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經濟新常態下農商行轉型發展淺析

【核心期刊網】——中國權威論文發表平臺，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論文發表咨詢和論文發表輔導!經濟新常態下農商行轉型發展淺析

劉麗華

【摘要】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新常態”的環境中，而我國農村商業銀行從農村信用合作社轉型以來，又得面臨著經濟新常態的變化所帶來的各種機遇和挑戰。本文通過回顧文獻，認識到農商行轉型的必要性，同時通過SWOT分析法，分析了農商行自身的優勢及劣勢，以及面對的威脅和機會，挖掘農行轉型的突破口，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建議對策，希望農商行能健康穩定的發展。

【關鍵詞】經濟新常態 農商行 SWOT分析 對策建議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的結構以及發展的方式亟待轉型，而金融作為發展實體經濟的核心動力，也在進行著轉型，以為了適應經濟新常態的變化。銀行作為金融業的重要主體之一，也正經歷著“新常態”的考驗，而農村商業銀行（以下簡稱農商行）作為金融業中服務農村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支持農業服務主要力量的重任，在一些農村地區農商行甚至也是農民獲得金融服務的唯一渠道。因此，從農村信用合作社向農村股份制商業銀行改革轉型的農商行來說，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農商行必然會涉及經營模式、金融政策等方面的轉型，面臨著機遇和挑戰。

二、文獻綜述

經濟增速下行是經濟新常態一個表現特征，面對宏觀經濟下行的環境，潘美麗（2015）給予經濟新常態，運用SWOT分析法，分析了我國銀行業整體的機會和威脅，并結合我國商業銀行自身存在著的優勢及劣勢，認為經濟增速減緩加劇了金融風險，同時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業推動著金融業態的重構，銀行業應積極主動地調整、轉型，以適應經濟新常態。

而在我國，在金融市場依然占據主導地位的農商行來說，鄭權（2014）指出，在面對愈加激烈的競爭，農商行必須得認清自身所處的環境，以及自身的有適合劣勢，才能適應市場的競爭，通過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強化內部管理，調整和優化物理網點，同時對農村市場進行細分，開拓目標市場，加強從業人員的隊伍建設完善激勵機制，提高農商行的競爭優勢。諸小龍（2015）則從市場細分角度出發，認為可以尋求農商行發展的突破口。因此把市場具體分為了農戶市場和高校市場，因為隨著城市化的進程、人口老齡化等問題，加之農村人口的外流，未來的市場也將會是年輕人的市場，故應注重高校市場，占據市場份額。

由于我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我國不斷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徐照宣、史小超（2015）從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角度，分析了縣域農商行的發展環境、發展模式，認為通過繼續推進股份制改革、控制政府干預以及加強產品創新和風險控制等方式來為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同時實現農商行自身的更好發展。

陳定華（2012），陳智慧（2015）等則認為在新時期，互聯網金融時代的背景下，都提出了農商行應運用互聯網，開發更多便捷的金融服務，以吸引客戶，挖掘客戶，從而提高農商行的競爭力。

綜上所述，面對經濟新常態，銀行業轉型以適應經濟經濟新常態變化，而農商行作為銀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農商行也應適應這種變化。但鮮有文章從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分析農商行的轉型。因此本文試圖從經濟新常態視角出發，通過SWOT分析，挖掘農商行轉型的突破口，并給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三、農商行轉型的SWOT分析

（一）農商行優勢（S）分析

農商行前身為農村信用合作社，是中國人民銀行批準設立，并由社員入股組成，實行民【核心期刊網】——中國權威論文發表平臺，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論文發表咨詢和論文發表輔導!【核心期刊網】——中國權威論文發表平臺，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論文發表咨詢和論文發表輔導!主管理，主要為社員提供金融服務。隨著金融業的不斷發展，農信社改制為農商行，不單僅為農村金融服務，也為更多的客戶提供金融服務。由于農商行通常是由當地原來的農信社等農村金融機構發展而來的，有一定地緣優勢，擁有穩定的客戶資源，在農村金融市場份額中有著相對的優勢。

同時，農商行始終立足服務農村金融，是普惠金融、支出農村金融發展的主力軍，因此獲得了國家在很多政策方面的支持。

（二）農商行劣勢（W）分析

面對經濟增速的下行，農商行也受到了影響，并且農商行由于服務農村金融的特殊性，其風險控制能力較差，抵抗風險的能力較弱。從2014、2015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分機構類的季度數據來看（如圖1所示），農村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相對較高，在2015年第四季度達到最高2.48%，這與經濟下行相關，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信貸員風險意識的不足，業務操作不規范的缺陷。

數據來源：根據中國銀監會數據整理。

同時，與其他銀行機構相比，農商行金融產品單一，不能滿足客戶需求，加之現農村環境有所改善，很多農民不再將資金存放銀行，而是進入資本市場，獲得保值或更多收益。

（三）農商行面臨的機遇（O）分析

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我國經濟結構不斷調整，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以及消費者的需求逐步增加。從整理來說，我國2014年第三產業增長8.1%，同時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達到了8.0%，兩者均高于當期GDP增速。從中小企業到城鄉居民，其對金融需求都快速增長，因此就需要農商行把握機遇，滿足客戶需求，提供金融服務。

同時，我國不斷推進新農村的建設，政府加大對三農的扶持力度，給予農民補貼，減輕農民負擔，這就使得農村商業銀行資金更加充裕2。其次，普惠金融服務、農村金融服務的推廣，以及返鄉農民工創業增多，農民思想的轉變，貸款需求旺盛，都為農商行提供了很好發展機遇。

與此同時，城鎮化建設的推進，可以讓農商行利用自身優勢，服務城鎮化建設，并從城鎮化建設中得到更好的發展。

（四）農商行面臨的威脅（T）分析

隨著農村金融市場準入政策的放寬，一些小額信貸公司及村鎮銀行陸續進入農村金融市場，向農商行發起挑戰，市場競爭加劇。同時互聯網金融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地域的限制，使農民資金投資不再受之限制。加之2011年來，我國銀監會從技術指標層面上加大了對銀行經營的安全性及風險性等方面的監管，從而農商行的經營難度加大，面臨挑戰。

四、農商行轉型發展的對策建議

依據SWOT分析，得出下列SWOT分析矩陣，并得到相應的戰略：

依據農商行SWOT分析矩陣，可以得出以下的對策建議：

首先，根據S-O戰略，農商行可以依靠地域優勢，積極滿足客戶需求，進一步提升競爭力。根據農商行未來發展，結合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的特色，在滿足東堤經濟發展需求的同時，又可以實現自身發展。同時農商行也應立足于農村金融服務來滿足旺盛的農村金融需求。

