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嫖客群體調查

嫖客群體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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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來自廣州特約記者方鴻的調查，1988年廣州查封了第一家由一位小學校長開的有嫖娼嫌疑的“閱春排檔”。從1992年開始，隨著港資、臺資和日資的涌入，“性產業”開始形成規模。當時的嫖客以外資中層以上管理人員為主。至1993年，以嫖宿為主的發廊大發展，至1994年達到第一個頂峰。每個小城市即有數條發廊街，小姐近4000人，日接嫖客量為5000人左右。1997年至1999年，是廣東色情業的第二個頂峰。3年抓獲嫖客共計3.63萬人，2001年全省共抓獲嫖客1.04萬人。據保守估計，以10倍的漏網率計算，僅在廣東省即有嫖客10萬人，民間有“十萬嫖客過珠江”之說。據初步統計分析，被抓獲的1.04萬人中，近11%為政府各級官員，33%為各類富翁老板，42%為民工，其他占14%。

在全國性掃黃打非行動中，2001年，北京市公安監理所管理處收容教育二所收容了700多名嫖客，在2002年的專項行動中，又抓獲了嫖客1000多名，這些嫖客年齡在15-65歲之間，其中大專學歷以上的130多名(博士后2人)，文盲300多名；已婚500多人，離異80多名，他們將被公安機關收容教育半年至兩年不等。

武漢特約記者吳峰在關于民工嫖客的調查中，發現在民工聚集的漢正街和漢口六渡橋是流鶯覓食的主場所，武漢市第二收容所每年收容的嫖客中，民工占相當大的比例，1999年收容的272名嫖客中，民工為172人占63%，2000至2002年的絕對數和相對比例都呈增長趨勢。

中低檔：主體成員為一般辦事員、業務員、普通教師、個體攤販、產業工人、一般市民和司機；嫖娼對象：一般招待所網絡內娼妓、發廊女、按摩、洗腳女、三陪女；嫖娼地點：一般招待所、低檔發廊、按摩、洗腳屋，KTV包房。安全系數：不安全；價位，100元/次左右。低檔：主體成員為農民、民工，嫖娼對象：發廊女，河邊、街邊拉客女；場所：錄相廳、工棚或其它臨時地點，價位10-50元/次；安全系數：很不安全，染病系數：很有可能染病。

第二篇：中國“黑戶”群體調查

中國“黑戶”群體調查

來源：南風窗網

2015-03-03

中經摘要：

·由戶籍改革滯后和社會管理缺陷造成的黑戶問題，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問題，這已成為困擾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黑戶現象不僅存在，而且非常普遍。在城市，黑戶在大中專畢業生和流浪人員中比較普遍，如廣東和河南都有接近15%的大學生畢業后找不到戶口檔案；而在農村，甚至幾乎每個村都有黑戶的存在，如江西名口鎮的每個村莊都有1%～2%的人從來沒有上過戶口。

·在以前，黑戶主要分布在偏遠農村和少數民族聚集地區，許多村民信息閉塞，幾乎不與外界聯系，更沒有主動申領戶口的意識。在我們調查走訪的“黑戶”群體中，相當一部分是屬于棄嬰、收養或領養子女等。另外，在我們的調查中，也有部分是屬于計劃外生育子女，由于沒有多少文化，不懂得戶口還要主動申請登記，所以一個家庭中很容易產生多代都是黑戶的現象。

·一般來說，離開老家去外地讀書的學生一般會被要求把戶口遷到學校的集體戶口，而在畢業后，如果找到工作并能解決戶口的，一般就遷到單位集體戶；而畢業后單位不能解決戶口的，一般是掛靠當地人才交流中心；而一直沒有找到工作的，一般會被要求遷回原籍。而正是在區域間的接續過程中，不同部門的交叉銜接與不同地區對戶籍政策的理解存在差異，再加上管理制度上的各種沖突等，由此造成了大量畢業生成為黑戶的現象。

由戶籍改革滯后和社會管理缺陷造成的黑戶問題，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問題，這已成為困擾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根據2010年國務院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全國至少有1300余萬人沒有戶口，約占中國所有人口的1%。1300多萬“黑戶”浮出水面，成為數十年來中國人口政策和社會治理中不容忽視的問題人群。他們沒有戶籍資料，沒有戶口卡（常住人口登記卡），也通常沒有身份證，所以被社會俗稱為“黑戶”。他們中大多數是超生人員，也有部分是屬于棄嬰、收養或領養子女，還有部分則是因為戶籍辦理程序的繁瑣或基層部門的不作為而被迫成為無戶籍人員。因為沒有戶口，他們大多數人沒有社會保障，沒有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受教育機會，甚至連出行也困難重重。

2014年，我們專門就“黑戶”群體的生存狀態進行了田野調查。

由于調查對象的特殊性，一旦真正滿足“黑戶”的條件，就很難通過正式的渠道去獲取這部分樣本，因此我們采用社會學的田野調查方式來對黑戶家庭進行追蹤式調查。此次調查，我們獲得了分布在全國15個省（自治區）的1928個有效黑戶個體，并通過分層線性隨機抽樣的方法以保證樣本代表性，利用設計好的訪談提綱，我們對黑戶個體進行了調查，同時讓我們對不同類型的黑戶總量可以進行合理推論。

總的來看，通過調查，我們發現“黑戶”群體普遍缺乏權利保障，心理環境較差，生存狀態堪憂。由于長期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他們普遍收入較低，就業穩定性差，沒有歸屬感，容易產生報復社會心理，繼而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潛在來源。

“黑戶”群體知多少

總的來看，黑戶現象不僅存在，而且非常普遍。在城市，黑戶在大中專畢業生和流浪人員中比較普遍，如廣東和河南都有接近15%的大學生畢業后找不到戶口檔案；而在農村，甚至幾乎每個村都有黑戶的存在，如江西名口鎮的每個村莊都有1%～2%的人從來沒有上過戶口。

相比其他為社會所共知的脆弱人群，黑戶們通常不為大家所了解。他們隱匿在社會的某個角落，公眾也無法直接感知到這部分群體的存在。他們無法上學，不能到正規醫院看病，甚至不可能獲得一份像樣的工作。可以說，由戶籍改革滯后和社會管理缺陷造成的黑戶問題，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問題，這已成為困擾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總體來看，形成“黑戶”的原因有很多。

不符合政策超生型。新生兒出生后（二胎甚至三胎），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原因，經濟狀況困難的家庭往往會為躲避罰款，而不會及時到派出所辦理落戶手續。在我們的調查中，為逃避罰款而沒有到派出所辦理戶口的比例最高，目前占到50%左右。以此類推，全國至少有650萬這樣的黑戶。

這種類型的黑戶，一般會等到孩子上學（現在小孩讀書需要戶口）的時候再去上戶口。在辦理的時候，派出所一般會要求出具家庭、村/居委和區縣的各種證明，手續繁雜，而且要補交較高的罰款或社會撫養費。有些地方有規定提出，社會撫養費數額取決于當地的平均工資或該家庭收入的若干倍。但在實際操作中，具體金額一般取決于個體的討價還價能力，一般在3000元到5萬元左右。

