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職務犯罪偵查之獄偵特情工作研究

職務犯罪偵查之獄偵特情工作研究

摘要：

修改后的刑訴法規定，偵查人員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實施隱匿身份的偵查。隨著反腐敗的深入推進，檢察機關必須重新審視獄偵特情這種傳統偵查方式，本文擬從獄偵特情在職務犯罪偵查中運用的必要性、如何選建獄偵特情及防治獄偵特情的濫用等有關問題進行探討，以期其能更好的為自偵部門所用。

關鍵詞：檢察機關；獄偵特情；職務犯罪

隨著2013年新刑訴法的公布，獄偵特情重新引起檢察界的關注，獄偵作為傳統刑事偵查工作方法之一，它是指偵查機關在公安、看守所、監獄及監所檢察等部門的配合下，通過秘密方式物色獄內羈押、服刑人員，用以對被羈押的偵查對象貼身查探，從而有目的的了解、掌握偵查對象的相關犯罪事實、犯罪心理等情況，并獲取相關證據的偵查活動。[1]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推進，反貪部門的偵查工作面臨嚴重考驗，亟需提高自身的技戰術水平，具體到偵查手段上，有必要認真審視反貪部門很少運用的獄偵這一偵查措施。筆者試從職務犯罪偵查面臨的現狀著手，對獄偵特情在職務犯罪偵查中運用的必要性、如何選建獄偵特情以及防止獄偵特情的濫用等有關問題進行粗淺的探討。

一、獄偵特情措施的必要性

第一是當前反貪實踐的必然需要。隨著反腐敗工作的持續推進，反貪部門面臨的執法環境愈發嚴峻。一方面，貪污賄賂的犯罪手段愈發隱蔽，方式愈來愈狡猾，尤其是有些犯罪嫌疑人的反偵察能力以及對抗偵查的意識都在不斷增強；另一方面，隨著犯罪嫌疑人法律意識的提高，其中規范偵查活動的規定：如傳喚時間、使用強制措施、律師提前介入等逐步為大眾所熟悉，他們的自我保護意識大大增強，但是由于檢察機關使用的偵查手段權限有限，運用偵查措施受到諸多限制，導致長期以來檢察機關偵查模式單一，偵查手段匱乏。可以說，新形勢下的反貪工作面臨著內外部的巨大挑戰，因此，加強獄偵工作也就越來越有必要了。之前通過在審訊室里以“疲勞戰”、“車輪戰”、“打擦邊球”來突破案件的方法已經難以奏效，無法適應當前的反貪工作形勢，通過獄偵這種“以利用偵查謀略開展外圍式、迂回式包抄前進的偵查模式”來突破案件已成為現實需要。

第二是深挖余罪，獲取案件線索并擴大戰果的必然需要。通過獄偵措施的運用，就能夠獲知案件情況、相關證據、犯罪嫌疑人的思想顧慮等信息，有些信息往往是無法在審訊室里獲得的，這樣尤其顯得其價值珍貴。哪里有敵人，哪里就有我們的戰場是毛澤東同志游擊戰理論的基本觀點之一，但在當前的反貪實踐中，由于分工的不同，有的反貪干警也許從來沒有機會進入監管區，更不用說感受監室的氛圍。當犯罪嫌疑人被送進看守所那道大門時，反貪干警就此止步了，當犯罪嫌疑人邁著沉重的步伐走出監室來接受訊問時，面對其心態和供詞的變化，留給我們的是一個個問號：他在里面發生了什么？他在里面究竟在想些什么？這樣就需要我們重新審視監所的功能，要讓它成為我們檢察機關偵破案件獲取線索的另外一個戰場。如果忽視了監所這個戰場，反貪的后續工作就沒有可靠保障，串供、翻供、拒不認罪都會發生；如果忽視了這個戰場，反貪工作特別是賄賂案件的查處就會越辦越小，最終成為“一錘子”買賣。

第三是鞏固反貪前期工作的必然需要。貪污賄賂案件由于證據的特殊性，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往往千方百計的利用各種關系網打探消息，通風報信，進行串供和訂立攻守同盟，企圖在證據上做文章，以逃避法律的制裁。開展好獄偵工作，就能為我們獲取案件線索，及時掌握案件的進展情況及動態變化，做到防患于未然，為我們獲取旁生、再生證據創造條件，有效粉碎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的企圖。

二、獄偵特情的選建

獄偵特情有效使用的前提是合理選建，根據公安部制定的《刑事特情工作細則》規定，特情人員應當具備三個條件：一是特情應當具有發現和接近犯罪分子的條件；二是特情應當具有一定的活動能力；三是特情應當愿意為偵查機關工作，具有為偵查機關控制使用的條件。其中浙江省公安廳、檢察院與監獄管理局在2006年制定的《會議紀要》中對特情人員的要求更高，規定特情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一是獄偵特情自身刑期應在10年以下，少數尖子特情的刑期可以在10年以上，最長不得超過15年；二是認罪伏法；三是有立功贖罪的愿望，愿意為公安、檢察機關工作；四是有一定的文化素質和社會閱歷；五是有較好的心理素質和口頭表達能力；六是知道或初通國家的有關法律、法規。[2]筆者認為，職務犯罪獄偵特情的選建應當著重考慮以下三個因素：一是特情應具有較強的心理素質、應變能力和社交能力，善于處理突發狀況，社會閱歷豐富，與犯罪嫌疑人能有共同的話題，能在同犯罪嫌疑人不斷的交談中發現有價值的線索而不被犯罪嫌疑人所察覺；二是選擇的特情具有可靠的人品，值得信賴，愿意為偵查部門工作并接受偵查人員的指揮，如果特情人員不受控制和指揮，那么也就喪失了使用的價值，要堅決防止特情人員被犯罪嫌疑人策反的情況發生；第三特情人員應當具有極強的保密意識，鑒于職務犯罪偵查的特殊性，特情人員在與其他監管人員、會見家屬時應當注重案件保密，除對特定的偵查人員透露案件信息外，不得與其他任何人有案件上的交流。同時獄偵特情人員的選建除了在押的罪犯和勞教人員之外，其他尚在偵查、批捕、起訴環節的在押犯罪嫌疑人只要條件符合，本人自愿的話，也可以作為個案的獄偵特情使用。實踐證明，這些犯罪嫌疑人為獲得從輕處罰，工作積極性往往會更高，有時反而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當然，獄偵特情人員的選建應禁止使用有組織犯罪、黑社會性質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暴力犯罪的罪犯。

三、“獄偵特情”濫用的危害

獄偵特情雖然用來穩定和維護監管秩序、及時有效突破案件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一旦被濫用就有諸多危害。因為在實際的刑偵過程中由于特情偵查的手段特殊與行為保密，致使司法程序與社會力量難以制約，容易產生所謂“誘惑偵查”或“警察陷阱”等效應。[3]浙江的張輝、張高平冤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一，獄偵特情制度非常有可能異化為變相的刑訊逼供。偵查人員為了提高辦案效率，同時避免承擔刑訊逼供的責任，在“有罪推定”的心理定勢思維之下，利用特情人員為獲得立功的迫切心理，對犯罪嫌疑人威逼利誘，直至其承認犯罪。在這種情況下，“獄偵特情”實質上充當了偵查人員進行刑訊逼供的工具，在本質等同于偵查人員實施的刑訊逼供甚至更惡劣，因為利用“獄偵特情”實施的刑訊逼供形式更加隱蔽，很難被有效監督，即使被發現，背后主使的偵察人員依然可以辯稱自己毫不知情。

第二篇：獄偵特情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的運用

【內容提要】修改后刑訴法規定,偵查人員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實施隱匿身份的偵查。檢察機關在偵查實踐中使用的獄偵特情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授權。檢察人員應當遵循比例原則、嚴格管理和審批原則、秘密性原則,建立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的選建模式,并通過協作配合、聯系溝通、反饋獎勵等配套機制的完善,不斷規范獄偵特情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的運用。

【關鍵詞】獄偵特情 職務犯罪偵查 配套機制

修改后刑訴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但是,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在修改后刑訴法對檢察機關的隱匿身份偵查進行概括授權的情況下,檢察機關如何更為有效地使用該項偵查措施,是擺在檢察人員面前一個亟待研究的課題。

一、問題的提出:檢察機關是否具有隱匿身份偵查權

有觀點認為上述規定并非是對檢察機關使用秘密偵查手段的概括授權,而是排除檢察機關的使用權。“偵查章對各種偵查行為的界定中立法技術上均明確了主體,如果是準許自偵案件偵查使用的偵查行為,均表述為‘偵查人員’或者明確表述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也就是說根據現有的這種定型的立法技術,凡是沒有明確人民檢察院可以使用,或者沒有明確表述為‘偵查人員’、‘偵查機關’的偵查行為,檢察機關在辦理自偵案件過程中均不得使用。”⑴筆者認為,這一理解有失偏頗。首先,立法的簡明價值決定了法條中應當省略贅余詞語。即便不加以明確表述,偵查人員和偵查機關依然是本條規定的主體,其他人員只有在偵查人員的指揮下,才可以輔助實施隱匿身份的偵查。其次,根據對法條的體系解釋原則,自偵案件的偵查程序和措施適用偵查章的規定。修改后刑訴法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適用本章的規定”,可以引申出檢察機關在偵查直接受理的案件中可以采取偵查章所規定的所有偵查行為。最后,偵查措施的決定權和實施權主體是可以分離的。這一規定將隱匿身份偵查的審批權交由公安機關負責人來行使,但是在實施主體上則未作限制。考慮到實踐中包括特情偵查在內的隱匿身份偵查措施,主要是由公安機關實施,或者要依靠公安機關來協助實施,本條規定由公安機關負責人對隱匿身份偵查進行審批具備一定合理性。