其次，依據S-T戰略，農商行在立足于農村金融服務的同時，應開拓新市場。隨著城鎮化建設的推進，農商行應進行具體的市場細分，針對不同的目標群體，有針對地開展金融服務，從而應對金融市場中來自其他金融機構的競爭。

再次，根據W-O戰略，抓住我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的機遇。由于農商行受國家政策影響較大，同時自身的風險控制能力較差，抗風險能力較弱，因此政府可以建立補償機制，使農商行主動進入農村金融市場，并且幫助農商行參與地方經濟的基礎建設，提升農商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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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根據W-T戰略，在面對監管從嚴的外部環境下，農商行從自身出發，提高風險控制能力，在不同的發展形勢下，謹慎擴張投資、貸款，同時加強信貸業務員的培訓管理，建立績效考核機制和激勵制度，并注重優秀人才的培育，服務廣大客戶，從而提升農商行的品牌。

參考文獻

[1]任志龍，張軍.農信社向農商行轉型中面臨的問題及對策[J].河北金融，2012（06）.[2]鄭權.農村商業銀行發展策略研究[J].新經濟，2014（02）.[3]潘美麗.給予經濟新常態的銀行業轉型發展的SWOT分析[J].中國集體經濟，2015（11）.[4]諸小龍.淺析農商行從細分市場中尋求突破的方法[J].現代營銷，2015（10）.[5]徐照宣，史曉超.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縣域農商行發展模式研究[J].中國經貿導刊，2015（06）.[6]陳定華.智慧的銀行——銀行發展新趨勢[J].國際金融，2012（08）.[7]陳智慧.“互聯網金融”時代農信社（農商行）業務發展思考[J].財經論壇，2015（18）.【核心期刊網】——中國權威論文發表平臺，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論文發表咨詢和論文發表輔導!

第二篇：淺論經濟新常態下銀行的轉型和發展

淺論經濟新常態下銀行的轉型和發展

[摘要]我國的經濟在經歷了快速發展的階段后，現已逐步放緩了發展的速度，由原來的粗放型、數量型、擴張型發展狀態轉為集約型、質量型的發展狀態。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銀行業的發展也面臨著新的挑戰。為了適應經濟新常態的環境，銀行業勢必要進行轉型以謀求發展。本文以經濟新常態的表現為基礎，分析在經濟新常態下銀行轉型面臨的挑戰，并試圖需求銀行轉型和發展的對策。

[關鍵詞] 新常態，轉型，發展

全球經濟危機的相繼爆發宣布世界經濟已經進入“大過渡”和“大調整”時期。在這種經濟形勢下，中國經濟在中國階段性因素的疊加影響下進入了增速階段性回來的經濟“新常態”時期，并呈現出新的特點和規律。

總書記在2014年5月對河南的考察中第一次提及“新常態”，當時他就指出中國仍然處在重要戰略機遇期，要調整心態，從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出發，盡快適應新常態。

一、經濟新常態的特點

“新常態”對我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建設、文化等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經濟在新常態形式下進行優化升級，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中國政治生活也呈現新常態，全國上下都在進行反腐倡廉，整頓不正之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不斷深入；中國社會建設發展也進入新常態，加快推行法制建設，完善社會管理體制，倡導社會新風尚，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中國文化也在新常態的背景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經濟在經歷了快速發展階段后，從2012年起開始回落，告別以往30多年平均10%的經濟增長速度，跌落到10%以下，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別為7.7%、7.7%、7.4%。這一變化預示著中國經濟開始放慢了增長速度，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時期。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幾點：

1、速度--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

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發展后，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下，進入了相對緩慢的一個發展階段，但經濟增長速度仍然保持在7%—8%的中高速。雖然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較之以前的9.9%的高速增長階段回落了2—3個百分點，但與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或者與其他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相比，這個增長速度仍然處于領先位置。

2、結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破壞性開采的粗放型發展

中國經濟之前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高速發展，在這個發展時期都是在靠開采現有的資源、利用現有的環境的粗放型的發展。經濟的增長勢頭是很迅速，但環境、資源和社會保障問題日益凸顯，經濟結構的轉型勢在必行。

1）環境問題。環境污染非常嚴重，現今中國有3億農村人口沒有安全飲用水可以喝，6000萬城鎮人口的飲用水水質不合格。土壤污染面積大，土質退化，山土滑坡、泥石流現象嚴重，每年都有很多畝耕地持續退化，原始森林的面積也在急劇減少。大中城市、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工業發達地區大氣污染嚴重，霧霾、強對流天氣頻發，對居民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2）生態系統退化。中國水土流失情況嚴重，80%以上的草原出現退化現象，生物多樣性急劇銳減，瀕危動物物種達250度種，瀕危植物達350多種，生態系統對各種自然災害的修復能力下降。

3）資源過度開發。中國的GDP在世界占比越來越重，與此同時，能源的消耗總量也在逐漸增多。耕地、煤炭、淡水、石油、森林、鐵礦石等重要資源的人均占有量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人均可再生淡水資源擁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石油可開采儲量、人均天然氣可開采儲量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原油、鐵礦石等主要能源、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持續上升，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已逼近60%。

4）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健全。中國的GDP日益增長，但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仍然跟不上發展的速度，保障體系雖然已經覆蓋城鄉，但普遍存在保障水平偏低且不均衡的現象。

在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形勢下，經濟的發展要告別過去過度開發、不顧資源短缺的現象，重視對環境的保護，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遵循自然的發展規律，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

3、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服務業發展及創新驅動

中國經濟增長結構也在逐步發生變化，服務業的比重越來越大，農業和制造業的比重明顯下降，服務業超過工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力軍。服務業增加值在2013年首次超過第二產業，GDP比重達到46.1%，在2014年這個比例繼續上升；在需求結構中，消費率上升幅度較大，投資率下降，消費成為需求增長的主要動力；內需的比重也增加，與外需的結構發生的顯著的變化。

二、在經濟新常態下銀行轉型面臨的挑戰

1.金融體系建設多元化挑戰。在新常態環境下，金融體系的建設逐漸加快和深化，新型的金融機制不斷增多，經營越來越趨于多元化。銀行雖然在眾多的金融機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市場地位和經濟份額，但其他金融機構隨著不斷發展，其數量和經營實力也不容小覷。選擇的層面一拓寬，客戶在選擇金融產品時，經常會貨比三家，分析各個金