未婚生育型。這里面又分兩種情況。其一，一些人未達到結婚年齡就生育，而這按規定不可能獲得結婚證和準生證，因此會導致孩子無法上戶口。其二，一些人未婚先孕，而父母親最后沒有結婚。而按規定，小孩出生上戶口必須隨父親或者母親，這種情況就會使得新出生的孩子難以辦到戶口，從而成為黑戶。總體來看，未婚生育的黑戶公民占到10%左右，全國至少有130萬人。

這部分黑戶群體去派出所辦理戶口，一般會被要求出示醫學出生證明。而這么多年過去了，出生證明早就不見了；或者孩子本來就是在家里出生的，根本就沒有出生證明，所以要辦理戶口相當麻煩，而且成功辦理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沒有主動登記型。首先，小孩出生后，父母一直在外打工，留守的兒童沒人管，戶口也沒有主動上，這類黑戶兒童一般在5歲左右。其次，孩子出生后由于各種原因沒有及時上戶口，孩子一直到長大成人也不知道（農村以前上學不用戶口），等到工作后才發現自己是黑戶。對于符合計生要求，而只是沒有主動要求領取戶口的居民，占到黑戶群體的15%，全國至少有195萬人。

這部分沒有戶口的群體，可以直接申請補錄，需要談話材料、本人申請、村/居委會證明等證明此人確是事實存在。由于未滿16周歲的人，還需要另一個醫學出生證明，而這個證明材料不容易獲得，所以很多人發現自己沒有戶口的時候，還是會選擇等到滿16周歲后，再去派出所申請補登戶口，而且申請的程序相對簡單，成功申請的可能性也較高。

畢業遷移證丟失型。大中專畢業生在考取大學時一般會將戶口遷入讀書所在地，畢業后由于丟失或戶籍接續的原因，而沒能在規定的時間內辦理入戶手續。大學畢業生因檔案丟失而導致的黑戶現象，在近年有穩定增加的趨勢。這種情況在2014年占到總黑戶的15%左右，全國推算就是195萬人左右。

這類群體在發現沒有戶口的時候，都會主動去派出所申請上戶口。成功辦理的可能性較高，但一般要花費半年到兩年時間，而且尋找戶口檔案的各種信息成本、交通成本和協調成本很大，要多次不斷往返學校、原戶籍所在地、公司所在地等，交通差旅費要花費5000元到2萬元不等。

這里還有10%的黑戶是其他各種原因造成的，比如派出所漏登記，或戶口仍在辦理過程中，從而出現戶口狀態的真空。

“黑戶”生存區域在哪里

在以前，黑戶主要分布在偏遠農村和少數民族聚集地區，許多村民信息閉塞，幾乎不與外界聯系，更沒有主動申領戶口的意識。在我們調查走訪的“黑戶”群體中，相當一部分是屬于棄嬰、收養或領養子女等。另外，在我們的調查中，也有部分是屬于計劃外生育子女，由于沒有多少文化，不懂得戶口還要主動申請登記，所以一個家庭中很容易產生多代都是黑戶的現象。

云南省文山自治州31歲的劉二花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村民劉輝的帶領下，見到了這個多少讓我們有點吃驚的婦女。她略帶羞澀，不善言辭，不愿意跟陌生人說話，甚至我們3個人的“龐大”調研小組（其中一位是當地戶籍科工作人員）顯然也讓她緊張了。由于語言上的溝通困難，再加上對“公家人”的天生敬畏，她對我們的造訪感到不適。據村民劉輝介紹，她小時候是引產活產嬰兒，所以沒有出生醫學證明，至今也沒有辦理過戶口和身份證，所以在13年前嫁給本村的智障人員后，一直沒有申領結婚證。

據同行的戶籍科工作人員介紹，出發前他們也在戶籍系統里搜索了劉二花的名字，發現確實不在里面。而更讓他吃驚的是，劉二花的兩個兒子也都不在他們的系統里，雖然最大的孩子明明已經12歲了。當被問及成為黑戶的過程時，劉二花的反問“戶口還需要登記，去哪兒登記？”，這讓我們的訪談難以繼續。只不過在回來的路上，村長告訴我們說，這個12歲的孩子沒有進過校門，6歲就開始跟著媽媽割草放牛，早上6點起來，吃一頓早飯就去山上割草去了，直到晚上才回來。所以，村里人一般也不太能見到這個孩子。在調查中，像這樣一出生就是黑戶的兒童并不在少數，他們因父母是黑戶的歷史原因，延續成為“黑二代”，這類群體在戶籍問題的解決上更為復雜。

為了完成計劃生育任務，很多地方都采用計生與罰款相結合的方法，超生即需要繳納社會撫養費，所以超生而未繳納社會撫養費的就不能辦理戶口。據調查，華東一些省市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率略高于70%，也就是說大約還有30%的超生人群未繳納社會撫養費而不能落戶。當然，這只是發達省份的數據，在一些偏遠省份，社會撫養費征收率更低，黑戶比例更大。

由于不能辦理戶口，這導致有一些未繳納罰款的超生兒、非婚生育或早婚早育未辦證的孩子被送給他人，或者流入到網絡送嬰、賣嬰的人販子手里。相當多的“黑戶”孩子被拐走后，父母也不報案，因為公安找回孩子的可能性并不大，縱然孩子要回來了，計生委罰款要錢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干脆就不報案了。在未來，這些兒童則相當程度地流落到城郊地區，因為這里的管理水平不如城市，而且黑市交易相對活躍，因此成為黑戶兒童的常態生存地。

由于多年來“超生罰款”與“新生兒落戶”捆綁成為通行的政策，從而有大量的新生兒沒有戶口。到目前，這部分孩子大都成年，甚至開始有了“黑二代”。在中國經濟增長和人口流動管制放松的前提下，這些“黑二代”也在很大程度上流動到了城市地區，成為建筑工地、餐館或煤礦的工人。雖然工作條件惡劣，但是在這里干活能拿工資而且不需要身份證。

而對于那些缺乏工作能力或者沒有工作意愿的黑戶，則傾向于滯留在城市并成為“流浪群體”。根據民政部門的一項統計，在城市流浪人員中，有20%是屬于沒有戶籍的黑戶群體。在此次調查中，來自河南陜縣的劉偉名就流浪在義馬市。由于沒有身份證，他無法找到一份像樣的工作，而沒有好工作就掙不到錢，掙不到錢就不能買房，買不到房他就沒法落戶，因此他被迫在義馬市做了一名礦工，后來由于煤礦倒閉，所以他就一直流浪在義馬市區長達5年。

“誰動了我的戶口？”

近年來，另一種形式的黑戶正以快速增長的趨勢在提高，即前述的由于戶籍檔案交接所導致戶口檔案丟失的現象。

一般來說，離開老家去外地讀書的學生一般會被要求把戶口遷到學校的集體戶口，而在畢業后，如果找到工作并能解決戶口的，一般就遷到單位集體戶；而畢業后單位不能解決戶口的，一般是掛靠當地人才交流中心；而一直沒有找到工作的，一般會被要求遷回原籍。而正是在區域間的接續過程中，不同部門的交叉銜接與不同地區對戶籍政策的理解存在差異，再加上管理制度上的各種沖突等，由此造成了大量畢業生成為黑戶的現象。