二、使用原則:規范使用的前提保障(一)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包含適合性、必要性和相稱性三個方面的內容。適合性強調的是國家機關所采取的措施要以實現法律所規定的職能為目標,并且每一個措施都有利于其法定職能的實現。從總體上看,使用獄偵特情對偵查辦案是有重大意義的,但并不意味著獄偵特情在所有案件中使用都是有效果的。因此,該原則要求辦案機關在個案中采取獄偵特情前,應當首先考慮使用獄偵特情對突破口供或穩定供述的有效性,只有經過慎重研究,認為可能有效的情況下才能使用。必要性原則,又稱最后手段原則,要求國家機關在實現某一職能目標時,如果可能對公民權利造成影響的話,應當選擇對公民權利損害最小的手段。獄偵特情的使用包含一定的欺騙性因素,使用不當將直接影響偵查破案和檢察機關的誠信,只有在沒有其他有效替代手段的情況下,才能考慮使用獄偵特情。相稱性原則要求國家機關在實施任何職權行為的過程中,其對公民個人權利造成的損害與其保護的社會公益之間應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該原則要求使用獄偵特情只能出于保護較為重大的利益,即在較為重大的職務犯罪中才能使用,不得濫用。(二)嚴格管理和審批原則

嚴格管理是規范使用的前提,獄偵特情的特殊身份、文化層次和利益需求,決定了必須從嚴管理,否則不僅無助于偵查破案,還可能滋生新的問題。實踐中就曾出現過特情耳目利用管教民警對其的信任,糾集同監室其他人,在監室內稱王稱霸的現象。嚴格管理原則,要求管理人員隨時掌握特情的思想動態,對其進行經常性的罪錯、監規、紀律教育,增強真誠悔過、立功贖罪意識。除配合辦案需要外,對特情日常生活要進行嚴格管理,不得縱容特情的違規、違法行為。嚴格審批原則,除要求履行法律規定的由公安機關負責人審批程序之外,檢察機關自身內部在使用過程中,也要建立、遵循嚴格的審批程序。原則上,應當由辦案人員提出獄偵特情使用建議,處(科)室領導同意后,報請分管自偵的副檢察長審批。(三)秘密性原則

作為秘密偵查措施的一種,秘密性原則是獄偵特情使用有效性的基本保證,一旦泄密,個案中獄偵特情的使用即宣告失敗;獄偵特情手段如果廣為人知,犯罪嫌疑人就會提高警惕,獄偵特情的使用同樣會陷入困境。此外,秘密性原則也是保障特情耳目人身安全的必然要求。秘密性原則需要貫徹到特情的選建、使用、日常管理和工作評定全過程。在選建環節,除正式留底檔案以外,一律以代號指稱,特情的檔案要嚴格保密,檢察機關和輔助管理的看守所、監獄部門需要查閱的,要經分管領導審批,其余單位、人員不準查閱特情檔案。在使用環節,檢察機關應指派專人與監獄、看守所聯系,與特情之間聯系要嚴格遵守個別、單線聯系原則,特情和特情之間不準相互聯系,嚴禁由特情發展特情,特情管理特情。在日常管理中,應當對特情進行經常性的保密教育,確保特情在偵查過程及偵查破案后都能嚴格遵守保密工作紀律。在工作評定環節,將特情遵守保密紀律作為一項重要的考評內容。除內部流轉的工作文書外,對外公開的文件,如法院審理減刑案件的公示文件等,應當只籠統表述特情為案件偵破提供重要線索,不得具體描述案件名稱,如何提供線索等細節。

三、具體實施: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一)獄偵特情的選建

獄偵特情的合理選建是有效使用的前提,在選建環節主要考慮獄偵特情的自身條件、刑期條件和犯罪種類三個方面內容。

1.自身條件。(1)為檢察機關工作的積極性。這是獄偵特情選建的首要條件。只有愿意積極為檢察機關工作,才有可能通過培訓進一步提高其他各項能力。至于具體動機,不管是出于協助檢察機關打擊犯罪的正義感,還是出于換取自身立功減刑機會的功利目的,都可以考慮。(2)認罪服法。真誠悔罪是減刑法定條件之一,出于后續獎勵條件的兌現考慮,在選建特情人員時也必須符合認罪服法要求。(3)有一定文化素質和社會閱歷。這是特情與犯罪嫌疑人取得共同話題的必備條件。(4)有一定的法律知識。具備一定的法律知識可以避免自身的違法行為,同時有利于在犯罪嫌疑人面前表現出一定的權威性。(5)有較好的心理素質、社交能力和應變能力。特情工作時有許多臨時突發狀況,出于保密要求,偵查人員和監管人員不能直接協助其處理,因此,特情必須具備較好的心理素質和相應的處理能力。(6)較為可靠的人品,值得信賴。鑒于實踐中個別特情因為利益誘惑,不但未能較好服務于偵查工作,甚至被犯罪嫌疑人策反,因此,人品條件也是考察的必備條件之一。

2.刑期條件。原則上應在十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期間內的罪犯中選建。在選建刑事特情時,在刑期問題上主要應當考慮以下幾個要素:(1)罪犯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被判處更重刑罰的罪犯,通常情況下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較大,不易于被改造成刑事特情,為檢察機關所用。因此,刑事特情的選建以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為宜。(2)工作積極性。如果刑期過短,罪犯立功減刑的積極性可能不高,不利于刑事特情工作的開展。(3)綜合效益。刑事特情的選建有人員甄選、考察和培訓等系列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成本投入,如果罪犯的刑期較短,能夠為檢察機關服務的年限就相對有限,不符合投入產出比的效益原則。

3.犯罪種類。原則上以同種類犯罪人為宜,禁止使用有組織犯罪、黑社會性質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暴力犯罪的罪犯。考慮到貼靠犯罪嫌疑人和情感溝通的需要,個案中刑事特情應當盡量選擇與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犯罪同種類的犯罪。作為職務犯罪的特情,除職務犯罪本身之外,還可以考慮其他類似的經濟類犯罪。(二)具體實施方法

1.身份設定。獄偵特情身份的設定,將直接關系后續工作方式、方法的選擇,因此,設定身份需要偵查人員在通盤考慮的基礎上慎重選擇。同時設定身份也要考慮到特情自身的情況,以特情自身條件為基礎,進行合理設定。實踐中,可以考慮以下幾種身份:(1)普通型權威身份。絕大多數職務犯罪嫌疑人沒有被采取羈押型強制措施的經歷,對看守所的環境十分陌生,再加上社會上一些人對看守所惡劣環境的夸張渲染以及自身原先的特殊身份和犯罪種類,犯罪嫌疑人進看守所后必然擔心遭受他人的欺壓。可以利用犯罪嫌疑人這樣一種心理狀態,將特情身份設置成監室里具有權威身份的龍頭老大。在監管民警的配合之下,特情以這樣一種身份在日常生活中關照、保護犯罪嫌疑人,能夠自然地使犯罪嫌疑人產生好感,有利于工作的進一步開展。(2)專業型權威身份。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后,與外界聯系被切斷,信息隔離,所涉嫌的犯罪仍處于偵查之中,處理結果尚不確定,此時犯罪嫌疑人急需向有經驗和專業知識、經歷的人員請教如何應對,可以將特情設計成與犯罪嫌疑人同種類的犯罪人,但是在金額上更大,次數更多,無形之中讓犯罪嫌疑人感覺到特情是見過世面的過來人,有問題可以向其請教,同其商量,這樣可以為特情的進一步貼靠創造條件。(3)相似身份。有相似身份、經歷的人比較容易找到共同話題,情感上能夠形成共鳴,犯罪嫌疑人在新進入一個環境時,也傾向于找與其有類似身份的人交往。為此,可以針對性地將特情設計成與犯罪嫌疑人具有相似身份的人。根據案件偵查需要,可以在犯罪種類、金額、犯罪經歷、犯罪前身份、文化程度等方面,選擇部分內容設計成與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相似。(4)對向身份。對于受賄罪與行賄罪這種對向犯,可以根據案情需要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有意地將特情身份設置成對向的行賄人或受賄人。利用特情之口進行闡述說理,讓犯罪嫌疑人了解對方在此情此景之下可能有的心理想法,以及對自己交代供述后可能產生的效果,從而減輕、消除犯罪嫌疑人交代供述的心理壓力。

