政府，必須通過不斷的學習，來更新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因此它必然是一個學習型的政府。

政府創新有多種類型。從創新的對象看，有政府管理體制創新和政府管理技術創新，前者涉及宏觀的制度性改革，后者主要是微觀的工具性改革；從創新的目的來看，有行政管理創新和公共服務創新，前者主要是為了提高公共部門自身的效率，后者則主要是為了改善公共服務的質量。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們還可以從方便和實用的角度，將政府創新分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務三類。政治改革包括：民主選舉、政治參與、政務公開、干部選拔、權力監督、立法改革、司法改革、決策改革；行政改革包括：機構編制、行政責任、行政成本、行政審批、行政管制、行政程序、績效管理、行政激勵、公務員制度；公共服務包括：公益事業、社區服務、社會保障、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公共衛生、環境保護、扶貧濟弱。這里我們主要討論一下政府績效管理。

建立問責制度，開展績效評估。按照權責統一、依法有序、民主公開、客觀公正的原則，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制度，并把行政問責與行政監察、審計監督結合起來，有責必問，有錯必究，努力建設責任政府。對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要嚴格依法追究責任。績效評估是引導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樹立正確導向、盡職盡責做好各項工作的一項重要制度，也是實行行政問責制的前提和基礎。有了績效評估的結果，行政問責才有可靠的依據。要科學確定政府績效評估的內容和指標體系，實行政府內部考核與公眾評議、專家評價相結合的評估辦法，促進樹立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政績觀。要按照獎優、治庸、罰劣的原則，充分發揮績效評估的導向作用和激勵約束作用，堅決反對虛報浮夸、急功近利，反對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要抓緊開展政府績效評估試點工作，并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加以推廣。

政府績效管理是指公共部門積極履行公共責任的過程中，在講求內部管理與外部效應、數量與質量、經濟因素與倫理政治因素、剛性規范與柔性機制相統一的基礎上，獲得公共產出最大化的過程[1]。政府績效管理又可分為多個具體分支，如目標管理績效考核、部門績效考核、機關效能監察、領導班子領導干部考核、公務員考核等等。

以績效為導向的政府營運模式開始于20世紀初，當時的美國紐約市政府提倡在政府職能轉變的框架下分析效率、效能問題。績效管理受到廣泛關注始于1993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政府績效和結果法案》，以立法形式要求聯邦政府部

門提交關于績效目標執行情況的評估報告，促使公共管理者努力提高政府內部管理效率、效能及部門服務質量。在中國，隨著政府目標責任制的推行，政府部門績效評估問題也開始引起了廣泛的重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政府及其領導干部的評價發生了兩個方面的根本性變化，一是從沒有考評和獎勵的平均主義轉向以政績論獎懲的績效主義；二是從以德和政治表現為關注點的政治鑒定轉向以工作實績為關注點的績效考評。[2]

政府績效管理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把績效作為管理的核心。這就要求必須重視管理的價值取向和社會效應，關注管理過程的環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力求在測評中把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結合起來。政府績效管理理論認為，重視績效能夠激發管理者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能夠促進測評的公正性和客觀性，能夠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第二、強調多元服務主體。傳統的行政管理理論認為，政府是社會公共事務的單一服務主體，政府既是公共產品的組織者，又是生產者。績效管理理論則認為，政府當然是社會公共產品的組織者，但不一定都是直接生產者，對于那些技術性、具體性的社會事務，應盡可能地交給社會組織承擔。社會公共事務的承擔主體，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會中介組織、非盈利組織、公私合作組織，甚至是私人盈利組織。第三、凸顯機制創新。傳統的行政管理雖然也在不斷地謀求發展，追求創新，但總體說來都局限于體制性的改革，行政機構改革、公務員制度改革、領導體制改革等都屬于這個范疇。政府績效管理則以政府應該管什么和怎么管作為中心，致力于尋求一個新的治理模式，創造一種新的管理機制，使政府能夠更好地配置資源，以提供公共服務作為職責使命，以提高績效作為目標指向，全面理順政府與社會、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領導與部屬、決策機構與執行機構的關系，把不該管的和管不好的公共事務移交出去，政府集中精力抓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等工作。第四、政府績效管理重視管理方法與技術。傳統的行政管理方法往往孤立地研究和運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經濟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績效管理講求方法與目標的統一，積極尋求和開發可操作性的管理方法，提高管理績效。作為一種目標結果，績效是對政府運用管理方法是否有效的驗證，管理的有效性和管理方法的有效性是一致的。績效評估是根據預定的管理目標，運用一套力求全面、客觀、公平的評估指標，對特定時期公共組織和人員的管理狀況進行測評的過程，績效評估不僅可以反映管理信息，而且通過公共組織和人員之間管理結果的縱橫比較，可以形成壓力，產生激勵，提高管理績效。