老家來自湖北的劉全是2008年從廣州大學畢業的，當時讀書把戶口遷移至學校集體戶口（廣州越秀公安局），畢業后去了蘇州的一家小公司，戶口遷移到蘇州虎丘公安局（人才中心的所在地）。在工作3年后，劉全辭職回老家。這時他去虎丘公安局辦檔案，由此了解到他的戶口從越秀公安局遷出后，一直沒有遷入虎丘公安局，由此變成了黑戶。

在咨詢朋友后，他從學校，越秀公安局，虎丘公安局來查詢辦理。首先是去了學校，人家說先需要老家派出所開個擬接收的證明。去了老家的派出所后，他們說要有新工作地的人事局介紹信才給開。所以，他又跑去人事局那邊，人事局領導經常不在辦公室，跑了好幾回，最后得知需要學校出具的未婚證才給開證明。而學校那邊的居委會說他的戶口早就遷出去了，所以不可能給開這個證明。

“哎，這回真是兩頭難了，現在我都急死了，跑來跑去的，花了好多錢，到哪都是要證明，沒證明就不給你辦。”最后，還是通過找關系讓學校的居委會給破例開了個證明。然而，學校這邊剛辦好，老家派出所那邊又說，像劉全這樣的即使回老家也只能保留城鎮戶口。“想要非轉農是不可能了，他們根本就不辦理，因為我們這兒農業戶口有分紅，而且地方有城鎮化率的考核指標。”“跑了大半年，最終才落下了一個自己不想要的城鎮戶口，沒有房、沒有田、沒有宅基地、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來源。”

在調查過程中，一個顯著的事實是，有十多個部門在一起管理戶籍，這一方面使得部門分割嚴重、互相推諉扯皮現象嚴重，而且不同部門之間互相牽制；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規定，而且還自相矛盾，經常讓居民陷入自我證明的死結中去。所以，經常出現“不同部門規定太多，甚至連管戶籍的公安也搞不明白”的現象。

第三篇：大學生客戶群體調查

大學生經濟能力，通過對一些網友和朋友溝通加上自己的分析，現在她們一個月生活費用普遍在800—1000元左右，也有在1000元以上。除掉每個月吃飯以外，零花的大概平均有500—800.對于商品比較重視款式價格而后才是質量。通過詢問我堂弟（廣西民族大學）、朋友的妹妹（廣西大學）和剛畢業的一個朋友。

飲食，平常周末大學生都會和舍友和老鄉聚會，消費在中低檔，大概在300元以內，消費的餐飲場所主要為大排檔，風味餐館，夜市燒烤。參考地段：農院路、火炬路、西大東門夜市區域。

休閑娛樂，主要是K歌為主，西大東門，南門附近一帶的這些場所一般到周末都會爆滿，和朋友親歷過，唱午夜場的等了整整兩個多小時才到我們。

服裝品牌，大學生是一個積極向上的群體，對于商務類嚴肅類的品牌沒興趣，受歡迎的服飾品牌：以純、森馬、美特斯邦威、三福、佐丹奴、阿迪達斯、耐克、杰克瓊斯、阿依蓮、韓都衣舍、外貿名品等。

鞋子：一些運動休閑品牌的鞋（如安踏、李寧、361度等）、匡威、達芙妮、華耐、夢夢等。

個人總結分析：按照本案的地段和周邊群體，大學生是一個低消費群里，消費不高，商家進駐主要以為滿足迫切需求和生活必須為主。所以要有餐飲，娛樂，服裝，超市、聯通移動營業廳、銀行網點等這類。

餐飲大眾消費為主，飲品奶茶店（大維、菜茶沫、地下鐵）、快餐店（如柳盛、佳百旺、快而美類）、米粉店（三品王、粉之都）、生活小吃（沙縣小吃、特色小吃類）、大排檔

娛樂，一些量販式KTV和網吧、溜冰場

服飾，服飾控制在200塊左右以內，超過300塊學生群體就會選擇去市中心和大型購物場所購買，心理想法是可能款式多，價格會打折。按照大學生給出喜歡的服裝品牌和本案的地理位置，我覺得進駐以純、森馬、美邦、三福、韓都衣舍、外貿名品這類品牌可以，只要價格合適都會購買，而阿迪達斯、耐克、杰克瓊斯、阿依蓮這些價格稍微貴了些，可以考慮進駐這些品牌的折扣店，如阿迪和耐克折扣店。

鞋子，按照朋友說的，她們大學女生很喜歡達芙妮和夢夢的鞋子，新品多。

一些生活服務類，這類為生活必須，不受地域限制，超市以中小型超市為主，如利客隆，銀行網點和移動聯通充值業務辦理，便民服務等這些。

第四篇：“黑戶”群體生存狀態調查

“黑戶”群體生存狀態調查

根據2010年國務院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全國至少有1300余萬人沒有戶口，他們沒有戶籍資料，沒有戶口卡（常住人口登記卡），也通常沒有身份證，被社會俗稱為“黑戶”。他們中大多數是超生人員，也有部分是屬于棄嬰、收養或領養子女，還有部分則是因為戶籍辦理程序的繁瑣或基層部門的不作為，而被迫成為無戶籍人員。因為沒有戶口，他們大多數人沒有社會保障，沒有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受教育機會，甚至連出行也困難重重。

2014年，我們專門就“黑戶”群體的生存狀態進行了田野調查。此次調查，共獲得了分布在全國15個省（自治區）的1928個有效“黑戶”個體，并利用設計好的提綱進行了訪談。總的來看，“黑戶”群體普遍缺乏權利保障，心理環境較差，生存狀態堪憂。由于長期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他們普遍收入較低，就業穩定性差，沒有歸屬感，容易產生報復社會心理，繼而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潛在來源。

“黑戶”群體知多少

調查發現，“黑戶”現象非常普遍。在城市，“黑戶”在大中專畢業生和流浪人員中并不鮮見，如廣東和河南都有接近15%的大學生畢業后找不到戶口檔案；而在農村，幾乎每個村都有“黑戶”的存在，如江西名口鎮的每個村莊都有1%～2%的人，從來沒有上過戶口。

相比其他為社會所共知的弱勢人群，“黑戶”們通常不為大家所了解。他們隱匿在社會的某個角落，公眾也無法直接感知到這部分群體的存在。他們無法上學，不能到正規醫院看病，甚至不可能獲得一份像樣的工作。可以說，由戶籍改革滯后和社會管理缺陷造成的“黑戶”問題，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問題，這已成為困擾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總體來看，形成“黑戶”的原因有很多。

一、不符合政策超生型。新生兒出生后（二胎甚至三胎），經濟狀況困難的家庭為躲避計劃生育罰款，不會及時到派出所辦理落戶手續。據我們調查，這類“黑戶”占到總“黑戶”的50%左右。以此類推，全國至少有650萬這樣的“黑戶”。

這種類型的黑戶，一般會等到孩子上學（現在小孩讀書需要戶口）的時候再去上戶口。除了要交各種證明，還要補交較高的罰款或社會撫養費。有些地方有規定提出，社會撫養費數額，取決于當地的平均工資或該家庭收入的若干倍。在實際操作中，具體金額一般取決于個體的討價還價能力，一般在3000元到5萬元左右。