融機構的產品和服務質量，這樣一來，客戶容易走失和分散，會失去原有的優勢，造成較大的經濟損失。金融體系的多元化發展，對金融行為發展造成了強烈的挑戰和沖擊，對銀行的發展和經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2.銀行創新方面帶來的影響。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銀行的貸款收益急劇下降，銀行試圖通過轉變經營模式和創新產品種類來改變這一狀況，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創新新產品種類必須要分析當前的經濟形勢和客戶的需求，要符合市場的發展現狀。另外，銀行創新人才的缺乏導致新產品的研發處于難產階段，研發出來的新產品又不符合客戶的需求，經營模式和方法也陳舊和滯后。銀行創新人才的嚴重缺乏，嚴重制約了銀行的進一步發展。

3.互聯網經濟發展帶來的挑戰。科技的發達和社會的進步，是的互聯網金融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互聯網金融指的是以互聯網為經營媒介的金融機制，并通過利用互聯網來實現金融交易和收益目標。互聯網為客戶和銀行搭建了橋梁，讓客戶通過互聯網直接跟銀行進行信息的交流，既節省了時間又減少了繁瑣的交易環節，給客戶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務，極大地加快了人們生活和經濟發展的節奏。

4.存款保險制度方面帶來的挑戰。在當前的經濟新常態下，銀行存款保險制度主要體現了以下三個方面的關系內容：1）政府與客戶。與以往不同的是，政府不再代表銀行對客戶的資產或存款進行擔保，而是由銀行自身進行管理。銀行是可以破產的，一旦破產，銀行所負擔的存款不再由政府代為賠付，而是由銀行自行負責；2）政府與銀行的監督關系。經濟新常態形勢下，政府主要負責監督銀行的管理經營，保護客戶的利益，規范銀行的日常經營，確保其合法化、合理化、和規劃；3）市場主體和保險基金與客戶之間的法律關系。通過利用存款保險，明顯客戶、銀行和保險基金彼此之間的法律關系和權利、義務。

三、“新常態”背景下銀行轉型和發展的對策

1.優化業務結構，增長新動力。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增長方式有所轉變，引起第三次產業和行業的調整，和各生產要素投入的重新組合配置。“新常態”下，服務業、消費金融、技術性產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已成為增長的主力軍。銀行必須要審清目前的形勢，充分發揮自身的傳統優勢，通過持續優化三大業務結構以契合增長新動力，有效應對實體經濟結構性的變化。①深化負債業務：隨著互聯網金融、直接融資等對資金的分流，再加上銀監會對銀行存款偏離度的考核，銀行必須改變被動的負債管理模式，積極主動負債管理實現具有自主、穩定、可控的資金來源渠道，切實解決資金、資產的期限和結構錯配問題；②拓展中間業務：銀行的收入結構不能再僅僅依靠利差，而是要向依靠中間業務轉變。優化三大業務結構，避免金融資源“空轉套利”和金融“剝削”實體經濟利潤等現象，切實服務于實體經濟。③優化資產業務：資產托管、資產管理、盤活資產存量、資產證券化等成為銀行在“新常態”局勢下的熱點，而不是僅僅依靠傳統的單一信貸資產的經營。

2.創新經營理念，構建內涵式發展模式。在“新常態”多重約束條件下，傳統商業銀行的經營理念也在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改變了以往以規模快速擴張的經營理念，轉變為注重內涵和效益的增長方式。銀行業在金融服務需求的精細化、多元化、專業化的發展趨勢下，要審時度勢，抓住新的機遇，結合自身規模、人員和區域等優勢創新經營理念和發展模式，力求打造新常態下新的利潤增長點和新的市場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推動新常態發展戰略穩步落實，增強發展的硬實力。

3.樹立新風險文化，推行全面風險管理。在“新常態”背景下，”舊常態”的存量風險與結構調整和金融轉型產生的風險相互疊加打破了原有的風險管理模式。同時，由于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而產生的網絡技術風險增加了傳統風險的外溢和傳導。為適應“新常態”局勢，銀行業急需樹立新的風險文化，建立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技術風險險、操作風等的識別、計量、評估、監測和對沖一整套流程，全面推進全面風險管理。

4.大力發展互聯網金融，推動轉型升級。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對傳統的金融業的沖擊很大，銀行必須要正視這一問題。互聯網金融的大力發展，其銷售手段和渠道顛覆了銀行的傳統的業務流程模式和組織管理模式，進一步暴露了銀行的傳統的經營問題。金融和互聯網的相互融合是銀行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經濟新常態的要求。互聯網以先進的科學技術推動傳統銀行的轉型和升級，為中國銀行業的發展開拓了一條嶄新的科技途徑。互聯網技術的幾大優勢幫助改變了銀行的運作方式，整合了原有的繁瑣的銀行服務流程，促使銀行改革其傳統業務流程，對銀行業務流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形勢下，商業銀行要充分利用互聯網思維通過業務層面上的操作流程的優化與改善，從而實現銀行的業務流程再造以適應未來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需要。

5.突破傳統制度障礙，激發金融創新動力。”舊常態”下中國銀行業憑借舊的制度紅利實現了長足發展，同時也出現了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幌子的“偽金融創新”現象，導致資金空轉。這些“偽金融創新”的實質是與我國”新常態”發展相背離的。伴隨著“新常態”的演進，金融市場將逐步由金融抑制向金融放松轉變。要提高金融中介機構的資金配置效率，必須激發金融創新動力，突破傳統制度障礙，以軟實力利用新制度紅利，在“新常態”下形成商業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簡而言之，銀行業金融機構借助金融市場化改革東風努力消除打著服務實體經濟幌子的“偽金融創新”，以有利于降低融資成本、增加融資便利性、減少金融風險為創新導向，切實從金融工具、金融產品、金融服務、金融制度、金融業務等方面進行創新。商業銀行只有通過金融創新來突破傳統制度障礙，才能真正落實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

6.強化人才隊伍建設，提升全員服務質態。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銀行業發展的

核心是以客戶為中心，這將要求銀行培養出一批素質更高的人才。銀行業的競爭主要體現在服務能力、服務質量、服務水平三個方面。銀行業必須要不斷加強人才隊伍的建設，全面提升全體工作人員的業務質素，才能滿足”新常態”的內在要求。一方面，要加強培訓和宣導，讓員工樹立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提升自身的服務質量，滿足客戶的不同需求，增加客戶的黏性，進一步提高銀行的服務競爭力；另一方面，加大激勵約束機制，提高全體員工的綜合水平，滿足客戶不同的需求。

四、結語

總而言之，在經濟新常態的形勢下，銀行的經營面臨著比以往更為嚴峻的挑戰。銀行應當深入分析新常態下自身所存在的經營問題，改變傳統的粗放型經營模式，學習先進的經營理念，培養創新型技術人才，加快轉型的步伐，適應經濟新常態的環境下，提高競爭力，謀求自身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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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劉弘毅.互聯網金融推動傳統銀行業轉型發展[J].現代經濟信息, 2016年第1期