政府績效評價中績效信息使用者（組織部門）與信息提供者（評價對象）之間的良好合作不僅能夠使組織部門對評價對象更好的作出客觀、準確地評價，同時也能強化政府績效評價作為推動政府工作的“有力抓手”。但目前我國政府在實施績效評價方面普遍存在一些問題，有些問題是由于評價體系設置方面造成的，如何評價指標選取不科學、評價程序不合理等，這些可以通過完善評價體系加以解決，另外一些問題則是由于評價組織者和評價對象行為導致造成的，主要集中反映于績效評價信息的失真。

政府績效管理系統圍繞政府工作目標。結合政府機關的效能建設，采用科學的考核指標體系，協助政府管理部門構建全面、科學、高效、準確的績效管理平臺，對政府、職能部門、公務人員的政策執行情況、工作完成情況、公眾滿意程度等方面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績效考核評估，提高和完善我國和諧社會下服務性政府的績效管理體系。

政府績效管理是適應全市發展需求，進一步強化機關效能建設，提升行政執

行力，切實把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目標落到實處，體現“重激勵、硬約束、嚴考核”和“獎優、治庸、罰劣”的總體要求。政府績效考核時績效管理的一個環節，是對績效管理的工作的總結和評價。溫家寶總理指出：“績效評估是引導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樹立正確導向、盡職盡責做好各項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要抓緊建立政府績效評估制度，科學評估政府工作人員履行職責的情況”。

在進行政府績效評價時，要保證績效信息的準確性，一方面必須加大對信息的檢查人數和次數，以便及時、全面的了解參評單位的實際情況，從而消除兩者之間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信息失真。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制定對績效信息提供者提供失真信息的懲罰制度，加大懲罰力度，也可以保證減少信息失真情況發生，同時也能降低績效信息使用者檢查的頻率。

把第三方作為績效評價信息收集方引入。采用第三方收集績效信息一方面能夠減少政府為開展績效評價而收集信息所花費的成本，另一方面通過績效信息使用者和第三方對績效信息提供者不誠信的行為共同的處罰，能夠更好地推動政府在開展績效評價活動采取第三方進行信息收集。

引入第三方信息收集者作為一個新的附加參與人之后，由于其所發揮的信息傳播作用，能夠更好的規避信息提供者的不誠實行為，促進信息使用者更多的采用第三方收集績效信息，同時也能夠使績效評價組織者節省更多的資源，使其能夠更好的開展績效評價工作。同時為了能更加有效地促進政府績效評價工作的開展，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加大對提供不誠實信息的懲罰力度。無論是采用第三方作為信息收集者，還是信息使用者自己收集信息，一旦發現績效信息提供者提供不誠實信息，一定要依法嚴懲。隨著懲罰力度的加大，績效信息提供者不誠實行為的成本提高，其不誠實的概率下降，同時懲罰力度的加大還可以起到警示作用，制止那些潛在的績效信息提供者的不誠實行為。

2.降低政府績效信息使用者的檢查成本。政府領導尤其是黨政一把手領導在開展績效評價活動過程中應給予績效信息使用者足夠的行政支持，同時加大對信息使用者業務素質和水平的培訓，在具備一定條件下盡可能建立政府績效信息收集系統，從而在行政、業務和技術上降低檢查的成本。