2.具體工作方法。考慮到特情的特殊身份,需要采用一些有別于普通偵查審訊的方法。(1)情感引導法。利用特情與犯罪嫌疑人同處一個監室關押過程中形成的情感信賴,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說理教育,促使其供述交代。偵查實踐中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犯罪嫌疑人對特情產生更強烈的感激、信賴心理。如我們在辦理某受賄案過程中,通過與看守所民警配合,在一段時間內限制犯罪嫌疑人的經濟來源,使其在看守所的生活處于十分窘迫的狀態,與其案發前豐裕的物質生活形成強烈的反差。其后,再安排特情對其生活進行一定的關照,使其對特情產生由衷的好感,為特情的進一步教育說服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此外,部分辦案人員通過苦肉計形式,讓犯罪嫌疑人對特情產生愧疚心理,也是建立良好心理接觸的方法。(2)配合施壓法。利用特情在犯罪嫌疑人心目中的權威性,通過特情的自身經歷,以身說法,給犯罪嫌疑人心理施加壓力,配合偵查審訊的有效推進。由于訴訟立場、角色的差異,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在審訊過程給其施加壓力的話語往往是將信將疑,甚至全盤否定,因此,審訊施壓的效果經常大打折扣。由特情進行現身說法,情況則完全不同。因為類似的身份、經歷,雙方更容易產生同病相憐的感覺,特情所說的話更易于進入犯罪嫌疑人的內心。尤其是設置成權威型身份的特情,其一舉一動都會對犯罪嫌疑人的行為造成巨大影響。特情通過日常聊天方式,了解到犯罪嫌疑人的顧慮之后,再有針對性地施加壓力,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另外,特情可以通過與偵查人員的溝通,順著偵查人員施加壓力的主題,結合自身經歷、經驗進行進一步的闡述,放大偵查審訊中施壓的效果。(3)信息套取法。是指偵查審訊過程中,犯罪嫌疑人尚處于猶豫動搖階段時,偵查人員利用特情套取犯罪嫌疑人內心對待審訊的看法、應對審訊打算、抗拒審訊的支點等信息。在對案情保密的基礎上,偵查人員應當將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況,包括原先工作單位、職務、特長、興趣、愛好等,向特情作簡要的介紹;也可以針對性地設計一些話題,幫助特情與犯罪嫌疑人取得共同話題,以便進一步套取信息。偵查人員在設定特情身份后,應當進一步設計配套的經歷等細節,以及特情對待偵查審訊的態度、看法等主觀信息,用作雙向互動時的交流信息,獲取犯罪嫌疑人的信任。(4)穩定供述法。依賴犯罪嫌疑人口供定罪的職務類、經濟類犯罪,如何應對犯罪嫌疑人的翻供一直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獄偵特情的介入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特情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發揮穩定供述的作用:一是發現犯罪嫌疑人有翻供苗頭時,在偵查人員的指揮下,通過教育、施壓、比對舉例等方式打消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想法;二是發掘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心理基點,及時報告,使偵查人員能夠有針對性地通過訊問打消犯罪嫌疑人的念頭,或者通過外圍調查,補強相應證據,封堵犯罪嫌疑人的翻供退路。

四、特情工作的配套機制:輔助規則的構建(一)建立協作配合機制

獄偵工作的開展需要檢察機關、監獄管理機關、公安機關共同協作,建立工作上的協作配合機制是相當必要的。協作配合機制應當明確各個部門的任務和職責。獄偵特情的選建由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共同審核,由監獄管理機關建立并保存獄偵特情的檔案材料,看守所負責獄偵特情的日常生活管理。職務犯罪獄偵特情原則上要異地使用,由檢察機關自偵部門負責聯系接收的看守所后,到公安機關監管部門辦理具體的異地羈押手續。使用結束后,由羈押地看守所呈報特情的減刑、假釋手續,檢察機關駐所檢察室負責出具審核意見。(二)建立聯系溝通機制

在使用獄偵特情前,檢察機關偵查人員和看守所民警應當共同研究,制定案件偵查中的獄偵特情配合方案,內容包括:簡要案情,特情具體身份的設定,貼靠犯罪嫌疑人的方法,需要由特情配合的具體問題、實施步驟,保密和注意事項等。獄偵特情的使用過程中,偵查人員與看守所民警要定期和不定期地交換犯罪嫌疑人和獄偵特情的情況,包括思想動態、預先設定方案的執行效果、新出現的可疑跡象、下一步的工作安排等,對配合中出現的新問題要立即著手研究解決。

(三)建立案件討論總結制度

在例行的一案一總結之外,使用獄偵特情的案件偵查終結后,應當組織專門的獄偵特情使用總結會議,由偵查人員和看守所民警、監獄干警等相關人員參與,對特情使用過程中出現的個案特情的選擇、具體身份的設定、任務的部署、工作方法的傳授、部門之間的協作溝通等問題,進行必要的總結,推廣成功經驗,避免存在的問題。(四)建立反饋獎懲機制

建立科學合理的獎懲機制,可以有效調動獄偵特情的工作積極性,有利于獄偵工作的順利開展。案件生效判決確定后,應當及時對特情的工作情況進行評定,對于成績出色的,要落實獎勵、兌現政策,為下一次獄偵工作夯實基礎;對工作中出現問題的,也要及時予以懲戒,以避免類似情形再次發生。評定的內容包括:工作態度、工作實效、工作紀律、悔改表現等方面。嚴守工作紀律,確有悔改表現,為偵查破案提供重要線索的,可以評定為工作出色,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或者聯合看守所提請人民法院進行減刑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對偵查工作造成影響的,撤銷其特情資格;情節嚴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泄露工作秘密的;謊報情況的;嚴重違反監規的;拒不配合工作的。

【注釋與參考文獻】

⑴程雷:《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的隱藏身份實施偵查與控制下交付》,載《中國檢察官》2012年第4期

第三篇：“獄偵特情”所獲證據之規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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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偵特情”所獲證據之規范使用

“獄偵特情”所獲證據之規范使用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宣告無罪的張高平、張輝強奸案中，因神秘證人袁連芳的出現，人們開始關注一個詞匯，即“獄偵特情”。所謂獄偵特情，是指被偵查部門控制而在監獄或者看守所中進行搜集犯罪證據、獲取犯罪信息的隱蔽力量，也可稱為“線人”、“耳目”。雖然獄偵特情是一種實行已久的秘密偵查措施，但在2012年修訂前的《刑事訴訟法》中，獄偵特情并不是一種法定的偵查措施，而僅由司法部發布的《獄內偵查工作規定》、公安部、財政部發布的《公安業務費開支范圍和管理辦法的規定》等部門規章進行簡單的規定。目前《刑事訴訟法》已經將隱匿身份偵查、控制下交付這兩種秘密偵查措施規定在技術偵查一節中，獄偵特情作為一種隱匿身份的秘密偵查措施，已經具備了合法的“身份”。然而，若不從程序法及證據法上對其進行規范，難保張高平、張輝案之類的錯案不會再次發生。而對獄偵特情進行規范的重點問題，無疑還是與之相關的證據使用問題。因此，筆者擬對獄偵特情的相關證據使用問題進行探討，以求從證據運用角度對這一秘密偵查措施進行有效規制。至于如何從審批、實施方面進行程序上的規制，在此不予討論。

一、獄偵特情收集的證據類型

作為在監獄、看守所（主要是看守所）這一封閉空間內的秘密偵查手段，獄偵特情與獄外線人、臥底收集的證據類型也有所不同。除了監獄或看守所內發生的犯罪外，獄偵特情無法像獄外特情那樣滲入到犯罪行為中，也無法參與或目睹犯罪行為并搜集證據信息。因此，獄偵特情通常是通過貼近犯罪嫌疑人，采用各種手段套取犯罪嫌疑人關于曾經實施某種犯罪的信息，并反饋給偵查人員。一般來說，通過獄偵特情收集的證據有如下幾種：

1.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獄偵特情與犯罪嫌疑人建立關系之后，通過各種方式使犯罪嫌疑人主動供述其犯罪事實。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可以采取自書方式，也可以向偵查人員口頭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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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在某地檢察機關辦理的徐某行賄一案中，偵查人員將特情的身份設定為因受賄而被關押的某公路局局長。徐某出于江湖義氣，認為不應該將受賄人供出，同時也擔心受賄人日后會責難他。于是他常問特情，是否恨那些出賣他的行賄人。特情告訴他行賄人當初送錢也不是為了害他，而是為了讓他手頭寬裕些，因此并不恨他們。徐某在特情的引導下，很快放下思想包袱，向偵查人員供述了行賄事實。

2.特情的證言。特情可以通過證言對發生在看守所、監獄內的犯罪進行證明，或者在特情獲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之后，以證人證言的方式對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內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過程加以證明。如在張高平、張輝案中，就是通過證言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內容進行證明的。

[案例二]張輝因涉嫌強奸被關押至看守所后，特情袁連芳采取逼供等手段，強迫張輝抄下“作案經過”。在此之后，袁連芳接受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審時作證證明，張輝在拱墅區看守所關押期間神態自若，并告知其曾從老家駕車載一女子到杭州，在留泗路上強奸，他不是故意殺死被害人而是因為女孩子的呼救，他卡頸時不小心將女子掐死的情況。這一證言也成為判決張高平、張輝有罪的關鍵證據。

3.實物證據。即獄偵特情通過貼近犯罪嫌疑人并獲取了犯罪嫌疑人某種犯罪的信息，通過這一信息而在獄外進行搜查、扣押獲得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

[案例三]某地檢察機關辦理的鄭某行賄一案，行賄手段隱蔽、復雜，犯罪嫌疑人拒不交待，正面審訊難以突破，于是采取獄偵特情手段。鄭某因身體肥胖，在看守所難以適應，特情主動關心鄭某，并很快獲得鄭某的好感，通過聊天，得知鄭某曾向受賄人正在讀書的女兒賬戶中匯款5萬元。特情將這一消息反饋給偵查人員后，偵查人員通過查詢銀行記錄獲取了匯款證據，并據此搜查出鄭某匯款時的銀行卡。

二、各類證據的證據能力及證明力分析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25條的規定，采取獄偵特情措施收集的如上三種類型的證據，均可在訴訟中直接作為證據使用，而不需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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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轉化”、“漂白”。但問題在于，這條規定僅是一條許可性規定，至于這些證據究竟能否具備證據能力、在訴訟中如何使用，還需要根據其它法律規范進行具體判斷。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證據能力及證明力