第三篇：經濟新常態下更加注重發展質量

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更加注重發展質量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也是國家級新區開發建設的總遵循。新區必須適應新形勢新要求，增強責任意識、使命意識，加快轉型升級、全面改革創新、提升城市品質，努力當好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排頭兵。

爭當轉型升級的“領頭雁”

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增長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但保持中高速增長絕非易事。習近平同志指出，發展速度回調是一個總體概念和平均概念，只要是有質量、有效益、沒水分、可持續的速度，能快的就可以快。國家級新區有能力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實現更大作為，成為帶動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增長極，為保持中高速增長作出更大貢獻。

從戰略上看，新區自設立起就在改革發展大局中占據重要位置，肩負著體制機制創新和改革探索的重大使命。從區位上看，新區大都位于國家優化開發和重點開發區域，是國家實施區域發展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和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重要支撐點。從結構上看，新區處于本地區人口相對集中、產業基礎比較完備、經濟實力較為雄厚的區域，既是產業集聚區，又包括居住休閑、城市功能、生態景觀等區域。從實踐上看，新區發展勢頭強勁、轉型升級步伐領先，在促進區域經濟跨越發展、轉型發展上具有引領帶動作用。可以說，新區得“天時”“地利”“人和”，完全有理由、有責任、有條件成為經濟發展新常態下轉型升級的“領頭雁”。福建省福州新區作為承擔重大發展和改革任務的綜合平臺，要努力在實現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中發揮引領帶動作用。

率先實現更高質量的經濟增長。當前，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同其他地區一樣會有起伏，但追求有質量有效益發展的導向不能變。要發揮“三駕馬車”協同拉動作用，適應新區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把發展重心和著力點放在擴大有效投資上，解決好“投什么、怎么投、誰來投”的問題，培育新的投資熱點和增長點，發揮投資在經濟增長和結構優化中的關鍵作用；突出項目帶動，持續引進和組織實施一批具有支撐性、引領性、標志性的大項目，以增量帶存量，努力實現發展速度與質量效益相統一。

率先突破更為緊迫的產業轉型。有的地區之所以陷入經濟低迷、增長乏力的困境，原因就在于對產業轉型缺乏前瞻謀劃，憂患意識不強。新區要在轉型升級上先行一步，積極探尋轉型升級新路徑，“轉”出新區未來發展的強大競爭力。堅持做優存量、做大增量，依據“產業鏈全景圖”，有針對性地“造鏈”“補鏈”“強鏈”，既推進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引導企業加大網絡化、智能化、集成化、綠色化改造力度，促進傳統產業向價值鏈高端發展；又立足新區功能定位和產業優勢，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加快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率先完成更加強勁的動力轉換。在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動力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科技創新的增長引擎作用更加凸顯。新區要保持快速發展、實現轉型發展，必須加強科技創新，加快創新成果產業化。要突出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推動產學研用融合發展；大力推進“互聯網+”，加強互聯網跨界融合創新。

爭當改革創新的“試驗田”

習近平同志指出，在新一輪全球增長面前，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唯改革創新者勝。新區相較于老城區的優勢在于改革動力更足、創新活力更強，應充分用好國家賦予的試驗功能，在城鄉統籌、行政管理、產業發展、土地制度、投融資體制、生態文明、社會治理等方面銳意改革、大膽創新，讓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發揮得更加充分，讓政府的服務和監管職能履行得更加到位。

改革創新、先行先試既是設立新區的重要目的，也是新區必須具備的鮮明特質，更是新區長期保持蓬勃生機的關鍵所在。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新區要牢牢把握“深化改革、創新發展”這一主題，在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勇于探索、創造經驗，不斷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新思維認識新常態，以新探索適應新常態，以新經驗引領新常態。福州新區是引領改革創新的“試驗田”，既要堅持“拿來主義”，復制推廣其他國家級新區的成熟經驗；又要立足自身稟賦，打造自己的特色。

在開發建設模式上探索創新。在加快建設、轉型升級中，如何使用有限的財政資金，撬動大量社會資本，保證新區發展有充足的資金，成為新區改革創新的重要課題。福州新區以投資集團和專業公司為平臺，推廣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PPP模式，按照“誰投資、誰開發、誰經營、誰受益”的原則，鼓勵引導各類市場主體共同參與新區開發建設。結合新區項目不同特點，采用營利項目與非營利項目捆綁、城市資源與城市改造捆綁的形式，逐步推廣以各類基金直接投資為主的債權性投融資模式。

在轉變政府職能上探索創新。只有加快政府職能轉變，解決好政府越位、缺位、錯位問題，讓市場自主發力，給市場讓出空間，才能讓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活力競相迸發。福州新區要下好簡政放權“先手棋”，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實施“非禁即入”的負面清單模式，完善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

在擴大開放合作上探索創新。堅持擴大開放，能夠為新區建設樹立參照目標、倒逼改革創新、注入強勁動力、引來要素資源。福州新區具有“四區疊加”優勢，要全方位、多渠道、寬領域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樞紐城市；著眼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特色優勢，促進更多投資貿易便利政策向新區范圍輻射延伸；借助毗鄰平潭綜合實驗區的地緣優勢，積極推進島區聯動、協同發展。圍繞“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的要求，深入實施閩都人才集聚工程，加快中國福州海西引智試驗區建設，創新人才引進優惠政策，為新區創新發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撐。

爭當宜居宜業的示范區

傳統低層次的造城運動已不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城市建設新趨勢。現代城市建設發展，更注重提升城市品質、豐富城市內涵，通過城市的規模效應和放大效應，增加人們實現就業、獲得服務、擁有更好生活的機會。

新區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園區，也不同于普通的城市建成區，而是集生產、生活和生態功能于一體的現代化新市區、新城區。新區大多在城市周邊規劃建設，擁有較好發展基礎，有條件、有優勢在促進區域協調、城鄉一體、產城融合發展上先行先試，建設成為具有較強吸引力、影響力的宜居宜業示范區，為全國城市發展積累新經驗、提供新樣板。在推進新區開發建設過程中，要把以人為本作為核心要求，秉持產城融合、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念，推動產業布局、生活居住、公共服務、生態文明等城市功能有機融合，實現現代產業、現代生活、現代都市一體發展。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福州新區圍繞打造生態文明先行區的戰略定位，堅持把融合發展、一體發展、綠色發展理念貫穿到規劃建設的全過程，努力建設魅力新區、綠色新區、幸福新區。