二、未婚生育型。這里面又分兩種情況。其一，一些人未達到結婚年齡就成家生育，而這按規定不可能獲得結婚證和準生證，因此會導致孩子無法上戶口。其二，一些人未婚先孕，但戀愛雙方后來分手。而按規定，小孩出生上戶口必須隨父親或者母親，這種情況就會使得新出生的孩子難以辦到戶口，從而成為“黑戶”。總體來看，未婚生育的“黑戶”公民占到10%左右，全國至少有130萬人。

這部分“黑戶”群體去派出所辦理戶口，一般會被要求出示醫學出生證明。而這么多年過去了，出生證明早就不見了；或者他們本來就是在家里出生的，根本就沒有出生證明，所以要辦理戶口相當麻煩，而且成功辦理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三、沒有主動登記型。首先，小孩出生后，父母一直在外打工，留守的兒童沒人管，戶口也沒有主動上，這類“黑戶”兒童一般在5歲左右。其次，孩子出生后由于各種原因沒有及時上戶口，孩子一直到長大成人也不知道（農村以前上學不用戶口），等到工作后才發現自己是“黑戶”。對于符合計生要求，而只是沒有主動要求申領戶口的居民，占到“黑戶”群體的15%，全國至少有195萬人。

這部分沒有戶口的群體，可以直接申請補錄，需要談話材料、本人申請、村/居委會證明等，證明此人確是事實存在。未滿16周歲的人，還需要另一個醫學出生證明，而這個證明材料不容易獲得，所以很多人發現自己沒有戶口的時候，大都會選擇等到滿16周歲后，再去派出所申請補登戶口。

四、畢業遷移證丟失型。大中專畢業生在考取大學時，一般會將戶口遷入讀書所在地，畢業后由于丟失或戶籍接續的原因，而沒能在規定的時間內辦理入戶手續。大學畢業生因檔案丟失而導致的“黑戶”現象，在近年有穩定增加的趨勢。這種情況在2014年占到總“黑戶”的15%左右，全國推算就是195萬人左右。

這類群體在發現沒有戶口的時候，都會主動去派出所申請上戶口。成功辦理的可能性較大，但一般要花費半年到兩年時間，而且尋找戶口檔案的各種信息成本、交通成本和協調成本很大，要多次不斷往返學校、原戶籍所在地、工作單位所在地等，交通差旅費要花費5000元到2萬元不等。

此外，還有10%的“黑戶”是其他各種原因造成的，比如派出所漏登記，或戶口仍在辦理過程中，從而出現戶口狀態的真空。

“黑戶”生存區域在哪里

在以前，“黑戶”主要分布在偏遠農村和少數民族聚集地區，許多村民信息閉塞，幾乎不與外界聯系，更沒有主動申領戶口的意識。在我們調查走訪的“黑戶”群體中，相當一部分是屬于棄嬰、收養或領養子女等。另外，也有部分是屬于計劃外生育子女，由于沒有多少文化，不懂得戶口還要主動申請登記，所以一個家庭中很容易產生多代都是“黑戶”的現象。

云南省文山自治州31歲的劉二花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村民劉輝的帶領下，我們見到了劉二花。她略帶羞澀，不善言辭，不愿意跟陌生人說話。據村民劉輝介紹，劉二花小時候是引產活產嬰兒，沒有出生醫學證明，至今也沒有辦理過戶口和身份證。13年前她嫁給本村的智障人員后，也一直沒有申領結婚證。

據同行的當地一位戶籍科工作人員介紹，出發前他們也在戶籍系統里進行了搜索，發現劉二花確實不在里面。而更讓他吃驚的是，劉二花的兩個兒子也都不在他們的戶籍系統里，雖然最大的孩子明明已經12歲了。當被問及成為“黑戶”的過程時，劉二花反問：“戶口還需要登記，去哪兒登記？”這讓我們的訪談難以繼續。在回來的路上，村長告訴我們說，劉二花12歲的大兒子沒有進過校門，6歲就開始跟著媽媽割草放牛，早上6點起來，吃一頓早飯就去山上割草去了，直到晚上才回來。所以，村里人一般也不太能見到這個孩子。在調查中，像這樣一出生就是“黑戶”的兒童并不在少數，他們因父母是“黑戶”的歷史原因，延續成為“黑二代”。這類群體在戶籍問題的解決上更為復雜。

為了完成計劃生育任務，很多地方都采用計生與罰款相結合的方法，超生即需要繳納社會撫養費，所以超生而未繳納社會撫養費的就不能辦理戶口。據調查，華東一些省市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率略高于70%，也就是說大約還有30%的超生人群，因為未繳納社會撫養費而不能落戶。當然，這只是發達省份的數據，在一些偏遠省份，社會撫養費征收率更低，“黑戶”比例更大。

由于不能辦理戶口，這導致有一些未繳納罰款的超生兒、非婚生育或早婚早育未辦證的孩子被送給他人，或者流入到網絡送嬰、賣嬰的人販子手里。相當多的“黑戶”孩子被拐走后，父母也不報案，因為公安找回孩子的可能性并不大，縱然孩子找回來了，計生委罰款要錢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干脆就不報案了。在未來，這些兒童則相當程度地流落到城郊地區，因為這里的管理水平不如城市，而且黑市交易相對活躍，因此成為“黑戶”兒童的常態生存地。

由于多年來“超生罰款”與“新生兒落戶”捆綁成為通行的政策，從而有大量的新生兒沒有戶口。到目前，這部分孩子大都成年，甚至開始有了“黑二代”。在中國經濟增長和人口流動管制放松的前提下，這些“黑二代”也在很大程度上流動到了城市地區，成為建筑工地、餐館或煤礦的工人。雖然工作條件惡劣，但是在這里干活能拿工資而且不需要身份證。圖片 編輯 刪除

而對于那些缺乏工作能力或者沒有工作意愿的“黑戶”，則傾向于滯留在城市并成為“流浪群體”。根據民政部門的一項統計，在城市流浪人員中，有20%是屬于沒有戶籍的“黑戶”群體。如河南三門峽市陜縣的劉偉名，就流浪在義馬市。由于沒有身份證，他無法找到一份像樣的工作，而沒有好工作就掙不到錢，掙不到錢就不能買房，買不到房他就沒法落戶。因此，他被迫在義馬市做了一名礦工，后來由于煤礦倒閉，他就一直流浪在義馬市區長達5年。

“誰動了我的戶口？”

近年來，另一種形式的“黑戶”正呈迅速增加的趨勢，即前述的由于戶籍檔案交接所導致戶口檔案丟失成為“黑戶”的現象。

一般來說，離開老家去外地讀書的學生，一般會被要求把戶口遷到學校的集體戶口，而在畢業后，如果找到工作并能解決戶口的，一般就遷到單位集體戶；畢業后單位不能解決戶口的，一般是掛靠當地人才交流中心；一直沒有找到工作的，一般會被要求遷回原籍。而正是在區域間的接續過程中，不同部門的交叉銜接與不同地區對戶籍政策的理解存在差異，再加上管理制度上的各種沖突等，由此造成了大量畢業生成為“黑戶”的現象。