特情及線人無論是否具備偵查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份，都不可否認其“國家性”特征，也就是說，特情、線人是國家追訴機關“手足之延伸”。[1]在通過特情獲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情形中，實際上等于將追訴機關的訊問行為延伸至特情，在這種情形下，國家追訴機關必須承擔對特情的控制及監督義務。因此，判斷犯罪嫌疑人供述有無證據能力，依然要以規范訊問權力的法律條款為依據。在秘密偵查中，無疑會免除國家追訴機關的部分義務，主要是對犯罪嫌疑人的告知義務。但在秘密偵查中偵查人員及特情人員依然要遵守其它保障供述任意性的法律規范，不得違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我國《刑事訴訟法》已經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因此，特情在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過程中，雖然難免采取一些欺騙、隱瞞手段，但底線是要保證犯罪嫌疑人自愿作出供述，不得采取刑訊等非法手段，否則所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就將被排除。

在獄偵特情措施下獲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對其證明力判斷要尤為謹慎。即便通過審查，認為特情未采取違法逼供等措施，犯罪嫌疑人供述具備證據能力，也不意味著這種供述就具有較強的證明力。在看守所、監獄這種特殊環境下，犯罪嫌疑人本身就具有較大的心理壓力，即便特情未采用暴力等方式逼供，但也不可避免的會使用一定的欺騙或威脅手段，這都會使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真實性受到影響，而且特情手段的使用是否超越了合法界限，往往難以進行證明。因此，對于犯罪嫌疑人供述，必須進行仔細甄別，且必須有足夠的補強證據尤其是實物證據對其真實性進行補強。

（二）特情證言的證據能力及證明力

特情證言是否具備證據能力，在何種待證事實上具備證據能力，要根據證言的內容來進行具體判斷。如上所述，獄偵特情的證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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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種樣態：（1）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內容；（2）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過程；（3）證明監所內的犯罪行為。

如果特情證言是為了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內容，如上述案例二中袁連芳證明張輝在看守所供述的作案過程，那么這種證言只不過是對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復述而已，和犯罪嫌疑人供述實際上是同一種證據，并非“證言”。因此，這種特情的證言是否具備證據能力的問題，就等于犯罪嫌疑人供述是否具備證據能力的問題，要根據如上的法律標準進行判斷，另外，還要根據證人是否具備作證能力來進行判斷，若證人不具備作證能力，則其轉述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也不具備證據能力。

正因為如此，對于上述的特情證言，只能視為犯罪嫌疑人供述之一，而不能將其作為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補強證據，否則就產生了證據進行自我補強的謬誤。而在案例二中，法院在判決書中，將袁連芳的證言單獨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重要證據，并以此對張高平、張輝的有罪供述進行補強，就是犯了這種錯誤，且法院最終依據這兩項證據對張高平、張輝進行定罪，導致了這一錯案發生。這種證據的“自我補強”實際上相當于沒有進行口供補強，而是僅憑口供定案，很容易導致錯案。因此，對于這種證言只能將其作為犯罪嫌疑人供述使用，在犯罪嫌疑人有多次供述的情況下，可將其作為供述之一，與其它供述進行對比，但切不可將其作為補強證據使用。

若特情證言是為了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作出過程，則是相當于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真實性、合法性的一種旁證，如在河南的馬廷新案件中，特情袁連芳證明馬廷新在看守所的自首材料是其自己所寫的證言。這種證言本身并不能證明案件事實，而只能對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實性起到一定的證明作用，因此一般來說，只要特情具備作證能力，這種證言是具有證據能力的。

但是由于特情的特殊地位，對于這類證言的證明力要審慎判斷。因為采信這種證言，就意味著更有可能采信犯罪嫌疑人供述。因此不能對這種特情證言偏聽偏信，而必須有其它證據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實性，否則就有可能導致錯誤采信犯罪嫌疑人供述而造成錯案。在馬廷新案中，就是因為采信了袁連芳的證詞，才導致作出錯判。另外，這種證言只能作為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旁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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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作為補強證據對口供進行補強。因為根據補強證據的要求，補強證據應當具有對主證據的客觀性和主證據證明的案件主要事實的客觀真實性的雙重證明作用。正是因為如此，補強證據的證明對象與主證據的證明對象存在一定程度的重疊性，也只有二者的證明對象存在一定的重疊性，才能夠相互呼應，避免錯誤認定事實。[2]而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過程的特情證言并非是對犯罪嫌疑人供述內容的證明，而僅是證明犯罪嫌疑人是如何作出的供述，與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證明內容并不重疊，因此這種證據不符合補強證據的要求。在訴訟中，這種證言只能用于判斷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及真實性，而不能用作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補強證據。

另外，特情的證言還可以證明在看守所或監獄發生的犯罪，此時特情的證言與一般的證人證言一樣，可以直接作為證據使用，其證據能力及證明力的審查判斷，也按照一般證人證言的審查判斷方式進行。

（三）實物證據的證據能力及證明力

實物證據是較為客觀的證據。因此，在使用獄偵特情的案件中，應當盡量通過特情而收集到相關的實物證據，如兇器、尸體、賬戶等。對于這類實物證據的證據能力問題，要根據特情收集證據使用的手段、證據的重要性來進行判斷。若特情雖然采取了一定的欺騙或威脅方法，但并未超出合法性底線，且依靠犯罪嫌疑人提供的信息而準確的提取或扣押到相關實物證據，那么，這些實物證據就具備證據能力。當然，在偵查人員搜查、扣押過程中，依然要遵守法定程序，否則也可能導致實物證據失去證據能力。

雖然實物證據相對較為客觀，但并不意味著其證明力就必要高于其它證據。在使用獄偵特情的案件中，要防止根據特情提供的信息而“按圖索驥”的進行證據“湊數”。這就要求在根據特情提供的信息進行實物證據的收集時，不可憑主觀臆斷而創造證據，更不能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而偽造證據，造成證據印證的假象。必須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客觀、全面的進行證據收集，保證所收集的證據是生成于案件事實的。若能提取到隱蔽性較強的證據，則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實性，可以采信犯罪嫌疑人供述和實物證據。若無法根據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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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供述收集到相關實物證據，則說明犯罪嫌疑人供述或特情提供的信息有疑問，需要進一步進行核實。在法官審查判斷證據時，不可僅審查實物證據是否與犯罪嫌疑人口供相印證，因為在獄偵特情的案件中，這種印證往往也并不可靠。因此法官更需要審查實物證據的來源是否可靠、是否生成于案件事實、相互之間是否有矛盾之處，在排除合理疑問之后，才能采信實物證據。

三、在庭審中的使用問題

《刑事訴訟法》第125條規定：“依照本節規定采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如果使用該證據可能危及有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產生其他嚴重后果的，應當采取不暴露有關人員身份、技術方法等保護措施，必要的時候，可以由審判人員在庭外對證據進行核實。”依該條規定，在獄偵特情案件中，所獲得的證據材料既可以在法庭上正常的出示、質證，也可以采取保護措施進行出示和質證，甚至由審判人員進行庭外核實。但因保障特情安全、維持特情有效性的需要，控方在大多數案件中都不會將特情公開，因此在獄偵特情案件中，證據的使用問題尚需要具體分析。基于獄偵特情的特殊性，在相關證據的調查中，應當在直接言詞原則與特情的保密需要之間進行權衡，盡可能在保障被告人對質詢問權的同時，也不對特情的安全造成危險。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使用

在法庭上出示通過獄偵特情而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時，若該供述是像案例一那樣通過正常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犯罪嫌疑人也未當庭翻供，并且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前后一致，有其它證據能夠補強，就表明犯罪嫌疑人供述具有自愿性和真實性，此時就無須傳喚特情出庭作證，也無須在庭外對特情的取證行為進行調查核實。若在庭審中雖然犯罪嫌疑人并未翻供，但發現通過特情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與對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作出的供述存在不一致或矛盾之處，就有必要傳喚特情出庭，對特情收集證據的情況進行調查。[3]在案例二那種公開使用特情轉述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情況下，可以直接傳喚特情出庭作證。在特情的身份并未暴露的情況下，出于保障特情安全的需要，在無法以其它方式保障特情人身安全的情況下，可以不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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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出庭，而由法官進行庭外核實。庭外核實可以采用詢問特情、查看監所錄音錄像等方式進行。在進行核實時，可以讓控方辯方均在場，但前提是要通過簽訂保密協議等方式，讓辯方對特情身份等情況承擔保密義務。若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律師，或者不符合法定的指定辯護情形，法官可以指定律師參與庭外核實過程。若因案件保密需要，在進行證據核實時不能讓辯方在場，必須在核實后由法官向辯方說明核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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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獄內偵查工作

獄內偵查工作實踐中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監獄法》第六十條規定；“對罪犯在監獄內犯罪的案件，由監獄進行偵查。”《刑事訴訟法》第225條規定，“對罪犯在監獄內犯罪的案件由監獄進行偵查。監獄辦理刑事案件，適用本法的有關規定。”這些是確定監獄偵查主體地位的法律依據。然而，《刑事訴訟法》對偵查程序的規定主要是根據公安機關的工作實際制定的，而且在長期的實踐工作中缺少進一步的實踐與理論總結，在獄內外形勢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對于監獄如何具體行使偵查權的問題，沒有進一步符合當前形勢發展的規定。為了保證監獄充分、正確方'案,范'文'庫歡,迎您1采 集地行使偵查權，有必要進一步研究監獄偵查權及其行使在實踐中面臨的相關問題。