在推動協調發展上有新突破。實現協調發展，既是新區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也能拓展新區發展的平臺空間。福州新區統籌考慮產業發展、人口集聚與城市建設布局，在強化新區與老城區交通互聯、人口互通、資源互享，疏解老城區人口、交通等壓力的同時，推動各類優質資源向新區延伸，以適度超前的標準加快完善綜合交通設施、市政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等，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著眼構建新型城鄉形態，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完善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在完善社會治理上有新加強。新區產業不斷發展、人口大量進入、功能日益完備，對城市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戰。福州新區著眼提高現代城市治理能力，堅持法治思維和理念，創新社會治理方式，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健全矛盾糾紛調處化解機制，構建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完善食品藥品安全監督管理體制，確保新區社會大局安定有序、和諧穩定。

在凸顯生態特色上有新亮點。新區不僅要有經濟新亮點、產業新形態，而且要有生態新形象、城市新風貌。福州新區抓住國家支持福建建設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的有利契機，堅持開發與保護并重，既合理開發和節約使用各類資源，大力發展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新區；又嚴格實施生態功能區劃，強化生態保護紅線，守護青山綠水、清新空氣，讓人民群眾享有更多“綠色福利”。

第四篇：經濟新常態下的新改革

經濟新常態下的新改革

作者： 鄧聿文 | 發表時間：2015.03.16 刊發于總2101期《中國經營報》[評論]版

2015年是一個具有標簽意義的年份。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一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還是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和結構調整的緊要之年。這諸多“之年”碰到一塊，說明了2015年的不同尋常，其實正是新常態的表現。那么，在新常態下，當幾千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聚集北京，召開兩會，共商國是，部署一年發展，人們能夠從政府工作報告和代表委員的建言獻策中讀出什么新變化？

經濟仍是重中之重

經濟是中國兩會的主題。對于2015年的中國經濟，政府工作報告是這樣表述的：經濟下行壓力還在加大，發展中深層次矛盾凸顯，今年面臨的困難可能比去年還要大。去年經濟增長7.4%，首次低于年初預定目標。今年這一目標定為7%，足以說明政府對經濟的困難有充分預估，兩會前央行的再次降息也顯示了這點。

經濟新常態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告別高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但對于中國經濟能否保證中高速增長的問題，學界其實并不樂觀，很多人憂慮經濟的問題不是強身而是保命，有可能較長時間鎖定在中低速增長的路徑中。一些學者最近發文表示，中國去年較為平穩樂觀的經濟數據存在兩個“看不懂”：平減指數與CPI、PPI的關系出現了顯著背離，發電、運力和貨幣這三個與經濟增長相關性最強的指標與實際經濟增速背離。如果按照消費與工業物價走勢，以及電力、運輸和貨幣所表現出的經濟運行態勢，去年的實際經濟增長水平可能已經“破5”，現價增長率更可能在去年四季度已經進入負值。假如這種看法是真實的，7%的經濟增長目標其實不低，不經過努力很難達到。

當然，既是新常態，經濟發展的方式也要跟著改變。即使是保增長，也不能像過去一樣只是大上項目，尤其是上一些污染嚴重的項目；必須在保增長的同時，推進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為此，需要進行程度更深、領域更廣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更多激發市場活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進行力度更大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遏制國企大擴張；圍繞實體經濟進行深層次的金融體制改革，消除引爆地方債務危機的燃點；扎實進行投資體制改革，提高投資效率；下決心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遏制收入分配不合理現象蔓延；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來克服經濟下行壓力。這也就是政府工作報告所說的，要著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雙目標”，堅持穩政策穩預期和促改革調結構“雙結合”，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雙引擎”，推動發展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實現中國經濟提質增效升級。

2015年，中國經濟必須保增長和促改革同步推進，才能真正體現新常態之特質。

改革須向縱深挺進

改革是推動發展的制勝法寶。在中國發展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爬坡過坎的關口，體制機制弊端和結構性矛盾是“攔路虎”，不深化改革，就難以實現平穩健康發展。對此，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去年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以釋放市場活力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啃了不少硬骨頭，今年仍必須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全面深化改革，統籌兼顧，真抓實干，在牽動全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增強發展新動能。

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總量雖然已經位居全球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但也積累了大量的矛盾和問題，有些矛盾和問題并未因國力增強而有所改善乃被克服，相反，進一步惡化，如貧富分化加劇；資源環境被嚴重破壞；經濟結構失衡，轉型升級緩慢；社會結構的固化與碎片化；主流意識形態缺乏解釋力；腐敗的彌漫性蔓延，政府信用惡化；權力失控，法制松弛，濫用專政工具等等。上述矛盾和問題在經濟高增長時期，可以因蛋糕做大，收入增長而被暫時遮蔽或不顯突出，但在金融危機后的近二三年，中國經濟增速下降劇烈，債務問題凸顯，影響財政、就業和公共服務，留給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不多，若它們遲遲得不到緩解，中國將極可能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鑒于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加上人口龐大，如果走不出這個陷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堪憂，用執政黨的話說，很可能“亡黨亡國”。而要解決上述問題，必須依靠進一步深化改革。

去年實施的重點改革，包括簡政放權，財稅、預算、稅收制度改革、利率市場化、民營銀行試點，能源、交通、環保、通信等領域的價格改革，以及科技資金管理、考試招生、戶籍改革、公務員車改、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并軌等，應該說，取得的成效還是不錯的。像公務員車改，十幾年來屢次試點，但總是在原地踏步；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也是多年來無法突破，這兩項改革均被認為涉及既得利益，但去年在中央力推下，都有了進展。

2015年的改革，根據政府工作報告安排，將繼續把簡政放權，激發市場活力作為重頭戲，在投融資體制、價格、財稅、金融、國企、戶籍、土地等改革方面取得實效，讓人民從改革中受益。

中國改革的目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因此，新常態下的改革，必須圍繞治理現代化來進行，只有這樣，才是中國需要的“新”改革。為此，在實施上述改革的同時，還需要推進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改革。因為從中國的情況看，越往后，經濟改革受政治的羈絆越大。事實上，一些經濟改革舉措從形式而言屬于經濟改革，但就其所起作用及內容而言，卻是政治改革之一種，如預算改革。故而，經濟改革最終要成功，必然觸及政治和社會改革。

經濟改革的內容主要是針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政治改革的重點是要建立一種適應中國國情的分權和制衡機制；社會改革的目標則是建立社會自治，推進社會民主，解決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問題，三者合力，形成一種廣泛的對公共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法治開局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十八屆四中全會對今后十年部署的任務，而2015年則是開局之年，這個“局”開得好不好，代表委員的履職情況如何，兩會是一個檢驗。