老家來自湖北的劉全，是2008年從廣州大學畢業的。當初上大學讀書時，劉全把戶口遷移至學校集體戶口（廣州越秀公安局）。畢業后，他去了蘇州的一家小公司，戶口遷移到蘇州虎丘公安局（人才中心的所在地）。在工作3年后，劉全辭職回老家。這時，他去虎丘公安局辦檔案，這才了解到他的戶口從越秀公安局遷出后，一直沒有遷入虎丘公安局，由此變成了“黑戶”。

在咨詢朋友后，劉全到學校、越秀公安局、虎丘公安局查詢辦理。首先是去了學校，學校說先需要老家派出所開個擬接收的證明。劉全去了老家的派出所后，他們說要有新工作地的人事局介紹信才給開。所以，他只得又跑去人事局那邊。人事局領導經常不在辦公室，劉全跑了好幾回，最后得知需要學校出具的未婚證才給開證明。而學校那邊的居委會說，他的戶口早就遷出去了，所以不可能給開這個證明。

最后，劉全還是通過找關系，讓學校那邊的居委會給破例開了個證明。然而，學校這邊剛辦好，老家派出所那邊又說，像劉全這樣的即使回老家也只能保留城鎮戶口。“我們這兒農業戶口有分紅，結果跑了大半年，最終才落下了一個自己不想要的城鎮戶口，沒有房、沒有田、沒有宅基地、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來源。”

在調查過程中，一個顯著的事實是，有10多個部門在一起管理戶籍，這一方面使得部門分割嚴重、互相推諉扯皮現象嚴重，而且不同部門之間互相牽制；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規定，而且還自相矛盾，經常讓居民陷入自我證明的死結中去。所以，經常出現“不同部門規定太多，甚至連管戶籍的公安也搞不明白”的現象。（據《南風窗》）

第五篇：“先富群體”競選“村官”調查

加強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實現村民自治，是新時期黨領導下實現農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途徑，是完成農業和農村工作各項目標任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證。浙江地處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世紀之交，我省已順利完成了現代化建設的前兩步戰略目標，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2002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和省委、省政府的統一部署，我省有近四萬個村完成了第六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本次村委會換屆選舉是《村委會組織法》、《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辦法》和《浙江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全面頒布實施以來的首次全省統一進行的村級換屆選舉，群眾的參選熱度、操作的透明程度、組織選舉的激烈競爭程度均屬空前。由此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現象，其中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是，越來越多富裕起來的村民積極參加村委會主任、委員競選，且當選比例較高。據初步統計，全省新當選的133222名村委會成員中，“先富群體”約占30%左右。義烏市2726名村委會成員當中，當選比例高達60%，在新當選的421名村委會主任中更占到65%。永康、東陽、瑞安、樂清等地，”先富群體”當選村委會成員的比例也都在60%左右。一時之間，這一現象成為社會各界矚目的焦點，新聞媒體關注的熱點。

所謂“先富群體”，在農村而言，主要是指先富起來的企業家、工商戶或種養殖業大戶。這個群體土生土長在農村，但又基本脫離了傳統農業的生產方式，他們屬于新型的農民群體。他們的致富，主要得益于黨的富民政策，是通過經商辦企業和自己辛勤勞動富裕起來的先行者。那幺，“先富群體”當選“村官”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這一現象將對我國的基層民主與政治文明建設發生怎樣的影響？作為負責村委會換屆選舉日常工作的主管部門，我們對這一現象予以高度關注，從一開始就開展了系統性的追蹤調查，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析梳理。

一、“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的主要動機以及競選方式

“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的動機不一，競選方式多種多樣。

（一）“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的動機分析

“先富群體”從政的動機比較復雜，從調查情況看，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是謀求經濟利益。通過參與影響村里的決策，使之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不損害自己的利益。客觀的說，持這種觀點的參選者為數不少。在這些參選者當中又存在著兩種情況，一種是想為自己“撈一把”；另外一種是想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前一種情況目前越來越少。究其原因，一是“先富群體”自身有足夠的經濟實力，用他們的話來講就是“看不上”或“犯不著”；二是經過這些年的民主實踐的陶冶，村民自身會自發的總結經驗和教訓，又因村莊是個“熟人社會”，村民對參選人的性格品行比較了解的，因此抱有這樣動機的人不容易被選上；三是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不斷完善能夠比較有效地約束這種行為，從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的制度設計到罷免程序的制訂等都日趨合理、嚴密。這樣，就使得以“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為潛在動機的比例相對突出。

第二類是謀求政治利益。他們的動機比較復雜，既包括上面所講的“保護自己既得利益的潛在動機”，也包括“求名”的驅動，但又不僅僅止于此。在絕大多數情況之下，我們無法把這兩個動機完全相互剝離。農村“先富群體”對民主政治的需求是相當強烈的，究其原因，一是他們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使他們有可能過問政治；二是他們所從事的經營活動需要有穩定的政治規則來降低不確定性，以保證投資獲利的穩定預期。在當前背景下，“先富群體”在農村政治格局中謀求一定地位，進而爭取地方政府和領導人的承認和保護無疑是一條較為可行的途徑；三是在這一取向的動機中，還不能完全排除那些抱有“光宗耀祖”、“出人頭地”思想的人。因為當選本身就是一種榮譽，它在絕大多數情況之下都與村民的信任緊密相連，而信任對任何一個競爭者來說是有極大吸引力和推動力。

第三類是為民辦事的價值取向。除了出于謀求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大部分人以外，也存在一部分的確是出于公心而積極參與村民自治的“先富群體”。他們為了改造農村的落后面貌和造福家鄉人民甘愿作出經濟利益等方面的犧牲。

總體而言，“先富群體”參與“村官”競選的動機為本鄉本土老百姓做點好事的人占了主體。曾經有人說過，農民富起來后一是蓋房子，二是生孩子，三是下館子。事實上這三步曲彈了多年，富裕起來的農民，他們的興趣和愛好已經轉移到怎幺樣才能留個好名聲，轉移到擔當村干部，為家鄉的父老鄉親做點好事上來了。當“村官”為名不為利，應該說這是社會文明的標志，也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興旺發達在農村的體現。尤其是從這個群體的能力和實力上講，經過多年商海搏擊，基本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顯示了他們高出一般農民的能力和水平，這個群體貢獻出聰明才智和一部分勞動所得，直接受益的是農民群眾。從實踐意義上講，通過村委會職位的競選，讓這個群體的成員能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領頭羊，要比許多年以來農村干部主要由一些老黨員、老貧農、老實人當，當了十年、二十年來江山依舊，村容村貌依舊者有可能勝出一籌。當然也不排除極少數人存在乘機“撈一把”的念頭，也不排除小部分人想通過政治資本的積累更有效地保障其經濟資本積累，或者把當選“村官”作為其謀取更大政治經濟利益的臺階。

（二）“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的主要方式

“先富群體”參與村民自治和“村官”競選的方式或途徑主要有以下兩種，即走上層路線和走下層路線。隨著村民自治制度和選舉程序的日益規范，走上層路線在技術上已變得越來越難操作，但其影響卻不可忽略。