一、關于監獄的偵查范圍

現行法律關于監獄偵果范圍的規定有三條．其一是《監獄法》第六十條，該條規定：“對罪犯在監獄內犯罪的案件．由監獄進行偵查。”其二是《刑事訴訟法人第二百二十一條，該條規定：“罪犯在服刑期間又犯罪的，或者發現判決的時候所沒有發現的罪行，由執行機關移送人民檢察院。”其三是《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款，該款規定：“對罪犯在監獄內犯罪的案件由監獄偵查。”但是，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服刑期間的罪犯在監獄場所外犯罪的案件、罪犯與社會上的犯罪分子共同犯罪的案件、罪犯的漏罪是共同犯罪的案件的偵查管轄問題。對這些問題，有必要加以研究和確定。

（一）罪犯在監獄場所外犯罪的偵查管轄

罪犯在監獄場所外的犯罪指罪犯脫逃或失控后在社會上實施的犯罪、圍繞罪犯在監獄場所外犯罪的偵查管轄，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罪犯在監獄場所外犯罪的案件應由監獄偵查。其根據是《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該條規定．對罪犯在服刑期間又犯罪時，由執行機關移送檢察機關處理。第二種觀點認為，罪犯在監獄場所外犯罪的案件宜由公安機關偵查。這種觀點認為，盡管法律也賦予了監獄偵查權．但監獄畢竟不是國家專門偵查機關，其偵查范圍宜限于監獄場所內，否則，會與公安機關的偵查權發生沖突、筆者認為，上述觀點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都有失偏頗、對罪犯在監獄場所外的犯罪案件的偵查．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罪犯脫逃后在社會上重新犯罪作案。由犯罪地發現的案件。它由犯罪發現地公安機關偵查。這樣，既有利于案件偵破，又可起到威懾犯罪分子的社會效果。如果由監獄進行偵查，無論警力調配、取證，還是使用強制措施．都缺乏方,案,范'文庫歡 迎.您4采6集可行性。對于罪犯脫逃后在社會上重新犯罪作案．而重新入監后發現的案子，宜由監獄偵查。這是因為；第一，案犯控制在監獄管理范圍內；第二，既然案件是罪犯重新入監局發現的，案件線索，甚至證據材料已被監獄掌握，監獄偵查這類案件有優勢；第三，由監獄偵查這類案件，社會效果較好，有利于打擊監內犯罪。此外，罪犯脫逃后在社會上重新犯罪而重新

入監后發現的案件與漏罪在犯罪的發現、罪犯控制的場所等方面相同，既然漏罪的偵查是由監獄實施的，這類案件也應由監獄偵查。

（二）罪犯參與社會上共同犯罪的偵查管轄

1．罪犯在監管場所內與社會上的犯罪分子共同犯罪的偵查管轄

罪犯在監管場所內與社會上的犯罪分子共同犯罪的形式很多，如罪犯與職工共同盜竊。罪犯在其家屬或朋友幫助下脫逃。如何對此類案件進行偵查？有的認為，對此類案件應分案偵查，對罪犯的犯罪偵查由監獄實施，對社會上犯罪分子的犯罪偵查由公安機關進行。理由是，《刑事訴訟法》關于偵查管轄的規定基本上是依偵查對象劃分的。根據規定，監獄不宜對社會上的犯罪分子實施偵查行為，公安機關也不宜在監管場所對由罪犯實施的犯罪進行偵查。有的認為．對此類案應分案偵查，理由是，共同犯罪是各共同犯罪人共同實施的犯罪．各共同犯罪人之間的犯罪行為具有內在的、有機的聯系；分案偵查會影響整個案件的偵破。本人同意第二種意見。考慮到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所起作用的不同，偵查機關所具有的偵查優勢條件不均衡，可由兩家偵查機關聯合偵查。而以一家為主。

2．罪犯在監管場所外與社會上的犯罪分子共同犯罪的偵查管轄

罪犯在監管場所外，如脫逃后，與社會上的犯罪分子共同犯罪由犯罪地發現的，應由發現地公安機關偵查。這是無疑的。然而，罪犯在監管場所外與社會上的犯罪分子共同犯罪，罪犯重新收監局由監獄發現的．應由哪家偵查機關偵查？共同犯罪不同于個人犯罪，筆者認為，對此類案件的處理不可比照個人犯罪的情形。在個人犯罪情形下，監獄應負責此類案件的偵查。在共同犯罪情形下，即便主犯是監獄內罪犯，也應由公安機關偵查為妥。第一，這類案件偵查較復雜，將此類案件交由公安機關——國家專門的偵查機關，可使監獄將主要警力、精力放在監獄安全上；第二，這類案件涉及對社會上的犯罪分子實施偵查措施，顯然，監獄行使這些措施缺乏方,案,范'文庫歡 迎.您4采6集明確的法律依據。

（三）罪犯的漏罪是共同犯罪的偵查管轄

在罪犯的漏罪是共同犯罪的情況;方案'范文,庫.為您.搜集-整理/下、即罪犯的漏罪是由罪犯與其他犯罪分子共同實施的。這些犯罪分子可能仍逍遙法外，也可因他罪被判刑送入監獄。罪犯的漏罪是否仍由監獄偵查？需分別不同情況;方案'范文,庫.為您.搜集-整理/處理。如果罪犯漏罪的共同犯罪人因犯他罪也已經被判刑送入監獄，無論送到同一監獄，還是不同監獄，都宜由監獄進行偵查。首先，在這種情況;方案'范文,庫.為您.搜集-整理/下，案犯都控制在監獄手中，由監獄偵查此類案件社會效果比較好，有利于促進在押犯交待余罪。如果漏罪的共同犯罪人仍逍遙法外，對罪犯漏罪的偵查宜由公安機關進行。這是由于；首先．監獄對在社會上的共同犯罪人采取偵查措施缺乏方,案,范'文庫歡 迎.您4采6集明確的法律根據，監獄不能單獨承辦這樣的案件；其次，監獄與罪犯漏罪的共同犯罪人所在地往往有較大的空間距離，如罪犯在新疆，罪犯漏罪的共同犯罪人在北京，由監獄機關單獨進行或同公安機關聯合辦案可能會出現案犯兩地分押的情形，不利于取證，即便罪犯與其共同犯罪人押在一地。也以押在罪犯漏罪的共同

犯罪人聲在地為宜。罪犯漏罪的共同犯罪人在定罪前不能押人監獄，而押在監獄所在地公安機關又涉及行政隸屬問題。與其監獄只將罪犯移送罪犯漏罪共同犯罪人所在公安機關。不如將全案移交漏罪共同犯罪人所在地公安機關。

二、獄內偵查中可以行使的偵查手段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三款規定：“軍隊保衛部門、監獄辦理刑事案件，適用本法的有關規定。”根據法律規定，結合監獄偵查實踐，監獄可以行使的偵查手段有訊問、詢問、搜查、扣押、辨認、偵查實驗等。

訊問獄內犯罪嫌疑人，是獄內偵查人員為了查明案件事實和其他情況;方案'范文,庫.為您.搜集-整理/，依照法律程序。以言詞方式對獄內又犯罪嫌疑人進行查問的訴訟行為。訊問的主體是監獄偵查人員，訊問的對象是獄內犯罪嫌疑人。監獄訊問對象可否為社會上的犯罪嫌疑人？不能。實施訊問的前提是偵查機關對案件有管轄權，而法律未明文規定監獄具有一般刑事案件的偵查權。從法理上講，監獄偵查權是一種特殊的偵查權，是針對特殊的人、在特殊場所對犯罪實施的偵查權，因此．監獄不能對社會上的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

詢問證人、被害人，是指監獄的偵查人員用口頭方式向證人、被害人調查了解案件情況;方案'范文,庫.為您.搜集-整理/的訴訟活動。詢問被害人要及時．詢問證人時對同一案的幾個證人要分別詢問。

搜查，是指監獄偵查人員依法對獄內又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隱藏又犯罪嫌疑人或犯罪證據的人的身體、物品、住處或其他有關地方進行搜索和檢查的訴訟活動、獄內偵查中的搜查是一種訴訟活動．不同于清監，搜查需依照訴訟程序進行：第一．搜查應由兩名以上偵查人員進行；第二，搜查時，應當有見證人在場；第三，搜查婦女的身體，應當由女工作人員進行；第四．搜查人員不得提取、扣押與案

件無關的物品；第五，搜查的情況;方案'范文,庫.為您.搜集-整理/要制成筆錄。扣押是偵查人員將與案件有關的物品、文書依法強制收取、扣留的訴訟活動。扣押與獄政管理中的扣留罪犯信件、沒收罪犯違禁品不同。后者是獄政管理行為，依照獄政程序實施，前者是訴訟行為．必須依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進行。在現場勘驗或搜查中發現的物證、書證需要扣押的，由現場指揮人員決定；扣押物品、文書時，應當有物品持有人、見證人在場，并開列清單。

辨認是在偵查工作中，根據需要由獄偵人員組織受害人、證人等有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尸體、現場遺留物、贓物、作案工具等進行的辨認與認定。辨認是詢問的一種特殊形式。對公開辨認的經過與結果所做的正式筆錄，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偵查實驗采取演示模擬方法，研究證實在某種條件下某種事實能否發生。或某一行為能發生何種結果的偵查活動。偵查實驗對于查明案件是否成立、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辯解、證人證言等證據是否真實，是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現場勘驗、檢查以及鑒定，也是監獄可以行使的重要偵查手段。