兩高報告不用說，政府工作報告也多處涉及到依法治國。即使是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看起來和依法治國關系不大，但其實大有關系。國家的規劃和預算安排能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依法進行，直接關乎依法治國的質量。

在中國的政治設計中，人大是立法機關，法院和檢察院是司法機關。立法的質量如何，能否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司法公正，是衡量真假依法治國的試金石。今年的人代會有一項重要議程，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作為“管法的法”，《立法法》在頒行的15年里，影響了國家的立法宗旨、程序乃至效果。單單根據《立法法》中“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這一條，就廢除了嚴重損害公民權利的收容遣送制度、勞動教養制度。

這次《立法法》修改的內容超過三分之一，二審草案進一步明確了中央與地方的立法權限，將原來只對40多個城市的立法權擴大到全部280多個地級市，并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專屬立法權事項作了進一步細化。根據稅收法定原則，《立法法》修正草案也將明確稅種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規定。此外，引人關注的還有，無法律依據，地方規章不得減損公民權利之規定。近年來，許多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上，動輒用限號、限行、限購等方式，來限制公民合法權益，引起社會很大意見，如果這條通過，將對地方政府的權力是一大限制。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方面。兩會前，最高法院出臺了司法改革65條，提出要設立巡回法庭、跨行政區劃法院、知識產權法院；禁止讓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訴人穿著識別服、馬甲、囚服等具有監管機構標識的服裝出庭受審，強化人權保障；推動省級以下法院人員統一管理改革；建立院、庭長在監督活動中形成的全部文書入卷存檔制度等措施，這些改革有的正在落實，它們著眼于提高法院特別是審判的獨立性，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實現。

中國的依法治國是一個長過程，在2月召開的省部級領導干部專題學習班上，中央提出了抓“關鍵少數”的提法。“關鍵少數”一般指的是各級領導干部，尤其是黨政一把手，因為他們掌控著巨大的權力和資源，其法治意識如何，能否做到依法行政，帶頭遵守法律，成為治國理政的法治“模范”，對依法治國，帶動全社會落實法治，形成運用法治監督領導干部用權的新常態，非常關鍵。然而，這“關鍵少數”能不能包括非官員代表委員，大體說來，這上千名的非官員代表委員是社會精英，他們擁有的權力和資源比起社會中的多數群體來，多得多，如果他們能夠利用其影響力，真正行使法律賦予代表委員的職責，中國的法治狀況將也比現在要好得多。

反腐任重道遠

腐敗不停，打虎不已，反腐是新一屆班子施政最突出的特征，也是執政黨最得民心的舉措。3月2日，軍方一次性打包公布了十多名副軍級以上高級將領的腐敗情況。緊接著，3月4日，河北省委秘書長景春華落馬，這顯示中紀委并不因為兩會舉行而推遲打虎進度。

對反腐，政府工作報告是這樣指出的：少數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亂作為，一些腐敗問題觸目驚心，有的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該辦的事不辦；腐敗現象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權力尋租，要以權力瘦身為廉政強身，緊緊扎住制度圍欄，堅決打掉尋租空間，努力鏟除腐敗土壤，始終保持反腐高壓態勢，對腐敗分子零容忍、嚴查處。對腐敗行為，無論出現在領導機關，還是發生在群眾身邊，都必須嚴加懲治。

十八大后的中國反腐，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為第五代領導人贏得了巨大聲譽，但從目前來看，腐敗狀況還非常嚴峻，反腐要深入面臨著阻力。一是尚有很多領域的腐敗黑幕沒有揭開或者剛剛揭開一點，例如，前不久中央巡視組對第一批央企巡視意見的反饋讓外界看到，央企的腐敗不亞于官場。包括央企在內，中國的國企有上萬家，加上金融機構，這一大塊的腐敗還只是撕開一個小角。除此外，學校、科研機構、文化領域的腐敗尚未觸及。可見，反腐任務還非常繁重。二是反腐從治標到治本的過渡，能否建立一套與法治相銜接的預防腐敗體系。針對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積累起來的巨大腐敗存量，開展疾風暴雨式的反腐是必要的，至少在未來幾年里，這種反腐方式還不能退出，但客觀而言，它也帶來了一些副作用，需要在大規模反腐后，適時推進制度反腐。這當然不是說，目前的反腐沒有進行制度建設，最大的制度改變，就是加強了中紀委對反腐的主導和統領。

反腐的制度建設包括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廣義的制度建設是針對一切公權力和政府行為的，包括公民參與、信息公開、預算民主、簡政放權等，就此而言，它已經超越了反腐范疇，但對遏制腐敗有預防作用；狹義的制度建設是針對腐敗行為和反腐機構的，它包括重組反腐機構，加強中紀委對反腐的主導地位和相對黨委的獨立性，強化辦案過程的公開和透明，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及利益回避機制等。

當前在這兩方面都有一定進展。去年新修了預算法，規定政府所有收入都要納入全口徑預算，加大了對政府的預算約束。刑法修訂也加大了對貪污賄賂的懲處力度，還建立了國際追逃網絡，加強反腐的國際合作。另外，進一步規范了對裸官的管理，官員財產申報也強化了抽檢環節。中央深改組會議最近還通過了上海試點規范領導干部親屬經商辦企業，以遏制涉及官員親屬的裙帶腐敗行為。

執政黨的強力反腐是從嚴治黨的關鍵一著。從一開始，這輪反腐就有著明確思路，即先治標后治本，通過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以懲戒、教育、預防的“三位一體”，使官員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盡管如此，同腐敗官員的較量還任重道遠，要使反腐不出現反復，在加強執政黨內部反腐力度和制度革新的同時，需要開放外部對權力和腐敗的監督，調動公民反腐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用外部多元主義去遏制政府權力腐敗。

環境問題格外被關注

環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在近年的兩會上，環境問題愈來愈受到代表委員的重視。

對于環境問題，要說政府不重視那是假的，五大建設中就有一個生態文明建設，成為治國方略的組成部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也用了四段集中進行闡述，表示要打好節能減排和環境治理攻堅戰，鐵腕治理環境污染，對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讓其付出沉重的代價；對姑息縱容者嚴問責，使其受到應有的處罰。生態環保貴在行動、成在堅持，一定要實現藍天常在、綠水長流、永續發展。