3.改革現行的政績考核評價制度。要從根源上改善政府績效信息提供者不誠實行為，必須改革現行的目標責任制考核和領導干部考核方式，規避 “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現象的出現。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政府績效評價能夠獲取真實的績效信息，才能使績效評價結果更真實地反映出評價對象的績效水平。

我們應該結合實踐，不斷完善建立績效評估體系，提高行政效率，推動政府創新的發展。

第五篇：電子政務與政府管理創新

電子政務與政府管理創新

摘要：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電子政務已走到一個很關鍵的發展階段，傳統的政府管理方式不再適用，政府管理創新面臨著許多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電子政務；政府上網；政府管理；創新

近年來，隨著計算機網絡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人們的工作與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改變。當今，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一方面政府管理面臨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來自多方面的壓力，創新已成為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也為政府管理創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為了迎接信息社會的挑戰，利用當今先進的計算機網絡和信息技術來改造政府、重塑政府、構建電子化政府、實施電子政務，已成為世界各國所普遍追求的戰略目標。所以，電子政務是政府再造的理性選擇和信息技術進步相結合的必然產物。

1、電子政務的內涵當前，世界各發達國家借助于先進的計算機網絡與信息技術爭相進行的電子政務建設，已經成為公共行政改革的一個方向。電子政務發展的程度，已成為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和衡量國家競爭力的顯著標志之一。對于電子政務的定義，美國IBM/Lotus公司技術白皮書中的描述是：電子政務（e-Government，即電子政府），是電子商務

（e-Commerce/e-Business）應用體系中，基于網絡的符合Internet技術標準的面向政府機關內部、其它政府機關、企業以及社會公眾的信息服務和信息處理系統”。電子政務這一詞我們耳熟能詳，但究竟什么是電子政務，在目前的國內學界仍然沒有一致的看法，也沒有得到一種普遍認可的定義，甚至電子政務的名稱，在不同的場合提法也不一樣。如電子政府，政府信息化、數字政府、網絡政府等等。但是大多數的觀點是將電子政務的核心界定為政府上網。從電子政務的字面上來理解，這也是電子政務實施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條件。也就是說，政府是從網絡上獲取信息，并且在網上設有自己的網站和主頁，可以向公眾提供非保密政府信息的檢索服務，使“政府公開”。政府還建立網上服務系統，使政務在網上與公眾互動處理；政府機關之間、政府和社會之間由各種電子化渠道互相溝通。但實際上我們談到電子政務概念的時候，應了解到，電子政務的關鍵和核心并不在于技術的應用，技術手段的應用只是電子政務的一種初級的形態，電子政務應該是一種不僅僅是在技術上，而且在各個方面都不同于傳統政府的政府模式。然而無論我們怎樣去定義電子政務，電子政務已經作為一種新的政府管理模式逐漸影響著我們的生活。黨的十六大對加快電子政務建設提出了明確的要求“，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改進管理方式，推行電子政務。”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指出“：發展電子政務，提高服務和

管理水平。2006年3月出臺的《國家電子政務總體框架》，明確提出到2010年“基本建成覆蓋全國的統一的電子政務網絡，50%以上的行政許可項目能夠實現在線處理”。可見，當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的應用極大的改變和重塑著社會公眾生活方式的時候，電子政務自然地成為社會對政務變革的必然要求，成為政府管理創新的最佳平臺。

2、基于電子政務的政府管理創新的一些問題。我國政府的辦公自動化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我國的電子政務建設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通過推進政務信息化，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提高政府管理質量和創新效率，已成為各級政府的共識。但實際上，由電子政務推動和影響的政府管理創新還沒有明顯的顯現。在一些地方，由于種種原因，電子政務的實施反而會讓政府覺得一時無所適從，先進的辦公手段被迫閑置。