三、獄內偵查中的強制措施

《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機關可以使用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等措施限制犯罪嫌疑人的活動。以保證偵查工作的開展。但是，罪犯已被押入監獄，無需拘傳，可以隨叫隨到，無需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也沒必要。因此．監獄需采取不同于公安機關、安全機關、檢察機關的刑事強制措施。結合監獄實際，監獄可以使用包夾控制、使用戒具、禁閉等措施控制又犯罪嫌疑人，防止其自殺、行兇報復、毀證等，以確保偵查工作的順利進行。包夾控制、使用戒具、禁閉被作為刑事強制措施，既不同于分級管理中的嚴管措施，也不同于獄政管理的預先防范措施．而是刑事訴訟中保障刑事偵查的措施。為明確這些措施的法定性，促進獄內偵查工作的法治化、規范化，應在有關法律中，起碼在《監獄法》中，明確規定監獄內偵查的強制措施。

淺談獄內偵查工作中的信息情報建設、組織管理能力

2.監獄警察，特別是從事信息情報建設的警察始終處于真假、虛實、錯綜復雜且千變萬化的環境之中，面臨隨時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在面對各種信息、情報的反饋以及在通過對罪犯的思想行為的了解、分析而捕捉相應的信息時，要求我們善于去偽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正確的分析判斷。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慎重應對千奇百怪的事態和形形色色的罪犯。百密而無一疏，處事不亂，遇變不驚，靈活應對，果斷處置。

以上所說的兩種能力建設，非一日之功，欲速則不達，需要我們在日常工作中不斷挖掘自我，嚴格要求自我；需要有長期學習、學習、再學習，積累、積累、再積累的精神。

對現代監獄中獄內偵查工作的相關思考與研究

隨著我獄現代化文明監獄的創建，這對我獄的獄內偵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和要求。在監管安全形勢日趨嚴峻、目標要求越來越高的背景下，加強偵查工作建設是明智的當務之舉。偵查工作的質量決定監獄平安穩定的成敗。

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雖然監獄的監管設施得到不斷改善，物防技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安全系數得到了進一步提升，但獄內突發性、暴力性或內外勾結的暴力性犯罪將是今后一個時期我們防范的重點和難點。因此，思想認識必須到位，措施落實必須到位，科技技術必須到位，多措并舉，懲防結合，有效地維護監獄的安全穩定，是強化偵查工作的重要途徑。

一、首先要強化人的作用

在現代條件下，建設一支政治強、業務精、作風硬、責任心強的高素質獄內偵查干警隊伍，是做好新形勢下獄內偵查工作的重要保證。不斷強化干警的敵情意識。結合省內外出現的突發傷害和內外勾結案件，教育干警危險就在我們身邊，必須切實從思想上充分認識獄情、犯情、敵情的復雜性、嚴峻性，切實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增強責任心和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時刻不忘工作重點和難點，防止各類問題的發生。一是要熟練掌握物色建立和使用耳目的策略，最大限度地發揮耳目作用。獄內秘密力量是了解敵情動向的重要途徑，是監控危險分子、重點和要害部位的特殊措施，是預防、偵破獄內案件的有效手段。我們公開管理不可能全面掌握罪犯的一切情況;方案'范文,庫.為您.搜集-整理/，特別是罪犯預謀作案的情況;方案'范文,庫.為您.搜集-整理/，罪犯都是在想方設法隱蔽自己的意圖，欺騙干警，欺騙同犯，因此，發揮好耳目作用，對全面掌握獄內押犯動態、確保監獄安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獄內偵查干警必須掌握的技能；二是要熟練掌握防范策略和技巧。獄內偵查的既定目標是確保監獄的安全穩定，在實際工作中要立足于防范，著眼于防范，盡可能地降低獄內案件的發案率，做到少發生以至不發生獄內案件，確保不發生重大、特別重大案件，每一位偵查干警必須學會防范、善于防范；三是要熟練掌握偵查破案的專門知識，及時打擊獄內又犯罪。獄內發生案件就要及時偵破，這既是獄內偵查工作的任務，也是打擊罪犯、穩定獄內秩序的有效手段。監獄要采取研討會、案例分析會、交流會、觀摩會、培訓班等多種形式，提高專兼職偵查員在敵情預測、調研、三情搜集、現場詢問、勘查等方面不斷提高分析、處置問題的能力'方案范文.庫.整理~。

二、其次要講求工作的方法和策略，凡事要有針對性，做到有的放矢偵查工作是一項業務性很強的專門工作，它除了要求偵查干警要有較強的綜合素質外，還必須具備較強的專業水平和技能，僅憑熱情是不行的。做任何工作，都要講究方式方法，采取的措施辦法和途徑不同，效果肯定也大不相同。在制度建設上，重要的一點就是突出獄情分析會制度。獄情分析會制度是多年來實踐經驗的總結，是搜集發現敵情的好形式、好辦法，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在已形成的監獄、監區、分監區三級獄情動態分析會的基礎上，如何更好的發揮它的作用是我們偵查人員需要探究的。所謂針對性就是指哪部分罪犯是我們重點控制的，重點加強對重刑犯、暴力犯、涉黑犯、涉惡犯、涉毒犯、慣累犯、外省籍犯、團伙主犯、新入監罪犯、余漏罪被提審、相互間矛盾較深及家庭變故罪犯的排查，并嚴格落實包夾控制措施，嚴防脫管失控。對危重人物，堅持進行正面教育疏導，幫助他們解決改造中遇到的各類問題和困難，促使他們放下包袱、端正態度、老實改造。

三、準確有效的信息是偵查工作開展的重要保障

“預防為主，防破結合，及時發現，迅速破案”是獄內偵查工作的基本方針，在工作實踐中，要正確方'案,范'文'庫歡,迎您1采 集理解`方案范#文.庫整-理^這一工作方針，突出工作重點。當前情況;方案'范文,庫.為您.搜集-整理/下，獄內偵查的重點應該是抓敵情調研，及時了解犯情動態，掌握敵情動向，立足于超前防范。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隨著押犯構成的日益復

雜，罪犯違規違紀行為的日益隱蔽，這就決定了當前偵查工作的一個難點是，從罪犯身上獲取準確情報的難度增大。罪犯不會自覺和主動提供和反映情況;方案'范文,庫.為您.搜集-整理/，自我保護意識增強。在這里我要突出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積極開展坦白檢舉活動。平時注重發動罪犯，通過入監新犯的坦白檢舉、集中坦白檢舉、設立檢舉箱、罪犯改造中隨時坦白檢舉等形式，進行深入排查，掌控發現線索。同時，監獄派員分赴各押犯單位組織罪犯開展坦白檢舉，調查問卷等活動，搜集有關線索和信息。二是靈活使用耳目。用罪犯去接近罪犯能獲取大量的有效信息。注重加強耳目建設，強化教育管理，嚴把質量關，每季度對獄內耳目進行一次嚴格的檢查考核，及時兌現獎勵，提高其積極性。同時，要靈活掌握政策，對確實愿意為我工作，反映問題屬實的罪犯，可以在原則范圍內，在給予行政獎勵、獎分的同時，給予物質獎勵或其他要求，真正調動其積極性、主動性。

四、物也就是科技的因素

偵查工作是一項專業性強、科技含量很高的業務工作，隨著罪犯反改造、反偵查能力'方案范文.庫.整理~的提高，僅僅依靠我們人的智慧是遠遠不夠的，獲取有效證據和現場信息難是案子久偵不破、違紀難查的重要原因，無法及時掌握罪犯違法違紀的有力證據。因此我們就需要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偵查工作的科技含量，比如我們監獄設置的監控和即將投入使用的親情電話智能系統，有效彌補偵查工

作中的不足，及時預防突發案件的發生，提高破案率，維護監獄的安全穩定。隨著監管條件的進一步好轉，監獄各項防范措施更加嚴密，文明管理程度大幅提高，獄內發案率明顯下降，但是我們不能大意，作為監獄偵查人員，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監獄安全隱患依然大量存在，我們要不斷的提高偵查人員素質，進一步強化“防、控、疏、戒”偵查偵破職能，為創造一個更加和諧優美、安全穩定的監管改造工作環境而努力。

第五篇：職務犯罪偵查機制研究

職務犯罪偵查機制研究

呂德贊

職務犯罪是一種較為特殊的犯罪，它是一種國家公職人員或其他受委托從事公務的人員不履行職務、不正確履行職務、濫用職權或逾越職權，嚴重危害國家機關正常運作的犯罪行為。職務犯罪的外表現形式為貪污、受賄、瀆職等，其本質是公權力的腐敗、異化。職務犯罪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直接危害一國政權的核心，導致某一政權的覆亡（或現代所謂的執政黨更替）。我國政府歷來都嚴厲打擊職務犯罪，但在1949年10月至1979年這期間，打擊職務犯罪沒有制度化、法制化，而靠政治運動來打擊職務犯罪。1979年，我國頒布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行為，并確定由檢察機關負責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我國打擊職務犯罪才步入法制化的軌道。