走上層路線主要是指“先富群體”通過影響村黨支部或鄉（鎮）黨委政府的領導等來實現當選的意圖，至少要保證他們不干涉自己的當選。這種路線的成功程度主要依賴于“先富群體”對農村社區經濟貢獻的大小以及相互間的經濟依賴程度。

走下層路線主要是指“先富群體”依靠村民的支持而當選。這種路線的成功程度依賴于“先富群體”對農莊影響力的大小。目前左右農村社區影響力的因素錯綜復雜，主要是經濟因素，即“先富群體”已經作出的經濟貢獻或當選后有望會作出的經濟貢獻的大小。當然，也不排除賄選、家族等因素的特殊影響。簡言之，“先富群體”參與“村官”競選的主要途徑就是經濟渠道，但在實際過程中，上層路線和下層路線的運用往往是交叉的。

根據調查來看，“先富群體”參與競選的具體操作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二是承諾的形式。在瑞安、義烏等地，不少競選者紛紛打出當選期間不要報酬、興辦公益事業、個人掏錢增加村民福利、以個人資產抵押發展村集體經濟等“競選承諾”，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助選的作用。

三是采用經濟公關的手段，公開或不公開地取得一部分選民的信任票。如義烏某村兩名候選人打起了“擂臺”，各散發了價值兩萬多元的味精和三萬多元的食油。在第六屆村委會換屆選舉期間，我省天臺、義烏等一些地方都發生過“香煙選舉”等事例。

四是通過走家串戶，請客吃飯，事后圖報等較為隱蔽的手段，進行拉票。

五是成立競選班子，有組織地開展游說和拉票活動。有的地方出現了班子參選的苗頭，即從村委會委員到村委會主任，由幾個“老板”聯袂參選并“組閣”。

從上述競選手段我們不難發現，“先富群體”的競選活動與經濟手段的利用在多數情況下是分不開的，而這也是引起最大爭議的地方。

二、對“先富群體”大量當選的原因分析

從調查來看，我們認為 “先富群體”在一些地區大量當選的原因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取決于“先富群體”自身的能力和農民認識水平的變化；二是取決于黨的政策和當地政府的態度；三是取決于前二者所引起的“競選環境”的變化；四是現有法律的不完備，有空子可鉆。

首先，隨著“一法兩辦法”的深入學習和貫徹實施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農民的認識與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了，在一些地區，一部分農民意愿的變化推動“先富群體”走向村政的前臺。經過十幾年基層民主的訓練，目前農民并非是簡單地看待和對待選舉，在投票的背后是他們對農村經濟發展以及自身利益的一種期待與要求。而“先富群體”走上致富道路以后，在村里必然會有某種榜樣和示范效應，從而使他們自身具有了較強的號召力。在農民眼里，尤其是在我省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基層民主早已與“作秀”無關。村民是講實際的，事實上他們早已不單純的把選舉僅僅看作村委會干部的更換，他們投票背后更多的愿望是村莊經濟的發展與自己生活的改善。在這種認識下，“先富群體”對普通村民來講無疑是更具有競爭力和當選資格的群體。

其次，黨的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態度與認知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政策一直強調經濟發展優先，強調勤勞致富光榮，這在客觀上也必然要求把“先富群體”推到“農村社區管理者”和“帶頭人”的位置。從我們的調查來看，由于“先富群體”影響力的增強，有些鄉鎮對“先富群體”參政一開始是持謹慎態度的。但是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地方領導公開或不公開的鼓勵并支持“先富群體”競選“村官”。這種態度變化的背后主要有兩種因素支配。一是黨的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致富無罪。富裕有功”現實，使他們希望“先富群體”當選后來改變村莊落后的面貌和發展村級集體經濟。這使得“先富群體”先行富裕的示范作用與群眾求富的心理預期及地方領導的期盼有機的結合在了一起；二是“先富群體”當選有利于鄉村治理，尤其是鄉鎮任務的落實。因為“先富群體”手里掌握著各種資源，尤其是經濟資源，也比較有號召力。

再次，競選環境的變化是“先富群體”能夠成功當選的重要因素。競選需要各種資源，而“先富群體”是最有條件調動各種資源的群體。從現實來看，有兩種邏輯或力量支配著村莊的選舉。一是如何發展村的集體經濟與帶領村民致富，這是村級選舉政治中的主要問題，也是村民主要關心的問題；另一個是競爭激烈程度的增加導致需要動員各種社會資源，甚至需要制定競選的策略，否則就難以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勝。從根本上講，競選者也是基于以上兩種邏輯來選擇他們的競選策略與手段的。策略、手段當然是多種多樣的，但所有的這一切在多數時候都離不開經濟資源的掌握與擁有。事實也證實了這一點，正如人們私下所言：“窮人當村長，說話也不響”，“寧跟有錢的老板，不跟有權的支部”。

最后，現有法律的不完備，造成有空子可鉆。“先富群體”把純熟使用的經濟手段運用到村級選舉中，有的在選舉期間利用各種關系和借口請客送禮，有的分發實物、香煙等，這些是否屬于選舉中的不正當手段和違法行為？《組織法》第二五條和省《選舉辦法》第三十二條雖都有規定，但比較原則。特別是對選舉中的不正當手段和違法行為的認定與處理比較困難。如“賄選”的認定與處理。賄選是指用金錢或者其它物質利益收買選民使之違反自己的意愿參加選舉，或收買選舉工作人員，使之在選舉工作中進行舞弊。在第六屆村委會換屆選舉中，我們與各地都聽到和接待過反映“賄選”的呼聲和來訪的群眾。但在下去取證時，卻往往很難，基本無證可取。有的村民說飯我吃了，煙也抽了，食品也拿了，但我仍然沒有選他們。有的村民說，東西我拿了，但他就是不送東西，我也要投他的票。有的村民說我沒有違背自己意愿，等等。此外，一些違法行為應該由哪些部門來查處和處理。法的規定都不夠明確，民政部門查處這些問題，往往又缺少必要的手段。

由上述分析我們不難得出如下結論：“先富群體”的當選有其內在的必然性，經濟手段的運用當然有待規范，也不排除在某些時候，某個村莊確實影響了換屆選舉，但從整體情況來看，經濟手段的運用，在實質上并沒有對村民自治的民主性構成挑戰，也沒有違背選民的意愿，其當選是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復合而促成的。統而言之，單單經濟手段的運用并不能夠左右村莊選舉，更不是導致“先富群體”大量當選的主要原因。

三、對“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現象的基本判斷以及政策建議

根據對我省有關市、縣、鄉鎮和部分村民的調查了解，大部分“先富村官”當選以來，基本上履行了當初的競選承諾，確實辦了一些多年未決的實事，較好地完成了上級有關部門要求協助完成的任務，從整體上講，這部分“村官”基層黨委政府是放心的，絕大多數村民是高興的，而他們自己也是干的開心的。以義烏市為例，截止2002年底，該市2726名村委會成員中，85%以上村委會成員群眾信任度較高，選舉時有經濟承諾的村委會主任，基本對村民兌現了承諾內容。