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電子政務建設與政府管理創新不適應。由于信息技術和通訊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更新，使得電子政務在建設的初期投入很大，這時我們會發現電子政務的實施導致政府行政成本沒有降低，反而升高了。如果這時政府對社會和企業的服務質量不能有效地提高，政府工作人員作風沒有得到改善，電子政務在實現服務政府、陽光政府等方面沒有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那么電子政務就有可能走向失敗，加劇了政

府與群眾的矛盾。

第二，電子政務的內容太少，作用太小。從我國已有的電子政務網絡來看，電子政務的內容存在大量問題。首先，內容太少，相當多的僅僅局限于把一些法律、法規、政策、條文從紙上搬到網上，公開的信息數量少，網上信息更新不及時。其次，政府信息網絡比較重視網頁的介紹宣傳的靜態功能，卻缺乏與用戶的積極溝通手段，公眾和企業雖然從網上可以了解一些政務信息，但要辦理一些事務缺乏必要的渠道，政府與上網公民之間缺乏互動性、回應性。國家信息中心的資料顯示，目前全國各地每年通過財政投資和其他渠道對電子政務投入的資金在400億元左右，這么龐大的開支，如果不對其“結果”——即電子政務的績效進行有效管理的話，不但嚴重影響電子政務的實施效果，也會造成國家財力物力的巨大浪費，產生其他不良社會影響。

第三，電子政務建設與政府管理中條塊分割不適應。目前我國許多政府部門的電子政務是按照兩條路徑開展的，一條是以各級政府為主的政府上網工程及政府門戶網站建設，另外一條是以“金字”工程為主體的縱向業務應用系統建設。目前我國電子政務的主要問題在于，各級政府門戶網站難以整合工商、國稅、地稅、海關等重要經濟部門的電子政務，沒能發揮其綜合性政府網站所有的應用。

第四，標準建設弱化，難以發揮電子政務全國整體優勢。

在電子政務標準化體系建設中，主要有技術標準和評價標準這兩個標準化建設。目前，我國電子政務標準化建設比較落后，在技術標準和評價標準上都沒有國家制定的一定時期的統一的規范。標準化的滯后，已經成為制約我國電子政府發展的巨大瓶頸，使部分構建電子政務系統的地區和單位，已經開始出現系統之間的不協調，甚至是沖突。

第五，信息安全成為政府管理必須面對的問題。電子政務是一個龐大的管理信息系統，由于使用人員的技術水平和安全意識千差萬別，一定存在很多安全隱患。網絡安全隱患的根源在于互聯網是一個以自律為主、管理為輔的領域，用戶的行為自律是關鍵。政府的管理要創新，采取的工作方式之一就是政府上網，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電腦罪犯就可能在網上竊取到政府的部分權力，進行犯罪活動，這些都將影響到政府工作目標的達成和形象、政府的管理效率和公眾形象以及威信的塑造。

第六，數字鴻溝問題成為制約電子政務整體發展的瓶頸。“數字鴻溝”又稱為信息鴻溝，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困者之間的鴻溝”。在中國，數字鴻溝問題不僅關系到國家信息化戰略目標的實現，也將對統籌城鄉和區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日益成為和諧社會建設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重大難題。來自于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中國數字鴻溝報告2008》數據資料，2007年中國數字鴻溝總指數為0.46，中國城鄉

數字鴻溝指數為0.64，表明目前我國仍然存在明顯的數字鴻溝，特別是城鄉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數字鴻溝。在2008年《信息化建設》雜志提供的《2008中國電子政務發展現狀分析報告》中，通過對中國電子政務發展現狀大型問卷調查進行統計，在開展電子政務的時間上，在五年以上的，東部占63.08%，西部占37.50%。在東部和中部地區城市信息化建設日趨成熟的今天，農村和西部地區對信息化還有很強的需求，應該說農村和西部地區是未來中國信息化發展的重要力量。社會在進步，科學技術在飛速發展，電子政務在發展過程中肯定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關鍵是要找準問題并去解決問題，電子政務的建設和發展，是依賴于社會和廣大群眾的實際需求而生存的，這樣一些問題不解決，政府管理的創新就將會成為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