然而，環境污染和破壞并未因為政府的重視而有很大改善，相反，一些方面程度還在加重，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國進入重化工業發展階段，該階段客觀上會對環境產生嚴重影響，所謂先污染后治理，這可能是人類工業化的一個發展規律，至少在當下人類尚沒有找出一條沒有污染的發展之路，不承認這點不行。二是保護環境的法規沒有得到認真執行和落實。中國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普遍存在，但在環保上表現得特別明顯，盡管環保部門由以前的副部級升格為部級，成為內閣的一個機構，可在各政府部門中，一向是個弱勢部門。當然，環保立法自身漏洞也很多，例如，環境保護法和大氣污染防治法嚴重滯后于今天的現實。所以如此，乃在于長期以來以GDP為政績的考核體系，以及地區之間的競爭，追求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是地方政府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地區之間的競爭又加劇了這一傾向。

不論富貴與貧困，環境問題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在經歷過多次大面積的霧霾后，全民的環境意識和權益被激活，環境開始成為一個公共話題與政治問題，這些年因環境破壞引起的群體事件已越來越多，政府也真正意識到不解決環境不行。所以在去年，重新出臺了被稱為最嚴厲的環保法，強化了政府責任，明確環境保護工作的考核評價制度，環境保護工作做得好不好，是對政府及其有關負責人考核評價的重要依據；完善了環境保護的管理制度，重在源頭管理和過程管理；集中解決環保中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問題，環保部門可以對污染企業實行日罰。值得一提的是，新的環保法還規定了環境信息的公開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參與制度和訴訟制度，允許環保組織對企業進行公益訴訟，這是一個重大突破，它將開啟公民環境參與之門。

政府工作報告除表示打好節能減排攻堅戰外，還提出要采取實施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行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把節能環保產業打造成新興的支柱產業；推進重大生態工程建設，拓展重點生態功能區，辦好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等措施。

從其他國家的環境治理經驗來看，要改善環境，一方面是要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改變政府對經濟發展的決策模式和管理方式，做到決策透明化和陽光化；另一方面是嚴格環境立法，啟動公民環境參與，形成環境參與的強大公民行動。如此才能還公眾一個美麗家園。

讓權力不再任性

中國的事情能否辦好，關鍵在執政黨和政府。事實上，對一個壟斷社會關鍵權力和資源的政府來說，無論是經濟發展，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反腐敗以及社會治理，都和它有關。而某些政府部門的問題，則是有權太任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用了一定篇幅，從四個方面談了如何加強政府自身建設，即要堅持依憲施政，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納入法治軌道；堅持創新管理，強化服務，著力提高政府效能；堅持依法用權，倡儉治奢，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堅持主動作為，狠抓落實，切實做到勤政為民，把中國政府建設成一個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增強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句話，成為一個現代政府。這就如政府工作報告所說，政府要“大道至簡，有權勿任性”；換言之，政府不應將簡單的事情弄得太復雜，太復雜了，權力就會任性，但這需要為權力劃定清晰邊界，精簡政府職能。

盡管技術的發展為政府管理經濟和社會提供了高效手段，但是，中國政府本質上還不是一個現代政府。因為現代政府的一個本質特征是權由法定，依法行政、依法用權，沒有對權力的高度自覺，權大于法，權力在使用過程中就會任性，怎么方便怎么來，怎么有利怎么來，從而，公民的各項權利勢必會遭到權力及其使用者的侵犯。

要使政府成為一個廉潔高效具有公信力的良善政府，就須按照治理現代化要求對政府予以改造，首先對政府應限權，把政府打造成一個有限政府。政府并非管得越多越好，有所不為才能有所作為，政府的效率是建立在只管該管的事情基礎上，而非眉毛胡子一把抓，大事小事全攬在手，事情管得多，就需要相應的權力去支撐，否則，有責無權，事情不可能做好。而賦予政府過多過大權力，又必然會帶來腐敗后果。正如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的，腐敗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權力尋租。

目前，對政府限權，除了用法律明確規制政府的權力外，另一方面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大力推進簡政放權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把該放的放掉，把該管的事務管好。去年中國政府共取消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47項，其中，關系投資創業創新和就業的有160多項，涉及社會組織、事業單位業務活動有70多項，有力地激發了市場和企業的活力，推動了政府職能轉變，促進了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今年按照政府工作報告的安排，將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事項，全部取消針對公民和法人的非行政許可審批，建立規范行政審批的管理制度，簡化注冊資本登記，制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公布省級政府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

中國正處在一個發展并向現代化社會邁進的過程中，所謂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主要是指要減少過去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尚未改變的、對市場或社會過多介入的事項，讓市場、社會組織和公民少受政府不必要的管制，能夠自主地決定自己的事務和命運。當權力在制度約束下不再任性了，政府自身才能建設好，中國也就不會犯大的顛覆性錯誤。一切重在落實

政府工作報告也多次提到要狠抓落實。任何雄心勃勃的計劃、規劃和設計，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團隊去執行，就只能停留在紙面上，空中樓閣而已。從這個角度說，強調制度的執行力，是如何都不為過的。

中國的很多事情，不在于沒有設想，而在于執行不力，宏圖早已畫好，但因為各種原因，最后都虎頭蛇尾。不只計劃是這樣，立法、制度、政策、規章甚至領導人的命令也難逃這個宿命。所以，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后，中央一再強調，一分規劃，九分落實，擔心的就是這么好的東西落實不了。特別是在當前反腐態勢下，一些官員抱著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不積極去落實中央已有部署，對此，兩會前召開的中央深改組會議再次提出了“最后一公里”問題，不能讓事情阻斷在這“最后一公里”上，這說的仍是執行和落實問題。

兩會一定程度上是貫徹落實的會議。大的規劃都已制定好，方向已經明確，真正要兩會出臺的政策措施不會很多，兩會只要把發展藍圖或者施政綱領，在代表委員討論和審議其可行性后，再分解部署，一件件把它們落實下去。尤其是今年的兩會，兩個主要的決定在去年都已出臺，今年的任務就是貫徹落實。對此，政府工作報告也指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精神面貌要有新狀態。各級政府要切實履行職責，狠抓貫徹落實，創造性開展工作。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對實績突出的，要大力褒獎；對工作不力的，要約談誡勉；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總之，要堅持主動作為，狠抓落實。這是基于過去歷次的教訓。

無論是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在規劃作出后，如何落實就成為攸關成敗的大問題。改革和法治是鳥之兩翼和車之兩輪，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來說，前者是動力，后者是保障，如果不能將兩個決定的規劃和部署一條條貫徹落實，就不可能完成改革任務，建設法治國家，當然也就無法實現中國夢了。事實上，黨和政府的戰斗力就體現在執行黨和國家的法律制度、保證國家的戰略部署能夠得到落實上。

要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中央已有部署和決策，就不能大而化之，而應制定一個實施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內中有階段性的目標和任務，有對應的部門，有監督者，越細致越好，從這點來說，兩會前出臺的公安改革100條和司法改革65條，值得贊賞，因為它把要改革的任務和達到的目標都一項項列出來，并承諾完成時間，建立問責機制，這樣才能倒逼政府主動作為，不得偷懶。