檢察機關通過對職務犯罪的偵查，嚴厲地打擊了職務犯罪，而經過二十多年的摸索、發展，我國也初步完善了職務犯罪偵查機制。現行的職務犯罪偵查機制雖然在打擊職務犯罪過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現行的職務犯罪偵查機制是在政治、經濟體制急劇轉軌時建立的，職務犯罪偵查機制存在各種缺陷，跟不上時代轉軌的步伐，特別是跟不上我國法制、法治發展的步伐，導致打擊職務犯罪出現不太理想的情況，還不能有效遏制職務犯罪的發生。通過多年的職務犯罪偵查實踐及理論研究，筆者認為我國現行職務犯罪偵查機制存在如下問題：

1隨著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刑事訴訟中的證據規則日漸完善，而法律所規定的職務犯罪的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卻依然很落后、有限，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制約職務犯罪的偵查取證工作。我國于1979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和于1996年修正的《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訴訟證據規則規定都比較簡單，但是1996年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1），并由此引申出了罪疑從無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限制、規范偵查機關取證手段、取證方法的訴訟規則、證據規則。而隨著司法實踐的發展及保護人權觀念的不斷強化，一些尚未被規則、法理觀念也被用于指導司法實踐，如沉默權規則、毒樹之果規則等，也漸漸被融入司法實踐中。從積極的角度來說，這些規則推動了我國法治的發展，促進司法的文明化。但是，相對于訴訟規則、證據規則的不斷發展而言，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賦予偵查機關的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和修正前的《刑事訴訟法》相比，并沒有任何的發展。我國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社會、經濟都有了極大的發展，而犯罪的表現形式、方法、手段而日趨復雜化，職務犯罪發案就更隱蔽，作案手段更狡猾，在社會各方面都已得到發展，特別是證據規則日漸完善的情況下，偵查機關的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卻沒有同步，職務犯罪的偵查取證工作變得更加困難，不利于打擊職務犯罪。

2我國刑事司法制度朝強化保護犯罪嫌疑人權利和完善辯護制度的方向發展，進一步制約了偵查權，職務犯罪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在沒有獲得同步發展的情況下，制約偵查權有可能會變成制約打擊職務犯罪。據有關學者透露，我國刑事訴訟法新一輪的修改已正式啟動，而修改刑事訴訟法實質是一項刑事司（1）在刑事訴訟法修正時，在學界和司法實踐中，對于《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一規定是否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是存在爭議的，但經過多年的司法實踐后，主流的觀點都認為這一規定是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

法改革，而改革偵查程序的兩條主線已經勾勒出來，一是通過強化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及擴大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訴訟職能，制約偵查權；二是強化法官或檢

（2）察官對偵查活動的司法審查權或法律監督權，制約偵查權。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及完善辯護制度的確是非常重要，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是否得到保障及保障的程度甚至是一國法治水平的標志，保護被害人及社會公共也同樣重要，嚴格依法打擊犯罪也是保護人權。因此，在強化保護犯罪嫌疑人權利、完善辯護制度的情況下，擴大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權利，如訊問犯罪疑人時必須有律師在埸、連續訊問不得超過一定時限等，如果我們還固守原來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那么在偵查中就很取得合法、得有效的證據。職務犯罪的隱蔽性特點在強化保護犯罪嫌疑人權利、完善辯護制度情況下會顯得更突出，取證工作的難度會更大。出現這種困境，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強化保護犯罪嫌疑人權利、完善辯護制度，而其根源是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沒有獲得同步發展。在合法的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沒有得到發展的情況下，偵查機關在查辦復雜的職務犯罪時，難以以現有合法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取證時，可能會陷入是兩難的困境，要么放棄案件，要么使用不合法的方法、手段、措施來獲取證據。這兩種選擇都是有害的。

3偵查職務犯罪的保密性要求與現行落后的合法的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現行職務犯罪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難以實現偵查職務犯罪的保密性要求，妨礙了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順利進行。職務犯罪與其他類型的刑事犯罪相比較，具有隱蔽性、作案現場不留證據、犯罪證據由犯罪嫌疑人或與其有利害關系的人所控制、知情人與犯罪嫌疑人有密切利害關系等，犯罪嫌疑人在獲知偵查機關對其犯罪進行調查時，往往出現串供、銷毀證據、指使證人作偽證等情況，嚴重妨礙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在以現有合法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對職務犯罪進行初查、偵查時，檢察機關往往要通過向有關的單位、機構、個人調取證據，這就很難以使案件的偵查情況，特別是案件初查線索得到保密。如本院在接到舉報某局長受賄、巨型財產來源不明的線索后，除調查權錢交易可能的基礎性事實外，還要調查被舉報人的財產關況，向有關知情人收集被舉報人受賄的證據等，以現行合法的手段、措施、技術、方法作上述調查、偵查，必須交由其他單位、機構的人員協助經辦，非偵查機關的其他人員就會接觸到有關案件事實，導致每個環節都有泄密的可能。

4現行合法的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的落后加劇了本來已非常嚴重的口供主義偵查模式，在引入沉默權規則呼聲日漸高漲，而犯罪嫌疑人拒絕供認犯罪的情況下，偵查機關往往束手無策，難以有效地取得職務犯罪的證據。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重證據，不輕信口供”的證據規則，但是現行的偵查機制、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卻以引導，甚至把偵查機關推向獲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3）偵查方向。在職務犯罪偵查的司法實踐，偵查機關把偵查的重點放在訊問犯罪

嫌疑人，以訊問犯罪嫌疑人作為突破案件最重要的手段、方法。由于連續訊問犯罪嫌疑人有法定的時間限制，碰到拒絕供認犯罪事實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往往面臨放棄與否的困境，放棄案件可能使犯罪嫌疑人逃出法網，繼續訊問下去，則違法了。因此，現行合法的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及口供主義偵查模式（2）

（3）郝宏奎：《偵查訊問改革與發展構想》，《法學》2004年第10期。在廣東省法官協會、廣東省檢察學會、廣東省警察學會、廣東省律師協會于2004年16、17日舉辦的“刑事訴訟中當事人合法權益保護問題研討會”上，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法學家陳瑞華認為，我國現行的偵查體制、證明標準使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以獲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為最重要的偵查任務，是導致刑訊逼供的根源。

已使職務犯罪偵查走入了一條死胡同，遲早無路可走，不改進現行偵查手段、措施、技術、方法，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將無所作為。

5職務犯罪與從其衍生出來的犯罪案件管轄權的割裂，難以保障職務犯罪偵查機關順利、高效地偵查取證，不利于有效打擊職務犯罪。職務犯罪一般不會單獨發生的，伴隨職務犯罪的往往還還有其他犯罪行為，這些犯罪行為主要是為了掩蔽職務犯罪行為、轉移職務犯罪所得贓款贓物等。如貪污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往往會自己或指使他人銷毀會計憑證、資料；受賄犯罪嫌疑人也會自己或通過他人轉移贓款贓物等，這些行為也構成犯罪，但這些案件的偵查由公安負責管轄而非由負責偵查職務犯罪的檢察機關負責管轄。檢察機關在偵查職務犯罪過程中如果發現職務犯罪嫌疑人或其他人員有銷毀會計資料憑證、轉移贓款等涉嫌犯罪的行為，雖可以移交公安機關立案或通過法律程序監督公安機關立案，但所有偵查取證工作實際上由檢察機關完成，更重要的是，假手公安機關對這些相關案件的偵查既影響檢察機關對有關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效率，又不利于檢察機關對整個案件情況的有效控制。如我院在過去幾年偵查的中保公司開平支公司經理勞某等貪污案、開平市社保局原局長梁某等人貪污案、開平市康源醫藥公司原經理方某等人貪污案等案件，都存在犯罪嫌疑人將會計資料銷毀的情況，但公安機關都沒有對銷毀會計資料的行為進行立案偵查。正是由于這種管轄權安排的不當，一方面導致了對銷毀會計資料等與職務犯罪有關的犯罪行為打擊不力，另一方面也妨礙了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的偵查取證。

6對妨礙職務犯罪偵查取證行為缺乏合法的臨時行政處置措施，導致偵查機關面對這些行為時束手無策，妨礙了偵查取證工作的順利進行。筆者在偵查工作中，碰到過犯罪嫌疑人撕毀筆錄、案件知情人拒絕作證并拒絕交出有關證據的情況，在缺乏法定手段的情況下，檢察機關往往對這些行為無可奈何，這只會助長犯罪嫌疑人的囂張氣焰，不利于打擊職務犯罪。

7對負有提供證據義務的機構及個人拒不履行或延遲履行義務時的法律責任的缺位，也妨礙了職務犯罪偵查取證工作。《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規定雖然偵查機關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證據，也規定了偽造證據、隱匿證據、毀滅證據要負法律責任，但應負何種具體責任，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雖然在偵查工作中，膽敢偽造證據、隱匿證據、毀滅證據的情況極少出現，但是借故延遲履行提供證據義務或提供證據的過程中向有關人員泄露案情的情況卻時有發生，對這些行為缺乏規制，會嚴重影響職務犯罪的偵查取證工作。

除上述問題外，我國現行的職務犯罪偵查體制還存在檢察機關在偵查職務犯罪過程中要向地方黨委政法委匯報案情、職務犯罪偵查機關所具有法定強制措施權力不完整、沒有通緝權、沒有偵查實驗權等等不利于對職務犯罪進行有效偵查的問題。總的來說，我國現行職務犯罪偵查體制既不利有效保護人權、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也不適應打擊職務犯罪、建設廉潔社會的時代要求。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因為正是這種有缺陷的偵查構造，才導致偵查機構失去提高偵查人員素質、改善偵查裝備和改進偵查技術的動機，而將犯罪嫌疑的口供視為收集有罪證據的最佳途徑；也正是這種偵查構造，才使得那種有罪推定、口供主義的傳