（一）對“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現象的基本判斷

在前述的報告中我們已經指出，“先富群體”的當選雖然在形式上和程序上有待規范，但在整體上并沒有妨礙村莊選舉的公正性、民主性。“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現象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使然，并沒有違背村民自治的本意和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也沒有違背選民的自身意愿，其當選取決于主、客觀因素的綜合。由此我們初步認為，“先富群體”競選“村官”其趨勢不可避免，當選不容置疑，手段有待規范，效果有待進一步觀察，影響有待繼續研究。

第一、按照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經濟精英們在越來越多地掌握經濟資源和經濟支配權力之后，必然產生政治意識的覺醒和政治權力的訴求。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迅速，個私經濟相對發達，黨的富民政策讓一大批農民先富起來，造就了許多大大小小的“老板”。他們在解決溫飽問題并過上富足殷實的小康生活后，迫切地需要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需要更多的知情權、發言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而村委會的直接民主選舉又為他們提供了最簡捷的實現途徑。這一實際，從我省村級選舉甚至基層人大代表選舉越來越激烈、個私經濟發達地區的激烈程度相對超過欠發達地區等情況中都可驗證一二。

第二、依據合法性來判斷，“先富群體”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盡管有些存在離土離鄉的問題，但仍然保留著一個農村村民的身份，經合法的選民登記，在村民委員會選舉中均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三、根據黨的政策來分析，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和落后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幺得來的以及財產怎幺支配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做的貢獻。這為“先富群體”參政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保障和支持，更何況作為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村委會，更有必要積極調動包括“先富群體”在內的各類人群的參與積極性，營造公開、公正、公平的民主氛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

第四、從經濟和社會文明相伴發展，互為作用的規律講，在經濟發展上具有超越農民觀念的這個群體成員，應該具有觀念開放，思維超前，膽識過人，樂于奉獻的特點，在某種意義上講，這個群體在農村體現了先進生產力，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為農民朋友所羨慕并引為榜樣，他們來出任“村官”，農民兄弟信得過。原來的一些老村干部往往習慣用自己的道德力量維系著一個村的運轉秩序。但在改革開放大潮沖擊之下，他們當中的有些人落后了，隨著廣大村民的觀念日新月異，光憑固有的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已難以維系復雜的農村現實。除了享受能更多地在公眾場合自由發表意見的快感外，經過幾屆村級換屆選舉“洗禮”的村民更愿意盤算一下誰當選更有助于他們的日子過得好一些。跟過去“越窮越光榮”的思想不同，“越富越光榮”的思想已深植于廣大村民的心中。因此，道德權威讓位經濟能人組成的“先富群體”也就成為一種必然。

第五、隨著農村現代化的推進和逐步實現，新世紀的農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逐步要擺脫貧窮走上富裕，這個群體的成員必然逐步擴張。現階段這個群體可能是農民中的少數，若干年之后，必然是農民的大多數。

因此，我們認為，“先富群體”當選“村官”是好事還是壞事，利與弊孰大孰小不是只用幾句話可以簡單說清楚的，每一例個案都必須作具體的分析。當前，對這一現象的出現，我們不必過多擔憂，尤其不要求全責備，而應正視這一現實問題，予以必要的關注，進行正確的引導和規范，最終讓廣大農民群眾的選擇，特別是讓農村經濟與社會是否協調發展，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是否得到發展的實踐來作結論。

（二）相關政策建議

1、理性對待承諾競選，從制度上厘定賄選、承諾捐贈選舉的界限對“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現象爭論最多，分歧最大的就是如何看待“承諾捐贈”行為。歸結起來大致有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這種做法是變相的公開賄選，應予以禁止。

第二種意見認為，“承諾捐贈”與賄選是性質不同的兩碼事，村里先富的“老板們”和有錢人自愿出錢為村民和村莊辦實事，應予提倡。特別是個私經濟發達，集體經濟薄弱的村，有錢村民的捐贈，有利于村社區的公益事業。

第三種意見認為，村委會選舉中的“承諾捐贈”不能一概而論。如果承諾者確實素質好，能當好“村官”，帶領村民致富，他承諾捐贈為村民和村莊辦實事，村民們當然會更擁護他，或者說會有更多的人投他票。如果承諾者個人素質不好，或者把承諾作為當“村官”的一種交易，相信多數村民群眾還是不會投他的票。村民心里自有一桿秤，代表民心民意的選票不是隨便用錢物能換來的。

我們認為，對村委會選舉中的“承諾捐贈”問題，首先要充分重視和正確對待這一介入村委會選舉的新現象。村委會選舉作為村民自治的一個關鍵環節，其運作勢必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經濟因素作為一種重要的村治環境要素，介入村委會選舉運作過程也是在所難免的。浙江農村經濟發展較快，特別是個私經濟發達，經濟因素介入和影響村委會選舉的運作，已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對這一新出現的社會現象，我們目前基本上是持進一步觀察的態度，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的調查和廣泛傾聽村民群眾的意見，不簡單地作肯定或否定的結論。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對這一現象的聽之任之，問題的關鍵在于規范選舉程序，正確宣傳引導選舉行為。在轉型時期的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大批觀念新、懂管理的“先富群體”脫穎而出，我們應創造條件充分發揮他們在農村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逐步構建富有彈性的吸納機制和公平的競爭機制，放手讓他們通過平等競爭進入村級領導崗位，以期實現先富帶后富。正如上述分析所指出的，在村委會選舉中作出捐贈承諾的，大多數并非視作撈取好處的資本，而是表達其“從政”心愿，實現光宗耀祖目的和改變家鄉面貌抱負的一種方式。也正因為如此，多數村民能夠接受候選人的“承諾捐贈”行為。當然，我們也不能絕對排除個別人想從中撈好處。“承諾捐贈”作為我省第六屆村委會換屆選舉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們必須客觀分析，理性思考，正確對待。我們認為，選擇在換屆選舉前或選舉中進行“承諾捐贈”是一種政治上的不成熟，是有一定的負面影響。正確的做法是只要你愿意為村莊公益事業作奉獻，為村民辦實事、好事應更重在平時。對那些“當選我就捐，不當選我就不捐”的所謂“承諾捐贈”則應加強教育引導和規范，不宜提倡，而應抵制。