第五篇：新常態下推進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發展匯報

新常態下推進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發展匯報

新常態下推進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發展匯報

“新常態”已經成為當下討論經濟發展態勢使用頻率非常高的熱詞。總書記指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中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穩定。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面對新形勢、新挑戰、新機遇，我們要在推進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格局中，主動適應新常態，展現新作為，謀求新發展。

認識新常態，開拓新思維。進入新常態，意味著經濟增速由高速向中高速過渡換擋，意味著發展方式的轉變、增長動力的切換，老路子走不通了，舊模式難以為繼，轉型發展升級怎么辦？只有準確、全面、深刻地認識新常態的本質內涵、根本特征，才能把握規律、開拓思維，才能找準工作的切入點和落腳點，適應并引領新常態。我們始終把學習擺在突出位置來抓，一段時間以來，緊扣中央、省委對“新常態”的分析解讀和工作部署，著眼于學習理論政策、更新思想觀念、提升本領水平，使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學有要求、學有動力、學有載體、學有成果。一是堅持領導帶頭、組織推動、專題培訓“三并進”，著力擴大學習覆蓋面。二是堅持向外學習來破題，不是只顧“埋頭拉車”，而是“抬頭看路”，著力厘清發展新思路。積極組織領導干部赴發達地區、先發城市學習，點對點看現場，面對面作交流，大家深刻感受到發達地區在新常態下始終保持較高發展速度，在總量擴張前提下追求質效的提升。通過對新常態的學習領會與實踐思考，干部群眾充分認識到**是一個既要“趕”、又要“轉”、更要“改”的地方，要主動適應新常態，堅持負責任發展之路，進一步樹立改革的思維、開放的思維、市場的思維、創新的思維和法治的思維，讓解放思想、大膽創新，腳踏實地、真抓實干，開明開放、助人成功成為**干群的習慣和自覺，凝聚做大總量、轉型升級的強烈共識和不竭動力。

適應新常態，找準新路徑。新常態下，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從嚴治黨，工作如何謀劃？目標如何實現？

**年全鎮工作的總體工作思路是：在縣委、縣政府的堅強領導下，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以十八屆四中全會和省市縣重要會議精神為指引，以鞏固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成果為契機，大力推進“一區一線一帶”（公塘生態旅游區、鳳凰至高塘快速通道線、禾河路堤與小城鎮結合帶）工程，實現

“經濟強鎮、農業重鎮、城郊新鎮、旅游大鎮”的目標。

今年全鎮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實現財政收入翻番，公交流通稅收突破300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0%以上；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億元以上，完成招商引資2億元以上，新引進投資一個億元以上的入園項目1個，為園區企業招工400人以上；新增葡萄、大棚蔬菜種植面積500畝以上；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7.5‰以內；城鎮化率提高3個百分點。

圍繞上述目標任務，今年重點抓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圍繞謀劃產業致富新常態、打造公塘生態旅游區

橫江葡萄產業發展越來越面臨著市場和土地要素的制約，為鞏固傳統產業優勢，拓寬群眾致富渠道，橫江鎮以橫溪村和南隴村列為全國生態旅游重點村為契機，打造公塘生態旅游區為抓手，謀求村民致富新常態。一是重規劃，提升生態旅游品位。計劃投資10余萬元聘請有資質的設計院對公塘生態旅游區進行總體規劃和設計，重點突出古村記憶游覽區、葡萄園觀光區、旅游服務區、農產品貿易區等四區功能齊全的規劃與設計。二是重建設，打造生態旅游平臺。為打造好公塘生態旅游區這個平臺，我們將在硬件和軟件兩方面來做文章。三是重發展，注入生態旅游持久動力。產業發展是生態旅游的載體。只有做足產業發展這篇文章，才能為生態旅游注入持久動力。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橫江葡萄產業。充分發揮橫江葡萄合作社的作用，創新種植技術，鞏固現有品種，積極開發新的品種，延長橫江葡萄上市時間。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唯有百花齊放，方能博人眼球。大力發展井岡蜜柚、高產油茶、火龍果等新興產業，彌補橫江葡萄上市空白期，提升公塘生態旅游魅力，吸引游客眼球。

（二）抓好財政涵養

我們要抓好財政涵養，重點做好招商引資，增加財稅返還。一方面鞏固現有財源。繼續鞏固現有招商引資成果，全力做好先歌音響、中科鋰能、福園食品、宏鑫通訊和**鼎端科技等落戶企業的跟蹤和服務工作，根據企業實際有針對性的采取幫扶措施，重點幫扶**鼎端科技有限公司建設和投產。牢固樹立“招工就是招商、招工勝于招商”的理念，提高認識，高度重視，同時我鎮將招工工作納入今年的目標考核，實行獎懲，確保全年招工和突擊招工任務完成。另一方面挖掘新的財源。利用網絡、報刊、名片等資料加大宣傳，廣泛推介橫江，擴大橫江在外的知名度。廣泛收集全鎮乃至全縣有關的招商信息，認真篩選，提取含金量高的招商信息，加強跟蹤。實行走出去戰略，積極對外招商引資，主動對接對外招商團，主動出擊，力爭全年完成一個億元以上入園項目。

引領新常態，鍛造新作風。新常態不是一成不變的剛性規則，而是一種狀態、一種趨勢、一種方向。要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升級，關鍵在人、在干部，在干部作風，既要黨員干部充分認識、主動適應新常態，又要善于引領新常態“服水土”，使發展與之相融共鳴。

一是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二是開展“連心、強基、模范”三大工程；三是推行雙聯系雙服務制度，深入開展“三進三解三促”活動，四是開展“三嚴三實”教育活動，鼓勵做三種干部：做勇于探索、銳意創新的進取型干部；做腳踏實地、清廉務實的實干型干部；做開明開放、助人成功的胸懷型干部。同時，對干部提出“三個不算”、“四個不行”的新要求：“三個不算”，就是工作在抓，沒有成果不能算落實；取得了成效，但留下了遺留問題不能算落實；只解決了眼前問題，沒有解決后續問題也不能算落實。“四個不行”，就是做成了事，但個人不廉潔不行；發展了經濟，但污染了環境不行；規規矩矩，但為官不為、不干事不行；走進了群眾，干了事，但沒有讓群眾得到實惠、沒有讓群眾滿意不行。通過持之以恒抓作風，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新常態”，著力形成了“以干部的辛苦指數，換取百姓的幸福指數”良好風尚，使蘇區好傳統煥發出新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