（4）統法律觀念有其存在的制度土壤。”因此，我國在修改刑事訴訟法過程中，有

必要借鑒西方國家及香港、新加坡成熟的反腐敗制度，改革現行職務犯罪偵查體制，建立能有效打擊職務犯罪的偵查體制。（4）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33頁。

我國未來應建立的職務犯罪偵查機制模式

筆者認為，保護人權和確保偵查機關能合法有效地對犯罪進行偵查取證是我國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內容、主線，這二者的共同內容是要杜絕刑訊逼供、杜絕冤假錯案。要有效打擊職務犯罪、防范刑訊逼供、防止出現冤假錯案，應對我國職務犯罪偵查機制進行下改革：

1建立職務犯罪特別偵查制度，允許在偵查職務犯罪中使各種現代偵查技術。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都是在“文革”后建立的，因為受“文革”**的影響，我國立法機關對賦予檢察機關在偵查職務犯罪中使用技術偵查措施抱有戒心，擔心這些技術偵查措施會不當運用，會影響黨的團結，所以，在立法中一直沒賦予檢察機關在偵查職務犯罪中使用技術偵查措施的權力。如彭真就主張“黨內一律不準搞偵聽、搞技術偵查。這是黨中央決定的，是黨中央多年來堅持的規定。在這個問題上，敵我、內外界限要分明，不能混淆。如果允許在黨內使用此類偵查手段，此例一開，影響所及，勢必損害同志關系，損害黨內民主團結和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并且會被陰謀家、野心家和幫派分子用來為非作歹，這對共產主義

（5）事業是很不利的。”這種觀念混淆了政治活動與司法活動的界限，甚至把這兩

種不同性質的行為混為一體，把打擊職務犯罪視同政治斗爭的工具，這種觀念是非常有害。在這種觀念指引下，不僅不利于我國打擊職務犯罪、懲治腐敗，也不利于我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相反，正是由于職務犯罪等腐敗犯罪不斷腐蝕著黨的執政基礎，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制約，可能使職務犯罪由小疾變成大患，終究可能危害全社會。因此，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出現了各種新問題、新情況，職務犯罪朝復雜性、隱蔽性、多樣性發展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拋棄過時的、不合時宜的觀念，建立職務犯罪特別偵查制度，賦予檢察機關在偵查職務犯罪中可以使用各種現代技術偵查措施的權力。

特別偵查制度應包括在西方國家廣泛應用的誘惑偵查制度、臥底偵查制度等，現代技術偵查措施應包括竊聽、電子監控、秘密錄音錄像等。職務犯罪，特別是賄賂犯罪的隱蔽性特別強，以偵查普通犯罪的技術、方法、措施來偵查這類案件是很取證破案的。西方國家、我國的香港地區就常用誘惑偵查制度、臥底偵查及使用竊聽、電子監控、秘密錄音錄的手段偵查貪污賄賂犯罪，如美國聯邦調查局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芝加哥開展的“銀鍬行動”就是通過派臥底、使用誘惑偵查的手段，共錄下1100合錄音錄像作為證據，把六名市議員、十二名官員送

（6）進行監獄。香港廉政公署在偵查香港房屋署總屋宇裝備工程師陳裘大受賄一案中，廉署搜集證據時，曾跟蹤監視陳裘大達9個月，秘密在陳裘大的辦公室安裝偷拍儀器，偷拍得陳在辦公室“數銀紙”，成功指控陳裘大受賄三百萬港幣，陳最

（7）終被判刑七年。在西方國家和香港，所有影響巨大的貪污賄賂案件都是通過派

臥底、使用誘惑偵查及秘密錄音錄像來破案的，更有媒體報導，香港廉政公署反

（8）貪臥底專破大案，成功率100％。由此可見臥底、使用誘惑偵查等特別偵查制

度及秘密錄音錄像等技術偵查措施的巨大威力。

我國職務犯罪的現狀是職務犯罪還是較為嚴重，特別是賄賂犯罪較為突出，社會各界對賄賂犯罪反映十分強烈，但我國檢察機關所偵破的職務犯罪中，賄賂犯罪所占比例并不高，這顯然同職務犯罪的發案現狀不相稱的。檢察機關對會賄（5）彭真：《在中央政法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要點》，載《論新中國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頁。

（6）樊弓：《銀鍬行動 －－美國反腐敗見聞》。

（7）《香港商報》(2004年1月16日)。

（8）《環球時報》〔20040102 第12版〕。

賂犯罪的手段也相當有限，在行賄人和受賄人都拒絕供認犯罪行為的情況下，往往束手無策。檢察機關陷入這種被動局面是由于檢察機關所擁有的偵查手段太有限所造成的。因此，要改變這種被動的局面，有力打擊賄賂等職務犯罪，賦予檢察機關使用臥底、使用誘惑偵查等特別偵查制度及秘密錄音錄像等技術偵查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檢察機關有了這些有力的武器，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嚴禁刑訊逼供、完善辯護制度等證據規則、訴訟規則再也不是什么有爭議的東西，而沉默權、嚴禁刑訊逼供證據規則也不會成為檢察機關打擊職務犯罪的拌腳石。使用臥底、使用誘惑偵查等特別偵查制度及秘密錄音錄像等偵查手段，也使偵查工作的保密性得到加強，檢察機關偵查工作的重心也會由訊問犯罪嫌疑人轉為立案前秘密取得能直接證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證據，察機關打擊職務犯罪的效率將會得到很大的提高。當然，使用特別偵查制度和使用技術偵查措施都應受嚴密監督，否則會出現不當使用的情況，甚至會出現 “縱虎驅狼”的情況。因此，必須加大對偵查機關的監督力度，特別是加強司法審查的力度和公眾媒體人監督，防范偵查機關濫用特別偵查制度和使用技術偵查措施。

2改革現行的案件管轄制度，將一切職務犯罪及從職務犯罪衍生出來的犯罪的偵查工作都交由檢察機關管轄。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是在社會、經濟急速轉軌過程中制定出來的，不僅出臺時機佳，立法指導思想仍然受意識形態的束縛，而且修正刑事訴訟法并沒有經過充分的論證，缺陷較多，其中之一是按發案單位所有制的不同人為貪污受賄和職務侵占、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等；其二是把職務犯罪與從職務犯罪衍生出來的其他犯罪的偵查管轄人為割裂，分別由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負責管轄。這種管轄制度按排，不利于檢察機關完整收集職務犯罪的所有證據，不利于檢察機關提高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效率。因為銷毀會計資料、轉移贓款贓物（洗錢）等違法犯罪行為往往是貪污受賄等犯罪的后續動作，這些行為除了本身是犯罪外，更重要的還是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的證據。既然檢察機關負責偵查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作為重要證據的銷毀會計資料、轉移贓款贓物（洗錢）等違法犯罪行為的管轄是沒任何理由完全公安機關負責管轄。對于這種由其他犯罪衍生出來的犯罪，應按其主罪來確定管轄，如果是因為貪污受賄而從事銷毀會計資料、轉移贓款贓物（洗錢）等違法犯罪行為的，那么，這些犯罪應由檢察機關管轄；如果是由商業欺詐類犯罪、偷稅類犯罪、毒品類犯罪而銷毀會計資料、轉移贓款贓物（洗錢）等違法犯罪行為，那么，這些犯罪應由公安機關負責偵查。只有實施這種靈活的管轄制度，才能高效地打擊犯罪。

3建立負有提供證據義務、為職務犯罪偵查機構提供協助義務的機構及個人法律責任制度，包括應如實提供證據的義務、保密的義務等，拒不履行這些義務則應承擔刑事責任。偵查職務犯罪工作就是收集職務犯罪的證據，無法收集證據就是無打擊犯罪。檢察機關偵查職務犯罪必須由相關機構和個人提供協助、證據，包括發案單位及該單位有關人員的協助。如前文所提到的香港廉政公署偵破的陳裘大一案，香港廉政公署就是在獲得發案單位香港房屋署的協助，經房屋署署長苗學禮的“同意”后，在陳裘大的辦公室安裝秘密錄像設備，拍錄得陳裘大受賄的證據。在此案中，香港廉政公署如果沒有房屋署的協助、房屋署署長苗學禮等人不履行保密義務，就很偵破陳裘大一案。要有力打擊職務犯罪，我國很有必要借鑒香港這一偵查制度。

4賦予檢察機關處理妨礙職務偵查工作行為的行政處置權及拘留、逮捕執行權和通緝權等，雖然這些權力對偵查職務犯罪工作影響不大，但還是很有必要的，它們實際上是完整職務犯罪偵查權中的必要組成部分。拘留、逮捕和通緝屬于偵

查行為，刑事訴訟法規定得很清楚，既然檢察機關負責偵查職務犯罪，又為何不賦予檢察機關拘留、逮捕權和通緝權呢？為何還要假手公安機關執行拘留、逮捕權和通緝呢？這于理于法都是講不通的。賦予檢察機關處理妨礙職務偵查工作行為的行政處置權，有利于檢察機關在偵查過程中靈活處理一些妨礙偵查工作的違法行為，有利于提高偵查工作的效率。

此外，還需要完善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障、加強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監督等，在此無需多作論述。總的來說，我國將來要建立的職務犯罪偵查體制，既要符合保障人權的要求，又要符合能有效打擊職務犯罪，建立清廉社會的的要求。