目前，我們急需要做的是用制度來厘定賄選與承諾競選等行為的界限。如，我省義烏市針對“先富群體”競選“村官”引發的選舉困難，在實踐中采用了五條措施，較好規范了選舉行為，效果也比較明顯。同時設定了若干條原則來正確界定正當競選和不正當競選的界限。比如規定正當競選有五條：即公開發表治村演說；公開捐錢給公益事業或捐贈給村舉辦公益事業；在村選委指定的地點，經村選委同意后張貼承諾書、競選書；組織小范圍的競選班子在合法范圍內開展宣傳；在村選委的組織下公開回答村民的詢問。對不正當競選也規定了6條，即以威脅、恐嚇，武力手段強制拉票的；送錢送物面廣量大，賄賂買票的；使用巨額資金購買關鍵幾張選票的；用大小字報惡意中傷，誹謗他人的；以巨款承諾或巨款抵押競選和捐款指定給個人或代交農業稅，代付水電費的；違背法律法規的承諾和虛假承諾等。在選舉過程中也較好地以此標準處置矛盾和上訪。我廳在把握法的基本精神基礎上提出關于賄選等違法行為的界定、查處和防止意見。如關于賄選的認定，要求必須堅持兩條原則：一是選民意志是否受到左右，有無給選舉工作帶來不良后果；二是看錢物發放是否面廣量大，并要求一定要查實后再定性。對賄選等違法行為的查處，要求各地對那些公開買賣選票，公開散發錢物賄選，公開用威脅恫嚇手段干涉選民自主權的人和事，經查證確實后，要從快從嚴處理。并明確查證和處理工作可在縣、鄉（鎮）選舉工作指導小組的指導下，由村民選舉委員會具體實施。為防止賄選等行為，提出了四條措施，一是采用召開村民大會集中投票選舉方式；二是引導和規范競選活動。要求村選委集中時間、地點、人員組織正式候選人發表治村演說，回答村民詢問。有條件的村辟出固定陣地，開設競選欄，以開通正當選舉渠道；三是重視對侯選人的教育培訓工作，強調選舉紀律，使候選人明確正當與不正當選舉手段的區別；四是加強對候選人競選承諾內容的把關管理。候選人的競選書，治村演說辭，承諾書等須經鄉（鎮）選舉工作指導小組或村選委會同意后，方可在指定地點公布或張貼。這一指導意見對保證我省村委會換屆選舉健康有序開展，順利圓滿結束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農民群眾心中自有一桿秤，我們不應低估農民的思想境界，經過幾輪村委會換屆選舉的實踐后，農民群眾在實踐中已經逐步領略民主選舉的重要性，也深刻體會到選票的意義和份量。在選舉中他們懂得利益權衡，會作出理性的選擇。“誰對村里有利就選誰”，“選票是不能隨便用錢物換的”，“能當村干部的，不拉票我也選他，不能當的，送我幾百元也不會選他”。這表明，利益正教育農村群眾成為理性的行動者，他們在選舉中會慎重地、自主地、理性地做出選擇。應當承認，“承諾捐贈”對村民的選舉行為會產生一定影響，但并非決定性因素。事實也證明，“承諾捐贈”未必能當選。如我省浦江縣鄭家塢鎮沉里村村委會主任候選人胡某，在投票前張貼承諾書，作出四項承諾，并當場拉來12噸水泥表示“誠心”，但結果還是沒有被選為村委會主任。

2、與時俱進健全完善村委會選舉制度

村民自治的相關法律和制度已從根本上解決了村民的選舉權問題，賦予村民自主選擇村委會干部的權利。但還只是一些原則性的規定，缺少對選舉運作程序和機制等的具體規定。正是公平競爭的相關選舉制度還不夠完善，因而造成人們對“先富群體”競選過程中“承諾捐贈”是否賄選之類的懷疑。現行選舉制度的不足，也在客觀上造成了農民群眾受各種不正常因素干擾，無法充分表達自己的真實意愿的情況。因此，村委會選舉正常運作的關鍵還在于制度建設。首先，要細化村委會選舉規則，強化村委會選舉制度的可操作性，建立一套科學規范，易于操作，切實可行的選舉機制。要進一步加大宣傳教育力度，規范選舉行為，創造公平公正公平的競爭環境。其次，從全國乃至我省的情況看，地區差異較大，應在不違背根本原則的前提下，允許和鼓勵農民群眾從村情實際出發，在全省村委會選舉辦法留給地方的自由裁量空間內實現依法自主創造。實行村民自治一定要把決定村委會選舉辦法的自治權真正交給農民群眾。再次，要加強村委會選舉的宣傳，把村委會選舉的程序和制度明明白白地告訴給農民群眾，不僅要允許村民選舉村委會，而且要讓村民真正懂得如何選舉村委會，從而善于行使其選舉權。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不少村民對村委會選舉的有關事宜知之甚少，由于不懂其程序和制度，造成被人左右和影響，最終無法自主選擇和決定的情況。所以，村委會選舉事務的公開也應當成為下階段村務公開的重要內容。

3、對“先富群體”當選“村官”的教育引導不容忽視

“先富群體”當選“村官”后，正在經受各種考驗，而且這種考驗在他們的“執政”期間將一直伴隨。概括地說，有四個方面的考驗：一是信用考驗。與做生意一樣，“先富群體”在為“官”中也恪守一種信用：講過的，一定作數；說過付出的，一定兌現。從調查來看，大部分人都能說到做到，有的放棄生意，雇人看管，自己撲在村的建設上，有的出資為村做好事，實事，有的掏自己腰包為村里辦事，少則幾萬，多則60萬。對這部分人，農民群眾是滿意的，有的村民說，他們是雷鋒式的奉獻者。但不可否認，也有一些人不恪守信用，如某村楊某雖捐資10萬元，但因作出的承諾不兌現，加之忙于自家的生意，時間和精力上顧及村務有限等因素，導致村民信任度大幅下降，目前，已有村民聯名要求罷免。二是工作能力考驗。工作能力的考驗，主要是看他能不能給村民辦實事，為村民帶來實惠。三是法律政策水平考驗。村委會是農村中最基層的一級組織，除了發展經濟外，還擔當著大量的行政、社會工作。既要將中央和地方黨政部門的法律法規、政策傳達貫徹好，又要處理各種紛繁蕪雜的建房、計劃生育、鄰里糾紛等事務，沒有一定的法律政策水平，往往事倍功半，甚至越軌犯錯。四是內外關系考驗。集中表現在如何處理好與鄉鎮和村黨支部的關系上。

當前，針對“先富群體”當中新手較多的實際情況，還要切實抓好村委會成員的教育培訓工作，讓那些從來沒有當過“村官”的“老板”、經濟能人更好地掌握國家和省的有關法律法規政策，熟悉村民自治的理論知識，更快地適應新角色。培訓工作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時制宜，具有針對性。在教育培訓方式上，要緊密聯系實際，積極嘗試互動式的培訓方式，以更有效地支持實踐。

“先富群體”成員中應該說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但確實存在龍魚混雜，少數人素質較低的狀況。從面上看導致少數“先富群體”從政不力的因素，據我們調查主要原因有四個：一是忙于經商辦企業，時間精力上顧及村務有限；二是經驗缺乏，不懂得村民自治的程序方法，對三大國策了解甚微，更不會排查處理村民矛盾和糾紛。尤其是一些“老板”經商辦企業經驗很豐富，但成為“村官”后，卻無所適從，不知道怎幺干；三是與黨支部爭權爭利，分庭抗禮，比大小高低，導致部分村嚴重的“兩張皮”現象，村兩委人坐不到一起，話說不到一起，勁使不到一起；四是極少數“先富群體”的成員當選后處理村務方法簡單，辦事不公，企圖個人說了算。有的甚至把村委會印章視為權力象征，拎在包里，走到哪里帶到哪里等等。

因此，在“先富村官”當選以后，對他們的培訓引導不容忽視，我們要以“促團結、聚民心、嚴制度、辦實事”為主題，進一步提高“先富群體”的素質，強化宗旨觀念，提高為民辦實事的能力。當然，提高“先富村官”的依法辦事水平是個長期任務，“先富群體”素質水平的提高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即可奏效。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產生，所以對“先富村官”的教育和引導應該長期進行，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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